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化的传承范例6篇

乡土文化的传承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1

一、 浓郁的乡土风情

乡土是一种情感,深深地积压在我们的心底,那里住着我们的老母亲,和那座无言而给予我们深沉的爱的大山。影片《百鸟朝凤》就像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品,熔铸着内心对那片乡土之情的感悟和追忆。在影片中,无双镇就像是所有中国人的乡土缩影,在那里,婚娶、丧礼、酒席都离不开唢呐,可以吹响欢快的宴乐,也能奏响丧葬的哀音。[1]

影片《百鸟朝凤》所吹奏的唢呐名曲,前身为乐曲《百鸟音》,后流传到了山东、安徽等皖北地区,随后传至河南、河北等地,是群众熟悉而喜爱的民间乐曲之一。而影片中的唢呐乐曲,奏于那片高高的黄土坡上,奏响之际瞬间将观众带到了家乡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唢呐源自于巨野,究竟何时流传开来,也许连村民也记不得了,在这个闻名古今的“唢呐之乡”,世世代代的村民都擅长吹奏唢呐。而这项民间传统技艺并不是后继无人。在影片中,一班人吹着唢呐,对面是一支西洋乐队,演奏着长号架子鼓,为性感的摩登女郎伴奏,这个场面,可以说是电影中最大的戏剧冲突场面。应受到礼遇的唢呐戏班遭到了冷落,而大批的人追捧的是西洋乐队和摩登女郎。主人公天鸣无法接受,随即伴随着长长的耳鸣,他捂着自己的耳朵,不禁蹲在了地上。他的耳鸣,何尝不是一记警钟,带给观众和整个社会以警醒。而电影中的《百鸟朝凤》,似乎成为我们故去的乡土在面对城市化进程时所演奏的一曲挽歌,这里有振聋发聩的诘问,也有悲恸绝美的惋叹:文化逝去,民族何存?你我何在?

当然,现实并非影片那样如此不堪,对于巨野这个唢呐故乡而言,有唢呐吹奏的地方,就充满着人气,人们总是大老远的出现在婚娶、丧葬、庙会、宴席的现场,唢呐就像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记忆虽美好,却总是按捺不住生存欲求的不安。影片中所传达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似乎带给观众一种神圣的光芒,而这种光芒竟是由平凡的琐呐匠流溢出来,其中的勃勃生机不禁使人惊叹。在这部如镌刻般的电影艺术瑰宝中,浇筑的是关于如何面对人生的感悟,传达的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不懈传承,流露的是对国民的深刻人文关怀。也许,只有当中华民族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之巅时,才是百鸟朝凤奏起之时。

二、 传统文化的蹒跚前进

唢呐作为一种深刻的民间艺术形式,化作了传统文化的印记符号,在逝去的历朝历代乃至如今的婚丧嫁娶中,饰演着一种文明的角色,利用气氛的调节、礼仪的烘托,成为民间群众眼中的娱乐。即便闲来无事,亦能听一段解解乏。但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代一去不返,新娘子也不再戴凤冠霞帔听着熟悉的唢呐声出嫁,更多人选择请西洋鼓号前来演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淡忘了唢呐。于是,当它难以承担起文化角色之时,这种传统民间艺术的流失和湮灭似乎成了必然。在影片之中,为了给老爷子祝寿,天鸣带着新成立的游家班热热闹闹地吹啦着曲子,而此时一大帮扛着贝斯、长号的西洋乐队陆陆续续地进入了视野,在传统的乡村寿宴上,这支西洋乐队光鲜而扎眼,一场唢呐乐队和西洋乐队之间的较量似乎就这么上场了,这似乎是影片中乡土唢呐乐队首次对阵这支来自于现代乐队的挑战,显得滑稽异常。[2]虽然挑战者并不是那般的华丽,但也足以使唢呐乐队头破血流。当天鸣终于接下了最后一趟活之时,却发现兄弟们早已各自散去。即便在焦师傅的带领下,挨个拉拢、召唤,也再没有将传统班子凑齐,这似乎就是一种象征,天鸣的无奈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无奈,他再也回不去那个受万人敬仰的岁月,唢呐也犹如乡村弃妇一样,被丢弃在岁月的长河中。

现代社会的钢筋玻璃,将红木碧瓦深深地压在了历史的厚土之中。影片中现代化电子音响也将传统的唢呐班子挤到了小角落。无论多少艺术家撑门户,当面对现代文化而言都备显苍白、孤单,正如影片中坐落在城角的流浪者一样,孤独的吹着唢呐,即使偶尔有好心人施舍一两枚硬币,却也从不曾驻足听一听那熟悉的声音,哪怕只是一瞬间。如此种种,都寓意着现代文化对传统文明的遗弃,纵然有不舍、可怜,也再难阻挡。在影片中,主人公是以焦师傅、游天鸣为代表的唢呐民间艺术者,根据影片当时的时代背景,游天鸣在拜师之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社会也开始呈多元化变迁,现代化理念逐步渗透,诸如寿宴之上的西洋乐队,天鸣之母的换亲计划,天鸣妹妹的自由恋爱等等。就传统艺术教育形式上,类似于焦师傅所教授弟子的方法已经十分落后,淘汰也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许,焦师傅对于艺术的坚持可敬,但何尝不是一种固守,当遭到时代的抛弃之时,只能抱憾终生。天鸣是新时代的技艺传承者,但是,他认识不到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也不知广收学员,将传统文化艺术普及大众,而是如上一代人一样抱残守缺,制约了唢呐这门艺术的发展,所幸的是最终县文化局选择将唢呐收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对于焦师傅而言,也算临终安慰。但是,对唢呐艺术而言,却难知是喜还是是悲,或许会将其带向一个更加迷茫的未来。

