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1
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国就业人数：统计资料分析
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以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特别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统计，依据统计数据来反映本国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就业状况。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这个数量与1985年的2200万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与1998年的3600万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较大。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比较稳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均为1500万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达到1700万人；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增长却非常迅速。1985年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为700万人，到了1995年这一数据变为1500万人，1998年时达到1900万人。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中方从业人数，是由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统计和公布的。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资料来看，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863万人与1985年末的6万人相比增长了140多倍。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的跨国公司对全球就业量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首先是统计口径过大和过小。口径过大是指统计数据不仅包括了直接就业创造量，而且还包括了转移就业量，即原有企业转移到外资企业的就业量；口径过小是指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就业机会。其次是统计中没有减去就业损失。统计数据中没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产生的就业损失量和挤出量，如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后的裁员、把我国企业排挤出市场造成的失业量等等。如果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减去转移就业量、就业损失量以及就业挤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绝对没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那样显著。可以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出来。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实、客观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影响。1.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人数（直接创造效应），或者带动了前后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间接创造效应）。
从直接就业创造效应来看，首先，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入我国：一种方式是并购，即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另一种方式是新建企业，称之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新建企业（没有包括合资和合作企业，只指独资经营企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其对直接就业的创造效应也有所不同。新建企业可以直接增加生产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了新建企业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业投资金额占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对我国的就业贡献较大。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并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其次，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结构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而言，无论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在理论上来讲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企业生产的投资品的购买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与其相关的前后向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因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用精确的数据表现出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的强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损失效应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在重新整合、重组的过程中，精简人员而导致的就业人员就业机会损失或丧失。从国外企业并购案例来看，这种就业损失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是严重的。1998年，美国参与国内和跨国并购的公司裁员多达73000人，占美国当年失业人数的11％。
我国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了大量的冗员，这些冗员有的以显性失业状态存在，有的以隐性失业状态存在。外商投资企业都是讲求效率的，所以并购我国企业后，不仅要把大量的冗员释放出来，而且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还要把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人员释放出来。另外，还由于岗位的压缩，编制的减少，使本来可以就业的人员也被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失去就业岗位。因此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就要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案例并不少。此外，从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投入的资金来看，尽管在2002年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业损失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将会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
3.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我国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除了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特别是具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以“减员”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同时，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还可能对企业的原有设备和技术进行革新，这样也可能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员。同样，我国企业为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投资的新项目一开始就采用新设备、新技术，这样的新项目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所以投资扩张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经受不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可能停产、倒闭，也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
4.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就业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的合资或合作，使那些停产和濒临倒闭的企业得以挽救，从而转移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大家知道，与外商合资或合作的国内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企业。如果没有外商的合资或合作，这些企业可能被市场淘汰，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就可能转变为失业人口。正是因为外商的合资或合作没有使这些企业倒闭，从而使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挽救的就业人数是原有企业就业人员的一种转移，并不是新增加了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有破坏性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破坏性作用，以致于过高地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甚至出现了要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的设想。那么应如何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呢？
首先要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创造效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在肯定这种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正确看待其就业创造效应的积极影响，不能高估，否则必然会形成误导，并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正确看待官方公布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就业存量（总量）来看，据商务部有关官员称，到2003年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达22万家，就业人员超过2350万人。但又有官员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被大大高估，因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没有剔除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和撤资等情况。那么终止运营和撤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依然包括在就业存量之中，因此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存量就有可能被高估。另外，在这个就业存量中，包不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合资和合作企业的从业人数，如果包括，那么这个就业存量就更被大大高估了。如果这种高估存在的话，那么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不仅没有吸纳就业的能力，反而不断向外排放失业人员，同时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单位由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如融资困难，限制了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但有潜力；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似乎略好一些）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正确看待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理论上讲，间接就业创造效应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在我国的外商投资项目，一是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二是集中在高技术领域。无论是投资在哪个项目上，这些投资在国内的产业关联度都较低。因为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由于处于全球战略和利润共享的考虑，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的采购、服务提供等绝大多数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因此对我国的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也是极其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要正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对其积极影响的否定，相反，缺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的深刻认识，只会对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由于我国统计上的缺陷，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释放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国内企业减少了多少就业人员以及国内企业停产或倒闭排挤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但是这种释放和排挤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数量也是较大的。根据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从2000年底的8100万人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120万人。2001年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减少了210万，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30万。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从业人员减少了6000多万。尽管这6000多万从业人口的减少不能完全说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它也远远大于目前在外资企业从业人数的2350万人（这个数字还可能存在被高估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正视这种情况。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来讲，究竟是积极效应大，还是负面效应大，在统计数据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难以从理论上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总体结论，即对国际直接投资和我国就业量之间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也就是说，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也许这种分析具有某种缺陷，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应该是我们正视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了。
