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1
【摘 要 题】民主政治论坛
【英文摘要】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provides new motives，requirements，conditions，as well as big challenges to our democracy.We should compqy with the historical tendency of economioc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With the premise of grasping firml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route of socialist democracy，we should actively and reliably carry out feform on political system，learning positive achievements made by capitalist democracy，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It is our right choice by which we actively face the challenges of entering WTO in political terms.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新
economic globalization/socialist/democracy/innovation
【 正 文】
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我国已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涉及到民主政治领域。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应对？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外力
如果说，加入WTO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的民主诉求的话，那么，加入WTO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又多了一种外来的客观要求，增加了一种强大的外力助推。
1.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促进国家权力的社会化。
国家权力的社会化既是人类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WTO的宗旨是倡导经济贸易的自由化，由此出发，它必然要求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必须适度，反对政府过分干涉市场经济。显然，我国目前的体制还不适应WTO的要求。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国家－社会”一体化，“国家本位”的特征十分明显。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打破了国家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国家权力的分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权力逐渐增强，但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一元化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适应WTO的要求，我们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理顺各种职权关系，推动国家权力合理分权，还政于社会、还政于民，使社会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2.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自由度和增强自主化。
WTO要求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包括企业的投资自由、进入自由、退出自由、生产自由、经营自由、买卖自由，公民的发展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等。目前，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距WTO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市场主体的贸易自由和公民个人发展的自由还受到许多传统的体制性和非体制性因素的障碍：审批事项过多过滥仍在严重地阻碍着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和公民活动的自由；国家在一些行业、领域的垄断阻碍了国内外市场主体的自由进入；过度行政干预妨碍了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部门和地方为了局部利益而设置的市场壁垒限制了外单位和外地市场主体进入的自由；过去形成的户籍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限制了公民的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经过这些年来的改革，上述限制有所松动，但未根本改观，适应WTO的要求，进一步放松管制，扩大自由度仍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改革任务。
3.经济全球化要求扩大我国政治生活的公开化。
公开性是民主应有之义，是现代民主的基本价值，“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WTO要求各成员方遵守“透明度”的原则，包括：(1)要求各成员方公布所有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协议、协定、条例、决定、政策、司法判决等及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和条约。(2)要求各成员方政府设立信息咨询点，给其他成员方的政府或政府机构、企业及公民提供相关的信息服务。(3)要求各成员方政府向WTO的有关机构报告其所采取的有可能对协议的各成员方产生影响的贸易措施。(4)规定对各成员方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定期审查，以增强各国国内政策法规的透明度，使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制度符合WTO的需要。
过去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权力的行使具有内部性、隐秘性。政策、文件等政治信息自上而下内部传达，政治行为“暗箱操作”，决策过程秘而不宣，公众对重要政治信息知之甚少。这使政治过程缺乏应有的监督，导致“幕后交易”、“寻租”等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同时也助长了不良的政治文化，小道消息、谣言满天飞，政治被神秘化，民众对政治疑惑、猜忌。这种状况既有悖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也不符合WTO的“透明度”要求。接受WTO的透明度原则的约束，我们必须加快推行政治公开的进程，让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
4.经济全球化要求扩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化。
“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各种经济成分上，不能做到一视同仁，重公轻私，未给予国内非公有经济一个参与平等竞争的条件和待遇。非公有经济企业在市场准入、贷款、税赋、进出口、人才使用、司法保护、享用公共服务以及企业经营者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享受不到同国有、集体企业同等的待遇。在发展问题上，采取允许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倾斜政策，客观上带来了政策上的不统一，造成了竞争条件的不公平和发展环境的不一致。在吸引投资上，重外轻内，内资和外资存在着不同的待遇。这些都与WTO规则相距甚远。加入WTO，就应兑现“国民待遇”原则，确立平等对待国内外各方当事人、平等对待各成员国公民或组织的机制和观念。
5.经济全球化要求政治过程的程序化、法治化。
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和法治政治的统一。程序的民主价值就在于它通过法定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把权力的运作、民众对政治参与纳入到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渠道，实现现代民主精神的制度化、法制化。WTO的规则理念对我国政治的程序化、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WTO是由一整套规则体系构成的，它要求各成员国的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按通行的程序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树立规则观念和法制观念。我国传统的政治和行政方式是以权力为中心运作的，其运作的程序化、法治化程度较低，无序运作、非规范运作、随意运作、违法运作严重，这是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我们需要加快从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向以规则为中心的运作方式的转变，建立符合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对接的管理模式。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1.入世后我国民主需求的迅速增长与民主制度化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一方面，加入WTO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力助推，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民主。同时，随着这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期望大增。国内外的民主诉求呼应、叠加使我们的民主诉求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骤然增加。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制度化的有效供给不足。这是因为在现代政治中，政治参与需求的增长速度总是快于创设政治参与渠道（即制度化）的速度。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健全WTO所要求的一切制度，再加上我国原有的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不多、不完善。这一切造成我国目前不能满足民主需求的“瓶颈”。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就可能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正如亨廷顿所说：“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速度偏高，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的速度偏低，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不稳定和无秩序。”这是因为，如果参与渠道不畅通，公民的参与欲望得不到渲泄，就会导致公民的挫折感，民众对政府就会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社会缺乏凝聚力，政府权威和合法性就会缺失。同时正常的民主渠道阻塞，民众就会寻求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这势必影响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
