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口流动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1
一、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特征
（一）迁入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和市内人户分离常住人口流动规模都很大
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地和户口登记地属于北京市不同乡镇街道的345.4万人。常住地在北京，户口在北京市以外的704.4万人，相当于我国东部平原地区一个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两者之和占北京市常住人口53.5%。
（二）迁入常住流动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
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704.万人，排前7位为：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湖北、四川。7个省份合计占比65.7%，由河北省迁入的常住流动人口最多，所占比重高达22.1%。迁入北京常住流动人数最多的7个省份全部是人力资源大省，同时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7省总人数占全国人口数44.4%。另外，比较7个省份，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北方人（秦岭淮河以北）为主。
（三）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男性多于女性
33个省级行政单位中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女性多于男性的只有东三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5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他28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数男性多于女性。33个省级行政单位迁入北京的常住流动人口中男性总人数比女性多出60.8万人。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性别比为106.75，男性总人口与女性总人口之差为64.0万人。
（四）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
截止到2010年统计数据，北京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流动345.4万人。20―59岁常住流动人口254.2万人，占比73.6%。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704.4万人。20―59岁迁入常住流动人口586.6万人，占比83.3%。资料显示，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20―59劳动人口多达840.8万人，占北京市总常住流动人口80.1%。如此大规模的劳动人口流动，不仅为北京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还改善了整个北京市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北京市老龄办的《北京市2010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市户籍人口1257.8万，其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5万，占总人口的18.7%；按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和014岁少儿人口计算，本市总抚养系数为38.8%。其中，老年抚养系数为26%。
（五）人口的迁移原因不同
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迁移原因分布比较均匀，占比最高的是拆迁搬家，达30.2%，除拆迁搬家外的迁移原因不突出。迁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占比73.9%，其他原因分布较均匀。可见，北京市城市建设造成了大量市内人口迁移，经济原因是常住人口迁入北京的主要原因。
二、政策启示
（一）参照人口结构制定北京市文化建设思路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消费者，因此文化建设思路应以人为本。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作为一个国际化超级城市，北京市的文化应该兼容并蓄，鼓励创新，满足市民的多元文化消费需求。
（二）北京市应继续执行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户籍政策
鉴于北京市内人户分离常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迁入常住流动人口，北京市目前优先引进高技术、高学历紧缺人才的户籍政策是科学合理的，应该继续执行。同时，在产业政策方面，应继续将降低第二产业比重作为缓解北京市人口、交通等城市治理压力的有效手段。将北京定位为政治、文化、创新中心，高技术高学历创新型人才是主力。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2
关键词：普查；登记；流动
从普查业务角度来讲，普查对象包括以下三款人：一是2010年10月31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户口也在本村（居）委会的人口（即人户一致人口）；二是2010年10月31日晚住本普查小区的人，户口在外村（居）委会的人口（即流入人口）；三是户口登记在本普查小区，但2010年10月31日晚未住本普查小区的人（即流出人口）。后两款人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动人口，这部分普查对象是整个人口普查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要想准确把握流动人口，确保流动人口做到不重不漏，就必须要了解当地流动人口的特点，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准确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口现状和特征。因此掌握本地流动人口特点，把握流动人口规律，成为准确登记调查对象，确保普查登记质量的关键所在。
1 掌握流动人口趋势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员流动随之日益频繁，我县属于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也是人口流动大县，准确把握流动人口数据，才能确保全县人口普查的工作质量。从我县流动人口总量来说，流出人口比流入人口多，近几年来随着我县区域经济发展流出人口逐年减少而流入人口逐年增加。从普查数据来看，普查时点居住本户，户口不在本村（居）委会的人数（流入人口）为153281人；户口在本户，普查时点未住本户人数（流出人口）为265323人，流动人口占普查对象总量的34.6%。流动人口普查工作量点到全县整个人口普查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强。
2 掌握流动人口类型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在全县流动人口中，根据不同类型流动人口即普查所指的离开登记地原因，有的放矢的采取相对应的摸底登记措施。由于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县城开发建设加快等因素，导致寄挂户口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县内流动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寄挂户口而产生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业务规定，在同一乡镇街道内的人户分离也要进行双方登记，而在计算常住人口时同一乡镇街道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则不重复计算，这样无形之中增加了普查工作量。而且户籍地对流动人口现有信息基本掌握不足，针对这类人群的特征，我们采取居住地和户籍地双方登记，县内人户分离对象由现居住地反馈现有信息到户籍地的方式进行确定，确保现居住地与户籍地登记信息保持一致。县内流动的另一大部分是由于学习而产生的人户分离，针对学生流动较为固定的特点，县人普办与县教育局联合发文要求各教学机构成立普查机构并认真登记学生信息，将信息及时反馈至各镇（区）普查机构。
3 掌握流动人口年龄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掌握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是保证流动人口登记质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分析全县流动人口现状和趋势的重要依据。从流动人口分年龄情况来看，我县以中青年为主体，这与流动人口的类型是分不开的。从普查结果来看，户籍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全县127428人，其中15-49岁人口101442人，占比超过八成占81.9%；而全县常住人口中外来半年以上人口71962人，其中15-49岁人口51913人，占比超过七成占72.1%。流出中青年人口比流入中青年人口多出近5万人，这也是导致我县用工紧张的重要因素。
