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1
摘要:通过尼采与庄周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人生环境,由此来了解两人人生哲学思想中的异同,从而给予现当代的人们在这浮躁、躁动的社会一阵清风,重新审视自己的当下作为,关注生命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庄子;尼采;思想异同
一、庄子其人及其代表思想
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庄氏,名周,字子休(一作子沐)。汉族,宋国蒙(今安徽蒙城县)人。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庄子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原系楚国公族,楚庄王后裔,后因乱迁至宋国蒙,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被思想学术界尊为“老庄哲学”,然文采更胜老子。代表作《庄子》并被尊崇者演绎出多种版本,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庄子主张“天人合一”和“清静无为”。
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扬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学风文风。他提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讲天道自然无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和“法治”进行抨击,他对世俗社会的礼、法、权、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精辟见解。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二、尼采其人及其代表思想 尼采哲学在当时曾经被当作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声称要使个人的要求和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的哲学。
尼采提出关于建构理想人生的哲学,认为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境界。尼采对现代人,现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梦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闪电那样的气势和风格。尼采认为,超人还没有现实的存在,它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给现实的人生提出了价值目标;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
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
尼采的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关注人生,给生命一种解释,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探讨生命的 意义问题。尼采对哲学的看法,第一是对生命,关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学术的。
三、庄子与尼采哲学思想比较论
作为叛逆哲人,庄子和尼采哲学都是超越哲学,出于对生命之热爱,他们对传统思想观念作了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并致力于转换。对两人的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进行比较,发现尼采提倡昂然的生命力和奋发的意志力与庄子的无争、顺应自然以提高精神境界大异其趣,但他们在各自超越思想中所倡导的个性独立之精神无疑为时展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体现出一种人本主义精神。 (二)不同点则体现。
1.时代背景不同,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到处是欺诈和惟利是图,人类精神的空虚和无助,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诞生了尼采思想。而庄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庄子的思想主要是怎么做人,是针对统治阶层提出的治理社会的药方,但个体在这样一个乱世的作用毕竟有限,因此庄子既冷漠讽刺,又超尘脱俗,而尼采针对人类的精神方面的危机提出来的,他自信自己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能够拯救人类精神的危机。这是建立在物质基础足够强大的基础的,庄子时代物质生产还十分落后,庄子超前的思想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空想主义者,庄子的思想太超前了,以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尼采的思想是我们可以想往的理想时代。
2.民族心理不同。庄子对社会的丑恶的绝望中,既超尘高傲,又无情嘲讽,尼采对社会丑恶的深恶痛绝和狂傲不羁,但生命意志是向上的、是毫不妥协的,与庄子的退避三舍、形如槁木形成鲜明对比。庄子是中国农业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封闭忍耐的性格使然,而尼采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不羁的生命热情,恰是西方商业社会赋予他的文化品格。所以这种区别也有民族心理方面的文化因素在里面。
(三)思想观点的具体差异。
1.庄子“形如槁木”与尼采的“强力意志”。面对人生痛苦的态度——庄子是因轻视从而放弃反抗,而尼采认为要与人生的痛苦做抗争。庄子是对社会绝望后彻底抛弃失望,而尼采是一个对社会有绝望但觉得更应该以一种超人的强力意志去抗争。
2.庄子“体道”与尼采“彻底的否认一切传统社会规范的存在。”庄子和尼采都否定了世俗的智巧和社会的一般规范。但庄子是自然主义的信奉者,而尼采是虚无论者,对世俗人生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予以否定,甚至认为上帝死了,而庄子相信人间还有一种高于人世的道在驾驭人间的一切。
尼采是鼓励求知的,他关注的也是本真的生命,认为只有知识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保存生命和张扬生命。尼采借助知识来对抗当时人们精神的普遍萎靡不振,他乐观地强调知识对于生命的益处。尼采和庄子都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绝对性,都是一种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知识观。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2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传统文化 庄子 自由 冯契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023-0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离不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无疑，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和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的不是两个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是三个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这三个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诠释。本文的考察重点不在前两者之间所发生的联系，而在于通过对第三者的解读展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之中获得了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存在形态；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又如何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而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成为其在历史延续中的新的存在样式。