四、调整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政府的选择
从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所吸纳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增幅却大体呈下降的态势。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增加的影响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从长期来讲，今后在增加和扩大就业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确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在增加和扩大就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内资积累、强化内资增加就业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为辅助，以内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这应该是政府的第一选择。政府的选择对我国今后几年缓解就业压力具有举足轻重和非常现实的意义。依据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建议搞好以下几点政策调整。
1.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并重，以劳动密集型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引资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据统计，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陆中国。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但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对劳动者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但这对于优化我国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扩大就业角度来讲，今后我国应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2.鼓励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而扩大就业规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企业的内部购买投资品的原则，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对国内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带动作用极为有限，未能提供相当的就业机会。针对此种情况，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进而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规模。
3.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饱和市场，减轻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减少国内企业的失业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内已经饱和的市场及与国内企业具有明显竞争关系的领域，可以减轻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挤压，降低对内资企业增加就业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而且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相抗衡，国内企业不得不在资本和技术上进行追赶，从而不断使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深化的步伐加快。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的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向外释放失业人口。更为严重的是，在饱和的市场中，无力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场，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
4.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所享有的不平等待遇，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公平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只能采取不断减少就业人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国应依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加速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和积累能力，从而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扩大对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动态，2001（11）
[3]黄为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00（6）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方式；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3-0091-05
发展观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共同决定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河北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与此同时，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增大，1987年到2007年9月份，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191.6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平均达75％左右；尤其是近几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外资作为一国国内储蓄的有效补充，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外资的流入能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综合生产率，带动产业升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因此，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更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河北省生产总值有了迅速的增长，在推动河北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诸因素中，大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5―2005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带动GDP平均增长0.037％。但是，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太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差距拉大等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也难咎其责。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河北省必须改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必须把利用外资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道上来。具体说来，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使河北生态系统受到压力并可能导致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不和谐；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会出现二元收入结构而使贫困人口增加，是否出现效率提高与就业水平上升的矛盾与冲突；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是否导致对局部地区、局部产业的不适当刺激而使产业结构及地区布局失衡，是否导致对河北民族工业发展的窒息而阻碍产业结构的正常的升级换代进程；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发展国际化的同时是否导致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国际经济领域的经济风险上升而使河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科技进步、社会稳定、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和谐稳定等。总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河北省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的计划，调控本地区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结构等，把合理利用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源环境监管
河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居第6位，但工业粉尘等排放量却位居全国第3位，污染问题特别突出。能源、铁矿石自给率很低，资源约束问题也相当严重。而近年来，河北省产业发展的主体趋势是重工业化加重，2006年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食品、医药、建材、纺织服装七个主导行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78.4％，对河北省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为86.0％，其高耗能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占40％左右。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降耗是河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为了逃避本国的管制和节省污染物的处置成本，往往会有意识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把一些消耗资源多、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商投资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转移”问题也与发展中国家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缺乏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益的全面评价、缺乏严格的环境管理保护措施有关，以至于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去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给本国造成了环境公害或资源的过度消耗，损害了本国经济的长远利益。
因此，河北省要实现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监管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准入进行严格的审查，积极杜绝不利于河北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传统的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投资的比例、投资的性质、目的、动机以及可能给东道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在这里，必须追加以下重要内容：严格遵循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禁止外商通过直接投资途径将受控物质的使用和生产向河北转移；建设和健全国内省内环境保护立法，消除外商基于环境政策执行成本的差异而进行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河北转移；对涉及自然资源开采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时，资源价格的制定除了反映其开采与获取成本之外，还必须同时反映与开采、获取、使用相关的环境成本以及由于资源的使用而造成的对未来效益损失的使用者成本，以此来科学评价该项目真实潜在的经济效益。
三、合理引导与调控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
目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具有以下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总体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极低，而第二产业在1998-2006年间累计实到外资金额约70.833亿美元，占全省的87％。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资在一般加工业过多，而投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部门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而投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较少。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性技术比较多，不少还属于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而投向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少。第三，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虽增加较快但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在第三产业内部，投向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通讯、地质勘探等部门，以及文教科卫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小，而投向预期效益好、风险小、见效快的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迅速，成为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结构不合理导致需要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依然滞后，而对于需要限制的产业则继续快速增长，因此，河北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进行宏观调控已刻不容缓，必须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
