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特点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8-05
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是当时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近年来，又有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视角上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并试图以此提高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格局中的地位。这两个时段上讨论的重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家化了和如何儒家化的，虽然论者的立场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里，我们想考察20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关系有代表性的三个观点，希望借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氛围中，金观涛先生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二十世纪四0年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结合金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简明扼要地将他的观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刚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差异。对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到了30年代和刘少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层影响，转变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金先生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论述，而其论说的关键点在于他的深层结构说。他认为：“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著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这里，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影响这样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金先生把儒家文化划分为伦理价值观、哲学观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哲学观由知识系统和思想方式构成，伦理价值观由终极关怀、人生态度和伦理基础构成，社会观则由国家学说构成。“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金先生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使其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中国化主要是通过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的。
仔细考察金先生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能感觉到金先生具有的清晰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也明白他的批判指向和现实关怀，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部分例证和分析略硅粗糙且有偏差，因而影响到其基本结论。例如，在《实践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分析中，金先生特别考察了所举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个例子的大意是：外来考察团刚到延安的头一两天里得到的是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他们不能形成深刻的慨念、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在他们收集多种多样的材料，并经过思考之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也是真正团结救国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推断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结论就属于理性认识。金先生由此分析：“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我们说，无论在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是否以道德为中心，但用此例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当时的情况是和某些礼会人十不太相信共产党真诚抗战，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同民党考察团来延安访问。冈此，在此处谈的是统一战线能够成功而不是对日作战胜利。而统一战线的成功当然主要决定于国共两党的意愿和政策。显然想借此说明共产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并通过假设(或肯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来推出抗日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推论，其中涉及到意愿问题，和道德有些联系，但并不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因为其中明显有事实判断，比如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就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找不到把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等同于“天道”的证据，可以说在其行文中没有一点“天道”的蛛丝马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拥有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必胜的信心(实际上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表达)，也不可能将它理解为“天道”，而只能是一种革命襟怀和个人豪情。因此，金先生这里对此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其过度阐释和略加想像的结果。阅读《实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在谈革命实践中的认识问题，其中偶尔涉及一些道德问题，但绝不可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金先生对这个例证分析的偏差当然影响到《实践论》冈受儒家深层结构影响而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结论。在金先生的讨论中出现类似偏差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他认为的《矛盾论》达到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等。
第二个问题是其研究框架有待商榷之处。金先生研究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儒学深层结构影响说。我们的疑问在于，儒学存在这样的深层结构吗?即使存在，它具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功能以至于批评儒学 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它影响吗?首先，金先生理解的儒学深层结构就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儒学中无论就浅层而论还是就深层而论(如何划分深浅是另一个问题)，伦理中心主义都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学术理论而言，还是就操作方法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儒学的深层结构特征，而是儒学内外深浅的所有特征。只要我们翻翻基本儒学典籍就能证明这一点。也正因此，将伦理中心主义归结为儒学的深层结构没有多大意义。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儒学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它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使其中国化吗?金先生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的分析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推定这就是儒学影响的结果。