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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1
一、乡镇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人员缺乏 队伍不稳定
目前撤乡并镇改革以及乡镇机构改革，使农村基层统计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撤乡并镇使新乡镇都由以前两个以上乡镇合并而成，在地域、服务对象、经济总量等方面均有大幅度的增加，统计工作量也成倍增加，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撤乡并镇时还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领导工作没经验以及人员的变化产生了资料交接不全，统计数字不能衔接等问题。同时由于乡镇机构改革机构设置变化，使本来就似有似无的统计站消失的无影无踪。化隆县原来的统计工作都是由乡统计站或农经站承担。改革以后统计站被取消，农经站工作被弱化，只是在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或综合服务大厅设一个岗位,个别乡镇没有岗位没有工作人员，更谈不上专职的统计人员了，每年的统计工作临时找人作一天报表就完事了。统计工作人员的缺失和工作队伍的不稳定造成了统计资料的遗失，统计数字不能衔接，统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统计工作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二)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滞后，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县乡农村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统计工作做相应的变化，而多年来，农村统计制度一成不变，相应的农村经济发展却今非昔比，一方面现行的农村统计制度只反映农村经济发展概貌，不能反映符合农村经济日新月异发展深层次内容，满足不了微观要求，另一方面各职能部门为满足需要，在站所都设有统计人员直线上报，造成成了各行其事，缺乏报表整合和综合审核，使有限资源被浪费内耗。再者农业统计许多指标季节性较强，产前统计带有预计性，产后统计却对产前统计不允许做较大调整或改动，而实际的情况有时却有很大的出入。这既不能反映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进度，更凸现出统计制度和统计报表呆板，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三)领导重视不够，工作无组织保证
每一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都离不开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作为一项关系到各级政府正确政策提供参考并反映工作成效的统计工作，有一个现象就是越往基层越不重视，表现在组织保障方面既没有机构又无专项经费，在领导方面视统计工作为只满足上级部门需求，日常工作只是一个年终报表。对于统计工作的重视停留在对年终报表上：就是报表的数据一定要达到并超过乡镇与县委县政府签订的目标责任书上的数字。平时安排乡镇统计工作人员从事一些无关统计的乡镇其它工作。在统计人员方面，人、财、物都在乡镇，绝对服从乡镇领导安排，工作多而复杂。而近年来各种统计调查、普查任务越来越多，统计指标越来越细。乡镇统计人员身兼数职，一年到头忙的团团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统计工作，从而影响了统计数据的质量和数据报送的及时性。
(四)统计数据处理手段落后，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
在一定程度上，基层统计人员的工作只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报表收集和初级数据汇总整理，而忽视了统计分析和综合服务的职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基层统计人员少，而各种统计调查过多，个人承担的工作过重，无暇开展统计服务；另一方面，部分基层统计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缺乏应有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必要的专业知识。乡镇的统计工作是分散的，各项经济社会统计分别由不同的统计人员承担，没有专职的统计人员对全乡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统计和分析，提供的材料往往是片面的、肤浅的，满足不了乡镇党委、政府对全乡镇经济形势全面分析的要求。
(五)统计事业经费严重不足，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下降
大部分乡镇财政、民政、土管、计生等工作人员均有工作津贴和工作经费，而统计部门因自身经费严重不足，没有能力给基层统计人员予以补助，统计人员没有任何补贴，也没有事业经费，更谈不上什么福利待遇了，甚至连出差的差旅费都要自己承担。很多乡镇的统计工作，还处于八十年代的手抄，算盘，计算器什么的，工作量很大，与社会的进步严重脱节，绝大多数乡镇未对统计工作配备电脑等先进的工作工具，就算极少数乡镇配有电脑，它也是躺在那里“睡大觉”，既没有必要的培训，又无运转经费，工作条件相对较差。而统计工作繁重而琐碎工作又很清苦，使一些统计工作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调岗换岗需求近切。