这个问题太大，本文选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冯契对《庄子》的自由观的研究来窥豹一斑。之所以着眼于自由，因为这个范畴已然成为中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核心价值。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所高举的大旗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中国语境内，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现代新儒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差别在于各个派别对自由的内涵的理解具有较多的歧义。需要同时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自由本身学界的理解众说纷纭。本文把自由理解为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之中改变自我，而为了做到“两个改变”，就需要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政治哲学、伦理学两方面的辅助。世界和自我经过改变之后都从本然状态转变为应然状态。也就是说，自由至少存在于四个层面：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作为理想世界(世界之应然状态)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自我之应然状态)的自由。这些自由又表现为真、善、平等、民主、权利、义务、正义、正当、功利、德性、美等众多范畴。当然，由于每一个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侧重于研究认识论、方法论领域内的自由，政治哲学、伦理学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自由。
一、认识的自由与辩证法
解放后的冯契显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明确地“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而他对《庄子》情有独钟；解放前，他师从金岳霖先生读研究生，所写的毕业论文《智慧》便深受《庄子》的影响。这是本文以冯契为中心展开研究的两点缘由。
冯契认为，庄子已经意识到“人的自由就在于与自然的必然性为一”，问题在于，庄子主要是通过审美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具体下文再述)，在认识论上，庄子陷入了相对主义的困境，不过他从反面提出的问题却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也就是说，冯契认为，庄子在认识论上其实走向了自由的反面，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庄子没有运用辩证法，不能解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如何达到一致的问题。换而言之，虽然庄子一再的追求“真人”，但是，在认识论上庄子否定了真理的可能性。而真理这个范畴，恰恰是用来表征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
首先，冯契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感性、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傈恂惧，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散乱，吾恶能知其辩!”冯契的解读是，“这就是说，色、味的‘正’与‘邪’是依认识主体的感觉如何而决定的，但感觉是千差万别的，因而‘正’、‘邪’并无客观标准。”不仅感觉经验如此，而且理论思维也如此。“善和恶，是和非的界限是无法辨明的。”庄子的相对主义突出地表现在所谓“辩无胜”的故事中。就是说，我和你辩论，无论是我赢还是你赢，都不能证明每个人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事实上，谁对谁错这件事谁也不能知道。如果我们请第三人来做评判，那么，无论这个人是和我的观点一致还是和你的观点一致，或者他有他的观点，和我们都不同，都不能证明谁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相知的。冯契评判道：“它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标准，断定人与人之间‘俱不能相知’，每个人的认识都成了把自己与客观世界隔绝的屏障，这当然是荒谬的。”显然，相信真理存在客观标准，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人的认识是连接自己和客观世界的纽带，这个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冯契认为庄子从反面揭示了通过辩证法人们是可以获得真理的。
逻辑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必然一一对应?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我们的认识成果需要用语言来加以表述，那么，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紧密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如果语言在表述认识成果方面具有某种困难，那么，逻辑思维是否能够把握真理也就成为一个问题。冯契认为，庄子凭借其诗人的天赋，轻易地发现了逻辑思维在把握认识真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语言概念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性上。不过，庄子夸大了这种矛盾性，走向了不可知论。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语言、概念(其内在实质是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的这种矛盾性可以通过辩证法获得解决。冯契指出，庄子主要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语言和世界的矛盾性。
第一，庄子认为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事物。庄子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抽象的，而事物是具体的，为了把握事物，语言就要把具体的事物分割开来；而一旦加以分割，具体的事物就不再是整体的事物了。庄子坚信有些事物只能意会，难以言传。这点下文讲到
庖丁解牛的典故时会更加清楚。
第二，庄子认为概念是静止的，而世界是变化的，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他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业。”(《庄子・齐物论》)即，语言总是涉及对象，但对象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而语言本身却是静止的。所以，庄子认为要用语言来表达和对象相符合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即便表述出来了，所说之对象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表述出来的语言却凝固化了。
第三，庄子认为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的世界。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庄子・齐物论》)冯契的解释是，一旦用语言(“一”)来表达世界(“一”)，那么就产生了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对立，就需要用“二”来表达这个对立，这个对立和世界又成为了“三”。这样无穷递进，即便是最会计数的人也计算不清。所以用语言来把握世界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证的关键在于每一次新表述出来的语言本身也应该被算作世界的组成部分，可是在上一次表述的过程中它没有被囊括进世界，因此需要重新表述，如此无穷递进，以至于无限。
冯契认为，庄子揭示逻辑思维及其表征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矛盾性是有贡献的，但是不能因此往前多走一步，否认它们能够把握世界。“从逻辑思维说，人的概念要反映对象，必须和对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而有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将概念的稳定状态绝对化，就要走向形而上学。为了把握宇宙发展规律，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也就是说，通过批评庄子的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冯契相信人们采取辩证法是可以认识世界的，能够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而获得真理，也就是获得认识论上的自由。
一般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认为庄子否定了通过把握客观规律而获得真理(自由)的可能性。比如，侯外庐指出：“在《逍遥游》中，庄子讴歌了现实世界不存在的绝对的个人自由。这不是通过把握了必然的客观规律所取得的自由，而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幻想出超越了一切自然的、社会的规律的限制，泯没了物我的对立，达到所谓‘无待’(按指绝对)。他把这种绝对自由描写成为一种神仙的境界……”杨荣国也指出：庄子不承认“有什么客观真理”。冯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进而认为庄子揭示了逻辑思维和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辨证矛盾，并且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运用辩证法是可以获得真理和自由的。在某种程度上，任继愈对庄子的研究达到了和冯契相似的深度。他说：“后期庄学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有促进的意义，至少他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深刻地提出了问题。”不过，任继愈借此强调的是庄子看到了“人们任何时候，认识都不免的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个事实”。他并没有从庄子所揭示的逻辑思维和客观对象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立论。除此之外，冯契还强调了要用“经过琢磨的、灵活的、能动的、对立统一的”概念来把握对象的要求和途径。从以上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庄子否定了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的背景下，冯契对庄子的认识论的研究还是具有自身的特色。