河北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
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农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农业生物等先进技术以及良种资源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争取组建中外合资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并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第二，充分发挥河北省资源、市场、存量资产的比较优势，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规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三大战略支撑产业；第三，引导外资加入发展信息产业的队伍，使信息产业尽快成长为河北省第四战略支撑产业。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应用为重点，以与国外大公司战略合作和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数字通讯设备、数字化整机、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与新型电子元器件、专用电子设备；第四，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大力度推进金融、保险、电信、证券业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吸收国外先进的行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组织模式、投资管理、筹集资金、人才使用等方面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参与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兴办中外合资旅行社，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水平。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利用外资的步伐，创造条件吸引外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国际学校、医院诊所、职业培训中心、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等。抓住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鼓励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积极创造服务环境，培养专业人才，进而推动全省的服务外包工作。
四、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2005年河北省科技活动产出仅优于贵州、内蒙古居全国第29位；高新技术产业化居全国第28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94％，居全国第26位。可见，河北省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而河北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和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只有将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有后劲。1985―2005年20年间河北省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年技术水平的贡献弹性为0.107，因此，河北省在立足加强自身自主创新的同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共同推动河北由投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主导型发展方式。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可归结为三类：(1)国内企业以供应商的身份和外商以高质量产品用户身份结成长期交易关系，从而获得外商较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这对于东道国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加强新产品开发有着积极的作用；(2)受雇于跨国公司的当地员工，由于人员流动也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3)在有效竞争机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当地企业通过模仿和改进也可实现技术进步。因此，促进外资企业与省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将是河北省今后制订引资政策的核心目标，而且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而且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同时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增强产业配套设施，发挥聚集经济的功能，积极支持外资企业进口河北零部件，从而使关联产业发展的外资溢出效应得以更好地发挥。其次，河北省应该大力引进有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项目，控制外商独资经营的比重，保证合资企业的力度，对于那些技术含量小的项目和不予转让技术的项目予以一定的限制，实现引进外资与推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目标。再次，人力资本存量是促使产生外溢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应该切实把培养和吸引高素质涉外人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高度重视人才培育，提升河北省人力资本水平，引导人才双向流动，促使技术溢出。
五、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投向调控水平
2006年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前4位的依次是唐山、石家庄、秦皇岛和保定，其中唐山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4％；石家庄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0％；秦皇岛约占13％；保定约占10％。这与河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而河北省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张家口外商实际利用外资额仅占全省的2％。可见，由于河北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导致外商投资地域分布不均衡。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选择在能保证其投资利益的区位。东道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投资环境的差异和优劣，必然导致外商投资在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从而出现外商投资在区域内部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在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应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们还应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平衡区域发展。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上，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充分发挥河北经济开发区和河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带动作用。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充分发挥开发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各开发区应根据各自特点，围绕自身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确定龙头项目，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提高产业积聚度，使之成为河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第二，河北省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两环”区位优势和京津冀经济圈强大的市场辐射能力和完整的产业基础，加快形成城市化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包括产业前向和后向关联、劳动力集聚、企业家集聚效应)等。以曹妃甸崛起为契机，加快秦皇岛、京唐、曹妃甸、黄骅港四大港区建设，谋划一批项目，重点对外招商，尽快形成布局合理的港群体系和周围相关配套服务体系，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河北省又是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区连接“三北”地区的枢纽地带和商品流通的中转站，也是“三北”地区的重要出海通道。凭借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直接辐射东北、西北和华北市场，是外商开拓内地市场的必争之地。河北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路径依赖”的良性循环。第三，要鼓励吸引外商对河北省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对在张家口、承德等贫困地区投资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可以在河北省的管理权限内参照执行国家有关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第四，指导各市县建立项目库和充分利用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大力推进各市县对外开放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推动作用。
六、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
河北省位于中国外资聚集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无论从外资企业个数还是累计吸引外资金额来看，河北省数据均远低于东部沿海各省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原来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北上”。尽管大趋势
如此，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仍未达到河北GDP的1/10。另外，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以1989-200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排位，前8位依次为香港，共计48.46亿美元，约占36％；其次为日本，累计13.91亿美元，约占11％；第三为美国，累计11.48亿美元，约占9％；第四为台湾，累计7.49亿美元，约占6％，以下依次为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有鉴于此，河北省必须把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应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及地区的消化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同时又要避免部分部门和地区为了追求政绩而极力扩大引进规模，互相攀比，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不讲质量、盲目引进、重复引进而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现象，制定和实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从而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配合实施引资多元化战略，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防止其形成垄断，促使其输出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在继续吸引原有香港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吸收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特别要利用河北省地缘优势，积极扩大吸收日韩直接投资的规模。其次，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河北投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来河北投资，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以北美、日本和欧盟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是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含量高，其投资主体一般为大型跨国公司。通过扩大吸收这些发达国家的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河北内资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推动和示范效应，有利于河北经济实现良性持续发展。
七、创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和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3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三大产业 资本渗入
一、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它是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GDP指数逐年攀高，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来华投资。据统计，2002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6年外商投资中国总额为17075.6亿美元。FDI占我国GDP的比重已超过40％。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决定了近一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储备资产的增减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
