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中国范文1
关于“崛起”的概念本身，只要大家能理解“发展”的概念就应该很容易明白，问题在于周牧之教授有什么东西，需要一本书来表达？除非这个理由足够冠冕堂皇，或者实实在在地让人难以抗拒，否则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一叠铅字埋单，投入时间去阅读就更是一种浪费。
同样是讨论“中国崛起”的话题，但本书的着眼点却与其他言论有所不同:它不是独立地论述中国经济，而是力图描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经济;它以历史造就了现代中国的全新视角对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进行解析;它以专家的洞察力和学者的客观冷静提出了促进分配和再分配公平，营造成果共享的社会机制，社会结构向强劳工、强消费者型转型等问题;它不局限于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还探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如何适应日益深化的国际大分工大合作，探索与亚洲联动发展的崛起之路。它以丰富的素材描绘了中国社会大变革之迅猛，动荡之剧烈，力图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总体构图、时代脉搏和症结，剖析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机制，系统地提出了对社会经济改革的政策建议。
在绝大多数国人对于“崛起”还尚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或缺少理性思考时，本书却以新颖的写作手法，为普通民众补了一堂“中国崛起”课，这是极有意义的尝试。
当我们被国际上“中国”或“中国崩溃论”煽动得几近失去理智、整个社会浮躁不安时，本书在一旁冷静地呼吁我们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崛起”，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谨慎地巩固我们的发展方向，理智地守护我们辛苦创造的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论:崛起的机制与课题》就彰显了一分公民的责任，希望在隐约闪动，吸引着乐观而勇敢的人民不断向前。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2
崛起效应与“中国责任论”的提出
从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领导能力必然伴随着国际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要。在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实在的问题，是很难赢得尊重、获得认可的。21世纪初，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持续普遍关注，各种舆论焦点汇聚于此，五音杂论不绝于耳，古老的“新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
在众多的对华舆论中，“中国责任论”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声音。自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以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的一个时髦话题。霎时间，“中国责任论”迅速取代一度兴盛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纷纷向“大国责任”靠拢。“金融责任”、“人道主义责任”、“全球治理责任”、“国际安全责任”、“气候责任”、“汇率责任”、“债务责任”等各种责任的要求令人眼花缭乱，食品安全、气候变化、能源消耗、人道主义危机等众多世界难题似乎突然之间都变得和中国有关。在这纷繁复杂的责任清单中，既有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合理期待和困惑，也有外部世界根据自我中心逻辑而形成的误解和偏见，更不乏敌对势力别有用心的捧杀陷阱和阴谋设计。如何对待国际舆论中的“责任论”挑战已经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并将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进程。
其实，中国并不担心外部世界提出的责任要求，因为中国人历来责任心强，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可“不只问世界为你做些什么，而更要问你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显然都是一个乐于担负责任的大国，努力承担与自身国力、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只是由于中国一向做得多、说得少，再加之国际话语权缺失，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承担情况知之甚少。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来为中国规定责任内容，并以此为标准来看待中国的国际行为。符合其愿望的东西，他们会大加鼓励、积极诱导，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期望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一旦中国强调自身的特殊性时，他们就大为恼火，将中国视为“超级搭便车者”，数落中国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使中国处于道德上的尴尬境地。因此，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事项不仅在于继续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更应该将中国责任承担的状况、标准和限度传递给世界。
国际责任承担建构中国大国形象
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底承担了哪些国际责任呢?在政治层面，中国为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现有国际体系的激进革命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不再寻求通过世界革命另起炉灶，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自身发展。随着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国际条约、文件，并在履行国际法义务方面保持着良好记录。不仅如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遵循《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在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地区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中国主动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权威性，推动全球核裁军进程；积极斡旋，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出面调解一些国家的内部纷争，以缓解国际人道主义灾难。
在经济层面，中国崛起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和新的增长动力。一方面，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4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解决了占世界约21％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中国努力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的成就，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于改善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无疑是个福音，中国对世界资源和大宗商品的持续需求改变了初级产品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从属地位，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外汇收入因此而大大受益；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也为不少国家商品出口和增加就业提供了新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中国逐渐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提高。