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1
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的认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60%～80%是靠科技进步而取得的。一些产品如增加其科学技术的含量，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产值和效益。其实这样的事实早被经济学家们注意到，1776年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就提到了经济增长与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之间有内在联系。1928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为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了一个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计算科技进步对于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新方法
［1］索洛提出的模型，定量地揭示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索洛也因此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我国，1992年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联合下达“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技进步作用的定量分析。本文以汉中市为例，利用索洛模型，以1978—2008年汉中市相关的统计数据，测算研究科技进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科技进步与科技进步贡献率在工业化国家，一般没有“科技进步”的词条，与我们这一概念对应的是“技术进步”。所谓技术进步，通常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技术推广和技术应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技术进步，是指一种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有目的的发展过程，它不仅包括了狭义技术进步所指的产技术水平的变化，还包括了管理技术、服务技术以及智力投资的变化。
［2］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人们用来测算科技进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的一项指标
［3］。它衡量区域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项综合性指标。科技进步的测定模型于2世纪20年代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有关的理论，技术进步及其测定的方法也非常之多在迄今为止的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对技术进步及其测定作过较入的研究，索洛余值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目前进行科技进步定量分析最为常见和方便的方法2用索洛余值法测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2．1索洛余值法模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研究美国的经济发展时发现，影响经济发展根本因素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1957年，罗伯特•索洛发表了《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数》一文，他指出:“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所有产生作用的其它素的总和，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索洛进一步给出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公式［4］:a=y－αk－βL，(1)式中，a为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y为产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金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金增1%时，产出增加α%)，β为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增加1%时产出增加β%)。在规模报酬不变时，式(1)为α+β=1。(2)如Ea为科技进步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即在GDP增长速度中科技进步因素所占比重，则Ea=ay×100%，(3)同时，亦可分别计算资金和劳动投入的增加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资金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Ek为Ek=αky×100%，(4)劳动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EL为EL=βLy×100%。(5)产出(y)为GDP，资金k为全社会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和(以“资本形成总额”代替)，劳动(L)为全社会劳动者年末人数(以“全社会就业人员”代替)。
2．2科技进步对汉中市社会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2．2．1索洛模型中各因素指标的确定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汉中市统计局编《新汉中六十年》(2009年9月)。其中，总产出标选取汉中市生产总值为指标(GDP);资本投入直接取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完成额;劳动力选取业人员总数为指标。经整理，1978—2008年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指标数据结果见表1。产出、资金和劳动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按水平法计算，以产出为例，计算公式为y=(tyt槡y0－1)×100%，(6)其中:yt为计算期t年的产出，y0为基期的产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的确定，在当前大约有上百种方法。但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回归求取，二是根据经验直接给定。这两类方法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前者的基本假定是在一段时期内是一个常量，显然有悖经济动态发展的现实特点，而后者既有与前者同样的不足，更忽略地区经济科技发展差异性的现实特点，过于主观和笼统。这里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法确定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
2．2．2索洛余值法对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结果及分析对生产函数［5］y=AkαLβ，两边取对数，得出ln y=ln A+αln k+βln L。根据表1中1978—2008年汉中市的统计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计算，计算结果为:综合技术水平A=2．916，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0．367，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β=0．633。用公式(6)分段计算y，k，L，然后将α=0．367，β=0．633分别代入公式(1)，(3)，(4)，(5)可得汉中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见表2。在表2中，我们把汉中市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1988年，这一时期汉中市的资本、劳动、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是68．83%，12．52%，18．84%。可以见得，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的大幅增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阶段(1989—1999年)，汉中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由22．78%下降到21．22%，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5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略有上升，较第一阶段上涨5个百分点。