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术论文范文1
面对网络中涌现出的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们应当保持警惕的是：这些通俗的、快捷的信息往往是随意的、不可靠的，在很大程度上会误导学生。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纳德•巴尼特研究指出，现代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旨在帮助个体以彻底的方式认识影响自己的各种力量的‘解放’进程使他们能自新……由于让每一个体审视自身内在的各种力量，他们必定经历一轮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并以新的方式看待自己”。大学生拥有自主选择任何信息的自由，因此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教师的任务就是对他们加以引导（而不是强制），引导大学生主动寻求对自身发展有利的信息，这是教师的责任，也是现代教育的理念。与此同时，大学生在“自我反省、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教师所传授的理念进行反思，从而肯定或否定教师及其这一学科的合理性，进而影响大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兴趣。可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如何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导和传授，进而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门值得深入探讨的教学艺术。事实上，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而且要拥有对所讲授内容的强烈兴趣。正如房玫老师一贯坚持的那样，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要以“四真”作为自己教学的理念，即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一）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
“真学”，就是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要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著作。研读经典著作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研读，顾名思义，是要求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深入到经典著作中去，是“真学”。而非通过二手甚至是多手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只言片语的了解，似懂非懂地给学生上课。因此，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以认真思考，教师才能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保持理论自信。
（二）对马克思主义要“真懂”
“真学”的目的是“真懂”，即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真懂”的基础上，一方面提高教师的辩证思维能力和政治鉴别能力；另一方面也提高教师的思想境界，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界限，进而在理论立场上坚定不移地拥护马克思主义。
（三）对马克思主义要“真信”
传授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基本任务，但不能仅仅把教学当作任务来完成。教师如果不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指导现实生活的一种信仰，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很难感染学生。最终，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不仅对于学生，就是对于教师自身来说，都成了一种负担。
（四）对马克思主义要“真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谓“真用”，不仅要求教师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社会上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还要求教师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只有做到了“真用”，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们也才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学习、人际交往、情感等等，也才能真正认识到理论的魅力，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才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可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是提升理论水平和增强理论自信的必要环节，也是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的必要前提。然而，教学活动原本就是建立在教学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的艺术，融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在教学过程中尤其重要。
二、以处理“三个关系”为教学纽带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融洽而和谐的师生关系则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艺术得以展现的纽带。房玫老师在多年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中强调，师生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并认为“正确处理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教师‘四真’原则的体现”
（一）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最为直接的关系
作为教师，就是要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学生，就是要认真学习该课程的内容。然而，这种最为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最为脆弱的关系。因为，在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拥有许多课堂教学之外获取知识的途径，如移动互联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因此，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最为重要途径，就是提升教师的自身修养，通过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四真”原则，引导学生进入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中来。
（二）朋友关系，是师生关系的延伸，是课堂之外师生关系的扩展
