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1
一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 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 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 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 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 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 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 ，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 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 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 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 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 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 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 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 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 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 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 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 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 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 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 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 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 ”“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 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 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 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 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 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 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
二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 ，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 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 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 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 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 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 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 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 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 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 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 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 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 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 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 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 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 、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 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 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 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 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 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 ，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 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 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 ，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 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 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 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 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 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 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 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 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 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 ，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 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 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 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 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 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 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 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 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 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 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 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 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 “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 ’。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 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 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 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 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 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 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 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 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 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 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 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 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 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 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 ，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 、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 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 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 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 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 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 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 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 、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转贴于 三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 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 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 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 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 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 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 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 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 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 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 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 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 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 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 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 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 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 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 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 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 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 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2
关键词：信息化视角；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技术及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发展提升，我国船舶制造行业无论是技术工艺还是管理效率都获得了质的提升，可以说我国船舶制造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的船舶制造管理工作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只有进一步提升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更好控制行业运营成本，才能够促进船舶制造行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将信息化技术手段运用于船舶制造行业的管理方面，可以很有效地加强行业管理，精简从业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提升管理者及设备部门的信息化水平和素质
就目前而言，虽然不少船舶制造企业高层对信息化的管理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财务、销售、采购以及库存等物流体系的管理以及各种基础数据管理方面也注重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和措施进行船舶制造管理工作，但是不可否认，有相当大部分的船舶制造企业管理者对于信息化管理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船舶制造的成本管理、作业控制以及生产计划等方面的管理工作过程中并不能有效运用各种现代化的信息化技术，限制了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有效提升。因而，分析信息化视角下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的提升措施，企业首先就应注重提高管理者及设备部门的信息化水平和素质，使其对信息化管理工作具备较为全面的认识，其应认识到船舶制造行业管理工作首要工作目标即为缩短船期、降低船舶制造成本，要在意识层面上认识到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资金、劳动力管理，完善物资供应系统以及合理安排生产计划、生产流程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信息化船舶制造管理体系的建立，为船舶制造行业管理效率的提升奠定良好的意识基础。
2 从企业治理角度加强企业整体信息化水准
当前影响我国船舶制造行业信息化程度提高主要有以下三个症结：（1）船舶制造管理工作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虽然信息化管理工作是不少船舶企业都在大力提倡和积极实施的，但是企业过于对自身特性加以强调，并不能做到相互配合促进。（2）当前的船舶制造企业大都对船舶设计信息化工作比较重视，而忽视船舶制造管理的信息化工作开展，不利于信息化管理在船舶制造行业的大力开展。（3）不少船舶企业在信息化管理过程中体现出轻软件重硬件、轻规划重项目的特点，导致企业的信息化战略与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存在出入。针对此，企业应从治理的角度加强企业整体信息化水准，依照企业发展的长期规划科学制定企业的信息化管理方案，增加企业运营对信息化管理体系的依赖性，通过这样的手段，信息化管理体系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企业日常业务的管理层面，而是保持在对企业整体的支撑和控制层面，可以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企业管理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此外，由于造船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外包企业和配套协作企业进行配合，因而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体系还应对各配套协作单位实施资源共享、统一规划，这样才能切实增强船舶制造行业的整体管理水准。
3 通过信息化手段加强钢材焊材利用管理，降低运营成本
由于船舶制造行业需要对大量的基础物资例如钢材、焊材等进行利用，因而对这些基础物资的管理也是船舶制造行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船舶制造行业粗放型的成本管理方式还不能满足其管理效率提升的需要。针对此，企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对钢材、焊材等的管理和使用，进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1）建立集成度较高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将设计阶段所产生的有价值信息自动而高效地导入船舶制造企业的管理系统，确保船舶制造后续管理系统能够对设计过程中的数据源进行准确、及时地分析，保证管理系统能够产生更好的管理效果。（2）企业应加速集成化ERP系统的开发及上线，将生产管理以及财务成本控制等作为成本管理的主线核心，实现船舶制造过程中成本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唯一性和统一性，制定统一的目标成本落实及分解机制，控制企业目标成本达到预期水准，避免船舶企业发生成本失控现象，从而提高企业在船舶成本监控、统计以及分析等方面的管理效率。
4 建立信息化精细管理体系，加强劳动力工时管控
由于传统船舶制造管理工作大都是粗放型的人工管理方式，为进一步体现管理工作的效益，提高造船企业的管理效率，企业应建立信息化的精细管理体系，加强劳动力工时管控，提高人工管理效率和水平。企业的信息化精细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设备维修管用的精细化，建立信息化的船舶设备管理系统方案，自动安排工作、制定计划，持续改进设备安全使用状况。此外还要对船员保养机务设备的行为进行规范，防止出现漏修漏检的现象，及时处理船舶设备存有的故障，保证安全航行。（2）建立精细化油料备品管理，将各设备运行岗位、物料、备件以及运行数据通过数据库进行结合，对企业的各种消耗加以控制，进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还能够避免资源浪费、优化库存。（3）完善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工作，加强劳动力工时管控，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其逐步适应信息化的船舶制造行业管理工作，进而促进船舶制造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也有利于精简企业人员，控制企业运营成本。
5 结束语
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船舶制造行业的管理工作方面，重视提升船舶制造管理者及设备部门的信息化认识，提高企业整体的信息化水准，还要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加强船舶制造过程中的钢材、焊材以及劳动力管理，这样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满足信息化社会的建设需要，还能够更好地控制船舶制造行业的运营成本，建立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船舶行业管理系统，缩短我国船舶制造行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保障船舶制造行业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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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3
关键词：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车间；两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TP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作为制造类企业的核心环节――制造车间，则是企业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在经历手工作坊、流水线规模生产等阶段后，以信息技术为依托，践行两化融合的数字化车间建设成为当前制造业车间的发展方向，以各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手段，融合先进管理思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成本，切实提升车间管理水平。本文也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探讨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思路，提出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及相关考虑因素，并对数字化车间的应用前景进行展望，力求为现代企业转型、两化融合的建设提供些许参考。
一、数字化车间的形成及意义
1.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当今社会不断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业化以来加工制造行业在技术应用以及管理中得到了几次大的变革，我们从社会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在工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每一次有力的变革都会给工业水平带来较大幅度的提升，笔者经过分析将制造业车间应用管理的演化过程总结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手工作业、单一生产；第二阶段是工业技术引入、流水线规模生产；第三阶段是信息技术引入、信息化辅助生产；第四阶段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结合，实行两化相互融合。
