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1
关键词： “为人”；“为我”；“无我”；孔子；庄子
孔孟学派与老庄学派因其基本理念不同而思想各异，在很多层面似若水火不能相容。但细审《庄子》一书，似乎未必尽然，其中未有若儒墨之尖锐对立，却有一脉相通的气息，歧异与贯通并存。庄子思想中对孔子及其儒学既有称引，也存有歧异。但究竟是抑是扬、何者继承何者批判，颇费斟酌，令人困惑。而弄清楚两者间的关系，无论对儒学研究还是庄学研究都大有裨益，尤其对《庄子》中儒家问题的研究更具有不可逾越性。可惜，故往儒、道两派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作为道家学派的另一理论高峰的庄子思想，或被忽视、或荫蔽于老子学说之下，即使出现也大多直接作为孔子思想的对立面。鉴于此，本文以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为主题，不纠结于某一理论或观点而从整体出发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对孔子与庄子思想的异同作宏观上的梳理和概括。
一、“德”境的构筑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两种不同路向，两者之间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这两座截然对立的思想高峰，却共同根植于大地的母体，于深处涌动着潜流。尽管这种理论血脉的贯通湮没于思想对立的矛盾冲突之中，但古今仍有不少学者通过“望、闻、问、切”，摸索着两者间共同的脉动。韩愈等人对证明庄子出于儒学的努力，无论是否夹杂着其它企图，孔子与庄子思想上的某些相似性无疑是激发其探索的原动力。
孔子与庄子思想的贯通突出的表现在他们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并以心灵的锤炼为基础，以超越的精神为表现。
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来说，“德”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源于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反思。这些理解以及跟随着它的实践，体现着一个人的心灵所能达到的高度或境界，我们把这一高度或境界称为“德”。[1]“德”是对人的精神价值发掘和重视的结果，是人的内在人格世界开辟的产物。孔子与庄子都构筑了各自的“德”的世界[2]，都同样地重视“德”，同样地发掘和肯定了精神价值。
孔子认为人的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自然生命可以消逝，作为生命本质的精神价值则是永恒的。为体现生命本质实现精神价值，孔子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德”的世界。
“仁”不仅是一种道德质量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修养方法。有关“仁”的界定，《论语》中有很多。其实从本质意义上讲孔子的“仁”就是人心对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3]，即仁者爱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己，一为人。为己，即对自我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对于孔子来说这一生命并非指自然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生命的本质——精神价值。所以，只有不执着于自然生命，必要时献上自己的躯体，才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才是对仁的成全。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等，之所以成为儒家的“仁人”，原因即在于此。为人，顾名思义就是对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与尊重。为人是孔子为己的目的，为己就是为了最终能推己及人。所以，对于有三归、树塞门、有反玷因而违背一系列儒家道德标准的管仲，仅因他帮助桓公九和诸侯，避免生灵涂炭与文化沦丧，反被孔子许以“仁”。因为管仲做到了对他人生命的珍爱与尊重，实现了精神价值，是真正的成仁。孔子的“仁”并不只是要求人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而是要求人从内心深处认可自我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诚心诚意的珍惜、热爱和尊重他人的生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从内心深处去认可和接受“仁”的精神质量，是孔子“仁”学思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6]“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7]从这一层面看，“仁”又是标准的自我修养，是严格意义上的“心”的锤炼，是一种内心的反省与提高。也只有经过“内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向上提高后的“心”，才是清澈、灵动、没有任何唯利主义污秽的，只有在这样的“心”的作用下的人的行为，才能不流于礼的形式而透显出诚敬仁爱之情，才能承载孔子“德”的世界。
一种尊重生命，将精神价值作为生命本质，注重心灵锤炼，开辟了内在人格世界的思想，其将客观的人文世界转化为内在的人格世界的结果，就是以人格的无限提高与向上的追求为目标，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在有形世界必然表现为某种超越的精神。摒弃世俗的欲望追求理想的质量，不论经历多少挫折仍于乱世孤独地坚守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孔子“德”的世界反映在有形世界的精神超越。所以，孔子“德”的世界最终落实在“仁”对心灵的锤炼上，并以对固有世界的某种超越为表现。
对精神价值乃人之生命本质，庄子阐述得更为清晰和彻底，如在哀骀它一则寓言中庄子就曾借孔子之口用豚子食于其死母的例子[8]，来说明“使其形者”比“形”更重要。单纯从形体来看，死去的母亲与活着的相比无任何缺失，豚子之所以“皆弃之而走”，就因为“不见己焉尔，不得其类焉尔”。形体虽仍在，但其母已不在。因为“使其形者”，即使其母亲成其为母亲的实质已经消失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实质，是这个“使其形者”呢？显然是德，精神生命。精神价值才是生命的本质。为此，庄子塑造了一系列形体残缺却又因“德”充于内而魅力非凡的寓言形象，如王骀、哀骀它和闉跂支离无唇与瓮盎大瘿[9]。他们之所以能使人忘其形体残缺而展现无限生命魅力，原因就在于“德”，在于他们的精神生命的感召力量。“德”在庄子的世界中表现为“用心”。王骀等人用心的独特在于它并不是朝着世俗的方向，而是渐行渐远，以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为表现的“不动心”，不让心淹没在外物中，一直保持着心的生机与灵动。保持心的虚静空灵，从中感受另一个光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庄子“德”的世界。它最终落实在“心”的外天下、外物、外生的功夫上。这一功夫的最终目的是丧我而“见独”——“德”的世界的呈现，使那颗承载“德”的世界的心灵将凡俗世界所认为的人之所以为人，人所“应该”的行为和想法在内心深处彻底消灭。这既是对心灵的锤炼，对无限向上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同时也是对有形世界的超越。
尽管落实在“心”的锤炼上的“德”的世界和“德”外化于有形世界所表现的精神超越，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最终指向各不相同，但孔子与庄子都同样地重视人的精神生命，认为精神价值才是生命之本质，重视精神价值与德的感召和同化力量；其“德”的世界的最终呈现也都要依靠“心”的律动，靠“心”对一己之私欲[10]的超越。