我们说，通读、刘少奇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指向的就是现实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虽然其中涉及了部分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如果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部分道德问题在当时应该被归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确实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常被领导人提到很高的程度来加以思考和解决，但不能因此将他们的论述归结为伦理中心主义。因为思想问题之中除道德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认知问题，后一种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从总体上观察、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但说道德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内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人类的任何文化和思想系统中，道德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其中远未达到像传统儒学之中道德的重要程度。因此，如果说儒学中一些因素(包括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取是正确的，但说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和后者相同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自然也就谈不上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对于前者的影响了。这样，可以说金先生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是不成立的。
金先生这些表述是想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高度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而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政治中心主义是同构的。但是，对这一结构用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来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在其中只处于次要地位和表浅层次。另外，仅仅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结构是略显不足的，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探索才能全面揭示出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金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是不妥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充其量只提供了少数思想材料而已；同时，分析他面对的思想材料(《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材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不可能得出“被儒家化”的结论。
二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但他们与金先生的思路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儒家(或儒学)来界定“中国”来证明这一命题。这种倾向大多体现于站在儒学复兴立场上的一些学者文章中。在此，我们就郭齐勇和汤一介二位先生的一些言论进行探讨。
郭先生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他说：“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对此，他展开了一些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择他表述较为集中明确的两段话来讨论。他说：“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人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首先，说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都具有儒家的品格恐怕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人类的优秀品格(恶劣品格也是如此)具有基本的共同性，将此共同性称为什么思想或学派的体现仅是一个符号使用的问题。例如，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或儒家品格都是成立的，这取决于评价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信仰方向和喜好原则做出的有较大任意性的选择。其次，郭先生有过度推扩儒学而忽略其他各家的倾向。上引他所举儒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自南主义甚至许多宗教的主张，虽然表述语言和具体措施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富民”思想就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家共同主张的，“恤孤、济赈”也是多数宗教极力主张的。因此，郭先生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极主张归为儒家当然并不能说不成立，但不应就此排斥其他各家的类似主张。说得清楚些，不能把这些主张让儒家独占，因为这是不公平且与事实不符的。我们说，如果单纯地谈论儒家思想，郭先生进行这样的罗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就要考虑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作用。郭先生所谈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因素都应该作如是观。可以看出，郭先生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结构和需求远远超越于传统思想的重大影响，却泛化地一般性地谈论儒家的作用，其理论解释力度就略显欠缺了。郭先生还有对儒学更为泛化的表达，他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陌生，在当代许多儒学复兴论者那里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其根本思路还是传统儒学的，那就是以儒学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槲”。对此，人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接受儒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而是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不是就不成其为人和中国人了?用一种学说来定义人之本质和中国人之本质合理吗?应陔说，这种主张是较为偏狭的，其中的对错是非是一目了然、无须过多论证的。
我们理解郭先生的主观意愿在于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批评过去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过度对立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采用了将“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应该说，这一方式是成立不了的。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当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不小)，这些作用从根本的层面上观察就是作为思想材料被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冈为如此，其作用是零散的、较为微小的，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与郭先生相比较，汤一介先生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将儒学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说法：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吸收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坦率地说，刚读到这段话时有些不相信这是汤先生的 话，冈为汤先生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上所作的大部分论述还是比较清醒与平和的。可是在这里，即使我们不谈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列、对立起来的两种说法的歧义，即使我们不谈以儒学来“囊括”整个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及其未来发展的“令人惊异”，汤先生所谈也明显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摄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地地道道的儒学化了，儒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为次的地位关系也是清楚明白的了。对此，人们当然会问：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儒学有这样的思想能力和宏大气魄去化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后果吗?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倾向于汤先生的答案。当然，汤先生提出了“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
