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例6篇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1

本章复习的重点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假象;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统一;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实践标准;真理和价值,党的思想路线及意义。

本章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三个: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二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特别是感性认识要有理性认识的指导的原理,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切歪理邪说的一个重复特点就是夸大感性,拒绝理性。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本章与当前实际联系紧密,如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都是历年来哲学命题的重要内容。如2000年理科多项选择题第17、18题,辨析题第30题,2001年文、理科论述题第34题,2002年理科第2、16、31题,2003年选择题第3题,2004年分析题第34题,全部考的认识论的内容。从近几年试卷来看,这部分常考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辨析题和论述题。特别是关于本章的论述题,五年中,理科考过三次,即1998年第27题,1999年第33题,2001年第34题,文科考过一次,即2001年的第34题。

本章2005年大纲新增知识点: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2

关键词:瞿秋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由自发变为自觉。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向导》、《新青年》季刊、《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建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还把上海大学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国共产党在该校设立社会科学系,许多共产党人担任主讲教师.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更为全面,不再限于仅仅介绍唯物史观,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和理解,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始进入规范化阶段。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受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很大。日本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并不全面.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概括为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大多数学者,无论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都受到日本理论界这种观点的影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较深的也不例外。试图用进化论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链条把马克思主义体系整合起来,这同日本理论界三大部分平列的观点相比,要深刻一些,但的说法毕竟不够准确,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际。瞿秋白精通俄文,在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从另外一个渠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似乎没有受到日本理论界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比等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

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之概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互辩律的唯物论,二是历史唯物论,三是经济学说,四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四部分不是平列的关系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理论体系。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瞿秋白十分重视互辩律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解释宇宙一切现象的方法总论,总合各科学的方法而说明人类知识能量的认识论”。至于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总起来说,互辩律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宇宙观和统一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是其在具体研究领域的展开,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瞿秋白提出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得到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正确概念,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就限于唯物史观及其经济学说”。

瞿秋白所说的“互辩律唯物论”(有时他也采用音译“第亚历克蒂”),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称谓。他不喜欢“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从日文套用过来的译名。想创立一个新的译名。无奈“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在中国思想界流传开来,成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哲学术语.已很难再作变更。因此,瞿秋白的互辩律唯物论的提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事实上,瞿秋白的四分说同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概括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分说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也许是针对中国理论界存在的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他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单独突出来。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是以‘现代的’或互辩的(Dialectic)——即第亚历克蒂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曜秋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认识,纠正了三分法的缺陷,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鉴于中国理论界对唯物史观已有所了解,而对辩证唯物主义还不十分熟悉,瞿秋白便担负起了介绍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担。瞿秋白写了许多讲义、文章,出版了许多译着,堪称是在中国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他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撰写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等教材。《社会哲学概论》从“哲学之唯物论唯心论”讲起,论及宇宙的本原及其演化、生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现代社会学》更为具体地绍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并详细论证了“社会科学中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他翻译了多篇苏联学者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文.还翻译了郭列夫着的《新哲学——唯物论》一书。在此书译本的附录中,有瞿秋白撰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一文,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瞿秋白还发表《自由世界和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参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实用主义、自由意志论等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影响。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和绍述,侧重于以下几方面内容。