2.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意义。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工业发展的长足进步，充分践行两化融合概念的数字化车间也不例外，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解决企业核心环节的两化融合问题，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的优势，使两者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一方面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平台优势，发挥信息技术的指导及决策分析作用，改进工业流程，指导并促进工业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各种工业技术对信息化的支撑和基础作用，做好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已逐步成为现代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二、比较实际的建设思路
1.建设思路的整体考虑
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思路，应该从实际出发，以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应用为手段，以改善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建设符合企业实际，切实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数字化车间。
1.1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数字化车间的建设范围，应当以企业实际业务范围为主，业务涉及的加工制造、物流、管理和维修等环节均应纳入数字化车间的管理范围，即数字化车间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需涉及车间业务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发挥各个环节的联动作用，提高整体水平。从数字化车间的整体建设范围及规划上，应当通盘考虑，应用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使车间业务的点、线、面各个层次均纳入管理范围。
1.2 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应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工业控制技术的优势，以建设高度自动化和高度智能化，尽可能降低人工参与的自动运转的制造车间为目标。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化技术、自动识别技术、AGV 等技术的应用，实现实体设备的自动控制和运转，通过信息技术的数据采集、信息传递、监控和广播等技术的应用，进而实现将整个车间建设成一台结构合理、动力充沛的自动运转的机器的数字化车间建设目标。
2.可用技术探讨
2.1 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数字化车间的网络建设是串联各项业务，使之互相协作的保障，根据目前技术的发展，需要配套建设的网络环境包括工业以太网网络和工业自动化网络，以用于支持工业现场设备、模块、系统等等之间的通讯和关联。
2.2 数字化车间的应用技术考虑。技术进步是推动企业发展变革的原动力，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也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而使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将技术进步转化为实际的生产成果。通过前面对网络建设及硬件支持的分析，综合考虑数字化车间的建设模型，可以将建设数字化车间所需的基本技术手段总结如图4 所示。
图4 数字化车间技术手段
3.数字化车间建设中需注意问题
任何事情的全面实施都需要进行全盘考虑，针对问题的多面性需要进行全盘考虑，在进行数字化车间的建设的过程也必当如此，这样面对数字车间的建设过程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给予认识，在建设的过程中就不会因为小问题而给整个项目带来损失，笔者针对整体过程中所出现问题进行总体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所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安全生产问题；②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分析问题，切不可盲目照搬和教条主义；③在项目建设中需要分析技术可行性问题；④发展创新问题。
三、数字化车间应用展望
为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通过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在基础的工业单元层面对信息化和工业化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两化融合的科学发展。可以说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不仅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两化融合的发展要求。
从国家两化融合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出，数字化车间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工业化进程中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切入点，数字化车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不仅适用于制造行业，更可因地制宜的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助力，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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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4
一、民族传统手工艺与当代工业技术教学的关系
传统手工艺是人类社会手工业生产时期重要的技术生产手段和文化表征。随着全球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最终会失去其生存的土壤，成为博物馆里的研究和保护对象。为此，各个国家都采取了各种措施对民族传统手工艺进行保护和传承，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创造力的活动，在广泛利用工业技术带来的便利条件的同时，需要更多民族传统手工艺和传统文化的加入来解放艺术家的“手”和“心”。
(一）民族传统手工艺是工业生产式样的重要来源
在机械化技术产生之前的农业社会，民族传统手工艺不仅是工艺美术品的主要制作方式，而且是重要的技术生产手段，是一定时期内地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是工业生产式样的重要来源。在国内，直至20世纪初期，手工技艺仍然是生产资料及工艺品的主要制作方式。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出现的“迪塞诺艺术”②使手工技艺成为单独的艺术样式，并最终导致机器生产的出现。机器生产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工业技术的改革和发展。
(二）民族传统手工艺是现代艺术设计及创作的重要方式
机械化生产虽然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由于机器生产的产品形式粗陋、单一，缺少艺术性和文化性，19世纪末期，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率先采用手工艺的方式，将实用性和美观性相结合，进行家具、织物、墙纸、瓷砖、地毯、彩色镶嵌玻璃等物品的设计制作，并通过“莫里斯商行”进行作品的销售和设计理念的传播。此举被称作现代设计的开端。威廉?莫里斯开创的以手工艺替代机械化生产的方式在德国包豪斯运动中发
展为设计师在手工作坊里进行产品设计，在工业生产线上进行产品复制和生产，使手工艺成为现代设计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后工业社会的今天，民族传统手工艺技术不仅是现代设计的重要方式，更成为众多艺术家创作的手段。
(三)民族传统手工艺作品是现代设计师重要的灵感来源
一定区域内的手工艺品都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体现出该区域人民的审美和文化特点，历经时间的锤炼，足以成为承载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在世界文化逐步融合的今天，要加快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不但要在本民族内部进行纵向学习，更应该在不同民族间进行横向学习。各民族传统文化都是现代设计师及艺术家寻找新的艺术创造力的来源。不同民族、不同特色传统手工艺品的色彩、造型、纹饰等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不仅是新设计语言的实现，更是传统手工艺现代转化的新尝试。
二、当代艺术设计学科是依托实验教学建立的科学体系
实验教学从古即有，是一种借助仪器设备进行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在工业社会，各学科倡导的实验教学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模式转变而实施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其内涵是在新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在特定的教学场地中借助专门的仪器设备，进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近20余年来，随着微型计算机及互联网的普及，传统的实习车间已不能满足信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新型美术实验教学对所需场地、设备仪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对信息社会下创新型、开放型艺术教育体系的实践。
(一）艺术设计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
在包豪斯之前，手工艺教育基本都是在作坊中进行的，为实现格罗皮乌斯提出的“技术与艺术的新统一”的教学理念，包豪斯创造性地在学校设置了各类实习车间，并创立了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设计与制作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成为现代艺术设计实验教学体系的肇始。
为实践新型的实验教学体系，包豪斯学院制定了科学的课程体系，大体上可分为基础课、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及与建筑有关的工程课等几种类型。基础课时长半年，在课堂内学习，主要内容是基本造型、材料研究、工厂原理与实习等。此后的三年时间学生基本都在实习车间进行工艺技术课和专业设计课学习，学校针对不同工艺技术课，聘请造型艺术家与手工匠师共同授课，在课堂上既传授美术与设计，又传授技艺与方法，为实现设计与制作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实习车间主要有编织工厂、陶瓷工厂、木工工厂、金工工厂、纺织工厂等，除了部分手工仪器外，更多的是为大规模生产、创制现代日用品新式样和改进模型的工业设备，学生可依靠专业生产设备设计制作出可直接进行工业生产的模型和样品，使设计方案和产品直接与大工业生产接轨，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新统一。