总结郭先生和汤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相关论述，应该肯定包含有一些积极的理论内容和探索精神。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儒学的历史功能和现实功能、未来功能提得过高，有将“儒学”和“中国”相互规定的褊狭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理论论证中是无法成立的，在现实影响中是会产生弊端的。
接下来，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分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问题，这样有助于使相关问题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区别问题。当我们讨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其间的异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当然也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间的区别之处，因为这是规定二者各自之所以成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和民族基础上的差异，这已经为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最根本的地方说，二者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上的思想产物，因而其表现形态和深层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对二者思想本质区别的认定是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基本前提，更是对试图模糊二者本质区别来使二者“互化”的“提醒”。
第二个层面是学者立场问题，这是决定论者观点的基础和前提。上文金先生和郭、汤二位先生虽然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的观点，但其立场差异很大。如学界所周知，金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学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这自然导致其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封建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郭、汤二位先生的基本立场是高扬儒学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过去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一“本质”进人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除了这两种立场，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在此，我想引用方克立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后一立场的说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与以上两种立场鼎足而三的格局中更为重要、更具发言权的。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环境中，一个论者的立场是比较难改变的，这自然也会导致他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执守，因此，我们在这一层面暂时无法作过多的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测度和事实问题，这是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其历史成就和现实存在已经为人所共识，因而在学术上对它进行精确测度的要求不那样强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则恰恰相反，因为人们没有获得对它的巨大的、共识性的感知，因此，肯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者就需要给出测度尺度和事实中的测度对象，并运用自己的尺度针对事实进行测算。假如其测算结果准确且有说服力，其结论才会让人接受。如果说方先生关于“文法”和“词汇”的比喻和金先生关于结构和原理的划分表明他们对于测度问题有一定意识的话，那么，郭先生大规模的罗列论述方式说明其测度意识尚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至于汤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事实依据和测度尺度是什么，恐怕许多人都不得而知。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或者说，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能够全面进人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前者“化掉”后者，以后这样“化掉”的过程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也就形如一个梦幻泡影。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思想和儒学[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2
关键词：儒学宗教性 儒家复兴 途径
从80年代起，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问题的争论，迄今没有定论。对于“儒教是不是宗教”问题的讨论的意义，学者们也达成共识，结果不在于是或否；而在于通过讨论，有助于儒学在新时代人们对其的重新定位，以促进儒学在当代的发展，从而复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本文从“儒教是不是教”的问题的几个主要不同观点谈起，说明儒学本身虽不为宗教，但又具有宗教性的特点。因而，从它的特点出发，可以为儒学复兴提供几条途径，以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几种观点
对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的考察，最早的是明朝时期的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以西方宗教为参照，进行评估考察，得出结论是：春秋以前的儒学是宗教，两汉以后的儒学不是宗教。此后，对这个问题重新关注和讨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说，引起了学术界轩然大波。而众多学者对此问题提出了赞成或反对的意见。这个讨论一直延续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儒教是教”说。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是教，他认为宋明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教派及传法世系即儒家的道统论。但是他的论证没有有力的证据，显得牵强附会。而他的弟子李申在任先生的理论基础上，用一元宗教的框架阐释了复杂又生动的儒家文化，以论证儒教作为宗教的完整体系。把儒家文化的发展史作为一部宗教史。但是，这种以一概全的论述，又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变为一部上帝鬼神的解说史，掩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和特征。
另外，还有一种“半宗教说”与利玛窦的观点很相近，是由人大教授何光沪提出的。他认为儒教是“非反映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地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1]
第二种观点，认为儒学是隐宗教或泛宗教，认为儒学有内在超越性、终极性等宗教性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但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先生认为，儒教若当一宗教来看时，也有两个宗教作用。但是，儒教注重于人，所以它没能成为普通的宗教形式。而张立文先生认为儒教是一种精神宗教，即“儒教在制度化缺失的情境下，只能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性的安身立命的家园，使终生获得一种道德精神的慰藉的精神宗教。”[2]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要回答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宗教是什么的问题。对于宗教概念的定义，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但归纳起来有三种倾向，一是以世界上成熟的宗教为典范，树立宗教划分标准；二是把信仰等同于宗教，凡给人以精神依托者皆是宗教；三是以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宗教为基础，概括其共同特征，形成宗教概念。不管说法如何纷繁复杂，总之可以将宗教概括为神人关系、信仰追求、宗教组织、宗教仪式这几个方面。