2.经济全球化增大了西方民主观念和模式传播蔓延的机会，“西化”的威胁性增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建立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历来强调其民主的普适性，力图按照它们的观念来塑造世界。而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为西方民主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地球成了一个网络化的空间，这十分有利于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中国加入WTO后，西方可能会借助于WTO的组织形式对我国实施“西化”影响。西方国家会通过自己控制的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及游戏规则，打着“贸易自由化”的幌子，推行其全球治理模式。同时，入世后，随着西方企业更多地进入中国，随着旅游、服务、文化等产业的逐步开放，中外人员往来更加方便、频繁，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会运用这些交流方式进行“西化”渗透，对此，我们要有所防备。
3.经济全球化对我国主权、人权构成现实威胁。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值得注意，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市场目标和利润目标，必然会利用其超强的经济势力去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仅如此，跨国公司还经常以其强大的“经济主权”去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主权”。我们看到，跨国公司直接介入国家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领域的事屡见不鲜，进行院外活动、行贿政府官员的丑闻时有披露就是有力的证明。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所谓的“全球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它贬抑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其实质是借经济全球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全球政治的一体化、西方化。少数发达国家以“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就是对“全球主义”的实践。主权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平等的前提，也是一国人民当家作主、内政自主以及人权保护的前提。破坏了主权原则，不仅导致国际关系的混乱，也使民族国家的民主难以实施，人权难以保障。事实上，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加大，客观上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强化国家主权，而不能淡化主权，贬抑主权。全球化时代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先要捍卫国家主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观
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和全球性的思维来考虑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自觉地把我国民主建设置于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中把握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向，从中改革创新，吸取营养，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治。
1.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我们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也要追求政治民主化。但我们的民主化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决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针对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之所以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从本质上说要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代表了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先进方向，并且适合我国的国情。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自己的国情，盲目接受了西方民主，结果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引发了这些国家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些教训足以值得我们记取。
面对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主观影响加大的现实，我们首先要牢牢把握舆论阵地，进行正面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教育，除了要利用传统的媒体，如广播、报纸、电视外，尤其是要利用好网络这一新的媒体，积极抢占网络这一新的思想阵地。其次，加强对互联网等媒体的管理，积极寻找抵御西方价值观渗透的技术，强化对西方媒体传播信息的屏障能力。再次，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当代有效性，坚决批判和抵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的霸权主义论调，揭露少数西方国家“西化”、“分化”我国的企图，坚决同侵害我国主权和人权的现象作斗争。
2.适应WTO的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积极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创新。
(1)推行公开政治。首先要扩大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除了涉及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外，有关会议、法律、决策、人事、审批、收费、许可、发证、登记、收支、招标、采购、评议等信息都应及时向人民公开。为此，需要强化信息公开的“刚性约束”，制定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对信息公开的目的、原则、适应范围、限制以及不公开的法律责任等都明确予以规定，使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其次要完善政务公开的制度体系。应完善行政许可、审批、收费公开制度，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公开制度，社会保障公开制度，社会评议政府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以及集体讨论决定制度，群众代表议政制度等等。再次，完善政务公开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推进政务公开。可在公共信息网上设立“政务公开栏目”和“公众评议政府栏目”，以增强政务公开的时效性和透明度。
(2)倡导参与政治。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人民以委托的形式治理国家上，还体现在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生活上。为此，政府首先应根据市场经济和WTO的要求，准确定位自己的权能，减少过度干预，理清并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将不属于自己管的事全部交给社会去做，交给市场去做。扩大社会的权力，给社会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其次，吸纳公民全方位参与政治过程。一是赋予公民、基层、下级组织群众团体及中介组织以参与决策的权力。国家应通过建立重大决策的建议制度、提案制度、咨询制度、公众讨论制度、听证制度、公决制度，把公众纳入决策过程，使决策民主化。二是要加强公民对执行过程的参与。在国家法律、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吸收公民参与执行的监督，防止执行不力，执法混乱、行为不规范。三是加强公民对执行后果评价的参与。要允许公民对执行结果、执行绩效发表意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执行后果评价的根本指标，改变执行绩效由“官方”自我评估的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虚报浮夸，“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不良风气。
(3)强化服务政治。从人民主权来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源于人民的委托，它与人民之间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关系，而不是一种“管制”关系、“命令－服从”关系。过去，我们虽然确立了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不强，政府提供服务时，总是一副“施舍者”的姿态。加入WTO凸显出政府服务至上的理念，这要求政府的角色要来一个转变，由原来的“管制者”的角色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重塑政府服务者的新形象。“民主政府是为它们的公民服务而存在的。”政府应抓住入世的契机，走出“管制”的误区，增强服务意识，健全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使政府不再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管僚机构”，而是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4)健全责任政治。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这是由人民主权原则所决定的。人民把管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得到人民授权的同时，必须承担作为“公仆”的责任，它们必须对人民负责，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承担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责任。民主政治必然是责任政治。过去我们的责任政治观念不强，国家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国家机关行使权力多，承担责任少，要求公民履行责任多，政府尽义务少，甚至不少执法部门和执法者滥用公共权力，权力与责任严重脱节导致权力异化，严重背离了人民民主。加入WTO呼唤着责任政治的回归。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通过经常性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责任教育，强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观念，第二，理清各种政治主体间的职责关系。从大的方面说，要党政分开，划清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和责任关系；要分清政府各职能部门间的权责关系。各政治主体之间的职责搞清楚了，才能各负其责。第三，健全党政机关首长责任制。这是建立责任政治的关键。第四，健全责任体系，包括道德责任制、政治责任制、工作责任制及法律责任制。第五，健全对国家权力监督机制。通过完善的监督机制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好其职责。
(5)厉行法治政治。在我国的国家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治现象。加入WTO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人治”观念，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治国，由权力政治转向规则政治，由任意裁决转向依法办事。特别是针对一些执法者头脑里存在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民”、“治事”的观念，更要强调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行使机关要依法立法、依法执政、依法司法、依法监督。
