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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1
服务外包如今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国顺应服务外包的国际大转移,承接来自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业务,使得中国服务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服务外包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展中存在欠缺。文章从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出发,提出我国现阶段服务外包行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以此来优化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关键词：
服务外包；跨国公司；发展
一、引言
服务外包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将自身做不了的或不愿意做的,尤其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利用其他优秀的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目的是加强本企业的核心业务,减小成本,增加企业绩效。九十年代以来随着IT业、电信业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东西方文化的日趋融合，企业为了在充满竞争的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捕捉商机，产生了一系列对服务的要求。服务外包作为新型服务业，使我国从制造领域逐步发展到服务环节，并取得了快速增长。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仍处于服务外包的起步阶段，无论是产业规模、发展水平以及质量都与印度等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我们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避免发展服务业所带来的隐患，赶超国际服务外包的先进水平，并努力寻找自己的不足，紧密结合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的战略调整，及时把握国际后危机时代的变革，拓展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促进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
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外包数量虽有提高，但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金额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不到15%，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国际外包企业相互竞争，我国依旧存在很多不足。
（一）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较大，本土企业发展较慢今年来,外商投资的企业依旧是服务外包企业的领头羊,占比70%,其中,外商独资占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在逐步吸引海外企业来中国投资,拥有海外背景的企业对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国际间进行市场开拓、提升全国占有率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然而,我国国有公司仅仅占了15%,私营股份制公司占了4%，发展远不足外商投资的企业，发展速度较慢。再者，虽然我国已经拥有了一些外包企业并发展较好，但是同外包发展较好的很多国家来说，我国的市场份额占有率和金额还不足其它国家的一半，而且我国市场分布零散，没有形成集中优势。
（二）国际间外包发展较好，国内外包有待增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商来中国投资，尤其是华东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来华投资的重点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虽然无可厚非的是日本的制造业和制造水平都是亚洲第一，但欧美企业也发现了中国这个市场。可喜的是来自欧美市场的外包份额正在逐步快速的上升，而且一些承接外包的中国企业利用对日外包的技术经验成功转移到了对于欧美市场的外包业务，可以说是技术的转移和服务的转移。虽然国内市场也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外包重视，但是国内外包发展速度较慢。服务外包的最大优点在于企业通过一些非核心的业务，不断增强自身能力，更好的参与国际间的竞争，并且树立品牌优势。我国也应该努力改善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企业保持优势必须具备核心技术，只有建立在以创新为基础的机制模式上，企业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
（三）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制约国内外包发展的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源，接下来依次是市场开拓、语言文化、资金、项目管理水平、技术以及海外交付能力。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足够优秀的市场信誉，海外直接接包能力不强，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和高端人才严重缺乏。在中国接受过优质教育资源的人数较多，可是能熟练应用英语的人才却十分缺乏，远远无法满足服务外包在我国的发展需求，导致很多业务无法开展服务外包，中国服务外包中层管理人才也十分匮乏。由于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规模小，不能建立有效的人才机制，严重阻碍了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人才流失严重，高层管理人员更加匮乏。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市场开拓能力不足，无法进一步开拓我国的市场，企业无法更好地运作。
（四）服务外包机制不完善服务外包的各项机制不完善,中国的物价在提升,劳动者的工资在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资本也在提高,中国已经逐步失去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而且现代外包的范围在不断的拓宽,人才要求在变高,技术含量也在变高.中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很多，可是能从事服务外包的人才却非常匮乏，特别是熟练应用英语的人才。
（五）我国服务外包意识淡薄在服务业之中,客户的满意度是衡量质量的最根本的指标，但是在现代文化思想的训导下,很多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淡薄。就BPO的呼叫中心而言,有些客人因为语言问题不免就会有些急躁,态度就会非常恶劣,有的呼叫中心客服就会跟客人在电话里争吵,甚至骂客人。这说明我们服务者对自己行业的认识不够,一些员工对BPO中的呼叫客服这个行业不认可，希望找到更好的更有名声的企业，也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方面，他们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但是却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承包方的员工和客户群中都存在心里的鸿沟，无法开展业务。
三、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对策
为使我国服务外包合作业健康发展，规避不利因素影响，得到国际外包的收益以及机会，我国的外包方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应对：
（一）转变传统观念，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我国应努力提升服务外包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服务外包行业的方案健全，不能仅仅依靠单纯的改变低价策略，所以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应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顺应国际发展潮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加强生产工艺，提高技术水平，然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客户多层次和宽领域的需求。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提高分工协作水平和管理水平，并借鉴同行的先进服务理念，控制好企业内部的生产工序流程，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外溢效益，结合自身的优势特点，提高整体的服务水平。
（二）与知名跨国公司合作学习，大力发展技术创新与国外著名公司的外包合作，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IT企业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能在外包项目开展中，学习到先进的管理和运作经验，又能接触到全球领域内最先进的IT企业，再到具有客户市场的产品走向。下面我要介绍一个外包的成功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承包商是中国文思创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发包商是美国仁科PeopleSoft软件公司。文思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承包一些大型的公司的研发中心，并且从开始监理一直到运行软件，这是与很多软件公司的不同。然而这家本土的民营企业以前一直接的是软件汉化的案子，但是他们意识到软件汉化的利润较低，经过大家的商议和考察决定转型开始真正做软件。从2001年后文思公司开始认真研究了印度软件外包的崛起模式并去了实地勘察，最终实现了研发中心的外包，同时也吸引了很多IT精英作为公司的员工和技术顾问。就在2008年8月中国文思抢到了美国仁科PEOPLESOFT软件公司研发中心外包公司，这是这家美国公司首次把研发中心发包给公司。同时文思公司认真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通过对于印度的学习和实地考察发现，印度在经济改革之后，依据自身的语言优势，大力发展业务流程外包，同时印度同中国一样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竞争激烈且已经形成了竞争市场，印度发展外包业促进就业和技术水平增长，同时口碑的监理直接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涌入，印度也放宽了资金渠道，使外包业发展的更好。文思依据学习和经验总结来发展自身品牌和核心技术，从而企业成功转型，从软件汉化到软件研发中心，不断的修正自己的不足，使得文思公司发展的更好。
（三）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承接服务业务转移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进程中，跨国公司通常采用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海外子公司向东道国或第三国市场提供服务的方式，而不直接向当地非服务提供者分包业务。而服务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每年吸收外资的比例不足30%，因而我们应把吸引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作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从而促进承接服务业转移。外资的进入在增加中国服务业发展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全面提升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一些雄厚的服务业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占有服务外包市场份额很大的国际服务外包提供商，比如IBM、惠普、麦肯锡、普华永道等。此外，外资的进入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也可以全面提升中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四）尽快制定中国服务发展目标，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要借鉴他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成绩，结合我国国情，及时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目标，同时也要改变国家现有的外包企业布局分散的情况，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鼓励区域和区域间的外包企业的联合。同时制定适宜服务外包发展的策略，营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十的召开深化了我国经济制度的政策,我国也应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因地制宜的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定相应的服务外包政策法规。为中国投资的实力较为雄厚的跨国企业创造较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保证我国服务外包的政策和法律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不断增加中国企业承包服务外包的能力。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使其经济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实现每个人的中国梦。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意识的更新、市场发展的完善,都将增强我国的经济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而且仍处于迅速发展和转变之中,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十分好,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特色也会对中国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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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2