二、儒学的宗教性
在这里主要是想通过儒家与传统宗教的比照，即从神人关系（天人关系）、信仰追求（彼岸世界和成圣成王）、宗教组织、宗教仪式等方面来显示儒学不是宗教，和其蕴含着的宗教特性。
首先，就神人关系来讲，儒家不言鬼神，却把“天”作为至高的理想境界。一般在宗教里必有信徒对神灵的信仰、崇拜。而儒家从孔子就不言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还明确指出：“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从此为儒家的宗教观定下了基调，不崇拜鬼神。在敬天命的问题上，孔子从周礼的神化的“天”宗教思想基础上，把天赋予了道德性，“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而关于天人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孟子有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3]这更表达了儒家注重人，而不事天（神）的思想态度。
再者，宗教神学追求的是彼岸世界，而儒家把在现世成圣成王作为信仰追求。与宗教神学提倡的在现实世界里逃避世俗、隐居修行，或者行善积德，救赎自己的罪过不同，儒家更强调积极入世，通过现世的磨练，修身养性，努力实现成圣成王。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以“尧舜”为榜样，为实现这样的理想人格努力。我们知道儒学本身就是关于人的学说，主张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并且，随着儒学的不断推广，人们建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并把“淑世”、“济世”、“救世”作为毕生的追求。
最后，儒学的组织行为已经世俗化，传达的更多是伦理意义。一般的宗教都有制度化的组织，而且宗教仪式，如祈祷，是希求神灵宽恕其罪恶，保佑平安或赐福。而儒学组织行为都世俗化，融于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中了。有些学者把我国的祭祀传统，看作是一种宗教仪式。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我国的祭祀传统里，如祭祖，更多是一种礼仪风俗，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思念，体现的一种伦理的情怀。就像荀子在《礼论》中认为的，“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为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4]。祭祀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是一种传统的治国方式，而不是一种宗教仪式。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儒学不具备宗教某些应有的因素，所以它不能被称作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仍有宗教性质在其中。它是在周代的古老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只是宗教性被世俗化到习俗中，慢慢淡化了。牟钟鉴先生认为儒家宗教性被世俗礼教的形式所淹没的原因是：儒家主流的兴趣仍在现实人生与社会伦理上面。由于得不到儒家学者强有力的支持，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实轻彼岸的影响，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理论便发达不起来。所以说，儒学具有宗教性特点，它起到了宗教的作用：提供伦理规范、精神追求和现实引导。
三、为儒学复兴提供的途径
对于“儒教是不是教”的问题，就如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所说：“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谓的儒学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来说，对于民族生命与生活的健康和健全来说――如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以及身心性命之安顿等问题，是不是需要一个叫做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来应对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它应是与现代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相联系起来的。特别是当代社会呼唤儒学，儒学正面临复兴。那么，儒学的宗教性特质该如何与现实建立结合点，关乎儒学的未来命运。”[5]
因此，如何利用儒学的宗教特质以使儒家复兴才是问题真正的落脚点。早在儒家面临僵死困境的近代，康有为及其弟子就试图建立孔教会使儒家重新制度化，以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并努力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立为国教。这可以看作是近代以来，国人首次为儒家复兴所作的努力和尝试。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宗教化的努力和当时盛行的科学主义针锋相对，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模仿，不但不为儒家内部的人所接受，同时也为别的宗教团体所反对。所以，儒学国教化未能成功，也使得儒学会被各种新的主义驱逐至思想的边缘，并被定位成怀旧或落后的标志。这给我们复兴儒学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参考和启发。
现在，儒学宗教化又被许多人视为一种复兴儒学的现实方法。像任继愈、李申等人都提倡儒学宗教化发展。人大教授彭永捷教授指出通过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改新，可以使儒教成为一个公认的世界性宗教。具体措施有：在儒教仪式方面，在形式上的简化和内容上的亲民；在儒教教义方面，应是在面对“外王”带来的种种心灵问题而寻求“内圣”之路。但是这种道路会遇到很多的阻力！必须要注意这四种情况：第一，反传统思想。这是根植于“五四”运动，以后愈演愈烈，到“”达到顶峰的极端反传统的文化心态。第二，反儒学思想。在近代以来形成的反传统的新文化中，反儒学是其基调，表现得也最为猛烈，至今仍是如此。第三，反宗教，而尚科学的思想。科学发达与否与落后挨打的历史记忆、富强进步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科学成为如日中天的意识形态。而宗教被视为科学的对立面，被人们和“愚昧”、“落后”、“迷信”等词语联系一起。第四，政治因素。人们担心出现一个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儒教或政教合一的情况。而且，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政治政策对儒教的实现也有影响。因此，这种把儒学宗教化，在目前来说，在我国的实行性不是很大。
另外一种是，牟钟鉴先生认为将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更适合现时代社会的需要。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而且国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有极大的热情。再加上，现代社会有了诸多问题，而儒家可以发挥其宗教性特质，给当代人提供指引，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给予解决的方法！儒学在这四个方面体现它的现代价值：“第一，儒学在重建中国的人生信仰方面发挥作用；第二，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思想，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现代化事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第三，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发掘和重新发现蕴含在儒家思想资料中的尚未被人充分觉察的智慧之光，使它放射出来，为现代文明增添异彩；第四，用现代管理学的观点，发掘、整理儒学的社会管理思想，赋予它新的生命，并用于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与企业管理，直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6]
可以说，与其说牟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儒家复兴的道路，不如说是为儒家的现展指明了方向。虽然具体的实施步骤还要继续探讨，但是，这样多元化的思路呈现出儒学的生命力，也显示了未来儒家复兴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5]干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27,34
[2] 张立文主编．儒学评论第三辑[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27
[3] 朱熹注，王浩整理．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103,94,134,103,369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3
关键词：当代儒学；四大流派；基本格局