作为现代设计的诞生之地，包豪斯创立了现代设计的教育理念，为设计艺术教育体系搭建了基本的框架，培养了一批既熟悉传统工艺又了解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与设计规律的专门人才，开创性地建立了现代艺术设计学科实验教学体系的范本，为此后艺术设计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范例。
(二）中国艺术设计学科的实验教学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工业技术低下，农业生产落后，为了尽快得到世界的认同，国家依靠对民族传统手工艺产品的输出，在实现大工业生产原始积累的同时，获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同。各级政府大力兴办工艺美术企业，并形成科研、教育、职称、流通、进出口、评奖等六大工艺美术行业体系。工艺美术教育体系囊括了全日制大学（包括本科、专科、研究生等学位教育）、职业中等学校、工厂企业办的学校等，与其他体系交相呼应，是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工艺美术大学及职业中等学校里面一般都设有工艺实验室，这些工艺实验室是传承和发展工艺美术技能、工艺，进行创作设计的重要场地。
随着国内现代工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对高等教育本科目录进行调整，以“艺术设计”替代“工艺美术”相关专业；0年代末，代表我国工艺美术教育最高水平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的转换是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集中体现。此时，新型实验室的概念也迅速被引入艺术教育领域。与传统实验室不同，新型艺术实验室除了承担教学、研究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创造性培养。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艺术实验教学质量工程,对艺术实验教学提出了根据院校特点进行特色艺术实验教学模式探索的要求，这将有利于各艺术院校的长远发展。
三、民族美术实验教学是实现民族传统手工艺向现代手工艺转变的重要途径
自我国高等教育本科目录以“艺术设计”替代“工艺美术”相关专业后，艺术设计教育既要适应工业化生产要求，对工业化生产起促进作用，又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实现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保护。各艺术院校在艺术实验教学质量工程的指引下，努力探索艺术教育中传统与现代的新型结合。其中，中南民族大学提出的“民族美术实验教学”无疑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所谓“民族美术实验教学”，首先是指在美术各专业教学体系中，根据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原则，在实践教学基础上，构建一个以技术创新实践教学为核心的实验教学体系;其次是指在实验教学体系内融入民族传统手工艺内容。在具体课程安排上，要根据地域特色、院系特点及手工艺发展趋向进行课程设置，并针对不同专业方向，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最终实现民族手工艺从“工艺到造物，从工艺到技术”的现代化转换。
(一)从工艺到造物
造物是人类最早和最普及的活动之一，工艺是造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是造物美学的主要表现。工艺可分为人工工艺即手工艺和机械工艺两种，造物也可分为人造物即手工造物和机械造物两种。工业社会，机械工艺和机械美学是造物的主流，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为新的造物美学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新的造物美学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以实用主义为原则，结合传统手工艺和机械工艺的优势，以创意性造物为核心的生活态度。简单来说，就是把手工艺和机械工艺转化为一种造物的手法。在民族美术实验教学中，实现从工艺到造物的转变首先要解决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受后现代主义艺术观的影响，传统的艺术学科内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艺术学科之间也形成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关系。在艺术设计学科内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设计卩师一造物人（designer-make)③的新型设计师，采用单件制作或限量复制的形式，设计、制造、经销产品。这批新型设计师一方面具有手工艺人的若干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又普遍采用工业化材料以及机械化加工手段，用最接近时代的形式语言进行产品设计。“设计师一造物人”的出现，打破了工业社会的批量化生产模式，成为传统手工艺向现代手工艺转化的重要标志，引导着新型造物文化的出现。受“设计师一造物人”影响，愈来愈多的艺术家也开始借助传统手工艺技巧和手段进行创作理念的实现;而更多的手工艺人利用自身对材料的熟悉，也开始了以个人想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试图使民族传统手工艺走向更广泛的艺术平台。
(二）从工艺到技术
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5
1958年景德镇全面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的陶瓷大工厂，合并重组了景德镇的十大瓷厂。在这个过程中，陶瓷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手工生产逐渐发展为半机械化和机械化。陶瓷产品的机械化使手工的痕迹在产品的制作过程中悄然逝去，手工制品中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也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十大瓷厂倒闭以后，个体作坊又纷纷回归手工生产。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外现代陶艺观念的传入，对传统手工生活陶瓷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生活陶艺的概念逐步在业内得到共识，生活陶艺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手工的艺术感。景德镇现代意义上的手工生活陶艺，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开始前行。“景德镇”是一个文化与工艺的象征，拥有许多身怀精湛手工技艺的艺人，对于现代的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从目前手工生活陶艺的生产来看，景德镇的手工生活陶艺形成规模的寥寥无几，能够有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更是凤毛麟角，来自台湾的法蓝瓷或是集大成者，而景德镇需要更多的发展，必须克服很多的瓶颈。目前，景德镇本土的手工生活陶艺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发展思路，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分散没有合力。因创意方面缺乏保护而造成的恶性竞争使产业难以做大……因此景德镇的手工生活陶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思考，需要充分整合、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才可能形成景德镇自己的手工生活陶艺的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是手工生活陶艺产业化的关键
1文化创意与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
2009年3月5日，在国务院确定的第二批3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中，瓷都景德镇因为瓷土资源的枯竭而榜上有名。景德镇的陶瓷发展的方向不可能再是粗犷型，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以集约型发展为目标来进行陶瓷产业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的发展如果能够走文化创意产业之路，对于整个陶瓷行业发展而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ies，是以创造力为核心，强调通过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及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并营销知识产权的新兴产业。产业中创意型企业应该有着明显的特征，“创意型企业首先是一个知识型企业，也就是说是一个主要依靠脑力劳动者进行学习、知识的创造、生成、转移、应用和管理的组织。创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凝结着很高的精神含量，是脑力劳动者知识投入的结晶，其人力成本在整个成本中占很大比例……”[2]。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人的创造力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创意产业前期不需要大量资金，主要依靠的是人的脑力资源-创意。后期产品的推广与做大完全要依靠前期的创意，这都是依赖人的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其本质就是一种“创意经济”，其核心竞争力是人自身的创造力，由此激发出的差异与个性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根基和生命。创意一般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原创，创造物是前人和其他人没有的，完全是自己首创的，比如京剧、昆曲、武术就属于中国原创。其次是创新，它的意义在于虽然是别人首先创造的，但将它进一步地改造，形成一个新的东西，就可以给人新的感觉。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发展，落脚点必然要在文化创意上，将文化创意作为手工生活陶艺发展的内动力，在创意上取得突破，否则沦为一般陶瓷工艺品，就无法达到应有的经济价值，同时其文化创意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文化创意将是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发展的关键。通过多种途径激发创意的源泉，解放从业者的创造力。同时要花大力气保护原创，保护知识产权，使文化创意能够成为手工生活陶艺发展的核心力量，对于景德镇的资源而言，也是其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
2手工生活陶艺自身的创意