就像影片之中唢呐曲名――《百鸟朝凤》所遭遇的命运一样,我国传统文化在如今这个现代社会风俗变迁的时代而被置于尴尬的地位,遭遇了如电影《百鸟朝凤》一般的冷落。在影片的上映之初,票房十分惨淡,很多电影院甚至不惜减少场次、取消排片,观众街头所议论的是3D、特效、大片,但关于《百鸟朝凤》这种极具浓郁乡土风格的电影却不屑一顾。[3]直到制片人不得已下跪,才引起了各界的重视。在各大媒体、手机社交移动终端,大众热切地观看、讨论着吴天明这部遗作,赞美、惋惜之声一片,若艺术需这般才能获得认同,那将是多么惋惜。关于影片《百鸟朝凤》,并不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而是一部少见的艺术电影,但是,得到了口碑,却赚不到票子。影片如片中本土文化艺术的传承一样,蹒跚而坎坷,就像在新旧交替下的艰难摸索一样,充满主旋律的价值与大气的精神。《百鸟朝凤》的艺术表达方式、内容,无一不是承自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无不容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但在历史的长流中,这些都会被无情地洗去,纵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行为,也难逃冲刷。场景中重现的旧式瓦房、熟悉的耕作,儿时记忆的婚丧习俗,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吴天明导演所要极力告知我们的话,只是,这种犹如唢呐一样哀鸣式的传达太过悲恸。以焦师傅、天鸣等唢呐匠师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它兴,是我们感知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亡,又让我们忍不住深感担忧。类似于唢呐这样的民间艺术形式的传承,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传统文化的传承,更不是。纵然有精英们的呐喊、政策的要求,但仍抵不过大众的行动,影片《百鸟朝凤》中所寓意的传统文化,在跌跌撞撞中前进,纵然有迷失、有坎坷,但好在电影人有寻找,大众也有找寻。

三、 传统文化的传承之道

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的是“技艺”,承的是“精神”。在《百鸟朝凤》这部影片中,似乎掀起了一场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所做的一番探索,当然,更多的是为了引发观影者、观众、后人的深刻思考。影片自身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宣传,因此,对于导演吴天明和制片人而言,可谓用心良苦,只为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此才能引发更多的共鸣,才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至于失传,而是在如今这个新时代,得以保护,实现与时俱进。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2