儒学是我国传统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学说，在构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者们不能不对其进行深刻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同儒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以四大流派为主的新儒学学术发展格局。
一、保守主义儒学
关于保守主义儒学，其产生的源头实际上就是在面对西方文化思想带来的挑战时，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思潮。如果没有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这种保守主义的儒学。
保守主义思想，在西方的基本主张是认同、坚持、弘扬传统；宣扬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新秩序；坚持审慎原则；主张连续性与改良性的社会发展。而当代我国的保守主义儒学与之相对的基本主张为：儒学是优秀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无需对儒家思想进行改变，儒学思想是可以直接为现代社会服务的。
保守主义儒学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学主张。第一，保守主义儒学的根本主张是儒学意识的形态化；第二，保守主义儒学的根本诉求是将儒学制度化和宗教化；第三，保守主义儒学的根本策略是建设儒学文化保护区；第四，保守主义儒学的战略目标是用儒学来教化国民；第五，保守主义儒学的根本特征是在解释儒学文本方面注重肯定与保护。
二、马克思主义儒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学的起源，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术领域中对其他学术进行渗透和指导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儒学也同样具有自己的新儒学主张。马克思主义儒学虽然是一种新的、具有活力的思想流派，但是它对儒学的理解却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是一种同本源儒学渐行渐远的学术思想
流派。
三、自由主义儒学
从起源上看，自由主义儒学同样来自于西方思想的进入。一般来说，自由主义的实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将自由当做主要的政治价值的思想流派总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是对个人思想自由进行保护、对政府权力的使用进行法律限制，以及支持私有经济、自由贸易等。而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儒学的主张则是：第一，儒学思想是一种专制主义思想，其中的王道政治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第二，儒学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成为建设我国政治与文化制度的根本原则；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怀疑或否定儒学的教化功能。
自由主义儒学对待儒学思想的态度有两种：第一，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入手，批评否定儒学，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儒学并没有成为发展儒学的途径；第二，从自由主义出发，对儒学思想中与自由主义有关的内容进行探索、解释和发展，并且将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某一方面进行融合。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极端自由主
义派与温和自由主义派都不是将发展儒学作为目标的自由主义儒学。
四、理性主义儒学
与以上三种学派不同，理性主义儒学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理性主义这一思想同样来自于西方，理性主义儒学同其他学派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是要理性地对儒学保持一种全面而客观的态度，
同时也将他们追求利益与价值最大化的思想暗合于儒学主张之中。理性主义儒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上文所述的三个儒学学术流派持批评态度，这种批评态度主要认为三大学术思想流派并没有用理性而客观的态度来面对儒学。
理性主义儒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理性、客观并且全面地理解儒学，他们反对感性的、情绪化的对儒学进行评价与论说。他们在解释与实践中，坚持用理性而客观的态度对儒家进行分析，并作出公平公正的评判。由此可见，理性主义儒学流派在对待儒学时，所坚持的既不是宗教态度也不是政治态度，而是学术态度。它一直秉承的理念有两个：认识上的客观与经济上的公正。理性主义儒学流派把自己的这种主张融入儒学的解释、思考、探究与评判中，最终形成了理性主义儒学。这个学派是儒学同理性主义的结合，它在发展、更新儒学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上述四流派的主张和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当今的儒学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四者只有相互取长补短才能让儒学理论的发展更加长远。
综上所述，当今的新儒学四流派共同构成了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格局，他们对儒学的完善、发展与转型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他们都还仅仅是松散的团体，但是他们在发展儒学上都显示出了优秀的能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给我国的学术界带来更大的惊喜。
参考文献：
[1]汤一介.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
[2]袁伟时.传统儒家宗法文化无法完成社会的近代化转型[J].腾讯历史，2011（6）.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4
关键词：复习策略；高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
重点是高考常考的考点；难点既是高考常考的考点，又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是高考的重点，也是复习的难点。那么我们在复习备考中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呢？
一、依据课标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依据课标，因为课标是高考命题的依据。课标有关本专题的知识点在现行材中都有具体呈现，列出课标并加以阐释，让学生理解课标内容，如百家争鸣，从含义、背景、概况（时间、代表人物、主张）、性质、地位和影响去把握。用课标指导高考专题复习，是保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的正确方向。
二、把握线索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准确把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它贯穿于本单元的四课内容，儒家思想的演变是本单元的主线，同时这条主线又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演变的重要阶段：春秋时期形成，战国后期发展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成为正统，宋明理学，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产生。这样知识点就被提纲挈领地编织起来，穿线结网，构成儒家思想的发展轮廓，而且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很容易把握本单元的线索。
三、围绕原理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围绕原理。贯穿必修三的原理就是思想文化现象是经济政治的反映，思想文化现象又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学习必修三，必须联系政治经济的相关内容，并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下面以儒家思想为例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探究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儒家思想出现的历史背景，应结合春秋时期大变革的时代特征分析。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私田出现，井田制开始瓦解；政治上，分封制开始崩溃，奴隶主阶级衰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崛起；文化上，私学兴起，到战国时期大变革表现更为明显。其次，探究思想文化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促进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出现后产生的影响：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基，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为以后儒家思想发展成为正统思想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奠定了基础。
