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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1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增加
一、背景
我国自2012 年从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具体税率为：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营改增”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主要目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对91家试点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有超过40%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税负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其他服务业企业对“营改增”推行前景的担忧。
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理论模型
“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的影响分为两种。第一，通过实施“营改增“可以实现实现进项抵扣，减少重复征税，从而实现减税，在此称之为抵扣效应。第二，实行“营改增”的企业适用的税率也会进行调整，税率升高会增税，反之会减税，在此称之为税率增（减）效应。因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综合结果，在此称之为减税净效应=抵扣效应-税率增（减）效应。
以下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对税税率增（）税效应和抵扣效应进行分析，以探究“营改增”使交通运输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
设某个交通运输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营改增”前适用的营业税税率为t0，则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缴纳的营业税额为Rt0。“营改增”后，设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1，那么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Rt1。设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种外购商品的价格为Pi，其所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ti，则此企业的进项抵扣额为∑Piti，因此“营改增”后企业的税负为（Rt1-∑Piti），税负变化为Δt= Rt1-∑Piti-Rt0=R（t1-t0）-∑Piti ，其中R（t1-t0）就是税率增（减）效应，-∑Piti是抵扣效应。
以下着重分析抵扣效应。为了体现产业分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进项税抵扣全链条的完整性，需要分析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即中间投入①占总成本的比重以及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比重，因此引入进项平均税率 ，使 ∑Pi=∑Piti，∑Pi为企业外购商品中可进行进项税抵扣的商品总价格。设企业外购商品的总价格为P，则-∑Piti=-∑Pi=-P其中，表示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①企业中间投入指企业生产经营中所消耗的外购物质产品和对外支付的服务费用之和）。因此Δt=Rt1-∑Piti-Rt0=R（t1-t0）-∑Piti=R（t1-t0）-P。
三、具体原因分析
（1）企业新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1过高。交通运输业的营业税税率为3%，但实施“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适用11%的税率，比较“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税率提高了8%，幅度过大，税率的增税效应明显。
（2）外购商品总价格中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比重 较小。在增值税抵扣全链条没有打通的情况下，
（3）企业中间投入P的特殊性。交通运输企业的中间投入具有特殊性，其所用的主要生产资料为汽车飞机轮船等，虽然当期购入设备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但是这些设备使用寿命较长，一般不可能每年大批量购进，日常成本主要以维修费和燃料费为主，因此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导致企业税负增加。
四、建议
（1）建立健全财政补贴机制。在“营改增”政策实施的过渡期，对因税改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弥补增值税全链条打通前企业的进项抵扣不足和税率提高带来的损失。但是在实际实行中一定要落实，透明化运作，简化行政手续，确保企业可以获得补贴资金。
（2）调整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但从长远来看，也应对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促进行业税负的优化。不同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中间投入的比率即特点上存在差异，交通运输业的成本结构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不能实现进项税抵扣，同时其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长，会导致实际中可抵扣的金额有限。但是，目前其适用11%的增值税，相比原来的营业税率大幅上升，为此，可以适当增加几档增值税税率，但也不能设置过多的税率档次，否则会给税收的征收征管带来困难。
（3）解决增值税发票取得困难的问题。对企业财务部门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结合“营改增”政策进行相应的税务筹划调整。做好企业增值税发票的归集和管理工作，尽量选择可以开具专用增值税发票的客户。另外，为了解决开票据繁琐的问题，可以采取集中采购分散适用的措施，例如企业为了取得燃油费的增值税发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同意集中购买油卡，再发放给驾驶员使用。
（4）加快“营改增”的双扩围。双扩围一是从地域上，向全国扩围。另一个扩围是从行业上，将更多行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这有利于打通增值税的全链条，增加进项抵扣效应，减轻企业税负，同时可以促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和结构调整，实现“营改增”的最终目的。但在双扩围的同时要注意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切勿简单复制、一刀切。
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2
关键词：双寡头市场；最优策略；政府补贴；减排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徐朗（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汪传旭（1967-），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57，71403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BXLP0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现。为了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计划，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并逐步建立政府对绿色企业补贴制度[1-3]。企业在进行减排研发活动中承担了成本和风险，但往往无法享有研发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对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过现有市场机制实现快速推广。从横向维度来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提高减排能力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研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竞争对手可能由于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而受益，从而造成研发投入失灵；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将低碳化作为一种鞭策企业改进环境绩效的策略，研发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往往提高了社会总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减排研发投入在无政府补贴下，会大大削弱企业减排研发的积极性。近年来，为了引导消费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关补贴、减免措施，如发改委、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那么，选择何种补贴策略才能保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减排研发，并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情况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对实现全面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政府实施各种环境补贴策略以及制造商进行减排决策提供参考。
针对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数根据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献分析双寡头决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应下研究了企业研发策略，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的研发方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R&D决策行为的影响。Veldman等[6]从研发投入出发，引入市场竞争因素，用动态博弈方法分别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企业利润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业竞争情况，构建两阶段研发合作动态模型，并比较不同合作机制的效果，发现在溢出率较大时合作研发能够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杨仕辉和魏守道[8]基于产品存在差异化竞争，建立了三阶段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优企业研发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会总福利。Qiu等[9]比较了企业先进行完全竞争的过程R&D活动后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两阶段博弈中当产品市场分别为价格和产量竞争时博弈的均衡解。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大多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市场下双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其决策的影响程度。
目前，企I减排及政府补贴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算例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技术投资水平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政府补贴率。Ben和Georges[11]假设寡头市场上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但通过从事研发活动来控制污染排放，并将企业的研发努力分为原始研发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发努力，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实现社会总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宋之杰和孙其龙[12]在碳税和碳限额机制下，讨论了双寡头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和定价策略，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权和碳税限制下，研究政府对减排投入的最优补贴问题，并比较分析采取补贴和鼓励合作两种技术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水平和社会福利。Ana等[14]构建了寡头制造商与政府组成的博弈系统，研究企业在碳税和碳补贴机制下的决策行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过财税政策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简言之，企业在减排研发投入决策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文献仅将政府补贴策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讨论，且仅考虑生产产量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影响，缺乏综合因素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系统地考虑了产品差异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因素对双寡头制造商市场竞争的影响，假设两制造商对减排进行投入存在技术相互溢出，建立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条件下，通过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并分析了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上存在双寡头制造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减排研发投入博弈问题。假设博弈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体，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决策。具体地：第一阶段，进行减排研发投入，随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第二阶段，两制造商对产量进行决策。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制造商，且生产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的产量，μ1、μ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减排偏好的影响。由于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品是差异的，故假设σ∈0，1为产品差异性。当σ0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相互不影响的；而当σ1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发现，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Uq1，q2是关于两制造商各自产量的函数，所以通过一阶偏导条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数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设双寡头制造商通过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刺激消费者市场需求。同时，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与双寡头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是相关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ρ∈0，1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当ρ0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没有相关性的，当ρ1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具有完全互补性；ε表示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偏好系数的影响程度。
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在迎合消费者碳偏好的同时，也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效用函数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发水平下对降低生产碳减排做出的贡献[16]。所以，环境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且θ>0。
三、无补贴下双寡头制造商决策
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市场行为是完全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过子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针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决策，按照逆序归纳法的步骤求解，即第一阶段企业确定最优减排研发投入，以使得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第二阶段企业进行古诺竞争选择最优产量，最终得到双寡头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双寡头产量竞争
第二阶段博弈过程中，双寡头制造商在既定减排研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qi，以实现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分别表示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双寡头研发竞争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由式（5），分别对两制造商利润函数求减排研发投入的一阶偏导条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两制造商是信息对称的，可以发现当μ1=μ2=μ时，两制造商利润函数关于减排研发投入的二阶偏导存在2πiI2i
假设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减排研发投入所造成的环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均随着技术溢出率ρ增强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增大。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于自身利润，有利于制造商提高产量、增加减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润，这也充分说明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引理2：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产品差异性σ增强而减小②。
