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日子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不同的形势，先后实行了两种内容截然不同且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争论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显然，这两大政策均抓住了各自面临的主要矛盾，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今天，当人们回顾历史，看到这两大政策成功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循形势之发展及实践之深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突破经典社会主义藩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绩。
一、制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切为了赢得战争胜利
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协约国又先后三次组织了对苏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俄国国内的自卫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也充当走狗，与之配合。当年8月30日，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又遇刺，身中两颗带毒子弹，伤势十分严重。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居民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燃料而停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赢得自己的生存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战争。“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切为了东线”、“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最危急的关头到了”等就是那时候的最典型口号，也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形势特征和政策导向的口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是因这样残酷的形势而制定出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宣布全国为军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以保证战争需要；(2)实行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动员战备物资的惟一手段，作为工农产品直接交换的方式；(3)实行全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国有化；(4)实行重要物资国家垄断制，取消自由市场，实现非现金结算，准备取消货币，急剧缩小工资差距，实行消费公社制和免费定量配给制，实行劳动义务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自1918年夏至1921年初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具有必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的叛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接连不断。而经历了4年世界大战的俄国在经济上已经陷入崩溃。这样，处于危机中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来确保战争的胜利。因此，“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胜利”就成为决定苏俄政治经济生活的最高原则。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政府实施这一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苏俄得以集中全国所有的财力、物力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确保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最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存在许多弊端。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失误。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中作用的发挥，加之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将这些战时的非常措施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实义政策对他们的严重束缚和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广大农民也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成为1920年底1921年初苏俄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政策对于战胜困难，赢得内战的胜利，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正是这种近乎严酷的政策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这场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为国内战争所迫，也是列宁为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而作的一次尝试。实践证明，直接过渡在苏俄是行不通的。
二、实行新经济政策，适应战争向和平过渡
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这是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1)经济困难及其原因：据统计，1920年俄国的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2／3，粮食产量仅为战前产量的1／2，工业总产量是战前的1／3。全国各地大部分的铁路和桥梁遭到严重破坏，一半以上的火车头无法使用。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如衣服、帽子等严重缺乏，在俄国寒冷的冬季，人们不得不忍受着严寒的侵袭。1921年，俄国的谷物产量只有1913年的1／5，这一年，全国有500多万人死于饥饿。那么，造成苏俄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4年的世界大战和3年的国内战争使苏俄的社会经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第二，1920－1921俄国各地普遍发生大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第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加剧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恶化。(2)政治危机：苏俄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快发展成为政治危机。广大农民、工人的不满情绪增加。1920年秋天，全国有13个省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停止收集余粮的工作。由于富农的煽动，1921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出现了农民的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暴动。在城市，许多工厂的工人由于对生活条件的恶化不满，纷纷罢工。在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军队中，也日益不稳定。
以此而论，若经济再不发展，国家将面临崩溃。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这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将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予以废弃。必须看到：在战争年代甘愿勒紧裤带以支撑工农政权的农民，此时已不能再忍受余粮收集制式的无偿征收，他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们现时的切身利益是相互抵触的。部分中农甚至卷入反苏维埃的活动。农民们希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希望有宽松些的经济环境，希望有可供交换的市场以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因此，此时若不抛弃已严重压抑生产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则俄共自身将被人民所抛弃。
1920年12月，标志俄共(布)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鉴于战争的结束，列宁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大会通过了被列宁誉为“第二党纲”的苏俄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1921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开始制订并实行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容上截
然不同，与马恩经典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理论更有明显差异。
新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名义上是征集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农民的一部分生产生活必需粮也被征集，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后，粮食税额比余粮收集的征收额减少近一半，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工业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所有企业都实行国有化的做法，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把经济国有化了的中小企业发还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并以租让、租借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成分有利于城乡商品交换，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为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商业流通方面，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取缔一切自由贸易、国家垄断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的做法，确认自由贸易原则，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大大活跃了市场，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经济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在分配制度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在承认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三、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意义
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找到了适合俄国国情和特点的正确政策措施，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伟大事业中，苏俄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叛乱进行的保卫斗争；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这些相互交替的革命斗争和经济改造的建设实践中，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还包含着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并且构成了一个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经济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间接”、“迂回”的道路或“改良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理论。列宁关于间接、迂回过渡的思想，是他通过分析俄国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结果“在经济战线遭到了惨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列宁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对俄国间接、迂回的过渡道路进行了论证和系统总结。主要内容有：科学地论述过渡时期的含义和必然性；从理论上阐述了过渡时期经济特征的一般性和个性，在《论粮食税》中正确分析了过渡时期的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征；在实践中提出了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指出采取的办法是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建立牢固的工农经济联盟。