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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1
关键词：自然物；审美观；人格象征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63-02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人们的生活的方式、思维模式、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西方赋予自然物的人格象征所有异同，体现了中西人们的审美观的异同。本文将对汉英两种语言中人们赋予自然物、自然景象的人格象征进行比较，探讨汉英语言中体现自然景物文化的特征及体现的审美观差异。
一、对自然物的审美观
自然物是自然存在的质料层，人类在生活中运用自然物并与自然物产生一定的关系，并产生意意向作用层，即审美此在中的体验和反思。意向作用层对质料层的作用的结果就是对自然物的审美观[1]。把有某种特征的自然物与人的活动的表象进行类比，赋予自然物的人格化。中西方人们对自然界的许多自然物和自然景象赋予了极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
二、赋予自然景象的人格象征
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是人类共同经历的自然现象。自然物的人格化拉近了人类与大自然的距离，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某些自然物和自然景象被中西方人们赋予了相似的人格象征。但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中西国家的人们给予另一些自然物和自然景象的不同的人格象征，反映了各自的审美观。
1．赋予相同自然景象相似的人格象征
在社会生产力及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全人类常常从自身出发用类比方法去理解外部世界，便产生了对自然界人格化过程。自然崇拜主要是指人类对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等自然现象的崇拜。他们将自然物和自然力看作有生命、有意志与伟大力量的对象而加以崇拜[2]。太阳神崇拜在中西的神话中都都被化身为辉煌壮健的男性，能统治万物。所以，中文用“他”、英语用 “he”来代表太阳。月亮在早期人类心目中的形象是娴静、动人的偶像，被中西方人们赋予女性温柔的特征。上古人还认为，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她能为人类带来万物，所以中文用“她”、英语用 “she”来代表月亮和大地。例如：①The sun never repents of the good he does, nor does he ever demand a recompence. ②The Sun God smiles as he rows his boat across the sky. ③Selene, the goddess of the moon: does she shine on men only? ④Gaia, more frequently spelled Ge, was the Earth. She is rarely even referred to as a deity, she is more a power.在中文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表达，如“天无二日”中的“日”指太阳，比喻男性君王。意义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古时比喻一国不能同时有两个国君。“月亮姑娘”“花容月貌”“大地母亲”等体现了月亮和大地的代表女性的人格象征。
由于地球的70%是被大海覆盖的，所以在中西方人的眼里，大海成了能包容许多物体的象征，代表着思想开放、心胸宽广的人物个性。中文“海纳百川” 形容人的度量、气度、胸怀之宽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说人的心胸要宽容无私，要能够正视一切的流言蜚语。西方人喜欢用海来作为生存体验和文化意蕴的象征。英国诗人John Fowles曾经写到Sea can be subtle and noble, brave and energetic.[3] 中国人把山看成是生命境界与人格理想的象征。不仅山本身是寄托文化理想的象征物,与山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来隐喻人生应有的道德方向。譬如，“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山下有风,君子以振民育德”。美国现代诗人哈姆林・加兰的自然诗《山岳是沉默的勇士》是对山岳伟大而沉默精神的礼赞：The mountains they are silent folk/ They stand a far--alone/ And the clouds that kiss their brows at night/Hear neither sigh nor groan/Each bears him in his ordered place/As soldiers do, and bold and high/They fold their forests round their feet/And bolster up the sky。西方诗歌中的“山水象征人格”，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山水比德”观，中国人认为山能让人学会宽容，水能给人以睿智，因而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4]
2．赋予相同自然景象不同的人格象征
不同的地理位置、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导致中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从而他们赋予某些相同的自然景象不同的人格象征。例如，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西风给中西方人们不同甚至相反的审美感觉。在英国，西风来自大西洋，给人们带来暖春的感觉，以至英国诗人喜欢赞扬西风。例如，John Mansfield的诗The West Wind 中写到：It's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 And April's in the west wind, and daffodils. [5]这首诗表达了对西风的喜爱。 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写尽了西风的气势，实际上是在呼唤一种人文精神：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5]英国人看到西风，联想到冬天，进而联想到春天。这是在呼唤和预言着某种社会变革，西风象征了革命精神、改革、新生的力量。但是在中国，召唤春天的是东风。东风，起自太平洋，初春登陆，风势逐月增强，初春时东风称春风，特性温暖。“春风又绿江南岸”体现春风之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体现了春风之活力。中国的西风来自寒冷的西部大陆，多出现在秋、冬天，导致花草树木枯萎凋零，所以中国人赋予西风是冷酷无情的人格象征。如“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就可见西风的残酷无情。
二、赋予自然生物的人格象征
自然界中绚丽多彩的自然生物是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以自然生物喻人、借物言志在中国文化中极为普遍。英语国家受西方古典神话和历史文化的影响，给自然生物一些寓意。