2009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贡献率超过50％，这是50年来发展中国家首次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中国还通过对外援助的形式来履行其作为大国的国际经济责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援助，甚至超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对于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进行了调整，突出了“平等互利、形式多样、注重实效、共同发展”的内容，不仅有利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达到了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截止到2010年，中国已经向亚洲、非洲、东欧、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16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受援国建成了近2000个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各类项目，约10万名各国官员及管理技术人员来华参加培训和研修，中国还共向7万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提供了政府奖学金。中国多次对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国家即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近6年来中国政府累计开展对外紧急救援行动近200次。2000年以来，中国先后5次宣布免除有关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已经与50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这些国家对华到期债务380笔，等等。所有这些都显示中国对发展问题的关切和对国际责任的担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所带来的杠杆效应还撬动了老牌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进而带动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中国还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道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使全球经济决策权更加平等和均衡。长期以来，美日欧是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它们的发展态势及相互间博弈关系决定了世界经济的基本图景。反映在决策机制上，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主导着世界经济事务的规则确立。然而，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西方主导的治理机制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既不能阻止世界经济的迅速恶化，更难以提供果断及时的危机应对方案，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双重质疑。正是在此背景下，具有更广泛代
表性的G20异军突出，适时从财政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迅速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论坛，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作为传统决策体制核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相继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2010年4月，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由44.06％提升至47.19％。同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也讨论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根据改革方案，发达国家的整体份额将降为57.7％，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则升至42.3％。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决策权的分配上，“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参与数量趋于均等，影响效力也更加均衡。
在价值层面，中国崛起为解决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进而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共处提供了重要启示。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等级结构当中，在外部面临着多样化的安全威胁，在内部则经受着工业化进程所释放出来的巨大复杂性的困扰。然而，正如张维为教授所言：“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对外输出战争、转移矛盾，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基本经验、政策思路对后发国家如何确定国内优先议程并处理外部经验和本土关怀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提出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重要理念，这对于回应诸如战争与和平、文明冲突、环境保护等当今世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方面也具有独特的影响力。
追寻未来之路
力量增长意味着责任承担，崛起中的中国无可避免地需要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既是外部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期望，也是中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世界上一些问题的出现或加剧就是由中国力量增长和利益拓展带来的，在全球市场的生产消费平衡、世界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等重大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同时，一些以前无关痛痒的国际问题如今却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中国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热点的当事者、冲突方。另一方面，西方主导的既有体制已现疲态，在解决传统安全议题上乏善可陈，在应对不断凸显的全球性挑战时同样难有成效。世界难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超越西方的自我中心思维和非此即彼的对抗性逻辑，寻求新的思路和办法。而中国由于其自然禀赋、国家能力和传统遗产在实现全球多元文明共存中能够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路径选择。
一定意义上说，承担国际责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分歧主要是承担哪些责任、怎么来承担，如何把握自我能力与他者期望的平衡。显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全民讨论的战略性问题。不切实际的全盘满足外部要求会造成中国力不能支、过度伸展，甚至出现“未起先衰”的危险局面；责任承担过少又将影响外部对中国走向的预期，使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更为复杂。从长远看，这也不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议程主导能力。
就全局视野来看，中国的责任承担首先是对中国人民负责。良好的国际形象源于有效的国内治理，中国政府的最大责任是让全体中国人都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实现全面发展。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中国的历史成就将超过西方五百年的现代化成果，进而对人类的整体贡献也将更大。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整个社会系统的全面进步，相矛盾在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事态的影响下有所激化。因此，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仍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塑造良好的体制规范，建立公正和谐的国内秩序，让全体国民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果。中国只有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