产业浪潮为山东影视产业发展带来多种机遇。首先，政策导向、经济护航。2006年举行了以“文化•创意•财富”为主题的首届山东文化产业博览会，标志着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开始。2007年12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07—2015)》，确定了以“文化创意”为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方向，并提出了打造优秀文化品牌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社会保障等政策，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护航，如出台《山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计划从2008年起，省财政每年统筹安排5000万元专项资金(2010年增加到7000万元)，用于促进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其中影视、动漫被列为重点支持项目的前两位。同时签署《支持山东省文化企业上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促进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此外，每年举办的山东文博会也为影视产业带来大量的投融资机会。比如，第四届(2012)山东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投资总额近7000亿元，融资总额2900亿元。这些都为作为山东文化产业支柱的影视产业提供政策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持。其次，推动体制改革、促进资源整合。在国家广电总局提出的“以影视剧制作单位的转企改制为重点，推进制播分离改革，努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市场主体”的政策号召下，2008年山东影视集团成立，“标志着山东省将整合新媒体内容制作、影视报刊四大平台，努力实现影视制作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文化创意产业也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从而促使山东影视产业进一步整合资源。产业整合有利于打破地域界限、产业界限，实现影视资源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实现真正的规模经营，并建立一、二、三产业间的紧密联系，实现各产业间的融合互补，形成相互支持的产业群落，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在此发展趋势下，“山东省将原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齐鲁音像出版社、青岛影视基地重组改造，组建成了综合性大型影视文化企业集团———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山东影视传媒集团的成立意味着山东影视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又迈出一大步，有利于全省影视制作力量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集团将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以“鲁剧”品牌为核心的专业化运作机制，探索适应影视企业市场运作要求的新型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影视、旅游、商贸产业链条，带动全省各产业共同发展。在电影放映业方面，涌现出一批如鲁信影城、新世纪电影城、万达国际影城等高档影视院线;在动漫产业方面，目前济南、青岛、烟台等市筹建了大型动漫产业基地;建立多个影视拍摄基地，如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威海影视文化城、“三花”影视基地、青岛微电影基地、华谊兄弟影视主题公园等，带动了影视、旅游、休闲娱乐等一系列产业，尤其是山东影视集团投资百亿元在青岛建设山东影视文化产业园，将打造一个以影视文化创意为本、结合高科技手段的“影视创意天堂”;筹办各种影视节庆活动，如山东大学生电影节、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金凤凰奖)颁奖典礼等，对发展山东影视业及提升山东文化形象产生了推动和传播效应。产业发展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2012年山东广播影视业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并力争2015年达到350亿元。最后，体制创新带动内容创新。20世纪80年代，山东电视剧《武松》《今夜有暴风雪》《高山下的花环》创造了三连冠的辉煌，奠定了“鲁剧”在中国影视剧制作界中的重要地位。但此后20多年鲁剧都处于酝酿期，没有再次复制先前的辉煌。直到进入新世纪，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山东影视凭借《大法官》《誓言无声》《大染坊》等几部标志性作品开创又一里程碑。此外，《铁道游击队》《上学路上》等影视作品也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并在国内外获多项大奖。2008年的《闯关东》《南下》等经典作品在全国引发收视热潮，又一次将“鲁剧”品牌打响。大量优秀影视作品的涌现把“鲁剧”品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带动了全省影视业的发展。2013年山东影视传媒集团凭借《温州一家人》《知青》《小小飞虎队》《我和我的伙伴》摘得华表奖、飞天奖多项荣誉。《大金脉》《穿越烽火线》等多部题材丰富、风格各异的大戏也相继登陆荧屏，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电影《止杀令》更是走出国门，在欧美等地上映。2014年，继《父母爱情》获得收视开门红，山东影视又将推出《青岛往事》《战长沙》《槐树花开》《琅琊榜》《老农民》等诸多各具特色的重磅作品。在电视栏目方面，注重以“特色立台”。2004年山东广播电视台创办的《天下父母》栏目是目前全国唯一以弘扬中华传统“亲情和孝道”为主要内容的电视栏目，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十大创新创优栏目之一。2006年开播的《生活帮》同样以注重创新、关注民生、贴近大众而获得全国十佳民生新闻栏目奖，并受到其他省市电视台的竞相模仿，如湖北电视台、汕头电视台分别在2012年开播同名栏目。总结以上栏目成功的经验，有利于指导山东电视节目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一，坚持创新，秉承“特色立台”，发挥齐鲁历史文化优势，将民族精神与新时期山东精神相结合;第二，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普通百姓生活，真正践行“三贴近”的要求;第三，坚持以社会效益和文化事业为先，抵制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并积极策划创意活动，以提高栏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成果表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为山东影视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山东影视业既面临来自自身快速发展的挑战，也面临国内外同行更加激烈的竞争。山东影视业还面临许多问题:经营理念与管理体制创新，投融资渠道的扩展及投融资机制的完善，影视创作的内容创新与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创新，影视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与网络化，后影视产业的开发等。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与措施。
二、建议与措施
(一)立足地域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两大功能:一是纪实，二是讲故事。无论是追求视觉刺激的好莱坞大片还是温润唯美的欧洲文艺片，都是影片的叙事因素在起支配作用，画面的设计与表达无不服务于此。好故事、好题材是影视作品成功的根本，而影视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影视作品的制作，大量优质原创作品无疑对推动影视产业发展意义非凡。山东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与根本是鲁剧的制作与传播。鲁剧能取得今日成就，正是因其扎根齐鲁大地，从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中汲取不竭的创作动力。但目前山东影视对齐鲁文化的挖掘与开发还有待继续拓展深入。首先，许多民俗文化与历史名人题材没有开发利用。在中央一套热播的《大河儿女》(2014年)将河南钧瓷文化与抗战背景相结合，书写了一部慷慨激昂的年代大戏。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开发利用给鲁剧创作以启迪。与天津杨柳青年画齐名的山东杨家埠木板年画、有六千年历史的博山陶瓷、取材民间传说的高密剪纸、驰名世界的潍坊风筝……无不是山东民俗文化的智慧结晶，蕴涵着丰厚的历史人文。还有如王羲之、辛弃疾、颜真卿、王世贞等历史名人的故事都鲜有影视作品涉及，这些都是鲁剧创作的素材资源。其次，山东文学作品还有待进一步改编利用。如山东籍优秀作家莫言、张炜、毕飞宇、尤凤伟等的作品大多生发于齐鲁大地，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对这些作品的影视改编和拍摄，将更有利于鲁剧实现追求审美内涵与地域文化传播的双重目标。此外，现有齐鲁文化挖掘还欠缺一定的秩序，这种无序开发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枯竭。因此，应设专职部门对文化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建构鲁剧素材资源库，并根据时代及受众需求进行规划利用。当然，鲁剧不应囿于地域的限制，应该在保有传统特色的同时，积极开拓发展空间。洋溢着江浙风韵、跨四国拍摄的《温州一家人》便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制片人侯鸿亮认为:“合作与走出去拍摄是近年来鲁剧发展的方向。从过去立足本省故事题材到将题材内容延伸到全国甚至海外，积极与外部合作谋求共赢，鲁剧不再有鲜明的山东地域性特征，而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文化品牌。”
(二)兼顾市场化与思想性，追求原创性与多样性
鲁剧制作应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并重。在市场化浪潮下，观众的喜闻乐见成为影视制作的导向标，观赏性已远远压倒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2014年山东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李掖平提出，近年来山东影视产业建设过分注重产业化、市场化，而忽略了影视艺术所应有的健康思想导向和积极价值引领。中国文联副主席仲呈祥认为，当一部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的美学品格和历史品格，只能意味着人文精神的滑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落的开始;不能消极顺应观众中某些落后愚昧的鉴赏习惯，这只会形成精神生产同文化消费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关注影视作品商业价值的同时，还要强调通过其意识形态和传播属性对观众进行精神灌输，提升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鲁剧作为中国电视剧行业中的翘楚，无疑担负着优化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职责，经典鲁剧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其观赏性，更在于其传达的民族精神与反映的普遍人性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所以从长远来看，只有创作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并重的作品，才是影视业发展持续繁荣的王道。鲁剧创作还应注重原创及多样化发展。创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只有原创作品才能因其新意吸引观众眼球。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虽作品繁多，但是真正的好作品却很少，一部有新意的佳作后面往往跟着一串模仿者。这种跟风固然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其社会效益及艺术价值令人质疑。因此，不断制作高质量的原创作品，永远占据制高点，才能使鲁剧立于不败之地。经过30多年的积淀与探索，鲁剧逐渐形成了以正剧为主，题材严肃、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视角主要定位于现实主义题材，造成作品过于强调写实，剧作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剧艺术意蕴和审美价值的表现。因此，鲁剧在发扬自身艺术风格的同时，也可在针对受众不同需求的前提下尝试多种风格的作品创作，这无疑会激发鲁剧创作的潜力，有利于更广大的市场开拓。此外，山东影视业在继续锤炼“鲁剧”电视剧品牌的同时还应加强电影制作，寻找市场，如电视电影、微电影等。微电影作为电影新秀，因其平民化、创意化而受到大众追捧，是电影产业未来发展的一只劲旅。众多省市、机构主办相关活动，如中国国际微电影节、新浪微剧本大赛、山东微电影大赛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微电影朝高品质、高格调、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山东影视业应借此机会大力发展微电影产业，以此突破山东电影业的发展瓶颈，扩大山东影视业的市场份额。
(三)拓展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体制