1.自然生物相似的人格象征
由于人脑的生理机制和思维能力是相同的，受共同的认识规律的影响，中西民族赋予一些自然生物相似的人格象征。例如，老鼠象征小偷、贼等心术不正的人，汉语有“鼠头鼠脑”“贼眉鼠眼”词语指代坏人，英语的“rat”在《牛津高级英汉词典》解释为“a disloyal and deceiving person（不诚实的人）”，认为鼠是撒旦的化身。在汉英文化中，月桂都象征着胜利和荣耀，将月桂编织成“桂冠”，奉献给荣誉最高的人。英文laureate 指桂冠，win laurels意为得到荣誉。中英语中一些词的喻义一样，如：玫瑰象征幸福与美好，橄榄枝象征和平等。英文a bed of roses 比喻愉快舒适的生活，rose- colored(玫瑰色的)象征乐观、愉快。汉语也有“玫瑰色的梦”（美梦)、“玫瑰色的前程”(美好的前程)等表达法。
2.自然生物不同的人格象征
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神话等不同，中西方对某些同样自然生物联想到的特性和所引起的情感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中国，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象征清廉正直、超尘脱俗。花中魁首牡丹是富贵荣华的象征。中国人对这些花木的褒扬是西方人难以领略的。另外，英文中lily（百合）还象征“美貌”，如lilies and roses(花容月貌)，as fair as a lily(美如百合)，在汉语中百合却无法引起此种联想。在汉文化中，垂柳表示依恋，而在英文中weeping willow(垂柳)则表示悲哀。由于审美观的不同，中英人们侧重点不同。在汉语中，用兰花喻指清高雅洁的君子，用竹子指代高风亮节的志士都着眼于花木的神质气韵与人之道德灵魂的契合。兰花 “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的精神气质象征不为贫苦所动摇仍坚定向上的人格。西方人注重物体的外部特征与人之外貌的联系，如：cabbage head和pumpkin head均指傻瓜；tomato比喻美貌女子。这些形象的比喻着眼于本体和喻体相似的外在特征。
总之，中西方国家在各自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历史发展影响下，其思维特点、审美观存在一定的差异。中西方赋予自然物相同或不同人格象征意义说明东西方国家对各类自然物有独特的认识，丰富人类的语言知识，因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促进中西的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 谭容培.自然美归宿存在诗化之路[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2] 古代宗教文化与神话
[3] Miller, Barbara. Cultural Anthropology[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214
[4] 陈颖，从西方自然诗看自然的启[J].江汉论坛,2007(6)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2
【关键词】园林文化中西人与自然
中图分类号：TU986文献标识码： A
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是价值观念。园林,在中国称园、囿等,西方称之为Grden、Park、Landscape 。园林艺术是表达人与自然的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一种物质手段和精神创作。中西园林发展成各自的独立体系,均与其文化内涵的各方面存在相当的差异有关。
1从文化土壤看中西园林
西方园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尼罗河沃土冲积,适宜于农业耕作,但因其每年泛滥,退水后需丈量耕地而发展了几何学。古埃及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用之于园林设计,是为世界上最早的规则式园林。萌芽时期的西方园林体现着人类为更好地生活而同自然界的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精神,它来自于农业生产者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人定胜天”的观念、理性的追求已体现在西方园林之中。
中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在几千年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中国园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园林体系。由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帝王的封禅活动,人们尚未建构完全自觉的审美意识。然而“师法自然”作为中国园林一脉继承的基本思想已扎下了根,它以自然为审美对象而非斗争对象。这一思想形成过程是基于人顺乎自然、复归自然的强大力量,这种朴素的行为环境意识是由稳定的文化固有思想决定的。
2 从文化特征看中西园林
哲学是中西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园林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要探求园林,就必须针对文化现象(即园林) 背后蕴涵着的文化精神及思想基础进行探讨。
2．1 思维方式
中西园林的迥异首先表现在中西方在思维逻辑上有很大差异。西方注重形式逻辑,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在建筑、园林中,都体现得十分清楚。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较西方发达得多,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总体观念和对立统一观点。儒道两家都注重从总体来观察事物,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老子、孔子都注重观察事物时的对立面及其相互转化。古代中国人把这种宇宙模式的观念渗透到园林活动中,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群体空间艺术。
2．2 价值观取向
中西园林的不同还可以在中西方各自的价值取向中找到原因。西方文化重视对自然“真”的探索并不断创新,是一种科学价值取向。这种理性的思维促使西方园林在各个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西方园林在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是唯理主义的一种表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向往更合乎“理性”的社会秩序,认为理性的东西才有价值,园林中提倡明析性、精确性和逻辑性,提倡“尊贵”和“雅洁”,强调人工美高于自然美。这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美学价值观,它充分体现了西方人改造自然的创新价值。
中国的自然风导致造园艺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同样达到,古代中国,道家思想具有特殊的品格。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下,人的价值赋予了自然,导致了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