二、“为人”与“为我”之别
同是注重人的精神价值，但精神生命于有形世界的体现却并不相同：孔子构筑了以“仁”为核心，含礼、义、智、信、勇等概念在内的道德体系与伦理系统；庄子则搭建了“虚静”的空灵世界。同是注重心灵境界，同是着眼于“心”处以修己，孔子是要培养与仁、义、礼、智、信相契合的心灵；而庄子却要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外天下、外物、外生，为“见独”留下一片生白之虚室。同具有超越的精神，孔子从未停下其俗世前进的脚步；而庄子则抛弃了他对凡间的最后一丝眷恋，义无反顾地追寻着逍遥精神的新世界。如此贯通又如此差异，而贯通又凸现着差异，这皆源自于孔子与庄子思想在起点与终点上的歧异。
先秦诸子哲学发生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把‘中国往何处去’当作一个基本理论问题”。[11] 孔子亦如此。他对出仕有强烈的热情，但这并不因为政治可以给他带来功名利禄等个人利益，而是他认为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对社会和历史负有责任，要担负起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的使命。孔子认为在礼乐文明指引下的文化和社会都是和谐的。所以他所设想的新的社会形态是在传统文化精神引领下的，是通过文化和谐而形成的和谐社会。那么在动荡的先秦社会如何重建文化秩序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即如何焕发历史文化传统的新的生命力，解救礼坏乐崩的时代危机，就成为孔子思考的中心问题。孔子采取的方式是将代表春秋时代人文世界的礼安放于内心的仁，开辟了人的内在人格世界。仁爱精神与治世思想相融合，就构筑了孔子的思想体系。这即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内圣外王”的思想理路。人心对自我和他人生命的珍惜、热爱和尊重，并在此一信念支配下去重新审视、理解、运用和传承文化知识遗产，这是孔子所认可的“仁爱”精神，即完美人性。个体人性完美的结果必然是推广传统文化精神，导致文化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的和谐。所以他倡导教化，注重施政者的品行和人格。“内圣”只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所以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治世”，是救人民于水火挽社会于危亡。
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的完美，或者说“内圣外王”，是孔子认为天赋予精英人物的使命。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实现自己的精神价值，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使命的孔子要求他的学生不间断的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要求他们“自省”、“内自讼”、“内省”、“躬自厚”、“求诸己”。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勇等等概念，提出对君子的要求，都是针对自我修养和人格锤炼的。对于人性完美的追求，孔子及其弟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且身体力行不断实践。孔子几乎把他全部的精力都投放于此。这并不是否认孔子“治世救民”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是他“以个体人性的完美带动群体人性完美”的使命意识，使他的思想体系着眼于人的精神价值，围绕着如何让人们认知自己的使命，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一天赋予之责任，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而展开。因而，《论语》更像是一部指导人们如何自我修养，提高精神境界，锤炼健全人格的“修己”指南。虽然孔子思想是以“为人”——救人民于水火挽危墙于既倒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但其理想最终却落足于如何实现个体人性的完美的“为我”的“修己”层面。
面对同样动荡不安、灾乱频仍的战国社会，庄子与先秦其它诸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更多的关注于个人的痛苦而非社会的纷乱，且不再从社会出路上来寻求解救个人生存困境的方法。庄子对人的生存境遇展开全面的理性思索，对乱世中个人所遭遇的种种痛苦有独特的体验。这一独特的痛苦体验就是其思想的起点，他的目的就是反思这种种痛苦产生的原因并寻求摆脱之法，他的思想因此而发生、发展，这显然是“为我”的。所以，在思想的起点上庄子与孔子就已分道扬镳。
庄子并不认为社会秩序可以改变人的苦难境遇，人的痛苦、人类社会的无序状态都来自于人本身，来自于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察、思考、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意识和行为。这一意识本身是错误的，是导致人们痛苦的根源，那么人在这一意识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构建，包括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与认知手段和内容等等也都是错误的。即“我”有关现存世界的一切观念和与之相关的种种思虑都是造成人类痛苦和社会混乱的原因。无论现存世界是 “治”还是“乱”，只要人还在自我中心主义意识的支配下行动，只要那个“我”还存在，只要观念中的那个“人”还未消失，人的痛苦境遇就不会改变，在此基础上人的一切行为都不过是使原本孤弱的生命更加痛苦。这就是庄子所看到的人和人类社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凡俗世界中人无法摆脱的悲哀宿命。所以在庄子那则闻名中外的寓言中，七窍初成的浑沌迅速地以死亡结束了它刚刚开始的“人”的旅程。
将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消除自我中心主义，复归浑沌。所以如何消除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复归浑沌，将自我从痛苦体验中解救出来就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终极目的。而庄子“为我”的最高境界就发展成为摆脱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执着和因此而产生的对外部目标的追逐，从而消解自我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是“心斋”、“坐忘”、“撄宁”后呈现出的虚静、空灵的“我”，是“本真”的、“浑沌”的“我”，是《齐物论》中“吾丧我”中的“吾”。所以，“丧我”虽也是一种“修己”，却远远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自我修养，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观察世界与“我”的角度，一种全新的“我”的存在形式与意义，所以用“吾”来指称。“道”的境界就是“吾”所存在的新的世界。“吾”所指称的实际上是“无我”之境。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最终却走向了对“无我”的努力。