四、理顺关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理顺关系。理顺本单元四课之间的关系：这四课以时间为序，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来设置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演变勾勒得特别清楚。主要应理顺下面几个方面的关系。
1.理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同时儒家思想又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奠起基础。
2.理顺先秦儒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董仲舒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汲取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派的思想，发展了儒学。他增加了君权神授，通过政治途径方式推崇儒学，使儒学实现独尊。
3.理顺宋明理学与董仲舒的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宋明理学是新儒学，“新”在发展了董仲舒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家在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教、道教的思想，重新阐释儒家的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
4.理顺宋明理学与早期启蒙思潮的关系：它们都是儒家思想，但早期启蒙思潮批判宋明理学，批判宋明理学中的不合理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色彩。早期启蒙思潮不是要颠覆儒家思想，而是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精神，以反对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是儒家思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完善阶段。但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完善并没有完成改革儒家思想的历史使命，形成思想解放潮流。
五、形成体系
要想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就必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在统一课标、线索、原理和儒家思想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生成一个体系，该体系既包括单元知识体系，又包括各课的知识体系。单元知识体系仅从地位的角度简要地概括儒家思想演变的知识体系：春秋时期出现，在当时仅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后期发展成为蔚然大宗；西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后来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宋明时期为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其中程朱理学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明清之际，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虽活跃，但只是沧海一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程朱理学。各课的知识体系简化为许多历史概念，如百家争鸣、儒家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新儒学、宋明理学和早期启蒙思潮，每一历史概念都从含义、背景、概况（包括代表人物、思想内容等）和影响等方面来呈现。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5
摘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契合，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探究。
关键词：儒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一 、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及其发展脉络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影响最大，它深深沉淀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心理中，至今仍影响着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波及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所以研究传统文化不能抛开儒学。
儒学产生于先秦，先秦儒学的最高成就是确立了仁、义、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儒家哲学的范围概括说起来，可以用《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孔子也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智也。”按儒家说法，必须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与西方近代精神相近。 儒家思想当中的中庸精神不能不提，《中庸》记载，“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时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的中庸是依时，依事，依问题而采取中庸的态度，所以中庸不是老好人，不是没有立场的。儒家也谈论人性问题，谈论知行分合的问题，谈论 “民德归厚”的问题。除此之外，儒家思想还包含了现在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宇宙学，生态学与伦理学等，总之范围广博，内容庞杂。下面简单说说儒学发展的主要脉络。
儒学产生于先秦，在汉代时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并占据 “独尊”的地位，魏晋至隋唐，儒学地位稍有下降，以后道教等异军突起，但宋至清，儒学仍居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中国思想，儒家之外，也不是没有别的学派，但孔子至近代，还是儒家的势力最大，这与发展的儒学擅于吸收有极大关系。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儒学由兴盛而衰落，失去了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了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此种情况下，有的对儒学产生了不用的态度，说儒学是“明日黄花”，极端时是在五四时期有专打孔家店，要把线装书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等做法，种种此类被批的体无完肤。当然也有很多人仍然坚守儒学的正宗，正统，大力复兴儒学，并发展新儒学。发展创新的好坏暂且不论，儒学作为我们的文化传统，虽然产生于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之上，仍有它存在的巨大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诠释儒学，以崭新的视角对其看待剖析才不至于将“洗澡水与孩子一同倒掉” 。
二 、儒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不是外来文化强加给中国的，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不能分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文化输入，一次是佛教的输入。佛教的输入，有老庄、玄学作为其文化土壤，满足了中世纪宗教情绪和宗教生活一定的的社会文化需求。它一方面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禅宗为主要代表的佛教各宗派，另一方面其一部分精华被宋明理学所吸收，另一次是“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输入，马克思主义迎合了当时的需要，逐渐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如上所述，中国有唯物辩证法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大同思想、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经世价值取向，“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无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擅于吸收异文化的“会通精神”，中庸的理念等等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扎根的土壤，儒学的人文价值等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之真实性的肯定等等都有着相通的关系，两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群众性历史活动的极大关注等也都有着契合的关系。