作为朋友，就是要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以教师的身份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学习。房玫老师一直反对教师和学生“搞好关系”的做法，认为师生之间的交往只是单纯的交流，不应带有任何功利性；师生之间应保持一种纯粹的情谊，这种“纯粹”剥离了一切利害关系，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友好往来。
（三）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是师生关系的进一步拓展
作为父母，就是要代学生的父母履行家长的责任与义务。大学生在学校中不仅有学习的任务，还会有生活、情感方面的困惑，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并互相影响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师，有义务去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而如果仅以教师的身份，或者仅以朋友的身份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大学生需要的是一个类似于父母的角色为自己答疑解惑。可见，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建立，是教师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前提。具体说来，加强师生之间的“三重关系”，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必须达到三个方面的要求，即“诚、热、亲”。“诚”，就是坦诚。教师对学生坦诚，就会消除学生对教师的陌生感，揭开教师对学生的那一层神秘面纱。房玫老师强调指出，教师要用自己乐观、豁达、开朗的生活态度去感染学生。“热”，就是热心、有耐心。任何时候，教师都应该耐心地对待学生的倾诉，不能辜负学生对自己的信任。“亲”，就是亲和力。许多情况下，不是以教师的身份去指示或命令学生如何去做，而是给予学生建议，引导他们如何去做。这样一来，既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能力，也有利于师生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养成。房玫老师都被大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房妈妈”，不仅是因为她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更是因为她对待学生的“诚、热、亲”，这才是让大学生对“房妈妈”尊敬、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充满兴趣主要原因。
三、以促进“主动学习”为教学目标
现代教育是促使学生“自我更新”的过程，他们需要的是教师的引导，而不是传统式的说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最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高水平的完成。这就需要教师积极探索契合大学生实际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房玫老师在教学实践中主动回应时代的变迁，探索出一系列成功的、可供借鉴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对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课前问卷调查
房玫老师看来，“大学生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以及“一定水平的理性思维和审美情趣”，因此，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学生对教学的“期望视野”，多采用学生乐于接受的教学模式和手段。因此，“课前问卷调查”的运用就在于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需”，在于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能否产生兴趣。因此，问卷的设计一定要有针对性。具体来说，进行问卷调查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调查问卷的设计要契合学生的心理，包括问题的选择、排列顺序等等，以确保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第二，要选择好问卷调查的时机，一般要在学生大致了解课程的基本性质之后再进行问卷调查，以确保调查的真实性。教师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分析，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所在，方能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学习。
（二）诵读马列经典
引导学生进入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诵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方面，这些经典著作在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之后，具有不可置疑的信服力；另一方面，改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再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更有力的证据了。房玫老师指出，带领学生诵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作为课前的“热身”活动，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通过阅读，可以加深学生对经典著作的印象。诵读著作的选择可以是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思念—致燕妮》，也可以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可以选择诗词等。尽管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诵读太多的内容，但重要的是让学生对所诵读的著作产生兴趣，并理解和接受著作中的观点。
（三）剖析重点难点
房玫老师在教学中一直遵循着这么一条原则：以疑引思，重点剖析。即将教学的重点难点内容设置成问题让同学们率先思考，借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然后再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这一做法，一方面转变了教学的主体。学生们不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独立自主地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师生互动，促进了教学相长。尽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所讲授的内容，早已耳熟能详，对学生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但对于学生具体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阅历等并未有十分清楚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与自己的相互运动过程中的动态，则只能从相互运动的信息反馈中得知”。教师正是在与学生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获得灵感，寻求剖析、解答重点难点知识的突破口。
（四）学生自讲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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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堂缺乏情境创设与师生的互动交流