二、劳动创造了美
冯契认为，庄子虽然否定了通过认识论获得自由的进路，但是在根本上他还是相信人是能够获得自由的。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可见，庄子肯定了天地之间有大美，此即自由，但是，“天地之大美非名言、知识所能把握，却可以用诗、寓言来暗示。”冯契认为庄子此处的意思不仅是指诗、寓言这些和概念相异的语言的别的形式可以把握世界，而且还是在主张天地之间的大美可以通过劳动这种实践形式来加以把握。这充分体现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踌，砉然响然，奏刀聪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雍曰：“，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导大衮，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谍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日：“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冯契指出，这里庄子显然是在说“劳动的技艺达到神化的境界，成了完全自由的劳动，成了美的享受。”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这个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不过，它又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第一，冯契在解读庖丁解牛的寓言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庄子的自然主义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美。冯契在诠释、应用这个观点时认为劳动意味着庄子所指的人为，美则和庄子所赞赏的自然相类。通常以为庄子完全反对人为，坚持纯然的自然主义。比如，侯外庐说：“庄子不仅反对知识，也反对变革自然。”冯契却指出，在庖丁解牛的寓言中，庄子并不反对人为，而是要求更进一步，从人为回到自然，也即由技进于道。
第二，冯契在解读如上故事时还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对庄子之美的获得做出了诠释，同时，这种诠释又迫使冯契必须引进新的认识论观点，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造成了契机。后者在其后学中得到了回应。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了美的原理要求真善美的统一，也即要求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否则最终所得将是丑陋、滑稽、荒诞等等背离了和谐之美的审美形态。按照庄子对逻辑思维和世界之间根本矛盾的揭露，庄子否认了在认识论上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按照庄子的原则和理路，庖丁解牛并不能毫无争议的被诠释成劳动创造了美。冯契之能做出这样的诠释，完全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则的结果。他认为，庖丁之所以能够通过解牛的方式获得自由，原因在于他经过了长期的锻炼，达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的境界；是长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的结果。也即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执着于解牛这件事，不断的锻炼，通过掌握解牛的内在规律而获得如何解牛的真理，所以才可能达到神出鬼没的境界。换而言之，通过冯契的解读，我们发现虽然按照庄子的认识论原则(见上文)，庖丁本人不可能认识解牛的真理，不过，庖丁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掌握了真理。虽然冯契认为，在此庄子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不过显而易见，庖
丁的认识并非通常所谓的明觉性的知识，而更多的是一种默会之知。但无论如何，冯契还是认为庖丁是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达到审美自由的高峰的，只是这种认识不是能够用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出来的。
这点联系冯契对轮扁斫轮的故事的解读可以更加明了。《庄子・天道》里面说：“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冯契的解释是，“这种不快不慢、得心应手的斫轮技巧，是无法用言语说明的，父亲(‘轮扁’)也无法讲给儿子听。”如果遵从逻辑的严格性，既然轮扁斫轮的故事说明“抽象概念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那么，认识真理就是不可能获得的，所以轮扁斫轮和庖丁解牛都不可能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审美的自由，但对于两者之获得这种自由冯契都表示肯定，并且认为还是贯彻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冯契在对两个故事的解读中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同时，《庄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有所拓展，那就是实际上引进了默会知识的维度。应该说冯契本人对此还没有一种十分自觉的认识，不过，到了冯契的弟子郁振华先生那里，这种意识逐渐明确化、主题化。郁先生目前的学术兴奋点正是默会知识的探索。
三、政治哲学的视域
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庄子之自由观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主要探讨了庄子对认识论领域内的自由以及作为人格理想的表现形态之一的审美自由。我们不得不说，在其对庄子的研究中，政治哲学层面上的自由观尚未得到有效的探索。1980年代初的冯契还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庄子诠释成对封建统治者的抨击者，但是，他又指出，对于现实政治庄子“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即，在政治哲学领域，庄子的自由观是消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也即“自以为是绝对自由的境界”。
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来看，这种理解一定程度上对上文所说的庄子的审美自由造成了冲击，试析如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劳动创造了美，真善荚是统一的。美的产生不仅需要在认识论领域获得真理，而且，要求对人的需求以及社会的需求做出正确的安排，这也就是包括了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的广义的善。在政治哲学领域只有消极作为的庄子怎么可能获得审美的愉悦?如果审美的自由的确是获得了，那也是有疑问的。
让我们以庖丁解牛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庖丁和文惠君的关系不是现代的契约关系，比如雇主和厨师；而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庖丁基本上就是依附于文惠君的一个善于做饭的奴隶。庖丁解牛并不能从文惠君那里获得相应的报酬，事实上，由于吃住在文惠君家里，他的劳动往往以无偿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具体情形不可知，但基本上是有一天文惠君心血来潮想看人解牛。所以，整个故事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并无文惠君和庖丁就解牛的报酬问题有所磋商。文惠君只是很诗意的说了一声：“吾得养生矣!”庖丁还因能够为这样的君主无偿解牛而踌躇满志。可是，一旦他考虑到如下问题：比如，他凭什么给文惠君解牛?凭什么牛是自己解得，但自己吃不到一块牛肉?凭什么自己辛辛苦苦解了几十年的牛最终家徒四壁，而一个弄臣说几句笑话逗逗文惠君开心就可以富可敌国?……也就是说，一旦他考虑到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他因解牛而来的自由感即可无影无踪。如果庖丁还终生沉浸在因文惠君偶尔一次的眷顾而产生的自豪感之中，他的儿子，他儿子的儿子……终会意识到自己在受统治者的剥削。他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这种异化使之解牛不再踌躇满志，而会愁容满面。事实上，历史流变两千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的人们终于醒悟，起来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哲学的问题，庖丁解牛的故事里面就会存在众多漏洞。这种漏洞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的映衬下无疑更加显豁。那么，缺乏政治哲学考量的审美自由如何可能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便会发现冯契的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特有的。比如，侯外庐指出，庄子对于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政治斗争采取躲避的态度，“他的全部思想表现出绝望、无可奈何而在精神上聊求的特征。”杨荣国指出，庄子“企图毁灭整个社会制度而任乎所谓自然，就是要人像自然界一样浑浑噩噩的生活。”还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哲学经典教科书的、任继愈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这样刻画庄子的政治哲学的：“……对社会现象，不敢抗议，不敢诅咒，而是一再宣扬无条件的精神解脱法。”在他们的笔下，庄子和政治完全处于一种消极的关系之中。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3