2．3 人文思想
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中方学者,虽然在具体价值评判上有所不同。但仍一致认为,中西方的人文精神是造成中西园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农业种植及灌溉发展到古希腊整理自然、使其秩序化,都是人对于自然的强制性的约束。西方园林经过古罗马、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法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一直强调着人与自然的抗争。这是因为从思想上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原子论世界观对西方人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同古希腊的原子论背道而驰的,所以古代中国就没有象希腊那样的自然观。在中国文化中,神本主义始终不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人本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基调。
3 中西园林的差异
3．1 造园思想
从老庄哲学开始, 理想失落的士大夫阶层不是顺应外界的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 而是无视外界变化, 在内心里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与这种人生哲学相关的审美情趣, 则是追求一种文人所特有的恬静淡雅。不能时时遨游名山大川, 藏身山林, 便在市井中辟园林, 理水叠石, 作山林之想。园林的创作原则即山水画论中的“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所谓外师造化, 即以自然山水作为创作的楷模; 而中得心源, 则是指并非刻板地照搬照抄自然山水, 而是要经过艺术加工使自然升华。艺术处理上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 进而达到情感、精神的超脱。像西方那种“几何审美”观在中国古代绘画和园林中几乎是全然不见的, 与之恰成对比的则是倾心于自然美的追求。
在西方,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认为艺术美来源于数的协调, 不管在什么种类的艺术中, 只要调整好了数量比例, 就能产生出美的效果。在这种“唯理”美学思想的影响下, 西方园林追求传达一种秩序和控制的意识, 有时与园林之外自然界那明显的“杂乱无序”或“难以驾驭”形成对照;有时与园林之外城镇或都市的骚乱相关联; 有时则与同花园相接的住宅生活的繁忙和紧张有关。这就是规则式花园的由来。通常, 这类园林可包含花木、喷泉、精心制作的雕塑等要素, 以传述一种快乐、华美或奢侈的附加意识, 与环境特征―― 自然界、城市或家庭形成对照。路易十四( 1680 年) 的园林中有一种对规整性的极度要求, 20 世纪的“波兰次曼”园林中则有对华美的强求。
3．2 造园材料
由于造园艺术的全部内容是靠物质材料( 自然材料和人工材料) 来体现的, 是一种物化了的艺术形式, 因而, 中、西方造园艺术的差异比之其他艺术门类无疑会有更多的更直接的物质方面的原因。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有众多的名山, 这是造园家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中国也是盛产石材的国家, 造园家利用不同形状、色彩、纹理、质感的天然石, 在园林中塑造成具有峰、岩、壑、洞和风格各异的假山, 唤起人们对于崇山峻岭的联想, 使人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群山之中。因而, 假山成为中国古代园林中最富表现力和最有特点的形象。西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则为西方规则式园林的起源提供了造园的物质基础。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公元前3000 多年, 古埃及在北非建立奴隶制国家。尼罗河沃土冲积, 适宜于农事耕作, 但国土的其余部分都是沙漠地带。对于沙漠居民来说, 在一片炎热荒漠的环境里有水和遮荫树木的“绿洲”乃是最可珍贵的地方, 因此, 古埃及人的园林即以“绿洲”作为摹拟的对象。尼罗河每年泛滥, 退水之后需要丈量耕地因而发展了几何学。于是, 古埃及人也把几何的概念用之于园林设计。水渠和水池的形状方整规则, 房屋和树木亦按几何规矩加以安排,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整式园林。
3．3 建筑物在园林中的地位
在法国, 建筑统率着园林。不但建筑物在布局里占着主导地位, 而且它迫使园林服从建筑的构图原则, 使它“建筑化”。黑格尔在阐述西方古典园林时说:“……最彻底地运用建筑原则于园林艺术的是法国的园子, 它们照例接近高大的宫殿, 树木是栽成有规律的行列, 形成林荫大道, 修剪得很整齐, 围墙也是用修剪整齐的篱笆来造成的。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为一座露天的广厦”。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西方古典园林无论在情趣上或是构图上和其他各类建筑所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不但花园, 甚至连林园都建筑化了, 道路、水池和小建筑物把几何格律带进了林园。在花园里, 人们并不欣赏树木花草本身的美, 它们只不过是有各种颜色和表质的材料, 用来铺砌成平面的图案, 或者修剪成圆锥形、长方形、球形等等绿色的几何体。花园的美, 是这种图案和几何体的建筑美。在中国, 建筑并不一定统率园林, 尽管江南私家园林中建筑物占有较大的比重, 但在园林里面, 还是园林的构图规则统率着建筑, 建筑物只起点缀风景, 或供游客驻足赏景、小憩娱乐之用; 自然本身还随着湖石、竹树、流水等等渗透到建筑物里去, 迫使建筑“园林化”, 随高就低, 打散体形, 并且向自然敞开。人们欣赏的是树木花草本身的美, 不但欣赏它们的自然形态, 还欣赏它们的生命和“人格”。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3
乒乓球运动最讲究全身心的和谐：心到、眼到、手到、脚到，缺一不可。同时又最注重球与球拍摩擦的和谐，稍有差池，效果就适得其反。因此，乒乓球运动从运动性质上讲是一种典型的和谐运动。它不象足球、篮球那样有强烈的身体碰撞，也不象棋类运动一样用脑不起身。一个优秀的和谐运动高手，象马琳、李娜、林丹，都称得上是高明的太极推手。而太极拳正是最典型的和谐运动的代表，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文化的产物。乒乓球、网球、羽毛球、都是泊来品，但一旦传入中国，与太极拳运动相结合，受到和谐文化的哺育，便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绚美无比。本文限于篇幅只就乒乓球的文化含义做一肤浅的探讨。
一、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是“和”，儒、道、释这三家思想皆崇尚“和”； 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佛教追求人心向善的心理和谐。中国体育文化显然受到这三家思想的深刻影响，相对于西方崇尚“竞争”而言，中国体育文化则吸收了中国哲学的尚和精神，将“以和为贵、天人合一”贯彻到底，强调世间万物的“和谐”， 反对争斗；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运动模式。