列宁认识到共产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它脱离了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国情，余粮收集制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妥善解决农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与工农的经济联盟，把它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把粮食税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出：“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又巩固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小商品经济同市场、同自由贸易的密切联系，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促进农民经营的积极性，同时把小农经济的发展逐步引向社会主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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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税额少于收集额，纳税后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大企业仍归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营，部分的恢复私人企业，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的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1.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的一项临时性的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无偿的从农民手中征收除了农民的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征收的粮食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直接分配给前线的士兵、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能自行支配纳税后所剩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极大的高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经济，从而最终实现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1.2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包围，一切的产品交换关系被割断。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能采取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随着粮食税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度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即把市场商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关系的特点，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也发展了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在资源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2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了指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自身需求能否被满足极大的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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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 列宁 新经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只肯定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说明它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直到现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方法论，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1新经济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俄国的经济实践中，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用固定的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税额少于收集额，纳税后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大企业仍归国有，中小企业允许私营，部分的恢复私人企业，采取租让制和租借制的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开放市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1.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适应当时国内外战争形势需要的一项临时性的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采用强制的手段无偿的从农民手中征收除了农民的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征收的粮食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直接分配给前线的士兵、城市工人和其他居民。粮食税的实行使农民能自行支配纳税后所剩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样做极大的高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经济，从而最终实现工人与农民的巩固联盟。
1.2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结合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被四面包围，一切的产品交换关系被割断。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只能采取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随着粮食税的实行，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也被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度所取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即把市场商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与农民商品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给私人商业以充分的活动自由。
3.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列宁结合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深刻论证了无产阶级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内涵、性质、作用和形式。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够被无产阶级国家加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对小生产和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利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根据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关系的特点，列宁提出了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四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既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也发展了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在资源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2新经济政策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了指导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的自身需求能否被满足极大的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问题，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发挥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研究新经济政策不仅是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改革发展出路的需要，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
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就是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正确认识社会矛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我们还肩负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学习和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加强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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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列宁；体制转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第一次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体制转换，即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体制转换，列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政治艺术和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危机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就爆发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但苏维埃政权却面临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即农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对苏维埃政权推动的余粮收集制越来越反感。农村出现危机。危机状态表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共产党的政策严重脱离农民，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危机状态。
事实上，国内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遗憾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着手分析，凭着决策的惯性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在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态势下造成了一系列危机现象的出现。到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决策高层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要么冒着与多数农民为敌的危险，继续强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么废弃原有模式，选择农民所能够接受的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列宁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列宁看到，党如果不改变政策，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会被人民群众，因此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1921年党的十大完成了决策层面的转变，出台了新经济政策。这时期，列宁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开动市场机制；在政治上缩小肃反机构的职权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路，成立了苏联。经过一系列政策性的调整和转变，苏联平稳地遏制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实行粮食税以后，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农民手里上缴粮食税后的余粮。如果余粮上市则商品货币关系就会复活。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同资本主义关系连在一起的东西。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列宁还想在粮食税的框架内通过产品交换来阻止商品交换。但在1921年秋天产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取消国家与农民进行的产品交换，让农民走向市场。列宁号召大家“学会经商”。这时期列宁不再强调“国家强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在列宁看来，余粮收集制是一种革命办法，而新经济政策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比如列宁曾经明确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页）“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22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而“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三、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列宁最初是将新经济政策作为反危机政策加以实施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高层也不断地反思和探索，导致全党战略思想和整个体制的变化。在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匹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应该看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调整和改变，而是一个模式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转变。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6