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就其手工艺的特点而言，自身的创意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尝试。首先是手工技艺上的创新。这里包括手工技法和工具的创新。在《天工开物》谈到制瓷工序时说“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3]因此，手工生活陶艺在每一道工序的完成过程中都可以寻求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寻找出创新点。工具的创新是不可忽视的，在手工制作过程中，工具是手的延伸，不同的工具留下的痕迹会有很大的差异。轮制和手工盘筑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是造型与装饰的创意。这需要在手工与设计之间寻找到合适的落脚点。手工生活陶艺的造型、装饰的创意，是手工生活陶艺创意的重点。从造型而言，成型方法的运用上可以多样化，每一种成型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可以有新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也可以在成型方法上寻找原创，这对手工生活陶艺的造型创意来说，意义重大。从装饰而言，目前陶瓷的装饰方法和装饰材料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在这里施展创意需要聪明的大脑和勤奋的实践。最后是生活意趣上的创意。手工生活陶艺作为实用的艺术品，追求生活意趣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是其创意的一个突破口。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所具有的时尚，这与社会的整个发展密切相关，科技的进步，思想的解放，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都会影响一个时代生活意趣的追求。因此，手工生活陶艺在创意上要注重时代气息，追求作品的生活意趣。手工技艺上的创新与造型、装饰的创新是融为一体，表里相依的关系。追求生活意趣是手工生活陶艺的重要方面，这与手工技艺、造型装饰是密不可分的。
景德镇手工生活陶创意产业化的方向
1建立专业的设计团队
创意产业依靠的是人的智慧，是要在创意上寻求亮点，创意的来源有很多的途径，个体的创意是源泉，创意产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潜能的发挥。创意要实现产业化是需要一个设计团队的。手工生活陶艺作为具有使用功能的艺术产品，是艺术与产品的结合体，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关系到文化创意产业化的核心因素。因此建立专业的设计团队是实现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产业化的重要内容。手工生活陶艺的专业性较强，需要由专业的人员组合成设计团队。首先从陶瓷角度来看，既对陶瓷手工艺要熟悉，也要对陶瓷的各种装饰方法要掌握，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必须要有这样的基础，才有突破的可能。其次，从设计方面来看，要熟练掌握设计的程序和方法，有成熟的设计思路，这主要是一个方法层面的问题。最后，就是要有创新和团队合作精神，这是组建设计团队的灵魂。因此，设计团队的组建是关键性的基础工作。
2实现手工的流水线制作
景德镇手工生活陶艺的产业化一定要能够进行规模生产，其途径就是实现生活陶艺的手工流水线制作。手工流水线是将手工制作进行合理规划，运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进行手工的生产，实现手工与流水线的整合。第一，手工生产需要有较大数量各个工序的陶瓷制作手工艺人，这是实现手工流水线的前提条件。同时，各个工序的手工艺人的数量要进行合理的配备。第二，为了尽可能的压缩生产时间，以及将手工艺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要注重现代科技的运用。首先在各个工序之间要有合理的机械化连接，这里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使每个工序之间的衔接能够简洁、合理。其次是各种工具设备的完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在手工制作的过程中不仅要运用现有的先进工具设备，而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工具。这些都是实现手工流水线的基础。
3手工生活陶艺产品系列化的拓展
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范围经济，产品要多样化和交叉化。把创意成本分摊到多样的产品中去，降低成本，同时可以把一个产品创意带到另一个产品中去，实现创意的利润最大化。手工生活陶艺实现创意产业化，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产品的多样化和交叉化，也就是要实现手工生活陶艺产品系列化的拓展，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横向发展是在同一的创意下同类产品多样化，比如同一创意，可以设计出不同造型的茶具。纵向发展是在同一创意下产品类型的交叉化，比如同一创意，可以设计茶具也可以设计餐具。产品的的多样化和交叉化要根据具体的创意思想灵活运通。
4品牌建设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目前，景德镇的手工生活陶艺的制作生产，品牌建设的力度还很不够，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手工生活陶艺的文化创意产业化必须在品牌建设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有所突破。品牌价值对于手工生活陶艺的产业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提升手工劳动的附加值，同时品牌价值对于手工生活陶艺的产业而言也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景德镇的手工生活陶艺的创意产业化从一开始就要注重品牌的建设。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创意产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没有对创意的有效保护，而要做到产业化是很难的。
结语
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范文6
关键词：工业化；再工业化；制造业；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虚拟经济；国际贸易摩擦；海外并购
中图分类号：F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042-06
收稿日期：2014-02-05
基金项目：广东党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价值链视阈下的佛山市制造产业升级研究》（12JJ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书群，男，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市委党校教授，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
汪跃平，男，广东省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经济法、知识产权的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对制造业总量位居世界首位且经济外向度较高的我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国当前正处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及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升级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内容。在发达国家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政策的战略背景下，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必须把握“再工业化”的动力机制、战略实质及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深入剖析发达国家利用“再工业化”政策来抑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种种手段，从我国工业化尚处于中后期阶段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以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顺利实现。
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演变阶段、动力机制和战略实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发生了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带来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由少数发达国家逐渐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也使得全球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为了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采取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等发展手段，对发达国家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发展手段，必须给予全面分析。
（一）“再工业化”战略的演变阶段及动力机制
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深入推进，以美、德、日等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纷纷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去工业化”进程。然而，对“去工业化”的理解，不同领域的学派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地理学领域认为，“去工业化”是指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传统制造业和相应的就业机会纷纷转移到其它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学领域则认为，“去工业化”意味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业逐渐走向衰落，体现在制造业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的持续下降[1]。与此相对应，对于“再工业化”的理解也分为两个方面。地理学领域认为，所谓“再工业化”指的是完善国内生产经营环境，降低生产成本，重振国家制造业体系，增加出口和就业；宏观经济学领域则认为，“再工业化”指的是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适当弱化服务业比重，推动产业结构的重新优化[2]。“再工业化”概念的最早提出与“去工业化”几乎同时，但“再工业化”这一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再度被发达国家响亮提出，足以看出其重要性。从“再工业化”概念演变看，4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然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再工业化”有着不同的背景、内涵和具体任务。
1. 第一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对传统工业的反思，并提出了要不断提高传统工业的效率，鼓励新型制造业发展。代表人物韦伯斯特在1968年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提出了要通过政府帮助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这个阶段“再工业化”主要是呼吁提高效率，复兴旧工业部门。
2. 第二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中东地区石油危机全面爆发的影响，发达国家工业成本大幅上升，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为应对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开始了对工业部门的主动调整。以提高能源效率为特点的“再工业化”成了此阶段发达国家采用的主要政策措施。
