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1
思想概论重点选择题
一．重点单项选择题（10道）
1．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旧”阶段转化到“新”阶段的根本标志是
［A］中国革命领导阶级的变化［B］中国革命主要对象的变化
［C］中国革命基本性质的变化［D］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2．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同主题是
［A］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无产阶级领导权
［B］通过改革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
［C］通过民族奋斗探索国家的根本出路
［D］通过开放探索有中国特色道路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犯左倾错误的人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搞所谓的“无间断”革命，这种错误倾向实质上是
［A］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B］割裂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C］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
［D］割裂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联系
4．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有着深刻认识，党认为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的根本保证是
［A］动员全民开展武装斗争［B］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
［C］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D］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5．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建立过不同政权形式，而对地主阶级态度差别最大的两种政权形式是
［A］工农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
［B］工农民主政权与“三三制”政权
［C］人民民主与苏维埃政权
［D］工农民主政权与人民民主
6．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内部没有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主要形式是
［A］争取民主［B］农民运动
［C］武装斗争［D］工人运动
7．1928年在《土地法》中指出：“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
模范农场耕种。”这段论述提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A］基本内容［B］主要斗争形式
［C］战略阵地［D］基本原则
8．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前两个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党制定和执行这些理论、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是
［A］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B］以斗争求团结
［C］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D］坚持反倾向斗争
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正确的政策。这里除了孤立和瓦解敌人的政策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团结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壮大自己的问题，即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原则，而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是
［A］又联合又斗争［B］坚持反倾向斗争
［C］有理、有力、有节［D］工农联盟
10．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指导性路线。党中央制定这个路线的主旨是
［A］变革经济体制［B］变革所有制
［C］变革政治制度［D］变革生产力
二．重点多项选择题（10道）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
［A］是思想形成阶段的主要成果
［B］分清了革命斗争中的敌友问题
［C］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D］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
2．“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这里提到的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是
［A］到群众中去［B］一切依靠群众
［C］从群众中来［D］一切为了群众
3．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共同之处是
［A］领导力量都发生了转变
［B］革命的主要对象都发生了转变
［C］革命的基本纲领都发生了转变
［D］革命指导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4．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发展、
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两个“必然结果”的共同之处有
［A］经济条件都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B］阶级基础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C］思想条件都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D］国际条件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直接目标实现的重大意义是
［A］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B］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唯一标准
［C］从根本上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
［D］改变了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
6．“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有
［A］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B］廓清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C］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关系
［D］论证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7．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集中全党智慧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到抗日战争胜利
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又相继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等著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作了完整的概括。这两个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的概括的相同之处是
［A］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
［B］都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C］都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
［D］都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8．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时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以下对这五种经济成分相互关系的论述正确的有
［A］国营经济成分领导其他四种经济成分
［B］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国营经济
［C］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经济性质相同
［D］合作社经济的前途是国营经济
9．“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对这段话分析正确的有
［A］这段话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集中概括
［B］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C］这段话反映的主要思想后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D］这段话提到的孤立对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10．“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对这段话分析正确的有
［A］这段话论述的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力布局的问题
［B］这段话论述了中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的关系问题
［C］这段话认为我们要“改变一下”，要将工业主要布局在内地
［D］这段话提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必须同时同步发展
思想概论重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一．重点单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1．A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经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B项革命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C项革命的基本性质没有变，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D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化，还是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这三个选项都不是正确答案。
2．C党的十五大归纳的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实际上都涉及到中国根本出路的问题，第一个任务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第二个历史任务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出路。
3．A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只有完成前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革命。因此凡是提出“毕其功于一役”左倾错误主张者，都混淆了革命两个阶段的界限。
4．C本题考查党争取和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本经验之一，即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只有党的建设搞好了，党自身具有非常的先进性，才能确保中国革命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顺利进行。AB是党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D项内容是党的基本工作思路。
5．B工农民主政权对待地主阶级是敌视的，主要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的；“三三制”政权形式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政权形式，对地主区别对待，其中开明绅士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工农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内性质相同而名称不同的政权形式，因此A项可以排除。而人民民主将地主阶级整体列入了的对象，因此与工农民主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所以CD也被排除。
6．C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其他三个选项都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非武装斗争形式。
7．A本题考查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基本内容的了解。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涵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题干部分论述了土地革命中对土地的基本分配办法，因此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8．B本题考查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A项内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C项提到的原则是统一战线中“左”倾错误者坚持的原则；D项内容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因此这三项都不符合题干要求。