二、 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分布
（一） FDI的产业分布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三种产业之间比例不协调，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求引进外资要有利于调整，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外资的投向却呈现出与我国现有不合理产业结构相似的局面。近年来，对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在外商实际投资额中占主要份额，约占60%，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2007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其中高能耗产业增长尤其快。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倾斜，使得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FDI的地区分布
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从其投向的布局来看，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带。从表1可以看出，截至2005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自累计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和、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和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所占的比例出现明显的失衡。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569.22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90.32%，而中西部地区仅占不到10%。这种非均衡格局的出现，既与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实行的由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有关，更与东部地区具有的人才、技术、基础设施、新兴产业聚集和区位等优势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具有明显的矛盾，使我国经济发展布局的形势更加严峻。
（三） 原因分析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1. 与外商的经营目标有关。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其原因在于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投资者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
2. 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相对于能耗高，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重工业，轻工业能耗低，投资较少，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
3. 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地理位置是跨国公司在评判投资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无形筹码所带来的效益不是很明确，如地方政府对招商项目的态度，与跨国公司真正开展合作的能力，以及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透明度等。因此，外商投资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相对缓慢。
三、 FDI在我国的分布的影响
（一） FDI之利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增加国内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6年底，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超过7000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5%-50%，外资企业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 增加劳动力就业量。外商投资企业吸纳了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资料显示，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6年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约2800万人，占全国城镇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以上。
3. 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从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进入九十年代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外资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产业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国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国内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4.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FDI企业的进出口比率远远高于国内其他企业。2007年1-3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2702.6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9%，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的扩大。FDI企业扩大我国的外贸规模，改善我国的外贸结构，优化我国贸易结构使我国享受到了全球分工的好处、促进出口和提升进出口商品结构。
（二） FDI之弊
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涌进和对并购的逐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消极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1. 使中国本土企业受到挤压。外资凭借其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使我国的民族产业受到挤压。
（1）由于国内本土企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再投资能力有限，因此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比本土公司要多得多，间接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了我国民族工业对外国的技术依赖。（见表2）
（2）在对产品市场的控制上，由于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先进程度与国外产品差距悬殊，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致使国内相应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外国产品所占有或为外国品牌所主导。我国原有品牌的无形资产逐步丧失，民族工业遭受巨大的损失。
2. 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从上文可以看出，外资投向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经济自由化的条件下， 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外商的投资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政策的主旨相悖，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也使得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
3. 引进技术结构不合理。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虽然有42%的企业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但另外58%的企业仍在使用相对先进的技术或原始技术。这与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并不相符。从外商的角度来讲，他们绝不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培育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所给的技术往往是一些落后的或者相对落后的技术，即便给了相对较高的技术，也会通过所掌握的核心技术来影响国内相关技术的发挥。这样就导致了国内企业长期缺乏国际竞争力，缺乏与他们对垒的筹码，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
4. 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对我国的就业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只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和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采取“减员增效”和引进设备、技术革新的手段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使企业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并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5. 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挑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是工业制成品的供应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将会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产业结构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
四、 对FDI的思考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有19.3%是由外国直接投资贡献的。可见，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如何正确高效的利用外资，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
经过近30年的改革积累及近些年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于FDI的需求已经显得不再那么紧迫。目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FDI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并无益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及壮大，是近30年来GDP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政府应该给予民营企业更为公正的待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技术永远只是手段。以“竞争换技术”的策略替代“市场换技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
（二） 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 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同时，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根据本国发展实际，以制度化的经济和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外资投向，提高第三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的发展水平
2. 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政府在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三） 建立以内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
1. 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陆中国。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但它对劳动者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从扩大就业角度来讲，我国应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2. 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会使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地打压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我国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落实国民待遇原则，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四） 制定和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国家发改委称，虽然国家加大了对高耗能行业的调控力度，但高耗能产业的增速总体依然偏快。中国总体能耗远高于世界水平是不争的事实。要始终贯彻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应该明确产业规划，按产业来招商。严格控制“两高一资”（即高消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企业的数量，为了对地方政府不考虑生态后果的开放与招商冲动有所制约，政府在多年前提出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概念。2007年发改委已将治理“两高”作为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以市场导向原则为基础，实施污染者付费、弥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对企业进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和明.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稳定增长――利弊之新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科学》，2001，（04）.