一、主要论题与作者观点
研究传统是为了面向现代、走向未来，故刁君更为关注能够为今人建构合理生存结构提供有效思想资源的庄子思想。基于此种学术旨趣，遵循生存的路向，以天人、群己和身心等三大基本关系为中心，《庄子的生存哲学》讨论了诸多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相关的论题，下面逐一简要介绍:
一是人生论。作为生存哲学总纲的庄子人生哲学，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的超越，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
二是生死论。作为人生哲学核心的庄子生死哲学，以玄虚的道论为其逻辑起点，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命定、生死气化、生死齐同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庄子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庄子的这种生死哲学对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是语言论。语言是人类的，人类也是语言的，言说既是人类的本性，而人类也只有通过言说才成为其自身。由此，对语言的自觉及研究既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深切关注，又是推动哲学和认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庄子就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语言哲学家，他不仅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语言困境及其根源有着敏感而又清醒的认识，而且对超越这一困境的路径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庄子的语言哲学不仅揭示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而且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明显存在相互发明和内在会通之处，在世界哲学史和中西文论史上都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四是天人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和一种现代生存战略，是 20 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但它的某些思想成分和渊源却可以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其中庄子所倡导的天人关系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庄子的天人对举、人和天高度和谐一致的思想，能够启示现代人自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主张，以平等态度充分尊重和爱护自然，更加理性地利用自然，同时深切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有意识地遏制科技理性过度膨胀，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五是宇宙论。宇宙意识的觉醒是庄子生存哲学的一大特色。庄子不仅提出了富有生成感和动态性的宇宙定义，而且深入探讨了宇宙的无限性、统一性、运动性、连续性和无始无终性等基本特性。庄子的宇宙意识来源于老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是物化论。运动和变化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属性，因而物化论就成为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庄子物化论具有三重内涵: 一是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 二是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 三是实践层面上的“指与物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庄子超越生命困境、达致心灵自由的路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七是科技论。科学和技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因而科技论也成为庄子生存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在科技问题上有一种矛盾的态度: 一方面不断提出并思索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又贬斥科学探索的价值; 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庄子这种科技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从其哲学的核心范畴、基本原则、认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四个方面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庄子科技哲学所彰显出的强烈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解决唯科学主义的弊病，推动当代科技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
八是生态论。生态危机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人类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而先秦道家生态哲学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方案。其根本理念是: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其理论原则是: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其美学追求是: 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其现实基础是: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其实践要求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把握这一理论对今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九是思维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庄思想，以直觉体悟为主要形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对中外文化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科学和艺术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概括说来，《庄子的生存哲学》之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在于:
一是该著选题颇具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生存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方向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学术界着力发掘和建构的一个学科。其是一种以人的生存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念，其主要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和思考，涵盖了形而下的现实关注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彰显了以理论方式解释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哲学诉求。而就笔者所见，《庄子的生存哲学》是海内外学术界首部以庄子生存哲学为题目公开出版的著作。在这部大著中，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莫不以人作为关注的焦点，莫不以人生问题作为终极关怀，然而，庄子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并不像其他哲人那样热衷于建立一套社会的公共价值系统，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个体生命的心灵世界，是以个体生存困境及其自由追求为中心的哲学系统。庄子超越了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其敏感的心灵触及文明社会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而试图在乱世中重建人的本来面目，为个体生命寻求一条精神解脱的理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哲学可以说正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哲学，其是以人的生存本身为目的，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而终之于人性复归和精神自由的人本主义哲学。生存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哲学在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中，蕴含着其内在的有条不紊的思想逻辑。其以生存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那就是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寻求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内容。庄子生存哲学的意义境域，恰好表达了其对个体生命本性的自觉理解，其所蕴含的生存智慧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与借鉴模式，因而有助于今人更好地思考生存困境的解决之道。
二是该著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很强的现实意义。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生存问题越来越多，而作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在于人的思想出了问题，故发掘庄子生存思想的哲学智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为人类如何生存提供一个方向，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价值。就一些根本性内容来说，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穿越时空隧道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但其研究视角却是现代的。这种思想导向就使该著除了发掘庄子生存哲学的原始内涵之外，还有较多内容涉及现代生活，力图做到古为今用，对解决当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有所启发。诸如现代人该如何面对人生困境与生死问题、科技异化与生态灾难问题、天人关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在本书中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探讨，从而为现代人如何生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方案。
三是该著涉及的问题大多较为前沿。死亡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等论题都是近几年学术界的新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庄子的科技观、生态思想、语言哲学、宇宙意识、物化思想等问题都是过去庄学研究中注意较少的问题。虽然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天人关系，但由于近年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而使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尤为重要。况且，传统学界过去一谈到天人合一，往往重心就在儒家那里，而实际的情况是，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术语的恐怕就是道家的庄子了，而且，道家庄子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今天的语境中似乎更具启发意义。
四是该著各章的具体论述比较深入系统，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哲学深度。如在第三章《语言论》中，作者认为: 庄子的语言哲学是一个丰富、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发现了“不可说”( “道不可言”) 这一哲学话语困境，并进而探讨了产生这一语言困境的内在根源( “成心”之存在; “道”之本性; “言”之对象化) ; 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现了哲学“说‘不可说’”( “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 这一独特的历史使命，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 “可说”还是“不可说”) 而转向了“怎么说”( “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 ; 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 “俗言”———“成心”之言) 转向“诗意的说”( “道言”———“道心”之言———“三言”) ，从而使哲学话语从理性逻辑、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语言( 概念语言) 转为直觉体悟、天人合一的非对象化语言( 隐喻语言) ，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而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其本身既具有诗的特质又具有思的意蕴，这就决定了文学与哲学本身就是其两大功能。庄子正是以隐喻为恰切手段，借助于文学的形象外衣，传输了思想的抽象内涵，并最终形成了庄子文本诗思融合的独特品格以及以直觉体悟为必要手段的“得意忘言”之解读模式。又如第二章《生死论》中，作者首先探讨了重生贵生、苦生乐死等庄学生死观的两大向度，接着讨论了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等庄子对生死现象的三大认识，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生死齐同的主观消解和不死不生的理想境界等两大问题，最后又讨论了庄学生死观为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五是该著有意识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美学、阐释学乃至科学理念进入论述的视野，从而为该著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在古今结合和中西融通方面做出了极为成功的尝试。在作者看来，任何古代经典的阐释，都只能是一种“现代”化了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思维只能是当代的思维，阐释主体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都只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他也只能以其当下的知识结构与理解能力，并以其所属时代的特有方式对古代经典予以阐释。由此可见，运用古今会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庄子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虽然由于自然、种族、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各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相互之间的异质性，但大体相同的“人性”、“生存境遇”、“人生追求”等因素，又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可能存在共同的情感经验，这又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达成“视域融合”的可能。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互证互释中，才能凸现中西共同的诗眼文心与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而哲学问题往往是一些超越时空隧道，为古今中外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带有永恒性的问题。就庄子本身来说，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生命存在及其普遍意义的探寻，其以生命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因此，解读庄子文本的过程就是今人与古人、东方与西方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过程。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决定了生活在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是可以而且能够与生活在古典时代的庄子进行交流和对话的。
