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科学研究范文1
关键词：项目驱动式教学法 循证医学 中医药研究生;科研能力
1研究方法
1 ．1 问题分解
采用循证医学标志性的PICOS5 要素分解本研究的研究问题。(1)P(participants，研究对象):江西中医药大学2016 和2017 级中医药专业研究生。(2)I(intervention，教改措施):项目驱动式教学法。(3)C(control，对照措施):传统教学法。(4)O(outcomes，结果评价指标):论文报告质量、成绩综合评定。(5)S(studydesign，研究设计):纵向对比研究。
1 ．2 研究对象
教改班为选修循证医学课程的2017 级研究生，1 个班级共49 人。对照班为选修循证医学课程的2016 级研究生，1 个班级共33 人。教改班和对照班的师资力量完全相同，由3 名教师主讲，分别讲授循证医学概论和基本方法、文献检索与管理以及系统评价/meta分析制作方法3 个部分。
1 ．3 教改实施步骤
(1)学生分组。由于制作系统评价/Meta分析需团队配合，故将全班分为4 ～6 人为1 组，小组成员尽量为相同或相似专业。每组通过自荐或推选方式选出1 名组长，有一定科研经历、科研热情较强者优先。(2)项目拟定。研究生循证医学课程总共32 课时。首先通过9 个课时的理论授课，让学生熟悉、理解和夯实循证医学基础理论知识。然后，各小组通过组内讨论拟定一个项目主题。项目拟定方式为学生自拟，教师协助确定。题目要求:① 研究问题有创新性;② 具备可行性，即预期工作量适中;③ 与中医药专业相关，最好与组内学生的研究方向相关。(3)项目实践。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核心实践环节包括:文献检索、文献筛选、数据提取、质量评价、数据分析、论文撰写，对应第10 ～32 课时理论课程。项目驱动式教学要求包括:① 学生在学习理论课前需预习授课内容，带着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问题听课并思考解决方案;② 教师在课堂讲授时深度剖析中医药系统评价/Meta分析项目实例《温针灸与其他针灸方法治疗原发性肥胖症疗效比较的Meta分析》，让学生逐步结合理论熟悉实践过程;③ 每次理论课后，学生开始进行当前课程内容对应的项目实践，由组长牵头，小组分工协作。鼓励学生在遇到问题时通过主动分析、组内讨论、组间协作等方式寻找解决方案;④ 每次课程设置10 ～20min提问时间，学生可提出实践过程中所遇问题，教师即时答疑解惑;⑤ 设立每周课后答疑时间，教师集中解答课堂上未完全解决的疑难问题。上述步骤随理论课程循环循序推进，直至完成论文撰写。(4)对照班教学方法。对照班级采用传统教学法，在理论课程中穿插讲授相同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实例，并分组布置项目任务。但不实施项目驱动式教学法，不要求学生随理论课程推进实践项目，学生一般在课程全部结束后完成项目。
1 ．4 结果评价指标
(1)论文报告质量。用国际公认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报告规范PRISMA(PreferredReportingI-temsforSystematicReviewsandMeta-Analyses)评定项目论文的撰写质量。该清单包含27 个条目，去除2 个本研究不涉及的条目“计划书发表情况的报告”和“利益冲突的报告”后剩余25 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报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两方面进行评分:最低0 分，最高4 分，满分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论文报告质量越符合PRISMA规范要求，教学效果越好。(2)学生成绩综合评定。学生成绩依据个人负责部分的论文报告质量结合平时表现综合评定，满分为100 分:① 个人部分论文报告质量:本研究要求小组内每名学生均需主要负责项目中的一部分(如:文献检索、文献筛选、数据提取、质量评价、数据分析等，每个环节的实际评分根据难度系数加权)，该部分相应的报告质量评分在综合评定中占比60%;② 平时表现:根据项目参与积极性和团队贡献，采用教师评价、自评互评等评价方式，在综合评定中占比40%。在该评定方法中，某篇论文整体报告质量高并不意味着组内某名学生的课程成绩一定好，反之亦然。
1 ．5 统计分析
纵向对比分析教改班和对照班的PRISMA报告规范评价结果。本研究的结果评价指标均为数值型资料，故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组间对比;组间差异采用均数差(meandifference，MD)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interval，CI)表示。采用亚组分析检验不同性别和不同专业学生(临床医学类vs非临床医学类)对成绩综合评定得分的影响。检验水准取α=0 ．05 。统计分析软件采用R3 ．6 ．0 。
2结果
2 ．1 学生基本资料
本次教改实践历时2 年，教改班和对照班的每个小组均完成1 篇系统评价/meta论文的写作。教改班共49 人，其中男生24 人，女生25 人;临床专业19 人，非临床专业30 人。对照班33 人，其中男生15 人，女生18 人;临床专业12 人，非临床专业21 人。两班学生的性别(P=0 ．754)和专业(P=0 ．825)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可比性较好。
2 ．2PRISMA报告质量得分
教改班和对照班分别完成了9 篇和8 篇系统评价/Meta分析论文。根据PRISMA报告规范评价，两班论文报告质量总分分别为(58 ．0 ±12 ．7)分和(41 ．1 ±7 ．8)分。组间比较结果显示:教改班的论文报告质量总分高于对照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各分项得分的比较结果显示:教改班的研究方法和讨论与结论两部分得分高于对照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讨论与结论部分教改班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结果部分得分绝对值高于对照班，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班标题与摘要部分得分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3 成绩综合评定
综合考虑学生个人负责部分的论文报告质量和项目参与度进行成绩综合评定，教改班得分为(85 ．6 ±5 ．7)分，对照班为(81 ．0 ±4 ．1)分。两班比较结果显示:教改班的综合评定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不同性别和不同专业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均显示教改班综合评定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班。亚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和不同专业的成绩综合评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医药科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 藏药；报春花科药用植物；品种；标准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varieties and origin of Primulaceae plants that used in Tibetan medicin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3 genera and 44 species （including the varieties） of Primulaceae plants were recorded in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mong them，17 varieties were recorded in Tibetan names，24 varieties were recorded in Chinese names and 1 variety was used in both of them. In current quality criteria of standard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country，6 varieties were recorded in Tibetan names and 6 original plants were involved，which were 35% and 14% of them respectively. Seventeen varieties were recorded in Chinese name and 7 original plants were involved，which were 30% and 16% of them respectively. In Tibetan medicine standards and literatures，there we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ibetan names and Chinese names which were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names and its original plants. There were only regulations of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microscopic authentication，sothe standards were very inadequate. Therefore，through literatures research，resourc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investigations，combining the research and specification of the name and original of Tibetan medicine，the level of norm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could be enhanced，the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safety and utility in clinical medication could be ensured to promote advancement of industry technology Tibetan medicine.