(六)抗干扰能力弱，统计法律意识淡薄
乡镇统计人员业务上虽然受县统计局指导，但人、财、物都归乡镇管理，因此，其工作县局无法随时监管；另一方面，少数统计人员工作不实，作风飘浮，不进行调查研究，填报数据靠估计，缺乏统计工作应有的严肃性。县统计局向乡镇布置的报表，有的催要才能报，有的上报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此外，对基层一级统计执法检查也不到位，《统计法》虽然已经颁布2O多年了，但由于《统计法》规定只能对企事业组织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可以进行经济处罚，而行政机关不在此列；因此，对乡镇政府等行政单位的执法检查，往往是例行公事，走过场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一些的统计违法行为，特别是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2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 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3
摘 要：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基督教“博爱”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两者都是世界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本文从孔子“仁爱”思想内涵和基督教“博爱”思想内涵入手，从语言外在结构角度试着对两者思想异同进行分析。
关键词：语言结构形式;仁爱;博爱;异同
一、历史背景和内涵
首先，就儒家“仁爱”思想而言。儒家 “仁爱”思想的根本乃为“孝悌”。孝也者，孝顺。为人子女孝顺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悌也者，敬也。是为兄弟姊妹之间友爱互助。广而言之，即对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孔子认为爱人首先是要爱最亲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子凡事都要在根本处下功夫，一心一意的把根本处做好。根本做好了，由根本而生的事物的方方面面，自然就会顺顺利利的做好。就像树木一样，根本牢固的，其枝叶没有不繁茂的。“仁爱”的核心在“爱人”。儒家的“爱人”具有双重性质，即“爱亲”和“爱众”。“泛爱众，而亲仁。”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爱众”，孔子用孝悌作为“仁爱”的开始，认为应该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种“爱亲”之情推广开，以至于爱朋友，爱周围更多的人，达到从“爱亲”到“爱众”的目的。
“仁爱”的方式为“忠恕”。其实质是“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自己想成功首先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是谓“忠”。所谓“恕”，就是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他人。其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其次，就西方“博爱”思想来说。“博爱”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原则和社会情感之一。基督教博爱思想早在公元前后古罗马帝国和犹太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下，经耶稣主动汲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犹太文化的精华创造产生。可归结为三种爱：上帝对人之爱（上帝爱人）;人对上帝之爱（人爱上帝）;人对人之爱（人爱人）。西方现代社会的“博爱”源于基督教的“博爱”，两者又有所不同，它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增添现代的一些内容，赋予其现代性。基督教的博爱 “爱人如己”就是体现。
二、语言结构看“仁爱”思想与“博爱”思想之异同
“仁爱”之说可有二。一为“仁”与“爱”。二者之关系为平等并列之对等。“仁”重要，“爱”亦重要。从语言结构言之是谓并列结构关系。二为“仁”之“爱”。二者之关系为前偏后正之偏正结构。重点在后面之“爱”。基督教之“博爱”，或曰“爱”，为广博、博大之爱。重点在“爱”。若与“仁爱”相对言，则近“仁”之“爱”之结构。意义仍有差别。
首先，儒家之“仁”与儒家之“爱”的关系。（不可分，成“仁爱”）儒家无神，“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没有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神圣主体，即上帝。儒家之仁是整个儒家思想核心，延伸至万物浑然为一的道。“仁”即是为人之道。“仁爱”最高境界即为与天地万物为一。我与宇宙同一。所以才有陆象山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程颢也有“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且不属己。”“仁”不能与爱剥离，因爱是“恩、怜、宠、慕、好乐也。”“仁爱”建立在天地有情、厚德载物和“天地人谓三才”基础之上。概而言之，儒家之“仁”与儒家之“爱”不可分，“爱”与“仁”互为前提。