西方体育文化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母乳下形成并发展的，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趣味性方向发展，表现为追求自由和个性完美，重力量、速度、形体之美；追求“强与险”，张扬个性，强调独立。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人体胜于重人格，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考虑体育的价值。在竞赛中“崇尚个人精神”、“颂扬个人优胜者”，个体本位是个人精神的文化哲学。它以个人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注重个人的意志和权利，国家是有益于个人幸福的保障。强调个人尊严不可侵犯，提倡个人独立思考、有判断和做出选择的自由，强调自力更生、自我完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1］
（一）“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与天相合，才能体会冥冥之中的宇宙之道。而体道的过程就是一个修养身心的过程，孔子强调的人格修养，孟子的修身，庄子的心斋……都是在做一种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工作，也就是要实现自身的和谐。所以中国体育文化也强调“修身养性”的健康观，强调良好的身体状态是身心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运动过程中， 追求“形神兼备”的和谐统一。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论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黑格尔，抑或是20世纪的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没有摆脱过这种两分的思维模式，原因即在于西方人一开始就强调人应该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凸显自身的力量和价值，人应该征服和改造自然，有统治自然的权力。故西方体育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非此即彼的“极端化”倾向。在体育的功能结构上出现身心分离的矛盾化发展倾向，更加注重追求体育对人竞争与超越意识的发展、体育惊险性、刺激性等特征体验， 强调体育价值中实效性和适用性。
（二） 和谐养生与崇尚竞技的体育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受和谐文化精神的影响，中国人体现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的内敛含蓄的文化性格。因而和谐养生就成为古人一致的追求。与西方有别，中国传统体育不刻意追求外在的负荷强度与肌肉的收缩方式，而是力求通过和， 使人体与自然相互交融， 汲取日月精华， 天地灵气， 达到五脏通达， 六腑协调，进而实现“澄心如镜”、“静悟天机”的至高境界。而西方文化则力求现实的功利， 把“利”与“力”作为追求的目标， 使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努力获得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个人主义是西方体育的一种主导精神，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价值标准，它充分肯定运动员的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体育的文化精神到文化的行为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影响到西方体育运动比赛中技战术的运用和选择。［2］63
在运动竞技过程中，中国体育文化传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价值观，注重身心的修养和运动的娱乐性，强调“人化、和谐”的评判标准。而西方则把运动的“竞技性”作为其体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力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竞争精神，提倡公开、公正、公平的竞技。
（三）身心和谐统一与身心对立分离的体育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自身是一个和谐的系统，在处理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时，坚持用“中”的方法，使身心相互匹配协调，在身体的修养中不放弃精神的纯化。依此精神，体育的超越性目的在于达成人性的完善，使生命复归其本然状态，消弥身体与精神的失调，促进个人身心的完善，为人生构建一种协调、统一的存在方式。所以，体育只是一种修养方式，而不是张扬自我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因为人正是通过外在的身体活动实现了内在精神境界的提高。［3］这正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现展趋势。
西方体育文化中，较注重运动和肌肉健美，体格强壮，注重对人体外形的颂扬，强调身体的外部获得；提倡对人体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锻炼各部分的机能水平，美化人体的形象，［4］ 而忽视了人心灵的修养，精神的提升，是一种身心分离的体育价值观。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在乒乓球竞技运动中的融合
（一） 中西方体育文化价值在乒乓球文化中的融合
以和谐竞争为价值取向的观念自始至终都贯穿于乒乓球运动的实践中， 乒乓球运动视“身心和谐”为真， “人际和谐”为善， “天人和谐”为美。
乒乓球运动中蕴含着人与工具、群体与个体、交往与沟通、竞争与协作(双打项目)、控制与反控制、应变与创新等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并充分表现着现代人超越自我、张扬个性和对身心全面发展的文化品位追求。［5］也正是因为它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社会文化意义， 才使它在我国得以健康、迅速、强势地发展。