[Key words] Tibetan medicine；Primulaceae medicinal plants；varieties；standards
doi：10.4268/cjcmm20162427
藏t药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理论体系完整、使用地域广泛、使用人群最多的代表性的民族医药学之一，在我国藏民族及周边地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研究藏医药学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但因其使用的药材品种中约有80%均产自青藏高原藏区，在品种的构成和来源上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点[1]。同时，受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医药科技与教育体系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科研人才缺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有关藏医药的现代研究较为薄弱[2]。鉴于此，开展藏药材品种整理、建立和完善藏药材质量标准体系，既是规范临床用药、指导制药企业生产质量合格、安全有效的药品、提高药品监管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藏药资源合理保护利用、支撑藏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3]。
报春花科植物共22属，近1 000种，分布于全世界，主产于北半球温带。我国有13属，近500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以西部高原和山区种类丰富[4]，与龙胆科、杜鹃花科被称为三大高山植物，也是藏医学中药用种类较多、品种和基原较复杂的类群，但尚未见有关其药用品种、基原及资源的系统整理。本文通过藏医药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查阅分析，对藏医学药用报春花科药用资源状况进行了系统整理，以期为该科藏药材的品种整理、质量标准研究及资源的合理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1 藏医学药用报春花科植物种类及其资源特点
根据藏药相关专著文献[5-11]记载，藏医学药用报春花科药用植物共有药材品种17个，涉及基原植物3属44种（植物名或学名的异名修正以《中国植物志》[4]为准），其中羽叶点地梅属Pomatosace Maxim.1种，点地梅属Androsace L.13种，报春花属Primula L.30种（表1）。从地域分布上看，藏医学使用的报春花属和点地梅属的种类仅分布或主要分布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和东南部；羽叶点地梅属为我国所特有的单种属，仅分布于青海东部、四川西北部和东北部；上述这些植物种类的地域分布均集中在藏民族聚居地范围，是青藏高原地区的代表性物种，其中与中医药用报春花科植物交叉的种类仅点地梅A. umbellate 1种；从生境海拔上看，除点地梅A. umbellata （Lour.） Merr.和天山报春P. sibirica Jacq.外，其余品种仅分布于高海拔地区。这些种类的广泛应用，与藏民族生活区域的生态环境及其自然资源构成密切相关，反应了藏医学药用资源物种、产地和资源利用的“地域性”特点[2]。从药用部位上看，羽叶点地梅属和点地梅属植物多为小草本，多以全草入药，而使用品种最多的报春花属植物则主要用花，反映了藏医学传统用药习惯和特点。
2 藏医学药用报春花科植物药材的品种和标准现状
在我国现行的药材质量标准体系中，有关藏药材的标准收载于《部颁标准・藏药》（第1 册）、《藏药标准》及有藏民族分布的、青海、四川、云南、甘C等5省区的地方药材和中药材标准中，也有部分与中药及其他民族药共用的非藏医学特有药材品种收载于《中国药典》、《部颁标准・蒙药分册》、《部颁标准・维药分册》和其他省区的地方标准中。经统计，在上述藏医药文献记载药用的3属44种报春花科植物中，以藏文名计药材17种，以汉文名计药材24种，其中有标准收载的以藏文名计的药材品种有6个，涉及基原植物3属6种，分别占藏文名药材种类和基原植物种类的35%，14%；有标准收载的以汉文名计的药材品种有7个，涉及基原植物3属7种，分别占汉文名药材种类和基原植物种类的30%，16%；其中，点地梅A. umbellata在《上海市中药材标准》（1994年版）中以“点地梅（喉咙草）”之名收载（表1）。
3 讨论
3.1 关于报春花科藏药材名称的规范 在有关藏医药的汉文文献中，药材的名称常采用“藏文名-藏文音译名-汉文名”的形式记载，这种记载形式有利于语言文字不同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但在不同的标准、专著等文献中，同一药材品种的“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的用字常不统一[2]。在藏医学所使用的报春花科药材品种中主要存在2种情况，一是药材藏文名相同，对应的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不同，这类情况有10种，如不同文献中“”的“藏文音译汉文名”即有“象治恩布”和“相直莫保”，“汉文名”有“白心球花报春”和“甘青报春”[6，9]；另一类是药材汉文名相同（包括同物异名，如甘青报春与唐古特报春），对应的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不同，这类情况有4种，如不同的文献以“锡金报春”记载的药材品种的“藏文名”有“”和“”，而对应的“藏文音译汉文名”有“相相哲吾”、“象治塞保”、“象治色保”等多个[5，7-8，10]。上述名称不统一的状况，与不同藏区的语音发音差异（方言，导致音译汉字不同，如“莫保”、“木保”和“木布”，“嘎斗”、“嘎蒂”和“嘎得”等）、各地使用的同一药材的基原植物种类不（与当地分布同的资源种类密切相关）有关，但显然不利于藏医学的临床用药规范，也易引起药材品种和基原的混乱，还有待对藏文名的汉文音译用字进行规范，同时通过本草考证、资源和实际使用状况调查进行品种整理，以规范藏药材的名称和基原[2]。