3.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借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某些文明成果。
全球化时代要求我们打破封闭保守落后的政治发展观，树立开放的发展观，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高类型的民主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独立发展。它必须继承以往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对以往政治文明的超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方向，不随“西化”逐流，并不意味着我们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进步因素，相反，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中那些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体现民主政治共性和普遍性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我们应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具体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原则，如主权在民原则、自由权利原则、人权原则、平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制度，如选举制度、公务员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法律制度等都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当前应对入世的要求，我们还急需要引进WTO的一些规制，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我们应承认和遵循经济政治和行政领域里的国际惯例，包括各国协议的形式、谈判的形式、行为的规范、决策结果的公布和实施方式等；遵循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标准，包括行政行为标准、行政道德标准、行政决策优化标准、行政效率标准、行政考核标准等；借鉴一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行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博大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才能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
参考文献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7.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7.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政治秩序[M].华夏出版社1998.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2
关键词: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张闻天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 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张闻天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逻辑；关联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正逐渐体现其优越性。然而，由于一些原因，也出现许多问题。我们应寻找当今经济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关联性，为当今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文本。
一、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现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样适用于建国初期。由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物质极度贫乏，文化需求更是急迫。在这种背景下，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就是首要任务，极度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最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成为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才将多种所有制经济纳入国家经济发展中。1952年我国进入传统社会主义。虽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直存在，但主要矛盾仍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在解决这一矛盾上，新民主主义经济发挥着重要功效，但因过渡仓促，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主要矛盾在建国初期与现在是大致相同的，那中心任务就要围绕这一矛盾展开，即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当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经济手段存在关联。
二、经济性质的关联性
由于中心任务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而历史证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并不能适应当今中国国情，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就保证了能调动一切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利的经济形式共同解放、发展生产力。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经济性质，即国营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合作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义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同样，新民主主义经济虽然在总量上公有制经济占比重较小，但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主要集中在农业与个体工商业，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牢牢把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也可以称得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此外，虽然新民主主义经济只列举了五种性质的经济，但也几乎囊括了当初国内主要经济形式。笔者认为是当今社会经济种类繁多，因此要全面表述列举已不合适。因此，从本质上讲，新民主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都是积极调动国内几乎所有对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有利的经济力量与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作贡献。
三、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经济目的的关联性
经济性质决定着经济体制、经济模式以及所要达成的经济目的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也需要论述在这些方面两者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
1.经济体制的关联性。
关于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中国大体集中在“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是“市场”与“计划”并存的，根据等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如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虽然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无论从市场与计划的结合还是调控的范围都更加科学合理，但本质上的国家调控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是有关联的。
2.经济制度的关联性。
“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而新民主主义经济上文提及也是五种经济形式并存。首先，在在发展公有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采取的办法是公有制经济加入市场竞争当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式的管理。但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确保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主导地位不动摇。另外，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方面，除公有制经济以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也是采取商品经济形式，市场规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运行。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本质区别。
3.所要达成的经济目的的关联性。
新民主主义经济索要达成的目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有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方向是以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是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或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由于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因此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终目标始终是不变的。
参考文献：
[1].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4
关键词：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毛泽东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导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毛泽东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
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而我国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理论纵深的角度深刻认识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5
[关键词]社会主义 民族复兴 统一