由引理2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减少。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小于自身利润，造成竞争逐渐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减少产量、降低减排投入，从而保证自身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产品差异越强越不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政府对制造商的补贴策略
在现有的双寡头制造商三阶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虑通过政府行为调控市场，往往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是最优的，市场易产生局部“失灵”状态，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财税手段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对政府部门而言，由于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自身利润的增加，再加上环境效益的高风险性，会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发投入行为。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现是对制造商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政府主要有两种选择：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
（一）政府对制造商投入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投入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研发投入进行直接补贴，刺激制造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总福利。在投入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按照s的比率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ISi=11-s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ISi=11-s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投入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减排投入补贴，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会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s求一阶条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碳减排产量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产量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进行补贴，鼓励制造商增加产量，提高社会总福利。在产量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双寡头制造商的单位产品价格按照每件g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 g0（12）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QSi=1+g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QSi=1+g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产量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量补贴，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 1+σ
SymbolQC@ 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 1=22-3ρ+g，
SymbolQC@ 2=-1+gρ，
SymbolQC@ 3=-1+ρ。由社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g求一阶条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对投入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降低，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增加；政府第产量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增加，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发现，政府基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优补贴率，技术溢出率和产品替代性是决定的关键性因素。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对消费者的偏好提高，这时政府应降低补贴率；随着产品替代性的增强，两制造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会选择减少研发投入，这时政府应提高补贴率。政府通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补贴，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通过对无政府补贴模型（NS）、投入补贴模型（IS）和产量补贴模型（QS）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qIS>qNS、qQS>qNS；（2）投入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与无政府补贴情况相同，而产量补贴策略下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低于无政府补贴和投入补贴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πIS>πNS、πQS>πNS；（5）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两制造商作为利益主体，其决策目标往往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这又与社会福利目标相违背。而两制造商进行减排投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润，再加上投入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会通过补贴策略支持制造商进行研发投入行为。对制造商而言，获得补贴是为了平衡研发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而言，进行补贴是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论是投入补贴还是产量补贴，都能有效地使两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润。同时，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合理制定政府补贴率，选择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在保证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市场减排研发投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为算例分析的工具，对加拿大境内的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求解不同补贴模式下的两汽车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决策变量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最优补贴率随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情况。根据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1/3以上，且经过减排技术改进后的汽车排放所减少的COx、NOx约为1/20左右。鉴于此，假设ε=3、θ=005。具体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双寡头制造商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为研究参数变化对决策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程度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进行分析。
（一）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产量和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产量、产品价格，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无政府补贴策略下，产品差异性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和产品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减少产量降低价格。而技术溢出率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与产品价格保持不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使得其他制造商减排投入对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对产品价格无直接影响。（2）当产品差异性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和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当技术溢出率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不变；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同时，当产品差异性较弱技术溢出率较强时，投入补贴的产量低于产量补贴的产量；但产量补贴的单位产品价格始终低于投入补贴的价格。这是因为，政府进行投入补贴策略时，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积极性；而政府进行产量补贴策略时，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产产量。虽然不同的政府补贴策略对制造商都能带来好处，但产量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生产行为的补贴策略，并未对制造商减排投入产生明显效果，而投入补贴是对制造商研发行为的补贴策略，主要将补贴转移到环境效用中。
（二）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及社会总福利，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无论政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润并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产量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总低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同时，当技术外溢率和产品差异性均较小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高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这是因为，政府对产量补贴仅仅是改善制造商生产活动的补贴，不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减排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制造商隐利提高，降低其减排研发的积极性。（2）在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变化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与制造商利润的变化趋势相似。因此，无论何种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依然是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当技术外溢率较强产品差异性较弱，亦或是技术外溢率较弱产品差异性较强时，投入补贴策略相较于产量补贴策略更有效。这是因为，在强调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产量补贴往往是次优策略，实际上相当于将消费者剩余通过产量补贴再分配给了生产者，从而导致局部资源错配。
对制造商进行产量补贴时，政府的补贴支出相对于减排投入补贴往往更多，同时还会造成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导致企业得到更多的隐藏福利。
（三）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大，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次之，无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低。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增加，而减排研发投入作为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补贴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弥补，保证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从而反过来更加刺激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两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减排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提高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过其他财税手段调整市场，对双寡头制造商进行，引导带动更多的减排研发投入。
（四）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如图2所示。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于产量补贴策略。这是因为，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两制造商都很难利用“搭便车”现象提高自身利润，而市场竞争程度很激烈，政府通过产量补贴能够更为直接地刺激两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两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
（五）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如图3和图4所示。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最优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的变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补贴策略下，无论产品差异性如何变化均衡补贴率与投入溢出率呈正相关，随着投入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而当技术溢出率较低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当技术溢出率较高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正相关。在产量补贴策略下，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即随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先减少后增加；而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而降低。
六、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构建三阶段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优生产产量和减排投入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率，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对比三种补贴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差异。算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论政府采取减排研发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策略，在短期内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从而增加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总福利。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双寡头制造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策略，推动减排研发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性关系，而与产品差异性不确定；产量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关系，在技术溢出率较小或较大时补贴率较高，而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中，政府应加强对减排研发投入的保护。
第三，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强于产量补贴策略。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析政府应选择何种补贴方式；第二，基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研究供应链的研发投入决策，分析供应链系统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策略。
注释：
①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技术溢出率ρ的一阶偏导，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是技术溢出率的单调递增函数，随着ρ的增强而逐渐增加。证毕。
②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产品差异性σ的一阶偏导，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证明：对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政府最优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率，分别求碳减排对θ和ε的一阶偏导，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据假设条件可知，s*θ0、s*ε>0、g*ε
参考文献：
[1]Porter M. America′s green strategy[J].Scientific American， 1991，264（4）： 1-5.
