粮食经济论文范文1
〔关键词〕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 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 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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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 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 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 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 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 〔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 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0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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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经济论文范文2
粮食是国之根基,粮食宏观调控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其行为和成效必然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内涵目标、现状成效和问题、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评价、宏观调控的主客体利益博弈行为以及调控机制的优化和创新,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对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王雅鹏(2005)从粮食产业的弱质性来表达粮食补贴的必要性,他认为“对粮食补贴是粮食的特殊弱质性决定的。在粮食供求领域,由于粮食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需求弹性低且保持相对稳定使其供求难以平衡,表现为一系列弱质性特点。”程国强(2007)认为:“理论上,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实行市场的自由配置。但粮食比较特殊,是一种敏感性商品,具有价格传导的同步效应和放大效应,稍有闪失,可能引发市场的突发性波动。粮食问题若全部交给市场解决,可能风险较大,也不可行。”董运来,余建斌(2009)则对国外粮食宏观调控的经验进行了借鉴,认为,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的做法,完全可以为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选择。王秀清(1999)认为,在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限界,不能再依靠增加传统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背景下,必须设法依靠政策投入,促进农业规模经营。郑少锋(2002)、樊胜根(2010)通过对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应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建立完善的价格稳定机制,保障粮食安全。
粮食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该系统是否成功运行与相应的政策环境、调控手段和调控时机都有关系,并且系统中各不同的政策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多个政策是否能形成调控的合力还是互相存在着一定的抵消作用?许多关于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只关注个别政策是否存在好的效果,而对于总体政策效果研究则不够(例如:周应恒,2009;何蒲明等,2010;王世海,2011;都是从单个粮食政策对粮食市场均衡或者农民收入提高等角度来进行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中将粮食宏观调控看成一个大的系统,对整个系统产生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并对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行为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得出的结论当然更加可靠。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粮食产量 粮食零售价格指数 农业收入
一、导论及问题提出
研究粮食产量问题及影响因素，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和粮食单产、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灌溉面积、受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等个指标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李芝兰“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载《经济师》，2007年9期。谢杰“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 载《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9期。也有学者认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种粮与其它可行经济活动的比较收益。孙海清和王波(1999年)提出,在现实的经济体制、政策和资源条件下,农户收入已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
同时，学者们也发现即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外部冲击变量不仅包括粮食收入，还包括粮食本身价格、粮食生产投入品价格以及其它相关农产品的价格(种粮的机会成本)。其中,粮食本身价格又分粮食收购价格和粮食市场价格两种。这两种价格经过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如孙娅范、余海鹏(1999)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比较大。有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如方福平、王磊、廖西元(2005)采用滤波法分析得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粮食市场价格变化、种水稻的效益比较等因素对稻农的生产经营行为和单产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二、相关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中经专网。样本区间：1983～2005的年度数据。变量选择:Q=粮食产量(万吨)P=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Y=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元)
三、计量模型
1.建立模型及平稳性检验
(1)建立模型以及检验模型设定误差
①将粮食产量Q作为被解释变量，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及其五年内的滞后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及其一年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利用Eviews进行回归后，得：
(5422.223)(30.75698)(32.88820) (33.35154) (33.81285)(28.05541) (7.615387) (8.167393)
t=(5.199648)(-0.447621)(0.033697)(0.047498) (-0.112766)(4.455952) (2.081504) (-1.036706)
=0.919068 ＝0.867566F=17.84530DW=1.757462
初始模型建立明显大于样本容量的承受能力，但这里是要通过检验大致地剔除变量，保留对q最有影响的变量，结果明显是要保留p(-4)和y。新模型为：
②检验模型的是否有设定误差，使用拉姆齐一般性检验。
采用为无约束模型，检验结果为
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F0.95(2,19)=3.52，不拒绝H0:＝0，j=1,2，则表明不存在遗漏变量。
