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关注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五大变数
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处在大洗牌、大兼并、大调整和大转型之中。世界经济运行之中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特别是最近全球有五大动向构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五大变数，引起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第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救金融、救经济，近3年来一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是超发美钞，二是实行低利率，由此向全球转嫁危机，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货膨胀。
2008年，美国政府加印了8400亿美钞直接注入银行，通过救银行来救经济；去年年末，美国又超发6000亿美元的现钞，由于美国一直在偷偷加印美钞投放市场，加剧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一直在涨价。首先是石油涨价，价格超过100美元/每桶；黄金价格也在暴涨，突破1900美元/盎司；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上涨。这些都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关系。
现在全球出现两种发展态势，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进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特便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这类新兴经济体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应该说国际贸易论文，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全球都在呼吁和敦促美国尽快淡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欧盟国家爆发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盟许多国家出现政府高赤字的主权债务危机。首先从爱尔兰开始，然后是希腊，最后波及到西班牙、葡萄牙。欧盟国家一方面实行社会高福利，另一方面财政高赤字，政府负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这次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矛盾得以暴露和突显，使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企稳回升的过程中出现众多的变数和动荡。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回升的势头并不稳固，也有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深刻认识，保持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来规避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严防W型二次探底的危机。
第三，中东动乱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和涨价
近半年来，北非、南欧等中东国家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动乱事件。先是埃及，然后到突尼斯、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家都出现了动乱局面。深层次来分析这些动乱产生的原因，从外因上看，美国和北约实行空中管制和飞机轰炸的政策，加剧了国内的动乱局面。从内因上看，一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把权力世袭传承给儿子接班，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二是这些国家都是产油国，国家很富，但是两极分化很严重，贫富不均，年轻人就业很困难，贫困阶层人数很多。利比亚的反政府军规模就达到8万人，大多是就业难的年轻人和贫富分化中的穷人。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从而引发了社会动乱。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背景等文化因素，导致这些国家出现了中东动乱的局面。其后果是这些中东产油国的原油产量下降，特别是美国的轰炸，使石油管道和石油设施受到了大面积破坏，导致产油量急剧下降，以及全球石油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石油短缺，油价大幅度上涨。现在每桶石油价格已经突破115美元，创造了2007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由于全球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国际贸易论文，也给我国经济也造成很大的冲击核心期刊目录。我国55%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且还是第一石油消耗大国，国际油价上涨给国内带来了油价上涨的新压力。最近国内成品油价已上调了一次，汽、柴油每吨价格上涨300多元。如果中东战乱局势得不到平息和彻底解决，国际油价还会继续飘升。发改委还可能继续调高国内成品油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用油的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油价上涨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成品油涨价对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国内油价上涨与国际上中东动乱导致的石油短缺有直接的关系，也给国内扼制物价、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带来了新的变数和压力。
第四，日本大地震和核辐射灾难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3月11日，日本爆发9级大地震，地震海啸造成的损失很大，日本损失估计会达到4万亿美元以上，日本经济会减速低迷3-5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引发的核辐射灾难。日本是核电大国，全国共有55座核电站。核电发电占全国的30%以上。这次福岛4号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和管道泄露，6万多吨被污染的海水直接排放到太平洋当中，估计损失要延续20-30年。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很多国家拒绝进口日本产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海产品等，这方面的损失会更大。日本的核辐射还引发了全球核能结构的反思。由于核能是可再生的清洁性新能源，全球都在谋划核电站建设，曾经一度出现全球核能热。这次核辐射的灾难，使大家重新反思核电站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国已经全部叫停了正在筹建中的核电站，已经运转的核电站也加强了监管。所以，地震和核辐射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拖累和影响，也给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新的反思。
第五，“金砖五国”第三次峰会提出包容性增长
4月14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领导人在三亚举行第三次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的共同关注。这次“金砖五国”峰会在中国召开，增加了南非，由原来的四国扩大至五国，今后的队伍还将不断扩大，这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标志。由于“金砖”国家队伍的不断扩大，影响不断加深，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影响力是深远而巨大的。
第三次峰会提出了共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新兴国家加大联谊、加大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包容性增长就是资源共享，利益互补，任何一方的经济增长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包容性增长”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象征和形象，也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恪守的价值观。所谓“包容性增长”国际贸易论文，就是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包容。“包容性增长”的根本要求，就是经济增长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不以破坏环境、超耗资源为代价，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们新的执政理念传递到全球，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让这个新理念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是世界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走势。
以上五大变数证明，虽然后危机时代经济企稳回升是大趋势，但是并不平稳，其中忧喜参半，积极与消极并存，发展中充满了迂回、曲折和变化。我们要未雨绸缪、前瞻性地研究和把握这五大变数，把国内事情办好，抓住“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大好机遇，真正地把握战略机遇期和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期，站在时代的高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压力变动力，使中国经济在总量步入世界第二之后，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发挥更多和更大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2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对这些数据应用计算机技术、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等进行处理，就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可销售的数据产品，这种基于数字技术下的创新性信息使用方法，提高了决策者的决策效率及可信度，能够引起整个服务业和制造业本质性的改变。因此大数据蕴含着极高的经济和商业价值。对于大数据的概念，企业和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研究机构Gartner将大数据定义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将大数据定义为“由科学仪器、传感设备、互联网交易、电子邮件、音视频软件、网站点击流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多元化、复杂的、长期的分布式数据集”。麦肯锡认为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内用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合。当前对于大数据的特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Dumbill采用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3V”特点，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具备“4V”特点，在3V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性(Value)。