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在瞿秋白以前,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缺乏了解。瞿秋白改变了这种状况,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首次明确地表述了哲学基本问题。他在《社会哲学概论》中指出,最初的哲学是一切知识的总称.“随后知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囝他明确地指出,当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人若想哲学问题,——就 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dcM0nde)——他立刻就遭到的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凡以客观为出发的,——只要他是一贯的思想家,有这勇气一直推究下去,——他必成唯物论中之一派。而以主观为出发的,——便是唯心论中之一派”这里所说的“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都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把各种哲学划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他认为唯心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他指出,有的唯心主义者纯粹以个人主观意识的“独在论”(唯我论)为出发点,提出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的唯心主义者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提出客观唯心主义学说。他们的共同本质都是认为思维或意识为第一性的,而存在或物质为第二性的,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上除了我的意识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虽然“超个人意识”,还是把物质世界看成精神的派生物。“超个人的意识之学说,最巩固的就是黑智耳(黑格尔)和塞林(谢林)的学说,他们的‘绝对精神’就是一种超个人的意识,——其中似乎能包含主观与客观、精神与自然界。然而塞林的见解以为宇宙只是这一精神的‘自念’。黑智耳的哲学系统里所谓‘绝对的’逻辑过程很重要,所以宇宙是这一‘绝对精神’的‘自想’——逻辑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瞿秋白还对唯心主义哲学产生的根源作了分析。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有两重原因。其一,历史原因。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形成唯一主义的错误认识。在人类初期。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为有神灵在支配着世界“既然信仰宇宙为某一神灵所创造,即此便是以主观为出发点的各种哲学系统之基础,而这种信仰本来就不期而然地引导到‘客观之存在受主观的规定’等类的学说。”因此,“凡是与唯物论相对抗的哲学,都是由初民的万物有灵论里出来的”。其二,社会原因。由于社会生活现象十分复杂,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得求助于神灵的保佑.于是形成唯一fl,主义的错误认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各社会间交通日益繁多,往往骤然暂时归之于神归之于上帝。”“一民族之内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通商事务里,常常发现以前所引为不可能的事,而大家所期望的事反不能实行。这种状况更可巩固对于‘天神力量’的信心,而增长依赖天力援助的倾向。”

从上述瞿秋白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和绍述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把握得比较到位: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性问题,把握得还不够到位。他对唯心主义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某些合理的内核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对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认识得也不够深刻。事实上,唯心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原因就是把认识上的曲线简化为直线.把认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加以夸大,导致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

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基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瞿秋白特别突出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的唯物主义立场,着重绍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他指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全宇宙只是统一的物质之种种组织或混和的方式。”整个宇宙就是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各种物质并且经常地在变动、转动、变化之中。物质并不消灭,也不发生,只是时常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罢了。这就是物质不灭的原理。”

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出发,瞿秋白对生命和意识或精神作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指出,生命是物质在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形态,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凡有生命的必有蛋白质体;凡蛋白质体不再溃败的过程中必发现生命。当然还必须其他的化学成分,才有持久的活的机体;然而单为生命之发现,却并不需其他成分:其他成分的需要,只在于变成蛋白质而持续此生命。最低等的生物实在仅仅是蛋白质球,然而他们却已有生命之表现。”至于意识或精神,则是物质长期的、高度的发展的产物.也是“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的属性。“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自由人的脑经(一种特别组织的物质)能思想。没有这种物质,便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无论什么样的思想,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或想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外物所给的经验得来的,就是纯粹抽象的算术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

在瞿秋白之前,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比较紧密的内容,希望从中得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而对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之类抽象的理论问题,则关注不够。瞿秋白纠正了他们的这一不足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抽象、最远离现实生活的内容之一.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从瞿秋白对这一原理的绍述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已有相当大的提升。瞿秋白还力图把这一原理转换为思想方法,他说:“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情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与物质现象.而物质是可以实际按察的。”在这里,他已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立了基础。

总之.瞿秋白的物质观吸收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总体上突破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局限,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概念的原意。但是,他毕竟是第一位绍述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领会尚不够深刻。他比较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性质,而没有突出其辩证法性质,没有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另外,他对物质概念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准确志处,例如,他说:“物质不过是‘电’的种种表现而已。电子的各种结构,形成各种元素之原子;各种元素原子互相结合而成各种不同的组合,构成各种物质之分子。人身大地星球及宇宙,无不是这些原子分子所组成——分子原子之于宇宙,正犹砖瓦之于房屋。”显而易见,他的这种理解,容易混淆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界限。