(2)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分别对被解释吧变量Q，解释变量P 和解释变量Y用ADF法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均为在一阶差分且滞后0阶的情况下平稳。
(3)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
对et 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知存在协整关系。非平稳的经济变量间有协整关系，说明相互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虽然在短期内会出现失衡，而可以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中得以维持实现。
2.建立长期模型，对于长期模型进行各种检验
(1)模型回归：
在Eviews中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1982.170) (17.76606) (0.882976)
t =（13.85441） （6.607951） （8.911169）
=0.897742 ＝0.884960 F=70.23338 DW=1.795753
(2)模型的检验和修正：
分别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模型皆通过。
由以上分析可知,长期模型为:
3.建立短期动态模型
(1)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回归后得：
(301.9145) (19.28072) (3.436398) (0.234064)
t = （-1.076067） (4.968146) (4.353207) (-3.429830)
＝0.823547 ＝0.785736 F=21.78040 DW=1.849260
et从特殊到一般检验发现et(-1)相对较好t值在5%下显著。
(2)对短期动态模型进行各种检验
分别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模型皆通过。由以上分析可知，短期误差修正模型为：
四、经济分析
由以上计量模型可知，长期粮食产量Q、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之间的计量模型为：
在短期，经过修正之后可得粮食产量Q、粮食零售价格指数P、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Y之间的计量模型为：
通过短期和长期的计量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年的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会对四年后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可以看出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的滞后效应非常强。从长期看，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四年后的粮食产量就会平均增加117.3973万吨。在短期，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四年后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量就会平均增加95.78942万吨。
第二：当年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的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会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产生显著影响。从长期看，当年的农民经营农业收入每增加一元，当年的粮食产量就会平均增加7.868349万吨。在短期，当年粮食零售价格指数的变化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当年的粮食产量的增长量就会平均增加14.95935万吨。
第三：在短期模型中，误差项ET（-1）的系数为-0.802799，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的修正量就越大，即系统存在误差修正机制。
五、政策建议
由以上对计量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存在严重的滞后效应、而农民收入则可以比较及时的影响当期的粮食产量。因此农民对于价格信息的反应较之于对收入信息的反应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价格作为指导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具有至关重要的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我国农民对价格信息的滞后反映会造成资源配置的盲目性，也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加强价格信息的传导机制，以及让农民更直观的意识到价格的重要性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从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有很强的管制和干涉，例如实行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但是在长期，价格因素还是会显著影响到农民的生产行为。因此我国制定农业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应该考虑到价格的时间滞后性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才能实现合理的农业产量，最终维护农民的利益和粮食市场的均衡。
参考文献:
[1]朱 文:“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因素分析”.《经济观察》，第7期.
[2]李芝兰，2007：“对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分析及对策选择”，《经济师》，第9期,2007
[3]谢 杰:“中国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经济问题探索》，第9期,2007
[4]马红波 褚庆全:“我国粮食生产波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7
[5]吴俊达 瞿 翔:“中国粮食增长的贡献因素分析及政策建议”，《当代论坛》，第10期,2007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4
一、粮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陈云正是把粮食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的问题，看作是人类得以生存，并从事一切“创造历史”的活动而予以高度重视的。他在谈到粮食问题时，阐述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
1、粮食问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5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关于粮食工作的讲话时指出：“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张，同农民的关系也就必然紧张。”①在1957年7、8月间关于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的讲话中，他又指出“粮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②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陈云把在土地上生产粮食也提到农民命根子的高度，这就指出了粮食问题在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③，陈云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粮食生产是任何其他物质生产所不能替代的，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中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要把它摆在全党和全国工作大局中来思考和谋划。同时，在具体工作中，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和种粮农民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护好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2、粮食是其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基础。陈云在1960年11月24日、25日、29日谈到《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讲话时强调：“根本问题是粮食。粮多，其他农产品才能多起来，轻工业品也就多了，吃穿用就可以松动些了。”④“稳定粮田在大粮食观点中，仍是一个要点。”⑤
