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1
关键词：景观 视觉 环境影响评价
1、引言
城市快速路从20世纪兴起的城市化运动的产物，它是可以具有中央隔离带、多车道、控制进出口、全立体式交叉道路，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
［1］、快速路这种大型土建工程具有公共性、大规模、长久性、基础性等景观特点。
［2］、因而除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外，还可能带来包括景观及视觉影响在内的其他影响。国外从60年代开始对工程项目进行景观影响评价，如美国1965年的《公路美化法》，要求政府政策中考虑“风景的价值”，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机构决策时，运用适当的衡量美学价值的技术。
［3］、我国从90年代开始对景观影响评价进行研究，由于起步晚，虽然发展迅速，但基本是借鉴国外的方法，未能很好的结合中国的国情，未能建立完善的体系结构。对道路景观影响评价的方法本身，国内大量文献均从道路使用者出发，着力研究周边景观对道路景观的影响。本文在对北京某大型快速路景观影响的实践过程中，对以往的方法提出了改进措施，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风景景观工程体系的评价方法，对以往的评价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完善，如增加了影响人口、公众关注度以及将快速路对周边景观影响和快速路对自身使用者的视觉景观影响共同考虑等，形成了较为简单有效的评价体系。
2、景观影响评价的步骤
3、现状调查评价
3.1 调查范围一般根据沿线的地理地形特征确定，以道路建设引起景观变化的范围作为基本调查区域。3.2 调查内容研究表明，我们所获得外界信息的90％以上来自视觉感受，而快速路的体量较大，为评价分析快速路景观影响，应着重调查识别周围的具象景观。
4、景观影响评价
4.1 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范围对某些景观要素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对那些构成景观特色、具有地区及区域性的独特景观所产生的微妙影响；对具有特殊价值的地点和具有高度景观价值的地方产生的影响。
4.2 影响评价的方法目前流行的景观影响评价方法很多，有景观美感文字描述法、景观印象评价法、景观心理测量评价法、计分评价法、平均信息量法、回归分析法、加权网络分析法、模糊集值统计法以及系统评分法等。
［5］、一些专家将这些方法分为计值评价（定量评价）和优先性评价（定性评价）。实际评价中，两种方法经常交互使用、相得益彰。例如：在一般描述性方法基础上通过评分法或者问卷清单法而使评价过程和结果得到简化；一些主观性指标的分级计分需要通过描述性方法来实现。
4.3 工程实践中使用的方法基于工程实践中对准确性、操作性、及时性的综合考虑，可以在描述法识别敏感点的基础上，采用以下较为简单有效的指标评价方法。
4.3.1 景观影响因子描述 景观影响因子主要包括敏感度因子和协调度因子，其中敏感度因子包括影响人口、视频、醒目程度、相对距离和相对坡度五个影响因子。敏感度因子如下：影响人口：主要包括在该敏感点内活动的流动人口或固定人口。敏感点的影响人口越多，其景观影响的敏感度相应越高；视频：工程项目在某敏感点观景者视域内出现的几率越大则其景观影响的作用时间长，景观影响的敏感度就越高（或为周边景观在道路使用者视域内出现的几率）。视频这一景观敏感度因子，可以通过测定该敏感点内可观察到工程项目的面积与敏感点总面积的比值来确定
［6］、醒目程度Sc：某些独特的造型地貌，不同的景观元素边缘交错地带，都是较为醒目的区域，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醒目程度这一敏感度因子的等级及取值。相对距离Sd：工程项目相对于敏感点的距离越近，景观敏感度就越高。设定一标准距离，通过景观与观景者的距离和它的比较来确定相对距离的等级，依据这一等级可以确定相对距离这一敏感度因子的取值；相对坡度Sa：工程项目相对于敏感点视线的坡度越大，工程项目被看到的部位和被注意到的可能性就越大，敏感点可能受到的来自工程项目的冲击也就越大。可以通过设定一标准坡角，通过实际坡角与它的比较来确定相对坡度的等级，进而根据这一等级确定相对坡度这一敏感度因子的取值。
［7］、可以通过坡角α。或者坡角的正弦值Sinɑ进行比较和分级。其中，对于影响人口因子Sp，当评价对象为具有重大景观欣赏、历史价值时，应考虑公众关注度，其评判标准应不限于周边有直接影响的人群的多寡，还应考虑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程度。对于醒目程度因子Sc和相对距离因子Sd的影响应分路段考虑车速不同情况下的视觉效果，之所以考虑这点，是因为在协调性问题上，工程项目与周边景观二者之间是互相影响的。城市快速路景观的动视力特性研究视觉是人认识外界、判断外物的物理特征的基础。道路景观是视觉艺术，我们在城市快速路上所获得的景观感受直接受我们视力特性的限制。在快速路上的观察是人在连续运动中的观察，我们将搭乘机动车交通过程中乘客的视力称之为“动视力”。因此，探讨城市快速路的景观，需要我们对人的动视力特性深入研究。当我们在运动中想要看清楚什么东西时，就会停下来仔细观察。走马观花中我们只能获得物体的大概印象。因为，我们的感官适于感受和处理运动速度在14～42m／s以下的对象。如果运动速度增加，观察的细节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不同车速对乘客辨认距离有很大影响，当车辆以60km／h速度行驶时可看清前方370m处的标志，而车速增加到80km／h，则辨认距离为500m.对交通环境而言，就是车速增大景观元素的尺度也应加大。所以研究动视力与车速的关系，对城市快速路景观研究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另外，人的视野也会随着车速的变化而变化，当车速增加时，人的注意力集中点前移，视野范围逐渐变小。注意力集中点和视野、车速关系试验显示：车速的变化还会引起人对道路两侧景物的观察的变化，当车速为64km／h时，能看清两侧24m之外的物体，而车速在90km／h，则需在33m以外才能看清，小于上述距离则无法看清。这一点是快速路景观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在快速路两侧建设防护设备、绿化带遮蔽的强度有决策性影响。协调度因子如下：协调度，即工程项目的视觉特征是否与临近区域协调，主要体现在项目类型、设计风格、尺寸、色调、建筑材料等方面。
4.3.2 景观影响因子属性分析 在操作中，为便于计算和比较，各影响因子均使用根据其属性，通过分级评分并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的结果。为了便于对各个景观影响因子进行打分，需要确定其属性分级。对于可定量的指标，如影响人口、视频和视距等因子，可采用5级量化分级的方式进行打分；对于不可量化的指标，如醒目程度、协调程度等指标，可采用5级描述性分级进行打分。具
4.3.3 景观影响指数函数
其影响的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协调度的正负。
5、重点工程与周围景观的相容性问题
基于高速路和周边景观在风格方面以及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可能存在的差异，应重点分析重点工程与两侧景观的相容性问题，这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高速路所具有的现代及高科技特征；另一个是工程附近区域的景观文化特征（尤其中国独特的“山水化”了的景园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趋势。
这个分析过程可以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一般描述性方法完成。
6 缓解措施和建议在景观影响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缓解措施和建议：（1）为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线路尽量利用地形、地貌与周围环境协调配合，少占耕地、少拆迁，高填地段采用保护与环境美化相结合的措施。充分利用地形；（2）在设计风格、尺寸、色调、建筑材料等方面进行调整，以及利用建筑学方法，使建筑与周边景观的反差度降低、使建筑群的布局得到优化；（3）通过隔离带、绿化带的建设以美化沿线环境，同时遮蔽周围部分景观，降低负面影响；（4）注意工程规划中地下设施的作用，防止地下布局架构的不良景观影响。（5）缓解措施不仅要考虑挽救和缓解工程的负面影响，更应积极的考虑美化环境、改善景观的设计。
7、结语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我国实施已有20多年了，该项制度的实施对开发项目的合理布局，控制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与国际上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仍未受到关注。为此，建议我国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力度与实际应用工作，以丰富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韵发展。具体措施为：①开展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根据国外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状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评价的内涵和评价方法。景观生态学和景观美学是其中的理论依据，评价应以科学、方便、实用为原则。②制定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技术导则，指导和规范此方面的工作。③开展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示范研究。根据不同的地区、类型，选择几个项目，全面开展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为开展该工作提供范例。④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在评价的过程中重视公众的关注程度，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发挥环评法所肯定的公众作用。⑤注重景观影响评价专业人员的培训。随着环评法的实施，培训的内容应加强景观及视觉影响评价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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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2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电子产品出口