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尽管瞿秋白没有做到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他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是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做了比较系统的阐发,是中国绍述唯物辩证法基本思想的第一人。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瞿秋白指出,其基本意思是说事物的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双方相互转化,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原理”。他说:“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所以‘斗争’与‘矛盾’(趋向不同的各种力量互相对抗)——足以规定变动的历程。”可见,他已认识到对立统一规律贯穿在运动发展的全过程,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至于矛盾如何相互转化以及如何引起运动发展并且规定运动发展的方向,瞿秋白还未来得及做进一步的论述,这表明他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但是,这种理解毕竟突破了朴素辩证法的局限,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他把对立统一规律看成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为后来将此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提供了思想前提。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瞿秋白看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进一步展开。他指出,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事物向前发 展有两种形式或状态.一种是数量的变化,一种是质量的变化。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最终结果。“宇宙及社会里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变更的渐渐积累,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程度,必定突变为质量的变。”瞿秋白把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多次质变理解为“连环不断的否定”,不过他没有展开论述质量互变规律是如何进入否定之否定规律的。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3

关键词:唯物史观;形成;意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35-02

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们肯定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肯定了它在当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虽然当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但唯物史观依靠自身不可磨灭的真理性和与时俱进的高贵品质,仍然能够满足当今时展的理论需求和实践要求。为突出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为坚定我们捍卫唯物史观的信念,本文对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论述。

一、唯物史观的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在一切社会,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在当代,改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引起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又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此外唯物史观还有丰富的阶级、国家和革命理论。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是唯心史观,唯心史观否认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否认阶级斗争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它是一种把社会现象及其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精神因素的社会历史观。

但是这相对立的历史观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事实上唯心史观产生在先,唯物史观产生在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唯心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主导认识方法,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才创立了唯物史观。从此,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开始分庭抗礼,不再是唯心史观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在历史领域表现为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

二、唯物史观的形成

1.抛弃唯心史观

1841年9月—12月,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编辑。该时期他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之所以用“基本上”一词是因为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仍是理性原则,但同时又开始对这一原则进行质疑。这一时期的斗争实践使马克思接触到许多物质利益问题,并且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常常起决定作用。这引起了马克思对原有哲学信仰的反思。

1843年5月—10月马克思来到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城,在此期间著有“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后者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该著作可以视为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决裂的开始。

2.探索新历史观

马克思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同时还在筹办另一个刊物即《德法年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首先,马克思分析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1]其次,马克思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第三,马克思还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是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理论出发点的,说明他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又远远超出了费尔巴哈。

1844年4月—6月,马克思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其主要研究成果是异化劳动理论。该理论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石,从这一理论出发所进行的分析,对唯物史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首先,他把生产劳动看做社会发展的基础。其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强调人的受动性,而马克思强调人的能动性;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性,而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第三,他指出物质生产在构成社会的诸因素中起支配作用。第四,他指明了实践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及理论同实践的关系。这都表明,马克思正在向科学的实践观接近。

184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它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一次总清算。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提出了一系列接近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首先,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把生产劳动看做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把生产劳动看做人的真正本质的展现,现实的劳动则是异化,而在《神圣家族》中则直接把物质生产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这里的物质生产不是理想中的生产,而是与它相对立的现实的生产。其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关系中的主、次方面进行区分,从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得出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已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还比较笼统,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论证的不再是市民社会这个整体同国家的对立,而是市民社会中的一部分即资产阶级同国家的一致。这表明两位伟人正走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这一唯物史观原理。

3.形成唯物史观

1845年5月,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马克思首次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提出来,这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为制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奠定了基础。

1845年9月—1846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彻底的清算、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作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批判中首次系统地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该著作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

三、唯物史观的意义

1.理论意义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唯物史观;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一生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建构了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著作中,马克思系统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也与实践唯物主义一样是处于同一程度的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世界历史理论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人类社会的有机性、整体性和世界性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本质的外在表现和展开。而唯物史观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世界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都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反思,同样构成了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5