近年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向农村地区挺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经历着变革和改造。万顷良田变成高楼大厦,农民摇身一变成为工人,而更可怕的是城市文化对乡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农村扶贫项目的发展,帮助贫穷落后的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实践证明,扶贫项目重经济而轻文化,往往只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关怀。更有甚者,“文化扶贫”即是将所谓城市的先进文明引入到乡村社区,用城市“先进、科学、繁荣”的文化代替乡村“落后、愚昧、贫穷”的文化,完全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费孝通(2007)在乡土文化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展示了乡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人‘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p#分页标题#e#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1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 (一)文献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掌握目前为止主题相关研究工作的全景,为研究奠定基础。乡土文化传承的社区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几乎没有,可参考的先例很少,所以研究必须查阅相关文献,以形成正确认识才能对实践作出探索。本研究主要从电脑数据库、国际互联网、著作和专业期刊论文、报纸、杂志等多种途径收集了相关资料,获得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二)民族志田野调查法 民族志田野调查法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2。笔者于2010年7~10月参与到“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和文化———暨广州农村社会工作试点项目”3的行动计划中,主要负责“参与式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评价、保护与弘扬”的相关工作,扎根广州从化仙娘溪村,与村民同行,亲历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行动计划与实践。 三、一个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工作实践———绿耕从化项目 在项目需求评估阶段,团队发现这里的传统宗族观念比较强,宗族内的互助现象普遍,而且几乎村村都有族谱保存。村民具有较好的村风和村俗,对客人普遍热情,青年人也比较尊老,每逢初一、十五都要到祠堂祭祀,宗族内的换工很有特色。村里的老建筑特色保存比较完整,很多习俗也有完全的保存。 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团队也发现大部分村民对以上的这些传统和文化普遍都觉得没有什么,他们觉得这些都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农村哪有什么文化,平时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很少娱乐活动4。由此可见村民本身对当地的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不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团队试图通过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开展文化发掘和传承行动,让村民意识到农耕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他们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 (一)以民宿为载体,保留传统建筑和农耕文化 长流村地处山区,这里的建筑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为主,大部分的村民一家几口人挤在狭小的单层房屋里,部分房子已经发霉或者墙体出现裂缝。近年来,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外出打工发家致富,小部分村民推倒原先的土坯房,建成独栋两三层的水泥房并装修一新。这在村里引起不小的反响,村民纷纷效仿,凡是家里有点积蓄的都争相建房子,没有积蓄的也和亲戚朋友借钱建房子,甚至于在村里“住在土坯房是一种贫穷的象征”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项目团队认为土坯房虽然因年久失修而存在漏雨或者墙体开裂等不安全的现象,但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土坯房是长流村的一种建筑文化,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保护。项目团队基于这样的考虑,租赁村内闲置旧屋并进行改造,建成民宿,用以开展乡村生活体验项目。在此基础之上,团队也开展了旧家具的收集和翻新活动,挖掘旧家具的故事和文化意义,其中包括一些年代久远的农具和生产工具,挽救几近被淘汰的宝贵的农耕文化象征。团队希望通过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另类行动,让村民意识到这些建筑和器物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挽救正在减少的土坯建筑群和传统农耕生产工具,保留传统的建筑和农耕文化。#p#分页标题#e# (二)以社区为平台,发动社区口述史行动 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村史、家族史,但是在现阶段长流村也面临着传承断裂的问题。首先,作为村集体记忆的村史和家族史由于乡村识字率和教育滞后等问题,并没有意识地通过文字记载下来,大部分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递而一代代地延续下来的,因此便没有准确的文字资料记载。另外,很多知晓这些历史的村中长者正在渐渐老去,而新一代的青壮年又外出打工,孩童因其“久远、封建、迷信、糟粕”等原因而不愿去学习和接触,加剧了这种文化断代的危险。项目团队希望通过口述史的活动,在社区营造一种重拾集体记忆的氛围,让记忆中的历史通过口述和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下来。一方面,通过志愿者口述史小组到各家各户与村民聊天获得家族和生活方面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实地参观村中的名胜古迹和祠堂等建筑,让村民回忆讲述关于村子历史演变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让村里的孩子与项目同行,共同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在获得村史资料的同时,长流村村民也被集体记忆所唤醒。 (三)打造社区文化空间,构建文化活态社区 传统的乡土文化保护往往通过讲道理或者说教等方式对村民展开教育,使得文化始终还是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一些外在之物,最终还是难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团队警惕这种将乡土文化与社区分隔的倾向,致力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将乡土文化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团队将民宿、祠堂和乡村博物馆结合起来,将村史、家族史、农耕文化史等文字资料制作成展览品,打造一个乡土文化气息浓厚的社区。村民们生活的社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博物馆,村民在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将这些原本鄙夷的文化重新重视起来,起到了传承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项目组将文化保护的项目与生计项目结合起来,推动村民保持原生态的耕种和栽培技术,使得农耕文化在村中也被实实在在的日常劳作传承下来。 (四)发动妇女小组,自觉维护社区文化空间 项目希望通过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来帮助村民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和文化,因此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显得尤为必要。项目组希望村民可以自觉地维护营造出来的文化氛围,而不是当社会工作者离开的时候,这些村史展览就成为摆设,乡村文化保护不是一阵风,应该是可持续的,村民要将这种传承和保护的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和劳作中。在社会工作的社区工作中,发掘和培育社区领导是很重要的。在项目的另一个行动计划中,社工组织了生计妇女小组,她们主要承担生态健康农副产品的生产任务和乡村民宿的经营。社工通过将生计与文化、民宿与文化社区联系起来,发动妇女小组自觉承担起维护社区文化空间的任务。社会工作强调发挥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因此在社区文化氛围营造的过程中主要扮演协助者的角色,由村民和妇女小组承担主要的决策和计划工作。 四、讨论 在绿耕从化项目的乡土文化社区建设案例中,看到了农耕文化传承的另一种可能性,并且这种以社区为平台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较之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在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有其优越性。 (一)生态视角下的乡土文化流失问题 卡森和马克思的生态观都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计划如何破坏生态链与生态平衡。马克思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贸易关系等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交易方式如何破坏人与地球新陈代谢,从而导致生态链“无法修复的断裂”(约翰•B福斯特,2004)。从生态视角出发,将个体的问题与其所在的社区、国家、世界联系起来,找到引发问题的社会政治根源。如图1所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国家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城市化与扩大内需政策又进一步塑造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最终导致乡土文化缺乏传承主体,乡村社区漠视乡土文化。因此,营造一种新的社区文化氛围,在主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之外保存一种独特的乡土文化的存在,便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思路所在。尊重多样性,尊重劳动人民的智慧,不要求村民要完全接受一整套城市文化或者一整套乡村文化,只希望创造一个他们可以去自由选择的平台,赋予更多的自主性,允许有更多的可能性。 (二)整合社会工作介入乡土文化传承的探讨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介绍了绿耕从化乡土文化传承的具体经验,笔者将其归纳为整合社会工作的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因探讨 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往往将问题个人化,具体到乡土文化的案例中就是把村民看成是愚昧的、乡土文化是落后的,于是所采用的策略也即是通过文化扶贫用所谓的先进文化来代替落后文化。然而运用整合的视角来看待文化流失问题,则是将问题与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联系起来,从而开辟出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路径。 2.将文化项目与生计项目有机整合 绿耕团队在云南绿寨文化项目的失败教训就是因为只注重文化而忽视了农民最在意的也是农村工作最根本的生计问题。从化项目用整合的眼光和方法来处理文化与生计的问题,将文化整合进生计项目。 一方面,乡村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吸引了城市消费者的目光,独特的乡土气息和优美的乡村环境让城市消费者在乡村体会到放松和惬意。他们给予村民的经济收益和意见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村民的自我肯定,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从而促使他们更自觉地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 另一方面,项目所推崇的可持续生计项目得到了传统耕作方式的支持,在激素、化肥等高科技产品垄断的农产品市场中别具一格。这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不仅传统的耕作技术得以保存,而且城市消费者可以品尝到健康的农副产品,最重要的是农民因此可以创收并更加坚定传统种植技术的使用,因此几近消亡的传统种植文化才得以保护和传承。#p#分页标题#e# 3.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与社会工作理论的有机整合 项目团队突破了主流社会工作割裂工作方法的模式,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整合起来,以社区为阵地开展介入。以口述史活动为例,社工通过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社区范围内的村史口述资料收集;组建村史小组,将村中有威望的老人请过来社工站谈村史话村俗;针对村中的重要人物(如村长),社工通过个案访谈获得更多的口述史资料。对话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在村民口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他们的心智和灵魂也进行着一场洗礼,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相比于功能主义取向社会工作关注个案数、小组数、社区活动数,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关注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统整,更强调社区层面的意识提升和改变。同时,将三大方法有机整合的过程中,也即是一个各种理论综合运用的过程。如果一个理论对应一味药,整合社会工作方法就是一个灵活的药方,药是可以变的,但是效果却是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本的。 4.社工搭台,资源整合 整合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注重工作员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专家角色。社会工作者充当资源链接者的角色,立足农村社区,以社区为平台,将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帮助案主实现自助。在文化传承的案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通过自身资源将村民、农户与城市社区居民联结起来,为很难有机会沟通的两个群体创造互相了解的机会,增加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实现城乡整合;另一方面,社工可以根据村民的需求为他们引荐专业人士,以民宿和社区文化空间的打造为例,社工将设计专业的学生志愿者与村民联结起来,让村民学习相关的装饰和家居空间摆设的知识,更好地营造社区文化空间。 乡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流失和没落的危险。每一文化的存在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强调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要树立新的文化霸权或者消灭主流文化,而是希望在主流文化之外依然可以存在更多的可能性,在主流话语之外可以听到其他的声音,文化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如此才能使文化更加繁荣,使社会更加和谐。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3