4 掌握流动人口性别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根据流动人口试点和我县实际情况看，流动人口中呈现出流出人口男性居多，流入人口女性居多的特点。从普查数据来看，全县户口在本户，居住在其他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数为127428人，其中男性为77249人，占到60.6%，主要原因是我县是建筑强县，外出建筑工人基本上是男性。在常住人口中，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人口71962人，其中男性35690人，占49.6%，女性36272人，占50.4%；其中户口登记地省外的16978人，女性9013人，占53.1%。流入人口特别是省外流入人口中女性居多的原因：一是婚嫁外来妹较多，二是与我县的经济产业结构相关，我县是纺织大县，纺织女工较多。流动人口的这一性别特点，也决定了我县户籍人口性别比正常而常住人口性别比较低的现象。
5 掌握流入人口职业特点，保证普查登记质量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3
关键词：身份认同；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年长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43-10
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一直是很多流动人口向往和最终驻足之所。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达到742.2万人，他们构成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那么，北京市不同代际、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具有什么特点、面临哪些困境、受制于哪些要素、与其他地区不同代际和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地域、户籍、年龄、态度、行为等结构性、制度性要素以及人力资本等主客观要素在流动人口的认同方面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比较的视角，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情况。通过比较青年与年长流动人口，了解年龄和时代的影响；通过比较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了解户籍类型的影响；通过比较北京与外地的流动人口，了解地区（及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通过比较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态度，了解主观因素的影响。
一、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设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大量的研究表明，长年在外生活使得流动人口深感身份迷惘。流出地社会把他们看成是“客人”，流人地社会又把他们当成是“外地人”，于是他们就成为哪里都没有归属的“边缘人”。换言之，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使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他们既难以认同流人地社会，又不愿认同流出地社会；既无法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又难以回归流出地社会。流动人口不断陷入“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追问，从而导致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的出现；而且，他们在归属感上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即对流人地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意愿上的融入与实际身份的游离。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这种不确定性、困扰与彷徨是包括代际差别、朋辈效应、制度固化、区域分割、态度排斥、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代际比较可提供时期特点和年龄队列对不同世代流动人口的影响。不少研究探讨了代际之间身份认同的差异，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结论：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感和融入意愿。不同代际流动人口成长的宏观环境、家庭结构、教育背景均不相同，故社会化经历、过程和结果都会有别。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务农时间较短，在城市生活多年，有的甚至出生在流人地，对家乡的认同远不及对流人地的认同。同时，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更为丰富、更加多变、更富个性，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特点突出。他们希望摆脱土地的束缚，摒弃农民身份；希望在城里安家落户，并最终融入城市。相反，年长流动人口在家乡生活时间较长，土地和亲情成为与家乡联系的“脐带”。虽然他们来到流入地工作，但他们更多可能只是将工作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故而对流人地难以产生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现有研究在共性之中也有差异。比如，2009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五城市开展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数据显示，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人地有强烈的向往，但就普遍公认的对流入地社会的认同感而言，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却低于同龄城-城流动人口及年长乡-城流动人口。这种差异说明，认同意愿与认同结果之间是有差异的。换言之，身份认同至少涵盖两个方面：一是认同意愿，二是认同结果，二者不可等同。青年流动人口也许比年长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融入或认同意愿，但从意愿到实际认同之间存在较长的时滞期，诸多中间要素推动或制约着意愿的实现。认同意愿是达到认同结果的前提条件。现存研究中，所谓的身份认同多是指认同意愿，而非认同结果。本文也仅关注认同意愿。
在考察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时，同辈比较可考察同龄人中的户籍差别。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相比，青年城-城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都比较熟悉，故总体而言会对流入地产生更为亲切的感觉。综上所述，在此我们提出假设1：与年长流动人口相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人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青年城-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乡-城流动人口。
所谓制度固化，最主要的是户籍制度的固化。身份认同似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但有着实在、固有的制度性根源。户籍制度包括户籍类型、户籍地点两个维度，而户籍类型对身份认同的意义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尽管城-城流动人口也是外来人身份，在流入地可能也会受到各种不利于他们的身份认同的结构性制约，但他们毕竟与本地市民拥有同样的户籍类型，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和自致资质，与流入地市民有着更多的相似性，故而在流入地有更强的认同意愿。相反，“农民”原本只是一种职业，是户籍类型将“农民”身份化。中国的乡-城流动人口始终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原本只是中性称谓的“农民工”被制度和观念建构成一个社会类别；实际上否定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居民的现实身份，夸大了其流动性而抹杀了其定居性；而且，由于使用了“农民”身份标志，使得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并进一步强化、固化了“农民工”身份，使得他们不得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进而导致他们的职业身份与角色身份出现错位。于是，乡一城流动人口既不完全等同于农民，又不等同于市民，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却未融入城市的市民。他们不乡不城，亦乡亦城，不农不工，亦农亦工，身份极为尴尬。这无疑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认同意愿。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乡-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低于城-城流动人口。
