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1
关键词：农村水环境；政府主导；农民参与；治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0-1993-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10.049
Government Dominance and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Proceis of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YU Hu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ocial economy，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worse and worse， andit is a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economy. “Do” type universal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olicies have gradually faded， and which have no significant results， even appeare the vicious circle， which consists of “governance， while pollution and busy dealing with”. Based on the public goods attribute of the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and the current governance dilemmas， this paper argued that only by optimizing the government mobilizations， effectively guided farm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good governance” in the sense of the way of “government dominance， farmers’participation”， to broke through the dilemmas， and made the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in a large extent， had been improved to a certain possible， and implementation could be.
Key words： rural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ment dominance； farmers’ participation； governonce logic
自20世o80年代以来，城市环境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在治理城市水环境问题上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针对农村水环境方面的法律规范却很不健全，仅有的《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环境保护法》等几部法律，均少有涉及到农村水环境的治理方面。由于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对农村水环境保护投资的不足以及存在针对水环境治理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本可以“青山绿水”为优势和特色的农村环境面貌一去不返，甚至可以说农村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不亚于城市环境的污染程度。基于农村水环境的现实困境，传统型的管理手段急需改革，农村水环境保护工作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1 中国农村水环境的现状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当前，农村水环境污染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农村水环境治理存在着特殊的困境。一方面，农村水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其治理过程中，有效的集体行动难以形成。投资大、见效慢，政绩不明显，政府部门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企业等市场机制由于现实的利益驱动使得投资积极性不大；农村居民因地域分散、涉及人员众多等“编外人”意识强烈，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低。另一方面，国家一直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4）》可得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明显低于城市（表1），使得许多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得以出台，针对农村，出现了资源投资力度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权责不明确，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诿等问题，使得农村水环境污染“无人监管、治理不足”现象严重。
1.1 农村水环境的基本属性
按照公共物品的理论，农村水环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两个重要特征是其在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伴随着两个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搭便车”等外部性问题的出现，从而使得收益的外溢或者成本的分散，形成社会受损，社会无效率的结果。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介绍的三种模型：哈丁的公有地悲剧、囚徒困境及集体行动逻辑。在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由于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相关的政策法规无法出台，即使出台也没有得以正确、有效地贯彻实施，甚至贯彻落实后，后续的监管保护工作也存在种种问题，最终导致农村水环境污染加剧，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均受损害。所以，由于农村水环境存在显著的外部性问题，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很难完全实现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内部化，或者说市场机制对于这类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所以，在这样一种现实条件下，农村水环境的治理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传统的政府管控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农村水环境的保护工作，“边治理、边污染、忙应对”现象便是最好的说明。需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而真正实现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外部问题内部化。
1.2 农村水环境的现实问题
中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正如陆学艺所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业生产废水的大量排放，农药、化肥过量地使用以及农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随意处置均严重威胁着农村环境生态。且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农地规模化经营导致农业废水显著增多，集约化的养殖场布局不尽合理。其中，对农村水环境影响较大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约80%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水系比较发达的河湖周围，直接导致农村水环境的污染加剧。这些涉及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进一步加重了“三农”问题，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农村规划不科学，社会上农村社区建设轰轰烈烈，但是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新农村建设步伐，出现了环保配套设施与环境规划严重缺位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剧并扩大了农村面源污染。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5）》可以看出，农用化肥、农膜和农药使用量逐渐增大（表2）。官方数据还显示，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农村每天产生近百万吨的工业废物、生活垃圾，并随意排入农村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水域，导致农村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2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策略的变迁