一、乡土文化与初中语文课堂整合的积极作用

1.可以为语文课堂增光添彩

在大语文观以及校本资源开发的相关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有必要在课本之外寻找新的教学资源。而乡土文化的引入则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初中语文课堂增光添彩,因为在我们的乡村深处到处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社会以及自然等多种文化资源,我们语文教师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乡土文化与语文教学完美整合,从而起到提高语文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

2.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相关调查和研究表明:初中生的综合能力普遍较差。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训练仅仅局限于学校资源所造成的,其训练范围过于单一。

为了更好的提高初中生的综合能力,我们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经常会开展一些综合实践活动,而这些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往往都离不开乡土文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乡土资源与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寻求乡土文化资源中所蕴藏的语文知识,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逐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3.可以促使学生更热爱家乡

由于初中生的年龄普遍较小,他们对家乡的乡土文化并不是十分了解,因此很多学生的心中很难燃起对家乡的热爱。我们语文教师在引入乡土文化的时候往往都会选择当地的乡土文化,由于乡土文化的本土性特征,很容易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他们可以在这些优秀的乡土文化当中体验到家乡的文化,了解到家乡的文化之“源”,进而也为学校的文化建设增砖添瓦,丰富学校的文化建设。

二、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优秀乡土文化传承教育

1.多角度挖掘优秀乡土文化资源

要想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进行优秀乡土文化传承教育,我们必须要多角度的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例如,在农村做宣传的标语(打造全国精神文明先进村、建立绿色生态农业基地等),农民家里的的春联(从春联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成语,例如“万象更新、龙凤呈祥”等),都可以反映出优秀的乡土文化,这些都可以作为语文课程的教学资源,不仅让学生从中学到很多的语文知识,还可以对其进行优秀的乡土文化教育。

2.在课文教学中传承优秀乡土文化

课前导入乡土文化。课前导入是实施乡土文化教育的重点,我们语文教师在合适的课文教学中一开始就可以引入相关的乡土文化。例如,笔者在执教《故乡》之前,曾经走访过周边的很多地方,访问过很多老人,了解当地的乡土文化,并根据老乡的叙述把大丰市的乡土文化一一列举出来,让学生根据这些乡土文化进行一定的口头描述,然后以文字和图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生都对这些优秀的乡土文化表现出兴趣,尤其是海盐文化、麋鹿文化等乡土文化,他们更是津津乐道。经过这个充满乡土文化气息的课前导入,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课后衍生乡土文化。在初中课本当中很多课文是学生一时难以理解的,对课文中的很多知识都一知半解,基于此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课后补充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乡土文化资源进行说明。例如,我在执教完《国宝——大熊猫》一文之后,为了更好的激发起学生保护我国珍贵动物、热爱家乡的情感,便组织学生对家乡的珍贵野生动物——麋鹿进行搜集整理,调查麋鹿的生活和被保护状况,并以图片和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保护麋鹿、热爱家乡的情感。

3.在写作教学中传承优秀乡土文化

把乡土文化融入到写作教学中可以激发学生写作的积极性。我们可以让学生更加贴近乡土文化生活,来搜集写作素材。

因此,语文教师可以经常组织学生或者安排学生去搜集与乡土文化相关的素材,从而为孩子的习作勾勒出更美好的画面。而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孩子们也体会到了浓厚的乡土文化,无形中也对他们进行了乡土文化教育。例如,大丰市的盐文化是很多学生所熟知的。因此,我们在安排学生写作的时候,完全可以写一个关于盐文化的习作,让学生在习作中把盐文化完整的表现出来。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4