六是该著试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传统庄学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如庄子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庄子哲学的中心不是自然而是人生; 庄学理论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等等，很多过去的传统庄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偏见问题，都在这本书中得以全面清理和重新定位。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4
关键词：《庄子》；旅游；道；逍遥；自由
庄子是中国旅游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庄子》一书，许多篇幅就是以旅游故事为主，描绘和阐述旅游的成分居多。庄子一生酷爱自然，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行于雕陵之樊，踪迹遍及齐、魏、楚诸国乃至山川树林。丰富多彩的旅游生活与对旅游的特殊体悟，在庄子的著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而对《庄子》的研究，从旅游这个特殊的角度去发掘、解读书中所蕴含的旅游思想，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亦“道”亦“游”：道与旅游的相融相合
“旅游”是“旅”和“游”双重行为结合的产物。“旅”是旅行，外出，“游”是游览、观光和娱乐。二者合起来称为“旅游”。旅偏重于行，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之义。“道”是老庄哲学和美学的最高概念和中心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也是《庄子》的基础和核心。“道”的初义是道路。《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1]这里的“道”就是“道”的初义。字形上看，道从“辵”“首”声，“辵”即“行”，“行”分“彳”、“亍”，彳亍而行，即是自由自在地走；“首”本义是头脑，首居中间，表明行动的归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人在路的中间自由自在的行走，就是“道”。“道”这个字，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传统旅游方式的特点和古代旅游者的形象。
“旅游活动是以自由生命活力为轴心，在广阔的四维空间里运动、旋转、展开，使自由生命得以完善、发展和推进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有益的特殊活动”。[2]《庄子》之“道”的现实出发点，是以自由为轴心，使生命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历程。《庄子》认为，“道”即无为，无为即逍遥。《庄子·天运》云“逍遥，无为也。”《大宗师》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里的“观于天地之谓”即是旅游，是人对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进行沟通、体认和回归的过程，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最著名的就是《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观鱼的记述。“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表面看，庄子和惠子谈论的是哲学上的认识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在旅游中观鱼的生动记述。《庄子》一书，记载和描绘旅游的地方还很多，譬如《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人世间》“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知北游》“知北游于赤水之上”，《天运》“子贡南游于楚，孔子西游于卫”等，完全可以看出庄子是在旅游中得“道”的。旅游可以得“道”，亦可以论“道”。《庄子》开篇的《逍遥游》，借鲲鹏南游来阐释“道”的遥遥无为之境。《应帝王》借“天根游于殷阳”来阐述顺物而天下治之理，《山木》借庄子游于雕陵之樊来探讨逐物之忘其真，《人世间》借“南伯子綦之游”来明辨有用与无用的关系等，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
可见，《庄子》之“道”，是在具体的旅游实践活动中产生、获得，并得到体认、升华和发展的。“道”不仅是《庄子》的最高哲学抽象，也是《庄子》旅游思想的原始印痕。旅游得“道”，旅游论“道”，道游一体，不仅促进了传统旅游与道家哲学、美学的相融并构，同时也昭现了《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完美辉映。
2．逍遥之“游”：庄子思想的现实土壤
最早的“旅游”概念，出自1927年德国蒙根·罗特为代表的《国家科学词典》。这就等于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旅游”一词，没有“旅游”一词，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旅游活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深谙观光的民族，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旅游活动，古人是以一个“游”字概之的。《说文解字》解，“游”作古水名，其义有“旌旗之流”，又作“遊”，指与陆地相关的行为活动。[3]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在《广雅释诂三》中把“游”引申为“出游、嬉戏。”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外物》中说，“游”是熟悉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传导出顺其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携带着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影子。“自由性与非功利性是旅游两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和标志。”[4]现代旅游活动这一显著特征，会通了古代“游”与现代旅游的本质特征，今天的旅游是古代“游”的本义的延伸和发展。
《庄子》内、外、杂三十三篇，内篇以《逍遥游》始，外篇以《知北游》终，杂篇以《天下》尾，这样的体例安排，与其说是庄子哲学体系逻辑结构的完美体现，毋宁说是庄子旅游的全过程。《逍遥游》开篇的“鲲鹏图南”，旅游活动就开始了，出发点是“北冥”，目的地是“南冥”。《知北游》又正好与《逍遥游》的旅游方向遥相呼应，出发点是南端，回归地是北端。《庄子》虽然描述的不是具体的旅游过程，可是庄子的一切思想，一切议论均是在这由北向南、又南向北的旅游过程中生发、体认、完善和发展。阅读《庄子》，也如同在进行旅游，据初步统计，《庄子》一书曾多处使用“游”字，其中内篇约有三十多处，外篇有四十多处，杂篇也有二十多处。庄子从各个层面对“游”进行了描述，他所追求的养生之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等，均是从“游”中产生，从“游”中创立，从“游”中建构的。譬如《人世间》“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也”。《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外”。 《应帝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等等，“游”字在庄子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庄子之所以如此青昧于“游”，一方面在于他想借助旅游这一现实土壤，即不受“外物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让自己的思想得以生根、发芽。诚如孔子14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海德格尔对生存问题进行思索，是为了“诗意的栖居”一样。另一方面，旅游的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特性，正好符合庄子游于虚境、无所限制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符合他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符合于他对一种精神现象进行哲学的抽象和理论的概括。
“旅游活动自然就是审美活动，其本质、功能、作用就是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自由生命。”[5]说旅游是《庄子》的现实土壤是不为过的，广义上讲，庄子“逍遥游”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就是自由生命。狭义上看，庄子的“游”又离不开旅游，并与旅游有许多共同的属性的特质，两者均是为了达到了旅游审美的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目的。