前言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国内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针对性研究较少，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的产生影响到电子出口市场的快速发展，要求外贸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因素来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最终由此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以下就是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当前外贸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的突出影响
（一）消极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现象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电子产品对外贸易业务的有序开展，且促使其在贸易活动开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秩序混乱的问题，最终影响到了其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第二，技术性贸易壁垒给电子产品出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身成本投入，其逐渐通过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方式来削弱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力。从而导致我国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开始扩大对电子产品生产资金的投入，最终由此影响到了电子产品出口效益。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对我国电子产品出口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应给予其高度的重视[1]。
（二）积极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给中国电子产品出口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推动了我国电子产品整体水平的提升。即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我国电子产业为了更好的稳固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其开始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自身贸易活动开展中的问题，并通过引进新型生产技术的方式来不断强化自身电子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且最终推动自身产业的整体发展。其次，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还体现在其提高了企业法律意识。即我国电子企业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逐渐呈现出下滑的销售趋势，从而导致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自身知识体系结构，并引进国外技术标准，以此来提高自身整体发展水平。
二、中国电子产品产业出口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
（一）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助于其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问题，因而在国际市场多元化结构背景下，我国外贸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应通过对自身资源整合的方式来不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最终达到有效推广自身品牌的目的。此外，由于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下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稳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要求其应通过引进新型生产技术的方式来提高电子产品生产质量，继而满足他国消费者需求，且促使消费者对中国电子产品品牌产生认可的态度。另外，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不断提高自身自主品牌国际化水平，以此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达到高效出口销售目的。
（二）强化对出口目标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的认知
在电子产品产业出口销售过程中强化对出口目标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的认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此，首先要求企业经营者在开展企业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职能，为企业技术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促使其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能提高自身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认识，且通过阅读相关资料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对目标市场技术标准及法规的掌握程度，最终在电子产品生产过程中加强对产品技术含量及安全等方面信息的检测，达到最佳的出口状态。其次，在电子出口贸易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依据消费者需求的转变来不断完善电子产品技术标准，以此来提高企业出口销售量[2]。
（三）构建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
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的构建首先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安排相应的工作人员全面收集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关的信息，且在此基础上通过调查的方式全面掌握到国外市场的新规定，继而以此来完善自身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机制内容，达到最佳的电子产品出口成效。此外，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构建相应的咨询部门，以便电子产品生产部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遇到相应问题时可对问题展开及时解决，继而由此达到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效果。
（四）培养企业创新能力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基础措施，对于此，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增强自身人力资源的开发，且在此基础上定期安排相关技术人员参加相应的培训，使其在培训过程中能提高自身创新能力，并将其应用于电子产品出口工作中，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此外，在加强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企业亦应通过完善自身薪酬模式的方式来留住专业化人才，且促使其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环境中，并及时发现技术性贸易壁垒给企业电子产品出口所带来的影响，继而对其展开有效解决，同时形成新型出口模式，为自身发展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3]。
结论
综上可知，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电子产品的出口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因而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不利因素的产生影响到企业业务的顺利开展。要求当代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提高对此问题的关注，且应在遇到挫折的过程中通过培养企业创新能力及构建技术性壁垒预警机制等途径来提高企业电子产品出口能力，并最终完善企业产业结构，达到高效出口目标。此外，为了推动电子产品贸易活动的有序开展，要求企业应致力于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庄明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02）：112-115.
