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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艺术范文1
关键词：非遗；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049-02
一、目前“非遗”保护及发展现状
“非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和历史印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现状来看，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口头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属于“非遗”的范畴。随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以及工业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从根本上关系到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从目前的文化保护现状来看，国家及社会都加大了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度，强化了文化保护意识，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有效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工作力度不够、保护观念滞后、缺乏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从根本上降低了非遗文化的保护效果，不利于推进文化传承。
二、目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指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艺术的培养和熏陶，使之掌握人类的艺术审美经验，受到美的感染，具备良好的审美素质，从而达到身心全面和谐地发展。
1.发展曲折，有待完善。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呈现出在曲折中发展的态势。由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曲折漫长，经历了停滞―发展―退潮一再发展的阶段，致使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认识不足，而使之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对其重视度不够。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
2.师资薄弱，有待提高。师资队伍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从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毕业，本身在校期间受专业艺术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的影响，造成知识面单一、人文知识浅薄等缺陷。同时，学校也很少为教师成长、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培训机会和学习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本身的发展和成长，不利于从根本上提升个人素质，很难发挥教学价值。
3.教材单一，有待修订。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教师使用教材的随意性比较大，存在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材“压缩”使用和按专业教学设置课程情况，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地方高校没有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地方院校特色，弘扬民族文化的教材。此外，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缓慢，教材中的内容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资料，无法带给学生最新颖的材料和知识，不利于突出时代化的教学特征，这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综合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进步。
4.认识不足，有待加强。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也制约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大学生认为艺术教育可有可无，与专业教育无法相提并论，忽视了公共艺术教育对提高综合素质的作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在进行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时，不注重提升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鉴赏力，而是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对于书本趣味性的关注上，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效果，对于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十分不利。
5.机制缺陷，有待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还处在摸索阶段，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设施等还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进行课程开设、教学目标等方面无法形成统一共识，这极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十分不利，影响了高校人才的培养速度。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创新改革
1.明确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将“非遗”文化与公共艺术教学课程有效结合起来。公共艺术教育不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过于注重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同时也不能借用其他学科那种固定的标准衡量普通高校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素质。它是在遵循普通高等教育的规律和艺术教育本身的规律的前提下，以培养大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基本能力为目的，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己任的素质教育。因此，应该积极明确教学目标，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他们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进步与成长，为他们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较为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推进非遗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统一，以此来不断强化教学效果。由艺术素养选修课程、实训课程和活动课程组成的“三类型”课程体系。根据院校具体情况和教育部关于限定选修课程和任意性选修课的指导意见，确定课程内容。确立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基本目标，从而来完成课程的有效设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价值需求来选择合理的课程，以此来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素质，促进他们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有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3.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是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也是增进人才培养的核心保证。将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充分关注地域文化艺术的传统特色，深入挖掘地域性民间艺术资源，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把民间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素材转化为艺术教育的课程资源，有计划地开展以地方文化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课程群建设。与此同时，更要充分地挖掘本校教育中的核心优势来完成教学设计，从而提升教学的对应性和高效性，这对于提升教学效果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能力，对于增进教学效果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模式的灵活度和高效性。派教师向当地文化馆、群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教学习；同时利用“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契机，邀请民间艺人到院校进行现场演示或开办讲座，让学生能多方位体会民间艺术；构建“双师型”的高校教师队伍，即要提升教师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同时还要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精神，对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
5.整合学院各部门、分院资源，发挥本院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这个平台的优势，结合公共教学部、团委、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建筑与艺术分院，开展别开生面、类型多样的教学活动。从“大公共”出发，推广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艺术课程。针对不同学院的学生，来制定富有个性化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以此来更好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效果，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同时保留课程之间的差异性，，打造高效的公共艺术教育平台，为社会发展培育多维、立体化的人才。
6.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是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关键，从而促进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融合。依托学院各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等载体，踊跃开展活动，注重公共艺术的实践。学院目前设立合唱团、舞蹈队、古筝队、戏曲协会、书法协会等24个院级社团，覆盖学院50%以上的学生。各类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暑期社会实践，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艺术活动，保证了艺术活动的高参与度、高覆盖面。老师应该积极带领学生走访民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赏力。
四、结语
“非遗”视野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和地域文化的融合统一，对于传承地域文化、促进文化进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同时也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顺利实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创造了条件。具体到实践过程中，应该明确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共享学院各部门资源、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促进高校教学资源整合，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实现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和地域文化的有效融合，从而更加深入地挖掘高校教学本质，为人才发展和进步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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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冲利.当代大学生就业教育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1.