3. 第三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的发展，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长期的“软化”现象也使得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普遍遭到削弱。有学者指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摆脱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消费的双重现象，建议进行“再工业化”，强调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代表人物詹姆斯・米勒1984年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重振美国经济的竞争力。1985年Roy Rothwell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的结构转型面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等。
4. 第四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再次提出要回归制造业，“再工业化”倾向明显。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英国重新认识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制造业都是英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并制定实施了制造、汽车、光电子、纺织等产业振兴计划。德国提出了“再工业化”主张，采取了大量重振传统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措施，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加大公共投资等手段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之前几次“再工业化”相比，此次“再工业化”的出发点旨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
纵观整个工业发展史，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经历了“工业化―工业化扩散―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逻辑演变。从这一演变过程尤其是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进程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并未分先后彼此，两者其实一直是相伴而行。半个多世纪前发达国家大力实施“去工业化”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将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人工成本更低的新兴国家转移，以集中有限的人财物专注于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品牌营销等环节，如此能够更好地整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同样，当今发达国家重提“再工业化”也是为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实质都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两种提法，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目的几乎一样，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了更合适的发展手段。发达国家50多年的“去工业化”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产值占全球份额比例逐渐提高，工业出口额迅速攀升，就业人数激增等，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领域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出口贸易额下降等现象。尽管如此，全球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依然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来操控，然而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也使我们对再工业化的动力机制有了全新的审视（见图1）。
图1 再工业化动力机制
（二）“再工业化”的动因和实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发达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将自己不具优势的制造环节外包，这种“去工业化”的过程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发达国家当今重提“再工业化”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抢夺产业发展制高点而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主要是基于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发展所形成的冲击，上述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且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强竞争力的领域主要包括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飞机制造等，由于有着与美国相似的产业领域，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直接构成了与美国的同台竞争，使得美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二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让部分发达国家感受到潜在的压力。尽管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上升迅速，制造业总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一，但对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来自我国的产业威胁。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工厂”，有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且有200多种工业制成品产量名列世界首位，但从全球价值链看，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水平。由于很多行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大多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能为跨国公司代工或配套。三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虽然还没有形成现实的竞争力，但已让少数发达国家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倒逼发达国家必须重提“再工业化”。
基于上述因素判断，我们认为，“去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细化的结果，必将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产生重要作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达国家纷纷重提“再工业化”战略，并非单方面为了追求工业总产值增加、就业比重提高，而是为了提升工业的竞争实力，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国高质量的“去工业化”[3]。因此，发达国家当今重提“再工业化”并非空穴来风，也非应对产业“空心化”的消极被动行为，而是一种对产业发展布局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实质上是为了积极主动谋求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长期占据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继续保持在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和控制地位。
二、发达国家利用“再工业化”抑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全面落实，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呈现了较好的趋向。对我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廉价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面对“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必须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正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固然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以往的刺激政策等因素有关，也与发达国家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密切相联。因此，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全面认识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发达国家为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出台了诸多相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又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打压，以期达到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本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双重目的。从近年来所采用的手段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通过频繁制造国际贸易摩擦以抑制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
发达国家除了采用关税政策来控制国际市场、取得贸易主动权外，还经常利用贸易摩擦、贸易纠纷等非关税措施来抑制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越来越多，在赚取外汇的同时，也加剧了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表现在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从反补贴再到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发达国家频繁地对我国发起各种贸易挑战已经是无孔不入，以削弱我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受的反倾销案占到全球的40%，反补贴案占全球的75%，遭遇的贸易调查数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2010年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7亿美元[4]。由此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由过去的互补性关系转向现在的竞争性关系之后，类似于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家具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摩擦和市场竞争将愈发频繁和激烈。