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吃饭、穿衣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而吃、穿的基础在农业，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粮食生产又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农村各业中，粮食生产无疑是基础，是根本，只有把这个基础产业抓紧抓好了，并确保粮田的稳中有增，确保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这样农村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才有牢靠的根基。
3、粮价稳定，物价才能稳定。陈云于1951年6月13日在给黄克诚、王首道并中南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粮价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关键》一封电报中，针对建国初期粮食供应偏紧的状况，指出：“粮价稳定是一切稳定的关键，此关一破，有全局难收之险。”⑥他在1957年7、8月关于《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的讲话中，又指出：“粮食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保证物价稳定绝不可少的东西。物价稳定靠什么？头一个就是粮价稳定，第二个是有衣服穿。吃饭、穿衣这两样稳定了，老百姓就说物价稳定了。如果粮食价格不能稳定，粮食发生动摇，那么整个物价就动摇了；如果粮食动摇了，整个五年计划建设就会动摇。所以，粮食是稳定物价最重要的一种物资，是经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物资，没有粮食就不能建设。”⑦
陈云在论述物价稳定和粮价稳定的关系时，把粮价稳定问题放在基础环节，认为如粮价不稳，“此关一破，有全局难收之险。”把粮食价格的稳不稳，提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这是陈云的高明之处。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抓住了吃饭穿衣这两件大事，就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大的乱子就不会出。即使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吃饭穿衣问题依然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发生问题，就会影响全局，就会影响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最终结果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陈云的这个论述，提醒我们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不管国民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在粮食问题上，任何忽视和轻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有害的、错误的。
4、“我是忙吃饭穿衣这一事情的”。陈云在1957年9月11日《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一文中深情地说：“对农业生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吃饭穿衣问题。同志们知道我是管这一套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⑧陈云在这里说得多么坦诚和动情，他是把粮食和农业生产看得很重很重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一种对人民事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民生、民本思想。
二、对粮食问题始终要保持清醒认识
1955年5月下旬，陈云在苏州调查时曾同该市主要负责同志作了三次谈话，其别讲到：“粮食问题的紧张情况在15年到20年内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因为粮食增产赶不上需要的增长。所以，在20年内我们的工作是离不开粮食问题的。农村的一切工作，不论是生产、互助合作、党的建设都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谁想带着一副白手套企图不沾染粮食问题而去进行农村各项工作，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⑨
这一段论述重点包涵三点意思：
1、相当一个时期，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陈云曾指出，在农业生产方面，我国不是苏联、美国型的国家，他们地多人少，而我们是地少人多，除去内蒙古、新疆、、青海以外，全国人口的94%，只占有全国40%的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化肥使用量不高，加上洪涝灾害较为严重等因素，因此尽管解放后，我们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从总体上看粮食供应始终是偏紧的、不宽裕的。就是在现阶段，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国的粮食总产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我国人多地少、科学种田水平不高这个实际状况出发，我们仍然不能轻言粮食生产已经过关。陈云判断的“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仍然没有过时。
2、党的建设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在计划经济年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全党办农业、全党抓粮食始终是党的中心工作之一。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有何必要强调党的建设要围绕粮食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答案也是肯定的。这自然不是要党的各级组织都去抓农业和粮食问题，而是强调各级党组织都要关心、了解农业生产、粮食生产的大势，都要十分注意这个关系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人的生存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粮食生产问题。可以说，这样的要求和提醒是十分必要的。
3、农村工作者如果不关心粮食问题，就要犯错误。农村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粮食生产是涉及全局的、基础的、根本的。如前所述，一旦粮食紧张或紧缺，就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粮食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是重中之重。作为一个农村工作者，即农村各级干部，没有任何理由不关心、不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问题。即使并不直接分管和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方面的工作，所有农村干部都不能不去关心它、重视它。这就是陈云强调的基于粮食问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果农村工作者对它漠然视之，则就要犯严重错误。