关键词:乡土;文化意蕴;乡土教育;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0-02

乡土是一个有区域性特征的概念,但是乡土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区域。乡土总有许多生活的氤氲、有许多人生的意味在其中。而建立在乡土体认和觉解基础之上的乡土教育,也从来不是偏居一隅的教育,家国天下的历史传统,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乡土教育往往承载着宏大的叙事,其意义并不局限于教育本身。因此,在新的社会境遇下重新解读乡土,重估乡土教育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乡土教育在更广阔的空间得到发展。

一、乡土的文化意蕴

“乡土”是一个悠长而温暖的词汇,在先秦文献《列子・天瑞》中就有“去乡土、离六亲”这样的句子,可见乡土一词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乡土一词在教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从而形成乡土教育、乡土社会、乡土文学等学科范畴。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乡土的涵义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乡土是“一定的区域”,更是人“安身立命”之所

乡土不只是一个区域,乡土结构应该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乡土区域、区域中的人、区域环境和人的关系。因此,乡土不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存在,乡土所体现的是主体人和客体世界形成的一种亲密关系,具体可以表达为乡土认知、乡土爱、乡土情怀、乡土建设、乡造等等丰富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乡土的主体,乡土是主体的对象化存在。乡土是人的栖居之地,人们在这片土地生存、生活;乡土是人的生息之地,借土地之利,人们创造财富,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因此,乡土区域即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生活空间,从而赋予乡土丰富的含义。台湾学者陈宪明有一句话非常经典:“乡土不同于地区就好像家不同于房子”[1],另一位学者李素梅在界定乡土的含义时也认为,乡土不应只是外在空间的名词,而是内在生活的表征[2],都表明了乡土作为区域的文化意义。

(二)乡土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是文化的载体

乡土是附着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事、自然和社会,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中衍生的文化。乡土文化所体现的本乡本土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文物古迹、地名沿革、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及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名人轶事,语言文化等,都在以一种“无声”的文化形式影响和熏陶着乡土生活中的人们。古语“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中的“乡三物”“俗”就是乡土器物、习俗、习惯,行为规范、乡规民约。以乡土体现文化,以乡俗施以教化,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功能。

(三)乡土是“家国同构”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和国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这一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在乡土志书中这种思想表达也是比比皆是,比如:“宗旨教人,爱国为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3],“不知爱家,何以爱乡?不知爱乡,何以爱国”[4],体现出爱国爱乡、家国一体的情怀。由此可以看出,乡土教育不是偏居一隅的教育,乡土教育总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一定意义上说,乡土教育是地域文化传承和国家意识建构的统一,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递进相一致。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理念相符合。

(四)乡土是“精神家园”的归属

乡土不仅是实体的家乡和故乡,也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归属,正所谓“心安之处是吾乡”。在中国文化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乡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都表达了对乡土的精神依托。在西方文化哲学中,“还乡”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命题。卢梭就曾指出,轰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使人们失去了许多柔情与韵味、人们的精神必须回到故乡中去,海德格尔更是把“诗意的栖居”作为返归故乡的路径。西方文化哲学的“回乡”虽然只是一种精神的构建,但却透视出人们在对现代化的反思中把乡土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象,作为一种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成为人生的关照和反思。因此,“现代性的乡愁”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课题,特别是社会转型期,这种情绪愈加强烈。卢梭对现代化的批判,海德格尔诗意化的追求,本质上都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都是对生命之根的寻踪。可以说,乡土承载着祖先的印记,文明的符号,也许我们离开了土地、离开了故乡,甚至走出了地球,但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却永远渗透在我们的思想和血液中,乡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二、乡土教育的时代价值

通过对乡土的文化解读,我们看到:乡土不仅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乡土也体现一种文化和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说,乡土是一个文化综合体,是一个文化符号。乡土意义的不断丰富要求我们在乡土教育上应有两个突破:其一,应突破乡土教育局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一直以来,乡土教育主要是作为一种学校教育的范式而存在的,但乡土意蕴的不断丰富和延伸,学校教育已无法容纳乡土教育的全部意义,乡土教育的社会化是必然趋势。其二,要突破比较单一的乡土教育价值取向,满足乡土价值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在学校教育的局限下,乡土教育以往的价值目标主要是两个:一是通过乡土知识充实和丰富教学内容,二是通过乡土情感激发实现爱国爱乡的思想教育目的。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和转型发展,乡土教育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人生意义日益凸现出来,乡土教育的价值体系需要重构。在新的社会境遇下,乡土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要突出以下几点:

(一)乡土教育要在涵养民族精神上继续发挥作用

一方面,乡土教育从传入到民国、从新中国到现在,始终如一贯穿着爱国爱乡、家国同构的主题,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利用乡土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乡土教育的思想传统。同时,民族精神是一种有着历史积累和沉淀的思想体系,又是一个随时代进步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乡土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即承载着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承载着在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所以以乡土为载体的乡土教育是联系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桥梁,既是民族精神的传统表达,也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呈现。另一方面,乡土教育作为涵养民族精神的重要形式,其突出的特点是乡土性强,乡土资源丰富多彩,它贴近人民的生活,接地气,易产生共鸣,人们对它的感受真实而深刻。“远行必始于近步,真爱必发于切身”,涵养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并引领时代风尚、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激励人民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力量,乡土教育是重要的载体。