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下降到7．54%。这一时期，资金投入、科技进步以及劳动力对汉中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其相应的作用，而资金与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较为明显。第三阶段(2000—2008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为3．69%，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较第二阶段上升10个百分点，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这一时期，汉中市经济增长有39．11%是科技进步带来的，53．35%是投资贡献的，劳动的因素已降到较低。从表2我们也看出，在1978—2008的30年中，汉中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其次是科技进步。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61．15%，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1．01%。在三个阶段里，资本投入的贡献呈下降起伏的趋势，而科技进步贡献率却稳中上升。也就是说科技进步在汉中市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显著。科技进步贡献率已是评价当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同的［6］。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5%～25%。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44%。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50%。工业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金投入的增长速度和劳动者人数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降低资本、劳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劳动者素质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来增加产出，也就是依靠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才能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大发展。3汉中市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2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的贡献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由市场自己衡量的合法要素创造的财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符合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公正的法治环境、自由竞争市场和抑制分利行为有助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实现。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是经济公平，经济公平的关键是分配公平，故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又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因之，研究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涵义、历史源流与实现条件很有必要。
一、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涵义分析
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针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提法，经济学界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如赖德胜(2003)、许成安、王家新(2007)认为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给予报酬。该观点的意义在于指出贡献的衡量是由市场进行的，而不是由国家统一筹划。但是，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分配的前提条件是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各要素可以相互替代，这一理想状况往往难于满足。卫兴华(2003)、逄锦聚(2003)则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指按生产要素在生产财富即使用价值中的贡献分配。此观点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活劳动之外的生产要素没有创造价值，它们只是创造了使用价值并按此贡献分配，但对于没有创造价值的非劳动要素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否是剥削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与阐释。周为民、陆宁(2002)认为按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是按劳分配的表现形式。按劳分配不能成为拥有自主财产权利的劳动者直接的、具体的分配方式，只能通过市场的作用, 在现象和形态上转化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方式，因此其他要素的贡献也是劳动贡献的体现, 按要素分配所反映的不是剥削关系。综合参考以上解释，本文认为十六大关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中“贡献”两字是不能用其他文字替代，如果有的话，在十六大报告或其后续阐述文件必然出现。“贡献”是广义的，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可以按边际产出给予报酬；如果要素所创造的使用价值可以衡量，可以按照使用价值分配；如果要素的贡献可以还原为劳动的贡献，也可以采用原来的按劳分配。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说法应有以下的涵义：
（一）贡献的大小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由市场自己衡量的。中央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意思并不是要越俎代庖，替各微观单位制定衡量贡献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而仅仅是指导性的原则。实际上每个人的贡献千差万别，不可能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在操作上只能由微观单位自己衡量所属要素贡献的大小，微观单位本身的贡献则由市场来衡量。因此，宏观理论工作者大可不必费心研究如何度量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形成中的贡献，因为这一问题是企业家或者管理学家研究的问题，宏观理论工作者应关心如何建立良好的环境来保证客观公正的度量得以实现。基于此，贡献是边际产出，使用价值还是劳动直接或间接创造的价值，应该由市场自己决定。有的贡献的衡量是非常主观的，如某个科研人员的技术创新成果的贡献有多大，往往由企业管理层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没有严格的边际产出计算过程，也没有对凝结在创新行为上的抽象劳动时间的精确估计。管理层对贡献的衡量不会仅考虑使用价值而不考虑价值，否则随手提供空气和水的人也应给予报酬。至于企业管理层主观的分配决策是否正确，市场会给出检验结果。在分配问题上，仅有抽象的理论是不够的，必须有可以实行的具体方式。
（二）分配的依据是要素的贡献，而不是要素的所有权。拥有要素并不意味着可以获得报酬，必须将要素投入生产，使得要素的作用在市场上实现后，变成贡献才可以参与分配。存放在保险箱中的资金是不能获得报酬的，拥有创新天赋但不进行任何科研活动的人也不能获得报酬。所有要素必须先付出、有效益（有贡献）才有报酬。
（三）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都是合法合理的收益分配参与者。报告中的“等”字应涵盖土地要素。一般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类。除了单纯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转让，技术和管理两种要素一般要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技术和管理的报酬往往转变成技术劳动或管理劳动的报酬。报告将技术和管理单独提出既是强调其在新时期的重要性，也是强调技术和管理要素可以合法合理地获得相应的报酬。
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历史源流