区域分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各地区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差异，二是指流动所跨越的行政区划带来的身份认同差别。这里只论前者。制度性要素往往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特点，但各地不同的经济结构可能调节制度因素的效果，使流动人口的经济社会生活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北京市作为特大城市，其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否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别？是否具有一般特大城市的共性？同时，作为首都，它是不是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特大城市的个性、对外来人口更为包容和接纳呢？在此，我们提出假设3：与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区，甚至可能超过上海、江浙、广东等地。同时，认同意愿存在地区、户籍和年龄互动。
与制度固化密切相关的是流人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心态与行为。一方面，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通过流动人口自身努力就可以达到的；与经济等客观融入维度相比，该主观维度更涉及流人地居民的接纳或排斥态度。特权意识与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识中积淀成为一种社会惯习，故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社会心理构建使得流动人口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化状态，且这种状态被逐渐内化，形成内卷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接触、互相交往也是影响其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随着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往频度的增加、交往深度的延伸，他们逐渐由陌生人群变为相互认可的邻居、同事、朋友，行为的交往带来心理的感情和身份的认同。我们在此提出假设4：本地人的排斥态度降低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的认同意愿，与本地人的交往能够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下简称“监测调查”）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设，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特点、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关于数据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的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这里不再叙述。数据的总样本量为128000个，其中北京市的样本量为4000个。
1.变量的定义
调查询问流动人口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我喜欢现居城市”、“我关注现居城市的变化”、“我愿意融入流人地”。本文基于这三个问题构建因变量。显然，这些问题反映的并非认同结果，而是认同意愿。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这三项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分别约有90%以上的流动人口都选择了肯定的答案。这充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这与定性访谈的结果较为一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分别有96.7%、95.3%、93.9%的人表示喜欢北京、关注北京的变化、愿意成为北京的一员。这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对于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将它们集合为一个综合性因子。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三者的关联度超过0.83，且潜在的线性因子可解释它们方差的73%。这说明将它们进行整合是合理的。整合后的综合因子为本文的因变量，得分介于0～100，取值越大，表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越强，反之表示认同意愿越弱。
与前述4个假设相对应，本文有5个关注点：年龄效应、户籍效应、地区效应、态度效应、网络效应。故此，本文有5个主要自变量。①年龄队列（1=青年流动人口，定义为29岁及以下）。②户籍身份（1=乡一城流动人口，定义为在调查时为农村户籍）。③流入地区（定义为9类：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江苏、浙江、广东、其他地区）。数据分析一方面单独使用这些变量，另一方面使用它们的合成变量，即三者的互动项。为了简洁且突出主题，这里仅展示一个含有八个分类的互动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北京青年乡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乡一城流动人口，北京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乡一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乡一城流动人口，外地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外地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④态度轻视（1=觉得受到过本地人的排斥，0=没有感到排斥）。⑤交往局限（1=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2=主要与老乡交往，3=主要与其他人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无人交往等）。
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讨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包括流动特征、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流入区域等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都具有足够的变异。
2.研究方法与分析步骤
因变量“融入意愿”指数为线性测量，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监测调查”在全国1151个县（市、区）或样本点进行：一个样本点最多调查2000个样本，最少调查20个样本。北京的样本来自13个区县：其中，一个区县最少调查40个样本，最多调查1080个样本，平均调查约307个样本。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数据的聚类特性，即在各样本点之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可能存在较大差别，而在同一个样本点之内，融入意愿可能更为接近。这使数据可能不符合常规线性回归模型的两个基本假定（一是样本之间的独立性，二是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从而导致常规的线性模型难以得到有效的估计结果。换言之，常规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能低估标准误、高估自变量的重要性，从而增加犯I类错误的概率。此外，除了独立性的假定难以满足外，它还放弃了对不同组群之间差异的考虑，使很多原本由分组带来的差异被解释为个体的差异，从而丢失大量的群体信息。所以，对于多层次结构数据，常规的线性回归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层模型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能够纠正由于同一层次内样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参数估计误差，改善置信区间和显著性检验，降低犯I类错误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将县（市、区）作为高层单位，受访个体作为低层单位。
首先进行无条件平均模型（即不包含任何自变量的空模型）分析，了解在不同区县，因变量是否显著不同，从而决定是否必须使用多层模型。其方程式为：
γij=βoj+εij （1）
其中，γij为j区县流动人口样本i的结果；βoj为截距（即平均值），下标j为每个区县拥有各自的截距，是区分多层模型与普通模型的标志。将截距分解为固定成分和区县层次的随机成分，则方程（1）分解为：
γij=γoo+δoj+εij （2）