在对外层面，中国的战略应对首先是区分不同的国际责任，处理好不同责任的优先次序，同时兼顾相互差异或彼此冲突的责任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与其力量和利益相契合的部分。其次，中国需要防止国际责任的异化，即西方国家通过“科学问题政治化”，将一个全世界的问题成功地变成是中国的问题，进而让中国承担力不能及的责任。最后，中国需要在消除中外认知差距方面多下功夫。在观察和分析中国时，国际社会往往强调总量，认为中国块头大、能量强、后劲足，早已经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中国俨然成为了准超级大国。对于中国社会存在的发展失衡和治理难题，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只有清楚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状况和存在问题，才能避免外部世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国际责任。
为了更好的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应在能力和心态上两个方面进行持续努力。国家能力是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缺乏实力支撑的对外承诺只会造成自身实力的透支，进而损害一国的国家利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实力积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国家能力的全部内涵，中国在科技创新能力、军事现代化水平和文化软实力方面仍然十分薄弱，在国际议程设置、标准制定和话语权争夺上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单兵突进的经济决定论思维，注重软硬实力的协调发展，实现国家能力体系的整体提升。
在心态上，中国需要摆脱百年国耻情节，树立开放自信的大国心态。由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底层，并且经受了长达百年的屈辱挫败，中国人对国际社会怀有一种复杂心态：既希望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又始终对外部世界能否真心接纳中国充满怀疑；既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又总是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外部世界针对中国的一言一行。反映在“中国责任论”上，不少中国人倾向于认为这不过是西方引诱中国牺牲国家利益甚至阻挡中国崛起的幌子而已。这是中国人弱者心态和不自信的典型反应，不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冷静但有所担当、自信却不至冲动才应该是中国应有的正确姿态。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近10%的平均增长率迅速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外贸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尽管国家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但经济发展的势头仍然不减。去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1.5%，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按照这样的发展势头，去年GDP就可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外贸出口额就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贸出口国。在建党一百周年前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说没有任何悬念。
中国经济所以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和开放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两大基本原因。
中国的改革走了一条从国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不断推进，不断完善的渐变的路，逐步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改革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持续地推动作用，而未造成大的震动或破坏。苏联和俄罗斯的改革照搬西方模式，从“民主体制＋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出发，搞“突变”式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和破坏。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结果导致国内混乱和苏联解体。叶利钦采取“休克疗法”，搞私有化，企图一步到位，在一夜之间将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经济的很大破坏，使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改革转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加快其发展只能走“渐变”式的改革之路。“突变”实际上是一场“革命”，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实行的。“突变”必然造成社会的大震动和经济的大破坏。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使一个“超级大国”衰落了。尽管普京做了很大努力，俄罗斯的经济至今才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而就是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俄罗斯，使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今日的“小兄弟”。
中国的改革是把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西方式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所以比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更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是因为她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把效率低下的“官僚政府”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发展得很快，与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欧美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实，早先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也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体制也并不完全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恰恰是“市场经济＋强力政府”在推动经济的发展。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两蒋”，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香港的英总督都不是民主体制。我们不能拿发达国家的体制去衡量、评判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而只能拿实践、拿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作为选择、检验体制优劣的标准，也就是生产力标准。“市场活力＋政府动力”，两个轮子肯定比一个轮子跑得快，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需要采取的最佳经济体制。