[2]Geffen C， Rothenberg S. Suppliers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00， 20（1）： 166-186.
[3]曹柬，吴晓波，周根贵. 基于产品效用异质性的绿色供应链协调策略[J].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2011， 17（6）： 1279-1286.
[4]Aspremont′s C， Jacquemin A.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78（5）： 1133-1137.
[5]Gianluca F， Gianmaria M.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and R&D spillovers in a dynamic duopoly[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1，35： 1061-1090.
[6]Jasper V， Gerard G. Competitive investments in cost reducing process improvement： The role of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pillover lear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5， 170（1）： 701-709.
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3
关键词：环保管家；清洁生产；企业环境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环保督查制度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重点排污单位开展了系统的环境管理工作。随着垃圾分类等国策的实施与推动，人民群众越来越感觉到绿水青山深远的战略意义。环保管家作为新时代生态环境领域重要的参与者，已经开始从生态环境服务工作的浅水区向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深水区探索。如何精准地提供重点排污单位清洁生产服务、强化管家专业能力摆在了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眼前[1]。
1环保管家的背景
2017年8月，环境保护部《关于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环规财函〔2017〕172号），鼓励第三方治理单位提供包括环境污染问题诊断、污染治理方案编制、污染排放监测，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等活动在内的环境综合服务。伴随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环保管家”这一概念应运而生[2]。环保管家作为一种“合同环境服务”的新型治理环境污染的商业模式，主要为企业提供检测、监理、环保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等一体化环保服务和解决方案，以解决企业环境问题。在企业运营工作中，环保管家可以和大气、水、固废，以及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同步开展，通过监控管理实现数据信息的自动采集。环保领域涉及更多的专业化问题，在污染处理过程中需要加大投入力度，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治理方案，满足不同环境治理要求。企业实行环保管家的优势在于企业自身监督管理水平的提升、企业自身环保水平的提高、企业环境管理信息的公开。印染行业环保管家的服务思路是开放的、创新的、包容的、协同的，是以供给侧改革为导向的主动服务、以需求为导向的定制化服务。目前企业环保管家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理念逐步形成，服务内容也逐步丰富，需要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总结和推广[3-4]。
2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领域发展现状
清洁生产在不用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废物减量化”“污染预防”等，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义的清洁生产为清洁生产是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该思想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提高生态效率，降低人类及环境的风险。自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颁布以来，政府对清洁生产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2012年修订以后，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节奏明显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于2020年3月再次修订，以垃圾分类为代表的资源化利用思想已成为国民必须掌握的基本素质。但相比于政府的高要求，部分重点排污单位的执行却受到了很大的掣肘，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以下问题。
2.1资源化利用意识相对薄弱
企业职工清洁生产意识薄弱，缺乏垃圾分类等资源化利用培训，环保管理人员配置不足，业务能力和素质不高；企业原辅材料台账记录不完善或记录内容不真实；产污设备、污染治理设施管理制度不完善；现场管理执行不到位。
2.2清洁生产审核流于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7条要求，重点排污单位需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应将审核结果向清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报告。但在实际审核过程中，审核组织对企业基本情况了解不明，产排污判断失误，清洁生产方案趋同化，严重影响了审核报告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在环保压力日趋提高的当下，部分企业为了应付考核甚至伪造清洁生产审核结果，造成不良影响。
2.3减量化措施考核无法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18条要求，国家定期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和产品名录，但部分重点排污单位对此名录不够重视，出于市场经济利益，仍选择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对现有推荐的节水工程则“选择性失忆”，以企业效益不佳等市场因素对抗减量化措施。
2.4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良莠不齐
随着清洁生产审核机构资质的打破，大量的环保咨询机构在未进行有效培训的前提下探索清洁生产审核领域，野蛮生长严重，审核质量严重下滑。此种现象给企业判断国家形势带来了严重的误导，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什么淘汰产品”“今年效益不好明年再说”“反正政府对我没有要求”是部分重点排污单位面临减量化考核无法落实的托词。因此，如何让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一对一帮扶，环保管家服务就成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3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清洁生产审核中的应用
3.1环保管家参与清洁生产工作
（1）环保管家有捕捉科技前沿及行业领先的嗅觉与能力。（2）环保管家具备了解目标企业原辅材料、工艺、设备、产品等各项静态运行情况的能力。（3）环保管家可以掌握目标企业的过程控制、废弃物、管理、员工等动态运营方法。
3.2环保管家开展资源化利用全过程服务
（1）定期开展企业原辅材料、产污设备跟踪，推荐优秀供应商。（2）以查找环保隐患为手段，实施企业清洁生产全过程控制。（3）以污染治理设施排查为切入口，定期开展废物减量化考核，把节水、节能、减废作为根本目标。（4）以环保培训作为突破口，定期对企业员工开展清洁生产、垃圾分类培训，通过加强教育训练，不断强化员工的节能减排意识。（5）以制定环保各项管理制度为依托，完善企业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管理，实施奖惩机制并监督落实。