论文摘要:列宁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夹肚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取代余旅收集。这一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青、足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公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正确的认识国情，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关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这里，邓小平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之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探索出一条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而，“研究和探讨‘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列宁主义的理论需要，而且是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发展路向和改革出路的时代需要，是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提出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提出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战争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国内出现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要求苏俄与德国谈判，缔结和约，退出战争。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人会通过了与德国签订利约决议案.英德之间不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苏俄退出了战争。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正是在这以后，苏维埃政权获得了一个和平喘息时机，党和国家政权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管理俄国和发展生产上，展开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途径的最初尝试’心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被1918年夏季开始的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所中断。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形势，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实行余粮收集制实行国有化.消灭资本主义，实行计划调拨制和分配制，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实行这一政策，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使苏俄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千涉，战胜了国内的白匪叛乱。但是这一政策对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利文化建设则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1921年春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新经济政策”，列宁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他说:“我们当时不这样就不能在这经济破坏的小农国家内战胜地主和资本家。我们取得了胜利……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方法，这里，列宁指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以及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不足造成了1921年春的严峻的局面。
“战时共产主义”所引起的政治危机表现为苏俄国内政局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为:一是农村的许多地方，如乌克兰、顿河流域、西伯利亚的农村，一部分农民进行骚动和暴动，杀害农村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毁坏农村生产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烧毁国家的粮食仓库，二是在大中城市，工人阶级队伍不稳定，一部分工人离开城市和脱离工人阶级队伍，到农村去寻找生路，使城市工人的数量锐减，另一部分工人则在工厂里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以表达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意和不理解，三是1921年3月初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即苏维埃俄国的海军基地喀琅施塔得城，一部分水兵发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要求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上述情况说明，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将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直接威胁.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不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战争及在这一背景下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影响，苏俄生产力水平倒退了几十年。有资料显示:1920年煤炭开采量为870万吨，只比1899年稍多一点，生铁冶炼量为11. 6万吨，比186。年减少1/2，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水平。1920年国内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减少6/7。许多铁路和桥梁被破坏，大部分机车和约占1/4的车厢不能使用，导致运输业陷于困境.1920年的农业总产量，只等于战前到2/3，仅如此，金属、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面包、肉类、鞋类、衣服等日用品也极为曦乏。这种情况要求苏俄采取新的政策加以改变.
俄国的国情是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苏俄当时的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俄国的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列宁指出，这种国情决定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他还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因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方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由此不难看出，正确认识国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即改变了国家的粮食政策，由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制，改变了禁止买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政策，允许自由贸易，改变了所有制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发展，并且实行租让制，即一部分国有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等等。
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1922年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采取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而探寻这一途径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由当时苏俄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其国情所决定的唯一可以采用的正确可行的举措。其实质不仅仅在于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政策探寻了在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力，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正如列宁所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唯一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一次伟大的探索、实验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一)粮食税制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
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是以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这一政策的转变开始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出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分析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原因。
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间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大家知道，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国家采取余粮收集制，本打算以工业品交换农民的余粮，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拿不出那么多工业品来交换农民的余粮，于是就无偿地从农民手中将其全部余粮拿了过来用于战争所需.不仅仅是余粮，有时甚至拿来了农民生活必需的一部分粮食，从而导致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样还破坏了个体农民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生产者占有自己的产品并且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由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关系极为紧张，能否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不仅是一个经济间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间题.如同列宁所说，“好多事件，特别是战争、经济破坏、军队复员以及极端严重的歉收造成的极度贫困引起的事件，……使得农民处境特别困难、特别紧张，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农民的动摇，使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倒向资产阶级方面。面对农民政治上的动摇，列宁认为必须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改善农民生活。而解决这些间题关键在于“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方法.nClz〕针对俄国是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列宁指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拥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动因.而粮食税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俄共(布)决定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粮食税制开始取代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制，农民在耕种时就可以知道自己承担的纳税数额.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即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用来提高个人的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还可以通过合作社或自由贸易的途径进行商品交换.粮食税的实行，国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人人少于余粮收集制所收取的粮食数额。1921---1922年度，国家通过实物税收取的粮食数额为2. 4亿普特，比以往余粮收集制收取的粮食数额少2亿普特.这样，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他们的生活状况迅速得到了改善。同时，由于实行粮食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25年，俄国农业的规模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因此，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改善.