影视产业作为一种高投入高风险性产业，离不开资金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投融资处于影视产业链的前端，是各环节顺利推进的资金保障。2010年我国制定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因为“电影产业如果要想再上新台阶，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金融资本的介入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在电视剧行业产业链中，电视剧制作方因各方挤压而处于收益分配的边缘。利润少导致资金积累少，不利于制作机构持续开发市场、保持高制片水准及吸引优秀人才。虽然近年来山东影视产业通过“合作拍摄、合资拍摄、参股运营利润分成的方式”来吸纳资金，有将近“80%的鲁剧走社会融资渠道，融资额度已达50%”，但是融资渠道少、融资总量低仍是限制山东省影视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在开拓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体制方面借鉴国内外成功先例并大胆创新，将是促进山东省影视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影视产业投融资包括自有资金、联合投资、政府资助、上市融资、金融机构融资、影视投资基金、制播联盟、行业内互助融资、分批制片融资、海外融资、广告植入等模式及渠道。本文将针对山东省影视业投融资现状，选取三种可以尝试或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模式进行探讨。第一，以电视剧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进行融资。获得银行贷款授信除常见的以实物为抵押的做法，还可以版权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获得贷款。除版权外，电视剧的无形资产还包括导演、制片人、创作团队、电视剧品牌、衍生品等。以版权抵押融资在美国、韩国等影视业发达地区已经是较为成熟的资本运作模式，在中国亦有先例，如2007年北京天星际影视文化传播公司以《宝莲灯前传》的版权作为抵押向交通银行进行贷款。其后，单部电视剧版权抵押贷款进一步升级为多部电视剧项目打包融资。如2008年，北京银行以电视剧作品版权增信拓展的担保方式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多个电视剧项目打包贷款。2009年，张国立等著名导演共获得中国民生银行提供的一亿元贷款额度，用于本人或公司进行电视剧创作，开启了“电视剧导演融资模式”先河，拓展了电视剧信用融资的范围。这些先例鼓励更多的信用融资创意，如金牌编剧、著名影星、优秀的电视剧制作团队或电视剧品牌等，都可以凭借其市场影响力进行信用融资。但这种融资方式必须有完善的保险体制作保障，才能降低投资人风险，保障投资者收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第二，通过影视投资基金融资。能够上市融资是大多数影视制作企业的梦想，但是因其准入门槛高，目前只有中视传媒等几家影视公司上市。对于非上市影视企业来说，影视投资基金无疑是不错的融资渠道。2009年4月，中国第一个影视投资基金———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并于2010年投资拍摄电视剧《画皮》，为中国影视融资开辟了新渠道。此后，影视投资基金在中国骤然升温。据报道，至2013年8月，针对影视投资的基金已有25只，目标规模达到322．81亿元。2014年2月12日，山东省首个影视投资基金———枣庄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启动。此项尝试无疑会为山东省影视投资基金融资模式积累经验，开拓一条可行性渠道。根据专家预测，影视投资基金资本、产业内资本、专业金融资本将成为影视投资界的三大主流趋势。因此，影视制作公司只有进一步加强专业化运作程度，加强风险把控能力，完善财务制度，才能更好地利用影视投资基金进行融资。第三，政府在影视业投融资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影视产业已经越来越市场化，但是政府对于影视制作投融资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可以直接投资，而且可以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为影视产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一是政府直接投资。近年来，新型融资模式与渠道备受行业关注，但是政府直接投资模式仍最具可行性和安全性，其优势不言而喻。首先，资金到位较为顺畅，不易引起经济纠纷，而且为制片方提供很多便利。其次，政府参与投资会增加其他投资者的信心，可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国内比较成功的政府直接投资案例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拍摄。作为股东的唐山市政府不仅在6．5亿元的票房中获得直接利润分成，还通过影片放映达到了城市形象塑造和宣传的目的。随着后期影视文化旅游的开发，唐山的旅游业等第三产业被带动起来。通过这部电影，制片方与唐山市政府互利互惠，实现双赢。最后，地方政府也可进行综合投资，如建设影视基地、创办影视人才培育基地、开发影视配套设施、提供外景地拍摄服务等产业，实现地方经济与影视业的共同发展。2009年贵阳市政府与北京嘉春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小城大爱》对宣传贵阳市旅游景点、拉动贵阳楼市走出低谷起到重要作用。二是政府提供政策扶持。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影视业，还应制定或完善相关法规政策，为影视业投融资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周到的服务，这才是影视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如通过减免税收、项目补贴、贷款贴息、重点购买等做法鼓励影视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制定版权法等法律政策，完善版权评估体系，保障影视制作人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政府可牵头成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型影视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省市区等各级政府还可设立文化产业基金，扶持资助影视业的发展;可学习韩国建立融资辅导机制，成立抵押无息贷款、低利率的电影创业基金;政府牵头举办文化博览会、电影节等活动吸引外商，打开海外融资渠道。总之，山东省影视业有待建立一套“投融资主体和渠道多元化、金融市场配套成熟化、政策法规完善化的市场化体系”，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推动。
(四)借鉴好莱坞营销模式，加强后影视产业开发
影视产业链主要包括制片、发行和放映，其延伸的前段是投资、融资，后段则是影视衍生品的开发。现在全球影视业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是拓展、完善影视产业价值链，强调对后影视产业的开发。美国《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6日刊文指出，“好莱坞靠票房盈利的模式已被彻底颠覆，几乎所有大型电影公司(如华纳、迪士尼、福克斯)的盈利，都来自其娱乐产权在世界各地的发行、冠名和特许经营收入，包括DVD、网络播放、机上娱乐、有线电视、付费电视、游戏、游乐园设施、玩具等。大型电影公司还通过出售大量电影、动画片、电视连续剧的制作权赚取利润。”目前，美国电影业收入的80%来自后电影市场开发，而国内电影业80%以上收入来自票房及广告植入。显见国内影视产业链还有待延伸，影视衍生品的开发将成为我国影视产业的利益增长点。山东影视产业近年来越来越注重对影视衍生品的开发，强调鲁剧的品牌效应。利用《闯关东》热播效应进行的衍生品开发就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山东广播电台与《闯关东》拍摄基地黑龙江锦河农场签订共同开发影视主题旅游的协议，策划“闯关东、游龙江”的精品旅游线路，围绕剧情发生地、拍摄地进行产品开发，提出“常回家看看”等旅游口号，加强对锦河农场的影视基地建设。故事的另一发生地山东章丘朱家峪也借势进行影视剧相关产业的开发工作，通过对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与整合，开设“闯关东影视基地展览馆”，建设相关主题公园，并注册“朱开山山东菜馆”商标，欲把朱家峪打造成推动济南旅游产业发展的旅游圣地。对《闯关东》品牌旅游市场的开发体现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延伸的意义。但是影视文化旅游仅是一个利益增长点，应该更加系统、规模化地进行衍生品的开发，在这一点上还应学习好莱坞的成功运营模式。华纳公司对《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营销无疑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案例。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电影及衍生品在全球的畅销，哈利•波特已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世界品牌，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电影与图书的热卖推动了近百种特许商品的开发。华纳公司在奥兰多环球影城的冒险岛开设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并利用7位资深哈粉的热忱将这一消息通过鼠标传递出去，以极少的预算进行成功营销，开创了“鼠标营销”新模式。此外，华纳公司还计划把拍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伦敦摄影棚改建为博物馆式的旅游景点。从好莱坞衍生营销成功案例中可借鉴以下经验:
第一，影视作品未映，衍生商品先行。好莱坞影视公司在正常的宣传与影视发行之外会提早制定衍生品开发与营销计划，以确保衍生品与影视作品的同步上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使影视产品与其相关衍生产品交叉销售。二者互相推动，既打造了影视品牌，又促进了总体效益。
第二，培养消费主体，细化营销策略。美国影视作品注重将商业元素与艺术元素相融合，在制定营销策略时针对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消费群体进行定位，并使用组合策略开展营销。“哈利•波特”品牌系列产品便是定位于青少年，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形成了稳定的“哈利•波特”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孕育了庞大的青少年消费群体。
第三，完善市场营销制度，丰富市场运作经验。好莱坞的影视衍生品开发从市场调研、宣传策划到产品开发、营销都有一套完善的运营制度，并不断加以创新，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如“高概念”电影，“以钱滚钱、以片养片”战略，“核心图稿(key-art)”创意广告策略及“窗口期”新媒体行销理念等，这些经验积累为全球影视产业带来新的营销思路和发展前景。
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3
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在金融改革方面积累了一些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业务及管理模式经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一定的风险，需要积极应对。本文节选自《沪港蓝皮书（2015）》，作者就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国际投资新规则形成和我国改革开放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诞生了。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旨在探索市场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它对标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自由贸易内涵，要求更高水平的开放，并且侧重金融领域。与以往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相比，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和开放更重视推动要素流动，主要体现在分账核算、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在金融改革方面积累了一些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业务及管理模式经验，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一定的风险，需要积极应对。
一、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路线图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服务经济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存在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支持不够等问题。因此，党的十提出，要全面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鉴于结构错配和方向错配不仅扭曲了我国的金融资源配置，而且产生了大量不良资产、闲置资产和沉淀资产，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高金融配置资源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成为我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方向。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一行三会”等监管部门关于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的条例和实施细则陆续出台。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最具指导意义。
依据上述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有条不紊地推进，在分账管理、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风险管控等方面进行积极的试点。
1、分账管理
我国实行外汇管制，人民币资本项下尚不能自由兑换。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相当于离岸账户，是央行为发展上海自贸区的离岸金融而实施的创新，也是放松离岸金融管制的重要举措。为了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促进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上海自贸区内居民可通过设立本外币自由贸易账户实现分账核算管理。其中，同一非金融机构主体的居民自由贸易账户与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因经常项下业务、偿还贷款、实业投资以及其他符合规定的跨境交易需要可办理资金划转。这体现了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之间的渗透机制，是《意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鉴于目前境外美元融资成本为年化利率1%～2%，而国内同期外币贷款利率为3%～4%，香港的离岸人民币贷款也可以比基准利率下调15%，因此这项金融改革措施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但是推行这种便利化需要一个过程。自由贸易账户要求遵守“先本币、后外币”的原则，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从本币起步，六个月以后接受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评估，条件成熟时开展外币业务。