3.2 关于报春花科藏药材的名称、品种和基原 本文统计的44种报春花科植物中，从藏文名和汉文名药材名称看，分别涉及到17个和24个药材品种，但在不同的文献中，同一药材品种的基原植物种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不同药材品种间的基原物种也存在着复杂的交叉。药材藏文名相同，对应的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不同，基原植物有不同和交叉，报春花科藏药材存在此种情况的有10个药材品种，如“”[6，10]，在“象治恩布-白心球花报春”名下的基原有白心球花报春P. atrodentata、钟花报春P. sikkimensis、黄报春P. flava Maxim.、高穗花报春P. vialii等4种[6]，在“相直莫保-甘青报春”名下的基原为高穗花报春P. vialii、甘青报春P. tangutica、黑齿报春P. atrodentata（白心球花报春[4]）等3种[10]；其他如“”[5]、“”[6-7，10]、“”[7-8，10]）等品种在不同文献中记载的基原均存在一定差异。药材汉文名相同（包括同物异名，如甘青报春与唐古特报春），对应的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不同，基原植物有不同和交叉，这种情况包括有4药材品种，如不同文献中记载的“锡金报春”[5，7-8，10]的药材品种，其对应的药材藏文名有“”[5，7]和“”[8，10]，“藏文音译汉文名”有“相相哲吾”[5]、“兴兴哲吾”[7]、“相哲色保”[8]、“相直赛保”[10]等4个，其基原分别有9种[5，7]、4种[8，10]，其中交叉物种仅1种；再如，汉文药材名“点地梅”的藏文名有“”（嘎蒂莫保、嘎蒂木布、嘎得莫保）[5-6，8]、“”（嘎得那保）[10]，其基原涉及到点地梅属的15种。药材“藏文名-汉文名”相同，对应基原植物不同，这种情况涉及有3个药材品种，如“-唐古特报春”[5-6]，《新修晶珠本草》[5]仅记载了唐古特报春P. tangutica （甘青报春 [4]），而《中华藏本草》[6]则收载了唐古特报春P. tangutica （甘青报春 [4]）、丽花报春P. pulchella、球花报春P. denticulata 等同属的多种植物。同一基原植物对应的藏文名、藏文音译汉文名、汉文名均不同，如羽叶点地梅Pomatosace filicula，有“-热衮曼巴-羽叶点地梅”[5]、“-热功巴-矮紫堇”、“-热衮巴-热衮巴”[7，9]等不同的名称。同一基原植物作为不同药材的基原，如唐古特报春P. tangutica （甘青报春）在不同的文献中即是“（奥勒西）”[5-6]和“（相相哲吾）”[5-6] 2种药材的基原；再如，白粉叶报春（白粉圆叶报春）P. littledalei既是“（象治色保）”[5]的基原，也是“（查尖木）”[5，7-8，10]的基原。这种状况与不同藏区医师对药材基原的认识、品种分类及地方习用品种不同相关，即因“地方用药”的差异引起的“同名异物”。提示在进行藏药材品种整理时，对于这些“地方习用品”和“同名异物”的不同基原，尚需结合临床应用的情况，开展生物活性、药效物质基础等的比较研究，以为其品种划分提供参考。
3.3 关于来源于报春花科植物的藏药材的标准 在上述藏医药文献记载药用的3属44种报春花科植物中，药材品种的约35%、基原植物的约15%有标准收载，但不同标准中收载的药材品种的名称、基原有一定差异，且标准中均仅有性状和鉴别方面的规定。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藏医药用报春花科植物药材的标准明显滞后，同时也提示应加强对其药效物质基础等方面的研究，以提高其标准的“质量”。
4 结语
藏医学使用报春花科植物药材在名称与基原的不规范、标准不完善、基础研究不足等情况，与藏医学使用的唇形科、龙胆科、毛茛科、菊科、玄参科、豆科等其他植物药材的情况相似，是藏药材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3，14-18]。按现行《药品管理法》，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藏药的临床用药准确、制剂生产投料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药品的市场销售与监管，也制约了藏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加强藏药材的品种整理、建立和完善其质量标准体系无疑是当前迫切需要开展的工作，同时对于合理与保护利用藏药特色资源，丰富我国药用资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钟国跃，周福成，石上梅，等.藏药材常用品种及质量标准现状调朔治鲅芯[J].中国中药杂志，2012，37（16）：2349.
[2] 钟国跃，王昌华，周华蓉，等.藏药材的生药学特点及品种整理研究策略[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2）：28.
[3] 何军伟，曹岚，周华蓉，等.藏医学药用唇形科植物药材品N与标准整理[J].中国中药杂志，2015，40（7）：1419.
[4]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59（1）：1.
[5] 罗达尚.新修晶珠本草[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15，498.
[6] 罗达尚.中华藏本草[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98，178.
[7] 杨永昌.藏药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63，240，331，350，375.
[8]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中华本草・藏药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78，132，231，237，319.
[9]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中国藏药.第1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451.
[10]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中国藏药.第3卷[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2，224，325.
[11] 嘎务.藏药晶镜本草[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192，283，297，316.