9．D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A项又联合又斗争是坚持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B项坚持反倾向斗争是统一战线策略正确实施的重要保证；C项有理、有利、有节是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在同顽固派做斗争时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均不符合题干要求。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革命阶段里，统一战线有着不同的任务、内容和特点，但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始终不变，都是工农联盟。
10．B本题考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党在制定“一化三改”总路线时，已经明确了这个总路线的实质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要变革原有的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二．重点多项选择题答案与解释
1.AD本题考查两个知识点：一是思想形成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和基本内容；二是的科学著作是思想的集中概括。B项是思想萌芽阶段的基本思想，C项思想成熟时期的思想，均不符合题干的要求。
2．BD本题题干的关键词是“核心内容”，A与C项都是基本的群众观点，而题干则是关于党的群众工作方法问题，因此被排除。B和D都是党在群众中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核心的内容。
3．BC本题考查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变这两个转变之间的相同点。两个转变的共同之处有二：一是革命的对象都发生了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主要革命对象由封建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革命的对象再一次发生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转变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要对象。二是革命的基本纲领发生了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由资产阶级制定的反封建革命纲领转变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革命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革命纲领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纲领。A项，革命领导力量的变化只发生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即由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D项，革命指导思想只在第一次转变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即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AD项被排除。
4．BCD本题考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同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各方面基础之间的共同点。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主要的有：政治（阶级）基础一致，都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基础；思想基础基本一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都是重要的思想条件；国际背景相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成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A项显然不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必然结果，应当排除。
5．AD本题考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重大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实现，彻底改变了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改变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B项，只有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才是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标准；C项，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目标的实现仅仅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条件，被束缚的生产力的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BC项都不符合题干的要求。
6．BD本题考查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题干所引用的这段话是对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正确概括，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它们具有时间上承接关系，任何割裂它们之间这种关系的言行都是错误的。A项是“二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等观点的错误实质；C项否认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性质上的继承关系，因此AC项都不是对题干这段话的正确理解。
7．AC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从初次提出到完整确立过程中的相同点。抗日战争时期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概括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官僚资产阶级中的亲英美派还是属于民族革命阵营的，所以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中没有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内容，因此B项被排除。两次概括都没有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提法是中共六大上提出来的，因此D项也被排除。
8．AC本题考查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的相互关系。解答本题的关键首先是明确
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国营经济，因此A项是正确的；其次，区分五种经济成分的不同性质，即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都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由此可知C项是正确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里面还有私人资本，不是完全的国营经济，因此不能将两者简单等同，因而B项被排除；合作社经济属于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与国营经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只会将它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不是转化为国营经济，因此D项也是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现代化 近代英国 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障政策的出现和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客观要求，或者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成果，其中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保障政策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最核心因素。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历史形态，与之相伴随，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也大致与此同步，经历了一个从原初自在到被迫自为，进而实现主动自觉的三部曲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推动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英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也对同一时期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和演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原初现代化与原初自在阶段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原初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①。16～18世纪中期，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就处于工业文明的原初现代化时期。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形态，本文将其称之为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按照伯奇（R.C.Birch）的观点，英国社会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初现代化时期的都铎王朝末期，其发展是和英国现代化所引起的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②，而以贫民救济法形式出现的1601年《旧济贫法》，就是英国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
都铎王朝末期，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而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特别是因圈地运动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流浪者的状况，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激烈的动荡。为了缓和矛盾，都铎王朝统治者：一方面出台法令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又采用安抚手段，通过实施济贫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应时而生。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旧济贫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在济贫问题上的职责，《旧济贫法》把救济对象分为无依无靠的孤儿、无劳动能力的贫民和有劳动能力的贫民三类，只有在贫困线以下的贫民才可以接受救济；规定由教区具体组织实施济贫；授权各郡征收济贫税，并要求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旧济贫法》虽然打上了中世纪的烙印―由教区而非辖区负责的济贫院救济制度，而且把济贫与惩贫结合在了一起，但它毕竟开始了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因此初步具备了社会保障的性质。它的颁布，无论是对于化解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流浪和失业问题，还是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旧济贫法》标志着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
工业革命与被迫自为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工业革命在生产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极度贫困问题，因贫困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发人深省，如机器对工人的奴役，童工的使用，看病难、看病贵，老无所养以及糟糕的城市卫生环境等，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维持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成为摆在英国统治当局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1795年，战争和农业歉收引发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这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斯宾汉姆莱法》。它打出了“公平收入”的口号，把低收入家庭人口和面包价格作为发放救济金的标准，主张救济标准和物价涨幅挂钩的原则。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济贫范围，使工资收入者也得到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突破了原来的教区济贫院救济制度，转而采取了居家原则救济贫民的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后期，随着前期贫民救济制度的实践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一个希望系统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新贫民救济制度，就成为英国政府的现实诉求。1832年，威廉四世宣布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全国济贫情况进行调查，两年后，英国议会根据拿骚・西尼尔和爱德文・查德威克的“济贫报告”，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新济贫法》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③，提出了贫民救济制度的“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检验”原则和“政府统一管理”原则④。然而，《新济贫法》不仅带有明显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而且还存在缺陷，特别是与后来的福利政策相比差距甚大。但其积极面也不容忽视，《新济贫法》的颁布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已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统治者希望借助立法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且从其实施的结果来看，其不仅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还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开始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迈进。《新济贫法》的颁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造成的诸多问题逼迫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主动自觉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近代英国的经济现代化也随之完成，但是这一时期英国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政策的现代化问题。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普遍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失业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儿童保护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都日愈严峻，要求英国政府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改变前一阶段应急式的贫民救济制度。