同改革比，中国的开放成效更为显著。开放使中国引进了最为短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缩短了积累资金、创新技术、培养人才和提升管理的时间，走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捷径。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与世界接轨，从而实现跨越发展。伴随着招商引资，使中国同时引进了国外的市场体制、企业制度和商业文化，减少了自己探索、改革和创新体制的曲折及困难，减轻了改革过程可能出现的种种阵痛。通过“三资”企业的示范，加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的改革虽然步履蹒跚，但开放的成效却很显著。开放给中国送来了现代化，使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在沿海站住了脚，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在沿海形成。通过沿海的率先发展和示范效应，使开放的浪潮波及整个内地，从而带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因此，开放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改革和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突破口。
开放打破了中国长期的封闭状态，使我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参与了国际经济分工，分享到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好处。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在土地、资源、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只有人口或低成本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自觉不自觉地发展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把国外的资本、技术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生产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占领了欧美市场，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正是由于开放，使中国把最大的人口包袱变成了最有竞争力的手段。人口多，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水平必然上不去。劳动力成本低，产品的价格就低，从而使中国的商品所向无敌。俄罗斯做不到，因为其人口较少，只及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多，劳动力短缺工资高，生产不了廉价的商品。非洲国家穷，劳动力成本也很低，但由于都是些小国，不能集中国力发展科技教育，生产不了欧美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能够和中国竞争的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但印度走了一条和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印度走的是“精英”发展之路，很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其软件产业是世界一流的。但软件产业容纳的劳动力有限，靠几百万知识精英或白领，很难把11亿人口的印度经济带动起来。也就是说，印度并没有充分发挥她的人口优势。而中国充分发挥了人口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靠农民工支撑了世界加工厂，用“全民”参与经济的方式促使中国和平崛起。
改革开放创造的“市场经济＋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在今后几十年会仍然有效。只要我们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完善改革开放的成果，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就会持续快速地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即使将来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日本以至美国，其人均GDP仍然到不了世界前列。也就是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对于中国来说，不能把成熟的欧美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应从实际的国情出发，不断总结完善“市场经济＋政府推动”的经济体制，坚持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政府指导的动力两个积极性，使其继续成为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经济体制。等到人均GDP与发达国家接近了，再进一步采取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当前，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步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整政府职能，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观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业，中国正在走世界各国没有走过的路，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项伟大的创新工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目前世界多数国家还处在发展之中，中国的体制模式会对她们起到借鉴作用。我们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自己的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家树立示范。中国正在引领世界潮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4
一个经济体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一批伟大公司的诞生。中国经过近30年的迅速增长，产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公司，但离伟大公司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所处的这一时期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及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相耦合，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世界级大企业成长的基础，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将为伟大公司的成长提供良好的运作平台。
伟大公司诞生须宏观经济背景支持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个经济体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必将产生一批伟大的公司。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连续28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一批伟大的公司必将在此间诞生。
在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200年间，强国地位的转移必然伴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而制造中心转移的过程无不伴随着伟大公司的诞生。一个国家企业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实力。在韩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本国大企业异军突起，功不可没；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中，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企业家以及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企业，如松下、丰田、索尼、日立等。