多媒体教学的显著优势是将文字、图片、音频结合起来，以一种立体的形式呈献给学生。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师生的互动交流与情境创设。个别教师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没有摆正教师、学生、多媒体三者的关系，不能根据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特点与内容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如，在讲授《中国近代史纲要》国共合作的知识点时，教师只是利用多媒体展示知识点，却忽视了必要的情境创设。教师忙于播放预先制作的PPT，完全忽略了学生的感受，课堂上教师不提问，学生不问问题，师生缺乏信息与情感交流，多媒体教学变成了“填鸭式”教学。这极大地影响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1．2多媒体课件设计不科学
多媒体课件的设计要与教学内容相辅相成，课件要以政治理论课的内容为基础，要根据课程标准、教学内容、学生情况等多方面因素来设计教学内容，课件不但要完整地展现政治课的教学内容，更要有清晰的思路、完整的结构，要始终为教学内容服务。个别教师在设计多媒体课件时，盲目将书本内容电子化，并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教学目标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多媒体课件内容单一，形式单调，不能触发学生的思考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③。
2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优势
2．1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认知能力
兴趣是学习最好的教师，培养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对促进思政教学工作具有重大意义。高校思政课是我国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门基础课，其理论性强，内容抽象，需要学生具有较好的思维抽象能力。一些问题用传统的授课方式难以讲清楚，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多媒体教学集合了文字、音频，它可以将抽象、模糊的政治概念具体化、直观化，将枯燥的内容通过视频、音频的形式展示出来，有很强的表现力与真实感，能够调动学生的眼、手、脑等多种感官参与到学习中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教学使学生变得爱思考，善于思考，改变了以往思政课枯燥无味的课堂气氛，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多媒体教学不仅创造了生动和谐的学习情绪，更提高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④。此外，多媒体教学也是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重要手段。教师通过展示大量生动、鲜活的事实案例，使学生们明白了哪些是正确的价值观、哪些是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中，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的视频资料，能够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恋爱观、家庭观，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
2．2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校思政课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思政课理论性强，传统教学方式对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效果不大，多媒体教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心理学研究表明，培养创新思维需要人体多个器官的参与、配合，人的心理活动要与外界刺激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认知。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教学手段，集合了视、听、读、写各个要素，能够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刺激大脑的活跃程度，大大增强对思政内容的理解能力。同时，多媒体将大量的画面、场景集中在一节课中，扩展了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自主学习的创造性思维⑤。
2．3有助于加强思政课的亲和力与时代气息
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枯燥无味、空洞说教，教师在课堂上只是言传口授，采用板书的形式将深奥的原理表述出来，学生缺乏认同感，课堂气氛缺乏亲和力与时代气息。学生认为，思政课只是背，通过死记硬背掌握一些考试必考的知识点，并不深究知识的内涵，对思政课本中的思想、价值观并不理解，认为那是虚无缥缈、无法触及的东西，甚至一些学生认为思政课就是骗人的把戏。多媒体教学会极大地改变这一状况，因为多媒体教学可将各种信息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将教学内容与学生身边事、国内外形势、社会热点话题结合起来，使学生明白思政课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在讲解《资本论》中社会生产总值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数据，使学生形成直观影响，从而提高课堂的亲和力。又如，在近代史纲要中，介绍我国新时期取得巨大成就时，教师可以配以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神舟飞船成功发射、体育健儿奥运夺金等图片或视频，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祖国的强盛与伟大。这些事例不但增强了思政课的认同感与时代气息，更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利于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3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原则
3．1平衡性原则
教师在高校思政课运用多媒体技术时要掌握好平衡点，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平衡性原则包括课件使用与老师讲解的平衡、课件信息量与学生独立思考时间的平衡、课件使用与板书的平衡等多个方面。当前高校教师对多媒体教学依赖性越来越强，几乎每节课必用多媒体教学，但要注意的是思政课并非每节课都需要多媒体，对于一些理论性强的章节，教师的耐心讲解、循循善诱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教师要正确把握课件的信息量，PPT承载的信息量要与教学内容、目标、学生的理解能力结合起来，课堂上不能一味地播放PPT，学生不能被课件牵着鼻子走，要给学生留足自由思考的时间，这样学生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教师课堂授课才会张弛有度、重点突出。
3．2有效性原则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是为思政课教学目标服务的。因此，在思政课上运用多媒体要遵循有效性的原则。多媒体教学内容要与思政课内容高度相关，并有一定程度的延伸与扩展，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这要求教师在制作课件时，要选好材料，针对课堂内容与学生特点有针对性地备课。要考虑素材的思想性与时代性，将抽象的原理转化为通俗浅显、易于学生接受的内容。此外，课件不能太过于花哨，过多的图片与背景音乐，不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反而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