[12] 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M].毛继祖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60.
[13] 林瑞超.中国药材标准名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04，228，347，563.
[14] 成磊，张亚梅，杜小浪，等.藏医学药用龙胆科植物药材品种与标准的现状分析[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14（5）：647.
[15] 周华蓉，王昌华，刘翔，等.藏医学药用菊科植物药材的品种与标准整理[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0，17（1）：5.
[16] 李敏，雷志强，钟国跃.藏医学药用毛茛科植物药材品种与标准的现状分析[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15，26（1）：134.
医药科学研究范文3
关键词：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
艾滋病（AIDS），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英文名称为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人类因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后导致免疫缺陷，并发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及肿瘤，严重者可导致死亡的综合征，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找到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疫苗，是全球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包括性观念和的变化，使许多青少年成为艾滋病传播的易感人群。据报道，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近100万，感染者中青少年占80%。在校大学生一般都在17～24岁，正是易感人群，并且大学新生处于性观念的形成阶段，缺乏性健康知识、存在无防护措施的、增多等问题。因此，加强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了相关知识进行普及和找出最适合的健康教育方式，我们特意对某医药专科院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艾滋病相关知识问卷调查，以了解这个具有主观学医背景的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情况，然后进行分组采取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在课程结束后，再次对相关同学进行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大学院校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讲座和主题讨论的方式是最有利于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全面了解，最有利于艾滋病防御工作的开展的方式。
一、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为四川省某医药专科院校一年级300名在校大学生。对所有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00%。调查对象中男生56人（18.7%），女生244人（81.3%）；民族：汉族292人（97.3%），少数民族8人（2.7%）；家庭居住地：乡镇农村235人（78.3%），中小城市57人（19.0%），大城市8人（2.7%）。
（二）调查方法 分两次进行调查，第一次调查为学生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前。第一次调查后将这些学生分为3组，每组100人：第一组发放资料让学生自行学习，为自学组；第二组由学生与同伴相互交流，为同伴教育组，第三组由专业老师进行知识讲座并让学生进行主题讨论的方式，为知识讲座加讨论组。学习后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后找出参与度最高、效果最好的健康教育模式。两次调查均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不记名，除有性别、来源、专业等一般项目外，主要包括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知晓情况、艾滋病知识来源途径等条目。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按统一方法和标准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三）数据录入与统计分析 采用Excel2003录入和数据处理，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分析。
二、结果
自学组和同伴教育组的学生提高都很少，提高的方面也主要是基础知识的知晓情况，而知识讲座加上讨论的方式学生参与度最高，效果最好，下面主要针对这部分学生进行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大学生对艾滋病常识的知晓情况
健康教育前：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对艾滋病基础知识知晓率较高，13个答案中有6项准确率达到90.0%左右。如艾滋病是由什么引起的？回答正确269人，占89.7%；艾滋病主要破坏什么系统？正确回答288，占96.0%；艾滋病传播途径有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正确回答数为286、282、278，分别占95.3%、94.0%、92.7%。被调查大学生对一些知识有认识，但不够深入，如国际艾滋病日是哪一天？230人回答正确，占76.7%；艾滋病主要破坏什么细胞？190回答正确，占63.3%。对艾滋病感染窗口期的知晓率，对何时检测新生儿艾滋病较低这类问题知晓率较低，占18.7%1和48.0%。
教育和讨论后：13个答案中有11项准确率达到95.0%左右。如艾滋病主要破坏什么系统、艾滋病传播途径有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正确回答均提高到100.0%；艾滋病是由什么引起的？回答正确96.0%；艾滋病主要破坏什么细胞？回答正确占93.0%；对艾滋病感染窗口期的知晓率，对何时检测新生儿艾滋病较低这类问题知晓率较低，占92.0%和90.0%。
（二）大学生对日常生活中艾滋病的传播知晓情况
健康教育前：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对日常生活中艾滋病的传播情况认识较好。
康教育前：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仅有15.7%的学生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应该退学；67.7%的学生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以从事食品工作岗位；75.7%的学生认为不可以将艾滋病病人隔离到病愈或死亡；84.0%的学生认为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帮助；70.7%的学生愿意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去关爱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人。
教育和讨论后：有8%的学生坚持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应该退学；50%的学生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以从事食品工作岗位；96%的学生认为不可以将艾滋病病人隔离到病愈或死亡；99%的学生认为HIV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帮助；85%的学生愿意做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去关爱HIV感染者或艾滋病人。
（四）大学生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
健康教育前学生获得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包括电视、网络、报纸等；经过健康教育，学生了解了更多的知识，并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和医务人员这些专业人士进一步获得艾滋病更多的知识。大部分学生认为学校艾滋病防治教育不够重视，宣传内容过于理论化，形式单一，缺乏长期稳定的教育模式，急需改进，71.3%的学生认为应该把艾滋病的健康教育列为必修课。
三、讨论
结果显示，具有主观学医背景的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较高，但在系统健康教育前对个别知识了解程度不够，尤其是比较专业的知识如艾滋病感染的窗口期（18.7%）、如何检测新生儿艾滋病（48.0%）、产道传播方式（47.3%）。大部分学生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采取宽容、关爱和帮助的态度，并愿意做艾滋病宣传员，他们希望从大众传媒特别是学校教育上获得更加专业的知识。
医学生是未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担负着维护人民健康的使命，他们对艾滋病的认知水平、态度及行为取向直接影响到艾滋病的防治。所以绝大部分学生希望能掌握艾滋病的理论知识、传播途径、临床表现、检测方法、预防、治疗措施和相关政策。他们希望学校更加重视，并开展多途径的健康教育。
综上所述，目前大学生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较好，但缺乏专业性的教育。因此，开展在校大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势在必行。通过我们调查分析的3组学生中，专业医师的知识讲座加主题讨论的方式学生参与度最高、掌握相关知识的效果最好，因此，在今后的健康教育中，我们要以知识讲座加讨论的方式为主，宣传资料发放、知识竞赛、同伴教育为辅的教育方式，多形式多角度的为学生进行艾滋病健康教育，逐步改变学生对艾滋病的恐惧与歧视态度，促使他们建立健康行为模式，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
参考文献：
[1] 施亚华，薛丽.大学生和中专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04，31（5）：773～774.