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主动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规范。这一时期是英国近代社会保障政策出台最为集中的时期，内容涉及养老金、失业及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的颁布。1908年的《养老金法》“为社会政策树立了新的原则”，即确立了英国养老金制度的普遍性和免费性原则：养老金成为了公民的一项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由中央统一拨款，“虽然有对收入的严格限制，但已没有了对实际贫困程度的检验”⑤。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由《失业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两部分组成，体现了国家是实现个人幸福工具的思想。前者对失业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并由国家负责个人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后者强调了国家对个人健康的责任，进一步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角色上的重大转换，但其实施范围相对有限，只针对有工作的人。
因此，1906～1914年期间颁布的多项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完成了社会保障是国家给予个人的一种恩惠，向社会保障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原有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成为了历史，进而实现了从济贫制度向社会保障政策的过渡，它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标志着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正式形成。
思想文化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与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步，伴随着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历程，其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不断演变，即反映原初现代化阶段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济贫”传统和“平等”理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功利主义，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国家干预理论。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思想体系的延续性和发展性非常明显，应该说，这种思想文化的不断现代化，也是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与确立的重要动力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对“平等”理想的追求。英国的“济贫”传统与“平等”理想是和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
基于对平等理想的追求，受到欧文的“理性社会制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的费边社，于1884年宣告成立。费边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协作精神”⑥。费边社会主义尤为强调平等，但认为平等是一种立足于才能基础上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能力和成就的平等，而是要求环境、组织机构与生活方面的平等”⑦，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在“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1896年，韦伯夫妇提出了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这后来成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原则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为1900年英国工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18年的工党宣称：为了确保全体劳动者能够得到劳动的全部成果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工党的目标是要对每一行业能够进行民主管理与监督，进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纲领、严密组织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对平等的追求，第一次把英国社会发展的天平压到了对它有利的那一面。”⑧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现实，工党的创建和快速发展，对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 “平等”思想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促使政府开始系统承担贫困、健康等社会问题的责任，这为英国从贫民救济向社会保障迈进提供了历史惯性和精神动力。
功利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挑战。直至19世纪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一直是英国政治与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传统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这反映在社会保障理论方面，则认为贫困是个人的责任，它的解决只能靠自己而不是社会。政府只要在社会生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私有财产、个人主义与契约自由的有效运作，“社会公平”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因此，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几乎所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都提倡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施加不必要的干预；都认为由国家主导的济贫制度非但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反而会恶化贫富双方的生活状况；都强调贫民要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因此，这种只有“个人观”而没有“社会观”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保护多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⑨。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处于深刻变革中的英国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对个人的责任问题，其中穆勒的“有限的自由与有限的干预”理论和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广为流传，受此影响，英国被迫实施了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早期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可以说，这是在经济现代化浪潮下，一次不自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现代化。
传统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理论。到了20世纪初，英国对原有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密集调整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理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与后起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而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经济发展从之前的一路领先变为渐次退后，“世界工厂”地位受到了挑战。日益放慢的经济发展，使英国依靠高速增长来自发调节社会不适的模式不可持续，以贫困为核心的诸多社会问题再次突显起来。
在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声中，英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呼声。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理论的拒绝态度，转而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与可共享性，认为一切关于教育、劳工的卫生及其任何涉及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⑩。
集体主义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应该成为公共生活的准则，因为社会是“高于它的各个成员相加之和的东西”。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是在平等条件下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的唯一途径。国家要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比如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政府的分内之事。集体主义理论因符合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被广泛接受，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改革。
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因此必须重视居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若对此加以漠视，则“国家不仅会在金钱上，而且会在国民体质的衰弱、道德败坏以及社会灾难等方面付出代价”。由此可见，不论是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还是费边社会主义，他们所持基本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社会改革，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并制定有效的社会立法。这些要求和主张反映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总之，近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和形成，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生动体现，是近代英国伴随着经济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之后的又一现代化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和外延，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英国的社会发展。近代英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的全面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才具有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王桂玲：“新经济视角下英国原初现代化研究―英国初始现代化的条件分析”，《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②R.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gman， 1974， p7-8.
③⑥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0页，第56页。
④[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⑤Maurice Bruce， The Com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4th edn.， London 1972， p178.