由“为人”到“为我”的孔子思想与由“为我”到“无我”的庄子思想，其各异的发展脉络，必然导致两种南辕北辙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而在其形成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交汇，即“为我”之境上的某种程度的重迭。但由于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不同，“为我”之境上的相会导致了孔子与庄子两者思想的更为激烈的冲突。它不仅直接造成作为庄子学派文献汇编的《庄子》中存在诸多复杂的“儒家问题”，同时也是造成千多年来对庄子与儒家暧昧不明关系纷争不已的罪魁。事实上，儒学作为庄子思想发生的学术背景，《庄子》对孔子的借助因其思想阐释针对的不同侧面而有所不同。如果以“无我”为旨归，庄子不会对任何一种俗世理论（当然也包括孔子思想在内）做过多地关注，他关注的是这些体系得以产生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即使对世俗理论和人物的提及（包括孔子在内）也是为超越有形世界的终极目的而服务。如果对实际事物稍有关注，不仅庄子与孔子两者思想分歧将更为突出，而且只适用于为“无我”而努力的庄子思想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亦会愈加明显。其结果就是，庄子后学要么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激烈地批判，陷身于庄子一再否定的是非论争而无法自拔；要么就是有感于庄子思想处理实际问题的困难，对孔子及其思想异乎寻常地借助，甚至以不惜改造庄子思想为代价。
参考文献：
[1]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73页。
[2]孔子的“德”是宅心于仁、存心于礼，包括一整套的有关高尚人格的概念；庄子的“德”则完全和“仁”、“礼”无关，它宅心于“虚”，在虚静的心灵中发生出另一个光明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有形世界的精神世界。
[3]郭沂：《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孔、庄哲学贯通处》，《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
[4][5][6][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3、65、24、185页。
[8][9]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9～210、187～217页。
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2
[关键词]庄子；生死观；当代大学生；生命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147 — 02
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现代人是‘脚下没有大地，头顶没有天空，心中没有灵魂’。”在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部分大学生陷入了超重的心理和生活压力而无法自拔。超重的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这样的生活让当代大学生处于思想迷茫、心灵空虚之中，越来越多的他们选择冷漠甚至走向极端，生命之花在人世间越来越多的陨落。大学生这样的状态离社会对他们的期望越来越远，这种状态是我们极力需要改变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庄子的生死观作为一种生命理念，它提倡贵生重生，反对轻视生命，这种生命理念为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和谐吹来一缕清新的风〔1〕，改观他们不重视生命的现状，促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一、重生贵生，珍视短暂的人生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重生思想，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给予和馈赠，是“道”的创造结晶和“德”的化育之物，〔2〕生命至关重要。“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3〕普通人、士人、大夫、圣人这四类人，追求的或平庸或高尚，或为自己或为社会，虽然谋求的不一样，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为所求而伤害身体、舍弃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庄子对当时社会上这样一个现实深感痛心，他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名声、利禄、珠宝乃至天下，那种以身殉物，为追求“物”的东西而损伤自己本体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非常不可取的。《让王》篇中，庄子一口气讲了15个寓言故事来阐述以生命为贵、以名利为轻的重生思想，这些都在呼吁人们要爱惜生命。爱惜生命，还要认识到生命之短暂。“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这是庄子对人生命长度的最精炼总结。生命是如此短暂，让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遐想，挥霍。
反观当代大学生，在极力追求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生命的意义却失落了，这看似繁花似锦的生活，却隐藏了繁华背后精神生命的残缺萎缩：心理危机严重，沉溺于网络，斗殴自残，一桩桩残害生命的事件让我们触目惊心。庄子提倡的重生贵生思想对改观当代大学生踩踏生命、轻视形体的状况并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唤起大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抵御功利思想的侵袭，启迪大学生既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又要珍爱他人的生命，懂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都是一切情感、智慧和美好事物的载体。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维性的，当代大学生应该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天，把活着的每一天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善待自己的生命，更要尊重他人的生命。
二、认清自我，肯定个人价值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4〕惠子认为太大的葫芦没有什么用处便把它打碎了，庄子却认为，现在你有五石容量的葫芦，为什么就没想到把它作为腰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呢？不能只担忧它大得无处可容，而要从另一方面思考并认识到：大葫芦有大葫芦的价值，是小葫芦所不能比拟的，要认识到大有大的价值，小有小的价值。
而部分大学生面对外来的种种压力，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结果使原本就不太自信的他们变得更加消极悲观，从而失掉自我本性，将真我埋没。〔4〕还有不少大学生会因自己就读的学校不知名或专业没有优势而自卑，消极地对待自己。这些都是庄子所说的没有认清自我价值导致的消极心态。庄子认清自我、肯定个人价值的思想启发当代大学生要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就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不自负也不自卑，找到适合自己的，做最适合自己的：是小河，就努力流入大海；是小草，就尽情展示绿色。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谁可以代替谁，关键是你是否客观评价了你自己。看到别人取得的成就，就认为只有别人活得才有价值，别人的生命才更有意义，如果你的眼里只有别人而忽视自己存在的价值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是你想要成为什么，追求什么目标，也就是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这些关系一个人成败的各个要件必须要与这个人到底适合做什么相结合。因为，只有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并朝着既定方向努力，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会变得明朗。定位有了，即使遭遇多大困难，现状多么悲惨，也不会迷失自己。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是天之骄子，更要有自己的定位，要认清自己，要肯定自己，要保持本色，要相信：每个人都是一盏灯，都有一份小小的温暖，可以唤醒人间的欢乐和美好，化解愁苦与悲凉。