[2] Huang J，Bova C，FennieKP，et a.l Knowledge，attitudes，behaviors，and perceptions of risk related to HIV/AID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unan，China [J].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2005，19（11）：769-777.
[3] 林蔚，田小兵等.艾滋病健康教育四种方式的对比[J].中国艾滋病性病，2009，4（2）：155、163.
[4] 李红美，林哲等.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J].中国公共卫生，2010，1（1）：49～50.
医药科学研究范文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4-8824(2008)-11-0074-03
1 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足以发人深思
自1840年中国田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医药学传入中国后我国才有中医药学和西医药之称谓。其在防治疾病中，很快显示了优势作用方面，尤其弥补了中医药学的一些不足之处。故很快传播开采，并成为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医药学理论体系。面对此况，中国的中医药学工作者，陆续对西药学进行研究，力求吸收之，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提高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逐渐形成和出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西汇通派医药学，此即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开始，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人物。此段时间，有一批中西汇通类医药学著作问世；张锡纯的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尤涉及药物学内容较多，至今被人们瞩目。此阶段吸收西医药的研究工作特点为中医药学工作者的自主行动。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突出特点为政府大力提倡，明确提出“中西医结合”。这样，就使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工作，由中医药学工作者的自主行动，进而成为有组织的联合行动。如此优越的环境和形式，对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进展如何呢?“中西医结合”的明确提出，若从1958年算起，至今已40年，尽管中西医结合早已被视作中国卫生界三支力量之一，但从学术角度讲，小西医结合后的医学，其学科范畴和内函，却尚处争议中。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的形成或建立，需如此长时者，实属少见。此况，内中必有原因，发人深思。
2 中西医学结合研究与中西药学结合研究应相辅相成，终达中西医药学结合
作为一个医药学理论体系，由其医学与药学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关系，即有区别，又有关联。区别在于各有侧重，关联在于互为依存，相互促进。决不是彼此能够包含或替代的关系。同时，医学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药学以药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中西医药学结合，其中西医学结合和中西药学结合的关系，亦然。多年来，仅提中西医学结合，并着力从事研究；不提中西药学结合，漠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似乎中西医学结合研究就包含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如此，则从认识上和行动中，呈现着根本性的大偏差，故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难于有较快和较大的进展。
再从中西医学本身来看，结合后的医学，为达防治疾病的目的，将使用何样的药物呢?使用现有状况的中药或西药，恐怕均难适用，只能使用中西药学结合的药物。鉴于以往漠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自然难有相应药物可供选用。无可供选用药物的中西医学结合后的医学，难于谈到其真正的存在或称达到。可见，若仅有中西医学结合，而无中西药学结合，客观讲，中西医学结合的研究工作，难于深入和真正结合。只有视中西医学结合与中西药学结合为相辅相成关系，并作大体同步化的研究，在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实现过程，才能体现和达到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实现过程，才能体现和达到中西医学结合。
3 中西医药学结合及其研究工作，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
中西医药学结合的目的，就实质讲，乃为使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二者的优势得以保留和结合，劣势得以消除或避免，进而形成新型的医药学。客观现状是：中西药学的优势在宏观，劣势在微观；西医药学的优势在微观，劣势在宏观。认识论表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宏观包括微观并统帅微观，以此认识客观事物，呈现整体的准确性和局部的不精确性；微观用来阐述宏观，决不能完全包括宏观，更不能统帅宏观，以此认识客观事物，呈现局部的精确性和易致整体的不准确性。现状的中西医学的实践，正是如此。就药物使用来看，中药准确性强―安全有效而不伤或少伤机体，但精确性差―质量控制不严和对局部病性针对性差；西药精确性强―质量控制严格和对局部病灶针对性强，但准确性差―有时易致不良反应而伤害机体，此为其弊端。正是中医药学的客观优势而能容纳西医药学内容，中西医药学结合，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
纵观以往的中西医药学结合的研究工作，不仅如前述仅强调中西医学结合并付诸研究而漠视中西药学结合，更在结合研究工作中，亦是以西医药学理论为基础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西医药学概念的疾病：作中医药学的证型分类研究，如高血压病，可有阴虚阳亢型、痰浊内阻型等；(2)中医药学的某类药物，可用来治疗西医药学的何种疾病，如活血化瘀作用中药，可用来治疗肿瘤.微循环障碍等;(3)中药使用的目的，多在于如何增强西药作用或减弱西药的不良反应；(4)研究中药的目的，在于吸收中药为西药或称由中药获得新西药。如上可概括为一句话：如何让中医药学内容为西医药学服务，或称如何将中医药学纳入西医药学。正是这种理论基础方面的大偏差；西医药学结合是难于取得较大进展，亦是难于实现的。
中西医药学结合，如何才能体现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呢?为此，突出应作如下几方而研究：(1)中医药学概念的疾病，到底包括西医药学概念的哪些疾病；(2)西医药学的某类药物，可用来治疗中医药学的何种疾病，例如抑菌消炎药，可用来治疗实热证还是虚寒证等；(3)如何用西药增强中药的作用或减弱中药的毒性：(4)研究西药，将其吸收为中药等。如上亦可概括为一句话：如何让西医药学内容为中医药学服务，或称如何将西医药学纳人中医药学。如此才能使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终将实现中西医药学的结合。尽管如上研究工作尚少，但理论上思考，确应如此。同时，亦有部分实践表明，确能如此。仅以将西药吸收为中药而言，将西药研究成中药后，不仅仍保留其微观优势。又能获中医药学的宏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辨证结合地使用，即准确而精确地使用，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西药中药化――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的突破点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是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前提。中医药学理论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基础，但处于微现劣势的现状，尚不能与微观优势的西医药学相结合。只有获得微观表述之后，才能与西医药学具有共同的内容表述，实现结合。而微观表述，实质即为其现代科学表述，故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乃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前提。换言之，中医药学的现代和科学化，则意味着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到来。
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包括中药学和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那么，二者谁先实现现代科学化更方便呢?这要从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首先，医学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药学以药物为主要对象，而人体组成及功能状况，诚比药物的组成和功能状况复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西药学结合更容易。再从人体和药物的现代科学化程度来看，仅就药物的组成而言，现已达现代科学的分子乃至量子水平，而人体组成的了解，却远远没有达到如此程度，起码从程度上即普遍性方面讲，确实如此。最后，从研究方法看，药物为物，其现代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由于人选择的随意性大，即可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如物质基础的研究，可进行提取，分离的处理，甚至可烧成灰进行研究；生物活性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可由动物实验来进行，而动物实验，则可对动物进行解剖乃至处死的处理。然而，对人体进行现代科学研究，达到现代科学的微观阐述，在很多情况下，却不如对药物研究方便。总之，中药学现代科学化较中医学现代科学化，易于达到。故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研究先行，带动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以达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中药学现代科学化，中心内容是获得现代科学化中药，这就需要先明确现代科学化中药的标准。笔者认为，现代科学化中药应具备两大方面内容：(1)宏观内容，即仍具中药基本内容可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2)微观内容，即中药基本内容得以现代科学表述，包括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两方面。一种药物，具备如上两大方面内容，则可视为现代科学化中药。以上两大方面，缺一不可，如缺宏观内容，则不为中药了，难称现代科学化中药；如缺微观内容，则仍为现有中药而非现代科学化中药。