(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
(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
(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核心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KevinSystrom和Mike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3．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用和行业动态呈现出新趋势和特征:社会网络与社会计算、云计算、协同化软件与技术、新型电子市场与新型电子商务将转变企业运作和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关注点将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智能系统、数据库建模与设计、信息系统规划、开发方法等方面逐渐转移到以新概念、新技术实行的决策分析、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对于大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常态的经济中，要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我国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建设，调整培养方案，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以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基础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人才创业平台，营造人才创业环境，引导大数据人才创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全球数字技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了解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进，并为人才的流入做好政策支撑。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3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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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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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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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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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4
一、研究概况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专门研究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对象包括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发展观等;另一类则包涵在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之中。第一类，专门研究成果。这一类成果出现时间较晚，大部分都在2000年以后，且数量不多。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学术论文，还没有相关专著出版。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论文只有4篇;“陈云”并含“发展思想”的22篇;“陈云”并含“发展观”的95篇。另外，武汉大学王元璋教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史》中，有专门一章研究刘少奇、、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陈云部分有将近8000字的论述。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意义和启示以及比较研究等方面。如，张凤翱《陈云对新中国发展问题的四次重大思考》③，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④，房维中《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⑤，蒋永青《、陈云“一五”末期若干发展思路比较》⑥等。第二类，包涵于陈云经济思想研究之中的成果。由于经济发展思想本身内涵于经济思想之中，所以很多学者，尤其是较早期的学者，没有明确区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但是，从研究对象和结论来看，很多学者在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同时，已经研究了陈云的发展思想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并用或者混用了陈云经济思想和发展思想的概念。这一类研究实际开展时间较早，起步时间可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且成果颇丰。大约有超过一半的关于陈云经济思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都涉及到了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在已出版的近50部关于陈云研究的论著中，包括论文集和传记，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有30多部。截止2011年10月，CNKI检索主题“陈云”并含“经济”的学术论文有1650多篇，继续“在结果中检索”并含“发展”的学术论文，结果有710多篇。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具体方面，大致包括陈云关于经济发展的国情论思想研究、国力论思想研究、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对外经济关系思想研究、战略思想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专著和传记: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①;金冲及、陈群《陈云传》②;李成瑞、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③等;优秀的学术论文:多收集在纪念陈云诞辰周年的论文集中，主要有《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④;《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⑤;《缅怀陈云》⑥;《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⑦;《陈云与当代中国(第一辑)》⑧;《上海陈云研究》⑨两部等。此外，在一些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中，也有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瑏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瑏瑡;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瑏瑢;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瑏瑣等。从纵向角度来看，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980年11月、1982年4月，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1962年)卷和(1949－1956年)卷，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党内发行。“陈云研究的帷幕即从全党学习和宣传这两卷文稿开始。”瑏瑤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关梦觉《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初探———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札记》瑏瑥;王琢、黄菊波《国力论》瑏瑦等。1984年1月、7月和1986年6月，《陈云文选(1926－1949)》、《陈云文选(1949－1956)》、《陈云文选(1956－1985)》相继出版，陈云研究的材料得到大大丰富。
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什么是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是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只有两篇③，其中也都没有直接定义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学者较多的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④;第二，经济发展必须和资源环境相协调⑤;第三，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内部协调发展⑥;第四，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⑦。此外，还有学者论及: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⑧;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⑨;经济发展的速度要适度瑏瑠;利用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瑏瑡等。赵士刚在论及“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时，特别提出，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瑏瑢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很多学者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角度，阐述了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瑏瑣，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①。程恩福、程言君认为，陈云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陈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思想的萌芽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陈云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陈云的统筹兼顾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②有学者把陈云经济发展观的特征概括为: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③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王家云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陈云发展观中的十大关系，即强国与富民、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国营与私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与重点、中央与地方、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速度与效益及改革发展与稳定，提出学习领会陈云发展观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关于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