3．神与物游：主观精神的自由遨游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而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的白色恐怖时代，亦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福转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世间》）的现实凄惨人间。当时古人常常是谈“游”色变，旅游基本上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和阻碍的。现实旅游的种种限制，使庄子的旅游审美方式成为一种主体直觉的旅游审美，即旅游活动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实现，通过想象也能进行虚幻的、广阔的空间旅游。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身在尘世，精神已投入宇宙，游历于自然，与造物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著名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故事，就可窥视到庄子旅游的印痕，“梦游”、“心游”、“神游”的出现，不仅拓展了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内涵，使旅游审美成为了一种主要是心理和文化行为的活动，也使庄子成了“神与物游”旅游审美方式和旅游审美思想的始作俑者。
神与物游，古代又称为“神游”、“梦游”或“心游”。《庄子·养生主》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的“神”指的是人的精神，即审美主体，物则是审美客体，指自然景物。“神与物游”就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心理活动，贯穿在《庄子》思想中，就成了一种仅限于主观精神的自由的思想遨游。《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老聃与孔子关于“游”的对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借老聃之口，阐述了他深邃的旅游思想，以天地万物自然为至美，以“乘物以游心”为至乐。显然，庄子的“神与物游”是不受“外物约束”的、目的是在主观精神世界中达到的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笔者认为，这主要来自于庄子对“现实”各种束缚和约束的痛苦感受，来自于对人类沉沦和堕落的认识。客观上讲，“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受到的限制无所不在，人要在“客观世界”中摆脱来自各方面对自身“行动”和“行为”的限制，是完全不可能的。庄子“神与物游”的旅游审美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在“主观精神世界”中人可以达到对一切限制的克服和解脱，可以从容自游，可以无拘无束。因此，庄子的旅游审美的目的是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虽然《庄子》的旅游也有所谓的“尘世之游”，如“以游世俗之间”、“虚己以游世”等，但它同“物与神游”并不矛盾。“身处世间”却与“世”往来，“心”在世外又在世上，在这个精神自由的旅游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层面的超越和提升，使主观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自由得到充分的表现，最终达到的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
综上所述，《庄子》的哲学思想，与所渗透出来的旅游思想，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庄子》的哲学思想，因为有了旅游美学思想表现得更加玄虚和深邃，而他的旅游思想，又秉附哲学思想被描写的超脱和飘渺。《庄子》一书，不仅可以从纯哲学的角度来发掘和继承，从旅游的角度来解读和穷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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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5
摘要：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探讨，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如何超越有限达到无限、如何不受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束缚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的境界等，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庄子人生哲学天人合一境界
庄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人生哲学是从精神追求、处世心态等不同方面阐述了人类生存问题的基本观点及看法。其思想能使我们在当今这个纷繁的世界认清自己的心灵，保持自己的本性，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阳光心态。本文就庄子人生思想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和人生发展两方面作用和价值作出探讨。
一、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追求和谐人生的意义
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人类社会前途和未来发展，人的欲望与现实冲突，使人类陷入高度文明时代下的困惑病。抑郁、焦虑、自杀等心理病态正困扰些现代人类的生活。现代人在人生观、利义观、价值观上出现了偏颇，人们时常会感到烦躁，精神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人类焦虑并茫然无措，渴望一种承受这些烦恼的生存支架，让心灵解脱。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是一部关注个体生命，指导人们发展和谐人生的处世经典。
（一）充满智慧的人生思考
庄子是个大智之人，他以独特的见解及思考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其思维和智慧的魅力。其哲学的思辨将我们带到一个充满神秘的理性思维家园。他以无限境界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让我们打破各种形式及条条框框的束缚，去了解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以辩证、相对、变化的观念去思考问题，让人生充满智慧。如《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至乐》）“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药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天下》）“芴漠无形，变化无常。”……庄子人生哲学思想随处可见这样辩证的观点，我们感受其哲学思考，获得智慧的灵光。在生活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以一颗平常心，得志坦然，失意昂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时刻警惕不要以世俗的眼光看待世界，束缚于自己的小天地，而看不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调整心态珍惜生命达到和谐人生思考
当今社会人们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高学历人群，由于竞争压力过大而不堪重负轻生者大大有之。而庄子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会给我们以更多启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与散而已，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他对生死有着比常人更清醒的认识。庄子对于生死的理性认识有助于现代人清醒地认识生与死的本质，充分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人人都渴望能够平淡而自在的生活，可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被前程、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之事搞得焦头烂额。庄子的人生哲学给了人们为人处世的醒世良言，他淡泊名利，超越功名利禄，领悟人生的最高境界，其思想能使人们在纷繁的世界认清自己的内心，保持自己的本性，以淡泊自然的态度面对世间的困惑，使自己拥有一种健康向上的阳光心态。