[3]袁志正.地域文化融入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时代价值[J].美术教育研究，2015，（9504）：104-105.
非遗文化艺术范文2
他们在行为、言论、思想上都追求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认为保持一致、顺其自然是个体人格丧失的表现。(五)人际关系的差异———仁义对人与利益为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根据儒家的原则，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注重情义，轻视物质利益。在这种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致使中国人把人们之间的交情或友谊看成是最重要的，为了友谊而牺牲物质财富也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文化主要承袭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级观念淡薄。美国人主张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人人平等和个体的优先地位。与中国人的重情重义不同，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及个人利益的追求［3］。由于强调外在的、个人的、权利的、功利的东西并且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美国人在争取个人利益和福利时会采取主动的方式，与人打交道时十分直接，人与人之间多为互利关系，人情较为淡漠。由中美文化心理差异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尊崇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性本善的人性论，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过去价值取向，具有追求稳定的民族性格;美国的文化则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性本恶的人性论，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未来价值取向，具有喜爱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而文化又是影响消费者行为最持久、最广泛和最深入的环境因素。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信念等将长久地影响着本文化群体成员的态度和行为［4］。因此，同一国家的消费者在消费需要、消费对象、消费决策、消费时机等方面会表现出共性，而不同国家的消费行为模式则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中美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中的各个要素，影响消费者的观念，进而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中美两国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差异。(一)消费需要的差异消费是由人的需要推动的，是人的需要的一种主观的选择形态和特定的满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消费者对消费需要的态度是不同的。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求稳”的文化心理，“无债一身轻”的观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国人在消费过程中竭尽全力回避竞争和冲突。所以，在生活消费方面就会有所节制，中国人有节约的美德，不会盲目消费，每个家庭收入再少也要存点钱。同时，在传统的宗法观念和知恩图报观念的影响下，“人情”消费也就成为一种突出的消费行为特征。在美国，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在美国人的观念中，消费是创造财富，挣钱是为了花钱，有钱就花是与创造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而留遗产是不为上帝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认为人生要付出，付出就该享受，年轻时借款买房消费，退休后将房抵押给银行“倒按揭消费”，付出与收入均等，无须以积累防患于未来［5］。因此，美国人从来不压抑自己，他们崇尚及时享乐，强调实用主义，希望商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消费需要来生产产品，他们的消费行为都与自己的需要息息相关，不存在所谓的“人情”消费。(二)消费对象的差异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方面呈现出一种重群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主要是以群体取向为基础的。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体现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一个家庭看做一个整体，在消费时从整个家庭进行全面考虑，注重产品对于维持家庭正常稳定运作的作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往往与整个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每个家庭成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需要，更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需要，对整个家庭都有用的商品往往会比对一两个家庭成员有用的商品更容易被选择，在作决定时也要求全家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和亲慈子孝的心理，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更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倾囊投资。因此，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中国人所作出的决定往往综合考虑老人和孩子的需要，特别注重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在美国，清教主义的文化价值核心是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美国人认为每个人均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有什么需要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而不是寄期望于父母和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强调个体的自由和独立，美国人的消费也往往只考虑自己的需要。