建国后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全能主义”（totalism）宏观政治社会的缩影，国家政权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控制，突出体现在国家政权建构的基层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绝对垄断，特别是对农村公共事务活动进行“大包大揽”式的干预控制。农村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活动，无不例外地成为全能型政府的触手延伸的重要部分。同时，基于农村水环境污染的加剧，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放缓等现实原因，由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对农村水环境治理也提出“降低污染增量，减少污染存量”的口号，治理时间紧急，治理难度加大，在压力型体制的政府传统运作逻辑下，更进一步生成了农村水环境治理困境。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成果，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在考虑并实现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配合，至此，针对农村水环境管理也试图充分引入市场机制。然而，农村水环境具有公共性，使得私人市场部门不愿意介入其中，与此同时，政府由于自身财政、治理能力以及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惯性等原因，无暇顾及或者没有重视农村水环境的治理工作，随着农村的解体，原本能够调动起农民积极性的环境也消失了，这就导致了政府、市场及农民主体的“三失灵”。
2.1 农村水环境治理策略的解构依据
传统的政府干预方式，在对农村水环境保护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机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国家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监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影响下，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政府始终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所有政策都是在政府强力动员下实行，在对农村水环境保护工作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
1）政府部门横向职能交叉，管理不到位。目前农村水环境监管体制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很显然，农村水环境管理涉及到水务、住建、农业等多个部门单位，分工不明确，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
2）水管理法规不配套，技术规范体系不健全。现行的关于农村水环境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漏洞，传统行政管理方式只重视城市水环境的保护，长期忽视农村水环境的管理工作，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城乡差距逐步增大，农民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无力顾及污染控制；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加大了面源污染控制难度；留在农村的农民环保意识较差以及农村环保人员和环境保护设施供给不足等问题[6]，使得农村水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
3）对农村水环境的投资渠道不畅通。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水环境管理由中央投资直接下沉到基层，使得农村水环境投资愈发捉襟见肘，并且因长期集权化管理体制的影响，农村水环境保护长期缺乏合作的传统，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多元化投资渠道尚未打通，吸引企业进行投融资的市场机制制度框架也没有建立起来，使得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局面很被动。
除此之外，由于农村公共事物不仅不能给乡镇基层政府带来效益和收入，财政还要付出，再加上上级政府没有对基层政府这方面的职责进行有效的考核，使得政府缺少农村水环境保护工作动力，将责任推给市场、塞给农民，集体行动困境的逻辑不可避免。
2.2 农村水环境治理策略的建构逻辑
基于农村改革的推进及农村水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旧的监管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农村水环境治理现实，政府必须改变陈旧的管理手段，避免继续陷入“边治理、边污染、忙应对”的恶性循环，应紧紧把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转型，寻找新的农村水环境治理逻辑，实现农村水环境治理从高度集权的单向化管理向以“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转变。
如果只是简单地引入多个治理主体，建立起农村水环境的合作治理机制，或者说只是摆脱以往单向的集权化“政府统管”模式转而趋向多主体的“合作治理”，没有形成更科学、高效的政府主导、其他主体的多元合作治理，那正如俞可平指出的那样，尽管治理机制能够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所导致的某些问题，但同时也存在“治理失效”以及其他问题[5]。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所以，为克服治理失效，俞可平[6]提出了“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基于中的社会现实，国家权力太过强大，市场发育及公民社会的培育相对滞后，所以简单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农村水环境保护中，可能会出现企业等市场主体不能有效地加入其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当前农村水环境保护政策的几乎真空现象，农村水环境治理这一公益性强的活动，不能满足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没有政府的主导，而是纯粹地增加市场主体不能实现对农村水环境污染困境的突破。并且，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农民个体的积极性提升困难重重。农民是农村水环境的直接维护者、破坏者与受益者，是一个矛盾体。
一方面，农民个体作为“理性经济人”，不可能有很大热情主动治理农村公共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农民日常的生活离不开农村水环境，农村水环境的污染也使得农民的利益受损。在中国无论是村民（社区）自治组织，还是民间组织、大众传播媒介，基本还处于国家的“怀抱”之中，其自主性和自治性的性质远没有体现出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糊不清。因此，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依靠农村基层社会内部的自主培育必不可少。政府应该看到，农村居民依然有着农村水h境的治理诉求，充分挖掘治理的有效性才是政府治道的价值所在。
3 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突破路径
针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集体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有着独特的视角，她指出，一群相互依赖的群体可以把自已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自主治理。因此，需立足中国政府的特殊性前提，有效发挥政府所具有的强大作用，并充分认识到农民对农村水环境的价值诉求，从治理农村水环境的外部、内部同时发力，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新策略。
3.1 “多元协同”式的竞争―合作策略
要实现“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必须增强以政府服务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容纳能力，从而构建与农户需求相匹配的协作服务格局。政府在农村水环境治理工作中，必须看到三点：
1）政府必须厘清自己的职能。传统的集权型农村水环境管理导致的问题已经严重阻碍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不适应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转型，政府应该从那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退出，从而管那些应该由政府管且只有政府才能管好的事情。
2）认清农村水环境现实状况。当前农村水环境的投入资源显著偏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水环境逐步恶化，并且现存的水污染配套资源的管护工作也存在问题。
3）必须认识并重视到农民的现实需求。从当前来看，只有政府认识到现实情况，从自身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主动引入市场、社会等重要主体，培育起能够与政府实现竞争与合作的主体，才可以极大地扭转农村水环境治理中的消极影响，突破农村水环境治理的逻辑困境。