察往可以知今，见未来。在明确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涵义后，我们来寻找该思想的历史渊源。古代虽无现代意义上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隐形形式事实上存在，并一直是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且这一因素会继续在社会生产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历史沿革。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孩提时代，生产力低下，为群体之生存，狩猎、采集获得的生活资料完全公平分配，但体力智力超群、在狩猎、采集中贡献卓越者，被当成英雄崇拜，让其保存诸如猎物的头骨、獠牙等，他们也由此获得威望，往往成为生产活动指挥者或部落首领。这既是精神激励，又是物质奖励，即对智慧、勇敢、勤劳与奉献的报偿，实际上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始萌芽。奴隶制时代，奴隶主占有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被当成会说话工具的奴隶，奴隶主主要凭借占有权，也有组织管理的贡献，占有全部劳动成果。这对奴隶是残忍与不公，但刺激奴隶主的财富欲望，客观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制时代，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封建主凭借土地的占有攫取地租，而交租之后的土地收益归农民所有。农民虽受剥削，但毕竟以劳动要素取得报偿，相对一无所得的奴隶，是历史性的进步；封建主以土地要素收取地租，但里面包含着剥削。
上述三个时代是否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可能有争论，但可以肯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绝不是到资本时代才从天上掉下来，而有一个由萌芽到长出干、枝、叶的过程。孩提时代无国家，奴隶、封建时代法治不成熟，尚属人治，但猎物头骨终是体力、智力付出所得，奴隶主、封建主以占有权获取超额分配残酷的剥削之外，还有生产要素贡献的因素。即使资本时代，基本上属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还有凭借资本霸权的分配剥削。因此，至少不能完全否认上述三个时代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因素的存在。
资本时代的法治并不公正公平，严重偏袒资本霸权。不过，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全部参与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机制基本形成，较之前几代是一大进步，却不够完美，也不够科学。除开垄断利润超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范畴，属超额分配，完全是剥削外，资本获取的利润比例超高，如不算全部，至少大部是剥削，还有西方国家的专利权垄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近似敲诈勒索性的剥削。显然，资本时代的分配也不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完善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现实意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内生的，尽管在资本霸权或资本强势时会加剧贫富分化，若有一个有效调节资本与劳动关系机制的前提，就可发挥调节收入不均的效用，因之是目前不可替代的现实选择。一是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需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有利于调动各要素的积极性，合理、丰厚的报酬会促进资本的投入、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为公平分配奠定物质基础。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消解资本霸权、平衡劳资关系的制度保障，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完全可以作合乎现实需要的适当调节，使收入分配的结果既能激励各个要素的积极性，又较为公平，为社会所认受，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不过，各要素按什么比例参与分配才合理，尚须在分配实践中摸索。
（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发展趋势。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既然远不是尽善尽美，就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如抑制资本强势的超额分配，增加劳动报酬的分额，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得到合乎劳动付出的公平合理回报，以化解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又如，进一步提高科技发明创造的回报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繁荣，以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用于分配。再如，强化调节收入不均的力度，在按要素贡献一次分配之后，增强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以达致更加公平的分配，而要使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机制趋于完美，须到能科学界定各要素的合理报酬比例，破解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机制中资本超额分配的难题。相信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最终可以实现破解。
三、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实现条件
实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需建立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更需要致力实施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制订出客观公正又能平衡各方利益的、科学的要素贡献度量标准。如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才能完美实现。
（一）产权清晰和法治成熟。微观单位内部要素的贡献由微观单位的管理层依据其业绩来度量。要保证度量的公正客观，必须有清晰的产权和成熟的法治，以及劳动者的参与、监督到位。清晰的产权用于保证贡献不会被扩大，管理层由产权拥有者或其代表控制，产权拥有者的利益得以体现，劳动者的参与、监督可保证不会出现损害其他要素利益的资本超额分配。在个别产权利益不能得到保护的国企，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现象，其原因就是国有产权缺少代表而变模糊与缺少劳动者的有效参与、监督所导致的。法治成熟则保证要素的贡献不会被低估，如过低工资水平、无偿加班、克扣工资、拖欠银行贷款、侵吞股东权益、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要受到及时、有效且少有遗漏的制裁。至于管理层的贡献，则由市场评估，由管理业绩确定，贡献不能由自己评估。此外，产权清晰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要素本身的产权也要清晰才能参与分配。
（二）有利于要素公平竞争、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在合法的前提下，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到适合自己做出贡献的地方。如果按要素贡献分配，但又限制其自由流动，约束其发挥贡献，则说明市场机制不完善，实质未能完全按要素贡献分配。如城乡二元化和某些人事管理制度从体制上约束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行业垄断约束资本要素的流入等。
（三）分利行为得到抑制。与合法合理的收益分配参与者相对立的是分利者。所谓分利，是将不是自己的贡献据为己有。分利行为有合法的、灰色的和非法的。合法的分利行为如某些市场自然垄断势力，在贡献之外获得超额的报酬。灰色的分利行为如未经工商登记的小商小贩、逃税的兼职收入、不敢公之于众的公款招待和消费、垄断行业和个别行政部门的乱收费等。黑色的分利行为如盗窃抢劫、走私贩毒、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色情、制假、人口贩卖等。可以认为，十六大报告中未提到的要素，如权力、垄断势力、暴力以及用于不当用途的智力等参与他人产出的分配行为，都是“寻租”的分利行为。分利行为如果得不到抑制，各生产要素的合法合理的报酬将被部分剥夺，在分利势力较大的情况下，按要素贡献分配将无法实行。