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现实的批判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试图缓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而庄子却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对人类社会、人生的忧患深切关怀。其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人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人性的批判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庄子以其犀利的观察力道出人性丑恶的本质。庄子生活在“小人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以身殉天下”的时代，人们对名利的追求蜕变扭曲为虚伪和贪婪。人性已被物化，失去独立的人格和精神的自由。人们为了追求金钱名利不择手段，欲壑难填，越陷越深，最终失去自我。庄子看到了人性的本恶，他在给予人性批判的同时，羞于与世人为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骄纵而无可驾驭的正是人心，而由此生出种种的哀怨、忧虑、喜怒、贪欲，为了满足自身欲望，王候将相丧其斯文，“丧已以物，失性于俗”，可悲可叹。庄子对人性无情的批判，正是唤醒我们人性美好一面的利剑。当今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充斥着世人的大脑，出现道德沦丧、人情冷漠、尔虞我诈等丑恶社会现象。今天，让我们在追求实效乃至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不要忘记人类固有的自然本性，不要忘却人性中“真”“善”“美”的人文关怀，是我们培养和谐社会文明公民的理论指导。
（二）庄子人生哲学思想对环境破坏的批判
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要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注重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更要注重环境资源的保护。庄子以其特有人文关怀，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作出了指导性的规划。“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庄子描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惨景。“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及“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天道》）说明天地万物都是地位平等的，并非专为人类而设，但人类却出于自身需要“落马首”，“穿牛鼻”。针对环境的日趋恶化，庄子及时提出了“天与人不相胜”的命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他要求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无以人灭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与物”，与大自然交流情感，将是何等的舒畅！何等的振奋！我们如今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使全球温度变暖，水资源在减少并自然灾害频繁出现，这也许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许我们GDP增长的神速，可那是我们以牺牲宝贵的自然资源为代价换来的。因此，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我们构造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
三、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思考
庄子主张返朴归真，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没有看到文明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不提倡人去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认识自然，这是庄子人生哲学的局限。庄子的彻底无为，消极避世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类生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庄子唯有采取这种无为保命的处世哲学。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真，坚持自己的信念。我们要学会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看待庄子，好的继承，不好的要深思启发获得好的经验。庄子是大智慧，大无畏的天才。我们学习庄子思想，更要学习庄子的为人。
参考文献:
[1]《十家论庄》[M].胡道静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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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6
一、语言风格的接受
关于司马迁语言颇负道家风格这点，苏辙早有慨叹，“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认为庄文汪洋恣肆，《老子》文简义约。《史记》之文，在道家文学的影响下，同样富于一种言简意深、文约义丰的倾向。李彤的《司马迁与自然之道》将《史记》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归功于道家思想，并分析了《史记》语言极具表现力的原因，司马迁在先秦散文的影响下，借鉴了其新鲜、生动的语言风格，同时加以自我吸收和创造。文章指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强烈感情的外泄，使得一部史书充满着文学的感染力。司马迁欣赏庄子‘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老子韩非列传》﹚，他写作时亦听任感情的潮水纵横奔流，而进行畅快淋漓地叙事议论抒情，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潇洒自如，有似庄子之文汪洋恣肆的风格。”邢璐《“和光同尘”——浅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也持以上观点，认为司马迁颇有道家风格。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指出，在语言风格上，司马迁同庄子一样，是以“奇”著称的，所以刘生良先生认为“司马迁是《庄子》的爱好者”，“其行文之纵横开阖，笔势之流畅飞动，颇有奇气”“与庄子有神似之处”。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谈到《史记》对《庄子》的接受时，也谈到语言的“汪洋恣肆”和奇异的文章风格。
二、人物塑造的接受
关于《史记》人物塑造和评论的标准，最能凸显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郭明友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中认为，道术之用所向披靡，表现在写人叙事中若隐若现地自然流露。王洪泉在《<史记>与黄老思想》一文中，对帝王、辅臣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表扬。同样赞扬用黄老道家取得实践成果的还有邹军诚的《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看其学术思想》和郑振邦的《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朱国芬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中的发展》一文中表明，老子提倡“后其身而身先，处其身而身存”，即赞扬圣人这种谦退无争的高贵精神。在《史记》中，司马迁即以这种思想来判断评价历史人物。道家的平等思想，在《史记》的人物塑造中也多有体现。蔡尚思在《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人物塑造上秉持着平等的思想，李建安、祁国宏《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中写到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列举了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或献策于君上的人物。郑振邦《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一文中，通过对《游侠列传》的点评，表达对处于社会下层弱势地位民众的同情。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一文中表达对地位低微但品节高尚，并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的赞扬。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中将《史记》对《庄子》的形象塑造接受上分为三类，分为物的形象、人的形象和自我形象。
三、艺术手法的接受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谈到《史记》对《庄子》艺术风格的接受表现在“指事类情”的讽喻艺术上，并简要介绍了“指事类情”的概念与来源，称其“并非庄子的独创，而是先秦诸子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荀子、韩非等人都是以擅用比喻和寓言著称的”。但是《史记》唯独在对庄子的评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其态度可见一斑。同样谈到“指事类情”的还有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而且，司马迁引用并改造了《庄子》一书中庄子拒楚王使的寓言，以此对庄子“指事类情”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直观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