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3
关键词: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电子商务应用实际上就是一个融合了企业内部业务流程并拓展到企业边界之外,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一种)、渠道商、客户、合作伙伴,以至竞争者的外部业务流程集成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由信息技术和通讯网络实现的电子化的业务流程(刘璞,2007)。从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的那一天起,企业家和学者们就没有停止对电子商务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即信息技术投资是如何转化成资产、资源和企业绩效的”作为对信息技术贡献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认为对信息技术投资是否会在新的网络使能环境下产生商业价值的问题给出一个适当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复杂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归结为电子商务应用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根据对美国ASP+BSP、荷兰SDOS、美国博士论文库、我国CNKI数据库、我国优秀硕博论文库等数字论文库的检索,发现在电子商务产生的价值和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献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献居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献可以分为四类:(1)分析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分析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3)分析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4)分析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对应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样本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统仿真的方法进行。本文尝试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以探讨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根据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不少学者从企业业务活动的角度探寻电子商务应用如何成为企业增加价值的源泉。George、Ray和Georgios(1999)在现实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评价了EDI对企业绩效有利和不利的影响。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对企业绩效的测量是从下订单时间、反向订货时间以及发货时间这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独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订单完成时间)的绩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订单完成的时间。
Wu、Vijay和Sridhar(2001,2003)应用似乎不相关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电子商务应用对美国企业的绩效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把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分解为四个方面:沟通、内部管理、订单接收和电子采购。结果显示应用电子商务并没有给企业绩效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对客户满意和关系改进的影响大些,对效率和销售绩效的影响较小。
邵兵家、蔡志刚(2005)认为企业通过将电子商务的某项活动和行为将价值增加到了产品或服务中去,使得顾客愿意比原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该产品,这样企业绩效有可能会增加。因此,他们将电子商务中增加价值的活动分为四种:信息、网上交易、与顾客交流交互、与供应商经销商交互。通过对中国IT业64家上市公司的调查,他们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电子商务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电子商务能够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的支出,但总体上电子商务对企业绩效存在正面的影响。
Apigian等人(2005)认为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技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战略需要,并和企业当前的业务流程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升其市场地位,增加其收入。为此,他们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互联网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257个有效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为了实现收入增加和增进关系的战略目的,企业可以在市场渠道和与客户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增进关系,企业还可以在与供应商的互动方面使用互联网;为了降低成本,企业可以在分销、供应商互动和内部运作方面使用互联网;而为了节省时间,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互动,进行内部运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将销售管理活动和产品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联网预算、互联网工具的应用与销售绩效和销售效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美国和加拿大企业的调查,证实了网络的使用确实对企业营销活动和营销绩效有正面影响。
任峰,李垣,孙爱英(2003)构建了由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网络应用作为自变量、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作为中介变量,销售业绩和市场改善作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在对广东等八个省份、12个行业、112份有效问卷的调查基础上,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证明了网络预算、网络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网络应用对客户关系管理活动、信息管理活动存在正向影响,表明中国企业通过网络确实可以改善营销活动,可以加强客户关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资源和能力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的观点是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Zhu和Kenneth(2002)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是将组织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相连接的桥梁,可用于分析电子商务价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应用电子商务这种特定的资源,提高企业的能力,增加企业绩效。尽管如此,在电子商务应用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文献采用基于资源的观点分析了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有影响力的探讨电子商务能力及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吕兰、赵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电子商务技术资源、人力资源和业务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论为:信息技术资源和业务资源对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有影响,而人力资源对电子商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企业的电子商务绩效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支持了对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其增加的分销渠道、新营销媒介、加强的运营效率、自动化的客户服务运营、改进了的客户数据收集技术、以及实时和互动的信息交换等方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期望。
Chu(2004)通过网络调查的方式收集了5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不同行业的250家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层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与企业整体绩效(包括电子商务绩效、经营绩效、竞争绩效、利润和销售)的关系,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显著,不同的电子商务能力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不同。
吕兰和赵晶(2008)根据在中国收集的175份实施电子商务的制造企业的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检验了电子采购业务中的电子商务能力、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具体指标没有说明),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企业财务绩效无直接影响,但对电子采购流程绩效有显著影响,而电子采购流程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产有影响。
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选择西班牙的十个行业(纺织和皮革制造、化工、电器制造、交通设备制造、手工艺品加工和贸易、零售业、旅游业、商务服务、电信和计算机服务、健康和社会服务)1010家企业作为实证调查样本,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由在线采购成本、供应商关系、物流和库存成本表示)的影响,发现电子商务能力对电子商务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这类从企业资源观的角度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各项资源和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分析由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的其他能力作用所产生的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内学者刘璞(2007)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初步证实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作用,证明营销能力是企业电子商务应用与营销绩效之间重要的中介变量。该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缺憾,而且可以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但是对于内涵丰富的企业能力来说,尚缺乏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