（四）科学度量生产要素的贡献。这是实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最难到达的拐点，它不能抽象地坐而论道，而须给出准确、具体的、合理的分配比例数据。科学度量贡献才能找出合理的分配比例，按合理的比例分配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做到这点，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才算尽善尽美实现。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现在不可或缺与需要不断完善，并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存在。但按生产要素贡献仍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当它到达尽善尽美，就是完成历史使命之时，将会被人类最公平、最理想的分配制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所取代。
参考文献
[1]赖德胜，《解析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人民日报》， 2003年2月18日第九版
[2]许成安、王家新，《按劳分配:现实还是趋势兼评关柏春和姚家祥两先生的学术争论》，《经济评论》，2007年第1期
[3]卫兴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贡献是指什么》，《人民日报》，2003年2月18日第九版
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3
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增长速度方程
在我国测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践中，关于增长速度方程法的讨论和应用是最多的。本文将对此法的应用情况做一些初步的归纳与总结。并就科技进步贡献作用的测算提出两点思考。
1 产出量的确定
理论上，产出应选取实物量指标以消除或减少价格变动的影响。然而，在实际中，由于综合实物量指标不容易得到。所以一般选择使用价值量指标。索洛认为，总量产出最清楚的度量应该是实际的国民生产净值，如果使用国民生产总值，则资本的贡献份额中必须包括折旧。
但观察近年来我国学者关于科技进步贡献率测定的讨论，在产出量指标的具体选择应用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使用增加值指标，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二是使用总产值指标，其中又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实际总产值，其二是按累计生产能力计算的理论总产值(肖辉赞，等，2003年)；三是使用增加值指数(宋忠敏，等，2003年)；四是使用利税额指标(袁晓云，2003年)。
显然，以增加值指数或利税额或理论总产出等作为产出量指标是值得商榷的，这样一些指标本身并不能反映产出的实际总规模，因此在此基础上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其结果在可靠性上存在问题。至于总产值和增加值之间，差别在于价值构成不同，但都能反映经济运行的总规模。由于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使用的是增加值而非总产值，所以，本文认为还是以增加值作为产出量指标更合适。
2 劳动投入量的确定
一般以全部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有效劳动时间总量为劳动投入量的计算指标。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劳动时间统计资料，所以在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实际测算过程中，往往选择劳动者人数来代替，然而在具体处理上仍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首先，从具体指标的内涵上看：有的用劳动力人数，有的用劳动者人数，有的用职工人数，有的用从业或就业人员数；其次，从指标的时间属性上看：有的用年末人数，有的用年平均人数，还有的在使用中没有强调指标的时间属性：最后从指标数值的确定上看，有的使用直接的统计结果，有的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推算，有的用全社会工时利用率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投入量的确定在实践中不仅非常混乱，而且也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第一，指标名称使用不规范，职工人数、从业人员数、劳动者人数等不仅在概念上存在差别，在统计口径与范围上也存在差别，使用中不加区分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指标的时间选择不科学，作为劳动投入量显然是一个时期指标，而年末人数则是一个时点指标，以时点指标直接代替时期指标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三，直接使用人员数指标的前提假设是劳动者个体在劳动中没有质的差别，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有差别的；第四，也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用人员数代替劳动时间即使在指标的时间属性方面保持一致，也必然会使得劳动投入量被严重低估，尽管劳动时间和劳动者人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低估仍然是无法避免的。
3 资本投入量的确定
资本投入指标选择要能体现生产过程的经济成本，应是生产过程中所占用的资本所能提供的潜在服务流量，包括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流动资金和服务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存量所提供和能提供的服务流量。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是用使用中的资本商品的存储量，一般以某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在产出量用增加值时，则选固定资产原值)加该年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值，作为当年的资本总投入量。
而在实践中、不同的学者使用的资本投入量之间差别非常大，十分混乱。归纳起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以下10种情形：一是用的是年末固定资产原值指数；二是用总投资减去各年的折旧；三是用物质消耗；四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是用固定资产净值年末数与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六是用年末资产合计；七是用全社会固定资产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和；八是固定资产原值与流动资金平均余额之和；九是用固定资产净值与自有机械设备净值之和；十是按永续盘存法确定各年的资本存量后，再乘以同期全社会综合开工率来代表实际资本投入量。
显然，在上述应用中关于资本投入量的确定过程缺乏理论上的深入分析，更多的只是基于资料获取上的便利性来考虑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规范性和随意性，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握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甚至还出现违反基本统计运算法则而将流量与存量直接进行加总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出于对资本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资料占有原因，采用差异很大的数据序列来表示资本投入量，使得由此测算结果不仅相互之间出入很大，不具可比性，而且也使得人们对科技进步因素究竟在经济增长中做出了多大贡献感到困惑。
4 参数α、β的确定
参数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讲，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条件下参数“α、β的值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其值也是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量。科学合理地确定出α、β的值对于应用增长速度方程来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十分关键。
在实践中，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提出了多种估计方法。一是回归法。即根据增长速度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参数α、β。这也是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二是份额法。即以资本与劳动份额分别作为参数α、β的估计值。但在具体应用中仍存在意见分歧。有人主张以当年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的积累额与消费额的比重来估计α、β。由此得到的α、β即相当于资金和劳动匹配使得产出达到最大时的弹性值。这里的积累额不仅是当年积累，还包括当年仍在起作用的、在这之前的累计积累。也有人主张以中间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资金产出弹性。还有人主张以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资金产出弹性。三是经验估计法。即根据研究者的经验判断来估计出α、β的值。如原国家计委曾以文件形式规定资本和劳动弹性的参考取值范围，α=0.2～0.3，β=0.7～0.8。此外，也有人提出了迭代法，即通过建立C-D生产函数与索洛增长速度方程间的联立方程，在α的任意初始赋值基础上，利用反复迭代的方式来确定最终的α值。