60年前，新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60年来，民族复兴以强劲的动力，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形成新中国经济的主线；社会主义以科学理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进步，形成新中国经济的主题。围绕着对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追求，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控，上演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实践证明，两者结合得好，经济就发展、社会就进步；两者结合得不好，经济就停滞，社会就倒退。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的统一，这一命题贯穿于党的全部历史，为了民族复兴，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实践社会主义是为了民族复兴，只有民族复兴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本文仅从这两个概念出发，就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大概的梳理。
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实现民族复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人民为求得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几代仁人志士都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上下求索，最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新天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所带来的强大动力，促使我们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展开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工作，并且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在1952年基本完成了全国，1953年～1956年，创造性地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建国初的实践第一次证明了把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巨大力量。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淡化民族复兴的教训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动力，使党一直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正确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随后，不断克服经济困难，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宏伟任务。但是，随着我们对形势出现误判，“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重”，使得我们的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
，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最为深刻的教训就是淡化了民族复兴。离开了民族复兴，单纯地讲社会主义，不但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离开了国情、离开了实际，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开始走向片面和极端，如政治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等等，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段惨痛教训告诉人们，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经济社会就发展，综合国力就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深化。而离开民族复兴单纯讲社会主义，民族复兴大业就会出现延误，经济社会就会出现问题甚至是灾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经济发展――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融合的新道路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这30年伟大历程，把已经淡化了的民族复兴，又重新加以强化，并且和社会主义事业融合在一起。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在不断激发民族复兴这一巨大潜在动力。30年的改革实践再一次证明了两者融合的巨大威力：我们党牢牢把握我国生产力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与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基本国情，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牢牢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本上解决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性创新，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以来，我们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资源的投放、政策的引导更加关注民生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宏图伟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重新激发民族复兴动力的同时，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整个进程的主题。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本身就包括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再次证明了两者有机融合的生命力。
始终把握民族复兴大业的方向――淡化社会主义的潜在危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节节胜利，开辟了新道路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只讲民族复兴，不讲社会主义，有意无意地淡化社会主义。这种思潮的存在和扩大，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民族复兴必须要有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和制度基础，这涉及国际国内复杂的因素。历史已经有过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社会主义经过60年的发展，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实力，不但决定着社会的整体生产关系，也规范着在对外经济往来中的主体地位；不但把握着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克服危机的根本保证，当下我国克服金融危机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为了人民，民族复兴事业发展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所共享。而如果淡化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少数阶层所占有，就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盛行，就会使整个经济社会失去方向，就背离了人民的利益，就背离了我们党的宗旨，就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基础。离开社会主义，民族复兴必定难以完成。
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合一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来源于实践，是新中国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同时吸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以及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面对挑战所取得的共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践，使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进入合二而一的新境界。发展，无疑是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而为谁而发展、依靠谁来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发展的道路和目标是什么等这些问题，都是由社会主义所规定的。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恰恰回答了这些问题，把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合二而一，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理想，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发展为了人，发展依靠人，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发展，只要离开人的视角，必然走入歧途，必然是不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更是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且，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确保其实现。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范文6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第三，从中国独特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内容及基本原则。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国之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当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性质，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性质看，一方面大量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来说，虽然其中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但封建经济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体部分。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也与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导，主体部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其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以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p#分页标题#e#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特点，这也是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同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及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这里，进一步认识孙中山三民主义经济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对于客观把握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系甚为重要。