3.2 因地制宜地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
基于农村水环境的公共属性，政府权力下放的同时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在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转型中，政府的角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政府既要有意识地下放或分散权力，同时又要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以制定“道路规则”并监督实施，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整合一体化。
1）逐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关注农村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加大对农村水环境治理资源的投资力度，实现城乡水污染同一力度治理。
2）进一步探索农村水环境保护市场化运作模式。加快农村水环境保护工程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行管理机制创新，建立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资源环境税收政策和消费政策。积极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加入，收取企业排污费建立专项治污资金，利用专项款实施对企业的奖惩。
3）加快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推广农村水污染治理经验，重点防控农村水环境污染，并且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纳入政府管理考核，倒逼政府重视农村水污染监管工作，并建立地区间经验交流平台，推广经验。
例如浙江“五水共治”治水过程中，总结了对包干河道的断面水质达标、水环境改善负责的“河长”制；金融机构与省财政厅对接，采用股权基金模式提供融资；政府招标企业并引入第三方考核治污水；因水质反弹等被收回奖励的长效奖惩机制等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当然，政府主导作用的强弱也要因地制宜，对于东部等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较好，农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可以加快培育民间环保组织等，为构建竞争―合作的农村水环境治理体系孕育充分的条件；针对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政府就应该强化主导作用，加大引导力度，利用现有的环保机构向农村延伸，并逐步向农村配备有技术、懂业务的环保人员，并积极开展环保教育等。
3.3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治理
进一步研究农村水环境的治理发现，组织动员起农村居民也是农村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境的行动主体[11]。所以，要提高农村居民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首先应该保证农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尽管农村水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民个体不大可能主动采取行动实现集体利益，但是，农村水环境也具有特殊性，它涉及每个农村居民，并且水环境的污染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这也是农民会考虑到的重要方面。
1）加大农村水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利用村民委员会及培育民间环保小组扩大宣传影响力，也可以开展环保文化进村进户活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国家项目、财政等物质资源下乡的同时，环保意识等精神资源同步下乡。
2）保证农民的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中国公民社会是不成熟的，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界限是不明晰的，以致于政府行为经常“越界”和政治权力的无节制运用，因此不成熟的社会自治组织更多的是无能为力。显然，确保农民的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对增强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以一个平等的姿态与政府开展竞争和合作，实现农村水环境的有效治理。
3）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内部开展有序竞争。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使得在一定区域的农民能够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样自主治理也有可能实现，因此完善农村社会组织制度，真正实现农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同时，基于奥尔森的集团分层理论，划分出小集团，提高实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可利用现有的农民生产小组，治污到组到户，开展农村水环境治理有效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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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3
农村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很多，但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及环卫设施配套不全。农村环卫设施配套不全，居住区公共绿地面积偏少，传统街巷空间与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治污、防污、截污、去污设施不完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二是居住区及周边环境污染整治投资不足。经费困难是制约新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战线长、对象分散、条件艰苦、费用大，而投资经费少对队伍的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影响很大。三是尚未形成全民环保氛围，群众环保意识相对滞后。由于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不足，没有形成全民环保的舆论氛围与社会环境，群众的环保意识相对滞后，环境法制观念和环保依法维权意识不强，对生产及生活污染的环境危害认识不足，日常生产、生活行为缺乏必要的环保指导。四是环保监管和环保执法能力不足。农村环保监管能力的基础薄弱，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基本处于空白，农村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尚未开展。
综合整治措施
切实保护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进一步深化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数据库，完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对不适合继续作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逐步取代，对确定的水源地实施保护，确保农村饮水安全。进一步提高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实施质量按照《宁夏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九项制度》有关要求，监督指导永宁县各乡镇实施好2011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作到规范、高效管理，用好专项资金，建设成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发挥示范作用。狠抓目标责任考核，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按照自治区政府与永宁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考核责任书》，组织实施好目标责任制各项工作，确保考核指标全面完成。在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2012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各乡镇签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考核年度任务书，定期开展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的检查，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加快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与特色小城镇建设结合、与中心村建设结合起来，继续开展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工作，对已创建成自治区级生态乡镇、生态村的，巩固创建成果，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册等载体，举办农村环境保护培训班，对永宁县乡镇村干部进行培训，提高社会各界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小康环保行动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组织乡镇干部到外省、市进行观摩、调研，开阔眼界，学习先进经验，继续开展农村环保科普“三进”活动，鼓励和引导农民及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农村环境保护。