(二)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即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和市场都不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不允许商品交换，取消货币、商品和市场，禁止自由贸易，利用苏维埃政权通过行政命令实行计划经济，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取消商品、市场和货币是不现实的。他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而实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正如列宁所说:“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阵地上去，从‘冲击’转到‘围攻’的方法上去”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也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退却”到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交换，而不仅仅是“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他还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商品经济、货币关系，利用市场，同农民经济建立联系。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反思，列宁认识到了自由贸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当时又叫流转自由。自由贸易对农民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是联系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对小农来说，实行流转自由，可以改善小农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从而发展小农经济。小农作为小生产者，需要有自由贸易。只有通过自由贸易，他们才能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换回自己生活所需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即工业产品.可见，实行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小农的生活和生产水平。因此，列宁在谈到必须实行自由流转时说:“这种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G57而国家则可以通过贸易，用工业品换取所稿的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从而加强了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新经济政策伊始，商品交换必须在地方范围内进行，主要是通过消费合作社来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还只是物物交换，货币不参与商品流通。但是，实践的发展使列宁认识到这种交换的不足与缺点。于是，就打破了商品交换受地方流转范围限制的作法，改用货币交换的形式，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列宁还主张发展商业，认为发展商业是党和国家面临的特殊任务。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要真正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发挥商业。他指出:“我们看到，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己提上日程.不管我怎样觉得商业领域距离共产主义很遥远，但正是在这个领域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列宁之所以说发展商业是一项特殊任务，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市场，不存在商业。但是，当时的苏俄必须解决发展商业这一任务。因为只有发展商业，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此，他提出，国家政权机关的活动要紧紧围绕发展商业的任务进行，特别是那些领导经济工作的机关应该参与组织商业活动.他还提出苏维埃国家要善于同外国人做生意，并且要求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认真地学习经商。
(三)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在小生产在社会生产中占优势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采取迁回措施。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列宁在《论粮食税》这一著作中提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这里，列宁指出了利用资本主义必然性。因为当时的俄国存在大量的小生产、存在商品交换，在这种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企图人为地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那它就是愚蠢，就是自杀，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是必然会遭到失败的”.同时，列宁还提出，资本主义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正如列宁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此，列宁甚至认为私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帮手。 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西方。”列宁认为，当时苏俄经济结构中存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5种经济成分。这5种经济成份可分为两种类型，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和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在非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中，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我们的救星”。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划的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所播要的.列宁提出，“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就是说，作为人生产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小生产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它才能使俄国摆脱生产极为落后的面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条正确途径。在他看来，如果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正如他说:“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所以，列宁认为，应当提倡国家资本主义，把私人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资本主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他提出:“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这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重要最有效的中间环节。列宁还探索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问题.总的来说，有四种形式，即租让制、合作社、代销制和租赁制.列宁认为，租让制是重要的形式。所谓租让制，就是国家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定合同，将自己暂时无力经营的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让他们到俄国来经营。实行租让制会使苏俄付出一定的代价，即要把生产的一大批产品交给外国资本家.但对苏俄来说，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经济上，苏俄既可以引进大量资金，最新的技术装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一部分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从而带动态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义可以在增加苏俄产品的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这就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政治上，由于实行租让制，可以制约国际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封锁、侵略的阴谋。所以，列宁反复强调要大力培植与发展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认为它在苏维埃政权下已经是3/4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的过渡.
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是合作社.就是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列宁认为，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合作社，从国家利益来看有许多好处。一是便于国家对商业进行统计、监督和管理，便子国家同商人订立合同。而是便于把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是代销制。所谓代销制，就是指“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有利于城乡商品流转，又有利于国家对商业的管理和监督。国家资本主义的第四种形式是租货制。即“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十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和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种形式同租让制的区别仅在于合作对象不同.租货制的对象是国内资本家，而租让制的对象是外国资本家。
上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了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的关系.有资料显示，1924年农民消费的粮食、肉类和油脂数最大大超过战前1913年的水平1926年第四季度，工人的实际工资比1922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倍，工人的物质生活也大大优于战前的水平。
三、新经济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也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是因为列宁和俄共能够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发现新间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间题。从而创造性地提出适合苏俄国情的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突破了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是多方面的。
—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余粮收集制要求将农民的全部余粮无偿地收归苏维埃政权，致使农民生活十分困苦，乃至出现农民骚乱和暴动。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农民交税后的余粮可以自由支配，既可以用于个人消费，与可以用于交换.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完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调，政策的制定应放在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同意不同意的基点上。在新世纪，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所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我们国家的改革又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同时，我们还肩负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竟争压力.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显得更好实现。
—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列宁逝世这段时间里，列宁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两次实践。第一次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政治局面稳定。出现这前后不同的两种结果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也要不断进行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改革的社会.这是说，社会主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我国20多年改革实践说明社会主义要不断进行改革.由于改革，我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温饱达到小康进向全面小康迈进，由于改革，我国实现了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向前发展的良好势头油于改革，我国政治的、文化的等方面的体制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