(二)乡土教育要对人生给予引导和关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既有宏大叙事又尊重个人生命和存在价值的时代。作为乡土教育,既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又要有对个体生命的引导。潘光旦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位育”,所谓“位育”就是要安其所遂其生。认为“民族有它固有的土地、气候、物产,是物质的环境;有它固有的文物、典章、制度,是文化的环境。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要安所遂生,自然第一得先和固有的各种环境发生相成而不相害的关系”[5],乡土与人生的关系要求乡土教育必须引导和关怀人生。特别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下,现代性乡愁在广泛弥漫,人们试图在乡土寻根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在乡土文化中寻找精神的居所,在返璞归真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在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中重建精神的家园。因此,乡土教育必须直面人生,为消解现代性乡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乡土教育的价值体现。

(三)乡土教育要传承和重构乡土文化

乡土教育不是固守传统文化或要让人们沉浸在对已逝乡土社会和回忆中,而是让人们在脱离乡土社会后重建乡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重塑乡土精神。我们今天的乡土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生活”的新乡土之上的,乡土基础发生了变化,乡土教育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构乡土价值。美国人类学家格里库里・贝特森认为“每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结构自己的文化。”[6]今天我们的乡土文化在继承和重建中也如是。一方面要吸收乡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要吸收现代生活的先进观念,展现既有文化传统又有时代精神的乡土文化。乡土教育不是使人与现代生活对立,而是让脱离乡土生活的人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归依。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中所言:“如果中国社会中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7]换言之,文字下乡是现代生活的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变化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乡土教育,是因为乡土社会发生了变化,乡土教育就是帮助失去乡土的人们找到连接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支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体系,乡土教育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可以找到这个支点。

(四)乡土教育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

乡土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也应该是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的教育。早在1935年,民国教育家王镶在《乡土教育研究》中就指出:乡土教育是充实国民生活的教育;乡土教育是全民所需要的教育[8]。民国时期的国民改造热潮、乡村建设运动、生活教育运动曾经和乡土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乡土教育也曾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相呼应,也曾为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推波助澜。这说明,即使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乡土教育也总是体现出时代的脉动、与社会变革同行。但囿于中小学框架内的乡土教育,限制了乡土教育发展的空间,这也是乡土教育近20年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社会转型的加速,现代化乡愁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弥漫,乡土变迁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问题的凸显,为乡土教育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契机。乡土教育的含义更加丰富,乡土教育的价值更加多元,乡土教育要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在社会生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综上所述,乡土不仅是一个区域,更是文化的载体;乡土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人们对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乡土教育既要发挥传统的作用,又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在重建乡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涵养核心价值观等方面体现时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2〕李素梅.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30.

〔3〕〔4〕王兴亮.清末民初乡土教育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96.

〔5〕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4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425.

〔6〕辛格尔顿.应用人类学[M].长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82.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5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同时带来了乡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和认同缺失,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了“破坏有余”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总结和反思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传统角色及其实际作用和价值,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延展的统一,在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中建设面向新农村发展的乡村文化新认同。

改革开放3o年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30年来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念的急剧碰撞尤其是工业化、市场化的过度开发和破坏下,乡村文化正面临着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缺失。如何理性面对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并从文化哲学的发展角度看待乡村现代性发展下的传统角色及其可能的文化发展向度,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谋求乡村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

一、改革开放下乡村文化的价值变迁

基于数千年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文化学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价值系统。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存在结构中,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儒家文化形态成为古代乡土社会的主要精神价值纽带。传统社会的这种独特的经济与文化特征,也塑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个体观、家庭观和社会观等方面的独特的价值取向。

3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伴随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进程中,首先是中国农民亲身经历并深刻体会到这一变迁带来的身份自觉和价值抉择。我们看到,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和1990年代“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的中国数亿农民,在承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空间变迁中,也享受着3o年时间带来的农村改革成果,而且这一改革的进程还在不断推进。在新世纪,为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实践和价值层面上推动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因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包括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现、2005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以及2006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等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国家对农村改革的信心、决心与力度,更充分凸显了乡土社会现代变迁的实践进步意义,中国农村建设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

回顾30年的历程,在这一系列改革与发展成就的背后,同时也带来了农村文化的工业化、市场化破坏与乡土文化的认同缺失等突出问题。30年来,工厂、企业在农村的市场化经营,普遍伴随着对于乡土环境与和谐秩序的剧烈破坏,带来了乡土社会的村落消失和环境恶化,也带来了乡土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失落;而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与破坏又使得广大农民在家庭观、社会观、个人观以及价值观、文化观等方面发生了文化认同的迷失,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神家园不复存在,而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化认同又尚未建立。