《业务实施细则》全面规范了上海自贸区的分账核算业务。除了遵守《意见》提出的原则之外，还明确自由贸易账户是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区内主体和境外机构可根据需要开立。《业务实施细则》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两方面。①业务类型。上海地区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建立分账核算单元，为开立自由贸易账户的区内主体提供经常项目、直接投资和《意见》第三部分投融资创新相关业务的金融服务，以及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为境外机构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等机构可在获准后，向上海自贸区和境外提供各类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结算服务。②业务管理原则。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外账户、境内区外的非居民机构账户，以及自由贸易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按宏观审慎的原则实施管理；对自由贸易账户与境内（含区内）其他银行结算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根据有限渗透加严格管理的原则，按跨境业务实施管理；对同一非金融机构的自由贸易账户与一般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应按《业务实施细则》规定的四个渠道办理。对已实现可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相关）的业务，自由贸易账户内资金可自由兑换。
自2014年6月18日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正式启动以来，已经有十家中资银行顺利获得央行验收。未来，该试点将逐步由中资银行向外资银行扩展，由银行业向证券、保险、公募基金、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展。
2、投融资汇兑便利化
中国实行严格的投融资汇兑管制。虽然贸易项下的投资基本开放，但是我国政府严格管制资本项下的投资资金进出，资本项下的投资资金流出实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流入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因此，面向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个体工商户等跨境投融资主体，上海自贸区探索进一步促进投融资汇兑便利化的具体措施包括：①区内企业办理跨境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收付、兑换业务时，可直接向银行办理，与前置核准脱钩；②区内机构根据经营需要，可按规定从境外融入本外币资金；③区内主体可结合自身生产经营和跨境商务活动的特点，在更大空间内充分利用区内和境外金融市场管理对冲相关风险。
3、利率市场化
央行制定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遵循“先贷款、后存款，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单位、后个人’的原则。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推出新业务，使得理财产品和债券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贷款，小微金融呈现多元化创新，这些现象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2013年7月20日，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只保留对存款利率的管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已完成绝大部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关键时期。
上海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在宏观审慎金融管理框架内，根据服务区内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以及金融市场主体培育和市场环境建设情况逐步推进。具体包括：①完善区内居民自由贸易账户和非居民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资金利率的市场化定价监测机制；②将区内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纳入优先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机构范围，在区内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发行的先行先试。央行于2014年2月27日在自贸区内试点放开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之后，市场总体表现平稳。2014年6月27日，央行将这一改革措施推广到全上海市之后，利率也基本持平，实际执行利率微升，外币存款总量平稳有序增长。
4、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前提下，我国外汇管理由“宽进严出”向均衡管理转变，有序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一步发挥利率和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从2012年8月开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在全国推广缩短了企业对外贸易的收付汇时间，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虽然中国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如过于集中的外汇交易主体、隔离的外汇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不活跃且缺乏创造性的外汇衍生品市场、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方向及路径滞后的外汇管理法规等。
上海自贸区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区内的外汇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并面向市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从而为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上海自贸区自建立以来，外汇管理部门颁布了五条举措，包括支持发展总部经济和新型贸易、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支持自贸区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支付担保费的核准、支持银行开展面向客户的大宗商品衍生品的柜台交易。上海从2010年开始试点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企业的数量截至2012年已发展到50家。目前，上海正在稳步推进的试点工作包括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跨国公司资金池以及服务贸易项下的外汇收支等。上海自贸区的跨国公司总部资金池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案例，主要包括：中国银行携手中银香港为绿地控股集团（上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办理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渣打银行携手宝信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自贸区内开展集团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以支持其境内外的流动资金需求、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等；上海银行签约为东方国际集团内117家海内外成员公司提供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服务。
5、风险管控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坚持风险可控、稳步推进，“成熟一项、推动一项”，适时有序组织试点。央行重视上海自贸区的金融风险管控，将切实加强对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监管；会同上海市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加强监测分析，密切关注跨境异常资金的流动；按年度对区内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区内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并建立相应的扶优限劣机制；央行可根据形势判断，加强对上海自贸区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监管。
《审慎管理细则》全面规范了上海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的风险审慎管理，要求上海地区金融机构建立面向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的响应机制。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两方面。①管理制度。上海市金融机构应按要求建立上海自贸区分账核算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展业管理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并以市级机构为单位接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相关系统。②风险管理机制。风险管理包括渗透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币种敞口风险管理、资产风险管理、风险对冲管理等。根据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调整金融机构开展的自贸区分账核算业务范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开展非现场监测，并根据不同预警指标，在出现资金异常流动的情形下，采取延长账户存放期、征收特别存款准备金、实行零息存款准备金以及临时资本管制等干预手段，维护上海自贸区金融环境的稳健运行。
二、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影响
上海自贸区现阶段及下一阶段金融创新的重点与核心内容是建设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这也为整个金融创新提供了载体和平台。通过设立自由贸易账户，实施投融资汇兑便利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风险管控等措施，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在人民币国际化、平稳有序开放资本项目、促进金融业转型发展和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积累了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于2009年4月在国内五个城市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允许符合要求的外贸企业与其香港贸易伙伴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0年6月，该试点扩大到20个省级单位。2013年3月，该试点扩大到全国所有跨境贸易企业。虽然人民币结算试点发展迅速，但是人民币贸易计价的进展速度远远低于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速度。2013年，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达4.63万亿元，较2012年同比增长57%。但是大多数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活动仍未采用人民币计价。
从2011年1月开始，人民币可用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011年10月，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外商直接投资，同时简化了人民币的结算流程。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额达到5，337亿元，比2011年增长88%，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大幅升至4，481亿元。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日均交易量，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中第九大活跃的交易币种。
上海自贸区自建立以来，对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境外借款、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与经常项下集中收付等业务进行了具体规定，使得直接投资的流程进一步简化，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手段被引入。其中，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与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是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金融业务创新。跨国公司通过在上海自贸区的子公司建立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可以很好地实现境内外资金池的人民币资金在一定额度内的自由流动，这既有助于提高人民币资金在集团内的使用效率，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管理目标，又有助于提升人民币作为跨国公司内部主要交易结算货币的地位，服务于总部经济。跨境人民币经常项下集中收付业务的内容包括代收、代付和净额结算。它有助于简化跨境结算手续，大幅减少跨境收支交易数量和金额，进一步提高资金运用和结算效率，降低资金头寸管理成本和外汇风险。
离岸金融政策可以帮助上海自贸区建立起庞大的金融资产蓄水池，通过完善人民币的全球循环路径来打通资本账户，实现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区很可能成为人民币回流最大集散地。截至2014年7月末，上海自贸区内完成境外人民币直接借款78笔，累计金额超过170亿元；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试点企业为36家，资金池收支总额为232.5亿元；跨境人民币结算额为1，356.4亿元，同比增长2.5倍。上海自贸区内人民币业务在上海市的比重不断增长，从2014年4月的不到10%增加到2014年7月的15%。