3.3环保管家自身建设的要求
（1）积极掌握重点排污单位的行业动态，熟悉行业法律法规，并结合合规性评价积极完善自身行业特殊属性。（2）通过问题导向，从污染治理设施倒推产污环节，并熟悉其产污工艺原理。（3）积极培养沟通能力，成为企业实施全过程管理的好帮手，搭建政企交流的桥梁。
3.4环保管家实践清洁生产审核案例展示
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开展一轮清洁生产审核，公司领导层与环保管家积极沟通并下达实施清洁生产审核至全员。环保管家依托专业背景，从合规性分析、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因子排放、药剂组合选型、设备效能出发，利用《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求，系统开展了全公司员工清洁生产培训，从而导入理念。在审核过程中，环保管家结合日常环境隐患排查与污染因子达标性分析，从清洁生产方案探索的八个方面，总结整理出7套可实施的无低费方案和2套中高费方案。随着清洁生产评估的开展，专家组肯定了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并一致同意实施方案。环保管家在实施方案管理方面发挥了日常巡查、诊断的优势，督促企业开展改造并在审核后期进行环保绩效核算。在审核尾声，企业通过投资50.8万元，当年取得经济效益35.845万元，通过后道水处理工艺改进、超滤设施优化改造等中高费方案的实施，实现中水回用16.79万t/年，COD减排2.13t/年，污泥减少委外处置250t/年。在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清洁生产验收过程中，环保管家对企业取得的环境绩效进行了汇报，得到了验收专家组的认可并顺利通过验收。
4环保管家开展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化利用实践的意义
4.1是提升企业内部清洁生产管理软实力的重要保障
环保管家可以很好地满足企业清洁生产和资源化利用的考核要求，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产生，并化解企业盲目抵触的情绪，为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环保管家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4.2是地方环保管理主管部门实施监管的重要补充
环保管家可以作为企业内部清洁生产监督员，发挥地方环保主管部门清洁生产与资源化利用的监督管理作用，让企业从被动的监督检查转变为主动探索实施清洁化管理，缓解环境主管部门的工作压力。
4.3是清洁生产审核过程的重要支撑
环保管家是企业环境管理的吹哨者和监督员，在“双控双减”要求下，可以更大限度地为企业开展资源再利用提供技术手段，带领企业探索市场动态和引入先进技术，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的建设依然是我国发展的千年大计，有着重要的意义。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运作，对我国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当前环保形势下，相关人员应当提高对环保管家服务的关注，应该将清洁生产监督管理纳入环保管家服务工作，让环保管家可以在生态文明的建设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桂茹,王宇佳.新环保形势下“环保管家”服务内容综合分析[J].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学报,2021,44(2):79-83.
[2]蔡德明,任雁.基于环保管家的发展模式与价值分析[J].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1,2(12):174-175.
[3]赵婷,倪忠晓,周浩,等.环保管家服务模式探讨[J].黑龙江环境通报,2020,33(2):32-33.
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4
关键词：石家庄 居民出行 碳排放 低碳交通 措施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Trend and Low-carbon Measure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 Jing Li Shuangjiang Zhao Qian Cui Erqia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rend of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from 2005 to 2009, and forecasted CO2 emission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2 emission per capita by urban traffic in Shijiazhuang city increased with time.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fastest, from taxies slightly increased, and from buses dropped. CO2 emission from private cars was much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emission from taxies and buses. The per capita CO2 emission from resident travel in 2015 increased by 21% than 2009, and emission from taxies almost unchanged, from buses reduced by 45%, from private cars increased by 29%. The measures to implement low-carbon transport was controlling private car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king low-carb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citizen’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Key Words: Shijiazhuang resident travel CO2 emissions low-carbon transport measures
1. 研究背景
气候和环境国际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登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里全球CO2排放总量增加了13％，而源自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增长率却达25％。欧盟大部分工业领域都成功做到了减排，但交通工具碳排放却在过去10年增长了21％。至2050年，全球交通工具碳排放将比目前增长30％～50％［1］。
与国外相比，一方面，我国交通能源利用率仍有很大差距，其中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比欧洲低近25％，比日本低20％，比美国低10％。另一方面，至2009年底，中国汽车产销双超1300万辆，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约达1．87亿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我国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
随着能源危机、经济危机及气候危机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减少交通中的碳排放，实现交通的低碳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同样的能源需求增长率，优化交通模式可获得较优的减排效果。因此，减少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成为世界各国广泛认同的有效减排手段［2］。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低碳交通”的概念应运而生。
2. 石家庄交通现状
目前，石家庄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京津冀都市圈的整体推进、省会龙头地位强化、中央启动内需与河北省“三年大变样”的效应叠加、高速铁路等交通优势的升级，诸多发展因素把石家庄推入一个城市快速扩张、产业调整优化、都市区整合发展的新时期。到2020年市区人口将达到500万［3］，这些势必带来交通的进一步发展。