三、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应用驱动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业是否会采用电子商务,哪些因素会对企业的这种行为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分析了影响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因素在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后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认为驱动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和财务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他们在信息技术业务价值(ITbusinessvalue)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将绩效驱动器(例如,Internet应用,流程,以及客户和供应商的电子商务准备度)和运营、财务评价指标连接起来的电子商务价值框架,认为企业进行电子商务应用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与企业运营绩效(OperationPerformance)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三个因素为(1)IT应用(包含顾客导向、供应商导向和企业内部导向的IT应用);(2)流程的变革(包括面向顾客、面向供应商和企业内部的流程变革);(3)就绪程度(指的是顾客和供应商电子商务就绪程度)。因此,他们认为进行电子商务转型的企业必须进行增效投资,不仅在信息技术方面分配资源,同时必须规范业务流程,分析客户和供应商的准备度,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术、组织和环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对信息系统创新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的。Iacovou等人(1995)应用TOE框架发现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直接受其与其他信息系统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响。Ramamurthy等人(1999)认为E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的制约。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电子商务企业价值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准备度是对电子商务价值影响最大的因素,财务资源、全球范围和监管环境同样对电子商务价值有重要贡献;虽然竞争压力会驱使企业采用电子商务,但是电子商务的价值更多的是与技术集成和组织资源相关而非外部竞争。
四、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的绩效影响
除了分析单个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战略联盟对电子商务应用企业的绩效影响。如Evans和Wurster(1999)认为电子商务联盟的主要利益在于业务范围的扩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实客户。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电子商务下的联盟绩效。他们认为多个企业联盟能够创造更深意义的利益,像虚拟市场的网络经济能够使联盟的企业发展或者获得主要的资源信息,并且显著降低信息交换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资源联盟中谈到了传统公司联盟电子商务将挖掘出新的联盟利益。企业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提高声誉,减少在线活动的投资,并且可以从联盟伙伴(传统的企业)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通过对69家应用电子商务企业的联盟调查发现,营销联盟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技术联盟产生的价值。研究的另一个结论是,与其它应用电子商务伙伴的联盟与传统意义上的伙伴联盟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没有很大区别。陈代江(2004)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研究了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电子商务和联盟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建立了技能型战略联盟同时应用了电子商务的国内企业以及联盟体的相关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技能联盟中,企业的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电子商务对联盟绩效的竞争优势、技术创新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联盟中的规模效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新晨
五、发展展望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总结,笔者发现不管是研究电子商务应用对企业整体绩效影响的还是研究对企业职能绩效影响的文献,都是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或者是考虑现有企业能力将对电子商务应用产生的绩效影响,绝大多数直接将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没有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而根据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介变量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联系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的环节。虽然国内学者刘璞(2007)分析了营销能力在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该研究所涉及的营销能力只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针对其他能力开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就分析方法而言,除了Apigian等人(2005)、Zhuang&Lederer(2006)、George&Despina(2000)等少数学者应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外,其他学者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都是比较传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由于多重共线性和忽视测量误差的困扰,分析结论的客观性经常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数据分析方法的滞后影响了对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论证的严密性。
就调查对象而言,只有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是针对中国企业的,其他的实证研究数据几乎与中国毫无关系。而邵兵家、蔡志刚(2005)的研究只选取了6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较小。在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受到如此重视的今天,相关研究的不足也是实证研究的一个缺憾。另外,现有研究在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以初期应用和短期绩效代替深入应用和长期绩效,只选取了企业电子商务初级应用的横截面绩效数据,而没有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应用不同阶段的企业绩效问题。但实际上,我们通过前期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应用和实施作为企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其本身是一个与企业战略、结构、技术变革相关的过程。随着电子商务应用的逐步深入,企业将不断深化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同时提升相关能力,改善企业绩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电子商务应用当然难以使企业经营绩效得到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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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4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教育投资收益;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G46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6-0023-05
经典的明塞尔收入方程给出了个人收入的对数与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以及工作年限平方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在估计教育投资收益率方面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但在解释现实中诸多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路径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详细分析影响个人收入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错关系，以及它们对个人收入的作用路径。
一、个人收益的构成
根据教育投资的收益是否能够用货币来衡量，可以把教育为一个人带来的收益分为市场化收益和非市场化收益。市场化收益主要包括工资收入、社会保障，非市场化收益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可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精神满足。
教育所带来的收益中货币化收益是最主要的，因为一个人努力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得到更好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从中国的现实看，接受更高等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非货币性收益的人数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货币收益中，机会最终也是体现在收入上。因此，本文确定以工资收入作为与教育投资相关的主要收益，后面的分析中就采用“收入”一词。
二、各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分析
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大类：第一类是非人力资本因素，如劳动力市场供求、行业因素等;第二类是人力资本因素，即个人人力资本存量因素。在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时候，我们无法从收入中直接分离出非人力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更无法直接将教育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分离出来，所以需要将与收入相关的全部影响因素都加入模型，通过模型计算，将它们对收入的影响分离开来。