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4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善村庄环境面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以“六整治”、“六提升”为主要内容，坚持政府主导、镇（开发区）村实施、政策扶持、资源整合、科学组织的方针，坚持近期整治与长远设、整治改造与出新提升、群众参与与政府推动、镇（开发区）为主与部门支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改变面貌与富民兴村相结合，全面实施村庄环境整治，加快改善村庄设施条件，推动农村集中居住点设，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形成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特色鲜明的乡村面貌。
（二）基本原则
政府组织、群众参与。通过政策鼓励、典型示范等措施推进村庄环境整治，优先解决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受益最直接以及影响村庄环境最突出的问题。整治方案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方案制定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细做实解释说服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科学规划、注重特色。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空间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文化特色彰显等要求，优化村庄布点，完善村庄规划。切实强化规划的引导作用，倡导集约设，突出整治重点，挖掘地方特色，展现乡村风情。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结合各地村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条件，确定不同的整治目标和方式，并正确处理近期设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加强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村庄的分类指导，科学有序实施环境整治。
健全机制、协调推进。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各镇（开发区）、村是村庄环境整治实施主体，要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各相关部门要整合各方资源、大力支持、积极参与；立区、镇（开发区）、村三级联动机制，形成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合力。立健全管理机制，努力巩固整治成果，持续改善村庄环境。
二、目标任务及实施步骤
（一）目标任务。用5年时间对全区村庄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推进村庄净化、绿化、美化和道路硬化，普遍改善环境面貌。规划布点村庄突出抓好“六整治”、“六提升”，重点整治生活垃圾、生活污水、乱堆乱放、工业污染源、农业废弃物、河道沟塘，着力提升公共设施配套、绿化美化、饮用水安全保障、道路通达、筑风貌特色化、村庄环境管理水平；非规划布点村庄要结合实际，突出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河道沟塘等环境卫生整治，保障农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有效改善村庄环境。主要目标是：
村容村貌更加整洁。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等得到有效治理，乱堆乱放得到全面清理，村容村貌得到普遍整治，环卫保洁机制基本立。
生态环境更加优良。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取得显著成效，各类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自然资源得到合理保护和集约利用，绿化美化水平显著提高，河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全面提高。
乡村特色更加鲜明。山水田林自然风貌得到保护，历史文化得到弘扬，筑特色得到彰显，地区更具田园风光，区更具山村风貌，水网地区更具水乡风韵。
公共服务更加配套。推进乡村道路、给水排水、绿化环卫、清洁能源、供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达村到户，村庄公共管理、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设施配套齐全、功能完善。
（二）实施步骤。全区村庄环境整治分两个阶段推进。
1、突出重点、初见成效阶段。全面动员部署村庄环境整治工作，组工作机构，制定考核标准及办法，开展技术培训，兼顾不同区域和村庄类型实施示范项目。全区36%（26个）村庄实施环境整治，完成主要交通干线沿线、城镇、开发区以及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周边村庄环境整治。
2012年春节前，完成2个位于城镇主要出入口附近村庄的环境整治任务；完成高速公路两侧500米范围内1个自然村的环境整治任务。
2012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高速公路两侧，以及城镇、开发区和其他重要窗口地带共4个村庄的环境整治任务；创1个三星级“康居乡村”。
2012年底前，全面完成一级公路、其他铁路沿线两侧共19个村庄的环境整治任务；创1个三星级“康居乡村”。
2、全面实施、显著改善阶段（2013—2014年）。全面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实现环境整治目标，村庄环境面貌得到普遍改善，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其中2013年完成40%、2014年完成24%。
3、巩固提高，长效管理阶段（2015年）。对全区村庄进行复查、完善、提高，落实长效管理责任、机构、资金，立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提高整治效果。
三、全面整治村庄环境
（一）整治生活垃圾。立完善“组保洁、村收集、镇转运、区处理”的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快村庄日常保洁和垃圾清运制度设，集中清理积存垃圾，配置必备的环卫设备设施，实现村庄保洁常态化。积极推动村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源头减量、资源利用。到2015年，立比较完善的城乡统筹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镇村生活垃圾集中收运率达80%以上。
（二）整治生活污水。突出蔷薇河、鲁兰河、妇联河等重点区域，优先推进位于环境敏感区域、规模较大的规划布点村庄和新村庄生活污水治理。立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长效管理机制，保障已设施正常运行。加快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步伐，完善村庄排水体系，实现污水合理排放，有条件的村庄实行雨污分流。根据村庄人口规模、卫生设施条件和公共设施布局，配水冲式公共厕所，原则上每个村庄至少配1座。到2015年，基本完成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全区15%的规划布点村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
（三）整治乱堆乱放。加强村容村貌管理，全面清理乱堆乱放、乱贴乱画。整治露天粪坑、畜禽散养、杂物乱堆，拆除严重影响村容村貌的违章筑物、构筑物及其它设施，整治破败空心房、废弃住宅、闲置宅基地及闲置用地，做到宅院物料有序堆放、房前屋后整齐干净、无残垣断壁。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等线路敷设以架空方式为主，杆线排列整齐，尽量沿道路一侧架设。
（四）整治工业污染源。加强村庄工业污染源治理，立工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监督机制，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环保“三同时”制度。开展小化工、小制革、小漂染等“十五小”企业专项清理整治，对已审批的落后、淘汰工艺，责令企业限期进行技术改造。对未经审批的“十五小”、“新五小”企业，以及未取得资质认可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加工点，要坚决依法取缔、关闭。
（五）整治农业废弃物。推广畜禽养殖等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提高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禁止随处堆放和就地焚烧秸秆，推进秸秆工业原料化、能源化、饲料化等多形式综合利用，加快农村沼气和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设。积极引导规模化、集约化畜禽养殖。加快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治理设施设，对污染物实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到2015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规模畜禽养殖场粪便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率达85%。