国际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已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制造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许多行业达到规模经济。中国生产成本低，高素质人才总量较为丰富，存在研发潜力，且政府政策鼓励制造业优先发展。原先的制造业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新策略，竞相将生产基地甚至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占领广阔的市场。伴随着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也日益强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近30年中，也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如2006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6家中国公司，海尔、联想等品牌成为国际著名品牌。但毫无疑问，我们的伟大公司群体数量与日韩相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不要说与美国相比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说，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国家，无论是19世纪的美国还是20世纪后期的韩国，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中国是惟一一个没有产生这样企业的后来居上者。
中国崛起为伟大公司诞生提供基础条件
高速经济增长没有产生伟大公司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是市场空间很大，公司发展可以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张来完成。但在未来20年里，这种情况会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诞生伟大公司，因为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首先，我国已形成了一批具有成为伟大公司潜质的企业。许多优秀公司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诞生的，在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到2020年或更长的时期，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和工程实践机会，为伟大公司的诞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长期视角来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国际经验表明，这是一个成长的黄金时代，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化。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不断释放将成为未来经济景气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决定了产业景气具有阶梯演进的特征，基础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全球化环境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带来成长空间。
第三，产业整合为优秀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目前，国内许多行业的集中度在逐步提升，几乎所有行业都产生了自己的龙头公司，现在所看到的各行业龙头基本是经过20多年的激烈竞争而产生的精英，龙头公司之间的竞争模式在逐步升级，从最初简单价格竞争向全方位竞争转变，并且龙头公司之间激烈竞争的格局也加速淘汰了许多中小企业。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外部压力
从国际经济发展史的经验看，工业化时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义领先企业最重要的时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很成功的一点，是他们在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培育了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日本和韩国的不少国际性公司就是在本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链上下游的梳理而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如韩国的三星公司和日本的松下公司。
工业化中期是产生伟大公司的重要阶段，这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重要关系。从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公司将日益大型化和国际化。在经济大型化的过程中，国际市场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市场问题和资源约束，因此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提高其国际化的依赖程度，出口的结构性变迁将指示未来能够取得较大规模优势的行业，从而也就是在大型化的过程中更具发展潜力的行业。伟大公司不应该仅仅立足于中国，它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最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竞争市场、利润，而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恰恰为一批龙头公司提供了机会。
在工业化中期，经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许多公司开始开拓国际市场，而这一阶段所伴随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本币升值。本币升值既是本国企业竞争力的体现，也是促使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动力。日韩的许多公司就是在本币升值过程中，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生产效率而获得迅速发展的。
从工业结构的要素密集特征看，一个国家工业化往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成本优势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和积累的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个阶段中，成本优势将逐步受到挑战，但技术优势具有巨大潜力，研发和科技投入的边际效益升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临快速发展机遇；第三阶段，成本优势丧失，技术优势及时替代成本优势并占据主导，工业具备明显的实质性国际竞争力。按照对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趋势的判断，笔者认为中国将进入第二阶段，这一过程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韩国。
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逐渐面临诸多压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将矫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和低估的现状，这一切都是中国经济结构深刻变迁即将开始的典型标志。在这一阶段，中国通过要素成本优势，通过出口与进口替代的过程，逐步建立起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由于产业政策的支持、有利的发展环境和产业国际间的转移，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而这必然推动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的迅速发展。
创新与否是企业应对发展环境的一项重大选择，而影响企业选择的关键是经济增长方式。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依靠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成本优势战略，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逐渐面临劳动力、土地等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压力。这逼迫中国企业走创新之路，由此中国制造优势才可能不断巩固并逐步升级，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竞争优势才可能迅速扩大。这一切因素必将加剧各行业整合，促进产业升级，体现在组织结构变迁上必然是加速“优胜劣汰”，促使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促使具有创新优势的龙头公司迅速成长。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加速伟大公司诞生