比较而言，回归法、份额法和经验法应用简便，但回归法只能给出一个平均的估计结果，份额法的计算数据难以取得，经验法的主观因素很强。迭代法的应用很不方便。
5 异常值问题
从理论上讲，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处在[0，1]区间内。但观察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利用增长速度方程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结果，有的出现了负值，甚至很大的负值，有的还出现了超过100％的值。我们可将这些落在[0，1]区间之外的值称为异常值。
应该怎么理解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异常值?多数人的研究回避了这一问题，只有个别学者给出了解释。王元地(2005年)认为：科技进步贡献率为负值，主要是由于某些生产要素存在负增长所致，另外，用工资总额来代替劳动投入也存在很大误差。薛国华(2006年)认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出现负值。从经济意义上可以解释为资金与劳动力等要素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与利用，虽然产出有所增加，但是产出的增长速度低于资金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的加权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因此，表现在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上就出现了负值。王博，等(2006年)认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小于零，这并不表明科技进步没有发挥作用，而是说明当年对资金和劳动力的利用太低，产生了巨大的浪费，以至抵消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效果；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100％是因为年度间人员的减少，使得劳动力对新的经济效益没有贡献，在计算结果上表现为负值，于是使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了100％。在王博的研究中，将1998-1999年湖北省科技进步对水利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很大的负值解释为由于遭受大洪水的袭击，使当地农业受到巨大的损失，农业发展变慢，因此，计算结果上表现为技术进步速度为负值。
有解释总是要好过没有解释。但我们注意到上述解释更多的只是现象方面或形式上的，部分涉及到数据误差方面，然而，总的感觉现有解释仍然缺乏理论或方法层面的更有说服力的根据。也许，异常值的出现确与所运用的测算方法不无关系，如果真是如此，则测算方法的选择就应慎之又慎。
6 两点思考
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4
关键词： 科技进步 经济增长 贡献率
一、引言
美国是一个科技、文化和经济都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路上有必要借鉴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采取的政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本文主要研究科技进步要素对促进中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通过对不同要素贡献率的比较，找出影响中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再结合两国的发展现状，发掘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终提出中国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上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模式可大体分为资源型和技术型发展模式，这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占的份额。中国要想维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必须尽快实现从资源型经济向技术型经济的转变。
西方学者们较早地关注科技要素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对其贡献度展开相关研究，由此建立了一系列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而发展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1928年Cobb和Douglas[1]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奠定了测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1956年Abramovitz[2]提出了除了生产要素投入会引起美国经济增长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影响因素。R .M .Solow[3]作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把科技进步因素加入C-D生产函数中，开创了包含科技要素生产函数分析理论。上世纪60年代，Denison[4]将经济增长要素划为两个类别：其一是“生产要素”，包括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其二是能提升社会生产总效率的要素，包括资源配置、规模节约、知识的进展等项目。基于Solow的投入产出模型，Denison用“全要素生产率”扩充了其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的概念。“内生技术进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展并提出，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体系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所决定的。Lucas[5]于1988年创建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就是用劳动力要素的溢出效应来说明科技进步源自社会劳动力要素积聚的结果。1990年Romer[6]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要素的“知识溢出模型”，将劳动力要素与研究与开发要素内生化，并参与总量生产函数，发现生产函数显现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进而得出维持经济增长的原因。
国内学者在探索推动经济发展要素方面分析的相关理论晚于西方的学者，通过借鉴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对技术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全面了解。史清琪[7]在1985年首先开展技术进步的研究。在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中，由于学者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采用的数据各不相同，致使分析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其主要表现为：（1）在学术上，各学者对科技进步的表现形式定义不一，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本投入因素、劳动力投入因素和科技因素这三者，进而在模型的结果中减去资本和劳动力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比重，其剩余部分的被认为是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所占总贡献度的比重；（2）不同的学者在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方法上主张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在研究科技进步对促进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结果有所差异。
二、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的设定
下文我们将通过对美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分析，以此解释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的因素。
美国1990-2010年相关数据来源于文献[8]，中国1995-2012的相关数据来源文献[9]。
1.模型及变量选取
通过国家经济增长投入要素与科技进步的分析，建立以下模型加以体现：
y=AK■L■（1）
写成对数形式
lhy=C+αlnK+βlnL.