其中，γoo为总均值或总截距，是固定参数；δoj为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是j区县的截距到总截距的距离；εij为流动人口个体层次的随机变量，即分布于j区县的样本i到该区县截距的偏离。正是由于随机变量δoj的存在，该方程式才成为多层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纳入自变量，探讨个体和群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常规模型中，一个模型只有一个截距，而在多层模型中，一个模型包含数个截距，即因变量的截距随群体而异。我们使用随机截距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式为：
γij=（γoo+γ01G1j+γ10X1ij+（δoj+εij） （3）
式（3）与式（2）的不同之处，固定效果部分包含了个体和群体变量。Gij为区县（群体）特征；γ01为群体特征系数；X1ij为个体特征；γ10为个体特征系数，代表个体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该模型将因变量解释为个体特征和区县环境特征的函数。δoj为未被观察到或无法观察到的区县层次的随机变量，该变量为同一区县内所有流动人口个体所共有。无条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结果（本文没有展示）表明，融入意愿的确因不同的样本点而异（系数的取值为8.64，标准误为0.22，高度显著）。说明高层次因素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不容忽视，使用多层模型技术分析数据是合适的。
三、单变量和相关分析结果
表1描述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流动人口中雇员的基本特征。在全国和北京市样本中，青年流动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46%上下；但乡-城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差别较大，北京市乡-城流动人口比重低于全国的相应比重，二者分别约为71%和83%。在全国流动人口雇员中，近三成的人感到受到过本地人歧视，而北京市的这个比例更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全部样本中近1/4的流动人口认为，自己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而该比例在北京市不足1/5；据此判断，北京市本地市民似乎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情况并不如意。在这个样本中，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均为跨省流动人口；而在全国样本中，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为跨省流动，约30%的人为跨地区流动，其余约17%的人为地区内跨县流动。流动人口平均在北京市的居留年份超过5年，比全国样本长1年多；感到老家有困难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样本中的比例也高于北京市样本的比例。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差别不大，但人力资本特征和劳动就业特征却有较大差别：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北京市流动人口中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比例只有全国相应比例的一半，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在就业行业方面，全国流动人口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比例都超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更加突出，在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则大大低于北京市的相应比例。此外，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保障情况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居住状况较差。近一半的流动人口流入到东部地区，也有三成的人进入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较少。就因变量而言，全部样本的认同意愿为79.5分，表明流动人口对流人地都较为向往。其中，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得分最高，为82.08分，其次为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为79.99分），再次为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为79.15分），最后是青年乡-城流动人口（为77.98分）。
图1和图2描述了主要自变量与认同意愿的相关关系。所有变量两两之间的关系都高度相关（p
就地区、户籍、年龄复合变量而言，北京年长城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最强，外地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最弱。在这些主要自变量中，差别较大的是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态度：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轻视他们，则认同意愿将会比没有受轻视感的人低近10个百分点；此外，若流动人口主要与本地人交往，则其认同意愿也显著提高（见图2）。
我们也分析了认同意愿与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都高度显著。限于篇幅，这里未予介绍。这种关联性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进行模型分析，以考察代际差别、朋辈效应、制度排斥、区域分割、态度轻视、交往局限及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独立作用。
四、模型分析结果
表2展示了全部样本和北京市样本的认同意愿的多层线性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为全部样本分析结果，但模型1使用独立的户籍、年龄和地区变量，而模型2则突出北京市不同户籍、年龄流动人口与外地相关人群的比较。模型3是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
模型1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城-城流动人口，而青年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与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庆市以外，其余地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都较低，尤其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的流动人口。若流动人口感到本地人对他们怀有偏见，则其认同意愿大大降低；若他们主要的交往对象为本地人，则认同意愿显著提高。这表明，对于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人，农村人对流人地具有更强的认同意愿。显然，该发现了前面提出的有关制度排斥的理论假设（即假设2）。这可能与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预期和参照对象有关。而且，青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意愿亦显著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也不支持有关代际差别的理论假设（即假设1），这与现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相悖。地区差别的结果支持理论假设3。同样，理论假设4也得到模型结果的检验。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视，则其认同意愿显著且大大地降低；而与本地人较多的交往则会提高其认同意愿。
若同时考虑地区、户籍、年龄的互动对认同意愿的影响，则可以发现北京市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低于年长乡-城流动人口，但超过其他六类人群，尤其是显著超过外地青年城-城流动人口。这表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的确与地区、户籍、年龄之间存在互动。