在消费对象的选择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消费行为也比较注重商品对自己的用处，而不是对整个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有用性。(三)消费品牌选择的差异一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他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动等。这些因素又必然会进一步影响他所青睐的品牌和对品牌的选择。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不仅把“安居乐业”当做永恒的幸福，而且认为“安居乐业”能促进国家的稳定和进步。所以，中国人在消费品牌的选择上倾向于选择一些常用的、多数人使用的、长辈们也用的商品，对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或新型产业大多抱有怀疑否定的态度。美国人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观和性本恶的人性论，在价值取向上主张未来取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生活就是一场追求成功的竞赛，均等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这场竞赛并取得胜利。为了获得成功，美国人讲求竞争，追求创新，很少循规蹈矩。这种追求冒险、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引发了对新奇事物的消费投资倾向。美国人对一些新奇的、富有创意的品牌更为青睐。(四)购买决策的差异中国文化强调集体意识，要求个人服从整体。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注重个人权益。这一文化差异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具有多重体现。在购买决策方式上，中国人往往以集体为单位进行决策，如家庭成员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起来由一名“当家人”统筹安排，在具体购买特别是单笔支出较大的购买决策中，还需要家庭成员的集体讨论。而美国人在购买决策上通常由自己做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一般都对自己的财产具有独立的支配权，无论购买什么，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自己决定。在购买决策的最后确定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有限价值原则，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因此，中国人的收入变化对购买决策具有迅速和直接的影响。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会很快节省开支，降低支出，先前开支额较大而又非必需品的购买意图将被最先取消或者暂时搁置起来［6］237－242。而美国人在付出就该享受的思想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常规的消费和随机的消费。常规的消费是必须支出，如各种保险费支出、学费支出、房租、购房和汽车开支等;随机的消费具有弹性，旅游、运动支出属于这一类。美国人的消费一靠收入推动，二靠预期推动，三靠信贷推动。据报道，美国70%的家庭都把信用卡借贷作为家庭财务的应急手段［5］。由此可见，美国的消费者具有较强的消费不可逆性，不会因为收入的变化改变对产品的购买，大多数人会通过借贷来满足即时的消费需要和欲望。(五)身份消费行为的差异在中国，身份消费行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身份所具备的含义以及在社会交往中发挥的功能要复杂很多。首先，中国消费者通常具有更强的身份意识，维系身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身份消费行为非常频繁。其次，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紧密相连，彼此高度依赖，这使得身份消费的目的、功能和形式也出现异化。因此，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所购买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往往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别人说了算。他们在购买时，通常特别看重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他们带来社会性结果，并对于产品的外在可见特征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人们在消费中需要顾及自己的社会身份，保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面子，出于维护面子的需要，中国人会在消费中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和身份地位相符合。这同美国个体主义文化下的消费者很不一样，美国消费者强调“独立自我”，倾向于将自己看做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他们的消费选择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态度，而没有羞羞答答的面子观［7］。
非遗文化艺术范文3
民间艺术是针对学院派艺术、文人艺术的概念提出来的。广义上说，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包括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狭义上说，民间艺术指的是民间造型艺术，包括了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各种表现形式。从生产方式看，民间艺术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以父传子、师带徒的方式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分布于各地，因地域、风俗、感情、气质的差异又形成丰富的品类和风格。但它们都具有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统一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在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人生礼仪、岁时活动、节日庆典、民间体育和竞技，以及有关生产、生活的其他习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场所等。可以说，民间艺术与非物质文化殊途同归，从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角度看，应努力恢复其原貌，而非创新。