（六）整治疏浚河道沟塘。全面清理河道沟塘有害水生植物、垃圾杂物和漂浮物，疏浚淤积河道沟塘，突出整治污水塘、臭水沟，拆除障碍物、疏通水系，提高引排和自净能力。加快河网生态化改造，加强农区自然湿地保护，提高水系自净能力。推进河道沟塘轮浚机制设，实现农村河道沟塘疏浚整治和管理养护经常化、制度化。到2013年，全区村庄河道沟塘基本疏浚一遍；到2015年，全面立农村河道轮浚机制。
（七）提升公共设施配套水平。按照村级“四有一责”（有持续稳定的集体收入、有功能齐全的活动阵地、有先进适用的信息网络、有群众拥护的双强带头人、强化村党组织领导责任）设行动计划要求，实施面积较小、难以满足实际需要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改扩。结合推进村级综合服务中心设，优化配套教育、卫生等资源，强化便民服务、科技服务、医疗服务、就业创业服务、平安服务、文体活动、群众议事等功能，形成功能完善、覆盖面广、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基本满足城乡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到2015年，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功能更加完善，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八）提升绿化美化水平。充分利用现有自然条件，突出自然、经济、乡土、多样，大力推进村旁、宅旁、水旁、路旁以及村口、庭院、公共活动空间等绿化美化。村庄绿化应以乔木为主、灌木为辅，少用草坪；注重与村庄风貌相协调，通过植被、水体、筑的组合搭配，形成四季有绿、季相分明、层次丰富的绿化景观。到2014年，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达35%以上。
（九）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积极推进城乡区域供水，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使用自备水源的村庄要配套设净化、消毒设施，满足村庄用水水量和水质要求。靠近城镇和基本具备区域供水条件的村庄，优先选择城镇配水管网延伸供水。大力加强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集中开展水源地整治，有效改善水源地水质。
（十）提升道路通达水平。结合村庄规模形态、地形地貌、河流走向和交通布局，合理确定村庄内部道路密度、等级和宽度。村内道路铺装形式根据道路功能确定，主要道路实现硬质化，并合理配套照明设施；次要道路及宅间路可采用砖石、沙石等乡土生态材料进行铺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庄道路宜采用传统筑材料。到2015年，全区规划布点村庄道路和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率达100%，开通镇村公交的乡镇比例达50%以上。
（十一）提升筑风貌特色化水平。引导促进农村民居筑风格与村庄整体风格相协调，充分体现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特征，有条件的地方可实施既有筑物出新。严格规划管理，依法处置违法违章筑。对具有传统筑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住宅，进行重点保护和修缮。结合村庄环境整治和救灾救济工作，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十二）提升村庄环境管理水平。积极探索农民参与和自主管理村庄环境的有效途径，引导制定农民群众普遍接受和遵守的村规民约，落实设施维护、河道管护、绿化养护、垃圾收运、公厕保洁队伍。立专项规章制度、固定管护队伍以及村民参与的监督制度，做到运行有效、管护到位、群众满意，使村庄环境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轨道，确保环境整治有成效、不反弹。
四、提高村庄规划设水平
（一）优化完善村庄规划。结合城镇总体规划修编，适时优化调整镇村布局规划，综合考虑当地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乡村特色保护等因素，合理确定劳作半径和集聚规模，选择与生产相适应的居住方式，科学确定村庄布点和数量。根据实际需求充实完善村庄规划，统筹安排村庄各项设以及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保护、防灾减灾等工作，强化对村庄环境整治的引导作用；注重保护村庄地形地貌、传统肌理，营造优美环境和鲜明特色。村庄规划报批前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依法批准的村庄规划要在村庄显著位置予以公布。
（二）推进康居乡村设。以“布局合理、道路通畅、设施配套、环境宜居、特色鲜明”为目标，组织开展省级康居乡村设试点示范，引导各地加快推进康居乡村设。在优先引导和鼓励有条件农民迁入城镇的同时，以改善农民最需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有序推进康居乡村设。
（三）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采取自、联与统相结合的方式，积极稳妥引导农民向规划布点村庄有序集中。以第一产业为主的村庄以低层独院式联排住宅为主，引导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村庄设多层公寓式住宅，限制设独立式住宅。新农房要结合地形地貌及道路走向等灵活布局。加强农村集中居住点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确保新农房符合节能、节地、节材、节水、抗震等要求，切实提高农房筑质量。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成立村庄环境整治推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住房和城乡设局，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集中办公，组织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实施计划制定、目标任务分解、协调指导和督查考核等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镇（开发区）对本地区村庄环境整治工作负总责，将这项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结合实际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并制定实施方案，细化职责分工，落实政策措施，切实加大统筹推进力度。
（二）突出工作指导。根据各地村庄基本条件，分区域、分类型指导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加强环境卫生治理，营造整洁、自然的村容村貌。突出规划布点村庄的环境整治，靠近城镇的要按照城镇社区标准进行整治，具有自然和人文特色的要注重特色保护和培育，经济条件较好的要加快配套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经济薄弱的要优先设和改善农民群众需求最迫切的道路、供水、排水、垃圾收运、河塘疏浚整治等基础设施。加强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结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促进村庄环境整治各项任务和措施的落实。
（三）强化政策扶持。落实农村集体设用地政策，探索跨村组宅基地置换，保障村庄规划设整治用地需求。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理工作，土地增值收益全部用于农村设和集体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土地和农民住宅确权登记发证，探索立城乡统一的设用地市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设用地使用权和农村住房抵押贷款试点。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严格执行各项惠农政策。加大对村庄环境整治和康居乡村设的财政投入力度，并按照村庄环境整治实施计划，有效整合和利用现有各类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对符合支持范围和条件的项目给予补助。通过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村集体经济收入、区镇财政补助等，筹措河道管护、道路维护、污水处理、垃圾收运、绿化养护等村庄环境长效管理经费。鼓励社会力量以捐资捐的方式，支持村庄环境整治。
（四）提供技术保障。加强设管理服务机构设，提高指导服务能力。组织开展基层干部村庄规划设和环境整治技术培训，提高科学组织实施村庄规划设和环境整治的能力。选择不同类型村庄开展示范，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探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环境条件下推进村庄环境整治的有效途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村庄实地进行技术指导，大力开展科技、规划、技术下乡，立科技、规划、设计单位“一对一”技术帮扶机制。
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5
【关键词】：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现状；工作经验；工作成效