（一）非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拥有同样人力资本的人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不同、所在行业不同，他们的收入就会有所差别，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1.劳动力市场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应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还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求条件。如果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大于需求，那么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也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高于不发达国家，所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获得高收入。这正是实证分析得出――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低于不发达国家这个结论的原因。
在中国也有同样现象。不同地区人才素质不同，即人力资本拥有量不同。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人才济济，因此高学历者也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人才短缺，高学历者很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因此，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是人力资本以外的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
2.行业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甚大，不能反映效率与收入的关系。2000年，中国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2013年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 ：1（2013年5月20日人民网）。而国际上公认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超过3倍则需要加以调控。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并非人力资本因素，而主要是制度因素。现行体制、制度“明规则”和“潜规则”因素形成收入差别。“明规则”如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高于非垄断行业，“潜规则”如人们所说的“灰色收入”。
（二）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一些因素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而另一些因素是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原因。所谓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结果的因素是指那些能够对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力资本，如职位、职称和职业因素等;反映人力资本形成原因的因素是指那些能够带来人力资本存量增加的因素，如个人初始能力、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培训等。
1.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结果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结果是存在异质性的，即进行相同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个体，其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增量是不同的。以往研究采用教育投资和教育后投资来测量人力资本是不准确的。这也正是教育和工作年限对收入变差的解释程度很低的原因。因此本文采用职位/职称以及职业来测度人力资本积累结果，分析它们对收入的作用。
（1）职位/职称对收入的影响
在工资收入分配中，收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职位或者职称的差别上。在同一个单位，相同工作年限和相同教育程度的两个人，如果他们的职务不同或职称不同，那么他们的收入差别会很大;相反，相同职务或相同职称的两个人，即使工作年限和教育程度不同，他们的收入差别也会很小。
这种职务和职称等级的差别来源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因此用职务和职称的综合指标代表人力资本存量来考察其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更具有合理性。
（2）职业对收入的影响
劳动者从事的职业反映了个人人力资本的构成情况，例如从事医生、律师、飞行员、艺术以及软件编程等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这种专业素质就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人力资本使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职业”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2.反映人力资本形成原因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
（1）初始能力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这里讨论的初始能力是指个人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所具备的能力，既包括遗传因素决定的能力，也包括家庭环境及父母教育决定的能力。
初始能力并不直接作用于个人收入，而是通过学校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活动间接地作用于收入。个人初始能力对收入的作用通过图1所示的途径进行。
首先，初始能力通过对教育的作用间接地作用于个人收入。通常与受教育水平相关的能力是学习能力或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家族的遗传，另一方面来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遗传的结果反映在孩子的智商上，而言传身教的结果反映在孩子的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上。那么，在这方面初始能力越强的人，其能够接受的教育越多，且接受的教育质量也越高。
其次，初始能力将通过对就业机会和升职机会的作用而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初始能力体现在一个人的人际沟通与协调能力上，这种能力对就业和升职机会具有直接实现的机制。经验证明，如果一个人具备很强的沟通与协调能力，那么他在应聘过程中就会容易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获得需要的工作;在工作中，这种能力也会使他创造更好的工作业绩，同时得到同事和领导的信任，进而获得升职的机会。
最后，初始能力还会通过对工作经验积累的作用而间接地影响个人收入。初始能力通过如下两个途径对工作经验积累发生作用，其一是通过学校教育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初始能力越强，受到的学校教育越多，而接受更多教育的人，其认知能力、学习能力越强，从而经验积累的越快越多;其二是直接作用于工作经验积累，有些人虽然没有接受很多的教育，但是工作中，在学习技术等实际操作技能方面体现出很高的悟性，这样的人工作经验积累比较快。
（2）学校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制
学校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对个人收入产生影响。
第一，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能力，从而直接作用于收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生产力功能主要体现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教育通过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与技术，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术水平，增加人的知识含量。二是教育通过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智力与精神活动，促进人的认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即不仅使人学会做正确的事，而且能够掌握正确地做事的本领。三是教育通过伦理道德的评价与高尚人格的弘扬，将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提升与人格完善产生积极的诱导与驯化作用。因此，教育的生产力功能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对于受教育者的四大效应上，即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效应、提高选择能力的配置效应、提高创新能力的创新效应以及完善人格的道德效应。
第二，教育通过对教育后投资数量和投资成果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学校教育对一个人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并不终止于学校教育结束的时候，它在工作中还会继续发挥作用，它能够通过对工作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而间接地作用于收入。学校教育与教育后投资两者关系是正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在工作期间进行更多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学校教育改进了人们在职学习吸收和消化的效率。而雇主也倾向于为教育程度更高的员工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教育赋予了人们对于接受培训的更大的能力和动机，所以为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进行投资会更有效率。教育后投资越多的人，人力资本积累更多，因此获得的收入更多。
（3）职业培训对收入的作用机制
职业培训投资是教育后投资的重要内容，是相对于一般的正规学校教育而言的。在职培训分为：干中学、看中学、教中学。非学校教育投资与学校教育投资一样，也是在降低现期收入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提高未来的收入。对于企业来说，对员工进行职业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劳动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收入;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职业培训可以增加其人力资本水平，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
（4）工作年限对收入的作用机制
工作年限对收入的直接作用反映在工龄工资上，而工龄工资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工作年限对个人收入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发生的。工作时间越长的人，通过干中学、看中学以及相关的培训会积累更多的工作经验，从而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他们将获得更高的收入。
三、构建结构方程的理论模型
（一）选取潜在变量和测量指标
1.选取内生潜在变量及其测量指标
内生潜在变量是由系统内决定的，并且是不能被直接观测的到变量。本文中选取三个内生潜在变量：个人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
（1）个人总收入
一个人的总收入主要由其人力资本以及与人力资本相关的因素所决定，即由系统内的各影响因素决定，因此显然是内生变量。本文只将个人货币总收入作为个人收益的测量指标，当然是税前的总收入。
（2）受教育程度
由于个人初始能力对教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将受教育程度变量视为内生变量更为合理。又由于学校教育是一个笼统的变量，因此把它看作潜在变量。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变量显然要包括受教育等级或者受教育年限指标。本研究采取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教育所履行的人力资本开发功能不同，从而对收入的影响也不同。在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中，教育等级作为定序变量处理，即研究生学历高于本科学历，而本科学历高于高中学历等等。