2、平稳有序开放资本项目
人民币国际化离不开资本项目开放。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通过开设自由贸易账户，实施了隔离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策略，自贸区内资本市场逐步形成。结合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施的备案制，自由贸易账户进一步简化了企业境外股权投资的流程，并提高了境外投资效率，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例如，中国银行已经为自贸区企业办理了大宗商品衍生品交易，打通了国际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通道。自贸区设立的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可以为区内企业提供融资、资产转让、风险对冲等服务。例如，2014年11月推出的“沪港通”有利于逐步开放中国资本项目，增强人民币的流动性，并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加速器。
相对于自贸区的企业，虽然个人自由贸易账户目前仍局限于经常项下的交易，但是未来有望借助自由贸易账户以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身份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对区内券商而言，因为证监会支持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尚未实施细则，所以券商的自由贸易账户很难开立。为更好地管理自贸区内外的金融套利，除加强监管外，关键还在于我国政府能否尽快完善国内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条件。
3、促进金融业转型发展
我国金融业过度依赖银行业，金融业态的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我国金融业以行政管制为基本特征，造成资源配置向制造业、房地产业、地方政府项目和国有企业倾斜的现象，导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明显产生“挤出效应”，货币产出效率急剧下降，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因此，我国金融业亟须转型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上海自贸区实践着“一行三会”提出的扩大区内金融机构准入与增强服务能力的构想。作为我国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集聚了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截至2014年8月底，上海自贸区新设持牌类金融机构87家、类金融机构453家、金融信息服务公司296家、投资和资产管理公司2，179家，共计3，015家，占新设企业总数的25%；已有十家中资银行接入自由贸易账户信息监测管理系统，共开立了3，235个自由贸易账户；虽然上海自贸区的自由贸易账户系统现在局限于人民币业务，但是有望根据业务开放原则逐步推出外币业务。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已在区内设立交易服务平台，上海国际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正加紧筹建，上海保险交易所也在积极筹划，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将在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正式开展交易，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原油期货已于2014年12月获得证监会的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清算所等都将在区内新设或增设交易场所。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基于市场导向，发展多样化的金融业态，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分散市场风险。鉴于金融改革开放最终将带来要素价格均一化，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业转型可以为全国金融改革积累经验。
4、宏观审慎监管
2005年以来，境内外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差距与人民币升值，导致境外资金通过多种渠道绕过我国严格的政策管制，大量、快速流入境内。这对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带来严峻挑战。
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实际上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区内和境外的资本流动壁垒将基本消除。因此，自贸区可能成为境外资金渗透到境内寻求套利机会的跳板，从而影响我国金融稳定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业务实施细则》和《审慎管理细则》从业务管理和风险防范两个方面，共同构建了有利于风险管理的上海自贸区账户体系框架，为下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投融资汇兑创新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进一步推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前提下，上海自贸区可以缩短负面清单，允许设立多种类型的中外资金融机构和现代中介服务企业，以倒逼机制促使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通过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中国境内的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以适应实体经济对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1、资本市场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实施细则
积极推动证监会颁布资本市场支持自贸区建设的实施细则。积极推动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自由贸易账户为依托开展分账核算业务；积极支持自贸区内符合条件的个人按照规定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积极推动境外机构通过自由贸易账户进入上海证券及期货市场投资。重视“沪港通”，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货币中的份额，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这些举措也能够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联系和开放度。
2、推进利率市场化
为完善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利率的机制，应进一步发展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建立完整的利率联动体系。为控制短期信贷的增长速度，减少短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央行放松商业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顺序应该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
此外，上海自贸区可以面向小额存款尝试建设地区性存款保险制度，以期与国家存款保险形成保险与再保险机制。明确存款保险覆盖的范围，小额存款执行全国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规定比例的政策，大额存款的利率完全市场化，并向存款人提供相应的风险溢价收益。
3、推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前，主要由香港交易所或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掌握离岸人民币的定价权，而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之后，实际上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个离岸金融市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把握人民币定价权显得更加重要。为避免海外的离岸人民币主要定价权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造成冲击，应该参照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逐步实现境内人民币（CNY）、离岸人民币（CNH）和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的价格收敛。在上海自贸区积极探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模式，并将它推广到全国。
4、防范上海自贸区资本进出风险
虽然资本进出都可能给上海自贸区和我国境内资本市场稳定带来风险，但是资本流入带来的风险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加强分类管理。上海自贸区应该以境内金融和离岸金融分账管理为前提，根据实体经济的引资需要，加快要素流动速度，允许一定比例的离岸账户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减少国内企业发展限制，同时避免引起在岸金融泡沫。
严格规范自由贸易账户内的资金运用。加强核验自贸区内机构及企业跨境贸易的资金收支与实际贸易行为的真实性和一致性，着力强化监测和分析涉及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资金交易，特别是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以阻止资本项下境外资金的大规模渗透，避免境外和区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向区外境内传播。
加强监控区内机构和企业的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为防范人民币境外融资专用账户的资金通过项目建设投资、资本市场投资、集团资金归集等渠道不合规地渗透到区外境内，商业银行应确保区内机构和企业境外融资专用账户单独设账、统计、核算，并严格审查、追溯区外境内新增项目、新增资本市场投资和集团资金归集的资金来源。
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征收外汇交易税或设置高比例存款准备金提高短期资本进出国内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一方面，让有能力在海外实现高效率资源配置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更自由地实现全球化的投资和经营；另一方面，控制热钱的进出对上海自贸区和我国境内金融市场、汇率稳定的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成功案例范文4
根据国际上的前期研究，FDI行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是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区别于人们在早期的看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转让作用是FDI溢出效应最为重要的来源”，人们发现，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与东道国本地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认为，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给东道国本地企业造成的竞争压力也是促使FDI溢出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东道国本地企业在FDI的竞争压力下所激发的竞争能力的提高和生产效率的改善过程就是FDI产生溢出效应的过程。
然而，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竞争也并不都会导致本地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前期研究中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最终导致东道国本地企业竞争能力被削弱的例子也同时存在（Haddad 和Harrison，1993）。因此，“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如何在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得以提高”、“什么因素促使了溢出效应的产生”是我们在案例研究中所关注的焦点。
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1987-1994年间我国的移动电话行业刚刚起步。在此期间移动电话市场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也不完善，而且使用费用很高，因而7年间手机用户只发展了150万用户。1994-1998年间我国移动电话市场步入了稳步成长阶段。在此期间由于邮电分离、电信改革以及电信资费大幅下调和手机价格的一再下调等原因，到1998年底移动电话用户增长到了2500万，4年间增长了17倍。1999年后，我国移动电话市场也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至2002年底我国手机用户规模已超过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一位。
伴随我国移动电话市场的启动和发展,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的局面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我国的移动电话制造业原本是一个空白，因此，从1987年该行业兴起开始，外资企业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垄断。在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也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从而形成了三大巨头逐鹿中原的局面。
1999年以后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企业才开始艰难地起步，经过了几年的快速追赶，到了2002年，我国移动电话制造业企业也发展到12家，市场份额已从零发展到了接近40%。2002年以来，行业内内外资企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使整个行业的品牌集中度逐渐下降，表明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已经从垄断步入竞争状态。