截至2010年初，全市公交车总数为3018辆，其中天然气公交车1698辆。到2010年2月底，全市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149万辆，其中市区38．8万辆，仅2009年12月份就新增机动车21751辆。伴随着市区小汽车加速增长，轿车快速进入百姓家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家庭轿车拥有量的快速增长，将进一步加剧城市交通碳排放。庄幸等研究表明［4］，在石家庄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户均温室气体排放中，CO2是主要的排放物，其所占比例高达90．6％。
3. 石家庄市交通碳排放
3.1 计算方法
城市交通以客运为主，公交车、私家车、出租车是能耗主体，动力以汽油和柴油等一次性能源为主。以这三种交通工具为研究对象，计算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公式为：
式中，MC为个人出行的碳排放量，D为平均营运距离，Z为平均客运量，L为实际油耗，a为所使用燃油的燃油密度，w为燃油中碳的比重。
通过C和CO2的质量转换公式，得到碳排放情况：
式中， ――个人出行的CO2排放，kg。
利用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参数年均增长率，利用下式推到2015年各排放参数，得到2015年CO2排放量。
2015年各参数=2009年各参数×（1+年均增长率）6
3.2 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调查自《石家庄统计年鉴（2006－2010）》，部分标准参考相关文献［4－9］。原始数据见表1：
3.3 结果分析
石家庄市居民出行所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个人CO2排放量见表2。
由表2和表1可以得出，2005～2009年石家庄市居民出行人均CO2排放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私家车排放量增加最快，出租车略有增加，公交车下降，且私家车排放量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之和。2005年私家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约是出租车的6．4倍，2009年增至7．6倍；私家车2005年的个人出行CO2排放是公交车的8倍，2009年增至14倍。
出租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2005年～2008年为增长趋势，但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原因是在后两年出租车数量没有改变，但客运量有所增加，而全部出租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增幅远小于客运量的增幅。
公交车的个人出行CO2排放呈下降趋势。原因是2005年～2009年石家庄市公交车数辆的增幅很小，但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公交车的日平均营运距离相对增加，而且公交车的客运量大大加大，因此分担到个人的CO2排放就相对减少，从而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
2015年石家庄市居民各种出行方式与2009年相比，个人总出行CO2排放将增加21％，其中出租车基本未变，公交车减少45％，而私家车增加29％。
4. 实施低碳交通的建议
低碳交通是在对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生存严重影响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以节约资源和减少排放、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为根本出发点的交通模式。这种模式根据各种运输方式的现代技术经济特征，采用系统调节和创新，应用绿色技术等手段，实现单种运输方式效率提升、交通运输结构优化、交通需求有效调控、交通运输组织管理创新等目标，最终实现交通领域的全周期全产业链的低碳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10－13］。针对石家庄的现状，低碳交通对策如下：
（1）控制私家车。
由于私家车的个人出行碳排放要远远大于公交车和出租车，因此，实施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关键是降低私家车在城市交通中的出行比重。如在市中心减少机动车道，增加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不应特意为机动车停车提供方便等。
（2）优化公交系统结构。
完善公共交通，缩短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车外时间差、提高公共交通的运输速度、扩大公共交通与其他交通的成本差、改善公共交通的交通环境。石家庄已满足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的条件，即200万以上人口［14］。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消耗相等的能源，运输能力前者是后者的5倍以上。因此应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新能源及使用混合动力公交车，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
（3）制定低碳政策。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鼓励使用绿色汽车，对研发新能源汽车者给予资助和奖励，对大排量重污染汽车征重税，减少政府公务用车等。
（4）提高居民节能意识。
采取有效的途径，加强节能宣传教育，使公路交通运输领域所有从业人员了解我国能源资源形势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意义，提高全行业的节能意识和资源忧患意识；同时也要在全市民中进行大力宣传节能减排，鼓励居民骑自行车、步行及乘坐公交工具出行。
参考文献：
[1]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fice of Transportation and Air Qual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the U. S. Transportation sector [R]，1990-2003. USA: ICF Consulting， 2003．
[2] House of Commons 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Transport [R]， Ninth Report of session， 2005-06，Engl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2006．
[3] 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4] 庄幸．姜克隽．赵秀生.石家庄市居民生活和出行的碳足迹及其环境影响因素分析[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6(6):443-448．
[5] 胡莹菲．王润．余运俊.厦门城市交通系统碳足迹评估研究[J].上海环境科学，2010，29(3):98-101．
[6] 赵敏．张卫国．俞立中.上海市居民出行方式与城市交通CO2排放及减排对策[J].环境科学研究，2009．6(22):747-752．
[7] 梅建屏．徐健．金晓斌．周寅康.基于不同出行方式的城市微观主体碳排放研究[J].资源与环境，2009．25(1):49-52．
[8] 贾晶,高鹏．徐幸玉．王升强.石家庄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2．2(52)：116-118．
[9] 曲大义．于仲臣.苏州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及交通发展对策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1．31(3) :118-119．
[10] 陈飞．楚大建.低碳城市研究的内涵、模型与目标策略确定[J].城市规划学刊，2009．(4):7-13．
[11]付慧.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0(34):19745-19747．19751.
[12]秦海燕．丁绍刚．金芸.都市生态主义――基于可持续的低碳城市营建理念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3):1746-1750.