下面使用如下公式计算各因素的贡献度
■=■+α■+β■（2）
其中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A表示常数，K表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L表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C为常数，α表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回归系数，β表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回归系数，K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值，c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差值，y为相邻年份之间生产总值的差值。
2.实证分析
美国1991-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如表1所示。
中国1995-201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如表2所示。
3.相关参数及数据的处理
在Eviews中录入表1和表2中的数据回归出相关的系数，并以此求出美国和中国各要素对各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我们将美国1991-2010年这段时间序列分为10个时期。从表3可以看到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
为了简化计算过程，我们将1995-2012年这段时间序列分为6个时期，从表4中可以看到中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
4.各要素贡献度的计算
根据周绍森、胡德龙[4]的一些理论，我们有如下计算公式：
K=■（3）
L=■（4）
T=■（5）
S=y-■（6）
K■=■，（7）
L■=■，（8）
S■=■，（9）
其中，K为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的增加量，L为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量，T为生产要素的增加量，S为技术进步要素的增加量，α为K的回归系数，β为L的回归系数，K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值，L为相邻年份之间全社会劳动力投入的差值，y为相邻年份之间生产总值的差值。
表3和4反映的是中国和美国各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中可以计算出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由公式（3）、（4）、（5）、（6）、（7）、（8）、（9）和表3数据可得美国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表5所示。
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中国各因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如表6所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与分析
由表5反映的美国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全社会劳动力投入三种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贡献度可以看出，科技要素在1991-2010年这段时期内的经济增长总平均贡献度为54.6%，可见美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拉动。
如表6所示中国的情况，可以分析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在1995年至2012年这段时期内，投入要素对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70%，其中资本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50%，劳动力的贡献度占总贡献度的平均比重为25%。尽管资本的积累在应对当前国际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都比科技进步的弹性系数要小，说明仅以固定资本的大量投入得以推进的经济发展，其经济效应并不理想。而且只注重资源的大量投入，带来破坏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悖。目前，中国的资源已经出现衰竭的趋势，依靠资源来拉动经济的内在潜能已经捉襟见肘。所以决策者在进行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投资方向与力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强化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效用。
其二，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技术进步特别重视，正是由于对技术的大力发展，美国经济在1992年至1998年间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应加大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强对科学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提高科技成果在促进生产力领域的应用率，使得中国企业能摆脱原有水平的束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产量和质量的突破，实现企业乃至全社会的发展。而在上述表6所示的各时期中，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份额平均为30%左右，与美国的平均值54.6%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2.政策建议
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并持续的增长，必须将资本带动型经济转变成科技带动型经济，将科技进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长的核心支柱，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层次结构的改造，重点发展节能低碳的可循环经济。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在本文中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注重提升国内人力资源的质量，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的完善，把中国由劳动力资源大国转变成高端科技人才强国。在高端科技人才方面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要坚持发展人才强国战略就必须加大发展教育的投入力度，深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探索出健全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保障中国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创建学习型社会以增加中国国民知识储备，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科技进步的源头问题。
第二，要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力度，改善国内科研环境，提高中国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力求在科学技术的前沿领域的突破，强调建立以企业和市场发展为主的科技研发体系，提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成果在生产领域的应用率，新技术的开发必须以能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
第三，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抓住时展的契机，推动经济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政府鼓励企业投入资金来进行产业转型，对积极转型的企业给予相关优惠政策支持；政府鼓励科研机构研发或引进新技术，将新技术结合到生产中以提高生产水平；积极同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交流合作，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政策和资金互惠合作。
参考文献：
[1]Cobb， C.W&P.H. Douglas. A Theory of Produc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28，（1）：139-165.
[2]Abramovitz .M. Resources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US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1956.
[3]黄乐军.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4.
[4]周绍森，胡德龙.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2）：2.
[5]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1988，（22）：2-42.
[6]Romer，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1-102.
[7]史清琪.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M].科技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85-108.
[8]https：///searchresults/？r=%2Bf%2Fdata_portal_v2_type%2Findicators&r=%2Bf%2Fdata_portal_v2_topics_en%2Feconomy.
[9]http：///search/keywordlist2？keyword=gdp.