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健康、迅速、发展成为国球，并在国际上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与乒乓球运动自身文化特质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价值标准的有机融合有较大的关系。中国体育文化以“和合”思想为基础，强调运动必须包容不同的方面并且不同方面应当相互顺应，避免冲突。而乒乓球运动具有不受年龄、性别、职业、地位和阶层的限制和不直接发生身体对抗与冲突的隔网运动等特点， 它既是一次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所强调的“包容不同的方面”价值标准的发扬光大， 又是一次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乒乓球运动自身文化特质的自然融合。由于乒乓球是一项不直接发生身体对抗和冲突的隔网运动， 所以它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所强调的“避免冲突”这一价值标准相吻合。双方能在“和谐共处”的气氛中展开激励竞争， 这一运动特点与中国人追求的“和谐发展”的文化性格相一致。纵观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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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合”思想处处可现，例如，球拍的正胶与反胶、攻与削的平衡、速度与旋转的对抗、控制与反控制，速度的快与慢、力量的轻与重、落点的远与近等等。无论从使用的工具还是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始终贯穿着“和合”之思想。一方面， 它是在“和”的基础上注重自由竞争、平等竞争、规范竞争，弥补了我国缺少竞争意识的传统体育和谐养生文化的不足；另一方面， 它是在竞争的环境中重视“和”，强调以和谐为中心的和睦、和美、和平， 完善了来自西方强势竞争文化中缺失的和谐，体现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6］从而使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乒乓球运动，在经过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自然碰撞与冲突中走向融合，逐步形成了“和谐竞技”的乒乓球文化价值标准。
（二）文化视角下我国乒乓球文化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一词最早出自1994年克林斯等撰写的《基业长青》的专著中。认为， “核心价值是一个组织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具有内在性，被组织内成员所看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乒乓球运动的核心价值是居于乒乓球文化的基础和支配地位的思想要素， 是乒乓球运动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乒乓球运动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不可替代的、最基本、最持久的价值特征， 是乒乓球运动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是乒乓球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确定乒乓球文化的核心价值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乒乓球运动“最基本和持久的信念”；二是乒乓球运动的“特质”；三是乒乓球运动“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述确定乒乓球文化核心价值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国尤其是在后奥运时期乒乓球运动的核心价值应确定为： 夺标育人， 和谐发展的和谐竞技观。
乒乓球运动是在继承和发扬奥林匹克思想，融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合理内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夺标育人、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竞技”文化思想体系。首先，“夺标育人”能在运动中满足人的娱乐和发展的需要， 是构建乒乓球竞技核心价值的“基础”，是乒乓球竞技最基本、最持久的信念和特质。其中夺标是客体，能满足人正常的宣泄、冲动和的娱乐需要；育人是乒乓球竞技的主体、核心和灵魂，能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夺标与育人不能分割， 育人不但能够主动抵制夺标的异化(避免产生负价值)， 还能使其产生积极向善的价值（产生正价值）以充分体现竞技具有的公平竞争， 和谐有序的游戏精神。其次， “和谐发展”是奥利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崇高理想， 是中国与世界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 它进一步地体现了竞技具有的自由参与、公平竞争、和谐有序的游戏精神， 是竞技“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7］ 这种以人为本的竞技思想把夺标育人与和谐发展统一起来，建立了一种既有普世性又有民族性的“和谐竞技”思想，是我国乒乓球文化的核心价值。
三、我国乒乓球运动“和谐竞技”思想的发展
（一）完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奥林匹克主义是现代奥利匹克运动最为和谐的观念，是指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根本思想。“奥利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利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的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的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3］我国乒乓球运动的价值观与现代奥利匹克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内在一致，是追求身心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扬弃了西方体育文化中“身心分离”的体育价值观，是我国传统体育养生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二）促进社会诸要素的和谐发展
和谐是中国人文精神与奥林匹克思想所共同追求的人类理想境界。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全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体育界明确提出了“三个协调发展”的思路，即体育与经济协调发展、体育与教育、文化等的协调发展、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8］ 协调所要解决的是关系问题。要使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在学校体育中协调发展，就要对竞技体育子系统和全民健身子系统内部的关系，竞技体育子系统、全民健身子系统与学校体育系统的关系， 以及学校体育系统与整个社会体育大系统的关系进行不断的调整，使之能够保持协同。［9］要做到这一点， 就需要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系统工程的方法， 进行整体的运筹和规划，构建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工具）等和谐发展的世界。乒乓球运动通过协作、对抗与竞争，达到人自身、人与工具、群体与个体、交往与沟通、竞争与协作、控制与反控制、应变与创新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和谐发展。
（三）创建美好和谐的世界