3．3趣味性原则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集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课堂要有一定的趣味性，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乐趣。思政课抽象性强、部分内容深奥，课堂上真正想学习的学生往往会被思政课高深的理论性吓倒。因此，教师在利用多媒体教学时，要加强教学的趣味性，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创设多种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⑥。如，在教授“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时，教师让学生们说出自己的理想，鼓励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4多媒体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中合理运用的策略
4．1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与技术能力
思政课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与技术能力。教师要对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有深刻的把握与理解，能够解答同学的思想困惑，将枯燥的理论讲解得深入浅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教师要提高课堂驾驭能力，通过富有激情的讲解启发与感染学生，使学生产生思想共鸣。个别教师在上思政课时只是对着电脑念PPT，完全忽略学生感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教师要利用深厚的专业素养感染学生，激发他们对思政课的兴趣。同时，教师要不断提高计算机操作能力，能够将课本内容与多媒体课件有限结合起来，不能简单地将板书变成电子版。增强素材的搜集、整理能力，丰富课件内容，形成图文并茂、声像结合、视听结合的全方面教学模式。教师只有将深厚的专业素质与高超的技术能力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4．2加强师生的互动交流
运用多媒体教学并不是忽略师生的互动交流，恰恰相反，多媒体课堂更需要师生的交流与合作。师生交流要贯穿教学课程的始终。当前，个别教师忽略师生交流，教学课堂气氛沉闷，学生不提问题，老师更不问问题，这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应通过多种手段加强与学生的课堂交流，了解学生的听课状态，把握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如教师通过鼓励学生提问、课堂师生互动游戏、学生分角色模拟教学内容、师生共同讨论话题等方式加强互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良好的教学效果⑦。
4．3优化多媒体教学的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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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位政治课教师都有干好本职工作的满腔热忱，但仅凭满腔热忱又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就目前而言，幼专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一切课程均要为学生就业需要而开设，学校通常贯彻的是，教师要教学生有用的知识，学生要学自己所需的知识。在这一大环境下，多数学生认为“政治课既空洞又无用，绝对是务虚”的一门学科，学好专业课才是必须的。但是幼专学生是未来的幼儿园教师，承担着培养祖国花朵的重任，承担着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任，需要有坚强的政治觉悟作后盾。学好政治课既是充实自己知识体系的需要，又是就业的需要。任课教师必须密切关注学生的实际，积极从学生实际出发，掌握学生思想上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解决学生思想上的误区，这样才能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再通过教师的因势利导，学生必然会激发学习兴趣，自然产生学习动机，学生上政治课就会便被动为主动，进而真正感受到思想政治课的重要价值。前面我们提到思想政治教学与学生现实需要严重脱节也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作为职业院校的幼专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总的教学任务是，以能够使未来的幼教工作者在思想政治方面达到“能力、知识、行为、觉悟”四位统一为总原则，学校最终对这门课程的总体评价也要依据这四项原则。当前对幼专思想政治课教学来说，老师在传授知识与学生在接受知识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地重“知识”、轻“觉悟”的现象。学生为了应付期末评价，政治考试的成绩普遍较高，能够很牢固的掌握课本上的所谓“知识点”，有些学生能够很熟练的背出知识点，但是她们并非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无从谈起信仰和真正接受这些理论；当然还有部分同学甚至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今天的社会现实还能否适用。当然作为政治课教学活动，理论联系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将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处理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所在。在幼专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一旦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学生就仅仅学到一些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仅了解些只言片语，根本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更不可能把学到的这么一点理论知识形成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更谈不上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不可能把这些知识、原理落实到自己的工作实际中。所以，只有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才能真正实现学生乐学善学政治课。
二、创造成就感，激发学生兴趣
心理学家阿特金森曾提出观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否获得一定效果或能否达到一定目标的“期望的强度”，决定了学生反应倾向的强度。换句话说，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层次和接受能力，即教学目标对学生来说要有吸引力，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这样学生才能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学生自然会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前面我们曾讨论过，幼专生的生源质量逐年下降，思想政治课教师就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制定教育目标。在课堂进度、课堂提问、作业布置、期末考评等诸方面都应采用分层教学，化整为零法，逐步分解目标。对程度较差的同学要多些包容、多些鼓励，当她们完成一定的目标任务后再鼓励她们向高一点的层次迈进，从而激发她们的求知欲，为她们树立自信提供动力。