就控制变量而言，尽管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别，模型1和模型2展示的结果模式几乎完全一致。就流动跨越的区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区域愈大，其认同意愿越低；就流动时间而言，在流人地居留的时间越长，其认同意愿越强；若在流动期间，老家遇到困难，其认同意愿会显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从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来看，模型结果并未显出显著的性别、民族差异，但在婚的人的认同意愿强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该发现与我们对行为参与和经济融入的分析结果（受教育程度与行为参与、职业地位、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总体经济融入水平等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完全相反。不同因变量有差别的分析结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确具有不同于客观融入的特点。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特征与其认同意愿密切相关：在制造业就业的人的认同意愿显著低于在其他行业就业的人，虽然与在建筑业就业者之间的差别不显著。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也相应提高，即认同意愿可视为对流动人口整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指向作用的经济社会地位、行为适应的深层体现。此外，流人到不同的经济带也带来不同的认同后果：流入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人比流人东部地区的人拥有更强的认同意愿。
如模型3所示，尽管具体的系数取值大小有别，显著性水平也有差异，北京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动人口的融人意愿低于年长流动人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动人口，尽管组与组之间的差别没有统计意义。同样，若北京市流动人口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则他们的融人意愿会显著降低；若他们的主要交往对象为本地人，他们的融入意愿就会显著提高；在流人地的居留时间提升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老家有困难之人的融入意愿显著降低。在人口学特征中，只有在婚与因变量的关系是显著的。同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与因变量呈不显著的负关联。这表明北京流动人口中的雇员与全国的同类人群一样，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状况都不与因变量有显著关联。
五、总结与讨论
尽管从现实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不如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重要和急迫，但认同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较强的认同度将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留，这是不以流入地社会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流入地相应的工资待遇和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资源的配置等一系列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本文通过对具有时效性的、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运用多层模型技术，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的现状、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将他们的认同意愿与全国同类人群的平均水平进行了对照。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启示。
其一，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这表明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被流动人口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但同时，现实情况是，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之间依旧存在很大差距，这就对北京社会发展和北京精神的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从实际出发，打造融入的平台，组织合适的活动，增进人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实实在在地为流动人口提供所需服务，扎扎实实地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其二，年长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青年流动人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动人口。北京和外地都是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现存的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些关键性结论有别，也不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年长流动人口阅历相对丰富，更愿意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同时，他们的参照对象是流出地人群，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生存，但凡只要流人地生存状况好于流出地，就可能对流人地有较强的认同意愿。城一城流动人口多以本地市民为参照对象，他们在流出地并非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更理想的非农工作，他们来到流入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在北京的青年城一城流动人口中，近2/3的人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外地的户籍使他们无法享受与北京人同等的待遇，故他们失落感严重，难以产生认同感。然而，从长远来看，未来城市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对流入地不高的认同度，无疑会制约其在该地作出的贡献。因此，各级部门应该适当地通过各种反馈渠道，关注青年流动人口对城市的态度，努力增进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和感情。
其三，本地市民的态度和两个人群的互动交往对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至关重要。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也是漫长的、艰巨的，需要逐步推进。身份认同属于主观意念，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流动人口能否真正成为流入地的一员，不仅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人的接纳。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认为受到本地市民轻视的比例高达46%，远远超过全部数据的平均水平（26%）；而访谈资料也表明，除经济贡献外，在诸如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利用、社区卫生等方面，北京市民对流动人口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这显然与北京市倡导的包容接纳精神相违背。一方面，户籍居民要尊重外来人口，使他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市民的亲近与友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应主动与本地市民交往和交流，使户籍居民感受到流动人口的尊重与感激。双向的交流与互动将提高流动人口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实现身份认同。若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行为不变，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一视同仁，流动人口就很难成功地融人流人地社会中。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落脚点，也是他们必然接触到的小社会，故我们可从社区人手，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功能，使社区成为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交流沟通的平台，从而达到增进双方理解与包容的目的。