高度重视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有学者提出，陈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坚持从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思想。⑦有学者认为，一切从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贯穿在陈云经济思想的所有方面。⑨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四部分内容:一是陈云对国情的认识有哪些;二是农业发展问题;三是工业布局问题;四是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等。关于对国情的认识，一部分学者认为，陈云特别强调“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要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组织和安排社会主义建设。瑏瑠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分析和认识国情，要从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技术、生活、资源等方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状瑏瑡，要摸清摸准国情的各方面情况，研究的范围要广，瑏瑢以此作为制定国策的依据。概括起来，陈云对国情的认识主要有四点:我们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有很大比重;我们底子薄，起点低，安排人民生活的担子重;我们各地情况复杂，生产力分布不平衡。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5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着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着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着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
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6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文化;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
文化是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结晶,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特殊的抽象财富,文化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深刻的理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要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同时也要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强化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才能保障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新的进步。
一、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类型
(一)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明历史的精神结晶,是中国重要的基本文化内涵。传统文化丰富多样,不仅包含着中国的与汉字相关的文字文化,还包含着与中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习俗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些文化基因不仅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规范,同时也具有新时代赋予的新意义,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直接影响着中国的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具有强烈的民族判读与民族指引的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相关的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文化的显著特点,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包括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向胜指导。是中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改革等新的理论文化,也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也是指导中国国家宏观改革的具象性措施。
(三)西方的先进经济文化
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交流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也受到国外经济文化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国外的先进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还包括对于市场经济的阐述理论。其中对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意识、科学管理、法制精神、契约精神以及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建设都是中国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需要积极解决的问题,这些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国应该积极的学习以及恰当的吸收与发展,将西方的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经济文化。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我们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时,应该首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是独特领域的系统化知识理论框架,又是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在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文化建设时,一切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为根本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文化短板如不科学发展等进行选择性、技巧性的文化抉择与改造。是将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进行理论创新,建立属于中国特色文化的市场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经济规则,建立起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培养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人才、同时建设相关的法律环境以及市场规范准则,培养中国人的市场经济意识以及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同时针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主动的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还要积极的推进文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改革的协调同步,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步、同频进行,保障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要致力于建立起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乃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的科学文化体系,保障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克服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建设带了的负面消极影响,克服文化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市场经济建设不仅符合中国的文化需求与社会需求,同时可以保证其具有强大的发展生命力。同时对于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先进理论、先进思想、先进经济制度,我们应该进行有效准确的吸纳,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与世界同步,共同发展。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中国不断强大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坚持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积极选择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障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协调发展,也才能更好的应对国际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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