数据显示，从2005-2012年的8年时间，我国进口总额增长率经历了2009年的短暂下降后迅速转为上升，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出口总额的增长率有7年在下降，总体来说下降态势明显，尽管个别年份出现上升的现象。以2008年为转折点，我国的贸易顺差开始逐年减少，2011年贸易顺差仅为1500亿美元（图2）。贸易顺差的减少，表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拓世界市场，并广泛制造各种贸易摩擦让我国制造企业忙于应对，最终挤压了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空间。
图2 2005-2012年我国进出口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3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通过阻碍我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以遏制我国制造业的国外扩张
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海外企业是当今世界各国利用全球资源的主要方式。2005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较快，2011年达到了601亿美元，总存量依然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水平，与美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超过3000亿美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决定了我国制造业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差距，今后必须加大对外投资的步伐，以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来强化我国工业的发展。然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的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在技术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争夺更大资源需求以支撑“再工业化”的需要，对内采取了加大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以进一步巩固其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对外必然会对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保持高度警惕。近几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频繁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就是印证。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宣告失败；3年后我国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公司的悍马也宣布流产，如此等等。另据权威公司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1%，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和英国公司当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5]。为防止我国制造业过快崛起而威胁到发达国家的利益，他们既以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或其它理由来拒绝我国的海外并购，又通过大肆宣扬“中国制造业”和“新殖民主义”等论调[6]，以降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三）通过不公平手段抬高制造业生产成本以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削弱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时通过对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操纵、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抬高我国制造业生产成本，达到提升本国制造业竞争力和市场开拓的双重目的。一是对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操纵。针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发达国家大肆利用原有的国际市场规则强行操控，从而抬高了我国制造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和石油的价格分别取决于美国华尔街所操纵的波罗的海指数和石油价格指数，长期操纵的结果既是对买卖双方的不公，又是对市场经济公平交易规则的扭曲。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缺乏，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进入了“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怪圈。以铁矿石为例，自2003年以来我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由于缺乏相应的产品国际定价权，在2004-2009年期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合同价格出现暴涨局面，最为明显的是2005和2008年，长期合同价格分别比上年涨了71.5%和65%，铁矿石合同价格的普涨甚至有些年份出现的暴涨，最终使得我国钢铁企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大增、企业利润大幅降低乃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二是逼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国，已经让不少发达国家受到威胁，发达国家纷纷把矛头指向我国，认为我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进而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迅速升值。人民币汇改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6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接近22%。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后果既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相对生产成本，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创新，又会引发外资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操纵资源性产品价格抑或逼人民币汇率升值，最终必将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通过强化外资控制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创新力
利用外资来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的不足是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方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利用FDI的绝对数额稳中有升。以制造业为例，2006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为400.8亿美元，2007年比上年多了7.8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498.9亿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少了31.2亿美元，2010年又接近2008年的水平，实际利用外资为495.9亿美元。2006-2010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7.7%、54.7%、54.0%、52.0%、46.9%，制造业利用FDI稳居三次产业的首位。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规模取得世界第二的最好成绩，离不开30多年来我国积极利用FDI所做的贡献。同时，外资也是发达国家控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了抢占国际市场以获取更多廉价资源，紧抓我国制造业全面放开的机遇，一方面加大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并展开全方位布局；另一方面，为削弱我国制造企业发展的创新力，通过采取“珍珠换玛瑙”的做法，从市场、技术和股权等方面加强对我国制造业的控制。如苹果公司授权我国制造的iPhone手机，公司为了防止其核心技术外溢，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我国本土代工企业只能生产其中的一个环节，无法掌握其产品的全部流程，更谈不上分享产品的先进技术。又如我国唯一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在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后，最终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导致企业原有的研发和设计等自主创新能力被削弱，沦落为发达国家企业的加工厂。
三、“再工业化”战略下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意味着我国持续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未来支撑我国经济的增长必须充分发挥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我国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阶段，面对“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新背景，我国制造业在产品出口、海外并购、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等诸多方面，既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又受到发达国家较多抑制。为此，必须在坚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核心的前提下，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我国的制造业，以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各种挑战。
（一）构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平台