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5
在喀斯特山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及其脆弱，决定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艰巨性与长期性。苏维词［17］、杨胜天［18］通过研究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指出喀斯特生态系统具有易损性强、环境与人口容量小、稳定性低、变异敏感度高、承灾能力弱、自然恢复速率低等特点。覃小群等［19］通过评价广西岩溶县的生态环境，指出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王世杰［20］等则从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背景、演化与治理角度出发，指出石漠化过程具有区域性、渐发性、潜发性（隐蔽性）、生态破坏性、难恢复性（严重性）等特点。万军［21］、李阳兵［22］等更是指出，石漠化区域贫困人口集中，人口压力大，经济落后，土地退化严重，人地矛盾异常尖锐，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生态恢复和发展的可能性，粗放式发展经济、掠夺式开发资源，导致其处于“岩溶生态环境破坏—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如何有效开展生态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着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成效。针对当前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工程任务重、难度高与区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问题突出等矛盾，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彻底消除贫困、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苏维词等［23］指出，要就岩溶山区的生态环境整治及产业化技术、石漠化治理关键技术等与生态建设及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开展攻关研究、技术创新、技术集成等工作；李先琨等［24］则提出要抓好实验示范区的示范建设，树立样板，推广成功模式。熊生平［11］提出要确定自然因素和人为作用对石漠化过程的正负面影响和各自的贡献率，朱文孝等［25］则着重指出要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科技水平的提高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大力加强科学研究与科学规划，建立适合于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模型，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
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呈现，到现在已经从定义、测算方法、模型、指标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目前已成功运用于环境、农业、交通、化工、建筑、水利等领域。本文选取经济、环境、农业、林业、畜牧业、水利等行业研究的科技贡献率文献进行综述，旨在反映当前国内外学者们研究石漠化综合治理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贡献的前沿理论。科技贡献率的测算经历了测算方法建立、对模型进行修改、完善三个阶段。在测量方法创立阶段，192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26］首先阐述了产出量和投入量之间关系的生产函数理论和方法，用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但不能直接计算出科技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后来又研究出现CES生产函数、VES生产函数、前沿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在修改阶段，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27］对生产函数做出了重大改进，将科技进步纳入生产函数方程，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定量分离出广义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完善阶段，丹尼森、乔根森［28］等将资本与劳动进一步划分，并且将索洛剩余中可以测度的因素进一步明确出来，从索洛剩余中剔除，使索洛余值越来越小。1978年，著名的美国运筹学家查恩斯［29］、库伯、罗兹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在此以后，国外对于科技贡献率的研究相对淡化，然而国内则处于起始阶段，而且此后的研究大多基于计量方法的运用展开的，创新成果较少。对于科技贡献率的认识，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各观点相互补充，完善了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理论。狄昂照［30］提出科技贡献率测算与其计算使用的数据不可分割；庞智强［31］则指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应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量展开，而不应是全部科学技术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应介于［0，1］之间。杨少华等［32］认为在测算过程中，应把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作为一个动态指标来测算，定量地评价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陈颖等［33］提出单纯地分析和比较科技进步贡献率并不能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质，甚至还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许平祥等［34］通过研究指出各个指标只能做到反映各因素综合作用的平均效果，不能反映某项具体的政策或技术措施在短时间内的效果，再者，科技进步指标反映的是趋势而不是状况。在科技比较发达地区，科技贡献率反而会低。丁兴烁［35］针对当前测算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运用因素分析法构建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科技贡献率的影响程度，可以分析在科技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寻求提高科技创新贡献效应的途径。在基于环境、农业等视角的科技贡献率测算中，张应禄［36］提出仅从纯科技的角度认识这个概念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不切实际地使用这个词也会产生严重的偏差。梁俊芬［37］认为农业、林业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给解释变量的设置带来困难，而且使模型自身的假设条件难以满足。程智强［38］、魏邦龙［39］、徐保根［40］、卢亚丽［41］等提出在测算过程中，由于对方法的理解不同，加之对原始数据处理不当，使得同样数据资料，产生的测算结果也会不同，为此应把政策、天气作为影响因素加以考虑，而且，测算目标不仅在于经济效益，还在于生态效益。随着科技贡献率研究的深化，研究行业从经济向农业、环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表1）。
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评价