［2］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动态》，2001.
［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世界投资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叶伟伦.民营资本发力正当其时.《财经》，2007，（09）.
［5］郭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研究》，2006，（06）.
［6］潘建成，席念霞，范宝虹.《2007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学家信心调查报告》.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4
[关键词]港澳台投资 中国大陆 国际收支
一、相关文献综述
以蒙代尔为代表的关于FDI对国际贸易的替论有效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个国家之间发生的直接投资。蒙代尔（Mundell，1957）认为在完全满足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会完全替代国际贸易，从而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小岛清（kiylshi Kojima，1978）提出了FDI与国际贸易的互补关系，强调了直接投资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技能的总体转移。小岛清的模型表明，FDI扩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定量的角度，如丁文丽(2001)、奚君羊、刘卫江(2002)、许和连、赖明勇(2002)、施敏颖(2002)、高然（2003）、崔学臣和唐左（2003）等运用实证分析认为FDI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呈正向相关性。
二、计量模型及其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体现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这两个方面。从资本项目看，东道国因外商初始投资带来的资本流入而得到好处；从经常项目看，当外商投资企业向母国支付红利、利息和特许费及行政管理费时会对国际收支产生不利影响。由于我国直到1995年才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利和利润汇回进行单独报告，数据较缺乏，因此本文将集中考察FDI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从1983年的436.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37.3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5.6%。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1983年我国实际吸收FDI仅有6.36亿美元，2001年则高达747.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9.1%。为了研究港澳台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建立港澳台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
模型选取全国31个（97年以前为30个）内地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截面样本，时间段从1994年至2007年（其中部分变量的数据94年以前统计资料并没有提供，故数据样本从94年开始），并用Eviews5.0软件包进行处理，下面详细说明各个变量的选取方法，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T、X、M：分别为各时段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占GDP的比例；
（二）FDI、FDIHK、FDIO：各时段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平均值，由于各省市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数据无法获得，而且这两个指标在本质上是类似的，因此本文采用全部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代替。
用Eviews5.0软件包进行处理，结果如下
三、结论
统计结果显示港澳台投资和其它国家外商直接投资都对中国的进出口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这与我国对外企的出口导向型政策有关，反映了80年代以来出口导向型引资政策的明显作用，外资的大量涌入从数量上推动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较高。由于外商通常在国际贸易中具备良好声誉和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东道国进入国际市场竞争，而外资为东道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也有助于提高东道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效应产生的需求带动国内企业的“间接出口”；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地企业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带动整个地区技术创新和出口增长。
仔细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港澳台投资而言，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其它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其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小于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并且不论是出口促进效应还是进口促进效应，港澳台投资都大于其它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1）港澳台地区投资商由于自然资源匮乏，且劳动力成本较高，他们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主要是充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及其它资源，如果根据kiylshi Kojima（1978）对外商直接动机的分类，可以看出港澳台更倾向于自然资源寻求型和低成本劳动力寻求型，而其它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更看重的是中国大陆广阔的市场，从动机分析属于一种市场寻求型。2）从进口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比当地企业有更高的进口倾向，特别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将导致东道国的贸易赤字，但同时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FDI将会减少东道国从国外进口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进口替代。3）一些跨国公司通过从国外母公司高价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实现利润转移，达到避税的目的，表现在统计数据上就是对进口的贡献大于对出口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丁文丽，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总量及结构的相关关系分析，经济经纬，2002(2)，96-98
[2]奚君羊，刘卫江，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1年12月，第3卷第6期：3-11
[3]许和连，赖明勇，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预测， 2002(2)，10-13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5
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 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 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外商直接投资报告范文6