桦树皮文化，是一种古老的、北半球特有的物质文化，其产生年代久远，分布广泛，至今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民族仍然不同程度的保留着桦树皮文化的传统，其中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人与白桦树的关系尤为密切。鄂伦春族桦树皮工艺艺术是我国东北桦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桦皮船：在大兴安岭素有“绿海轻舟”的美誉，灵巧实用，携带方便，既能穿行在弯弯的小河之上，也能航行在大江湍流之中。在夏季茫茫的林海及蠓蚊威胁之下，使用桦皮船要比使用马匹适用方便得多。桦皮船是原始狩猎时期鄂伦春人不可缺少的水上交通工具，不仅可以用其打猎捕鱼，还可以用其载人载物。鄂伦春人的桦皮船，形制颇为特殊，敞口，船体中部较宽，船头、船尾尖细并微微上翘，状似剖开的梭子。其形态的另一大特征就是船身极矮，高度仅为20厘米左右，整个船体是扁平的。鄂伦春人的桦皮船有两个必不可少的附件那就是船桨和撑杆。桦皮船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不论从制作技艺上，还是造型艺术上都堪称一绝。
作为地处鄂伦春民族集聚地之一的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的鄂伦春族世居呼玛河、河流域，有着丰富的鄂伦春族桦树皮制作技艺（鄂伦春族桦树皮船制作技艺）的传承，大兴安岭地区群众艺术馆非物质保护中心自2006年成立以来，成立了专家组并多次下基层挖掘、收集、整理鄂伦春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郭宝林，男，1945年10月2日出生，鄂伦春族，现居住在黑龙江省塔河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祖辈世代以制作桦树皮船为业。郭宝林2006年6月被黑龙江省文化厅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被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艺术联合会授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荣誉称号。2012年10月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郭宝林自幼跟随父亲郭闹开学习传统手工制作桦树皮船技艺，手工技法精湛，凭借着丰厚的民间学识和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独特的造船风格，鄂伦春人世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他几乎样样不丢。沉默内敛的郭宝林用自己的行动传承着鄂伦春人最根深蒂固的狩猎文化。生活在原始森林里的鄂伦春族，自然环境练就了他们勤劳勇敢的性格又赋予他们聪明智慧，源于实用功能和原始渔猎生产及生活用的桦树皮船，既是北方民族特有的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他们精神文化的产物。
非遗文化艺术范文4
关键词：数字化，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微电影
一、数字化传播概况
数字化传播形式，范围广内容丰富，即为通过媒体方式进行文字、图像、音乐、影像等组合的传播。例如新媒体、短视频、直播、AR技术、纪录片、微电影等。纪录片作为数字化传播的常用手段，具有思路简单清晰，纪实的特点。现代纪录片传播就是把传统风格的事物“消化”，用风格平实的剪辑风格去阐述剧情，有节奏，有风格，有思想地介绍人们所遗忘的历史文化和历史故事。中国纪录片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简史历程（图-1）。从最早1905年的由中国人拍摄的《定军山》纪录片《到农村去》，再到1983年《话说长江》发展到中期的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纪录片《农奴》一直延续到1991年《望长城》和《沙与海》，为中国文化纪录片影视产业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真正地使文化类别纪录片产业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纪录片艺术表现真实作为创作本质，并以专业的制作方式对素材的加工和运用，进行艺术展示。所以不难看出纪录片是以真实故事作为拍摄核心。新媒体本身应该是被称为一个数字化的新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的张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就是微电影(microfilm)，即微型影视电影，又称小型微影。微电影的“微”和纪录片的“实”非常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传播，由此可知，微电影和记录片作为优秀的传播媒介，能达到极好的成效和功能。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1.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在继承和传播上仍存在问题：从宣传上来讲，人们对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有推广导致关注度不够。例如桂林市兴安县的华江瑶族刺绣，它的宣传方式还停留在口口相传，以及较少新闻的报道，没有数字化的影像来作为非遗传播的杠杆，传统文化正在不断地丢失。从文化上来讲，传承人的缺乏，以及非遗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不断冲击是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川县阳氏石雕技艺传承人为例，这种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家族式非遗，因为石雕工作辛苦且粉尘较大，没有年轻人愿意拜师学艺。从阻碍上来讲，没有广泛的群众的参与，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自身魅力不够大，并缺乏文化的保护机制。例如国家级的广西非遗“桂剧”，全靠着十余名七旬以上的老人来进行表演，服装、道具妆容全部都由老人们自己负责，“桂剧”作为广西非遗的地方特色剧种濒临灭亡。总而言之，数字化形式传播方法面对宣传问题、文化问题以及阻碍问题时，使用微电影的记录传播方法是有效的处理方式，不单单体现在微电影作为媒介的优秀记录功能，更是以其易于传播，通俗易懂的特点来面对大众。