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把中国大同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联结，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对于实现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资本。”［1］“平均地权”，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平均地权的提出不仅跨越了旧、新民主革命两个时期，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最后，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更深层次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当年的评论错了，而是孙中山后来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点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孙中山当年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及其有无时代与现实意义，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权”与后来的、再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节制资本”与后来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国家资本、再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虽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设计的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多样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其次，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范畴。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只有如此，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评价才可能是科学的，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客观的。#p#分页标题#e#
二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伟大贡献。它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成功的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第一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后封建”和“穷”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性。与孙中山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从实质性内容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下决心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首先，与孙中山构想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相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和欧美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其民生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国营经济、地方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总之，孙中山所构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公营和私营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经济成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其次，与孙中山构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一致。从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看，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独特的，即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想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同样是独特的，1949年总结性地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这个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第三，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与前途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63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众所周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亦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或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的这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帝制，建立共和，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与核心思想与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始终保持着一致。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国力论”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得“国情论”与“国力论”理论上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孙中山、、邓小平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亦是大同小异。孙中山概括为一个字:“穷”;认为是一句话:“一穷二白”;邓小平认为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些认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地位的理论。“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意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交替形态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现代化建设环境论。
应当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劳在于，把对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及其意义提到了日程上，并且为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没有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基本概括，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国情理论，这是一个逻辑的理论序列，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经济落后国家变革而来的，初期都面对如何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更把中国工业化问题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基础、环境与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同样相当重要，他的建国方略洋洋大观，极为具体，至今不失现实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举足轻重，必须置放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问题，具体表现为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经济成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四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农与城乡差别。这些问题，既是旧中国的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平均地权”到“家庭联产承包”，从“节制资本”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解决的方案与方法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业的综合开发，逐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要大力转换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尽快提高商品率，实现市场化;要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从而为农业的集约化提供基础性支持并现实地弱化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要迅速推进社会的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利于尽快消除“三大差别”。积极、慎重地推进并实现农业工业化，即从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入手，则是有效与妥善解决“四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研究中国实际及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环境、定位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力争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经验总结。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力，是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4］因此，我们要发展，必须开放。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斐然，通过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思想向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百姓生活的平均与贫困向以人为本的小康与富裕转变。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变革一直是主线。变革的主线不仅没有背离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实现民生，追求现代化，而且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主义思想，包括主张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发展。一方面，通过30年来改革，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再改革也成为新时期最根本的任务与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