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受“美元荒”的影响，国际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是基于国际贸易和稳定固定汇率为目的的外汇储备充足性问题。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多元国际储备体系的出现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迅猛发展，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变得较为活跃，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又相对沉寂下来。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汇储备需求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市场普遍大规模囤积外汇储备的趋势，有关外汇储备理论特别是针对亚洲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研究重新活跃起来，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追溯外汇储备需求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亚洲金融危机前:传统理论向现论的发展
外汇储备需求理论包括两大分支: 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和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是外汇储备规模理论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在当今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更大。
传统外汇储备需求决定因素理论建立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外汇储备具有满足国际交易需求和预防性需求的功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外汇储备不仅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而且也是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凯恩斯最先特别指出外汇储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1953 年，IMF 首次对国际储备充足性进行研究，但诸如此类的研究仅出自于简单的经验判断。现代外汇储备需求研究始于 Heller，他认为一国外汇储备需求受制于持有储备收益与机会成本间的均衡。［1］Heller 和紧随其后的学者脱离了储备 / 出口的传统经验主义，主要从外部支付( 国际收支) 、出口边际倾向、规模变量( 如进出口) 和机会成本等角度研究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汇储备需求被视为具有一种积极职能。在牙买加体系下，由于真正的浮动汇率制难以实现，而且资本账户自由化增加了对国内金融安全的担忧，提高了外汇储备需求，因而使全球外汇储备总量有增无减。
西方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40 年代，经过 60 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外汇储备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主要有单一因素理论的比例分析法、成本 － 收益分析法和多因素影响理论。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外汇储备需求规模研究主要采用比率分析法，Robert Triffin提出的储备 － 比例法，将储备与进口的比率( R/M) 作为衡量一国储备充足性的标准。［2］
这一理论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易行，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即只考虑了商品交易的对外支付需要。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这一弊端越来越明显。Machlup 提出有趣的“衣柜效应”，认为一国货币当局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类似“夫人对其衣柜中的时装需求”，即越多越好，并不存在各国通用的适度规模标准。［3］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西方学者开始利用模型对储备需求进行定量研究。其中以Heller 和 Agarwal 提出的成本 － 收益法为代表。Agarwal 模型充分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必需品进口的不可压缩性、闲置资源等特点，较全面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储备需求，影响力较大。［4］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货币主义学派的Brown 和 Johnson 等经济学家认为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由国内货币供应量来决定，并在特里芬比率基础上分别提出国际储备与国际收支差额比率和国际储备与国内货币供给率等。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预防性与重商主义动机对弈
( 一) 国外研究
近 20 多年里，混合汇率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被采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利用庞大的外汇储备积累缓冲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研究外汇储备需求的众多理论探讨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认为储备应达到足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的规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新兴市场国都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针对这一发展趋势，西方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些学者强调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预防机制，即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新兴经济体缓冲外部冲击、屏蔽金融危机，代表学者是 Aizenman。Aizenman 以韩国为例，解释东亚国家出于预防性动机囤积外汇储备，目的在于降低因短期资本流动突然逆转而引起的高昂产出下降成本的发生。［5］
进一步地，Aizenman 和Lee 对发展中国家持有外汇储备的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进行比较，并通过实证验证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外汇储备。［6］特别地，Obstfeld、Shambaugh 和 Taylor指出，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和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主要功能也从保证国际支付转向防范异常资本流动。他们基于资本双向流动考虑构建了一个金融 － 稳定模型，并验证该模型能比传统模型和基于外债与“突然停止”的模型更精确地估算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积累外汇储备的行为。［7］
另外一些学者则从重商主义角度出发进行解释。Dooley、Folkerts － Landau 和Garber 指出新兴经济体将积累外汇储备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战略，旨在维持低估的汇率来刺激经济增长。［8］并且，他们认为外汇储备可以作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抵押品，一国“重商主义囤积”会诱发他国“竞争性囤积”。根据 Aizenman 和Lee 的观点，预防性动机和重商主义动机对国际储备囤积需求的解释可能实力相当，但这两种外汇储备需求观点存在两个不同之处: 一是与不同福利效应相联系; 二是预防性动机决定外汇储备的“最佳”规模，而 Dooley 等重商主义方法将外汇储备规模视为一个未解问题并且不尝试确定其最优规模。
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为研究对象，一些学者研究指出政治稳定因素在解释外汇储备需求上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在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政治因素对外汇储备积累需求的影响，但自从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政治因素的关注才明显增加。Aizenman 和 Marion 从风险角度分析外汇储备预防性需求，实证发现政治经济因素，如领导层变更与政治腐败都会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因此外债/储备比率作为国家脆弱性指标或许没有作用。［9］
遵循这一思路，Aizenman 以拉美国家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提出政治不确定性是影响产出冲击、负债与外汇储备间关系模式的关键变量，硬型( T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来缓解征税成本，而软型( S 型) 决策者选择负债和外汇储备是为了获取特殊集团的当前资源。［10］
( 二) 国内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有关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吸引了大批国内学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对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从国际收支角度来进行，并通常侧重于借鉴国外研究方法来分析外汇储备适度性。
总体上看，2005 年前国内学术界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适度性，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是充足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量的，如武剑、吴丽华、时建人、王国林等。王国林分别运用国际比较分析以及 IMF 的 3 个定量指标( 储备/进口率、储备/短期外债率、储备/广义货币率) 来估算 1991 年 ～ 2000 年中国外汇储备适度值，结果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大大超量。［11］