4 中药现代科学化的捷径――西药中药化
医药科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建设；发展方式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11.004
中图分类号：R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6）11-0013-04
Abstract： The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management covers the fields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health industries of TCM.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ciplines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and enhance the training level of specialties of TC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goals， model and path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of TCM management，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s in the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featur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udying health management of TCM by us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odern management and modern economics can promot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TCM resources and medical service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As a result， all directions of TCM management can better achieve scientific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health care and health rehabilitation. Also， it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TCM management and team building and train outstanding senior personnel of TCM cause manage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specialties’ overall level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TCM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key discipline； development modes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知识源泉。由于中医药学具有整体性、辩证性、实践性等传统思维和技术特色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挥我国医学上特有优势，传承与创新中医学，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政策与管理问题。中医学在近展遇到了困境。在现代科学主义话语权下，中医学要生存就必须与时俱进。首先，教育模式从师承转变为院校教育，把技术进行分科，教育内容分专业，结果专业越分越细，形成中医药专业的碎片化和技术的实验化。古代中医与中药是一体化的，现代教育则分离开了，形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中药资源的质量日趋下降，中医师的中医水平不断下滑。中医药面临的这些困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管理制度问题。
制度是引导社会行为的最有效工具。建设中医药管理学重点学科，就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药法律法规政策，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医药资源和医疗保健服务更有效地为居民健康服务。运用制度促进传统中医药学更好地传承与创新，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服务。由于现代医学发展遇到了困境，其片面、静止、孤立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局限性，其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促使医学转向，而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要求正好与中医学的实践性、整体性与个性化诊疗思路相一致[1-2]。中医学以患者健康为中心，大医精诚的人文情怀有利于医德建设。这给新医疗改革背景下中医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经济新常态需要研究新医疗制度建设。借鉴精准医学，发展现代中医学，充分挖掘中医药蕴藏的无限潜力，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好发展。
1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定位
1.1 概念界定
学科是学术范畴，指高校教学、科研等功能单位，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和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或专业组织，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3]。而重点学科是指高校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重点投放于某些学科，以使其学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学科群或学科体系中发挥学术主导和关键作用，这些学科被称为“重点学科”[4]。
1.2 学科定位
中医药管理学是一门中医学、中药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它是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融合，重点研究传统中医药在现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将中医药特色与现代管理相结合，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如何将中医药资源和技术进行有效合理配置并及时提供给国民，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促进和保障国民健康的一门应用学科。
2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原则和目标
2.1 总原则
遵循科学性原则，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需符合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遵循特色性原则，基于中医药的特点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遵循规范性原则，规范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活动与过程，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遵循交叉性原则，管理学各部分内容在不同层次上与中医药学相互支持、相互协调，同时注意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协调性；遵循引领性原则，重点学科应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起到引领作用；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学科范围内的各部分建设内容循序渐进，逐步实施；遵循系统性原则，规划内各部分内容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互相之间不可分割。
2.2 目标
2.2.1 总目标 以提高中医药事业管理水平、引领中医药服务事业和中医药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为核心，探索中医药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通过充分整合中医药学科和管理学科资源，进行学科的交叉整合，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明确科研重点，构建科学合理的重点学科建设体系，不仅要提升中医药事业管理的学术水平，而且要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人才、研究高水平的科学，全面提升中医药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中药产业的进步，实现学科专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2.2.2 分目标 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下，以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研究及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主要研究领域，研究中医药的知识、技术特征与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对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的有效方法；研究中医药资源优化配置与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运用政策科学理论与分析方法，针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研究中医药立法与政策科学问题；研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及制度化建设，有效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研究大卫生、大中医视角下中医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3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模式