透视我国移动电话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全球移动电话行业自身的发展、中国市场需求的特殊变化以及中国政府适时的政策引导都起到了助推和催化的作用，而来自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和内资企业基于争取生存而激发出的能力和智慧成为了最终获取FDI溢出效应的原动力。根据我国移动电话行业的发展轨迹，我们将下面的分析分成两个阶段。
一、行业竞争分析与FDI溢出效应：1999年以前
1999年以前，国外的移动电话制造企业垄断了整条产业链，外资企业的运营模式也是从芯片开发到产品生产一直到最终销售，全部过程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因而行业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使行业具有很高的进入障碍。根据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Donald.Lessard教授关于“行业国际化潜力”的分析模型，我们可以看到，移动电话行业由于同时具有“全球范围内需求的高度一致性”、“规模经济要求高”以及“少数公司独享显著的竞争优势”的特征，因而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行业。在这种具有国际化特征的行业中，那些因跨国经营而享有规模经济的国际企业相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企业都拥有难以逾越的优势。这正是1999年以前摩托罗拉等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真实写照。
根据移动电话行业自身的特点，外资企业的产品最早可以为中国市场所接受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和价格。其中，技术是移动电话这一新型产品被中国市场接受的基本功能要素，而价格则决定了市场上有效需求的规模。外资企业由于独享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采购和全球销售又使其有能力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因而进入中国市场后就自然地形成了垄断的局面。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本地企业而言，也正是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一体化产业链造成的高额壁垒、加之庞大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任何一个我国的本土企业都难于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零的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在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外国品牌仍然独霸市场的原因所在。由此，可以认为，在1999年之前，即使外资进入了中国，由于巨大的能力差距，外资企业在这一行业中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行业的竞争分析与FDI溢出效应：1999年以后
1.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厂商经营模式的变化。
1999年之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引起巨大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扶持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业政策的出台、国内移动电话市场新需求的出现以及国际移动电话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产移动电话企业创造的契机。
首先是政策的出台。1998年底，国家为了扶持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业，以国务院文件的方式明确了扶持国内移动通信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市场准入、技术转让、市场控制、资金扶持、自主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在市场准入政策方面，信息产业部决定采用许可认证制度扶持重点企业。1999年底，九家本地企业被确定为发展移动电话的重点企业(定点生产企业)；与此同时，国内于1998年底不再审批外商独资及合资的移动通讯产品生产企业。在市场控制政策方面，对进口移动电话采取了限额，同时限制了外商在大陆生产移动电话的产量，并且对输入零部件的总量也进行了控制。在技术方面，国家明确了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强力支持并且还提出了强化独资及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制度等有利于国产企业发展的措施。除此以外，国家还在资金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扶持政策。
其次是中国市场新需求的出现。随着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我国移动电话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价格敏感和需求多元化的双趋势。
移动电话作为高科技新产品初次上市时具有高价格的特点，消费者更多地是注重这种新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对价格的敏感性不高。然而随着移动电话核心技术的不断成熟和移动电话市场的迅速扩大，移动电话用户对移动电话价格的敏感性也迅速上升。一项市场调查显示，价格在2500元以下的中、低档移动电话是最受大多数消费者欢迎的。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根据CCID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2001年国内移动电话的消费需求趋向于追求展现个性与时尚，其中移动电话的外观和新功能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与此同时，调查还显示移动电话的用户呈现了年轻化趋势。
第三是移动电话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由于国际移动电话市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来曾经一体化程度很高的移动电话行业随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技术外溢，逐渐形成了一批在各个产业链上各有所专的厂商，例如韩国的三星、LG、法国的wavecom和sagem 等，使得1999年以后移动电话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请参见图2）。价值链的变化，影响了移动电话制造企业的商业模式。移动电话产业一体化的趋势被打破，即使是移动电话三大巨头也不得不在竞争的压力下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这种商业模式的改变主要表现在，首先在芯片的制造上大部分寻找外部代工完成；手机的生产在自身产能不足的情况下，也倾向于利用外部的代工服务。国外厂商有逐渐放弃制造，重点转向移动电话设计和市场营销的倾向。例如爱立信就曾经在此过程中把所有的手机制造业务全部外包。
2.内外资企业的竞争与FDI溢出效应的产生。
国家支持国产移动电话产业发展的政策公布后，对行业的影响非常巨大。我国本土的移动电话生产企业也由此起步，开始了奋发追赶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就是我们所强调的FDI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
首先，国产移动电话企业跨入门槛。在国家“市场准入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本土企业获得了进入这一行业的入场券。然而初入门槛的中国企业自身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得益于国际移动电话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移动电话的核心技术已经不是仅仅把握在少数几家巨头手中，而那些掌握了核心技术但又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厂商又急于分享这一高速发展的市场可能提供的丰厚的利润，于是中外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合作就成为了现实的的解决途径。通过和国外厂商的合作，采购国外厂商的芯片模块，甚至是由国外厂商完成整个移动电话的设计和生产，国产移动电话厂商在短期内迅速具备了和国外厂商竞争的技术实力。与此同时，同样得益于世界移动电话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出现，使我国国产厂商在进入时期有机会绕开这一巨大的规模障碍，而通过向韩国、台湾的厂商购买代工服务，同时向韩国、法国厂商直接购买模块、外观设计等方面的服务来完成制造过程。除此以外，国家的“市场控制政策”同样为从零开始的国产手机生产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市场空间；国家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的大力介入以及从资金方面的慷慨援手也为新生的国产移动电话企业得以在这种技术发展迅速的行业中生存下去提供了保障。
其次，成本压力下的技术进步与市场开拓。获得了生产牌照和核心技术的国产企业并不等于可以有把握地立足于市场，外资企业强大的成本优势迫使国内企业必须快速地实现生产环节的技术进步和国内市场的开拓。
在移动电话行业的技术层面，可以将技术划分为核心技术和应用层面的技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移动电话的主体核心技术相对成熟，厂商之间核心技术的同质化程度较高；但在应用层面的技术开发上确有明显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直接影响着生产企业的成本水平。总体来看，移动电话的开发设计大概有三个层次：引进部件组装（SKD）、购买GSM或CDMA模快进行开发和装配以及基于参考设计进行移动电话的开发和生产。前两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掌握，但采购成本很高；而后一种方式虽然可以使采购成本大大下降，但技术的要求比较高。最初，国内移动电话厂商多是基于引进部件组装（SKD）方式，但迫于成本的巨大压力，一段时间后都在努力向后两种开发方式转化，这对于国产企业而言显然是一个技术进步过程。以波导为例，2002年基于参考设计进行开发与生产的移动电话就成功地打入了欧洲市场，成为了中国手机技术研发从SKD模式发展到CKD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国产厂商也采取了和国外厂商完全不同的市场战略。国外厂商由于进入中国早，其销售网络自然从收入水平高的中心城市开始，同时由于外资企业最初所采用制度自身对销售终端的控制力度不足，因而在二三线城市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的控制力都不是很高。当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企业进入市场时，中心城市基本已经被国外厂商牢牢地控制，因此国产企业把市场转向二三线城市。同时由于大部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都是由家电企业转变过来，对国内市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表现在渠道的建设上。因此，我国国产企业就依据这些本地知识和市场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赢得了大片的二三线城市市场的份额，从而赢得了使成本水平有可能因市场的扩大而下降的机会。
第三，本地知识助国产品牌立足“高端”市场。
国产移动电话生产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市场定位于中低档产品。和其他行业的本地企业一样，国产移动电话企业曾期望通过利用本地的低劳动成本以及零部件当地供应等当地优势来建立企业自身的优势。然而，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对于移动电话这种非常国际化的行业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原因在于，国际上移动电话行业起步比我国早，进入我国的国际企业不仅在技术上占主导地位，而且一方面由于其拥有广大的国际市场而在综合成本上也占据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后广泛的本地化过程已经将中国本土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化为企业的自身优势，这方面已经与本地企业没有区别。因此，综合以上两方面，特别是加上国际企业在国际品牌方面先天的优势，国际企业在提供基本功能的手机方面，也就是在所谓的低端市场产品方面，几乎占尽了优势，国产企业完全无法通过价格战来与之抗衡。
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多元化的新需求的出现为艰苦跋涉中的国产企业提供了新的生机，这种追求时尚、张扬个性的需求潮流被当时的市场认知为“高端市场需求”。与提供基本功能的低端市场不同，这种高端市场需求更注重于靓丽、精致的外观及新功能的实现，从而把对价格的苛求看成了第二位的要素。与其他一些高技术产业的高端市场的概念有所不同，支持我国移动电话市场这种多元化需求的技术并不是属于核心技术的层面，基本上是基于应用层面。例如：可拍照手机只是在传统手机的基础上增加摄像功能、图像处理功能等，并不涉及核心技术的改变。而在我国市场上出现的对手机产品的这种高端需求具有明显的本地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需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以我国为主要发源地的，不是从国际市场传入的国际流行趋势。这样一来，对于本地需求更加敏感的本地企业立即把握了这种商机。于是，高端市场战略成为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突出重围、另辟蹊径的制胜法宝。这里，移动电话行业底层核心技术和MMI等应用技术的分离再次为国产厂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技术环境。国产厂商在了解市场需求后，在自身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从外部及时获取针对此项需求的技术服务，迅速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这又进一步大大增强了国产企业的竞争力，使国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潮流及时推出自己的产品。
第四，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竞争渠道优势突出。
虽然在塞迪2001年移动电话消费行为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购买移动电话产品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但消费者仍将移动电话专卖店和通讯商店作为购买移动电话的首选渠道，因此对销售终端的控制权对于移动电话企业来说特别重要。