另外一个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变量是教育质量。不同质量的学校教育对学生人力资本增加程度是不同的，甚至有非常大的差距。如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典型的差别就是他们的毕业生升学率。有些重点高中毕业生考入一本院校的人数近2/3，而普通高中则可能只有1/10。以往一些学者研究教育质量对收入的影响时，采用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教师工资、学校等级等指标作为测度教育质量的指标，本文采用学校等级指标，包括高中学校等级和高等院校等级两个指标。
（3）人力资本
除了市场条件和政策因素以外，人力资本是影响个人收益的绝对重要因素。一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是由其个人能力、所受的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等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属于内生变量。显然，人力资本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需要找到能够说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变量。本文设定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为：职务/职称和职业。
2.选取外生潜在变量及其测量指标
本文选取三个外生潜在变量：工作年限、个人初始能力和职业培训。
（1）工作年限
由于工作年限是可以观测的指标，所以将该潜在变量直接对应一个观测指标。
（2）个人初始能力
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始能力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体现在家庭环境和由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及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进行的有目的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上。从统计的角度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与子女的个人能力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选择用家庭背景来反映一个人的初始能力是合适的。
作为反映家庭背景的指标，我们选择了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学历和父母的收入。
（3）职业培训
职业培训为潜在变量，其测量变量为培训次数/时间长度和培训等级，培训质量的具体指标为培训等级。
（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模型中内生潜在变量为三个：个人总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外生潜在变量有三个：工作年限、个人初始能力和职业培训。具体如图2。
根据这个理论模型框架，利用LISREL应用软件，得出路径系数。由此，可以分析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即该结构方程模型不仅可以得出教育对收入作用的直接效应，也能分析出教育通过人力资本而对收入产生的间接效应。这正是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教育对收入作用的初衷。
四、实证分析
实证工作主要包括：第一，设计调查问卷，选择调查方法，确立资料整理方法;第二，对收回的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筛选、转化和分析，确定模型分析所需要的有效数据;第三，采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验证在该样本下指标分类的正确性;第四，采用LISREL软件估计并验证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个人收入的直接作用效果和间接作用效果，从而揭示出教育对个人收入的作用机理。问卷设计和数据处理这里不作更多描述。
（一）因子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71份。利用SPSS软件对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进行因子分析。
1.外生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
根据初步因子分析结果，发现对于该样本数据来说，家庭人均收入指标不显著，因此将其释放。对剩余六个指标再次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
表1给出了三个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这三个指标对方差的贡献率提高到86.355%。很显然，父母的学历和父母的职业属于一组，而工作年限单独说明一个指标。由上面的因子分析可以看出，本文选择的测量指标经过筛选之后，与要说明的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验证。这是结构模型能够实现的基础条件。
2.内生变量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总体方差解释（表3）表明需要用两个因子说明这五个指标，而这五个指标的贡献率为76.142%。从旋转的负荷矩阵（表4）看，本人的学历、高中等级、大学等级仍然说明一个因子――受教育程度。而收入和职位/职称仍然属于高度相关的两个不同概念。因此内生因子有三个：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这里用职位/职称来表示）。
（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在结构模型的参数中，除能力与人力资本相关系数的t检验（t>1.96）通过0.05显著性水平之外，其他系数的t检验（t>2.58），均通过0.01显著水平的检验。
图3中inc为个人收入，edu为受教育程度，hcp为人力资本，time为工作年限，ab为个人能力。
关于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收入对教育、人力资本和工作年限的回归检验结果比较理想（R2=0.53），说明收入被这三个变量解释程度较高。但是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两个回归模型以及引致效果中的三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不够理想，这说明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对人力资本都不是完全的解释变量。对前者的解释是受教育程度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还取决于教育制度（即基本保证每个人都能接受9年义务教育），以及学校教育管理（学校的“强制”学习办法）。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衡量个人初始能力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能力的原因。对于后者的合理解释是与收入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这里用职位/职称代替）不仅受到个人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还受到教育后投资（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影响。而此模型中没有考虑这部分影响。这并不表示此关系不成立，只是说还有其他解释变量没有被包括进来。
结合图3中的结果，总结各因素之间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系数，并分离出各因素对收入的最终作用结果，如表5。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14+0.44*0.22=0.23，如果考虑完全属于教育的作用，还需要减去个人初始能力的作用0.4*0.23=0.092，最后得到完全属于教育对收入的作用系数为0.23-0.092=0.138。由此计算出本科教育高于高中教育的收益率6.9%（13.8%*2/4）。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将教育作为内生变量，一方面可以看出教育受个人初始能力影响的程度;另一方面也看到个人初始能力真正发挥的作用，即它不仅对工作中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对教育的影响而间接地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在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中，卡方检验结果中？字2/df小于3，符合要求。但p值不够理想，其他指标都非常好，模型基本可以通过。
本文采用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突破了以往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它不仅可以提供复杂的路径关系分析，而且释放了变量不能存在测量误差的限制。在实证研究的结果中看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收入的作用路径及作用程度，从而也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对收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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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5
关键词：旋转；机械；现场动平衡；影响因素
【分类号】：TH877
从动平衡的操作的一般步骤来看，动平衡的计算并不复杂，但是实际机组进行动平衡时，并不是简单的套用公式，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动平衡问题深入认识，才能取得很好的校正结果。
1试加重量和角度的合理选择
动平衡测试中需要通过加试重来改变振动的大小，从而计算应加的重量大小和位置。理论上，所加试重的大小和位置是任意的，但是实际上如果试重不合适将直接影响动平衡的工作。因此试重在动平衡过程中直观重要，直接关系到动平衡的精度和效率。
当影响系数已知时，由影响系数和原始振动可以直接求出试加重量的大小和角度。若影响系数未知，需要估算试重的大小和角度，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试重的确定包括试加重量大小和试加角度两个方面。
1.1试加重量的确定
如果试加重量过小，加重前后引起振动变化不明显，由此得到的影响系数误差较大；如果试重重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机组的振动过大，甚至造成设备的损坏。在没有参考数据的情况下，试加重量的大小可以按照加重产生的离心力近似等于转子重量10%来确定，以此为基础修正。有把握降低振动时可以将试重加大一些，没有把握时试重可以偏轻一些。
1.2试重角度的确定
动平衡工作中，试加的角度很大程度上比试加重量更为重要，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试重角度若正确，试加重后的振动将减小，为后续动平衡工作奠定基础。第二，试重角度若合适，即使加重量偏重或者偏轻，振动都会发生明显改变，从而求得的影响系数较准确。
试重的角度可以由相位角和机械滞后角来共同确定。仪表的相位是指脉冲前沿到振动信号的第一个正峰值所转过的角度。根据相位角定义，试重角度确定方法如下：
（1）设键相标记为零点，逆着转子旋转方向，转过相位角即可找到高点；
（2）有振动理论可知，振动高点总是滞后不平衡力一个角度，即机械滞后角。因此，有振动高点顺着转子方向旋转滞后角方可找到不平衡力所在角度；
（3）不平衡力和加重位置之间相差180°，所以在不平衡力所在角度转过180°方向即是加重位置。
1.3机械滞后角的合理选择
在振动相位角、传感器零点标记都已知后，机械滞后角就对加重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了。机械滞后角的选择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平衡转速距离临界转速的远近程度，另外还与支撑特性有关。通常情况下平衡转速小于临界转速时，滞后角为0°～90°；平衡转速在临界转速附近时，滞后角为90°；当平衡转速大于临界转速时，滞后角为90°～180°。
随着机组的日趋大型化、复杂化，出现了柔性支撑，也就是支撑系统临界转速低于工作转速。在这种情况下，滞后角的选取就复杂的多。除了上述因素外，还要考虑工作转速距离支撑临界转速的远近程度。柔性支撑系统工作转速下的轴瓦振动滞后角普遍比刚性支撑滞后角大60°～150°。
2影响系数的合理选择
为了使多次动平衡试验测得的影响系数具有可比性，传感器的安装和设备启动的环境，工作情况等必须相同。在选择影响系数时，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进行优先选择。