有效创新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也是应对“再工业化”的基本策略。制造业的有效技术创新，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构建能持续推动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为此，一要基于我国制造业长远发展需要，抓紧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法律体系。我国当前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强，有效制度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促进我国制造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推动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制度平台的建设，重点出台有效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着力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二要基于我国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加强官产学研用合作力度，加快构建多层次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切实解决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薄弱的瓶颈。要以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等我国成熟制造业基地及东北、西南等传统老工业基地为主要载体，建立若干个部级制造业研发和设计中心，着力解决企业普遍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要以我国百强制造企业和理工类大学及实力较为雄厚的科研院所为主要支撑平台，全面推进校企、研企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着力构建若干个国家重点支持的制造技术合作研发服务中心[2]，并根据我国制造业的区域分布情况，推动全国百家以上的制造业技术服务平台兴建，全面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推进居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尽管我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制造业的大部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依然处于中低端的位置，制造业创新能力弱且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使得我国制造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了较强的依附。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迈进，必须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并非当前出现的一个新行业或行业群体，而是通过不断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综合应用于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7]，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及低碳发展是其最基本特征。事实证明，任何产业都可以经过改造后转变为先进制造业。当前推动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必须正视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削减、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现实，重点投资于高能耗、高污染类似于光伏发电的所谓新兴产业也不太适宜。为此，一要在坚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前提下，重视对低端制造业的改造，提高低端制造业的效率和品质，把低端的环节做到淋漓尽致，甚至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要大力发展具有内生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自主创新争取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三要培育价值链集成商（大企业），重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的价值链。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体，政府应该围绕这个主体进行制度改革与政策设计，支持企业进行新制造模式的创新，争取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并通过价值链集成商的培育，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业的动态匹配。
（三）营造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就当前而言，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十分不理想，如企业税费普遍较重、融资较难、扶持优惠政策落实很难到位等，导致我国许多中小民营企业纷纷远离实体经济，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经济的投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并未得到较好的协调。相比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动态出台和调整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得一大批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小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发展环境的欠佳直接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中小企业的思路，切实解决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竞争环境、市场环境、融资环境和政策环境，以良好的环境来调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二要加快培育一批大型龙头骨干企业，促进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水平的有效提升，实现规模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三要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的合理分布结构，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合的产业组织体系[7]。
（四）扶持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
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面对发达国家强大跨国公司的竞争，在现代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制造业要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必须强力扶持并全力推进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要善于借用跨国公司的力量来强化企业创新并鼓励制造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才能彻底摆脱世界工厂的尴尬格局。为此，一要清醒把握世界形势，以国家力量为强大后盾，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帮助我国制造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和市场扩展[1]。在拓展海外投资和海外市场时，必须着眼核心技术并购，实现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二要有选择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目的并非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全部回归，而是价值链中高端制造业的部分回归，对发达国家而言，居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仍是要彻底淘汰的，由此决定了我国在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片面追求GDP。要密切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把改变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实现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作为招商的重点，选择性地承接发达国家中高端制造业的转移。三要充分利用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发挥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带动作用，争取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支配权，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
（五）推进我国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当前较为全新的先进制造模式。它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8]。依据其内涵可知，制造并非仅仅指简单的生产、加工，制造过程实际还包含多种服务，是生产和服务的综合统一体。制造企业走服务型制造转型之路，既是制造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当今国际制造企业发展的趋势。对于我国制造企业而言，应该结合制造企业发展本身分门别类地推进。一般来说，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可以采取依托原有制造业价值链向上、下游生产业延伸，使得服务环节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服务产值占比越来越高，并通过核心技术服务化来实现向服务企业全面转型；对于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采取通过不断发展新兴服务业务来增加产品的服务比重，最终实现企业由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可以积极鼓励内置在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如研发设计、物流、售后服务等进行外包或剥离，并把主要优势资源集中于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周春山，刘 毅.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及对我国的影响[J].世界地理，2013（3）：47-56.
[2]唐志良，刘建江.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J].国际商务，2012（2）：12-20.
[3]左世全.美国再工业化路径启示[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2（4）：29-31.
[4]宾建成.欧美“再工业化”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2011（2）：23-25.
[5]薛 松.中国企业出海收购失败率全球最高[N].广州日报，2011-02-25.
[6]陈宝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影响及我国的对策[J].中国产业，2010（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