4、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挑战，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初期，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我国徘徊多年的粮食产量实现了新的突破，即全国粮食总产从1978年的3000亿公斤，到1984年就跨上了4000亿公斤这个台阶，商品粮从500亿公斤增加到1000亿公斤，商品率从20%提高到30%以上。这说明只要制定和实施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粮食生产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些年来粮食生产受到了市场化和价值规律的挑战。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有关经济政策及其经济行为，又将农民从种植粮食引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引向发展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农民在比较低的合同收购价格导向下，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有所下降。这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几次出现粮食总产徘徊不前的状况。正如陈云所预料的，“相当一个时期粮食的紧张状况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粮食生产尽管是基础产业，但它又是效益不高的产业，所以种植粮食的政策和扶持力度稍显不足，或基本粮田保护不当，农民就会给我们上课，上粮食产量波动的课，这方面的教训是我们要永远记取的。
三、抓紧粮食生产的基本思路
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为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有所作为的原则，指导当前和今后的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
1、要统一对粮食问题的认识。目前，我国农村的基本状况是：劳动者数量偏多，素质较差，急需提高；传统工具、传统技术和现代工具，少数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并存；耕地面积乃至粮田面积仍在减少，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等，由此反映在粮食生产上往往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所有这一切，都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是一个大国，有13亿人口，决定了粮食必须要依靠自己解决，一旦粮食紧缺，要想依赖进口，则是很不现实的。我们要始终牢记陈云关于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粮食是关键的思想，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在粮食安全这一事关人民生活安全、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决不能掉以轻心。为此，我们必须要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决不能因为农村形势的好转，而忽视了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和物质投入。此外，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要继续妥善处理好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及其他各业的关系；在农业内部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关系，要把抓好粮食生产，始终放到整个农村工作的全局中加以决策。
2、要落实粮食增产措施。陈云对如何实现粮食增产有一系列论述，从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细、很实，讲得很具体、很透彻。这为我们讲科学、讲实效提供了范例，也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很好的方法。用什么办法增产粮食呢？陈云在1957年9月11日《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陈云指出：“第一个想到的是养猪积肥，即养猪积粪，积粪肥田，肥田增产，增产又可以增加饲料。第二是水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见效的。第三个是开荒。中国荒地开始说有5亿亩，后来说有12亿亩，到现在落实的只有8亿亩，其中能开的有4亿亩，还有4亿亩还不好开。所以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化学，一条是水利。”⑩陈云谈到的上述一些问题，例如：开垦荒地问题，水利建设问题，增加化肥供应量问题等，就我国大多数省区来说，至今仍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尤其是农村工作部门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3、要采取的若干扶持政策。根据党中央关于“必须全力促进农业生产不停滞不滑坡”的指示精神和陈云有关粮食问题的论述，当前在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中：一是要采取措施增加农业投入。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现代化，保持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不较大幅度地增加农业投入，不明显改善农业的物质基础，是难以达到的。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决非当年投入就能够奏效。为此，国家应逐步提高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的比重，同时也要把农用工业发展提到重要位置，进一步提高农机、农化工业的发展水平。二是要切实加强农业科技工作。要重视提高粮食产量的研究，又要注重提高粮食品质的研究。例如，如何提高育种、植保、排灌等技术水平；要从研究产中，延伸到产前、产后、深度加工和增产增值等各个方面；要从单项研究转向科研、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结合。此外，还要关心农业科技队伍建设。对现有的农科人员，要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业务培训，更新知识，使之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安心做好本职工作。三是要确保基本粮田面积。近些年，随着各省区市乃至乡镇工业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全国基本粮田面积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耕地和粮田面积的下滑，制止耕地利用方面的浪费现象。并通过有计划地开垦荒地和围海造田，使可耕地面积能逐年有所增加。四是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直接补贴力度。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必须加大补贴力度。近年来，国家对粮食生产实行了直接补贴，受到广大种粮农民的欢迎。这项利农惠农政策应当继续执行。今后重点是要提高对规模化商品粮生产专业大户的补贴标准，同时这种补贴应坚持直接补给种粮农民，以提高粮食的产出率和商品率。五是要动员各行各业、城市各个部门都来关心农业，关心粮食生产，营造全党重视、全社会关心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陈云有关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指示，确保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
注释：
①②⑥《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87、186、257页。
③《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5
关键词 粮食；粮食安全；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五、研究展望
粮食经济论文范文6
粮食文化力是一个新的命题，是基于“粮食”、“文化”和“生产力”、“软实力”而合成的一个概念。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怀特说：“术语是重要的，语言是思维的渠道和工具。某些词语把我们引入绝境，另一些则把我们引上康庄大道。”因此，对粮食文化力的认识，有必要进行理论渊源分析，从软实力、硬实力、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以及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精神生产力等的辨析中来把握。“软实力”最初是由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他的定义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的能力”，是着眼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来说的。他明确指出了软实力的基本内涵，是影响外界的能力，是基于影响他人并通过他人的外部作用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此相对应，一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强制力便是“硬实力”了。