三、顺其自然，人生之道莫强求
生命有其局限性，我们应当正确面对挫折与困境。庄子追求与道为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主张人要顺应自然。庄子认为万物都有它运行的规律，人们要依自然规律办事。《大宗师》有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把人生中所遭遇的不能改变又无法解释的原因称为“命”。这“命”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不可对抗的， 所以，庄子主张的“安之若命”是建立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感悟的基础之上的。《庄子学派的思想演变与百家争鸣》的作者王威威说：“人们最不愿意体味苦难，却无法回避，痛苦的来源就在于我们无法主宰自己。想得到的偏偏得不到，想逃避的却又躲不掉。人世间就像一个大‘江湖’，每个人都会面临许多的无可奈何，身不由己。而人们又常常企图反抗，因而带来更大的痛苦。庄子告诉人们，把‘无可奈何’之事看成‘命’就可以消解痛苦。” 〔5〕不少人认为庄子“安之若命”的观点是消极的，是避世的。其实不然，这恰恰相反，庄子的这一思想是教会人们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 且是让人们可以欣然的生存理念。
人生有许多的无可奈何，当代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可是现实却是那么的残酷：社会的竞争压力大，独生子女长大的一代情感的孤独，恋爱情感困扰，人际关系紧张等等，这些都在困扰着当代大学生。面临诸多困境，部分大学生最终没能产生积极的心理干预而是选择了轻生。庄子在此强调“莫强求”和顺其自然正是针对大学生的“无可奈何”下的一剂良药，这是庄子生命观的一大智慧。“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面对苦难，大学生不能消极对待，但努力过后结果如何就不是人所能左右的了。庄子的“莫强求”启发大学生，虽然不能改变既已形成的坏结果，但能够坦然面对它也是一种勇气，从中汲取教训，收拾好自己糟糕的心情，迎接接下来的生活，万不能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或一时的“艰难困苦”而舍弃自己仅有的一次生命。大学生要坚信：只要有生命存在，就有机会、有力量改变当下令人“难以承受”的状态，而获得一个充满阳光的明天。
四、切莫贪心，人生须知足
庄子在自己的人生观意强调知足才能常乐。《庄子？逍遥游》讲到：“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一只小小的鸟在广袤的森林里栖息，它筑巢也只须一根树枝；一只小偃鼠跑去喝水，再怎么口渴，喝饱了它的小肚子也就再也喝不进去了。托尔斯泰也说过，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他给身边的人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有一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地主就对他说，你清晨从这里往外跑，跑一段就插个旗杆，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杆的地都归你。那个人就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阳落山前，他是跑回来了，但已精疲力竭，摔了个跟头就再也没起来。于是，有人挖了一个坑，就地埋了他。牧师在给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就这么大。”〔6〕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庄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勿贪心，人生须知足。
“人心不足蛇吞象”，现实中部分大学生生活得如此累以至于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想到轻生，表面原因是他们的压力过大，深层次的原因是追求的东西太多，大学生被所谓的“功名利禄”蒙蔽了双眼，是他们的“不知足”害了他们。“知足常乐”是庄子为当代大学生开的一剂良药。知足是一种境界，知足的人总是微笑着面对生活。在知足的人眼里，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过不去的坎，知足的人会为自己寻找合适的台阶，而绝不会庸人自扰；知足是一种大度，大“肚”能容天下事，在知足者的眼里，一切过分的纷争和索取都显得多余，在知足的人的天平上，没有比知足更容易求得心理平衡的了。庄子提倡的“知足”并不是说让大学生不去奋力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是要在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学会适度地把握，不以损害生命为前提。庄子的这一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五、顺应生死，人生须达观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生没有常人喜悦的庄子，对死也没有常人的凄凉，他视死为自然的变化，只是一个过程。〔7〕诚然，作为凡夫俗子的大学生，面对死亡绝对无法如庄子般淡泊，但生命的潮起潮落，是所有人必须体验的，因此大学生应坦然面对。庄子对死亡的态度有助于引导大学生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种永恒相结合，理智地感受个人的存在也是一种无限。大学生虽然不能掌控生命的长度， 但是可以去延伸生命的宽度，只有这样，大学生的胸襟才会变得宽广起来，才会更好的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把握生命。站在这个高度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丧祸福，贫富穷达便无所萦怀， 世俗的纷扰也就化作宁静的心情。
庄子的生死观是建立在对生命与死亡的大彻大悟的基础之上的。珍惜生命是顺应自然的结果。生，顺应自然，死，亦顺应自然。庄子重生贵生，亦重死、乐死，但绝不恶生、轻生。在他看来生死之变仅是一种物质之变，生命的形态从生到死或从死到生，都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转化而已。人生是短暂而又漫长的，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怎样度过此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无论怎样度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尤其是作为祖国未来希望的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学习庄子对待生命的达观心态。“不悦生，不恶死”，大学生应该以一种超然从容的心态面对死，以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对待生，总之，应该树立一种正确的生命观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刘强.给年轻人读的庄子〔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
〔2〕杜宗才.简论庄子的人生观〔J〕.殷都学刊，2008：137.
〔3〕《庄子·骈拇》〔O〕.