其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本文从两个地区视角考察区域分割：一是流动跨越的行政区划，二是流入区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跨越的行政区划越大，认同意愿越低；就区域而言，融入意愿由强到弱依次是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可见，认同意愿较强的流入地几乎都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进入发达地区之人的认同意愿较弱。作为衡量融入水平和流入地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等要素的一项综合研究，这样的结果或许暗示，意愿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关系不大。尽管从理论上看，作为主观认知的认同意愿需要劳动保障和收入保障等物质条件为其提供基础（经济不发达、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等难以让流人人口产生认同），但主客观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东部地区的流人人口之所以认同意愿低，一是这些地方劳动就业机会多，许多流动人口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赚钱；二是地区越发达，制度性、结构性、观念性要素的排斥就越强，而这些都在时刻提醒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的身份。这表明，认同意愿不是仅仅由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文明程度、行政级别、规模与名气能够完全决定的，一些“软”的要素也至关重要。因此，各地需要在改善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的同时，采取相应措施，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地增进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结果。比如，北京、上海、广东、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应加大宣传力度，从文化上、心理上、感情上采取措施，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4
论文关键词 流动人口 犯罪 犯罪原因 防控对策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频发。相对于其他传统犯罪现象，流动人口犯罪在这一特定时期最能体现社会的发展状况。因此，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找出最佳的社会防控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
一、流动人口概念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对策的科学。预防、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动人口数字庞大，主体种类纷繁复杂，将所有流动中的人员一概纳入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围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排除职务性的流动人口；其次，将流窜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动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确的，这一区分在于流动这一表面现象仅仅是流窜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窜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从犯罪学研究的角度对流动人口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即为了正当的经济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地的人员。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为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特征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某些能够作为犯罪行为特点的标志或征象。主要表现如下：
1．犯罪活动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以进城务工、发家致富为目的，因此，在流动人口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数。
2．犯罪活动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现为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要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二）组织特征
社会转型过渡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组织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团伙性不断增强。有亲戚之间、同乡之间、城市不法犯罪分子与外来人员之间或者气味相投的外来人员之间等等结成的团伙。流动人口犯罪团伙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犯罪团伙，从而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安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三）主体特征
1．犯罪主体的复杂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首先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复杂化。目前，流动人口犯罪成员的构成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三逃”人员。即批捕在逃人员，负案在逃人员，服刑或羁押在逃人员。二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四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明，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收入的人员。三是中途辍学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体的低龄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另一个突出的表现为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流动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1．城市与农村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社会结构被打破
改革开发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城乡隔离状态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和单向性的特点，从而使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无序状态下，大量流动人口犯罪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2．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各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原有的“阶层壁垒”被打破，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灰色地带”，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所限，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为“苦、脏、险、累”的建筑、煤矿、环卫等职业，无力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因此，一部分农民工为了发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经济原因
1．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增强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乡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相对剥夺感”的增强。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个人或群体产生压抑情绪或自卑感，极易引发个人甚至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还会引发社会革命。对“相对剥夺感”体验最强烈的就是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群体，从而导致种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2．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导致城镇化水平严重不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过缓导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广大流动人口举家定居城市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三）文化原因