以摩托罗拉、诺基亚为代表的国外品牌最初大多是实行机型包销形式的制进行销售。这种制层级较多，每层利润微薄，在信息流、物流以及市场终端控制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弱。而且商往往热衷于产品销售，而对产品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则表现不尽人意。我国移动电话厂商进入这一行业较晚，有机会认识摩托罗拉、诺基亚在销售渠道方面的弱点，因此在渠道建设上没有盲目地模仿国际企业的做法。在国内移动电话企业看来，移动电话最好的销售体制是区域制，这种制相对来讲使市场结构更加扁平化，也使生产商对零售终端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有利于控制价格和利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进入移动电话市场的国内品牌，尤其是TCL、海尔、厦新、海信、康佳等家电品牌，都具有经营多年的营销网络和营销经验，特别是在二三级城市市场，明显比国外品牌占有优势。这些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熟悉程度高，市场信息反馈及时，渠道管理效率高，物流成本低，可以在利用自己的渠道在推广产品的同时兼顾对客户的售后服务。此外，根据国内消费者在购买移动电话这类功能比较复杂的产品时常常需要销售人员进行推荐和介绍这一习惯，部分国产移动电话企业给予销售人员很高的佣金，这种对待最末端的销售人员策略上的灵活性也保证了国产企业的竞争力。
第五，国际企业在国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下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
国产移动电话制造企业的急起直追，使外资企业原有的竞争地位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国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为了维持其市场地位，外资企业在技术、成本以及渠道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进一步努力增加其竞争实力。首先在技术方面，为了应对国内企业的本地化知识创造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必须考虑中国本地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纷纷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一方面加快设计本地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国外新近技术对中国的转让。例如诺基亚推出的首个能手写输入汉字的6108型号的手机，就是由诺基亚北京研究中心专门针对国内市场而设计制作的。在成本方面，随着国产厂商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厂商同样也在积极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他们的目标不仅是针对中国一个国家市场，还将中国作为了其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在渠道方面，国外厂商也积极寻求对策。根据在中国的经验，外资企业减少了在全国的总，向国内企业学习也实行区域制。例如，诺基亚在2002年下半年就在国内对自己的销售渠道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变革。除此以外，外资企业在保持中心城市优势的同时，也积极地面向二三线城市开拓市场；并且设法加强售后服务网络的建设，提供新形式、高质量的服务。例如摩托罗拉就把授权全质量服务中心的数量由20余家扩展到现在的40余家，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级维修服务网点数量也突破了500家。
第六，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企业为维持其原有市场地位而采取的各项措施都对刚刚起飞的国内移动电话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具有丰富国际管理经验的国际企业在近几年的酣战中也积累了大量的本地知识，在这方面与本地企业能力的差距正在缩小；另一方面，依靠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全球营销的能力，国际企业基于其国际化经营的竞争优势有可能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然而，综观目前我国移动电话市场的竞争态势，无论从基于现有二代技术的新产品的推出还是从对三代技术的把握方面，我们发现，从快速追赶中走过来的我国国产移动电话企业都已经基本具备了与外资企业进行对垒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有理由认为，外资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实际上拓宽了国产企业获取溢出效应的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了国产企业的不断学习与追赶的过程。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内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我国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三、案例研究小结与启示
从以上对我国移动电话行业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我国移动电话产业的发展极大地受益于FDI的进入，FDI在这一行业中的溢出效应是我国本地移动电话企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源泉。
第二，在我国移动电话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内外资厂商的能力差距巨大，内资企业显然无法依据自身的能力跨越能力的障碍，从而无法跻身于这一新兴产业，因而也无从获得所谓的FDI溢出效应。
第三，我国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于我国本地移动电话企业的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这些政策的作用集中体现为帮助本地企业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关键性的能力差距，从而使本地企业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
第四，当本地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具备了与外资企业竞争的基本能力时，市场竞争对溢出效应的产生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我国移动电话行业内外资企业复杂的竞争状况中可以看出，竞争是在多个方面、多个市场上展开的，无论是在低端市场还是高端市场，无论是技术、成本还是品牌和渠道，两类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都从某种程度上激发了FDI溢出效应的产生，促进了双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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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网络；转型期；自组织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5-0005-04
[作者简介] 黄守坤，山东财政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与产业组织理论；
李 婷，山东财政学院统计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计量分析。(山东 济南 25001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起，从网络角度研究企业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主体的影响，逐渐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事实上，关于企业关系网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当人们看到与商品和服务买卖相关的机构出现，包括市场的出现、零售和批发商的出现、国际市场的形成，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包括厂商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厂商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之间的网络结构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e.g.Dixon，1982， 1984， 1991)。我国学者刘东等人指出企业网络是介于市场和企业层级组织之间的一种企业合作组织形态，具有市场和企业双重性质。
哈坎松(Hakansson，1995)等人在研究企业网络时指出，企业网络由三大要素构成：行动者、行动和资源。行动者是企业网络的主体，包括以企业为核心的各种厂商。行动是指行动者在市场中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总称，主要是指行动者之间进行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流动的过程，在交换过程中伴随着产品价值的增值与价值链的形成。资源包括物质资源(机械设备、原材料等)、金融资产、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一种资源(Gadde et al，2003)。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发生变化，企业网络也在不断地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是长期的，从而构成了企业网络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主要表现为行动者数量的变化、企业网络的关联度和活动量的变化以及企业网络绩效的变化。那么，企业网络的演变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演变的模式有哪些?本文从网络分析的三因素开始，结合我国转型期经济的特点，研究了企业网络演变的几种模式，结合企业网络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不同组织形式，探讨企业网络演变的规律，同时，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网络中的厂商如何利用网络资源提供了决策依据。
二、中国转型期企业网络演变的特点
(一)中国转型期企业网络的演变过程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关系网络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松散组织形式到紧密的网络结构的转变。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国家计划密切相关，因此，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明显，企业经营的核心是“跑计划”、抓生产，企业的产品数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产品的销路也主要由国家计划制定，大多数产品“凭票供应”，因此，企业之间没有动力建立密切的商业关系。同时，企业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因此，这一时期企业网络结构不明显。随着经济的转型，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转向市场经济，企业不再完全受计划支配，企业的性质呈多元化发展，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之外，个体企业、外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他们与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逐渐减弱，大多数企业的经营活动已不再依赖于政府，而依赖于建立的企业网络。在经济转型的初期，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企业的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而进行，并开始寻找与价值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具有规模的产业链。各种类型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产值不断增长，企业之间的网络发展特性逐步形成，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增多。在经济转型期的推进阶段(大约在1985-1995年)，企业网络中的数量大幅增加，企业网络规模越来越大，由于这一时期的市场开始注重产品的质量，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合作与购并现象增多。在所有者形式方面，国有企业的数量开始减少，集体企业的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加，但其他类型的企业，像个体企业、外资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在经济的加速转型期，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已经淡化，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向于市场化，各个产业链都在拉长，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数量大幅减少，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伴随着企业间关系资源的产业集聚现象增多，多数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提高，企业的外贸出口能力迅速增强，出现了像海尔、联想等一大批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企业网络的结构日趋明显，也逐渐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
(二)转型期企业网络的演变特点
1.开始注重网络资源的利用