2.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调查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形式的传播过程中，需要进行何种方式的数字化形式传播也是需要进行数据调查的，针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受到青少年或大学生的关注较少，多数人说不上几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对此进行了市场调研，其中调查对象以18-25岁的100名年轻人展开。分析调查数据图表（图-2）发现大多数年轻人更喜爱喜欢数字化的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例如网络、小视频、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进行学习，大多数年轻人更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微电影形式来获得更好的学习和观看体验,以微电影或者纪录片的形式所纪录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的用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并且更能被年轻群体所接受，因此在数字化传播形式上，选择微电影或纪录片的传播方式更适合非遗的实际需求或应用。
3.广西非遗微电影案例分析
以《侗听》微电影为例，这部微电影以侗族大歌为主题，将其作为核心进行介绍，通过视频风格，传统音乐，镜头语言，丰富的文案和当地人民实际演唱的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萨银花的采访，对她以歌声对侗族大歌传承的故事的进行概述，讲述她为一千多个学生教唱侗族大歌的故事，侗族人民唱歌作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声音模仿大自然，以侗族大歌人数众多来表达震撼的感觉，以侗族小歌歌唱年轻男女谈情说爱，并有相思情歌、麻雀歌、蝉之歌作为代表等两三百首歌，将侗族大歌的音乐，故事情节，人文情怀分析，用较少的时间来展现民族的文化风采。通过分析这部《侗听》微电影，得出非遗微电影制作的大致流程图（图-3），通过对其流程进行梳理，分析其重要特点。①非遗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剧本创作，分镜头绘制以及拍摄计划传承人访谈等都需要在前期的调研工作中完成，非遗的田野考察更需要一些较为特殊的资料，例如：家族故事，民族特色语言，祖上传说等一些区别于传统调研的资料。针对不同非遗类型所做出的前期准备，非遗的类型多种多样，针对这些不同的非遗来进行的拍摄方法及所运用的拍摄手法，声音语言及画面感的颜调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性。②非遗拍摄：非遗的拍摄是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进行的步骤，在确定剧本、分镜头拍摄计划之后完成的重要步骤，在非遗的拍摄中基本包含五个类别：人、景色、物体、声音和饮食。非遗的纪录片中选取主要拍摄对象，并根据其原有特征来使用不同的拍摄手法进行拍摄，例如侗族大歌，该非遗对象最主要的部分即为人和声音，在针对人物以及声音类别的对象拍摄时，人物的面部特征，嘴唇，神态，或以故事性为主题通过声音引出人物，引出故事的发放往往多被采用于纪录该形式的方法，对不同非遗对象使用最表现其特征的拍摄手法以及镜头语言能使成片效果更加丰富。③声音语言：声音语言也是非遗纪录片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般我们将声音分为三个部分：原始音频、配音音频、配乐音频。原始音频的使用在特定场合下所纪录的声音能够极大的还原其真实性，并引人入胜，例如歌声，乐器声和人声，自然声和特定场景下进行活动的声音。配音音频一般为专业配音员进行配音或拍摄人物的画外音及旁白。配乐的选择则直接决定视频整体质量的高低，“合适的配乐”将更能凸显视频风格及沉浸感，例如年味为主题的纪录片对接为喜庆欢快的配乐，制作工艺类通常是较有节奏感配乐，而故事性纪录片配乐好比循序渐进的配乐。配乐音频还包含拟音师所作出的音频，模仿视频中所需要的特定声音等，对声音语言的掌握将抓住观众的听觉感受，丰富听的“美感”。④视频调色：画面的颜色将直接影响到观众对于视频的最直接的感受，眼睛是最主要的用于感知外在颜色变化的器官，非遗记录片的调色也将最直接的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对于画面的颜色最基本的区分即为暖色和冷色两个色调，暖色多用于饮食文化、室外晴天等，冷色多用于室内、冬天、金属等，对画面协调而不同的冷暖变化，将提高画面的丰富程度，也是提升画面质感和补充画面效果的重要手段。这部微电影使观众在短时间内对侗族大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基本概念，且让侗族大歌在《侗听》这部微电影的情感表达得到发挥，让微电影中的传播优势能得以体现，这也是适应时展所需要的表达。（1）微电影流程案例应用以《中山国青铜器》这部微电影为例进行流程分析，使用非遗为电影的制作流程图为拍摄方法进行梳理，首先前往非遗调研，确定拍摄对象，后进行微电影的剧本创作，准备拍摄设备、资金、摄制组、拍摄计划并确定该非遗微电影的拍摄地点，并进行实地考察。在中期拍摄期间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体内容的拍摄，在《中山国青铜器》微电影中，突出表现为非遗传统制作技艺具体流程，并拍摄成片中所需的空镜头，根据非遗文化的梳理具体组成微电影的大致顺序。在后期剪辑中最先进行拍摄素材的整理，对素材按照剧本需要的风格进行剪辑，并对音频进行处理，例如；配音（低沉），背景音乐（传统），音效（环境声：蝉鸣鸟叫）等，最后进行字幕制作和非遗微电影成片的调色。（2）案例的一致性分析在个人微电影《中山国青铜器》的拍摄过程中有与《侗听》非遗微电影中有较多相似的流程，详细分析如下：①拍摄方法，在拍摄方法的选择上，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人物类特写，以及面部表情刻画，分别体现在《侗听》中老者在进行歌唱时，对老者详细进行了歌唱表情的刻画，歌唱欢快歌曲、悲伤歌曲、劳作类歌曲等，不同歌曲在老者进行歌唱时的面部表情被刻画下来，表现在镜头内。体现在《中山国青铜器》这部为电影中的则是传承人认真对待青铜器具花纹的刻画，在详细刻画的过程中，汗滴流下，将此画面表现为工艺的繁琐、困难及人物神态刻画。人物神态的特写拍摄都是能重要体现人的美感，认真的态度，通过画面展现人物的喜怒哀乐，流泪、流汗等，这些丰富的表情都能触动观众内心，并提升画面效果。②故事性记录，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从《侗听》微电影中通过侗族歌声引出故事，从一位老者的身上不断作出故事的体现，并穿插以访谈、歌声、故事，通过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不仅贯穿整部微电影，也让视频变得更加整体，有故事，有看点。在《中山国青铜器》则体现为从历史中引出故事，中山国青铜器由位于赵国和燕国之间，后迁都灵寿。一句话引出之后的传承人故事，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并分别由传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微电影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说服性的方法。