另外一些学者与之对立，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很难提高到适度水平。刘斌以货币供应量决定论为理论基础并与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和地区比较，来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外汇需求的诸因素，提出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适度性的指标和安全界限值，并认为我国当时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2］
刘莉亚、任若恩运用回归技术与协整方法，建立我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需求模型并分析了近 20 年来外汇储备规模的失调情况及其主要原因。［13］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静态研究思路，为今后外汇储备的动态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思路。遵循这一思路，一些学者从动态角度分析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认为外汇储备是否适度具有阶段性。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采用外汇储备需求因素法和信号灯模型分析我国 1990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适度性，并用 ARMA 模型对 2006 年、2007 年两年的外汇储备进行评价和预测，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即 1990 年 ～ 1993 年不足，1994 年 ～ 2004 年适度，2005 年 ～ 2007 年过度。［14］
游碧蓉、周丽萍运用改进的阿格沃尔模型测算 1996 年 ～2005 年的外汇储备规模并得出结论: 1996 年不足，1997年 ～2002 年适度，2002 年 ～2005 年过量。［15］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李扬、余维彬认为，外汇储备功能因时而变，只从传统功能角度来讨论外汇储备规模没有意义。随着我国外汇储备“过多论”被更多认同，一些研究便试图从更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的外汇储备。巴曙松、朱元倩利用广义可加模型讨论了内外利差和汇率弹性对外汇储备的非线性作用。［16］
刘兵权则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增长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因而导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结果。［17］
四、2008 年金融危机后:研究新进展及未来研究方向
( 一) 研究新进展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囤积外汇储备的国家获益。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早期对大量囤积储备的担忧已被证明夸大了。此次危机深刻说明外汇储备自我保障作用的重要性，使那些吸取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而大量囤积储备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幸免于难。当然，这次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不可避免地触发了对外汇储备新问题的讨论: 如何积极运用外汇储备来应对危机? 外汇储备积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防御危机的效用? 中央银行间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职能是否能替代未来外汇储备积累需求? 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研究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Aizenman 和 Yi 追踪了 21 个新兴市场国在2008 年金融危机窗口期的调整行为来分析外汇储备“清偿力”程度，发现各国表现纷乱复杂。［18］Aizenman 分析了 2007 年 12 月后生效的互换协议所涉及的 24 个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认为，由于中央银行只在有利本国利益时才提供流动性支持，因而互换协议对外汇储备的取代很有限，并建议通过深化区域储备池( 如 CMIM) 和延长互换协议期限来减小预防性外汇储备需求。［19］
更进一步地，Aizenman 分析了新兴市场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期运用储备的模式及选择动因，发现 2008年 8 月 ～2009 年 2 月期间这些国家平均汇率贬值率都约为 30%，他解释可能的原因是“害怕浮动”国家比“害怕损失储备”的国家受到的危机冲击影响更大。［20］Mendoza 实证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 5 个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同危机脆弱性指标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各国政策当局为预防危机而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储备。［21］
我国也有个别学者探讨了外汇储备的危机预防及屏蔽作用，对未来外汇储备需求的调整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如谷宇等人基于外汇储备预防性动机建立了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模型，应用受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方法证明我国外汇储备起到了屏蔽、缓冲金融危机的作用，并建议在后金融危机下，短期内应增加汇率灵活性，长期内应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根本上降低经济体对外汇储备的需求。［22］
( 二)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关注储备积累负面激励效应。尽管近期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外汇储备可以作为当前危机的一种稳定力量，但也应该提出警告: 长期内这些好处可能被外汇储备自身创造的负面激励效应所抵消。因为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到政府的紧急援助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借贷决策，则外汇储备积累可能增加私人银行系统过度举借外债的道德风险。实际上已有学者证明外汇储备对减轻危机冲击的效用是递减的。
2． 关注储备运用的影响因素。根据现有研究，是否和如何运用储备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是国家脆弱性。例如，在新兴市场国中，韩国资本自由化程度很高，危机刚发生时约一半的外汇储备是韩国国内银行以硬货币借入的外债和外资股，“去杠杆”风险很大。巴西和智利“去杠杆”风险较小( 外资股比重较低) ，但却面临着商业贸易恶化的高度风险。因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储备运用模式，前者大量运用储备来减轻危机冲击，后者则避免运用储备而宁愿选择贬值货币来应对危机冲击。随着全球流动性危机的继续深化，内部积累有限的国家会更不愿意损失储备。其次，运用储备也受限于储备自身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可能借助于其它工具得以增强，如互换协议等。此外，还存在其它一些潜在影响因素。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外汇储备需求还有待观察，不过在这里需强调的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时需重视一个关键问题，即各国应动态调整其政策框架和宏观经济策略以适应危机挑战。
3． 关注储备的削减机制。互换协议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可选择信贷额度与外汇储备的“稳定”作用相得益彰，但却不能据此而抵消之前囤积储备的好处。因为在长期内，导致这些互换协议产生的全球性极特殊事件，不可能适用于更局部的特殊情况，而且这些互换协议自身也存在缺陷，不能完全替代外汇储备的自我保障功能。因而，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探讨未来外汇储备削减机制。
4． 关注人民币问题。中国保持着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但金融体系远远滞后于实体经济，因此中国将巨额储蓄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的崛起为人民币积累了内在价值，特别是人民币可以用于支付中国进口商品，如果中国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则人民币支付在许多国家会大规模增加。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等国的中央银行签订了人民币互换协议。因而逐渐推广的人民币互换协议增加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可能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亚洲国家外汇储备需求政策。
双减政策重要意义范文6
关键词： 三甲医院；筹资风险；财务管理；防范风险
一、引言[JP2]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也更高。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发生了改变，例如医药管理体系的改革、各大医院间进行日益激化的竞争、医保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等等。而三甲医院作为非盈利性质的医院，要应对这些变革就相对艰难。一旦发生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医院的正常经营就难以维系。所以积极应对筹资风险，这对三甲医院来说愈加有意义。
二、三甲医院的主要筹资渠道
（一）融资租赁行为