其次，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的关系。“仁”字从二从人会意，为人与人相接相处之道德总称。《论语・中庸》中有“仁者，人也。”言仁为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也。人初则渐有“我觉”而知我之为我，同时又有“他觉”，知我之外尚有他，于是发现其自我焉，是谓“自我意识”。继则渐由非我之他，认辩其孰为与我不同之“物”，孰为与我相同之人，而发现其自我之同类焉，是谓“同类意识”。由同类意识发生“同类情感”，此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为人之端者也。由知自我而知与我同类之“人”，由自我之情感而有为我同类之人而发之情感，其作用全在“推己及人”。自消极方面言之，此即所谓“恕”也。自积极方面言之，……此即所谓“忠”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道”，即人道也，即“仁”也。……不仁者，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但图利己，不恤害人;此由其同类意识由淡漠而至消沉，故其同类情感亦由麻痹而至丧失。孔子论仁之言主要体现在《论语》中《八佾》中的《里仁》篇、《述而》中的《卫灵公》篇等。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敢自承为“仁”，且其对“仁”的看法因人而异，如其答颜渊也以“克己复礼为仁”，其答仲弓也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是为“仁”，其答司马牛也曰：“仁者，其言也。”其答樊迟也，一曰：“爱人。”再则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其答子路、子贡也，以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中国不致沦于夷狄为仁。其答子张也，以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可见儒家之“仁”并不禁止杀伐。基督教“博爱”则忌杀伐，此从《摩西十诫》中可看出。其第六条为不可杀人。基督教之爱的观念服务于将人与人和人与上帝连接起来。其“爱”是上帝灌入人灵魂中去的、居于人的意志，非人的情感。不承认发自人本身的内在之情。与孟子所谓“人性善”相对，其更近于荀子的性恶论。在这里因其人类祖先的原罪，后代要救赎，所以就要“爱”。这种爱是人死后重新进入天国的自我拯救之法。上帝之爱为“真爱”。人所表现的是对他人之爱仅仅出于意志、使命。基督教的爱，既可以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情感，也可用来描述人神之间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爱人如己。爱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上帝爱人、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
再次，儒家之“爱”与基督教之“爱”的关系。就儒家言，以“爱”言，亦因所爱对象之不同，而异其名：夫妇之间，则曰“恋爱”;亲子兄弟之间，则曰“亲爱”;朋友之间，则曰“友爱”;至于仁民爱物，则曰“博爱”。其对象愈专一，则其爱愈笃厚，其对象愈广博，则其爱愈淡薄。《论语》思想体系核心之为“仁”，其为最内层的，“爱”为其延伸，为最外层的。“仁爱”合称，涵盖了《论语》思想。儒家之“爱”分对象、层次、薄厚、多少。《圣经》“博爱”则一视同仁，无差等。“爱人如己”为证。儒家又言：“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篇》又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告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舍生取义”，孔子“杀身成仁”之说，意义相类。孔、孟则视“仁”“义”特重，竟为“生命第二”矣。此处为大义舍生，与基督教之“博爱”为大爱舍小爱，相通。儒家关注的是现世、现实世界的人。基督教“博爱”关注的是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人。
总之，儒家“仁爱”与基督教“博爱”都是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都是对人类的命运、生存状态、伦理道德信念及行为准则的关注，都主张爱人。二者在其各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相同。都处于各自文化体系的核心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由于各自产生的文化土壤不同，发展环境各异等遂产生了各不相同、又各有特点而又可以互补的特质。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2] 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
[3] 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4.