⑦⑧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第111页。
⑨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
⑩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s from the 1860s to 1980s， Longman， 1980， p194.
[英]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25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3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5
内容摘要 十月革命是在俄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一特殊性造成了苏俄以政权为核心、以高压和强制为特点的发展道路。然而，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严重的危机迫使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经济政策改革，但新经济政策的内容限于改变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列宁在深入认识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设想。由于列宁的思想没有成为党的领导层的共识，不仅改革未能深入，连新经济政策最终也被抛弃。但是，由特殊性产生的问题是无可回避的。因此，改革成为苏联发展的必然、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需。
关键词 十月革命 特殊性 改革 列宁
作 者 姚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长。（江苏苏州 215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国通史”(11&ZD134)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长达74年的苏维埃时代的历史起点，认识这场革命的特殊性则是理解苏联道路的逻辑起点。正是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革命之后苏维埃国家所走的道路，决定了此后苏联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执政党对十月革命特殊性的认识程度，决定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一
十月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背景和条件的问题。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这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指出的。而整个1917年革命是由长期的结构性危机、中期的形势变化以及短期的由战争引起的事态发展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发生发展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局势的影响这一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战争激发了国内矛盾，而军事上的失败加剧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临时政府无力解决和平、土地、面包等迫切问题的情况下，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出色地利用了局势，扭转了革命的方向，最终以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苏联时期的理论和宣传强调十月革命的普遍性、必然性，而对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则避而不谈。但在实际上，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战争造成的特殊条件下发生发展的。不承认革命的特殊性既不符合事实，也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相悖。
列宁在1917年革命前、革命中和革命后，对俄国革命都有过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思考，他的观点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十月革命及其开辟的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之后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逐渐安定，列宁认为斯托雷平的和平革新道路是有可能成功的，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他甚至多次说过，他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前，列宁对俄国革命是不抱希望的。那时，列宁作为俄国政治流亡者住在苏黎世的一个鞋匠家里，过得很平静，还不得不为日常生活操心。1917年1月9日，他在向瑞士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发表演说时称，“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决战了。当时列宁还没满47岁，这番话反映了他对俄国革命的前景持十分悲观的态度。
一个多月后，俄国发生了反对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起先是不相信的，说这可能是德国人造谣。他只是认为“目前俄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在最终确认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敏锐的政治家，他马上看出了推翻沙皇之后俄国局势的特点，意识到也许历史为他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很快形成了关于俄国革命阶段性的认识，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利用战争造成的机会夺取政权。为了扭转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主张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的倾向，列宁不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与俄国的敌国德国达成协议，经德国返回俄国。
列宁的这一选择不是基于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已经成熟，而是基于俄国因战争而出现的危机。他特别强调，如果没有世界大战，俄国可能不会发生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但他还是试图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来解释自己的选择，认为布尔什维克夺权斗争的胜利将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确信落后的俄国能够在西方先进国家丁人阶级的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取得胜利的观点，是被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的。列宁即便在提出布尔什维克应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仍然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俄国还不具备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物质前提的思想。他在3月中旬启程回国前夕，同瑞士工人告别时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基于对俄国落后这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列宁在1922年底又一次明确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
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革命，其历史前提条件显然是不成熟的。苏联时期很多关于十月革命的论著拔高革命前俄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程度，热衷于从具体数量上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以此证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已经成熟。但是这样的论证不能改变1917年的俄国，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的基本事实，不能推翻列宁关于俄国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的论断。
如果再深入一步，十月革命不仅在经济和文化前提方面是不成熟的，而且其社会基础也是很薄弱的。
在走向十月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以其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承诺取得了彼得格勒大多数工人和士兵的拥护。但是在外省，甚至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并未得到普遍支持。十月武装夺权行动不仅遭到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反对，还遭到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等社会组织的坚决抗议。在十月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的第三天，卢那察尔斯基在给亲人的信中承认，布尔什维克遭遇“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愤怒”，对布尔什维克的敌视“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形势极端危险、极端严重”，“我已经不祈求命运让我再看到你们”。
十月革命后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更是直接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社会基础是有限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在首都和某些部队占有优势，但在外省，在广大农村和多数前线部队，其影响远不如社会革命党。在全俄选出的715名立宪会议代表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很明显，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场选举。虽然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得票相对较少的解释是，十月武装起义前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已不能反映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但在选举结果揭晓以前，列宁刚刚说过，由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立宪会议选举“是一种最先进的选举方法””叫，这使得布尔什维克对自己败选所作的辩护十分苍白。
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列宁思想的核心是夺取政权、掌握政权，然后通过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目标。必须指出的是，列宁本人并不认为这是必然性支配下的过程，相反他将此视为布尔什维克党须全力争取的目标。他所抱的态度是“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直到1917年7月，列宁对下一步是什么情况还心中无数。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借助于街头群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遭遇失败后，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持不确定的看法：“至于俄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的。”可见，列宁完全没有布尔什维克必然能够掌握政权的想法。当时陪伴在列宁身边的绍特曼和季诺维也夫都证实，列宁这一时期对革命前景十分悲观，认为将会有一个长期的、深刻的反动时期，甚至曾经考虑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心转移到瑞典或挪威去。