（l）对于加重前后振动发生变化较大的试验数据可以优先选择。如果加重前后振动变化小，计算出来的影响系数误差大，这样的系数不可靠；
（2）优先选择在本跨转子上加重对本跨测点振动的影响系数，尽量不选择外跨转子上加重得到的影响系数。这是因为，本跨转子上的加重对本跨转子振动影响比较明显，对外跨测点振动影响较小，振动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误差；
（3）对于由影响系数推算出来的机械滞后角符合滞后角变化规律的要优先选择。以刚性支撑为例，低于临界转速的滞后角要小于90°；高于临界转速滞后角要大于90°。滞后角应该随着转速的升高而逐渐增大；
（4）根据测点和加重面之间的距离，影响系数的幅值是由远及近逐渐减小的。不符合规律的影响系数慎重选择。
3校正面的选择
转子的不平衡校正是通过在转子校正平面上加重或者去重来实现的。现场动平衡校正平面不光受转子结构的限制，还受到许多现场因素的约束。所以在进行动平衡之前，要对设备进行检查，看现场是否有可利用的校正平面进行动平衡校正。若没有就无法实施现场动平衡，若有就要考虑实施平衡配重的方法和所需要的工具。
如果选择了合理的加重平面，则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机器启停的次数，获得较好的平衡效果。总结现场动平衡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不平衡数据采集不准确；第二，校正平面选取不合理；第三，所加试重的大小和位置不合理。三点原因中有两点与校正平面有关，充分体现了合理选择校正平面的重要性。校正平面的选取一般以振动大小、临界转速和振动测点为依据。
在转子轴承刚度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振幅在轴承中的分布与激振力的分布一致，这就说明要选取靠近振动大的一侧作为校正平面。
在转子外伸端加重，对低速和一届临界转速附近的振动影响不大，对高速接近三阶临界转速的振动影响很大，而且对主跨转子的两个轴承振动影响是同相的。这就说明外伸端加重主要解决的是高速同相振动问题。在转子主跨内靠近轴承的平面附近加重，高速动平衡时对两轴承反向振动影响大，即对二阶临界转速的振动影响很大，并呈反对称响应。
一般在选取校正平面时都希望对平衡测点能产生较大的响应，也就是用最小的平衡质量获得最大的动平衡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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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影响因子范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心理因素；社会因素
[中图分类号]D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12－05
张笑秋（1978―），女，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人口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流动。（湖南湘潭 411201）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以湖南省为例”（项目编号：11YBA139）、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研究――基于湖南的调查数据”(项目编号：E51103)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陆续进入农民工队伍，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9年末，在1．45亿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6％，约为8952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外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流动意愿选择关乎我国工业、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乎我国未来的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分类、意愿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既有分析不同代际流动意愿影响因素[1]的文献，也有分析不同类型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如定居城市意愿[2]、回乡创业意愿[3]、回乡再外出意愿[4]，但利用同一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内部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
文章利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实现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流入地调查因受当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不同流入地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为政府决策带来困难。为克服这一不足，本文选择差异相对较小的流出地调查，以湖南省为数据采集地，调查时间为2010年11月到2011年2月。农民工来源分散，笔者在来源地同样分散的大学生中挑选调查员，以尽量保证样本抽取的随机性，提高样本数据对总体的代表性。共计发放问卷950份，回收850份，剔除填写错误、填写不完整、外出时间未超过半年的问卷后，有效问卷808份，回收率89％，有效回收率85％，在有效问卷中，新生代农民工问卷483份，出生于1980年前的上一代农民工325份。以下数据除标明出处外，均来自本次调查。
（二）变量
1．因变量。因变量为F1（流动意愿），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
2．自变量。根据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5](P35)与迁移心理学[6]，本文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因素分为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包括从众心理、风险偏好、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与公平感六大变量共计29个指标。社会因素包括微观的个人因素与家庭因素、中观的社区因素与宏观的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与外出经历三大变量共计23个指标；因新生代农民工与农业联系松散，社区因素仅选择“社区内有无需要雇人的企业”这一指标；根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制度因素选择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是否参与社会保险”两个指标，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
心理因素与个人因素由于涉及变量较多，通过因子分析浓缩变量。心理因素因子分析时，KMO为0．783，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p值为0．000，可运用因子分析缩减变量。第一次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损失偏好（H6）与“打工时做得多，得到少”（H111）不具备收敛效度，删除后进行第二次因子分析。
因变量与纳入最终分析的自变量及其说明见表1。
（三）方法
因变量为四分类变量，自变量既有定距变量，也有转换为虚拟变量的定类变量，故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三、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借助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如下：
（一）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
调查显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定居城市的比例为49．3％，31．9％选择回乡，其中，回乡创业的比例为25．3％，回乡务农的比例为6．6％，18．8％选择保持流动。由此可见：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中，定居城市意愿占据首要位置，其后依次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明确的非农化意愿（即定居城市与回乡创业）共占74．6％。在上一代农民工中，选择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保持流动（35．1％）、回乡务农（24．3％）、回乡创业（20．9％）与定居城市（19．7％）。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非农化意愿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农业化意愿与钟摆式的流动意愿均低于上一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1．模型检验与参数估计
（1）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
模型适配信息表显示：加入自变量后，－2倍的对数似然函数值由截距模型的1090．441下降到937．343；似然比卡方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表明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全体与因变量中不同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对数值的线性关系显著，可采用线性模型拟合。
（2）整体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该模型的Nagelkerke R2系数为0．316，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达到31．6％，同时，通过似然比卡方检验，表明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整体模型自变量显著性检验
（4）参数估计结果
2．不同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了每种流动意愿与参照组相比，显著影响该意愿与参照组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中，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在固定其他自变量影响时的影响，以下分析均遵守该规则。
(1)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
影响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比值的因素包括婚姻、教育、家庭收入因子、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
婚姻对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表现为：已婚与未婚相比，选择定居城市的可能性更低。因为结婚可能加重家庭负担，且配偶可能留居农村，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悦中山等（2009）的研究结果亦表明：结婚后配偶在家乡将降低留城发展可能性[1]。
定居城市作为一种非农倾向选择，受到教育的显著影响，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定居城市的发生比为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2．223倍。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人们的决策行为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影响人们的生育、就业等决策，人口流动决策也毫无例外地受到该因素的影响。不管是一般的农民工流动研究[7]，还是农民工的回流研究[8]、流动人口与留守人口的对比研究[10]、留城与回乡影响因素的研究[10]、流动人口流动地区决策研究[11]，均显示：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是显著影响流动决策的变量。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的非农化流动，一是源于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心理预期更高；二是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人力资本存量更高，更易获取更高收入和更稳定的工作，从而为定居城市提供物质保障。因此，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的发生比增加。本次调查数据显示：在选择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中，62．6％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上，在选择保持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该比例仅为31．9％。