犯罪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会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趁机侵入，造成许多人价值观念出现混乱，甚至对我国现行的社会关系及规范产生否定倾向。同时外来文化垃圾也大量输入我国。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西方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垃圾的不良影响，因此导致了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的不断增加。
（四）主体原因
1．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
流动人口自身素质偏低主要表现在文化素质偏低和生存技能的素质偏低两个方面。从而使得他们在城市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再加上户籍、医疗、就业以及遭到某些不公正待遇等等，久而久之，一些人就会产生反社会情绪，从而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
2．流动人口法制观念淡薄
流动人口的大部分人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懂法。因此，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流动人口往往选择忍。由于内心不满被长期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甚至是实施犯罪。而这类犯罪往往都是恶性的暴力犯罪，对社会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
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应该从预防和控制两方面着手。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对流动人口这一特定主体的犯罪的预防和控制的措施：
（一）社会防控
1．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形式意义上的城乡之分
现有的户口大致上可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现有的许多制度如住房、就业、医疗保险等等都与之相衔接，而且表现出二者的差别待遇，这就赋予了这种户口划分以特殊的意义。因此，改革户籍制度，使外来打工者也能享受或者适当享受城里人的保险、福利等政策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至少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心理不至于太失衡。
2．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保护
当前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具有明显的盲目性。因此，建立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非常迫切。首先，最主要的是在劳动力输出地建立统一的、专门的劳务输出机构。这些机构最好能够与劳务输入地的正规用人单位取得直接联系，将工资、保险、福利等条件明确清楚，然后组织人员统一输出。这样可以避免务工人员上当受骗，也可以保证他们的正常的工作待遇。同时劳务输出机构的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劳动力进行培训，这可以与当地的技术学校联合进行，以保证劳务输出的质量。
（二）主体防控
主体防控就是指通过对流动人口本身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从自身主体因素出发，避免违法犯罪的发生。
1．加强道德规范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教育
现在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刑事犯罪都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道德意识退化有密切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道德教育。当然这还主要以农村为阵地，而且具体的形式必须灵活多样，以避免大家对呆板的说教的反感。此外还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职业道德教育。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建立统一的劳务输入输出管理机构和技术学校，提供专业性技术性的培训。通过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促使其更好的在社会上生存，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从而减少了城市里无业人员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使他们更快融入城市生活。
3．加强法制意识培养
防控流动人口犯罪，必须向流动人口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当地流动人口主管部门可以重点针对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法律规定及政策进行普及宣传，提供法律咨询或者无偿的法律援助，以使他们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生活，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三）法律防控
法律防控是法治社会对流动人口犯罪预防和控制的主要手段，是与培养法律意识相对应的另一面。法律防控不仅包括具体刑事案件下的侦查、定罪与量刑，还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治安管理等方面。具体措施如下：
1．调整刑事政策加强刑事防控
针对流动人口犯罪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刑事政策，它包括了很多方面，主要是定罪量刑问题。但同时它又是国家的一项政策，体现了国家对于犯罪所持的立场。针对流动人口犯罪，应当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主。此外，刚刚通过的刑八修正案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这同样有利于减少流动人口犯罪现象的发生。针对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我国刑法可以借助社区矫正，不断完善缓刑考验期的规定，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给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犯罪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加强治安防控提高社会防控能力
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是我国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预防和打击流动人口犯罪的有效手段。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5
>> 社会分层视野中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公共体育服务比较分析 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 北京市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及调控管理研究 上海穆斯林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同城待遇问题研究 长株潭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价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研究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女性流动人口”研究综述 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研究 北京流动人口已成北京人 流动人口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 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特征及政策启示 浅议北京市流动人口问题 档案助北京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浅析北京市农村流动人口就业 北京:百万流动人口或被挤出 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和分布结构特征研究 流动人口对北京市交通的影响研究 构建流动人口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册）[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6）。
③数据来源同上。
④详情参考湖南省计生委的《新生代与上一代流动人口发展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1]文军.从季节性流动到劳动力移民――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及其系统构成[J].探索与争鸣，2006，（1）：28-30.