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及其失败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重生的机会。但直到10月，列宁要求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他还在反复强调，机会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稍纵即逝”的。这一表达意味着，列宁在十月起义前夕对俄国革命前景的基本看法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
那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列宁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俄国首先开始了革命，这“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有什么功劳，也不是由于它比别人先进，相反地，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别软弱和落后，以及特别逼人的军事战略形势”，才使我们走到了前面。“今后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人革命都不会碰到这样的条件”。列宁认为是落后与战争的结合所造成的非常局面，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走一条超越一般规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他在这里强调的显然是十月革命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概括地说，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俄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抓住了战争造成的机会，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十月革命武装夺权的胜利。这是十月革命最主要的特殊性。
二
苏维埃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苏联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通过政权的力量，使用高度集权的、强制性质的方式，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不得不面对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一系列紧迫和尖锐的问题。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作出的承诺，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布尔什维克也同样困难。结果，战争问题的解决是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正如列宁所说，这已经是为了保住政权；土地问题是不彻底地借用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作为权宜之计；粮食问题是采用了远比临时政府更为严厉的强制手段来应付；至于自由，在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就马上取缔了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随后又用武力驱散了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
保住政权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周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了粮食征收制、全面国有化、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强迫劳动等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手段。而且，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夸大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作用和意义，以为通过这种强制性的军事手段，就可以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本该逐步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反而进一步加强这种政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1921年早春，危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政权基础摇摇欲坠，十月革命发源地彼得格勒出现工人罢工和示威浪潮，主要产粮区发生大规模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爆发兵变。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集制，“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从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次重大改革。这是危机倒逼出来的改革。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是迫于形势之举，然而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从实行粮食税以满足农民、稳定农村开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继续退却：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实行贸易自由，对国有化的企业实行租赁制和租让制，取消对小企业的国有化，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发展，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原则等。列宁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的实质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他把新经济政策称为“‘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
但是，以行政命令、高压强制为特点的军事共产主义思维仍然影响着党的领导层。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应对危机的措施，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的开始。虽然列宁曾指出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较长时间内的政策，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有反复的。在1922年春天，列宁就曾宣布停止退却，转入进攻。到当年11月，列宁承认一年多以前的政策“换车”是情势所迫，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步履艰难”，但他重新强调“新经济政策仍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并且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然而在党内，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的倾向始终存在。
经济领域尚且如此，政治领域的改革更难以想象。拉狄克在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坦率地承认：现在共产党采用的是孟什维克的政策，如果让孟什维克享有自由，他们就会要求政治权力；而在农民中的“广大群众”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把自由给予社会革命党人，那将是自杀。俄共（布）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萨普隆诺夫曾给列宁写信说：“我们在经济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实际让步，在政治上则不能容许这种奢侈”。内战结束后，列宁虽然一度考虑过诸如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合法化、加强法制、限制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等问题，但对于俄共（布）在政治上受到挑战的担心，最终导致了全面加强控制的政策。
俄共（布）处理1920年代初期全面危机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上做出让步，同农民妥协以挽救政权，但在政治上坚持“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对一切可能对俄共（布）绝对垄断地位构成威胁的言论、思想、人物和组织进行严厉打压。1922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有近30次会议研究了查封有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6月到8月，不顾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抗议，组织了对200余名被关押的社会革命党活动家的大审判，以期彻底消除其影响。8月到12月，数百名俄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作为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分批驱逐出境。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规模饥荒之后，东正教会因积极开展募捐赈灾活动，其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为此，苏维埃政权从1922年3月开始了大规模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列宁在给政治局委员的密信中要求，这一行动“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坚决无情地、毫不动摇地完成。我们根据这一理由枪决的反动神职人员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正是现在要教训教训这些人，使他们在今后几十年内连想都不敢想反抗我们”。1921～1923年间，有1万多名抵制没收教会财产的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审判和惩罚，其中约2000人被判处死刑。
很明显，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改革是有红线的。经济上可以向农民让步，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但在政治上是进攻，是对社会力量的全面压制。
三
1922年底，列宁因第二次中风而实际退出政治活动。在脱离紧张的具体工作之后，列宁全面观察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深入反思十月革命5年来走过的道路，以及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出现的情况，口授了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表达了自己对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面临的迫切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是有关十月革命特殊性，以及执政党当前任务的内容。