册亨县，隶属于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喀斯特个体形态突出，石漠化问题相当严重。一直以来，石漠化综合治理都是册亨县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备受本县上下重视。近年来，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开展顺利，取得了重大工作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优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应当基于当前本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总结完成情况、工作经验和工作成效，为册亨县今后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借鉴。
1、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现状
1.1完成情况
在国家、省、州的大力支持下，册亨县在喀斯特地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及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等工程，改善了治理区生态环境，缓解了水土流失问题，使当地的生态、经济、社会收益明显。从 2008至2013年，册亨县先后在板其河流域、者楼河小流域、洛凡河流域、威旁小流域、曼纳小流域、大路流域、岜凡流域和冗贝流域、威旁乡坛坪流域、走马流域等流域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逾6300万元以上，实施人工造林、人工种草、坡改梯、防护林、引水渠、蓄水池、截排水沟、排涝渠、青贮窖等综合治理手段，全面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成果突出。
1.2工作经验
在多年工作中，册亨县积累了丰富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第一，因地制宜，群众参与，加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以岩溶石山区的生态农业建设为核心，以市场导向，合理安排种植，鼓励群众参与；第二，依靠科技，有效解决石漠化治理中的技术问题。综合运用地质学、环境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使科学研究成果与石漠化综合治理充分结合，依靠科技提升石漠化治理效果；第三，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防治。册亨县水土流失与流域内的森林、农田、工厂、村落等因素密切相关，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时要充分考虑以上因素，统筹规划，协调好区域鹊母饕蛩兀提升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第四，细化前期工期，做好前期调研与准备工作。册亨县林业局、发改局、农业局等部门深入各地调研，掌握各流域水土流失等实际情况，针对具体情况和问题制定石漠化综合治理方案；第五，加强项目管理与协调，强化治理工作跟踪监督，确保各项治理工作顺利实施；第六，充分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积极性，形成全员参与的工作局面，使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到位。
2、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
2.1生态效益
2.1.1控制水土流失
在控制水土流失上，册亨县采用了人工造林、人工种植等措施，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和固土保土能力。根据表1所显示的蓄水保土定额推算，可以发现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后，各区域的蓄水保土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问题。
2.1.2改善防治区生态环境
在庞大资金支持下，通过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与工程实施，册亨县石漠化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提高了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承载力改善。同时，通过控制流入长江与水库的泥沙，极大改善了流域生态环境。
2.1.3利于保护珠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
册亨县位于珠江上游北盘江畔，是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其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不仅影响本地生存环境，还影响珠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随着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逐步展开，册亨县生存环境质量显著替身，发挥了自身对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作用，利于保护珠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
2.1.4净化空气
森林具备吸收二氧化碳、固定尘埃、杀灭空气中的细菌等作用。按照1hm?森林，每年吸收二氧化硫12吨，固定尘埃750吨等计算，从2008-2014年，册亨县增加的森林面积高达3500hm?，每年可吸收12.55万吨二氧化硫、784.2万吨粉尘，对空气的净化效果明显。
2.2经济效益
本次设计着重估算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来源：第一，人工造林增加木材、燃料。第二，种植经济林，增加果品及产值。第三，建设坡改梯，增加粮食产量。根据贵州省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调查显示，从2008-2014年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以来，产生的直接经济收入高达1300万元以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当地群众经济收入。
2.3社会效益
2.3.1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
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涉及人工造林、坡改梯、畜牧业、水渠兴建等工程，为册亨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农村收入。
2.3.2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后，农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了良好条件，便于改善农业单一的生产方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2.3.3调整农村土地利用方式
册亨县农村土地利用方式一直以粮食种植为主，经济作物比重相对偏低，土地利用方式比较单一。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实施后，区域内的退耕换林、人造林等面积日益增加，其中的经济林面积高达1200hm?以上，所占比重大幅度增加，优化了当地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2.3.4提高农村生存条件
在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册亨县的经济林产品、畜业产品及生态林副产品大幅度增加，加之沼气池、人畜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生存环境质量显著提升。而且，册亨县针对农业生产和治理工作需求，对农村居民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区域内农民的技能。
2.3.5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区域内共同富裕
石漠化综合治理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针对当地石漠化表现出来的具体问题，制定了以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防治等策略，既重视生态工程建设，又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关注农民经济收入增加，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所以，册亨县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后，当地“三农”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利于促进大家共同富裕。
结论
综上所述，从2008-2014年册亨县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以来，积累了丰富工作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未来工作中，应当吸取有益的工作经验，创新石漠化治理工作，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促进册亨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工作全面展开。
【参考文献】：
[1]冯汉华，熊育久. 广东岩溶地区石漠化现状及其综合治理措施探讨[J]. 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11，9（01）：15-19.