一、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来看,随着真正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环境的出现,史学研究无论在范围的拓展还是理论的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人们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反思与实践,总体上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以及唯物史观本身的理论内涵。但与此同时,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歪曲甚至否定,也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大致说来,八十年代其主要表现为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质疑,如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地位等,都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历史事实提出了疑问。而“史学危机”的提法,即包含着对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前途的悲观与否定。九十年代以来,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对它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否定与批判。这种否定与批判一般说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论述唯物史观“过时”,声称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缺陷,如不注重“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注重辩证观点的运用等等;一是通过大量违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史学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企图改变与否定以往历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为一些错误思想的传播做注解。具体说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地看待唯物史观。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有限(主要是政治史领域),不能指导新兴史学门类的研究,如妇女史、社会史、心理史学等,这种观点的实质是用教条化观点看待唯物史观,要求它是可以代替具体学科研究规律的理论,而忘记了它从本质上说更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导原则;有的年轻学者更进一步认为,所谓唯物史观就是干巴巴的几条说教(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等),根本不能指导人们认识全面的、生动的历史面貌,这是把史学研究中曾经出现的教条化倾向与唯物史观本身加以混淆,然后以情绪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见解;还有的学者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理论建设成就,片面地将其归结为政治运动的产物,进而否定一切理论指导,提倡张扬学术自主性的“纯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就是其具体表现。事实上,乾嘉时期的著名史家并非不讲理论,不仅如此,他们关于治乱盛衰及具体史学研究规律的认识,还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批判过的错误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依然有一定的市场,既与“文革”中教条化地对待唯物史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理论地位有关,同时更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少数年轻史家缺乏深厚的甚至是必要的理论修养有着密切关联。

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资本主义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球化即是这种秩序初露端倪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但是,这一历史进程带来的贸易磨擦、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与碰撞,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冲突与碰撞中,相当一部分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烙印。它们与国际上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应,在国内历史研究领域,就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错误倾向。有学者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唯物史观作为众多史学研究指导思想之一种,认为“历史学走着一条多元化、纵深化的发展途径,不再局限于某一框架或模式中”;或以缺乏对“人性”、对辩证观念的重视,主张“修正”甚至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而否定其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地位。

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当代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许多新的重大理论问题,迫切需要当代学者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与回答。这在客观上对前人研究的一些具体结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这就需要我们开拓思路,放宽眼界,积极推进科学的创新工作。但是,近年来一些不容乐观的倾向如学风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种创新工作的进展。这些倾向一方面体现为抄袭、剽窃、炒冷饭、粗制滥造等情况屡屡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学术发展影响更为恶劣的方面,则体现为某些学者不惜牺牲学术道德,打着创新的旗号,对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不加分析地批判、“商榷”或者渲染与夸大,甚至公然提出一些奇谈怪论,以领学界之“先”。如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殖民主义侵略有移植近代化之功、北洋军阀有造就革命先辈之功等论调,其思想根源除了有迎合西方思潮的因素之外,沽名钓誉、标新立异以突出自己的想法也并非少数;而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以所谓“新”的理论体系(如文化史观)加以认识与评价的做法,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动摇着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地位,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另外,由于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尚未完全成熟,国内史学界对纷至沓来的西方史学思潮如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缺乏积极的、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学分析;有些学者则出于种种目的推波助澜,通过译著、撰文等方式,对其加以不加分析的赞扬与肯定,致使一些学者认为它们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受这样的思想影响,不用唯物史观指导甚至否定唯物史观的论著,纷纷以创新学术、填补空白的面貌出现。

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历史知识的普及是史学研究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某种历史思想与历史观念深入人心。从这个角度说,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等文艺作品,能否正确地运用与解释唯物史观,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影响着人民群众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唯物史观。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近年来的文艺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致使近年来唯物史观被曲解甚至否定的态势,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影视、小说、绘画等,以各种形式宣扬封建主义、英雄主义、功利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的思想观念,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削弱了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运用。比如近来非常流行的一些以近代历史为主的“皇帝戏”、“清官戏”,曾经有过很高的收视率,但由于不尊重历史事实,却在无形中宣扬了早已过时的英雄史观与专制主义理论。这种对唯物史观潜移默化的侵蚀与否定,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里削弱了唯物史观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当中的指导地位,其“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的恶劣影响,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有所表现。