二、乡村文化: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

在这场农村巨变和文化断裂的实质进程中,凸显了乡村现代化建设与乡村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传统乡村文化在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中遭遇到“破坏有余”而“重建不够”的历史命运。“破坏有余”是指工业化、市场化带来的过度破坏以及对传统乡村秩序的无情摧毁;而“重建不够”则是指乡村文化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存在着价值迷失和认同危机,缺乏建设中必要和科学的价值指导。正是基于这样的双重命运,导致30年来农村现代化的建设与农村文化的建设发生错位,人们在诸如农村发展、经济提升等观念的片面主导下,忽视了村落文明、精神家园等乡村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研究从上世纪初已经开始,其中费孝通先生的“文化中国”说影响最大。费孝通将人们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研究纳人到人类学、社会学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文化模式怎样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人文生态”等概念。其实在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时,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普遍开展和推进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实践。如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而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则主要致力于开展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随着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史的激荡展开,对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探讨不仅反映在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中,文化学者也在思想与文化哲学的层面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留给20世纪文化和思想界一个充满理性与智慧激荡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乡村伦理的实际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们带来的文化批判主要强调了西方现代主流价值的普遍意义,他们看到了传统中国乡村伦理的负面意义和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普世价值,一致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渗透着“礼教吃人”的残酷封建思想,丧失了“独立人格”,扼杀了“自由人性”。可以看出,在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解读和对自我历史意识的表达中,他们普遍将儒家乡村伦理一律视为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神圣化和结构化符号而开展批判。

由启蒙运动确立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在“五四”时期和整个20世纪受到了理性的大力阐扬,已然成为主流思想界的价值说词,这就大大刺激和挑战了以儒家文明及其伦理规范为代表的传统乡村伦理,这些价值,真正说来比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心理结构中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一种以西方主流解释话语为主的乡村现代性真正建立了起来,这种乡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传统乡村伦理的合理性与价值,造成了乡村社会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解构。

在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看来,“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要解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应当向何处去”这样的时代提问。因而,他们各自提出了传统儒学谋求现代化发展的方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马一浮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说”、贺麟的“儒化西洋文化说”,还是冯友兰的“东西文化转型说”、方东美的“生命精神提升说”,以及唐君毅的“依本成末说”、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说”,还是在全球化文明对话背景下的刘述先提出的“理一分殊”、杜维明倡导的“文明对话”与“儒学转化”。现代新儒家的整整三展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学命运的现代转进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可以说,这些探究为传统乡村儒学伦理的发展命运和前途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乡村文化在现代性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多重的理论视角。

三、走向乡村文化自觉

正是基于传统乡村精神伦理和文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谋求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笔者以为,对于乡村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发展而言,其核心概念是要树立“文化自觉”的理念,从文化迷信走向文化自信,从文化批判走向文化传承,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延展,从而构建起符合中国乡村特色的文化新认同。

乡土文化的传承范文6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1-0048-03

乡土教育在我国是一个特指概念,指以人们能够亲身感受到的本乡本土的自然、人文、历史为教育资源。采用学习与生活经验相结合的多种形式进行的教育活动。乡土教育在乡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孕育和生成,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现实性、整合性特色,它同样是国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问题一直是我国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近十年的研究,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从历史、现实、理论三个维度,围绕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问题中的乡土课程、乡土知识、乡土教材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诞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目前如何加大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问题研究的力度,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并力求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

一、全球化与文化整合视野下乡土教育发展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问题,首先必须把握社会变革的实质。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而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正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变革为主题,导致了我们对教育本质的重新认识并引发了学校教育的根本改革与创新。其中,构建完善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机制,提升劳动者的基本素养,通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以缓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的边远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外流带来的乡土社会衰败趋势,成为实施“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和办人民满意学校的战略性举措。

第二是多元文化与多种价值取向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复杂的文化价值选择。

改革的深化引起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多元价值取向,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同样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如何培养学生对世界文化的判断、选择和认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接纳、创新,对丰富文化资源进行选择的能力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是我国学校教育必须主动应对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和谐的文化,中国56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鲜明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必须受到尊重并得以发扬。―方面,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一个基础,是提供人们创新的源泉,但另一方面,更凸显了多元文化与现代性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突出表现在,多民族融合后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文化的消失,同时也表现在学校教育中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存在的“城市中心化”现象,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缺乏适切性。面对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引导学生在学会生存基础上求发展,我们还缺少得力的举措。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多元文化与现代性关系的处理,实质是对文化的选择问题,不仅聚焦于多元文化传统中思想资源特质的再认识。而且要思考主导价值观下的多元文化和谐共生问题,这正是我们在新时期要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乡土教育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困惑。

乡土教育问题研究其独特性决定,应寻求特有的研究方法。由于该问题研究在我国起步晚,还需要有一个实证经验材料的积累沉淀过程。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未形成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和学术话语,没有共同关注研究主题,就难以集中学术共同体的智慧,为新理论、新范式的产生提供平台,也就很难取得学术发展的新突破;研究缺乏明晰思路及理论建构,理论提升困难;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发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经验缺乏反思总结。

应对挑战与困惑,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发展需要两个新的立论点。

第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动态过程,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建构。我们要通过文化整合,实现在确立普遍价值前提下重建本土价值(民族文化价值),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整合背景的高位来思考,从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求及人的发展需求出发,才能防止以西方话语来剪裁中国本土问题。

第二,学校教育改革与创新。学校教育创新的本质是,以“发展”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的理念,是一种勇于变革、改革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先进的学校文化,有回应时代挑战的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学校教育创新的实质在于变革、超越和发展。站在学校教育创新高度来思考问题,才能使我们的乡土教育的发展有强的生命力。

二、中国乡土教育发展的实践探索及关注的重点问题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馑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地方性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同时促进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乡土教育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研究,主要涉及乡土教育的内涵特色,乡土教育的目标价值取向,乡土教育的课程结构与形式,乡土教育的内容选择与建构,乡土教育的课程实施及策略问题(含教材开发建设)等问题。