〔4〕秦榆.庄子学院——庄子的逍遥处世〔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5〕袁野.庄子回答人生的108个感悟〔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3
关键词：庄子；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世界观；人生观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多，研究对象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两家均有涉及，但道家思想多是老子思想，庄子思想鲜有问津。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如何发挥庄子思想的积极意义避免其中的消极因素，利用其思想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思考的问题。庄子思想中固然存在某些消极因素，但其“以人为本”的本质内涵、遵循客观规律、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追求逍遥超越的自由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多方面实有契合之处，可以发挥借鉴启示的积极作用。
一、坚持“以人为本”，探求生命价值
我们都知道庄子的宇宙论以“道”为最高范畴：“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而庄子论道的最终落足点实际在于人，在于解决人如何为人、人如何立于世的问题。“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恭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哀邪……人之生也，固若是亡乎？”人生天地之间，心为形所役，终日奔波只为外物所累，虽说活着，又与死了有何两样呢？但人生价值就仅在于此吗？显然不是的，庄子心怀悲悯，提醒“人为物役”“丧己于物”的悲哀。《大宗师》中庄子通过南伯子葵与女偊的对话说明人是可以闻道的，女偊自称“吾闻道矣”，并详细说明了闻道的来源，由此可见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人们完全可以达到道的境界，“得道”“体道”。他又云“天与人不相胜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完全是将人提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循天之道……虚无恬淡，乃合天德”这一人道法天、天人合德的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宇宙论“凸显了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探寻。庄子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用心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和安顿生命，由此将一种生命哲学契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生死如昼夜变化，人力不能改变，庄子在告诉人们要豁达地面对死亡的同时，更多的是教人如何“养生”“重生”，提出了很多诸如“导引”“食气辟谷”导引“心斋”（虚心）、“坐忘”（遗忘肢体，抛去聪明）的养生方法。可见庄子更在意如何为人，如何更好地生活。庄子在《知北游》中为强调道之无所不在，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这种道无所不在的思想恰恰蕴含了万物平等的观念，扩展了生命的维度。在整个庄子的思想体系中，他更多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境遇、如何解脱痛苦、如何实现理想人格，所以说庄子道70《写作》2016年第11期的本质的内涵正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尊重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推出的一种强制性、规范性教育，但其最终本质在于人。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手段更加适应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特点，引导他们面对当前多元的社会价值观而不脱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庄子思想中对于人生死的思考可以撼动学生心灵的最深处，对圣贤的主张的信服，对道德的遵循，对人间生活的渴望有助于心灵深层结构的形成，树立坚定的信仰。庄子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在于培养学生开发生命意义、发现生命价值的能力，培养学生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能力，使其全面发展，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目标。
二、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
庄子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客观规律的描述非常相似，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间万物皆有所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二是要顺应客观存在，遵循客观规律，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的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遵循客观规律的有所为，《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就是要顺应天地自然规律，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是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包括教育主客体交互作用规律、教育价值教育载体的形成发展规律、教育过程规律、环境运行规律、教育评估规律、教育队伍建设规律等，如何把握、遵循、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进而全方位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所在。“庖丁解牛”故事里庖丁所强调的“依乎天理”的过程就是从“有所待”到“无所待”的过程：最初“所见无非牛者”，三年后“未尝见全牛也”，现今“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正是因为庖丁掌握了事物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才会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这也是第三个层面：利用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人们是可以达到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界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教育对象对教育者的信任依赖程度，对教育内容、教育环境的认同情况，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打造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队伍，有针对性地就教育对象所关心或疑惑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引导，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求获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效果。
三、“齐物逍遥”与世界观、人生观教育
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4
关键词：道通为一；“吾饰摇保簧命；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99-04
一、“齐”之为“同一”：万物起源同一、本性相同
道家和儒家都提倡天人合一，而且“合一”侧重于人合于天。就此而言，儒道与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强调人改造自然以顺应人需求的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然而，天人合一在儒道的语境中也有差异可寻。儒家是社会伦常之学，探索修身治国齐家之道，因此，天人合一对儒家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伦理要求，即人伦纲常要合乎天道。道家反对儒家的三纲五常、条条框框，认为这些伦理不仅没有使社会安宁，反而促成各种不轨行为。所谓“大道废，有仁义”。[1]因此，在道家看来，人之乱不在于缺少制约，而在于丢失了最初的真心。道家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天”。因此，天不是制约人的伦常法则，而是本属于人但为人遗忘的初心。因此，儒道在“天人合一”的理解上刚好是反过来的。儒家是把天作为一种神圣的法则，高高举起，呼吁人去努力遵守，天人合一是一条从自己达及天道的征途。例如“克己复礼为仁”[2] “明天理、灭人欲”。[3]道家把“天”视为人之本性，认为正是繁杂的社会人伦遮盖了它，所以，天人合一不是与自己之外的某个“天”相合一，而是与自身相合一，它是一条返回真我即返回天道的归途。
不仅如此，道家认为“天”或“道”既是人的本性，亦是万物的本性，庄子将人与万物从本源上诉诸于“天”或“道”，提出“道通为一”的哲学本体论思想，进而得出“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4]27的生态思想。这不是某种主观境界，而是基于“道通为一”的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万物与我为一”不是不顾人与自然的差异和界限，简单地等同二者。实际上，它所描述的是人与自
然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与把人凌驾于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的关系模式不同。既然如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人为什么会将自己凌驾于万物，掠夺自然故而造成生态危机。庄子认为，道在人性中是作为人与万物共有的“天然性”而存在，但当人由于欲望和社会因素的遮蔽而迷失了 “天然性”，就会虚幻地认为人的本性不在自然之中，自然与人是异质的。因此，他必定到自然之外为自己寻找一个看似高于自然的本性，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以确立他剥削自然的“合法”地位。
故此，庄子所谓的本性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理性是人的本性”不同。理性作为人的本性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在迷失其“天然性”之后得出的结论。实际
上，海德格尔对西方存在论传统的批判也是沿着这一思路而来的。当古希腊人忘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栖居”，从而将人与自然视为某种现成存在物，如理性（人）、实体（自然），存在就被遗忘了，或者说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系就被遮蔽了，人由此迷失真性，错误地将自己从自然中割裂出来，形成对立。庄子把人之本性与万物本性系之于同一个 “道”，强调人与自然万物在道的意义上是合一的，实际上是要人回到人“栖居”于自然的关系之中去，他反对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当然，他也没有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毫无原则地一视同仁。