研究表明，自2005年开始多数行业的龙头公司盈利能力进入快速提升期，而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央企整合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股权全流通极大地激发了上市公司大股东实现资产证券化的热情，并且监管层和各级政府为龙头企业收购兼并给予制度支持和便利，因此具有行业整合能力的领先公司和大股东支持下的优质资产注入的公司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国家产业政策积极鼓励各行业的产业整合。2005年以来，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推动下，产业整合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部分行业的产业整合效应也在不断释放出来。根据对产业整合期我国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笔者认为，各产业的发展将呈现出“两极分化，强者恒强”的格局。国务院实施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资委出台的《对中央企业在战略整合中的指导性意见》，是央企整合的重要制度基础和外在诱因，公司治理时代到来是央企整合的内在动因，央企的新一轮整合高潮即将来到。海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对于完善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提升竞争力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与股权激励政策的推进为伟大公司的迅速诞生提供了条件。
一般而言，技术、品牌、市场、资金是行业整合得以成功的载体，但无论是基于哪种载体的整合，资本运作都是通用的手段。目前国内大多数龙头企业的发展史演绎的正是一个产业资本借助金融资本发展壮大的故事，如苏宁电器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资本市场便捷的融资渠道。
国家政策是伟大公司诞生的重要支持。韩国、日本政府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针对本国企业发展状况，制定了不同的扶植政策。20世纪70年代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经济发展纲领和科技政策，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自主研发，韩国也提出“技术立国”战略，特别重视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实现技术引进到技术自主开发的转变。日本和韩国国际性公司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我国在国家科技规划发展纲要中把科技创新提到非常高的位置，在财政、税收、国家采购等多方面对自主创新型企业给予大力支持。
有望产生伟大公司的领域和行业
哪些行业与公司可以成为伟大公司？笔者认为，只有具备下列素质的行业与公司才具有成为伟大公司的素质：伟大企业的产生市场前景必须足够宽广，有成熟的盈利模式，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执行力。在行业集中度已经较高的背景下，挑战者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所以选取现有主要行业的龙头公司构造伟大公司潜质组合。
笔者认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将为伟大公司的诞生提供足够的市场空间。作为大国的崛起，中国在工业化中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产业变迁的趋势与特征，应该是美国、日本和韩国在相同经济阶段特征的叠加，既表现出工业化起飞阶段所出现的产业转移与升级，更表现出一个大国经济在崛起过程中的全面的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要素成本的差异性极大，产业转移表现为在国内区域之间的转移。中国自然资源相对完备，适合发展大工业，这一点很多国家不具备。中国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完善，法制环境相对健全，社会安定，这一点也很重要。全球制造中心的这轮转移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在制造产业向国内转移的同时，我国制造业实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同时产生一批伟大的制造业公司。从产业循环和国家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未来三年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庞大人口、巨大国内市场及人均GDP正处在消费升级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经济内部消费需求的力量更加强劲持久。通过5年的演进，消费服务最终将取资成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由于消费类公司内向于国内市场，并且这些公司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为消费相关行业中龙头公司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条件。
超越行业视野寻找伟大公司
巴菲特投资理念存在的经济背景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消费类行业的迅速发展。在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伟大公司萌芽是我们进行投资的最大时代背景，使得长期持有一批具有成为伟大公司潜质的企业成为可能。
中国现在能称得上伟大公司的还不是太多，所以说伟大公司群体尚处于萌芽阶段，并且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各行业的龙头公司均具有成为伟大公司的潜质。正如马拉松比赛，当赛程过半以后，在第一集团军中寻找冠军的胜算远大于在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的概率。同样，龙头公司组合中有较大概率成为伟大的公司。研究表明，行业龙头组合在2004～2006年中收益率为166%，而同期上证综指的收益率为63%。2006年的数据显示，行业龙头组合的年度收益率为173.35%，同期上证综指收益率113.57%。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5
[关键词]文献型；纪录片；主题性；纪实性；影像美学
纪录片最早是由电影胶片拍摄，并以此产生了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后来由于电视媒介的迅猛发展，才出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形式，这是与早期电影纪录片相对应的一种电视媒介形态。《牛津词典》对纪录片的解释是：“人性记录（说明人性的事实或事件），强调了词根document的记录性和实证性。”而“人性”指的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智”。20世纪90年代，美国影视学者罗·C·艾伦将纪录片等同于电影纪录片：“纪录片是这样一种电影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弃了对电影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影片在某些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①由此可见，电影纪录片这一概念在引入电视界之后，才出现了电视纪录片，并构成了电视屏幕上以真实记录现实生活为己任的一种重要的电视节目形态。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前苏联和我国就合作拍摄了两部大型彩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主义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浴血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片的创作在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双重影响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大型电影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和《抗美援朝》，分别记录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志愿军赴朝作战、保家卫国的历程。由于历史原因以及电影的普及度不高，这种宏大叙事的电影纪录片主要体现当时的政治意志，而较少照顾大众的市场需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思想逐渐解放，尤其是电视媒介的全面普及，电视纪录片不仅在媒介形态上有所改变，而且在主题内容上也开始靠近一般大众的审美趣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处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在题材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开始走向多元化，突破了过去电影纪录片只见事不见人的创作模式，开始遵循“文学就是人学”的传统艺术创作规律：“以人物为中心，或在事件中突出人物，或以环境衬托人物，通过人物来传达时代的精神和风貌，以人物之情反映时代之貌。另外一个倾向就是通过对实物的表现来凸显人物和思想。”②整个90年代中间，叫好又叫座的电视纪录片大多是围绕人物与环境，尤其是平凡人物的生活事件与社会境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方时空》的子栏目——《百姓故事》。到了新世纪之后，电视受众的审美趣味又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层面发生了变化，一些“宏大叙事的电视纪录片”（以下将电视纪录片简称为纪录片）逐渐被市场接受。