[2]冯晓英，李洋，戴建中.北京市流动人口有序管理研究[C].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课题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711-738.
[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04）：42-52.
[4]王汉生，等.“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J].1997，（01）：56-67.
[5]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J].社会学研究，2000，（01）：24-39.
[6]周运清，等.都市农民的二次分化与社会分层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1）：132-136.
[7]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社会学研究，2000，（04）：73-85.
[8]杨.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 人口研究，2011，（05）：8-26.
[9]张展新.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J]. 人口研究， 2007，（06）：16-24.
[10]刘玉照，梁波.上海市“新移民”身份获得与结构分化：转型期外来人口的“移民化”研究[C]//上海：中国的前沿、文艺复兴与秩序重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青年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06）：157-167.
[11]李春玲.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社会学研究，2006，（05）： 85-106.
[12]李强.“倒丁字”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J].社会学研究，2005，（02）：55-74.
[13]鲁品越. 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J]. 哲学研究，2006，（12）：24-30.
[14]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1-99.
人口流动特征范文6
就医行为是指人们在感到身体不适或出现某种疾病症状时而采取的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1］。居民的就医行为是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只有全面掌握就医行为的现状及其特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医疗卫生领域及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求医的需要［2］。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大多仅针对某一类特定人群［3～6］，而针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2011年，广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数量为726万，基本接近户籍人口，相当于7年前的2．5倍。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医疗保障、工作、居住环境、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深入挖掘其就医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更好地推进新型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于2009年对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居民在就医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资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广州市且时间大于6个月，年龄在15～60岁的广州户籍人口613人、流动人口258人。
1．2研究方法
1．2．1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广州市随机选取4个区，再在每个区内随机选取2个街道，在街道内选取871人进行问卷调查。
1．2．2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所用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就医行为两部分。其中，就医行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所患疾病严重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就诊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
1．2．3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x2检验或秩和检验对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就医行为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按α=0．05水准，所有的P值都采用双侧概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将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作为因变量，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个人平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及所患疾病严重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结果
2．1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本次研究共调查871人，其中广州市户籍人口613人(70．38%)，流动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动人口较户籍人口年轻(P＜0．001)，流动人口30岁以下者占51．10%，户籍人口仅占23．70%。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动人口(P＜0．001)，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分别占39．97%和22．90%。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较流动人口长(P＜0．001)、医疗保险参保率较流动人口高(P＜0．001)，但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优于户籍人口(P=0．004)。详见表1。
2．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的差异
流动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诊的比例高于户籍人口(P=0．024)，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相比流动人口，户籍人口到医疗机构就医更为便捷(P=0．036)。尚不能认为两者对最近一次就诊医疗费用评价的差异(P=0．367)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P=0．055)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2。
2．3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患病时更可能选择不去就医(OR=1．616)。认为就医费用贵(OR=1．928)、所患疾病更轻(OR=1．494)、自我健康评价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距离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保护因素(OR=0．452)，相比距离医疗机构更远的居民，距离医疗机构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现患病未就诊。见表3。
3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性别，主要表现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就医行为存在差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3．1户籍类型与就医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诊，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高于2008年卫生部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38.2%)。单因素分析显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比户籍人口长，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61.24%)低于户籍人口(84.6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籍类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相关研究显示［7］，由于外来人员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正确的健康观念，同时经济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医疗保险覆盖率低，故出现疾病症状而选择不去就医。所以应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卫生经费投入，提高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加强对流动人口卫生知识的宣传。
3．2健康情况与就医行为
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所患疾病更轻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患病不就医，这和王敏［8］在中国城乡患者就医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一致。与健康状况较差者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休息及自服药等自我医疗方法［9］，而没有及时采取更加合理的医疗方式，增加了健康风险［10］。同时，本研究发现，就医行为也和疾病的发生情况有关系，疾病病情更严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视，从而增加其就医的行为［8］。因此，应加强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形成合理的就医行为。
3．3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就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