科技贡献率的测算，需要以石漠化综合治理效益的研究作为支撑。经过长期的研究，岩溶石漠化治理的效益评价基本形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的理论与方法，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一套取得普遍认可的、成熟的、适合于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评价的体系和方法［11］。对石漠化的评价大多为基于统计学的现象调查，评价指标繁杂、获取数据难度大、实用性不强、各因子之间相互交错、信息层次不清［58］，使得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效益与实际状况可能出现偏移。而且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首要目标是生态环境改善，在工程开展和实施工程中，部分工程不具有直接经济效益。目前，国内外各研究领域的科技贡献率测算研究大多以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为基础，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且还没有一套测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等综合效益的科技贡献率测算方法和模型［46］。科技贡献率测算过程中以直接经济产出作为唯一产出目标，会使测算结果偏小。在数据获取时，属于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范畴的社会经济数据获取困难，把生态效益折算为直接经济效益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今后需建立和完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社会经济数据库，健全石漠化防治综合效益监测体系，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
行为科学主要贡献范文6
依据《中国营养学会奖励条例和办法》，学会将设立评选组织机构，评审管理委员会、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办公室等。评审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奖项的设立、评审条件和程序、实施细则以及评分标准等。
2014年底中国营养学会通过学会官网、邮件、微信等不同媒介形式向各省级营养学会、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以及相关单位下发中国营养学会优秀团队及个人奖评奖通知，该通知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奖项的评选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奖项评审全过程实行全程记录，根据《中国营养学会优秀团队和个人奖实施细则》，进行各奖项的终审结果为期一个月的公示，并决定于2015年5月16日举办的中国营养学会成立70周年纪念暨第十二届全国营养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公布获奖者名单。
中国营养学会优秀团队及个人奖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终身成就奖（含特殊贡献奖）、国际友人贡献奖、杰出贡献奖、杰出青年奖、先进工作者（含百名英才）、营养科学传播奖、优秀团队奖（含优秀科研团队奖）、营养促进贡献奖共8个奖项。
终身成就奖
旨在奖励在营养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本领域有代表性创新、论文或著作，在国内外均具有重大影响力；为中国营养学会或学科发展壮大做出重大贡献；曾获部级和（或）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年龄为80周岁及以上的曾担任副理事长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特殊贡献奖指曾经担任学会分会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的专家学者。
杰出贡献奖
旨在奖励长期从事营养学领域教学、科学研究、疾病预防、技术服务等工作，对学科发展和建设，以及推动我国营养学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参评人应具备下列条件（具备两项即可）：承担过国家科技支撑等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际合作项目等；以第一和（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0篇及以上，且单篇最高影响因子较高；获部级科研奖一等奖（前5位获奖人）或二等奖（前3位获奖人）；或省部级科研奖励一等奖（前2位获奖人）或二等奖（第1获奖人）；长期从事营养或营养相关工作，在该领域有重要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提出重要创新学术思想、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并获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杰出青年奖
旨在奖励从事营养学领域教学、科学研究、疾病预防、技术服务等工作，对学科发展和建设，以及推动我国营养学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参评人应具备下列条件（具备两项即可）：具有博士学位或中高级职称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承担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以第一和（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5篇以上，累计影响因子不低于20，单篇最高影响因子较高；部级学术组织二级学会委员会委员或地方学会常务理事；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承担部级教学课题、获得部级教学成果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主编国家规划教材者优先。
优秀团队奖
此奖项分为优秀科研团队和学会团队奖。参评条件如下：努力推动会员发展和组织建设，近几年本地会员人数增加较多，收缴会费的会员比例较高，同时为会员提供多方面优质服务；积极组织学术会议、专题报告、新知识讲座等营养专业学术活动；努力开展营养科学领域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在营养专业人才培训中成绩突出；主动开展营养科普宣传工作，在编写科普图书和视听节目、组织科普活动、宣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全国性营养学术活动、人才培养、会员发展、技术服务和科普工作等方面，能够及时将全国学会的工作信息传达给本地会员，并积极配合中国营养学会开展有关工作；在本地区科协系统所属的学术团体中表现优秀，团队成员结构具有相关性和互补性，团队成员之间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团队组织结构合理，在学科带头人带领下，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团队内部具有良好的学术民主和学风，能发挥每名成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营养科学传播奖
旨在奖励长期致力于营养科学的传播工作，善于运用各类传播手段，广泛普及权威科学营养知识，引导积极向上的营养健康风尚的科普专家。参评人应具备下列条件：5年内获得部级和（或）省部级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国科协、国家卫生计生委等）等称号；近5年内至少荣获一项学会或专业机构和（或）媒体颁发的营养健康传播奖项或年度影响人物等称号；近5年内多次参加大型科普讲座、录制电视节目、参加网络访谈，在部级和（或）省级主流媒体上发表科普文章10篇及以上；近5年内至少出版5部科普著作（主编或副主编）。
国际友人贡献奖
旨在奖励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对中国友好，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具备其一即可）：在中国营养学领域重大或重点项目的形成、解决学术、技术的关键问题；积极为中国培养营养人才，为中国引进国外营养智力和国际营养人才交流做出较大贡献者；为中国捐赠具有重要价值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在营养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做出较大贡献者。
营养促进贡献奖
此奖项旨在奖励和表彰营养行业相关企业，参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社会可信度高：具有名列前茅的企业规模，广泛认可的企业荣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及较强的号召力，社会公益形象良好的诚信企业；
2.社会责任感：有健康积极的价值观，以人为本，守法经营，回馈社会，促进健康，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支持营养事业的发展；
3.营养产品创新力：遵循营养理论设计产品，产品研发能力强，实践方面有开创性突破，有代表性营养产品，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为大众健康做出贡献；
4.营养知识传播力：举行较多大型的营养健康传播和学术活动，产品带动了新知识、新概念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