奥林匹克思想的核心内涵是追求世界的美好与光明。我国乒乓球运动是东西方文化的深入交流与融合，是东西方人文思想与和谐精神在体育领域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充分贯彻和深刻体现，是“更快、更高、更强”与“和平、和谐、友爱”的统一。［3］“和谐竞技”理念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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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4
教育应该从广泛的定义来研究，如果以学校教育来定义全部教育的职能就过于狭义。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社会、国家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不能只以学校教育阶段作为教育功能的全部概括。如果把教育看得狭义，就是使教育与人生脱节。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的青年，刚刚进入社会，就失去了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完全不同本质的环境。如果在家里没有教育，进入社会也没有教育。青年一出学校，看到社会全不是学校教导的内容，就会感到不适应。这样子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和其他部门隔离了，成为了远离社会的“象牙塔”。因此，教育实施不应该只限于青年，教育阵地不应该限于学校。作为新时代的教育，更应该从中西方历史发展中，积极寻找教育的真谛。
一、西方的教育起源与特点
西方教育源自于古希腊文明，那时候希腊社会上有一批“哲学家”，或者称为“诡辩家”担当教师的角色，通过作露天演讲和相互辩论的方式教育青年。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他重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但实际上，他也只是用诡辩的方式启发学生的思想，只为了求得公众认同的结论。柏拉图是其继承者，他写的《理想国》详细地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主要主张把人分成几种，如第一级的哲学家，其后包括军人、商人、农民等等。政府凭借测试对人的天性进行分别。国家的统治归属于哲学家，一切教育都需要配合哲学的道理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把教育作为工具，配合政治需要，以国家政体为重。提倡“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完全配合国家政体。”
古希腊教育主要是建立在哲学和诡辩的基础，这种教育显示出很多弊端。哲学家则作为教师通过演讲和辩论的方式进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体现出教育效果。随着马其顿很快地吞并古希腊，就更无法建立有效地教育改革。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教育的权利完全掌握在基督教教会手里，僧侣成为教育工作者。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要求信众把认识间的一切献给上帝。中古时期过后，近代意义的国家成立了，开始有国民教育的建立。这是近代意义的国家政府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利。把个人教育专以政治需要为前提，由政府专门为其所需要对国民制定教育方针。这种教育就是以“政治”决定“文化”，完全扼杀人的自由发展权利，教育成了政治的附属品。在历史上，普鲁士就是推行这种极端政体教育国家的典型。小学教类似于军事教育。在这种政体教育存在极大的弊端，容易造成国民无创新动力和严重缺乏积极性，教师无法发挥教育的最大功能。
因此，西方人在“宗教教育”和“政体教育”之外，还有可以体现出西方大学教育最高标准的“个人自由教育”。这种教育重在传授知识，追求真理，从知识真理一直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在现实社会中，知识与职业教育是平等自由竞争，实际上成功的只有少数。失败的必然占大多数。在失败者内心对产生家庭和社会的怨恨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这种个人自由的教育，对社会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也存在弊端。西方为此还提倡“宗教教育”、“政体教育”和“个人教育”相结合。青年人在学校毕业之后，进入社会，成家立业，负起一份生活费用。在社含上有成败。可是一到进入教堂做礼拜，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平等。这种宗教修养在全部日常人生中有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教育与人文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的广义教育都特别看重“人文精神”。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都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任何一派学者都是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孔子和儒家学者所提倡一种教育思想，和西方的宗教教育、政体教育、个人教育各不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进而创造了中国社会的“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
这种教育蕴含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和西方的宗教精神有本质上的差异。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教人在此生做一位圣贤，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和最高信念。不同的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同时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儒家的教育理论，提出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都感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能自由地获得成功和满足。西方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是神父。中国最受人尊重的是“先生”即“老师”。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神父的背后是上帝，孔子的背后则是中国人所称的“道”。所以，俗话常说：“要尊师重道。”“道”常常寄托在“师”，体现在老师的“立德树人”身上。西方人的“道”，是寄托在神父，来自于上帝的信仰。“道”在儒家思想中，有高于一切的地位。因此从“道”来看世界，则一切平等。即使高贵如皇帝，亦要尊师重道。在孔子庙堂之内，皇帝和百姓都平等了。故儒家教育，其精神和效用，实在可以比拟西方的宗教教育。我国没有像西方宗教，如果没有注意发展传统的教育，专门进行教育，容易走上极权政治，其势必引起社会的不满情褚。