中国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总结、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精华，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同时，它本身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下，儒学源远流长、历代损益、包容性强、影响力大，社会根植深的特点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总之，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可或缺。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下的新儒学
在中西文化、新旧学术猛烈的撞击与契合中，既继承，又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的现代新儒家产生了。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薄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是五四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儒学的发展势必起作用。儒学的潜移默化也好、鲜明左右也罢都影响着儒学的新发展。所以新儒学具有了传统儒学所不具有的一些新特点。
首先，新儒学的思辨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方面得到提升。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之儒学本身就具有开放性是其重要原因。熊十力认为， 研究哲学的人，对中国、印度、西洋三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他主张“旷揽中外，去门户而尚宏通，远偏狭而求圆观” 。其次，儒学的自我批判能力也日益彰显。现代新儒家对包括宋明理学的儒学传统做过多方面批判。熊十力说，宋儒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宋儒之学最值得批判的有两点：一？是没有民族思想，二是没有民治思想。梁漱溟批判了把个体的主体性消融于人伦关系的儒家伦理异化现象。第三儒学更温和、理性。没有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剔除了封建桎梏，新儒学更温和、理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以辩证的角度看问题不无相关。最后，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影响下，现代新儒学充分肯定对于客观世界的重视，对于科学的肯定，认识到科学作为知识系统在认识自然、改善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方面的效用，儒学的转型为保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渊源流长的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去除了的封建遗毒，诸如小农意识、等级制度观念、宗法思想、伦理纲常的新儒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儒学在当代的这种转变，是在全球一体化、西方各国文明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儒学拥有自我批判能力和不断发展的包容、时代精神，是它得以存续、壮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在儒学的发展、转型过程中起了匡正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儒学的积极作用会日益得以彰显。
四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思想
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的结合，就不能不提这个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思想。思想作为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而思想理论历来就是在原有的文化积淀中生发的，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都是吸收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正如牛顿所说，他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所以说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自然有一种必然的联系。的很多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比如《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使其具有了崭新的生命力和深远的意义。在内容上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历史经验和哲学智慧等；在形式上，他也大量的运用了古人的用语。材料是传统的，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比如用“实事求是”来表述唯物辩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用“有的放矢”来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引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从形式到内容上巧妙地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述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是思想的创建者，思想指引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本人对思想做出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他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成功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与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文化在中国成功的大众化，是等人的功绩， 也与传统文化包容、相通分不开。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留下了巨大的财富。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由传统向向现代的飞跃，向世界的飞跃，它自身不仅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也实现了科学的理论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思想作为一种新式的思想观念，在其产生和发展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始终是一种又有否定又有选择的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国革命早期、中期、晚期，思想都在不断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这种动态发展的过程，正是思想自身发展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必然的要求。
五、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结合，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同中国国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能间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时代的呼唤下诞生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创新的体系，它指导着中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进步。她的发展、创新是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华自生的文化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课题。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关系到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崇尚和谐统一的精神、价值取向、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行为模式等等这些民族精神、民族文化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精神食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其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至关重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巧妙“拿来”充分吸收，创造出适合我们自己国情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凝结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对自我形象和民族性格的重新塑造过程。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盏理论明灯的指导下，与当代中国这片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不断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也好，“坚守传统”也罢，错误都在于片面的抛弃了或是神化了传统文化，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建设的实际。建设中国特色文化，不但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正视传统文化，汲取精华，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新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自觉的充分利用传统文化遗产，批判的继承，才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出更适合国情、民情、世情的科学理论。