[2]陈起伟，熊康宁，兰安军. 喀斯特高原峡谷与高原盆地区石漠化及变化特征对比[J]. 热带地理，2014，21（02）：171-177.
水环境治理显成效范文6
一、领导高度重视，措施得力，活动富有成效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部署、狠抓落实，按阶段、分步骤调度各项活动落实情况，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物质保障，促进了城乡环境的迅速变化。
各县（市）区根据市政府统一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的实施方案和考评细则，确定了整治要求、目标、步骤、考评办法和时间安排，健全完善了领导和工作班子，落实了人员、车辆和办公地点，明确了各单位职责，部门联动，城乡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展开。
市区实施了十项工程，深化城市环境整治活动，开展了城市“净化年”、“绿化年”活动，规范了马路市场，整治了户外广告牌匾，做好了汛前防汛备战工作，市区功能进一步完善，环境进一步优化，品味进一步提升。市开展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百日会战活动，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部署各项工作。县以创建省级园林城市为契机，加强城区绿化工作，城区绿化总量、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大幅提升，环境面貌大为改观。夏津县开展了“城市管理示范街”工作，对市区主干道实行无缝隙清扫，做到“五净”、“六无”、“三有序”。庆云县保洁制度创新机制，把市区保洁延伸到城中村、市郊村，一把扫帚扫到底，实现了城乡保洁一体化。平原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坚持环保先行，大力创建文明生态村。
二、重点突出，目标明确，成效显著
全市上下突出抓好旧城区整治改造、村镇环境整治和建立城市管理的长效机制三项重点工作，力求在城乡规划、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交通秩序、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明显变化，齐心协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城乡环境面貌大为改观。
(一)城乡规划超前实施，城市发展实现新跨越。我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列第二位。成功举办了首届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设计建设展，展示了全市各县（市、区）在建设新居、改善村貌等方面的典型，以此推动乡村环境整治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乡镇驻地规划编制完成50％，村庄规划编制完成30％，正在进行规划编制的有多个村，计划全市所有村镇规划编制全部完成。村庄整治率达到70％，培训村镇建设管理人员余人次，编制完成《农村优秀住宅图集》一部，为农村建设提供各类图案30余套。
(二)加快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城乡发展基础。各县（市、区）都加大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道路、绿化、供排水管网、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政工程建设方面下大力气，努力建设功能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搭建起城市骨架，拓宽城市发展区域，为城市发展搭建了坚实的基础平台。继续大力实施防汛工程，建设改造泵站，新建、改建排水干沟，城市防汛能力有了大的提高。大力实施便民工程，对背街小巷进行了改造，实施了路灯安装和绿化工程，真正实现了市区背街小巷路平、灯亮、树绿，方便了群众出行。市区投资一亿元的垃圾处理厂工程一期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营。、平原、夏津的污水处理厂正在紧张建设。
（三）严查违法建设，维护了城市良好的规划建设秩序。突出城区、城乡结合部和新修道路两侧三个重点，进一步加大巡查密度和查处力度，对各类违法建设案件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特别是加大了对新修道路两侧的巡查力度，遏制住了城市道路修到哪里，违法建设就建到哪里的歪风，目前，新修道路两侧没有一处违法建设。在执法巡查过程中，对于简易违法构筑物，及时发现，及时拆除。对于未经规划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建设的永久性违章建筑，严格按程序依法拆除。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不畏、盯靠一线，文明执法，冷静处理。全市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建设案件355件，涉案面积11.5万余平方米，其中，依法拆除8.6万余平方米，维护了城市规划的严肃性，创造了良好的城市建设环境。
加大市区环境整治，全市共清理乱贴乱画9万余处，整治广告牌匾2千多块，清运垃圾12万余吨，新增绿地面积480公顷，城乡环境面貌得到改善。平原县大力实施城区旱厕改造，城区11座旱厕已经全部改造成水冲式。
（四）村庄改造向纵深推进。河东新城陆续启动了岳庄、杨庄、小温庄和赵辛庄4个安置小区建设，开工面积16万平方米。岳庄、杨庄、小温庄安置楼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赵辛庄安置楼正在进行基础施工。齐河县共改造“空心村”个，节约土地余万平方米。庆云县加大了对城中村的改造力度，范庵村的改造规划已报请县政府批准，新村全部建成五层住宅楼，并按规定搞好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新村建成后，旧村全部拆迁建成一个大型商贸市场。