一、何为文献型纪录片
认识事物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③。为了满足电视节目的市场需求和电视受众的审美需要，一种被有些业内人士称为文献型纪录片的类型节目横空出世，并从新世纪初期繁荣至今。文献型纪录片的基本特性在于其文献性，它由过去拍摄的事实资料为主剪辑而成。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文献资料不可能做到有事必录。对创作者而言往往会面临资料有限、创作素材匮乏的尴尬处境。这种情况下，灵活并综合运用电视艺术的多种手法，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的弊病，而且也使文献专题片具备新闻的时效性与客观性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的纪录片。
2006年文献型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在央视一经播出，迅速引起广大受众的一致热议与好评。该片导演凭借对历史事件相当程度的了解，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利用影像再现了历史。想要对大国的已经消失的历史画卷的重现并非易事，如“寻道图强”一集，影片引用搬演的俄国1698年的一段历史，导演使用模拟与真实相结合的影像美学——这种手法贯穿整个专题片的艺术表现，艺术地再现了沙皇统治时期的黑暗。这样的创作方法可以使原本枯燥的内容，丰富、生动起来，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对中国而言，读懂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影像美学的方式传播给受众不仅增添了电视专题片的直观性与娱乐性，而且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寻得一种民族认同感。
作为经典的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合理构造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还要突出新闻中舆论引导的作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关键，在于指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在观看了九个大国五百年来的兴衰之后，受众自然会对比当前中国的优势和劣势。片中内容着重强调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探索世界的冒险精神，荷兰创造现代经济实体的诚实经商理念，英国尊重科学与事实的严谨态度，法国追求真理与理想的革命浪漫主义，德国后发图强的举国经济模式，日本与俄罗斯渴望先进勇于革新的不懈努力，美国敢于创新的新经济道路。在文献与影像的取舍之处，已经凸显出传播者的意图：大国崛起中我们需要的和我们应该避免的。
二、主题性的叙事风格
在每一集中，针对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主题，都会采访相应的专家学者和当地民众，让事件结合人，让历史结合当下。比如，在讲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第一集《海洋时代》中，由于距离五百年前的时间间隔较长，缺乏当时的影像资料。片中大量运用了三维动画（比如帆船在海洋里航行等）与实物背景（比如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碑与雕塑的现在影像等），凸显出历史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反映英国工业革命《工业先声》一集中，为了说明工业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片中采访了大量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专业来告知读者工业革命的伟大意义。让现在的人去评述过去，不仅增强了历史材料的新闻性，而且增强了事实的说服力和亲和力。
文献型纪录片是一种新闻报道的创新形式。为了体现更多的新闻性，主要是运用采访、特写等多种电视艺术手法，充分挖掘历史记忆，做到通过当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解读历史，使文献型纪录片不仅保持了较多的历史客观性，而且坚持了舆论导向的思想主观性。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文献型新闻，与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性新闻报道的某种偶合性。所谓主题新闻，“就是以总书记关于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运用现代传播学关于主动设置议题的理念，由新闻媒体主动地依据时代的主流、事实的本质和受众的根本需求，突出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某个方面或综合性的重大主题，经过精心策划、精心制作的新闻。”④
因此，文献型纪录片不仅是新闻报道的新形式，而且也是主题性新闻报道的新形式。前者用大量的史料影像充分体现了用事实说话的客观原则，并通过采访相应的人物以及完美的配合影像的精彩解说，取得了较好的舆论引导作用。最终的结果是，该节目一经开播，迅速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讨论。
三、纪实性的影像美学
“海洋时代”为我们拉开《大国崛起》的历史大幕，其间用计算机特技的影像美学，展现了曾经中国的郑和七下西洋，康乾空前盛世。“小国大业”利用电脑合成的影像技术，再现了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首创的第一家股份公司、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股票交易中心等，让受众真实感受到这个创立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商业帝国。在反映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单元中，受众纷纷赞叹计算机复原了的第一届世博会的会址——水晶宫。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素。近代法、德、俄、日、美的崛起不再有计算机辅助，在保存至今的大量影像记录中，集中为受众展现了15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全过程。
2007年11月12日，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专栏文章，重点评论了纪实风格浓厚的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说它是中国电视人首次用影像梳理500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首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500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电视人用12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透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这种用事实说话的纪实风格，加上史料影像选择的主题性，充分做到了新闻报道中既注重客观事实，又引导舆论的双重作用。
在《大国崛起》之后，一批更加具有纪实风格，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的文献型纪录片不断地涌现出来。十七大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文献型政论片《复兴之路》，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这部专题片是“总书记在大会所作的长达64页、近2.9万字报告的影像解读”，披露了我党未来5年的执政方向。《复兴之路》按历史线索，分别以“千年变局”“峥嵘岁月”“中国新生”“伟大转折”“世纪跨越”“继往开来”为主题，选取各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影像，讲述了1840年至中共十七大召开前中国屈辱、奋争和复兴的历史，全景式追溯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和不懈探求的历程。《复兴之路》是央视第一部直接、全面、系统梳理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系列节目。之前引起海内外热议的《大国崛起》，缺少直接的中国元素，而《复兴之路》则锁定中国现实，弥补了“中国缺席”的缺憾。