③传承人访谈，两部微定影中出现了传承人访谈的较多镜头，传承人访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影片的效果上，通过解说词和旁白进行故事性说明或旁白说明都不具备说服性，而由传承人本人访谈过后，能得到其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而不同于普通剧本和解说词，其具有一定的人物色彩和特殊意义。（3）镜头应用镜头的应用作为视频类中最基本的操作方法，能体现出高水准与低水准的区别，因此拍摄镜头的语言也是拍摄技巧的重要方法，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根据不同的拍摄主题则选择不同的景别和镜头，长镜头、短镜头、空镜头都是最为基本的拍摄方法，特写镜头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拍摄中的重中之重，例如，通过拍摄特写镜头来展示其工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这里以《中山国青铜器》中的特写镜头举例（图-4），特写镜头也包含与人物特写等，增强其细节体现，不仅将细节放大，也增强了非遗的传统魅力。
结语
非遗文化艺术范文5
1.要有危机意识。
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虽然丰富多样，历史悠久，但受到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方面，有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甚至濒临消失；另一方面，一些文化遗产不具可再生性。因此，要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意识在学生之中牢固树立，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采取科学吸收的态度，从而传承好、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
2.形成产业意识。
目前，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多以自发形式存在，规模较小、影响力不足，改变这一现状较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将民族文化遗产作为品牌来经营，形成民族文化产业意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宣传手段相结合。同时结合市场信息和社会需求，对具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度和知名度。
3.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
随着文化旅游等服务性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逐渐作为产品进行开发和经营。依托于民族传统文化兴起的服务型产业只有本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才能达到保护和继承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现阶段，许多企业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破坏现象，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开发时要树立适度开发、重点保护的意识，不能单纯地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4.树立创新意识。
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免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流失，更要在保护的同时，树立创新意识，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将现代文明精神和传播手段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例如，网络技术的应用相比传统的媒体设备优势更加明显，近年来，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再如，云南的纳西古乐是比较典型的民族音乐，近年来，与古乐器结合所演奏出的悠久古曲就成为传唱的佳话。
二、如何将艺术教育应用到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
1.建立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
相比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系统更加完善，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上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大学就已经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课程，其中以民间文学课程和民俗学最具代表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但归根结底，由于受到灌输性教育理念的影响，学生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只是简单民间艺术形式作为传统文化，这种思想是十分片面的。因此，新的教育理念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格局，倡导从本质上认清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同时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不能盲目崇拜和完全吸收。
2.在教学中注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
目前在对学生进行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时，通常注重艺术概念、时代特征的阐释，对具体的艺术表现效果展现的并不深入。如此一来，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只是局限在理论层次，因此，在进行艺术教育时，要充分把握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将直观的传统艺术形式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学习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特别是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多样，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民族乐器、风俗习惯、寓意内涵等方面。只有通过直观的教学形式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化内涵的真谛。