二、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任何学术发展都基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正如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深入密不可分一样,近年来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上述问题,也只有从社会背景与学术发展本身的相互关系、时代特点出发去分析,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来说,它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指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人类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发展过程;以整体的、联系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发展与史学研究工作;阶级斗争以及人民群众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等等。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我国几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经过理论探索与具体历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实践证明,我国最有代表性的史学研究成果多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实证史学、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史学思想虽有其科学性,但在从根本上解释客观世界方面,它们都不能超出唯物史观。(分类叙述)

从产生上述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受挫,以及西方和平演变的不断推进及其成功,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尤其是对中国的冲击是极大的。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打压、经济上的控制,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其突出表现就包括淡化政治,提倡不分阶级的“人性”观念;强调个人主义的极端张扬,企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抽象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而与之相对的阶级斗争观念、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旦它们的合理性被否定,建立于其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动摇。与此同时,国内一小部分通过各种手段得到巨大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给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寻求理论依据,也必然要通过提倡与唯物史观相左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客观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唯物史观进行或明或暗的修正与攻击。

从学术研究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从来都是在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的。如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讨论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早年的研究成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但同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初创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与著作均有新的思考或订正。郭沫若先生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过了多次修订,他在1953年再版前言中坦陈,古代社会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促使自己的学术观点不断发生改变:“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亦几经修改,其理论基础便是作者对唯物史观逐步深入的思考。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史家就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具体运用,相继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这些看法与讨论丰富了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至今都很难说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达到了完全准确的地步,一些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理论观点,也需要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做出新的解释与阐发,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面说明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对它的认识是长期的;一方面也说明要更好地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理论与实际两者的结合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现实社会中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复杂变化而产生的新问题,唯物史观能否做出符合事实的解释,是其在新世纪能否立足并壮大的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需要不断结合现实需要,对唯物史观做科学的运用与发展,从而做到坚持与发展相统一,巩固与创新相统一。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做游刃有余的运用,以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某些史学领域与具体史学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与那些打着创新的旗帜,实则或明或暗地反对唯物观的所谓学术研究,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经世致用,这一特点在史学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使得中国传统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史的特征。但应当注意的是,学术为政治服务与为现实服务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剪裁、歪曲史实以适应政治的需要,事实上不能称为真正的史学研究;而为了史学学科本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提倡与推动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则能在根本上促进学术与现实的互动,更好地体现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今天我们看待唯物史观与学术发展的问题,同样要有这种辩证的态度。作为对客观历史做彻底解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中国有着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但是这种地位的形成,是与其在哲学史与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相对应的,而不是行政命令与灌输教育的结果。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学术研究政治化等错误倾向,则有其形成的主(人们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水平有一个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客( “左”的错误的影响)观原因,对此应做客观的分析。只有把学术研究的教条化与史学学科的政治附庸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做明确的区分,才能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推动史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决不能用“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史学,更不能说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错误。至于“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四人帮”搞乱,史学被“四人帮”所利用,由此造成的种种严重损失,更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本身。在这方面,史学的发展是有教训的,也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世界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与分析,需要有一个鉴别、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一些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认识当今史学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又要注意区分积极的学术争论与歪曲、否定唯物史观的界限。史学思潮多样,并不意味着指导思想是多元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历史观的一元化与史学发展的具体面貌多元化的辩证联系,坚持史学研究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地位。因此,对于当前世界流行的种种史学思潮,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科学的、理性的研究。

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21世纪,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所遇到的挑战将是空前的,同时也有着许多历史机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因此,中国史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唯物史观也要在指导历史学及其他科学的实践中加以充实、发展和完善。