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代表的是“法统”，教育代表是“道统”道统的地位高于法统。政府官员需要遵守法统，士君子宣扬道统。“士”则由儒家精神中培植而来。汉高祖统一中国，路经山东，首先到曲阜拜访孔子庙。东汉时期，刘?匚?太子时，张辅为太傅。后来即位为汉章帝，巡狩泰山，当时张辅为东郡太守。帝到，太守自当迎接。汉章帝说：“今天我们相见，应先行师弟子之礼。于是张辅在上坐，皇帝在下坐，执书请教。然后再改行君臣之礼，帝上坐，太守谒见，报告政事。这是代表法统尊严的皇帝，也需要表现地位低于在代表道统的师之地位。也就是说皇帝要做人，也要讲道德，也要尊崇人格尊严，就也得要尊师重道。
宋代时期，佛教思想失去了领导地位，儒家“士君子”精神重新成为主导地位。那时候的教育影响下，中国人不再想“成佛”，仍想做“圣贤”。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范仲淹，秀才时期，他已在其内心以天下为己任。他曾扬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充分表示出“士君子”的传道精神，即道德人格之真实尊严。中国教育之“道”，不是为自己打算，而是为天下，乃至为后世打算。它是“人文精神”，一种先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它具有“宗教精神”的特色。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之最高意义。当时王安石名满天下，宋朝皇帝请他教学。王安石要求自己坐讲，皇帝立听。人问之，对曰：“我坐而讲，皇帝立而听，我并是要皇帝尊重我个人，是要皇帝尊重我所讲的‘道’。”“师”代表着道，所以要“重道”，必得要“尊师”。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在力争“道统”应该高于“法统”传统思想。
三、结语
任何一个社会的教育，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否则，在银行工作的只知敬重银行行长，在医院工作的只知敬重医院院长，这将会使得社会自然四分五裂，必然引起派系争端。在广义教育方面，教师不仅教会小孩子读书写字，教会青年人谋求职业，而是在教育整个人生，这种终生教育需要一个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此种教育才能使的社会不出现各有距离，又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社会才会团结和谐。
这个大家共同愿意受教的对象，不能把政治上的最高权威者来充当，这样只会造成盲目的个人崇拜主义。同时这一个最高的目标对象，又须人人都可以达到，否则只会变成了一个宗教神灵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教育的中心便是“人皆可以为圣人”的道理。“圣人”只是一种人生境界，而这种境界是人人能做的。只有如此，才能人人自由和平等。圣人只以人格高卑，不分职务大小。天地只要不能没有这个职责，那这个职责便就能成为圣人，这就是“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皇帝也同样的向圣人。因此，满清入主中原的时候，既崇拜孔子，又崇拜喇嘛。拜孔子，用来拉拢汉人；拜喇嘛，可以拉蒙、藏民族。若只崇拜满洲皇帝，清政府也不能持续两百余年的政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圣人的崇拜高于了喇嘛的崇拜，因圣人是一种境界，人人可做，那才是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是人心所共同要求的教育最高理想对象。
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5
关键词：设计理念；文化；传承；创意
世界文化艺术设计各种流派主张的理念源于其文化内涵的传承和艺术精神的弘扬。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乘中国经济强劲发展之东风，海纳中外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着力打造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之品牌，建设一流设计团队，以跻身世界现代艺术设计高峰阵容。
设计是一门艺术，是人类美化生活的活动，其艺术价值在于创造。设计源于生活，以艺术的形式、美学的观念和技巧来表达蕴藏的思想和创意。同时也是一项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经济活动，需要发挥创意。“艺术”是为表达个人的思想与情感进行的创作。设计和艺术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
中国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现代艺术设计起步较晚，缺乏相应的文化和艺术的造诣。艺术设计理念受西方设计影响至今。反观西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包豪斯设计理念，主导西方设计的现代化进程，主张艺术与技术统一，实践能力与理论素养并重，强调设计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等思想。包豪斯设计理念掀起世界范围的现代设计革命，使西方设计理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现代设计中的“以人为本”就是古希腊哲学强调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以人为贵”的思想。
文化是历代人类文明积累的精髓，代表着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度的精神面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断包容了不同时代的新观念，在不同的时代衍生新的文化与思潮。从文化史和艺术史的角度看，西洋艺术现代派产生之前的流派为“传统”，属于不同时代的西洋文化传统。工业革命之前，属于传统设计。西方现代工业的变革和发展催生了现代设计。而现代工业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外来文化。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自然将设计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当代中国艺术设计的理念涵盖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和新设计的思想。
时至今日，中西方文化的艺术思想、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导致中西方设计理念存在着巨大差异，怎么摆脱日趋西方化设计理念的影响，在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中，寻求属于中国人的现代设计理念，笔者认为要在文化与设计两个方面传承创新，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现代设计理念。