家庭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定居城市需要较高成本，如果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提供的支持力度相应增加，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定居城市不仅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还受到打工累积时间与务工月收入的影响，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务工月收入越高，定居城市的可能性增加。家庭收入因子与时间收入因子对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发生比的影响不同，前者的发生比为1．380，后者的发生比为1．449，故时间收入因子的影响力更强。家庭的支持更多源于购房等一次性支付，日常支出多由个人承担，月收入越高，承担日常支出的能力越高，定居城市发生比增加。
非经济动机越强，定居城市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因为定居城市意愿可较好地实现市民权利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等非经济动机。因此，非经济动机趋强时，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城市。
非制度性态度与定居城市意愿发生比呈反向变化，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定居城市的发生比越低。在定居城市与保持流动之间，如果流动者更倾向于认同务工，更有可能采取保持流动的行为，定居城市的发生比降低。
（2）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
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回乡创业意愿显著受到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时间收入因子、非经济动机因子与非制度性态度因子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增加，但越过拐点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回乡创业的发生比降低，表明回乡创业对年龄存在选择性。外出务工是回乡创业的前提，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资本，随着年龄的增加，创业条件日趋成熟，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比增加；但回乡创业对人力资本提出较高要求，超过一定年龄后，创业激情与创业能力降低，变为倾向于流动，回乡创业发生比降低。农民工回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回乡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30岁以下与50岁以上均占较低比例[12]，亦表明回乡创业意愿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
回乡创业作为一种非农化流动意愿，同样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其积累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更易满足创业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提出的要求。因此，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发生比是保持流动发生比的1．622倍，即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在回乡创业意愿中，时间收入因子越高，农民工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越大。打工累积时间越长，可能积累越多资金，目前，回乡创业的最大困难为资金短缺，如果个人收入越高，个人可用于创业的资金越充足，回乡创业的可能性将增加，此时，回乡创业发生的可能性高于保持流动发生的可能性。
非经济动机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高于保持流动意愿，为后者的1．372倍，即非经济动机越强，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越高。回乡创业可实现人的最高需求：属于非经济动机的自我实现。因此，非经济动机越强烈，回乡创业发生比越高。
非制度性态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回乡创业意愿的发生比低于保持流动意愿，仅为后者的0．700倍，即非制度性态度越积极，回乡创业的发生比越低。非制度性态度主要包括对打工、城市与农村的评价，当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与城市赋予较高评价时，倾向于采取务工行为，回乡创业可能性降低。
（3）回乡务农意愿的影响因素
工作时间因子、家庭人口因子与签订劳动合同对回乡务农意愿影响显著。
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回乡务农意愿的发生比较保持流动意愿低，仅为后者的0．596倍。工作时间每增加一个等级，表明农民工对工作时间更满意，工作时间更合理，新生代农民工对流动的认同度更高，回乡务农的可能性更低。
家庭人口因子显著影响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发生比比值，随着家庭劳动力人口与打工人数的减少，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外出务工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打工者一般处于劳动适龄阶段，打工人数的减少亦表明家庭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当家庭劳动力人口减少时，为耕种土地、照顾家庭，流动者回乡务农的可能性增加。
签订劳动合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回乡务农与保持流动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回乡务农。当前背景下，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障水平并不必然一致，即并不必然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保障。以是否发生工资拖欠为例，在选择回乡务农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者未发生过拖欠工资的比例仅为22．22％，低于未签订劳动合同者50％的水平。由于劳动合同执行的随意性与形式化，造成签订劳动合同但又未享受相应权益的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合同形成负面评价，甚至签订劳动合同与未签订劳动合同相比，回乡务农的发生比增加。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流动意愿的影响，实质是社会权益与劳动权益的影响，如果未享受到相应权益，且还低于一般劳动者享受的权益水平，缺乏保障，农民工回乡务农发生比增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流动意愿为定居城市意愿，紧随其后分别为回乡创业、保持流动与回乡务农，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化倾向。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影响因素构成不同，以保持流动意愿为参照，定居城市意愿作为主导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心理因素的共同制约；回乡创业意愿主要受到个人特征中的年龄与教育、流动中的务工收入、流动中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影响；显著影响农民工回乡务农意愿的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务工经历与部分制度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布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政策中，应同时关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以定居城市意愿与回乡创业意愿为主，兼顾所有意愿，采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共同发展的策略，通过完善相关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与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实现其心理需要。具体而言，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
第一，建立与个人劳动贡献匹配的权益分配制度。通过劳动分工，分配各种权益，不仅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崩溃，反而使社会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与平衡[13](P193)，从而建立与其劳动贡献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条件准入，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受益对象，降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的门槛，或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给予补贴的形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严格监管企业相关政策制度的执行。政府可将企业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工资管理、劳动时间、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执行情况与企业税收[14]、贷款等联系起来，增加企业执行相关政策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监管企业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企业与政府三方共赢的目的。
第三，加大农业与农村投入，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的完善与企业政策制度执行的监管，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与保持流动意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而发展农村与农业则有利于农民工回乡创业与回乡务农意愿的实现。加大投入，发展现代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变村容村貌，缩小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缩小城镇与乡村的差距，可增加农业与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第四，切实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优化培训方式，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政府可通过平衡城乡教育资源，发动多种力量参与农村教育，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政府扮演出资者、管理者与考核者的身份，将不同部门的培训资金整合起来，走市场化道路，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培训资金，增强培训效果，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通过农村教育质量的改善与农民工培训方式的优化，可共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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