关键词:FDI;挤入效应;挤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我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FDI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中部地区吸引与利用FDI的状况和经济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当前正在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一般说来,FDI会对东道国产生五种经济效应,即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外溢效应、资本形成效应、就业效应及进出口贸易效应。在经济学理论当中,挤入挤出效应被用来描述一种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增加时对其他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影响。FDI的挤入挤出效应是指FDI流入量的增加 (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东道国国内企业的投资行为)。如果这些外资企业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等途径推动了国内企业的投资,那么可以认为是一种 “挤入效应”。挤入效应反映在数据上就是总投资水平的增长率高于利用外资的增长率,这暗含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暗含了国内企业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能高效地融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利用外资一直呈稳步增长状态。从历年的数据来看,武汉市外商直接投资占引进外资的绝大多数。例如,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外资引进总量的75.5%;从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来看,外商投资领域不断拓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项目增加,在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共38个,同比增长9.7%,进资额达12.62亿美元,增长24.0%,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83.5%,支撑作用明显;从利用外资的结构来看,武汉利用外资仍以二三产业为主,制造业居首位,服务业紧随其后。2006年武汉外商直接投资进资项目中制造业项目进资达9.64亿美元,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63.8%,居所有行业进资之首,主要集中在光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食品及饲料加工等生产制造领域。服务业进资达5.42亿美元,占全市直接利用外资总额的35.9%,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商务咨询、计算机软件服务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业进资达3.2亿美元,占服务业进资总额的59%。笔者试图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模型与方法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主要包括国内企业投资部分和国外投资部分,公式表示如下:
I=Id+If
其中,I表示社会总投资水平;Id表示国内企业的投资部分;If表示国外投资部分。
t时期国外投资部分由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借贷组成。如前所述,武汉市的外资利用主要形式是外商直接投资(FDI),而t时期的国外投资部分并不是全部由t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转化而来,还要考虑t-1期、t-2期等的外商投资流入,即得出模型:
其中,DI表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对模型进行回归后,如果各个系数有效,用系数的值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则:α(系数)>0,表示FDI的增加可以带来当年国内投资增长,说明发生了“挤入效应”;α=0表示FDI对国内投资的增长或降低没有影响,既没有发生“挤入效应”也没有发生“挤出效应”;α
二、估算结果及其分析
根据2001年和2008年《武汉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表1。(表1)我们对1995～2007年武汉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数据序列中的趋势,保证其平衡性和正态性,采用对数形式,即以国内投资lNDI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lNFDI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作滞后一期的回归分析。(表2)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呈高度相关性,各项统计指标均是显著的,即说明,FDI每增加1%,可以带来国内投资当年增长0.7819%,次年增长0.8276%。由此表明,武汉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在武汉,FDI呈挤出效应,可结合国家政策和武汉自身发展情况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一直偏重于东南部地区,1999年实行西部大开发,而武汉位于中部,经济、技术一直发展缓慢,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直到近几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国家才真正开始重视中部的发展,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国家从改革发展全局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武汉像一片等待开辟的沃土,受到大量外商的关注。而外资的流入也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带动了国内投资。
三、对策和建议
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前有所限制的领域将对外资开放,武汉FDI的力度也势必加大,各领域外资将会进一步涌入。为保持FDI对武汉市国内企业的“挤入效应”,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危机,保增长,于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计划,着重于全国范围基础设施建设,武汉应抓住大搞建设的机遇,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总部经济打下基础,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流入。
(二)引导和鼓励FDI投向第三产业。如果武汉市FDI仍集中在重工业,则会挤占国内资本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引进外资时不再向一般第二产业倾斜,引进优质的服务业FDI,将有利于弱化目前外资存在于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近年来,武汉围绕打造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服务业,2007年全市完成服务业增加值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实现的增加值,达到1,572亿元,同比增长14.2%,占全年完成生产总值的50.1%。武汉应再接再励,放宽政策,促进FDI投向第三产业,从而带动武汉和整个武汉城市圈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建立总部基地,从而引进更多高新技术和专业性人才,加强武汉的辐射带动作用。总部基地是相同或者不同类型、企业的总部或领导机构和重要的分支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地。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总部基地是企业谋求更大发展和有利运营的有效平台。武汉只有发展总部经济,才能长期得到国内外企业的关注,保持显著的“挤出效应”,才能发挥其城市圈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从而赶上东南部的发达城市,实现真正的“崛起”。
(四)加强引进具有较强技术溢出效应的企业。要注重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更好地促进武汉市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带动整体投资水平。过去由于武汉在发展中缺乏资本,所以必须大力引进外资,但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今天,武汉引进外资必须有所选择,要从注重引资数量向注重引资质量转变。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志辉.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