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构成了一国的综合国力。“生产力”也称“社会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马克思发展了生产力理论，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质生产力指人类在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而精神生产力是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文化生产力是指文化作为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所蕴含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力，简言之是指文化产品创意和产品生产流通领域中创造价值的能力”。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国家文化软实力则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等内容”。
“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是基于生产内容提出的，“软实力”与“硬实力”是基于竞争方式界定的，而“文化生产力”与“文化软实力”则是从文化经济的角度出发的。粮食文化力是粮食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和精神作用能力的总和，可分为粮食文化生产力和粮食文化软实力。粮食文化生产力是人们生产和传播粮神产品的现实力量；而粮食文化软实力则是粮食的价值观、伦理、制度、模式等在社会互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外界的现实力量。粮食文化生产力是“文化的经济化”，使文化具有经济功能和经济效益；粮食文化软实力是“经济的文化化”，使文化要素成为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对文化力的研究，反映了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点。需要说明的是，粮食物质生产力即人类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储藏等的现实力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发展粮食文化生产力，弘扬和传播粮食文化
生产力是社会文化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具有现实性、知识性和整体性。
依托工业化管理和高科技的印刷、传媒技术的支撑，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力十分强大。粮食文化生产力则是现实地运用于粮食文化产品生产的那一部分社会文化生产力，这就是粮食文化生产力的现实性。它的实践意义在于，从粮食部门的角度出发，助推粮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文化产品。
粮食知识是粮食文化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文化产业中的知识是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更重要的生产力因素。当然，这里的知识是指能够运用语言、文字、数字、图标等形式表达的显性知识。粮食文化生产力具有知识性，没有粮食知识的积累和利用，没有粮食知识的创新，就不会产生粮食文化生产力。粮食文化产品的质量如何，主要体现在粮食知识的科学水平上。
文化产品是精神内核与物质载体相结合的产品。粮食文化生产力是生产的技术、资本、分工、协作、管理等生产力因素系统发挥效用实现的，具有整体性。单纯的依靠某一生产力因素，是生产不出文化产品的。
粮食文化生产力的最终成果是以“粮食文化物质”或“文化产业产品”的形式实现的。这意味着发展粮食文化生产力，就要研究粮食文化产品的精神内容生产与物质载体生产相结合的特殊规定性，研究粮食文化如何进入到文化产业中去，粮食文化如何进入到文化事业中去。
首先是粮食思想、科技、制度等精神领域的生产，相当于“软件”生产。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文化产品的生产在工艺上具有普遍性，而在精神内容上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粮神生产是粮食社会科学、行政管理、教育科研等部门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之一。要通过粮食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经济伦理、制度模式等的创新，形成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时代审美的粮神文明成果。要不断挖掘优秀传统粮食文化，变“死的”文化资源为“活的”文化资本。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对高素质粮食人的培养是提升粮食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注重培养专业的“粮神生产者”，以提高粮神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能力。其次是书籍报刊、影视广播、演艺动漫等粮食文化物质载体的生产，相当于“硬件”生产。在文化物质生产上，体现着工艺、技术、工具、管理等工业生产的普遍规律。从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产业分类来看，文化部门主要指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部门。作为粮食行业部门，要站在国民经济整体性的高度，按照社会生产分工协作的原则，促使粮神产品更多地进入到这些“文化部门”的文化产品中去。要借助文化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运作输出粮食文化；要依托公益性的文化事业部门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传播。同时，还要依靠粮食部门自身的实力，兴办粮食文化产业，发展粮食文化事业。
三、提升粮食文化软实力，实现全民粮食文化自觉
人们的粮食实践活动，不仅产生了物质形态上的粮食物质产品，还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粮神产品。这些粮神在社会互动中所释放的现实的精神能量，形成了具有潜在性、导向性、外关性、意识形态性的粮食文化软实力。
粮食文化软实力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潜在的能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具有潜在性。文化的凝聚、规范、认知、教化、技术等诸多功能的发挥，是产生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动因。粮食文化精神产品凭借文化功能作用的发挥，引起社会关注、产生影响、发生效力，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文化软实力的主要内核是价值观，作为观念形态的粮食价值观对人们的粮食行为会产生导向作用。“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并在特定时代的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它就会表现为一种给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力量”。粮食文化软实力的导向性，在个人行为层面，主要是通过行为模式和价值规范来显现的；在社会运行层面，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等体制机制之中。
从实践的角度讲，文化软实力是见之于文化输出主体之外有利于主体目标实现的一种现实力量。文化输出主体的外部不发生反应，是产生不了文化软实力的，不能影响到外界的能力不是软实力。粮食文化软实力是通过粮食价值输出，产生认同和赢得支持，使外部自觉自愿地给力并产生效用的，具有外关性。如对节俭粮食文化观的传播，形成人人自觉节约粮食的社会风尚，就能实现社会粮食财富的增加，这就是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效应。
粮食文化软实力的意识形态性是文化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的具体体现。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文化软实力是文化特质刺激人的神经机能而作出的行为能力，是文化价值影响群体心理产生的精神效能。粮食文化软实力只有通过个人的感觉、知觉、意志、思维、记忆等心理机制作用才能得以实现；通过群体的道德、意志、智慧和主观能动性而发挥效能。
文化软实力按照作用力不同可细分为影响力、凝聚力和创造力。要发挥粮食文化软实力，必须遵循软实力的实现路径，采取不同的措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