3.1 宏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宏观模式，以学生培养为基础，进而推动学术发展，最终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金字塔模式（见图1）。①学科建设是为专业建设服务，因此应从培养人才抓起。包括编写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经济与管理类教材；支持建设中医药管理类精品课程；支持建设特色和重点专业；支持教育教学项目的研究；围绕人才培养，引进社会管理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探索校企合作的模式，定向培养社会适用性人才，突出专业岗位胜任力的培养，推进教育管理创新；开展专业教育联盟，优化教育资源[5]。②学科建设要深入开展中医药经济、管理、政策类的科学研究。在国家层面，省部级及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需要研究各级各类的科研项目，增强学科团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科的学术发展水平，在中医药管理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发表高水平论文。据笔者初步统计，截至2014年9月，全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共获得各级各类项目78项（含教育研究项目），其中部级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24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63篇，其中SCI论文6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含CSSCI扩展）36篇，核心期刊299篇。这些成果有效促进了中医药经管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③不管是培养人才，还是开展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的功能最终是服务社会。所以，该模式的最高层是要将教学与科研能力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即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部门培养合格人才，开展课题研究，提升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力。
3.2 中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中观模式，是根据波士顿矩阵的思路，以学科影响力和学科发展力为指标，构建学科的波士顿矩阵模型（见图2）。学科的影响力高表示其占有率高，其在学术资源、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占据较高的地位，一旦加大投入，其发展前景自然广阔，学科的发展力高，此时学科就可形成一定的品牌水平，相当于“明星类水平”。学科的影响力比较大，但尚未得到大力发展，此时需注重学科研究水平的提升，能力越强，承担的项目就越多，获得的资金也越多，可以为打造学科品牌提供资金，因此学科研究水平可被称为“金牛类水平”。重点学科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可能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此时如果学科团队能积极充分发挥作用，那么学科的水平就能得以提升，打造出品牌；如若学科团队水平低，则学科的水平就只能下降到教育层面上的水平，因此学科团队水平可看作“问题类水平”。随着社会需求的提升，学科仅仅拥有教育能力已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有可能使学科处于被淘汰的境地，因此被称为“瘦狗类水平”[6]。如同产品的波士顿矩阵一样，学科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能力的地位会在学科发展力和学科影响力的相互作用下有所转变，因此需充分利用学科波士顿矩阵进行建设，努力打造出重点学科品牌。
3.3 微观模式
建立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微观模式，凝练好方向，以团队建设能力水平为横轴，以科研项目水平为纵轴，使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稳步、有序地向前发展，形成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的坐标轴模式（见图3）。①学科建设需要凝练出学科发展的方向。学科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的风向标，也是该学科团队特色能力的体现，表达了学科建设的核心能力，形成长期可持续的科研平台。②加强学科团队的建设水平，学科团队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是学科研究的资源基础。其中最关键的是学科方向带头人培养，需要通过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选派骨干教师去国外进修深造或国内其他名校做访问学者，同时需积极引进适合本学科方向发展的优秀人才，形成与学科发展特色相适应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学科队伍。③需要提升学科科研项目发展的研究水平，通过组织高水平、高层次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学者讲学，共同主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增加团队的信息交流和提升团队的科研水平。重点学科更需要获得部级的科研项目，使团队建设能力与科研项目研究水平均衡发展提升，促进中医药管理学科逐步向高水平学科稳步发展。
4 中医药管理学学科建设的路径
4.1 建设智库组织平台
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发展需有创新力，以及法律与政策推动，并成立智囊组织。该组织主要以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战略、促进政策、组织改革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等为研究对象，为政府、社会组织、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资源，其形式可以是建立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或学会、协会）、创建人文社科及中医药政策研究基地等。
4.2 造就教学科研精英队伍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杰出人才、适宜人才是学科建设的保证。建设高水平中医药管理学科人才队伍是学科发展的核心。一支与中医药事业、中医药高校发展相适应的融合中医、中药、信息技术、图书情报、经济与管理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高水平、结构优良的合作团队，才可有效推进中医药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医药院校首先要重视中医药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着力培养和引进国内外的优秀人才，特别是积极吸引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博士和博士后加入；需要注重培养出学术领导型人才及杰出青年人才；同时注重学术骨干的培养，尤其是年轻学术骨干，为其提供参与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及出国进修机会[7]。规划与建设学科的不同梯级团队，优化组织结构，促进学科不断发展。我国中医药管理学学科目前已建立起中医药管理与公共卫生、中医药健康服务与政策、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中医药资源管理与产业发展等研究方向的师资团队，各个团队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稳定的人才队伍结构。
4.3 创新中医药管理学科发展制度
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特别是要创新适宜于中医药学科建设发展的激励机制[8]。依据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相容机制体系，包括绩效评价体系、薪酬管理方法、荣誉制度和评估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充分调动学科成员的积极性，规范科研教学行为，保证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同时对于科研成果要制定一定的标准，如发表的论文应具有代表性，需评价其社会影响力；代表性专著需对某些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评价，并能解决社会重要、重大或关键性管理科学问题；科研项目成果能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管理科学的创造力与转化力，提高社会贡献度，能给政府和社会带来效率和效益，实现政府社会高校一体化设计，资源共享，功能协同的优化方案，从而优化利用中医药资源，推进中医药服务适应现代社会的健康需求，更有效地为国民的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和康复提供有效服务。中医药管理学科不仅要创造知识，而且要注重知识的转化。因此，中医药管理学科的建设不仅要重视教学、科研，更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服务能力。为此，需要对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建立评估体系，如价值评估、系统评估、情景评估、项目评估等，并要有计划分阶段对学科进展情况进行反馈与评估[9]。只有通过创新学科建设制度，才能保证学科建设有序和规范开展，从而提高中医药管理学科建设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申俊龙，马洪瑶.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传承与传播的语境及路径分析[J].中医杂志，2013，53（24）：2076-2081.