文献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将9个大国500年的崛起历史化作12集的影像美学，不仅是电视工作者用影像和声音诠释历史的一次尝试，也是他们用自己的视角辨析历史，对当前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和面临的任务进行思考后的一次表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地融入全球化，融入世界潮流，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大国崛起》为受众提供一个“从世界昨天观照中国未来”的历史视角，促使国人更加清醒地思考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制度创新与文明复兴之关系。
注释：
① [美]罗·C·艾伦：《美国真实电影的早期阶段》，李迅译，《世界电影》，1991年第3期。
②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④ 马来顺：《主题新闻报道战略突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杨金月，胡智锋.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
大国崛起中国范文6
一、荷兰的崛起带给中国的有益启示
“海上马车夫”荷兰的崛起不仅得益于依靠地理位置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和转口贸易，还取决于其在国家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发展航海业、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融集社会资金等。这些经济制度相互贯通，形成了一整套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到17世纪中期，荷兰在航海业和世界贸易方面达到极盛，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称霸海上。
1.1荷兰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政策。商业和城市的兴起使荷兰人们产生了对经济自由的渴望。日渐富有的市民们最终做出一个让人惊讶的选择。他们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从此，市民们自行立法，贵族不能直接向他们收税。“市民自治”为荷兰的城市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荷兰崛起的历史表明，凡是想要实现崛起的国家都必须积极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在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条件，市场主体的决策自主和交易自由能够为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重要保障，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2荷兰努力实行金融改革。由于繁荣的经济，早在17世纪，荷兰创立了股份制、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近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荷兰人推广了一系列有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组织或金融改革，在资本流转、银行信用、期票结算等领域实现了当时具有开创意义的诸多变革，从而使其在构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独占鳌头。作为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荷兰的市民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荷兰迅速成长为世界大国。
1.3荷兰专注于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小国的荷兰之所以能够成就大业，与其积极开拓并参与世界市场，不断扩张海外贸易密不可分。荷兰一贯注重对海外市场的开发和拓展。在从事贸易过程中，荷兰商人逐渐形成近代的贸易观念，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追求对外贸易的长期效益和整体效益，逐渐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从而为荷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近代的衰落及教训
2.1经济上的“重农抑商”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遵循“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因此，人们自发地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潜意识，他们认为农业是生产粮食衣帛的，工商业是消费粮食衣帛的。这种思想忽视了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这种思想更认识不到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都视农业为本而视工商业为末，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汉昭帝的“天下以农桑为本”到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等政策，都明显地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维护了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根本无法形成，使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失去了赖以产生和应用的土壤，加剧了中国近代的衰退。
2.2对外关系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社会的发展。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是中国近代走向衰落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与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观念格格不入。也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狂妄自大心理作祟，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自清朝立国以来就一直厉行闭关政策，清政府严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贸易，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然而社会的进步需要开放的环境。当欧洲各国不断摆脱褊狭乡土观念走向广阔世界的时候，中国却不幸地与历史发展开了一个大的玩笑―走向了与世隔绝。这种政策不仅遏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使得封建末期的中国背离海洋大国、强国的正确发展方向越来越远。
三、基于荷兰的崛起和中国近代衰落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概括荷兰的崛起经验和中国近代史的衰落，制度创新或者说相对优势、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合理的战略选择和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的持续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下，软实力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也是一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方面。
3.1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荷兰崛起的历史表明，凡是想要实现崛起的国家都必须积极建立和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中央在宏观调控中，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保护好各地各行业发展的积极性，使得这轮经济加速后既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又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伏。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