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企业数量比较少，企业之间的交往不多，与消费者的联系也并不密切，因此，可利用的网络资源非常有限，企业主要的发展战略是“苦练内功”，并不把网络关系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企业逐渐意识到网络资源的重要性，一些在企业网络中与其他行动者有良好商业关系的企业发展很快，而那些缺乏关系的“孤岛”企业逐渐被逼出市场。另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可利用的网络资源也越来越多，企业呈现出网络化发展的趋势，通过关系网络企业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利用更多其他企业的资源来发展自己。同时，经过长时期的经贸来往，企业形成一部分固定的关系网络，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得以正常进行，例如，企业发展过程中培育的消费群体网络，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企业利润增长的源泉。
2.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在经济转型初期，面对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企业来不及进行自我创新，而相对于成本昂贵的自我研发，从国内外同行业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成为创新研发的捷径，因此，这一时期的创新战略主要是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但随着经济转型进入推进期和加速期，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倾向于降低成本和集中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同时，经过十几年的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增多，我国很多行业的技术水平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再引进技术的成本越来越高，迫使企业转向自我研发、技术创新的战略。这一时期，国内成功地走向技术创新之路的企业越来越多。像汽车产业中的“奇瑞经验”就是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案例，面对国内外汽车生产商的激烈竞争，奇瑞大力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加强体制创新，运用自主品牌和全球经销商扩大发展自己，一步一个台阶，从苦练内功到完善自主研发体系，从单一产品扩展到系列车型，从出口中东到马来建厂，从出口发展中国家进而到出口经济强国，强我品牌，张扬自主品牌个性，探索出了一条发展民族汽车产业的成功新路。
相对于引进技术，自我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的难度要大得多，如何开创自我研发之路，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企业应该构建创新网络，在网络的交往中实现技术创新。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罗(Arrow)就提出“干中学”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在边干边学中通过知识积累而产生，后来这一理论又被罗默与卢卡斯提出的新经济增长模型所证实。网络中企业之间相互交往、行动的互动也是“干中学”的具体体现，是创造技术进步的有效途经之一。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经济交往增加，在相互交流中技术进步明显。近年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产业集聚现象，反映了在地理位置上企业资源信息交流的集中，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之一。其次，增加R&D经费投入、加强创新网络中科技人员的培训与交流，也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有效途经。
3.合作网络的形成与演变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加速推进和经济全球化，我国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共存，特别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单纯的竞争战略很难发展，在长期的目标下，必须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采取务实合作的战略，与其他企业结成网络，交换互补资源，各自达成产品阶段性的目标，提高产业化程度，形成战略联盟，共创竞争优势。
从横向来看，合作网络是企业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是一种新型竞争战略――合作竞争，即当两个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都不能完全占有市场时，通过合作共同开发市场，相互利用对方的资源，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实现双赢。通过合作竞争可以整合单个企业的优势共同降低经营成本、扩大市场规模、锁定顾客、实现资源共享和企业核心能力的互补等。
从纵向来看，企业合作网络是处于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全方位合作，它反映了产品从生产到运输、销售，再到顾客消费过程中的分工协作结构，嵌入到这种链式结构中的是制造商、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研发机构、高等院校等行动者之间产品、信息和服务的交换，以及产品的增值过程中各行动者专业化和产品差异化的分工合作。
转型期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合作网络不断演化，由于企业数量以及业务量的增加，企业合作网络越来越大，合作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横向合作中，同行业企业之间由单纯的对抗性竞争演变成合作竞争，由国内企业间的合作演变成与国外同行业企业及跨国公司间的紧密合作。纵向合作中，由单纯的技术合作演变成产业链上的全面合作，包括新项目投资合作、新产品开发合作、技术开发与交流合作、物流合作、营销网络合作及产品市场合作等等，合作的方式也逐渐发展成建立战略联盟形式的全方位合作，在技术创新合作上，走产学研一体化合作之路。有实力的大企业在转型的加速阶段开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战略合作网络，通过收购、兼并、联合、控股、参股(持股)、债转股、许可证经营等多种方式，推进企业多元化经营和产供销网络的延伸。
三、转型期企业网络组织形式的变化
(一)他组织形式为主向自组织为主的转变
“他组织”是在特定外部条件作用下进行组织而形成的有序结构，在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组织”的作用是通过外部组织的力量有目的地培育一些新的关系，并决定哪些行动者进入或退出企业网络，可以使企业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得以加强，关系更加紧密，从而促进企业网络的发展和扩大。企业网络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他组织”的一种表现是通过第三方使原先没有关系的企业建立关系，另一种表现是通过第三方使关系变得有序和紧密。“他组织”中的第三方包括政府、行业协会组织、社会团体组织等，常常一个或几个企业也充当第三方，他们互相牵线搭桥，共同形成网络。
企业网络中自组织形式的主要特征就是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能够根据其他行动者行为的变化和环境资源条件的变化，自行调整行为目标，建立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网络，以适应新环境条件的要求。在企业网络自组织形成体系中，各个企业都是根据自身经营活动的需要，与其他企业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形成直接的经济关系。企业网络的自组织形成过程主要表现为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校等建立的业务关系。如图1所示，被观察企业与供应商(S)、消费行动者(C)建立的直接关系就属于自组织形式。企业网络自组织形成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用关系网络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技术信息、扩大产品销售量等，它是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链为纽带，通过技术、信息和供求方面的互补，以达到“共赢”为目的的一种组织演化模式。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过分强调“他组织”――计划的作用，企业网络的形成主要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而忽视代表企业间自身发展规律的自组织形式，造成企业发展缺乏动力，形成的企业网络规模小，企业网络结构松散。这种“他组织”形式网络组织，常常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意愿相背，从而造成这一时期各自为政、分散不合作的企业网络组织，出现大量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随着经济的转型，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放松，企业开始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建立产供销的企业网络和同行业企业间的战略网络，这一时期企业网络组织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呈现出大量自组织发展的模式。在我国经济加速转型的今天，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网络的形成就明显地表现为自组织形式。
(二)无序的自组织形式向他组织下有序的组织形式转变
企业网络的自组织形式和其他自组织系统一样是存在“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它类似于著名的“沙堆模型”，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处于一个稳定状态。在企业网络的自组织形成过程中，假定企业之间的行动是协同的，企业之间自由竞争，自发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协作、互助、同步发展等，这些条件支配着网络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自组织的序参量，例如，产业链就是自组织序参量的一种。但是，企业网络的自组织形成过程中，由于企业间的利益并不都是一致的，关系的形成过程也存在着冲突和不利的一面，如一些企业的市场垄断行为、恶意竞争行为、虚意合作、不守信用等行为，会影响企业关系的建立，也会导致企业间现有关系的破裂。这些关系形成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相互作用，会使企业网络的发展逐渐满足自组织耗散结构的条件，从而达到一个临界水平，限制着企业网络自组织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涌现出很多自发的市场，但有些市场规模发展起来，有些却没有形成规模(如保姆市场)，甚至夭折，这都说明了自组织临界状态的显现。
企业网络中存在的自组织临界状态预示着，其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有效的“他组织”，否则，企业网络资源的规模和结构发展会受到限制。实践证明，如果企业网络中的“他组织”符合自组织自身演变的规律，“他组织”下网络的有序结构与自组织形成的序参量一致，那么，“他组织”产生的效果将是“锦上添花”，大大促进企业网络的发展。在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强调企业发展中自组织的作用，在一些地区，对自组织形式的市场因势利导，主动为企业之间的商务活动牵线搭桥，促使网络的自组织向有序化发展，使网络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出现了企业网络结构凸现的产业集聚现象，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应该说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完美结合。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经济的转型给企业自我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表现为自身规模不断扩大外，还明显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网络式发展。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预示着网络中蕴含的资源的增多，合理利用这些企业网络资源可以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我们看到，通过制定正确的企业网络发展战略，企业之间是可以实现互利互惠，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目的，特别是通过网络中的不断技术交流，在“边干边学”中实现技术创新，可以缓解和解决在转型过程中我国企业普遍技术创新能力差、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问题；通过建立竞争企业间的“合作竞争”新型战略，可以避免竞争企业间的两败俱伤，实现相互利用对方资源、走共同发展之路；通过制定产业链战略，使企业的生产分工更加明确，稳定地攫取产品价值链中的一部分利润空间。
在促进企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自组织管理形式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企业间相互协同、支配等形成稳定的网络有序结构，在网络发展中充分有效地利用市场资源。但也不能忽视政府、社会组织团体等“他组织”在网络发展中的作用，当“他组织”下的网络有序结构符合自组织序状态的发展时，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组织临界状态度对网络发展的限制问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面对日趋庞大的企业群体，并不总能发挥“他组织”的有效功能，而且还有计划经济时期“他组织”管理失败的教训，因此，寻求其他社会组织，像行业协会、发展促进会等团体组织，对企业网络的有效“他组织”管理非常必要。在一些发达工业国家，这样的团体组织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应该增大企业网络中除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之外的“第三只手”的作用。
面对转型期企业网络的发展态势，企业应该着重网络中的战略研究，将网络资源看成是除资本、劳动力、技术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生产因素，成立专门的部门或机构，处理企业网络中的关系问题，并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变化的特点及时调整网络战略，以新型战略合作形式保持对网络资源的战略控制，形成稳定的顾客、供应商等关系网络，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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