二、“齐”之为“平等”：万物的地位与价值判断标准平等
在“道通为一”的本体论前提下，庄子主张万物相互平等的伦理观。鉴于其不仅涉及到人与人而且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庄子的这种伦理观也是一种生态伦理。《齐物论》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贵贱”是一个价值判断概念，但在这里，它可能不专指事物价值。价值是相对于人所具有的有用性而言的，但庄子主张物无贵贱显然不是以人为标准而是以道为标准。如前所述，“道”是人与万物共有的“天然性”。物之为物不仅在于它是占据时空的广延，更在于它拥有由道而来的“天性”。“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5]是事物与生俱来的特性，天造化万物，万物皆有“性”，它包括事物自身的特征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万物的“性”决定着它在宇宙中独有的地位。就此而言，万物无贵贱之分。然而在西方近代文化语境里，“物质的本性是广延”。[6]这一定义上将形形、多彩万千的宇宙自然一律化为单一的广延物，由之而来的是，自然对人的意义也被单一化：自然作为物质，其意义仅在于被改造成有利于人类生活所需的物品。事物自身的“性”被抹杀而不顾。
当然，庄子并非反对谈论事物对人的有用性。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以及因此对自然的利用，他是肯定的，“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7]但是，庄子反对人不顾自然的规律滥用自然，执迷于自己片面的欲求，而对自然的价值判断陷入一元化。所谓一元化即认为事物的价值仅在于供应人类物质所需，否则就毫无价值。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事物的价值在于能否促成资本增值，其有用性仅限于其经济价值。马克思评价资本主义对人的价值观所造成的异化时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什么感受；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庄子着眼于道，即事物的“天然性”，发现自然对人的用处是多元化的。在《逍遥游》中，庄子列举了“大瓠”和“樗”的例子，说明自然对人的有用性除了供应生活生产所需之外，还有怡人心智的审美作用。因此，即使着眼于自然对人的有用性，万物亦无“贵贱”之分，因为某物在某方面毫无用处，但在另一方面却大有用处。庄子的多元性有用论打破了唯功利主义的有用观，对于矫正西方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自然观、价值观乃至生活观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二，庄子虽旨在破除“我执”，但他并无意鼓吹没有真理、怎样都行的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4]35这句话常被用来指责庄子在认识和真理问题上是相对主义者，实乃断章取义。如前所述，庄子的这一席话旨在劝诫不要执着于自己的一面之见，因为事物本来“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更何况语言很多时候不一定如实反映事实，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自身变化的游戏。如庄子列举的狙公与狙的故事便是如此。那么，庄子的这种主张是否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呢？庄子虽然主张勿要执着于是非论辩，但并没有主张事物是不可认识的，进而主张放弃认识事物。庄子心中的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 [4]25圣人明白事物是多面甚至是对立面的综合，因此不会执着于事物或论证的某一面。但是人是有限的，任何人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所有方面，那么事物是不是就无法认识了呢？面对此种情况，庄子提出了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他称之为“以明”。在讨论儒墨之争后，庄子认为双方争论实质是各执一词，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终陷入虚浮的辞藻，这样是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的。要获得事物的真知，认知者必须放下自己的偏执，让事物自己来彰显。故庄子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4]21可见，庄子不但不是虚无主义的不可知论，而且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以明”。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通过“吾丧我”，庄子刻画了人与自然完全相融合的存在状态，通过“庄周梦蝶”的寓言，庄子描述一幅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客观景象，但纵观《齐物论》全篇的运思线索，庄子的这些主张实则为抨击儒墨之争背后的“我执”。但庄子没有仅限于“破”，而是通过批判提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以明”。
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到“吾丧我”和“物化”再到“以明”，庄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生态哲学系统。他不仅告诉我们万物因其道而地位平等，而且展现了阻碍人类平等看待万物的障碍，最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条克服这一障碍的方法。“万物平等”不只是一句口头的呼吁，它需要人类思想境界的提升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庄子的“以明”或许能为我们当下建设生态文明带来一定的启发。
三、“齐”之为“相通”：自然即生命
庄子齐物之“齐”最深一层的意思在于，万物之间的相通。这里的“相通”与儒家所谓的“天人合一”不同。儒家主要从社会人伦的角度把“天”视为一种道德伦常，因此它所主张的“天人合一”侧重于人的伦理行为应与天道一致。道家强调的是回归自然的状态，它推崇的“道”不是维持社会安定和谐的人伦纲常，而是一种最原初、最本真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的状态中，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致的。所以，当庄子的齐物论主张“万物相通”，他是把人与万物作为同一个生命体等同视之。一方面，人是与万物一样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万物是与人一样的生命存在。生命与自然在庄子的语境中是统一的：生命即自然、自然即生命。自然是一个最大的生命。因此，“万物相通”是作为同一个生命而相通。
庄子的这种自然观或生命观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生态哲学。生态问题首先发生在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生态危机体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在西方文明的语境里，生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按照基督教的教导，生命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这一思想有其长处，那就是西方文化非常重视生命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权利。但是，它也有其弊端，那就是它将生命视为人所专有，将人类之外的存在归入无生命的范畴。人与万物在此区分下必然走向两极分化的对立之中。近代启蒙和自然科学的兴起，从文化的层面而言正是这种生命观和自然观顺理成章的发展。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正在于此。庄子理解的自然是一种万物相互联系、依赖、转化的机体现象，人的个体生命是通过融入整体的生命循环而存在，人的存在与万物不是隔绝的、更不是对立的，相反，人须臾不可离开万物。在庄子眼中，人相对于其他存在不是某种特殊的、高级的存在：“民食刍豢，麋鹿食荐，唧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简单地看做一种相对主义，它背后透射的是庄子看待宇宙人生的视角，那就是“道”或“自然”。庄子不是从自然中的某一类存在，如人类，而是从自然本身的整体性来审视这大千世界。相反，西方的生命观是一种优势化的、独特化的、个体化的现象。所谓优势化是指西方人将生命当做划分存在等级的标准，有生命物绝对比无生命物高级；所谓独特化是指西方人只将生命归属于人所专有，他们的生命观很狭窄；所谓个体化是指西方人以一种孤立、隔绝、对立的思维理解生命的存在。上述三大特征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生命是划分存在等级的根据，人才可能具有独特性，因为人处在有生命存在中的最高一级，而个体的生命不过是将人的独特性推向极端的表现。“孤立”是西方人理解生命的根本思维，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还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个体权利都是如此。然而，庄子理解的生命既不是生物学的机体，也不是个体的生命权利，毋宁说，庄子通过生命概念呈现了一种世界观，即世界即是万物相互依赖、制约、转化的有机生命体。
与西方把生命视为个体性存在不同，庄子通过提倡自然与生命的统一，把人类“弱化”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把自然“强化”为一种生命存在。所谓“弱化”“强化”不是价值的增减，而是在本体论上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
生命与自然的统一不仅表达了一种生态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生命，严格来说，本身必须作为自然才能存在，生命不在自然之外，诚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 [10]庄子站在道家自然整体的角度，把人的生命视为自然整体生命的一个环节。可能有人会反驳说，马克思主义除了强调人的自然性外，还强调人的社会性。庄子所谓与自然统一的生命只是自然性的生命，庄子没有考虑人的社会性生命。所谓社会性，无非指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尺度通过劳动有意识地对自然进行认识和改造，简言之，社会性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技术性利用。如前所述，f子对于人利用自然是承认的，这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冲突。但问题关键在于，人类利用自然，其度何在？这才是庄子强调万物相通或者说“自然即生命”的根本所在。换言之，人可以利用自然，但必须遵循一个度，那就是自然这个大生命的健康。就此而言，庄子与马克思主义也不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这里的规律不仅指自然科学意义上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包括自然自身的正常运转。后者实际上正是自然这个大生命的健康底线，或者用生态马克思主义奥康纳的话来讲，就是自然的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产条件。这里澄清一个误解：不能将庄子乃至道家的“道法自然”简单地理解为回归饮血茹毛的生存状态，因为道家所谓的“自然”不是某个对象物，而是一种关系，即人与万物相互依赖、转化、制衡的关系。这一关系用一个词来描述就是“万物相通”。这是《齐物论》之“齐”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最深刻之处。
参考文献：
[1] 老子.道德经[M].苏南，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49.