医院进行的融资租赁行为指的是某医院作为出租人进行融资，并根据与承租人签订的合同，购置承租人需要的医疗设备，承租人为了得到这些医疗设备的持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而向出租人支付相应的租金的行为，在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可以转移医疗设备的所有权。现如今的医疗科学愈加发达，而新型的医疗设备如：伽马刀、CT等等，价格十分高昂，这对三甲医院来说资金压力过大。这种融资渠道的优点包括医疗设备租用时期较长、面临筹资风险较低、承担的支付压力较小等等，因此得到我国众多医院的青睐。
（二）经营租赁行为
经营租赁行为区别于融资租赁，医院作为承租人只能拥有出租人的医疗设备的使用权，并需要按时缴纳租费，在租赁期结束之后，出租的医疗设备的所有权也不被医院所有。
一般来说，经营租赁行为适合于短期，医院在突况下就会选择这种筹资方式来应一时之需。
（三）政府的资金援助
三甲医院作为非营利性的公立医院，需要政府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由于这种筹资渠道较为稳定，并且区别于金融机构的借贷，即不用偿还，所以这种筹资渠道是最重要的。
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包括根据医院进行重点科研项目研究、医院进行扩大规模等因素来发放的专项补助之外，还包括较为稳定的每年按时发放的经常性资金援助。
三甲医院往往会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这样就可以让政府更好地明确好医院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为医院提供更加完善的专项资金援助。
四）向金融机构借款[JP2]
向银行这类金融机构借款是三甲医院使用得较为普遍的筹资手段。特别是向银行借款，通过这个筹资渠道，医院能够在短期时间内获取资金，不会受到很大的数额和时间限制。但医院向银行借款的同时，也要支付更高的银行利息，在未来就会面临更加沉重的资金偿债压力。所以医院更要理智地制定好还借款计划，减少因借款利息带来的筹资风险。
三、三甲医院面临的筹资风险
（一）宏观环境中的筹资风险
1筹资易受国家政策及金融机构影响
三甲医院的主要筹资来源就是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和向金融机构贷款，因此，一旦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金融机构就一定会调整利率来应对这些变革。金融机构调整的利率对三甲医院需要偿还的利息多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国家增加了税收，并通过减少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的政策来借机减少社会上民众的消费行为来压制社会的总需求，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实施”双紧“政策来提高利率并缩小货币的供给量，从而减少国民的支出，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医院的筹资成本，使医院的筹资行为受到严重影响。
2国家进行金融调控会加大贷款难度
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就会引发资源断裂的问题。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这种经济过热的情况，就会对金融进行适当的调控，减少社会的货币流通，一旦政府缩紧了社会中流通的货币量，金融机构就也会做出缩紧贷款的政策来顺应政府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三甲医院就更加难以贷款，一旦无法完成贷款，医院的资金有限，就会承担筹资风险，出现例如资金运作不灵，医院运营陷入瘫痪等情况。
（二）医院内部的筹资风险
1医院偿债能力下降使筹资困难
医院的经营效率是评判其所属等级的指标，同时这也是医院明确筹资渠道的依据。而三甲医院主要资金来源除了政府给予的资金援助就是自己的经营收入了。由于近年来，医院药品的差价率呈现出持续大幅度下滑并有逐步取消的趋势，所以三甲医院很难再从药品上获取更高的收益。
三甲医院作为仅次于我国特殊医院的高级别医院，其对医疗设备和医疗服务、医院规模等因素的要求就更高。现如今各大医院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医院选择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例如大量采购新型高价医疗器械并加大力度建设医院的基础工程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医院必须投入高额的资金成本，所以这对医院的资金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一旦三甲医院出现负债情况，那么医院用于偿债的资金主要就来源于其日常的经营收入。如果医院无力承担债务，那么三甲医院就会产生信任危机，无法再完成筹资行为，那么医院的资金链就会断裂，陷入危机。
2医院筹资结构不合理存在风险
三甲医院为了不断扩大规模，并增加购置高价医疗设备以增加医院的运营收入的同时，其承担的债务也在逐渐增加。在我国当前的金融机构中，关于贷款政策都控制在三甲医院资产负债率的3/5之内。如果属于区域垄断类型的医院的资产负债率较低，那么就可以借新债务来抵消旧的债务。而在医院的负债情况已经快要超出固定的指标时，医院负责人就要更注重对还债日期的安排。现在的三甲医院很容易出现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占据医院总负债的比例不协调的问题，如果还债的日期都集中在一起，就会加重医院偿还债款的压力，导致三甲医院的资金无法照常运转。还债日期安排的不够妥当的话，也会产生筹资风险。
四、防范筹资风险的举措
（一）建立风险防范体系
在三甲医院遇到资金问题时，往往会被突如其来的困难弄得措手不及，而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必须要快速作出反应，来趋利避害。所以三甲医院要学会防患于未然，在进行筹资行为时，必须要预先树立好防范风险的意识，并建立完善医院的风险防范体系，这样才能在医院面临筹资风险时避免出现资金运转不灵、医院运营陷入危机的危险，并作出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风险防范机制应当科学、有效，并符合三甲医院的现实情况。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要把医院的资金运营状况作为基本依据，并确立好医院的未来运营发展指标，实时监测并分析医院各个环节的财务运营状况。这样就能及时在出现筹资风险前做好准备，规避筹资风险的出现，并有效地保障好三甲医院的照常运营，维持三甲医院的财务信用。
（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三甲医院作为公立医院，其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政府的资金援助和自身的经营收入。针对我国现今的国情，三甲医院要进行资金积累是一件困难而漫长的事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政府不得不压减提供给三甲医院的资金补助，这在无形中给了三甲医院更大的资金压力。
而三甲医院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增加业务数量，就必须选择扩大基础建设的规模，购置新型高价医疗设备，这些高额的资金成本对于三甲医院自身经营所赚取的利润来说，可以是杯水车薪。那么三甲医院就选择利用向金融机构借款、融资租赁等外部筹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不断发展自身规模来应对日益激烈的医院竞争。
要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资金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仅要使这些资金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还要使三甲医院的经营收入达到最大。三甲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就要学会将财务杠杆效应发挥到最大化。如果医院在日常经营中获取的利润增多，那么成本中包含的利息数额就会相应减少，那么医院从投资中获取的收益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三）调整医院筹资结构
三甲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要从医院自身的财务情况出发，控制好资产负债率，从而选择好最适合医院生存发展的负债。如果医院的负债超出限度，就意味着超出了医院的偿债能力，就会带来筹资风险，影响医院的资金运营。而负债太少，就会使医院的发展止步不前。
财务管理人员还要安排好负债中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比例，使筹资结构符合医院的发展情况，并且要避免还款期集中的情况。坚持低成本和防范筹资风险的原则减少医院的还债压力，在最大限度内优化医院的筹资结构。
四）选取多种筹资渠道
三甲医院的筹资很容易受到国家政策调整和金融机构政策变革的影响，因此为了应对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三甲医院就要选取多种筹资渠道。首先选取最适宜自身发展的筹资手段，以降低筹资成本的对象为最佳。而面向金融机构的筹资，往往是向银行借贷。那么财务管理人员可以选取贷款利率较低、门槛较低、风险较小的银行进行贷款，并学会结合多种贷款方式，在符合医院发展要求的情况下使资金成本达到最低。
三甲医院也可以加大与其他医院的沟通合作，并尝试着融资租赁这种筹资方式，不但可以减少购置高额医疗设备的压力，还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且这种融资租赁的筹资渠道并没有利息，在一定程度上就减少了医院的资金成本，为医院的资金运营减少了压力。
五、结束语
在物质、政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越来越适应人们的生存发展需要。那么三甲医院就必须应对着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政府的金融调控政策，来保障自身的日常经营和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而筹资活动作为医院进行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将财务风险管理作为活动开展的核心注意点，这对医院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甲医院要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树立好风险防范机制，并制定好应对措施，这样才能有效地规避筹资风险。
参考文献：
[1] [ZK#]张佳慧，董四平，方鹏骞非营利性医院融资现状、关键因素与政策支撑体系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0，（3）：29-30
[2] 陈华东医院负债经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卫生经济研究，2009，（4）：49
[3] 刘立立建立医院负债经营风险预警机制的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2010，4
[4] 袁桂玲，朱延尧浅论医院债权债务管理[J]医院管理论坛，2010，27（9）：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