[4]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4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5
【关键词】“仁爱”；精神；师德师风
“仁爱”精神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宽、敏、惠等诸项伦理原则与规范，是儒家伦理规范之灵魂。我们在剔除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糟粕的前提之下，必须充分肯定并弘扬其思想精华，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仅就弘扬儒家“仁爱”思想精华，加强师德建设，谈点粗浅看法。
一、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祖国和人民，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人民教师的重要职责。教师自身首先要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弘扬儒家“仁爱”精神，对提高教师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素养，大有裨益。孔子的“仁者爱人”，把不同的人视为同类，提倡人与人相互爱护、关心，是对把人作为神的附属品的宗教观念和把人作为工具的奴隶主意识的否定，体现了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然而，孔子眼里的人是不平等的，现实的人是分尊卑贵贱等级的。“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强调按“礼”即按封建社会秩序的尊卑等级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爱。在一个国家中君主是最为尊贵的，故“忠君”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儒家把君主视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把朝廷视为国家的象征，从而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体，是其思想糟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体，爱国与爱人应在热爱人民上求得统一，热爱人民群众才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儒家的“仁爱”思想蕴含着深厚而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精华。
一是儒家在强调忠君的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爱民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爱国主义者也总是把忠君与爱民，把保卫朝廷与保卫国土家园融为一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思想，岳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屈死风波亭，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气节，无不体现出他们在忠君的同时表现出震撼人心、千古不朽的强烈爱国爱民精神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今天，教师称号前冠之以“人民”两字，更体现教师职业的人民性，弘扬儒家“仁爱”思想中忠贞不渝的爱国爱民精神，对教师加强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师德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是儒家在强调忠君的同时，也强调忠于并矢志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儒家实际上是把君主私利与民族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故对儒家“忠”之涵义，不能仅理解为忠君，它确有忠于并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公利）的涵义，“临患不忘国，忠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历代儒家总是以“公”、“义”象征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强调“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并把不惜牺牲生命矢志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视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与人格精神追求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正是以儒家爱国思想为主导，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之魂。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更放射出灿烂光芒。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虽已过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依然不变。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素质的竞争，今天的学生素质关系到明天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我们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责任感，教育学生把自身奋发成才与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切实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二、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作为人民教师，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祖国和人民，首先要热爱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热爱学生、教书育人是师德的基本要求。儒家“仁爱”精神体现于热爱学生，有以下几点值得弘扬：
一是“有教无类”，对学生一视同“仁”之爱。孔子把人区分为高低贵贱，主张“爱有差等”，这是不足取的。然而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以之为使命，无论学生出身贫富，只要肯接受教育，都“乐于施教”。在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春秋时代，孔子能面对社会各阶层收徒讲学，首开民间办学之风，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出的“有教无类”，体现了一种纯洁、博大，能容纳所有对学生之爱。弘扬这种对学生一视同“仁”之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对一般工农子弟、贫困学生，对生理或智力、品行、性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学生，不能轻视，更不能歧视，而要对他们倾注更多同情、爱护、关心、帮助，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二是以严求爱，严谨治学。儒家强调师道尊严，对学生过于严肃、严格，有压抑学生个性的消极方面。在思想方法上，儒家把严与爱融为一体，以严求爱，强调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谨治学，有积极意义。“严”与“爱”本身是对立的统一，对学生严格要求本是爱的体现，是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历代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在强调对学生严肃、严格的同时，也有直接表达对学生和蔼、亲近的思想。有儒者论及师德时，强调“师徒同体”，“视徒如己”，亲近备至。教师对学生应既如严父又如慈母，其爱护教育之情怀，真挚热切。
三是“诲人不倦”，无私奉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已成为中国千古不朽的教学格言。孔子收徒讲学，奉献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终止。孟子也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高于“王天下”的人生三乐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教师产生对自身职业的心理困惑。我们必须弘扬儒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抵御金钱诱惑及轻视教师特别是轻视德育教育工作者的错误倾向，以更高的热情、更强的责任感奉献于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奉献爱心。