列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十月革命特殊性。首先，十月革命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特征；其次，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也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从而使得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列宁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十月革命一周年时就已发表的见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与俄国的落后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十月革命。他重新确认了自己在1917年初曾经表达过的俄国的落后使其不能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而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但他同时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人民群众处于毫无出路境地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十月革命是一场“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的革命，即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f221但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到此为止。他看到了十月革命5年之后俄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仍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事实，看到了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如果说在1917年他坚持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话，那么现在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仅仅依靠政权的力量就能实现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基础之上。为了使俄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还必须做大量“非做不可的粗活”，必须实行“文化变革、文化革命”，而这个任务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还是物质方面都是异常困难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在认识俄国革命特殊性的基础上，列宁承认，对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仅仅有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改革还须要深入。他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第一句话就说：“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做一系列的变动。”列宁当时考虑并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选拔一批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增强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其权威，由其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的工作，最终与中央委员会一起成为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改组工农检查院，严格选拔其工作人员，减少人数，提高质量；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基本部分结合，“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清除旧制度的痕迹，监督和改善其工作，以及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调整和重组国民教育机关，按照民族平等原则组建苏联等。
列宁在他政治生命最后时刻对俄国革命的反思及形成的看法，是经过实践检验之后的思想升华，不仅对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相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也应该看到，列宁对十月革命特殊性的认识，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不成熟，从中引出的主要结论是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列宁还未及深入思考因十月革命社会基础薄弱而产生的问题，他提出的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也局限于改进党内领导体制和某些行政管理制度、加强党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等，完全没有涉及当时表现得十分尖锐的政权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而且，后来的事实表明，即便是列宁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和目的，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成为党内的共识，党的领导层中鲜有像他那样去思考和理解俄国革命特殊性并从中得出相应结论的人物。列宁的观点和意见，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影响党和国家的路线政策。
四
从俄国革命特殊性及其对苏俄发展道路的影响，从列宁对俄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提出的改革设想中，可以形成一些基本的认识。
一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性造成了俄国（苏联）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是在物质文化前提不成熟、社会基础较薄弱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十月革命开辟的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点就是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出色地利用了战争造成的机会，夺取了国家政权，但掌权后的经验表明，想象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对执政党的路线和政策构成了根本性的制约。在走出了夺取政权这一步之后，布尔什维克必然把加强政权、巩固政权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为此，苏维埃政权在各个领域普遍使用了高压、强制、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在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最初的追求，也是不可持续的，1921年春天的严重危机以及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来看，情况也是这样。
二是通常的历史顺序虽然可以改变，但是却无法超越。列宁关于俄国革命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的论断，既是对十月革命合理性的辩护，也是在世界革命无望而必须依靠自己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情况下的理论创新。但列宁很清楚，这条以政权为核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有待证明的道路，而且是必须由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布）自己来证明的道路。俄共（布）既然改变了通常的历史顺序，先夺取了政权，那么它必须通过工作重心的转移来填补被越过的顺序，创造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和文化前提。为了解决十月革命特殊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执政党必须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历史上的所有改革都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改革不仅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也是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必要之举。
三是俄国革命跳过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而是整整一个社会历史阶段。在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时，对资本主义也须重新认识。“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而在苏维埃俄国广袤的领土上，占优势的仍是宗法制度和半野蛮状态；俄国缺少的正是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文明成果。由于这个原因，“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弃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虽然新经济政策改变了组织经济生活的原则，为解决社会经济前提不成熟的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新经济政策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影响或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把改革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四是执政党是否认识革命特殊性以及认识的程度，对于能否主动改革和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具有直接影响。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改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列宁正是在认识到了俄国革命特殊性造成的制度方面的缺陷之后，才提出了初步的政治改革建议。而列宁之后的党的领导对此缺乏认识，使得已开始的改革也被终止。但是，由于改变了通常历史顺序而产生的问题，伴随着苏联发展道路的始终。、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面临挑战。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史表明，直面这些问题，通过改革实现发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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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苑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制度;民主革命;改革开放;多党民主制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也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中,关于在中国引进西方多党民主制度的意见引起了较多关注,本文亦打算就此谈一些看法。
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具有一般历史知识的人们,都知道西方民主革命后建立起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且在这个制度下实现现代化并走向繁荣。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同样的道路而要另辟蹊径呢?