[2] 申俊龙.中西医学差异起源的历史比较与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3）：183-189.
[3] 赵坤，王振维.学科建设的内涵、动力与竞争优势积累[J].中国高教研究，2008（10）：20-23.
[4] 王建华，朱青.对我国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反思[J].中国高教研究，2013（12）：27-30.
[5] 申俊龙，汤少梁，黄雪梅，等.新医改背景下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12）：7-11.
[6] 单蕊，梁镇.基于波士顿矩阵模型的山东省民办高校经济管理类课程系统改革与知识转移平台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4（1）：275-276.
[7] 莫少群.“211工程”建设与高等学校的发展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 2012（2）：29-32.
医药科学研究范文6
顾问
丁光生（研究员，《中国药理学报》、《中国新药与临床》主编)
裘法祖(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张文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特别编委会
池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顾玉东(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
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
何凤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名誉所长)
嵇汝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金国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黎磊石(中国科学院院士，总医院副院长、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裴 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
唐希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吴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谢毓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曾溢滔(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儿童医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张金哲(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主任)
陈凯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
肖 宏(主任，副编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苏定冯(教授，第二军医大学药理教研室主任、上海市药理学会理事长)
主任委员苏定冯
副主任委员
丁 健(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副所长)
李 端(教授，复旦大学药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
肖 宏(主任，副编审，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胥 彬(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杨秉辉(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
编委会
白东鲁(研究员，上海市药学会理事长)
蔡东联(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营养科主任)
陈坚行(上海市药品审评中心主任)
陈汝筑(教授，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
陈新年(教授，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主任)
程利南(教授，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院长)
崔黎萍(上海第一医药商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邓伟吾(教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肺科主任)
丁义涛(教授，南京市鼓楼医院院长)
方 凤(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小儿科主任)
傅善来(教授，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养生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顾振纶(教授，苏港合作苏州中药研究所所长)
关桂春(教授，上海市静安区老年医院院长)
归绥琪(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
郭冀珍(教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高血压科主任)
胡大一(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
胡晋红(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药学部主任)
黄伟灿(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院长)
黄仲义(主任药师，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药剂科主任)
季建林(教授，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
蒋朱明(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外科)
李学军(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药理学会副秘书长)
厉曙光(教授，同济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
林莲莲(主任医师，温州医学院附属二院妇产科主任)
林曙光(教授，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
林志彬(教授，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刘邦令(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刘 发(教授，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药理室)
刘皋林(主任药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刘俊田(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部)
刘 平(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肝炎研究所所长)
刘志民(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龙启才(教授，中山医科大学卫生部属临床药理基地副主任)
路 卫(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烧伤科)
陆金根(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院长)
马连生(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钱蓓丽(研究员，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中心主任)
任雷鸣(教授，河北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
芮耀诚(教授，上海市药理学会副理事长)
沈竞康(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沈稚舟(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分泌科)
石应康(教授，四川大学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
宋建国(教授，皖南医学院院长)
汪宗俊(研究员，复旦大学药学院)
王宝恩(教授，北京友谊医院院长)
王传馥(教授，上海华东医院院长)
王怀良(教授，中国医科大学临床药理教研室主任)
王灵台(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院长)
王侠生(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主任)
王宪衍(教授，上海市高血压病研究所)
王永铭(教授，上海市药理学会名誉理事长)
王者生(主任医师，辽宁省人民医院院长)
王祖承(教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魏 珉(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
吴春福(教授，沈阳药科大学校长)
吴晓明(教授，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吴新荣(主任药师，总医院药学部)
吴永嘉(教授，山西省肿瘤医院院长)
吴宗贵(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吴松华(教授，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奚九一(教授，上海奚九一脉管医院院长)
萧树东(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教授、上海市消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许士凯(教授，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
向红丁(教授，北京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
姚明辉(教授，复旦大学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叶祖光(研究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岳建民(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曾益新(教授，中山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
张柏和(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外科主任)
张家庆(教授，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张克坚(研究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张 清(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注册处)
张鑫生(教授，青海省人民医院院长)
张志愿(教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
郑安琳(教授，上海华东医院老年科)
郑继旺(研究员，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
周宏灏(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基础与临床药理学研究所所长)
朱积川，(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朱明德(教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院长)
朱兴族(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第一届通讯编委会
安铁生、常 俊、陈锦明、陈小莉、慈书平、戴生明、戴志强、邓立堂、
兰启防、范修美、高山红、郭季安、郭金刚、郭随章、郭先科、韩永晶、
何循真、洪庚辛、黄秀云、黄永清、胡人杰、霍金山、吉 玲、冀振华、
江学良、姜银虎、雷 军、李长龄、李树壮、李正斌、梁永录、鲁映青、
吕广秀、钱雪冰、钱岳晟、乔海初、荣大奇、邱秀明、史宪杰、王华丽、
王建刚、王 炜、王学集、王学年、王志瑾、吴葆杰、吴树勋、徐学儒、
杨春玲、杨德铭、杨皿丽、俞昌喜、张兰庭、张伟民、郑世俊、祝晓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