[2] 钱逊，论语读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1.
[3] 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56.
[4] 庄周.庄子・齐物论[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韩愈.韩愈集・原性[M].卫绍生，杨波，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93.
[6]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庄周.庄子・天运[M].孙通海，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63.
[8] 严春友.“齐物论”是庄子的观点吗？――庄子《齐物论》新解[J].社会科学论坛，2005，（2）.
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5
关注现实人生是文学家的共同特点，袁仁琮也不例外，这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如《王阳明》，尽管写的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臣王阳明，但实则是对文化人如何生存于世的思考，为此他曾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大抵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跟统治者跑，为统治者服务;其二是回避现实，既不愿意同流合污，也没有勇气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三是和当时主流社会唱反调。最后一类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文人。他们认定人间是有真理存在的，问题是要努力去寻找，找到了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下去。这一类文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王阳明属于这一类。不同的是王阳明比历史上许多正直文人的遭遇更惨，付出更多，也更执着。大凡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作者有某些共通之处，这也许是王阳明叫我如此动情的缘故吧?”《穷乡》写的是一个叫甏洞的偏僻山区小村寨的事情，关注的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贫困及发展问题。西部省份发展滞后，西部省份中的偏远地区的发展更显滞后而困难，它们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发展?
这是当今社会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难得头顶一片天》把眼光落在都市，关注的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像赵铁这样的普通退休工人及他的儿子继红、儿媳妇春燕这样的下岗工人的生活。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工人，随着改革的深化，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退休的不能及时拿到退休金，没有退休的则下了岗，他们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成了这部作品的关注点。《太阳底下》关注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把教育质量与升学率混为一谈，把升学率高视作教育教学质量高的惟一标志，把提高升学率视作学校的惟一任务，不顾教育规律，不顾学生实际，盲目加压，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部作品及时地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映和思考。《梦城》则再次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在作品中，他极敏锐地反映出了这样的现实———农民祖祖辈辈都有一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但若真有这样的机会时，这些农民恐怕还是很难成为城里人，因为他们的素质还与城里人有较大的差距。这部作品关注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作品借山区农民的梦城情结探讨了山区农民过上富足美满生活的可能以及障碍，从而触及了一个同样突出的社会问题———山区人民的素质问题。《庄周》写的庄周也是古人，作品写庄周反对兼并战争，为了自由、平等、尊严，宁愿一生穷极潦倒。从作品的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作家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袁仁琮的小说关注现实人生，他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也同样关注着现实人生。以《庄周今读》来看，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古代思想巨人、哲学大师”，主要阐述庄周的哲学思想，包括庄周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治国理念、生活理念等。第二编“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庄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探讨庄周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三编“庄周和21世纪”，阐述庄周的思想对当展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袁仁琮强调后人因种种原因，或有意地曲解庄周，或无意地误读庄周，导致今天“庄周被描得几近面目全非”，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在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
他如何“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呢?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庄子有关“道”的思想的认识。袁仁琮首先指出庄子的“道”论来源于老子:“以庄周对历史文化的态度而言，不大可能放弃前人已经开辟的认识世界的道路而另辟蹊径，也不大可能撇开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从头做起……庄周继承和发展老子的道论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指出人们对庄周“道”论的误解:“老子‘道’的理论，属于草创阶段，难免粗疏。庄周在这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向更宽广领域推进。既继承了老子‘道’的精神实质，又有了许多发展。尽管后来研究‘道’的人难计其数，著作浩如烟海，更多的是考订哪些篇章属于庄周本人所作，哪些可能属于伪托;‘道’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故事、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字、词、句的诠释，极少触及‘道’的理论框架本身。”接着，他阐述了他对庄周“道”论的见解:“从老子所说的‘道’到庄周进行了扩展、充实的‘道’，都是在探索宇宙万物的共同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可以认知的。但必须不为私欲所蔽，保持虚静心境才可能悟到。”最后，他联系到了当下的实际:“‘道’不仅实际存在，可以认识，重要的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指导实践的最高准则———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规则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的时候，重新走进庄周精神世界，会感到习习清风，洗心洗肺;温婉流泉，沁人心脾。”显然，对庄周的“道”的认识，他是从“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这个实际出发去认识的，也是有针对性的。