第一,在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唯物史观之主要范畴与原则的进一步研究,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唯物史观的灵魂和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所谓反思,就是要加强主体自觉,看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有哪些教训应当记取,哪些成绩值得发扬?另一方面,对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原则与范畴,则要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重新进行研读,充分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后人的相关成果,促进唯物史观的发展。

第二,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唯物史观,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既要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学术方向,反对打着批判教条主义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倾向;又要建立起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并要关注现实,不断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解答新的问题,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成份(包括它的思想、理论、方法、学术传统和民族风格等)紧密结合,用中国史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

第四,坚持、发展唯物史观必须有开放的学术气度。面对种种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唯物史观应当坦然面对其他史学理论的挑战,积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自觉地面向当代国际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凸现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学习其他学科与别国同行的新创造,要注重加以分析,加以鉴别,决不能全盘照搬。

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范文6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巨着。在这部巨着中,马、恩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各式各样唯心史观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部巨着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这部巨着,其第一卷“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第一章“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中,在论述第一个问题,即“A,一般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时, 对唯物史观作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是“第一次”的经典表述。

为了分析研究之便,这里先把《形态》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近1000字的表述抄引如下: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从上面抄引的表述中,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在这段文字中有的用词借用了当时德国流行的哲学术语,但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则阐明得非常清楚。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及社会革命、人民群众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形态》中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可以得出其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一,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做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做为历史发展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恩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

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物质关系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一内容,马、恩在上述表述中是阐述得非常清楚的。马、恩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唯一标准。在上述表述中,马、恩以“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回答了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恩还明确指出,只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才能够完整地描述其全部过程及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具体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中,马、恩向我们指出了物质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及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不能从范畴、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观念的东西,只要把它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就能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目;错误的观念及一切唯心史观的谬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这一社会基础,以致消灭由之产生的错误的观念和唯心史观的谬论。这里,马、恩科学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历史的每一阶段发展和特殊的性质。在上述表述中,马、恩明确指出,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而这一切,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同时,马、恩还指出,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决定了其发展和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里的环境指“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即生产方式。一定的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当然它也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它“也 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源泉,决定并制约着人的全部活动以及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和过程。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只有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发挥作用,才有自身的发展。马、恩明确指出,生产方式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决不因为遭到历史唯心主义者的反抗,而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有丝毫削弱。

第五,一定的生产力和积极参与反抗旧社会活动的革命群众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作为唯物史观,在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必然要论及社会革命。在这里,马、恩从生产力和革命群众两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因素。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因此,一定的生产力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另一方面,革命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革命群众起着任何其他因素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没有革命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群众“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很显然,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在上述表述中是阐释得非常明确和清楚的。

应该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为了清算马、恩以前的哲学信仰,达到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而概括出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曾说,《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正是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马克思以后一直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为此而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劳动,经过15年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表述。(这一表述也就是理论界称为的“经典性表述”)比较《形态》和《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两次表述,其差异还是存在的:前者的出发点是批判旧哲学,清算以往的哲学信仰,后者则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总结;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的阐述,后者则侧重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解剖。但二者的共同性更是明显:都揭示出唯物史观的实质性内容,强调了人类全部历史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要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来认识历史及历史发展的结论;都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革命发生的根源及物质因素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内容。从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言,我们以为,《形态》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规定其基本内容,搭框架,而《序言》对唯物史观的表述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作深刻剖析,为其提供充实的论据。因而,二者都可谓“经典”。二者的结合,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最准确,也是最完善的表述。

还需指出,《形态》的上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尽管没能把唯物史观的所有内容都概述出来,对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范畴也未作详尽的解释,但它仍不失为“经典”。列宁曾指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 〕从前面本文对《形态》中的唯物史观表述所分析得出的五个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不难看出,以往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即:只停留在思想动机上而没能从物质生活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和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在这里已完全被消除。马、恩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了唯物主义,揭示出产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的物质原因,指出了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物质根源,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推动历史发展、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定作用。这一切,足以标示唯物史观的形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4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