（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整治道路路域环境，交通秩序明显好转。开展了市区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共检查车辆14993辆、处罚5973辆、查扣62辆、销毁7辆，市区基本杜绝了非法运营的“黑出租”、“黑摩的”，客运出租车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市区交通秩序明显改善，交通安全状况明显提高。确立了公交优先的原则，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输，缓解道路堵塞压力。加强了对机动车的管理，严禁机动车乱停乱放、随意掉头；禁止超载超限车辆及畜力车进入市区；采取措施实施禁鸣；严禁机动三轮载客。加强了对客运车辆的管理，全面规范客运秩序，规范停车地点，禁止乱停乱放、随意上下旅客、装卸货物。加强了对公共场所车辆停放秩序的管 理，加大了对主次干道人行道、广场等公共场所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的治理力度，做到无乱停乱放，确保人行道、广场等整治美观、整齐划一、规范有序。我市首条“拥军专线”（百货大楼到故城机场）6月1日正式开通。增加了运营车辆，缩短了运行间隔时间，新增公交车辆30部，更换更新部分公交车辆，确保行政中心东移后，解决干部职工上、下班乘车问题。市采取五项措施治理县乡村公路路域环境，确保道路通畅。
（六）生态环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开展了营造碧水蓝天活动，加大了对噪声、大气污染的重点整治。取缔了一批露天烧烤摊点，规范了一批早点市场，部分马路市场实现了退路进厅。实施了市区水环境治理，将水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逐年依次推进，先后实施新湖风景区、长河公园、新城绿地、污水处理厂及管网配套等改造工程。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大力实施水环境治理，老城区逐年投入，新城区所有道路排水设施实现了雨污分流。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全面落实城市污水处理企业改革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收费的有关政策，污水处理能力明显提高。在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市被授予“中国人居环境奖（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城市）”，成为全国35个获奖城市之一。大力发展天然气、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大部分县（市、区）通上了天然气，市区1000辆车改装了天然气作燃料，争取到年底市区出租车、公交车全部改装天然气。临邑县建立沼气池4800多个，发展沼液沼渣综合利用示范村39个、示范户600多户。
（七）村镇环境整治逐步推进。按照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的要求，指导全市村镇开展了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题规划的编制。全面提高了重点镇、中心镇详细规划覆盖率。村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观。各县（市）把农村改造选址、编制规划等都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城区年度开发改造计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相结合。结合县城总体规划对村庄道路、供排水、供暖、供气、照明、电信、邮政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或建设，并搞好环境绿化。同时合理规划，建设各类市场和文化、体育设施等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类设施。以“村容整洁”为切入点和工作目标，按照房屋成排、道巷相连、人畜分开、排水畅通的要求，通过实施“三清”、“四改”、“五化”工程，突出抓好公共设施配套，大力发展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县城驻地、中心镇以主要街道及居民小区为重点，集中开展了硬化、绿化、净化、亮化整治，基本消除了路面破损、排水不畅、垃圾乱堆乱放、设施残缺等现象。一般乡镇突出解决了路不平、灯不明、供水排水不畅问题。
结合省“百镇千村”示范活动，在全市选择一些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和区位优势明显的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每个县抓好个示范镇、个示范村，以点带面，全面推开。规划建设部门坚持抓好典型引导、示范带动工作，在领导带动、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资金扶持、政策优惠方面向示范镇、示范村方面倾斜，大力宣传新农村建设。其中，市的梁锥新村、平原县恩城镇铁匠村、龙门街道办事处西街村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型示范村镇，极大带动了其他县（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截至目前，平原县共改造城中村20个，全部实行了“村改居”，并建立了2个街道办事处。
三、制度保障，落实责任，构建长效管理机制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情况复杂，各级各部门都从全市发展大局出发，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来抓，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参与，齐抓共管。
一是明确了各级各部门的责任。为适应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需要，市政府加大了对整治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调度和考核。按照属地管理地原则，市建委统一调度、协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市区范围内的综合整治，各县（市、区）、管委会负责对本辖区内整治活动的组织领导。
二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各级各部门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各自实际，研究制定了三年的总体方案和今年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和措施，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了整治工作重点，增强了整治工作的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