三、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同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提出“仁爱”学说，是要在对立中求统一，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其方法是，把“礼”与“仁”相结合，把反映现实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礼”包裹在同类相爱、温情脉脉的“仁爱”之中。“礼”本是人与人之间宗法、经济、政治关系的外在表现，强调人的尊卑贵贱，具有强制性、不平等性。而“仁”则恕爱于内，具有情感性、自觉性的特点，用以求同，即从感情上沟通等级森严、阶级对抗的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关心、爱护，以缓和、化解人与人之间因上下尊卑引发的矛盾，使人们恪守本分、自觉守礼，求得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孔子把社会看作整体，把人视为同类，重视发挥道德（仁）的精神力量，从自我与他人、“尊”者与“卑”者的利益对立中求统一。因此，孔子的仁学，易为被统治者接受，更被统治者所推崇。儒家“仁爱”学说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剔除其糟粕，它对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一是弘扬“忠恕”之道的精华。孔子的学生曾子曾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历代儒家把“忠恕”视为“可以终身行之”的一贯之道，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与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家强调“与人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者何?不欺之谓也”，“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这里“忠”是与诚实相融的。体现儒家“忠恕”之道精髓的是“恕”道。何谓“恕”，孔子有两句话很中要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与人发生矛盾时要如此，作为第三者做别人思想工作也要站在被教育者角度考虑问题，以求得对方的认同。“能近取臂，仁之方也”，“忠恕”也成为人们行“仁”的方法，它倡导对人如己，推己及人以求人与人的理解、尊重、沟通。这是我们必须弘扬的伦理精神与处世原则，也是我们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二是弘扬儒家“恭、宽、信、敏、惠”的仁爱精神。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尊重他人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遭他人侮辱。“宽则得众”，对人宽容，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时，要有气度、胸怀，能容人。“信则人任”，待人以诚，讲信用，也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敏则有功”，努力办事，工作效率高，就有贡献。这里孔子把努力做好工作视为仁爱的一种表现，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任何社会工作，都是服务于人的，做好每人的本职工作，则有益于社会，这比仅为某人做好事，有更大更高的“仁爱”价值。“惠则足以使人”，这里指乐于助人，施恩不图报，雪中送炭，解人急难，别人就会信服你。所有这些都是“仁爱”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处理好人际关系均有积极意义。
四、弘扬儒家“仁爱”精神，自尊自爱，维护自身良好形象
儒家在倡导爱他人的同时，对自己则强调自尊自爱。自爱与爱人，二者是相联系、相统一的。“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儒家把自爱看作仁爱之极致境界，能自尊自爱的人，必有高度道德修养，并真正全面理解“仁爱”的精神实质，行“仁”而爱人，也为别人所爱，故曰“仁之至”。孟子以射箭作比喻，“仁者如射，射者正而后发”，他强调正人须正身，爱人须爱己。儒家历来强调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师之道，端品为先”，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与我们的培养目标，更要求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上行下效，然谓之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道理即在于此。如何自爱，在具体的举止上，儒家还有诸多论述，这里仅就《礼记・儒行》中所论列举一二：作为“仁”者，气质、容貌要温和善良又肃敬庄重，举止要宽舒从容，谈吐要注意文采、伦理，对人要谦逊、谨慎，注重礼节，如此等等。事实上，自爱与爱人是相通的，如何做到“仁爱”，从内在精神气质到外在言行举止，也确难以列举穷尽。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爱”思想，在剔除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及反映不平等社会关系之后，必须充分肯定它在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提高个人思想道德素养上的积极作用。它所倡导的注重人格精神追求，矢志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强烈爱国思想；强调人与人相互爱护、尊重、宽容、理解，以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与社会风尚；强调教育者要热爱关心全体学生，严格要求，为人师表，以及从内在精神到言行举止的有关道德规范等，这些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对加强教师自身思想道德建设均有积极意义，必须继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缪德良.中国传统文化要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范文6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2.2儒家“育人为本”的思想可以提高企业人才素质
重视教育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特征。儒家思想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说明了儒家进行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对事物、人心的了解(格物、至知)做到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不为各种私欲邪念所动摇(诚意、正心)，从而形成完善的人格(修身)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齐家)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治国平天下)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循序渐进”“举一反三”“性相近，习相远”等诸多教育理念从古至今对人类的影响、教育都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这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该企业创造了完善的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制度，遵循着循序渐进、不断更新岗位的原则让每个担任不同职务从事不同工作的员工都受到相应的阶梯式的教育培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培训教育，重视“资本知识化”，把培养人才比做“缝鞋垫”与“做西装”，首先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培养出很多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不仅使企业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观念不断更新，而且对整个社会素质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培训是基础的、根本的环节，培训如何做事、教育如何做人对企业的影响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可见到的，但却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依靠各领域的人才而跻身与尖端企业中，也没有一个企业能够不通过学习—探索—创新就长久不衰的，并且企业中每个个体素质的提高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培训人才应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使命。
2.3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可以引导企业文化倾向
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主张。《大学》开篇中就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要求先做人后做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思想境界，认为“能行五者(恭、宽、敬、敏、惠)于天下，仁矣”，而“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末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等观点也是要求人们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才能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学”管理思想虽然产生在古代封建社会之中，并且服务于其时的当政者，但是这种以人为本的软性管理理论具有珍贵的普世价值，尤其在如今物欲化的现代社会中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仲山．美日企业文化比较．企业经济，19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