聚焦于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透视,乡土教育的实践探索重点在于以下几点。

(一)乡土教育研究主题的转换

乡土教育中,无论是对近百年中国乡土教育发展历史的审视,还是当前乡土课程、乡土教材的开发,其研究主题正实现从工具论到价值论的转换。正是这一根本转换,使乡土教育研究聚焦在重新认识本土文化对当地地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价值上,聚焦在如何提升学生的生存能力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正在实现从关注课程资源开发进而关注文化传承;从仅关注学生学习的分数,向关注人的发展、人的生活、人的生命的转变。重建个体与群体主体性的意义世界,从而导致深刻的教育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实现了对不合理教育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突破和超越。

(二)乡土教育目标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

乡土教育目标,深层次的问题是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进行价值选择,即:以促进社会发展还是促进人的发展为本;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还是获得生活直接经验为主;以群体发展为主,还是以个性发展为主;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强调批判和超越;强调国际化,还是强i同本土化。

通过乡土教育的课程学习,培养热爱家乡,理解本土文化,有爱国主义精神,基础扎实,具有创新精神、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已取得共识。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与发展是乡土教育承载的特殊使命,这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乡土课程与教材开发研究的实质。当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

问题是,面对目前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承形式及其“二律背反”现象,乡土教育如何实现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价值功能。

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承形式,一是主动汲取异质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实现对原文化的扬弃,在新的文化观念中得到传承(本土文化的自我发展);二是在异质文化中以扬弃形式传承(意味着本土文化的消亡)。我们应持的态度是,处理好多元文化共存兼容和开放的和谐发展关系,促进文化的沟通与相互理解;有关地方性知识的校本课程开发不能仅仅停留在其文化符号的表征,而必须回到其生活之活水源头,为乡土教育提供丰富多彩和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

(三)面向现代化的乡土教育课程结构与形式问题

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与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课程结构必须体现多样性特色。

在前期初步实践探索的基础上,目前已形成学科渗透与学科课外延伸,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以及开发和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形成优质特色课程三个层次的课程存在。内容广泛涉及地方志类、乡土文化类、地方社会人文类、地方科学类、地方生产实践类。

事实证明,只有多样化的课程形态并存,才能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以及学生发展提供更大的选择余地,并从根本上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的实施。

(四)基于现代化发展的乡土教育内容的选择与建构问题

如何认识和选择乡土知识,如何处理好科学与人文关系,现代性与多元文化关系,是乡土教育实施的关键问题。如果说乡土知识的选择实质是文化选择,那么,在学校教育创新视野下如何思考乡土知识的选择,实现乡土知识所具有的创构、建设和生成作用?人们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寻求问题的回答。

一是整合,不仅要实现乡土知识与普适性知识的整合,还要关注乡土知识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乡土知识内在系统的整合;二是科学与人文的统整;三是面向生活实际的问题,使地方性知识亲近家乡、亲近学生;四是体现课程的文化性,即按照一定地域社会发展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地方乡土知识的选择、整理和提炼。

总体分析,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教学目标,回归生活的内容设计,学生活动的合理组织,以及呈现方式的丰富多样,正是乡土知识的选择原则。

(五)乡土教育课程实施策略问题

课程实施策略的确定旨在体现乡土教育、乡土课程、乡土教材开发的发展性、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和适切性;以参与、合作、探究、体验为主,形成学生的多样化学习方式,同时尽可能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文化选择、批判、创生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

三、乡土教育发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乡土教育研究的深化,必须解决方法论问题。

第一,对目前研究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全面把握。乡土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涉及内外在诸多问题。不仅在宏观上有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发展的极不平衡,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差异发展,实现学校的均衡发展问题,而且还有诸多深层次问题。诸如,主流话语与乡土话语相遇时出现的权力不对称的裁决,乡士教材与正式课程之间缺乏关联性问题,学生民族认同感的缺失,文化传承与文化交融关系的错位,文化大传统与族群性文化权利诉求的失衡,等等。我们只有全面把握和对这些问题有透彻的分析,才能作出明智的战略性决策。

第二,关于乡土教育研究中遭遇的若干障碍的认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的乡土教育研究目前承受着来自观念层面、制度体系层面的诸多障碍。例如国家主义的课程强势,精英教育的取向,在高考升学竞争压力下社会和家长的不理解,教师承载的过重负荷以及学校领导的诸多无奈。乡土教育研究需要提供内外在良好的环境条件。内在环境指的是学校应坚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在办学中尽可能处理好维持系统与变革系统合理运作的关系,内在优化与外在社会压力的关系,学校个性化发展中共性与个性关系,从而使乡土教育在学校改革与发展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现代意义的乡土教育正是在变革与适应、解放与控制互动中生成与发展的。而外在环境则是指乡土教育的发展需要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

第三,对乡土教育、乡土知识、乡土课程等概念内涵、特征及定位问题的理论澄清。乡土教育的理论研究,目前主要包括乡土教育、乡土课程、乡土的文化性特征(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化的分类;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的学者们各自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教育学视角对乡土教育进行了探讨,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经济文化类型与地方课程的建构;国家建设模式与乡士知识的传承;乡土知识的习得过程;有效处理国家课程与乡土课程的关系;乡土知识与文化重建(文化变革与转型);等等。这些研究,扩展了学术视野,有利于乡土教育研究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