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最有成就的继承者。东方道路与欧美近现代化道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东方国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科学的纲领,毅然担负起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后进一步完成民主改造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责任。列宁把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归结为一句话:我们的政治变革先于我们正面临的文化变革。这里的“政治变革”,就是指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政权而不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权。这里的“文化变革”,指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发展经济,对社会进行民主改造,“完成”革命并自觉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过渡。
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不同,是使东西方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与其说是不同的政党和领袖们的作用,不如说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252。在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由被压迫者逐步发展成为同封建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得到了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并最终赢得了反对封建统治的胜利,赢得了政权。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253。西方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都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叶,当西方一些国家还在争取“政治变革”的时候,它的“文化变革”的内在矛盾却已经日益暴露和激化起来。历史呼唤着新的时代领袖,于是就有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问世,有了无产阶级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此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和它们同东方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些矛盾直接影响着东方国家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其最鲜明的表现: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退化。这里的“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543。他们不敢担当起欧美先辈们领导民主革命并赢得真正胜利的责任。二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增强。这里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启示和鼓舞,得到了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的领袖更懂得:“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43无产阶级在它还相对弱小的状况下提前独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担当起本来应由他们的对手——资产阶级——担当的角色,领导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变革”。因此,东方国家在“政治变革”后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它开始于俄国的十月革命。
中国作为“更是农民的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开始了最为痛苦的历程。神州陆沉,唤起了救亡之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再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毅然担负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政治变革”以后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革命后的俄国是一致的,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制度,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中国“政治变革”后的政权容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从旧统治集团里分化出来的、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力量。而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实际上只容纳了一部分贫苦农民,作为广大小生产者政治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其二,中国的“政治变革”经历了从局部到全国的长期推进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苏维埃根据地就有十年红色政权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三制”政权制度。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有过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抗战胜利后,我党曾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为争取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共同奋斗。直到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一些政治势力争取“第三条道路”的计划破产,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才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致形成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是这个纲领,肯定了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它为自己的党的纲领,并加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由此可见,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地形成的,并非哪个人主观选择的结果。
二、找准发展民主政治的主要矛盾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时间里,我国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尤其是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了极大破坏。正因为如此,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曾经为民主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为此,必须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已经有了原则结论,它为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20年曲折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集体对“完成”民主革命缺乏科学的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个结论为《新民主主义论》所强调,更为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所肯定。这些文件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济政策上只限于“节制资本”,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只实行“平均地权”,做到“耕者有其田”,“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怎样才算是“完成”了前一革命过程,在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则语焉不详。
新中国建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三大改造”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实际上是在解读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的含义。当时,从经济领域来说,农村因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生产力有了一次大的解放,但并未实现质的变化,劳动资料还只是一些手工农具,劳动者还只是刚摆脱封建剥削的农民,农村还只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工业经济还只是在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开始有所恢复,生产力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改变。资本主义此时还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大的发展,更没有“操纵国民生计”的危险。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国有资本相对于民族资本主义来说是如此强大,国家在应对暂时经济困难时所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使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在“总路线”酝酿和提出之初,还曾有过一些合理的思考,如把“过渡”的步骤同工业化的发展联系起来;注意各阶层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反应,并作出适当的解释等。但在“三大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这些思考已基本上不再被提及,不但加快了改造的速度,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纯洁度”。此时,已经很少有人顾及党内外的反对和质疑,民粹主义思潮压倒了一切。 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既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挫折,也造成了对民主政治的破坏。其一,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必然给农民带来极大的伤害,使工农联盟名存实亡。其二,按新民主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队伍面临重新改组,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能否存在,“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394。其三,意识形态上的是是非非被重新界定。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检验香花或毒草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实现的“社会化”道路。其四,因为是用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去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化”,一切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不应该采用的措施都不得不采用了,这就使上述矛盾更加尖锐化,导致法制的大破坏。
从“三大改造”开始到后期的“加速”,特别是从“反右”斗争开始的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也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复辟保持高度警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随之引发的波匈事件,使我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心更为加剧。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对本国事件发生的原因有过全面的总结,其中首先就涉及拉科西时代党和国家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对民主和法制的破坏。但是,毛泽东却认为:“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侵朝战争以后对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370。毛泽东本来对苏共二十大的诸多行动是持保留态度的。波匈事件以后,他加大了对苏共二十大的否定看法,增强了对修正主义的担忧。他批判说:“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321因此,他要抓住斯大林这把“刀子”。如果说,1956年前,毛泽东力主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是出于民粹主义的痼疾,是对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忧郁症”,那么,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后不断加强的“纯洁”社会主义的诸多措施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则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担忧。两者结合,形成了一种“综合症”。