3.增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
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项专业在高等院校中普及开设，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形式、民间技能、科学技术等课程纳入教学范围。此外，在课程结构设置上也要多样化，在重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还应该将课程广泛涉猎到汉族文化以及国外优秀传统文化中，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在不断的融合吸收中，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三、结束语：
非遗文化艺术范文6
关键词非亲属称谓文化差异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1 亲属称谓
“所谓亲属，《辞海》说是因婚姻、血缘与收养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称谓就是称呼方式。《现代汉语词典》说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亲属称谓，简言之，就是对自己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称呼方式”。
中国的人际称谓系统在本质上围绕家庭展开，无论就书面语还是口语而言，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都堪称世界上最丰富、最繁杂的亲属称谓系统之一。这源于长期以来古代宗法制度、伦理礼法和自给自足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相比之下，英语的亲属称谓系统就要简单、笼统多了。“例如，在汉语称谓系统中，父亲的兄弟的子女是堂表兄弟姐妹；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是姑表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的子女是舅表兄弟姐妹{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是姨表兄弟姐妹。”而在英语称谓系统中，这些纷繁复杂的称谓分类原则是完全不存在的，父亲的兄弟姊妹的儿女和母亲的兄弟姊妹的儿女统统用cousin一词代替。
2 亲属称谓非亲属化
亲属称谓非亲属化，就是用亲属称谓词称呼非亲属成员，“即以爷、娘、叔、婶、哥、姐等字眼称呼一些既无血缘关系。亦无姻亲关系的人”。这是汉语称谓中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目前，这一现象还无固定统一的名称，常用的名称有拟亲属称谓、仿亲属称谓、类亲属称谓、亲属称谓的外化用法、扩展用法、泛化用法、社会称呼法等。本文所采用的是“亲属称谓非亲属化”这一名称。
“历史上以五伦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和始于家庭通达天下的传统文化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在社会交际中仍然常常把社会当作家庭，把社会交际对象视为亲属成员。”因此，亲属称谓非亲属化这一现象就有了其存在的依据。但在英语国家，对于亲属关系以外的人使用亲属称谓却是不符合西方习俗的。
3 亲属称谓非亲属化的类型
按照称谓的搭配方式，亲属称谓非亲属化的称谓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形成，(1)单独使用亲属称谓词，如爷爷、奶奶、哥哥等；(2)姓氏或人名+亲属称谓词，如李大姐、阿庆嫂；(3)老／大／小等表示年龄、地位和辈分的字词+亲属称谓词，如老大哥、大妹子等；(4)特征+亲属称谓词，如大个子叔叔、胖婶等。(5)职业+亲属称谓词，如警察叔叔、农民伯伯等；(6)敬词+亲属称谓词，如仁兄、贤弟：(7)义/干+亲属称谓词，如义父、干儿子等。
4 亲属称谓非亲属化的英译问题
前文提到的这些假借形式通常传递以下相关信息：被称呼者的年龄、地位、特征、职业和听说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王大姐，张大哥这样的称谓就可以显示这样的信息：(1)被称呼者比说话人年长；(2)被称呼者资历深、学问广，在一定范围内地位崇高，受人尊敬；(3)二人是朋友或同志的关系。但若单纯将王大姐，张大哥这样的称谓逐字翻译为Sister Wang，BrotherZhang就难免会让在基督教宗教文化背景下生活的读者产生误解。因为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释义，Sister一词除姐妹的意思外还兼具有宗教意味，指宗教团体中的女性成员，尤指修女，即memberofcertainfemale religiousorders；nun，相应的Brother一词则指代教友。主内兄弟和僧侣。在这种情况下，逐字翻译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又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祝福》中，作品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作者四叔家雇佣的女工，无论主人，还是其他与她同等地位的长工都称其为祥林嫂，如文中所说“大家都叫她祥林嫂”，可是她姓什么却无人知晓。可见“嫂”这一亲属称谓所代表的家庭关系在文中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个惯常的称呼方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若将“祥林嫂”逐字翻译，就免不了会产生误解。英语读者会不明白为何四叔四婶的嫂子也是作者的嫂子，这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家庭伦理问题。因此，杨宪益和戴乃迭在他们的译本中将祥林嫂译为Xiang Lin’s wife既符合作品中人物的真实身份，也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对英语读者造成的理解困难。
在中国文化中最普遍的例子，要算是在问路时如何称呼陌生人了。通常人们在问路时依据被问者的外表得出对其性别和大致年龄的判断，然后以相应的亲属称谓称呼对方以示友好。例如，问路者年龄小，被问者年长，就可以用大哥、大姐或叔叔、阿姨称呼对方，但这种称呼方式并不意味着听说二者有血缘或者姻亲之间的关系，而仅仅是基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语言习惯和社交习惯。面对这种情况，若逐字翻译，必然会在不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英语读者之间造成误解。因此，应对此种情况的最佳方法就是以英语国家文化习惯为参考坐标，在其中寻找译文的立足点。这就是说，可以把对陌生人的称呼翻译成符合该译入语国家语言习惯和社交习惯的用语，即可以以英语日常用语Excuseme作为交谈的开场白，或直接以Sir和Madam称呼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