以同样的方式，他研究了庄周的人生观。他认为庄周的人生观是这样的:“庄周所理解的生命价值并不是以名誉、地位为衡量标准，并不是名气大、地位高，生命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而是以有没有自由、自尊为标准。有自由、自尊，生命就有价值，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根本价值。”“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生命和自由、平等等同。他对生命的理解，表现为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平等，才活得有意义，生命也才有价值。”对庄周的人生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关注:“战国中后期，争权夺利发展到了顶峰，兼并、战争不断，没有正义可言，人应该怎样看待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等身外之物，庄周指出一条保全生命纯洁的宽广道路，至今听起来，依然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研究了庄周的历史观:“老子、庄周都不肯定圣人，更不肯定仁义，因为事实证明，尧、舜、汤、武等都不是庄周所说的圣人，所宣传的仁义也与‘道’相去甚远。”对庄周历史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的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研究了庄周的治国理念:“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他的理想国和理想君王。他的理想国是老子所描述过的‘小国寡民’。”“如果把‘小国寡民’的主张联系老庄一系列重要观点来考察就会发现，老庄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实质并不是要倒退，而是希望恢复‘小国寡民’时候君臣的纯洁和厚道，希望民与民之间没有争斗，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君、臣、民和谐相处，而不是像他们所处的时代那样昏上乱相。”“庄周心目中的君主不是普通人，而是有很高的知识修养、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要通晓‘道’(规律)，完全按照‘道’办事，功盖天下而不居功自恃的人;泽被四海，也不会特别高兴的人。”“庄周用‘无为’要求君王，却用‘无不为’要求臣民。庄周认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天道》)意思是君王要排除私欲，按道办事，选用贤能;作为臣子，必须尽职尽责，尽力为天下人做事。”“治国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以人为观察、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人为解决问题的归宿，是庄周的一贯主张。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庄周认为，国家乱，就乱在私欲泛滥、道德沦丧上面。人心被私欲蒙蔽，唯利是图。”这种阐述很显然也是有针对性而发的。研究了庄周的生活理念:为了尊严，宁愿受穷。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这种研究也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庄周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根本原因还是物会害性。所谓害性，是指改变人纯洁、厚朴的本性，变得低俗、贪婪，损人利己，以至犯罪。”不仅如此，袁仁琮先生还在全书的第三编专门谈了在当代如何应用庄周的思想的问题。他从庄周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二是为创造力的发挥创设宽松的环境。另外，他还谈到要正视社会的差别、人的合理欲求、学会在群体中生存，算是对庄周思想中容易引发误解的部分进行了补救。总之，文学家对哲学的研究，立足于社会现实，为当下的社会服务，而不做纯粹的哲学思辨，这是文学家研究哲学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二、真诚
因为立足于现实，所以文学家的哲学研究往往态度真诚———他们坚信自己为社会开的药方。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为社会开药方。文学家与一般哲学家不同，他们因为进行文学创作，所以他们对现实社会介入得更深，他们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更透，对现实社会爱得更切，希望社会能变得更美好的心情也更迫切。因此，就像在他们的小说中一样，要给社会开药方。就如托尔斯泰，他在作品中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但他本人相信，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了。袁仁琮也一样。尽管袁仁琮研究的是庄周，他在《庄周今读》中要阐述的是庄周的想法，而且他也坚信这的确是庄周的想法，但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告诉我们，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掺杂了解释者个人的理解，而不可能做到纯客观的解释。因此，袁仁琮对庄周思想的研究和解释，也不可能是对庄周原本的思想的全面发现，其中肯定有许许多多他本人的理解。事实上，这也不难找出证据。如前面所说，在《庄周今读》中，在论述庄周的治国理念时，他提出，庄周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防止私欲泛滥、道德沦丧，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但实际上，这样的思想，他在他的《解读王阳明》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王阳明认为，教育人，改造人的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要人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污泥浊水就会减少，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在《庄周今读》和《解读王阳明》两书中，都出现了强调人的平等，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强调给人以宽松的环境，让人发挥创造性等思想，这些思想到底是谁的思想?王阳明的?庄周的?实际上，这既是庄周的思想，也是王阳明的思想，但更是袁仁琮的思想，袁仁琮在他的王阳明、庄周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多多少少都掺进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袁仁琮给社会开的这个药方，效用到底如何，有待历史评说，但他对这个药方的坚信，从而在论述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则是很容易体会得到的:“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地位，高举人的主体性大旗，是庄周对人类众多贡献之中的最主要的贡献。”像这样的论述，在书中随处可见，袁仁琮的真诚也就随处可见。
三、可读性强
庄子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6
孔孟思想称之为“有”，因为它是一种为社会确立秩序和价值的学说，它的作用表现在使社会由此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使人的行为有明确的规范可以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和方圆明明白白，所以它是“有”。老庄思想之所以称为“无”，因为它不相信人所订立的秩序和价值能够稳定地存续，能够使人生活得更好。因为这是人为地从外面强加给人的东西，它不自然，不符合天地的本性，也不符合人的本性。而世界的本质其实是一个虚无，这个“虚无”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不可定义、无限可能。
要说儒家的“有”，首先表现在孔子的“正名”说，所以儒教又被称为“名教”。用孔子语录为例，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名”的本质就是要使实存的事物符合于理念，或者说，设计一张蓝图，把社会纳入它的轨道。
但是名教思想先天地包含着危机。因为世界并不是按照理念来运行的，它不可能永远安顿在人给出的秩序与价值体系中。人能够发现的“真理”永远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成立和有效，不管人们宣称已经给出的设计多么完美，世界仍然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发展变化。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名的世界会崩溃，一个理念的世界会崩溃。如果现实世界已经变化了，有人还要偏执地依着固定的理念去强制变化的世界，以为陈旧的理念比鲜活的人生更重要，那真是滑稽而可悲。
老庄所说的“虚无”与“自然”意义相通。依这一派的看法，世界变化的根本法则不是人为设定的法则，而是事物内在的自然法则。而既然在人为秩序和价值观约束下的生活是不自然的，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返回自然；既然名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并不是一回事，那么你也可以认为已被命名的世界其实仍然处于无名状态。
老庄思想通常在社会动荡、原有价值观被怀疑而趋于崩溃的时候影响力特别大。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时代老庄盛行，它给士人的精神以一种大解脱。嵇康说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中表达了从“有”走向“无”的欲望。我们读魏晋时代的东西，觉得和中国其他时代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用朱东润先生的话说，那个年头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老子不像老子，儿子不像儿子，人人都想凸显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我，乱七八糟，鲜灵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