党破坏了自己缔造的民主制度,又提出了所谓的“大民主”,民主政治体制终于蜕变为个人集权制同无政府主义的畸形结合体。执政党无法实施有效领导;民主党派无法实施参政议政、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一般群众既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从直接原因来看,这段历史似乎是毛泽东等少数人的错误造成的。但从深层次看,它又是刚从数千年封建制度下挣脱出来,在远未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小生产者占优势的社会里难以避免的现象。领袖、政党和群众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能在一夜间摆脱历史的重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在表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决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造成民主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上,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在普遍贫困和文化低下的条件下,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其二,推进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对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民主化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数以亿计的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脱出来,成为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亿万群众从沉重的“臣民”意识转为对“人民”角色的自我认定,是民主意识的群众性飞跃。其三,对外开放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利于接受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主张引进西方多党制的人们未能从根本上认识我国20年曲折道路的原因,是一种政治“幼稚性”的表现。列宁在批判“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最坚决的社会化”方针时指出:“要由国有化和没收过渡到社会化,即使有世界上最大的‘坚决性’,也是不够的。”实际上,试图通过西方多党制立即过渡到“民主化”,靠所谓的“坚决性”同样是不够的。仅就西方民主来看,它们的“多党制”同样经历过曲折反复的历史,是在数以百年计的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总之,“民主化”和“社会化”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已经在“社会化”问题上因违背“自然历史过程”而受到了惩罚;今天,亚非一些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上因西方大国的强制或引诱而违背“自然历史过程”并正受到惩罚,我们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我党遵循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中国实际和历史经验,循序渐进,发挥现有政治制度的优势,从改善基础条件着手,改造封建主义、民粹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这才是科学的选择。
三、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针对民粹派“绕过卡夫丁峡谷”的策略而提出的。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人们对此也已理解并加以肯定。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人们对此的关注则显然不够。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资本主义经过数以百年计发展的“肯定成果”。资产阶级民主在它诞生之日起,就优越于封建****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已经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民主制度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具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且,“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今天,我国已经走上了发展人民民主的崭新道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肯定是错误的,但决不能忽略其中的“肯定成果”。
吸取西方民主政治方面的“肯定成果”,不只是在形式,主要还是在于内容。西方民主诞生以来一直是为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化服务的,它对西方资本主义渡过数次经济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谓“打上工人阶级的烙印”,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转化。今天,在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内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西方学者说的资本的“民主化”(股权的分散)、合作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对垄断资本的某种控制却是真实的。生产关系的积极变化,主要还在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提高,以及在分配份额上(包括工资和福利)的增加。这些变化虽未能根本改变西方社会的性质,但它毕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步。
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366-367,其根据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从而消灭了阶级。然而历史证明,没有社会化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最广大的民主”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10]525,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过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保证它们合法的权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对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关心和保护,应该是“最广大的民主”的重要表现。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工农群众政治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为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乃至牺牲,有些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其中一些人甚至滑落到更加弱势的地位。今天,当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的“耐普曼”在我国发展起来。从总体来说,它们是合法的,其历史作用是进步的,但其间也不乏非法的成分。改革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秩序依然存在,市场经济秩序尚未成熟,加之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法制尚不完善以及“利用”资本主义时不可避免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几者结合就出现了 人们常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它存在于各个层次之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权力与财力的结合;其非法的“寻租”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强了关系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的发展,这对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社会各阶层对此多有诟病,被认为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最突出表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曾提醒党要关注国家资本主义这辆“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10]628。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无疑应该引起党和国家对垄断企业这辆“超大型的汽车”运行中暴露出的问题的重视,时刻注意它是否违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是否偏离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方向。
在关注上述重大问题的前提下,还应该在具体运行上吸取西方民主的“肯定成果”。
第一,关于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在已经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之时,党中央还在不断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问题,针对的是现实中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执政行为中的弊端。党内已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即把党的领导原则片面地解读为“各级党组织领导一切”,乃至发展为“书记领导一切”,把“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我替人民作主”。今天,个人迷信或许不可能再度出现,但“权力迷信”依然严重制约着民主的发展。因此,吸收西方多党制的“肯定成果”,广开言路,加强监督,无疑将有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落实。
第二,关于干部政策民主化问题。现在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相当严重的“眼睛向上不向下”的问题,许多干部关心的是上级领导而不是群众对其政绩的认可,这是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吸取“西方民主”的选票效应,当可治理这一弊端。选举权是民主权利最基本的内容,必须让人民越来越多地享有这一权利。
第三,关于群众权益的保障问题。西方有一整套调节社会矛盾的税收政策和福利制度,它是工人运动长期斗争得来的,是“民主”的硕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固然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但我们有更好的政治条件,应该根据我国国力逐步推行相关政策。
第四,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现在,面对一般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办事通常是可以做到的,但面对权贵时,依法办事有时就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一点,我们显然落后于西方民主国家,因此,也应该认真吸取它们的“肯定成果”。
毛泽东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368笔者认为,这话不完全正确。应该说,它是“手段”,但更重要的却是目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272,这里的“民主”就是手段。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里,“民主”也是手段。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73的新社会,这里,“民主”就成了目的。人的自由发展能离开民主吗?显然不能。所以,没有民主就建不成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也就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民主也是历史的,民主作为手段或目的,都需经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不妨坦率地说,限于历史的条件,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做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而且从民主的要求来说应该做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肯定成果”,一步步地推进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这也正是党带领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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