六、 结语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比以往的剥削制度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要不断地警惕西方不良文化的渗透，与那些毒害人们至深的“自由主义” 、“” 、“有名无实的马克思主义”等做斗争。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至关重要，不忘本就不会历史虚无，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掌握其实质、真谛，才能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有力的武器。才能顺利的指引我们前进，少走弯路。
千言万语，表达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风帆，引领航向；中华文化是承载，稳步前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中国化取得的。要取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就要对传统文化、国情深入研究，不断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借用的一段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参考文献：
[1]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梁启超.儒家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编写组著.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儒学思想特点范文6
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韩国被动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斥邪卫正论、开化论等思想，但韩国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的命运。亡国后的朝鲜士人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了所谓的“儒教亡国论”。尽管如此，韩国的近代化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在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实力也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于是，韩国社会纷纷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学者们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论”。
韩国学界“儒教资本主义论”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微观上，儒教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高度的教育热潮和严格的劳动伦理是引导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上，儒教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儒教式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也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仅凭这些来解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原因，似乎还有些牵强。因为对于资源和劳动力缺乏的韩国而言，尖端科技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无疑占据更加优先的地位。
韩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迅速发展的源头何在？追本溯源，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关注韩国社会自古以来“主知”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韩国本土思想中存在很多“儒式因素”，但中国儒学的传入无疑对韩国儒学的系统化、理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14世纪末开始，朝鲜王朝开始大举吸收朱子性理学，并将其树立为国家的统治理念。朝鲜王朝建国的主体力量便是以朱子学为宗的士大夫，他们既是官僚又是学者，并在建国后形成了能够左右王权的权力集团。尽管如此，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倾向于权力分散和权力牵制，以此来确保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又以构建儒家的民本政治为目标。为了推动仁政的顺利实施，兼具学者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士人们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学派和政派的一致性，学术论争的结果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的走向，朝鲜时期三大学术论争能够持续数百年之久并呈现集团性的特征也与此紧密相关。在此氛围下，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在500余年的朝鲜王朝，一直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也形成了更加注重逻辑分析、更具合理主义倾向的韩国儒学思想，这就为韩国社会的“主知”传统烙下了深深印记。
正是得益于这种“主知”传统，韩国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研发。在战后4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收入就增加了100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浓厚的知性传统也使得那些要求高度知识储备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韩国实现了成功发展，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本书主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首次从思想史角度全面系统梳理了韩国儒学的发展，重在从学脉、学理上对韩国儒学思想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考察。本书首先从韩国儒学的渊源谈起，从檀君神话以及记录韩国古代历史的文献资料出发，考察了古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发现中韩儒学的共通之处;其次按照年代史的顺序依次考察了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高丽时期以及朝鲜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分析过程中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特色，然后考察其中代表学者的儒学思想。在分析朝鲜儒学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对前期退溪李辍⒗豕壤铉淼却笕逖术思想的阐述外，还对朝鲜后期的各个学派如性理学、礼学、阳明学、实学的学问特征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考察。对于目前学界没有重点关注的朝鲜后期最大的思想论争――湖洛论争的具体论题以及论争焦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整理;接下来对韩国近代儒学对西方文明的回应、韩国近代民族宗教运动以及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尤其对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家庭主义、亚洲价值等进行了重点考察;最后结论部分主要从道德与义理的重视、性理学概念的创新、民族主体性的弘扬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了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贡献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