不同的地域由于其发展程度的不同，思想观念必定会形成差异。文化冲突显而易见，比如东西方在表达同样的含义用不同的方法，西方人在表达意思时非常直接，开门见山；东方人在表达意思时则比较含蓄迂回。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吹祖宗，美国人吹自己。中国文化蕴涵包容的思想，强调和谐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中国人特别是搞艺术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古代文化总是津津乐道，对现代事物，特别是做人做事很低调，个人意识淡薄。由于历史原因，美国人做人做事则很高调，自我崇拜，对现实的人和事高调且张扬，个人意识很强烈。究其原因，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文化艺术的主张。中国人认为艺术家的人品好才能创造好的作品。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品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涵和人们欣赏的角度。中国儒家思想形成传统价值的理念是“以德为本”，评价艺术作品首先注重的是设计者的德行，其次才是作品艺术性、经济性等情况。设计者首先注重的德行出现问题，其作品肯定是不被认可的，于是乎中国一部分从事艺术的人群开始追求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希望“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因此，许多从事艺术设计的人很在乎政治头衔，显示出想跻身社会上层的政治企求。一部分颇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也弃艺从政，成为政府官员。一部分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则追求个人的仕途，而荒废了艺术。从而从整体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念的形成，以至于好的文化艺术设计作品不多。由于落后的理念，生疏的技艺，缺乏现代设计理念和创新意识的作品大量出现在文化产业的市场。相反西方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突出的艺术造诣，凸显的创新意识，好的文化艺术作品数不胜数。西方设计伦理道德认可和法律保护流行的先进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则带动其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人特别是从事文化艺术的人，多数具有崇洋与固步自封的双重潜意识。西方先进的现代设计理念是大多数中国艺人追崇的目标。中国的设计作品被西方化的倾向比较普遍，且被视为高水准的艺术。另外，设计者长期受其文化的影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进取意识薄弱，安于现状的心态导致不少抄袭模仿，剽窃别人艺术成果的事件发生。由于文化事业向文化产业化的转轨变型，功利性变强，学术性相对弱化，极大地制约和影响艺术设计好的作品问世。拜金思潮导致文化产业秩序比较混乱。从中外艺术设计发展看，尽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但从人文精神和经济活动的角度看，从事艺术设计的观念趋向融合，呈现世界文化兼容混合的趋势。
关于文化的传承，中国奉行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传统文化怎样融入现代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天人合一”的思想，其文化内涵结合现代精神诠释出来古为今用。中国画、陶瓷、剪纸等传统文化艺术至今享誉世界。对外来文化，本着洋为中用的基点，包容吸收和学习外来文化精髓，将中外传统文化融入设计，形成“中国风格”的现代设计理念。
设计源于生活，离不开文化和创意。创意是艺术设计的灵魂，衡量设计者创新能力可从心智模式和能力结构两个方面考察。心智模式指由个人经历、工作经验、知识素养、价值观念等形成的较为固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行为习惯。人的定势思维即习惯性思维，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却不利于创新。当面临新情况时，就会形成一种“思维枷锁”，妨碍创意的产生。如果能弱化思维定势，就能获得创意。中国艺术设计由于受其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设计中个人主观能动性比较薄弱，特别是创新不够。反观西方现代设计中个人主观能动性则发挥淋漓尽致。中国港澳台地区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因素，融合中西文化，现代设计和创意文化推动其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纵观中国现代设计，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大量地优秀设计人才汇集于此，利用地域经济、文化、人才资源及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创意设计人才，倾力打造中国内地“设计之都”。在中国现代设计整体水平落后西方现代设计的情况下，北京、上海、深圳的现代设计从理念到产业状况可以说接近或达到西方现代设计的水平。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国际水准的现代设计对深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当数量融合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的作品问世，带动内地现代设计产业规模的壮大与发展。
中国艺术设计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特性是中国设计的优势。中国艺术设计走国际化改革思路，形成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现代设计风格，在设计理念上，与国际观念同步。其设计理念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现代文化，领会其文化内涵，运用现代设计的各种方法将中国文化内涵充分地表达出来，用特色的设计文化，创造出体现时代精神、生活风貌、满足人们需求的高品质文化艺术作品，衍生新时代的文化与思潮，让中国艺术设计这朵奇葩绽放在世界文化艺术的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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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文精神的差异范文6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在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精华的同时，摒弃其落后的，不适应现展的东西，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展的结合点，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讲亲和的唯物辩证思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还可从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空间组合、构图手法、意念表达等方面有所启迪、有所继承和运用、有所发展创新，不断探索传统建筑思维与现代建筑思维、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结合到现代建筑文化之中。
注释
①陈立旭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第142页
②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第65—66页
③杨永生．建筑百家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