三、发散知识，培养广泛兴趣
一次我在上毛概课时，发现班里唯一的一名男生在看唯物辩证法，询问时，他如实回答：我对毛概不感兴趣，但很喜欢唯物辩证法。据此我想，教师的责任应该利用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兴趣，发展他们对相关学科乃至多学科产生更广泛的兴趣，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目的。心理学家称：学生的认知能发生迁移，兴趣也能发生迁移。政治教师在讲解枯燥的政治观点、原理时完全可以突破学科的孤立状态，积极进行学科间的渗透；我们还应当鼓励政治课教师去听其他课程教师的课甚或是数学老师的课，从而了解、掌握其他学科的特点，探索知识间的联系借以取长补短，利用多学科的兼容性对知识点进行发散处理，达到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俗话说的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我们对某件事情产生足够强烈的兴趣，就能够产生足够大的能量和智慧，并能将其在实践中加以体现，形成更加明确的目的性。按照这一观点进行分析，一旦学生对掌握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学生的潜能就很容易被激发出来。学生的潜能被激发后所产生的教学效果是不言而明的。所以，在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调整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用兴趣去引领学生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从而积极进行探索、思考和创造。
四、巧用多媒体技术，营造学习兴趣
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为教师提供更广阔的施教空间。政治课教师也应该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视听效果，将晦涩难懂、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堂变成轻松愉快的课堂，从而打破死气沉沉的纯理论讲授。教师要灵活运用多种手段，采用寓教于乐的授课形式为学生营造乐学的氛围，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便于激发学生提高思维品质。如：在讲解“实践是认知的来源”这一知识点时，我们不妨选择《春天的故事》这一多媒体素材，借优美的旋律，展示改革开放我国取得的巨大成果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从而水到渠成的引入学习书本知识的重要性，继而强调未来的幼儿教师掌握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对就业的重要性。多媒体技术的正确运用不仅能打破沉闷的课堂，也融洽了师生的感情，同时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学生掌握知识、培养技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提醒我们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学会把握处于幼专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爱动、爱唱、爱跳的天性。应该联系教材内容多选取一些紧扣教材内容的多媒体素材，通过活跃课堂气氛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记得在讲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节内容时，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师曾经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开场歌曲，选取《党啊，亲爱的妈妈》这首歌作为结束曲，她巧妙地利用感情真挚的歌词，优美动听的旋律感染学生，既让学生精神振奋，又让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让她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党的温暖。像我们在讲授“培养真挚的友谊”这一节内容时，完全可以选取《朋友》这首歌作为开场曲，选取《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作为结束曲，让同学们借助歌声体会真正的友谊才能够地久天长。讲述《国家制度》这一部分内容时，对于“国体”、“政体”这些概念学生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要想真正弄懂“人民民主”的真正内涵也是不太容易的。学生也会背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往往不会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解释。实际上为了把这些原理讲授明白，我们不妨从一些影视作品中剪辑一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视频画面，视频欣赏结束后再把《国歌》播放一边。利用《国歌》雄壮的旋律，让学生在形、光、声、色等凝成的多媒体氛围中，整个心灵都受到震撼，从多个角度把爱国的激情定格在学生心灵深处，学生的情感体验瞬时被推向高潮，强烈的爱国心油然而生。多媒体技术恰到好处的应用，为学生营造广泛的学习兴趣，从而会收到意想不到课堂教学效果。
五、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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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思想政治课本身理论性较强，专业性术语较多，教师在理论概念和意义的表述时，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含混不清，模棱两可，这是语言科学、准确的首要要求。例如，高一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第一课中外汇的定义，即外汇是用外币表示的、用于国际间结算的支付手段。这种定义是固定不变的，教师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志来随意改变。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是为人师表，那么，在上课时，教师的教学语言要规范得体，时刻要牢记自己是一名教师，特别是在政治课堂上，要给学生传输正确的思想，传递正能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二、教学语言要幽默诙谐，抑扬顿挫
教师教学语言的速度快慢、声音大小、语调升降都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处理好教学语言的组织与表达，会增强课堂的吸引力，提高教学的效果。善于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学生听这样的课会感到很舒服，很惬意。例如，在讲“哲学”内容时，教师可以用幽默的语言来描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主义等观点，学生理解这些概念时就会变得很容易。另外，教师要恰当地控制好语速音调。例如，学习一般材料的时候，可以加快语速；讲解理论原理时，要放慢语速，提高音调，引起学生的注意力，用声音提示学生学习的重点。当学生注意力分散时，要放慢语速；当课堂情绪高亢时，要露出微笑，加快语调，声音响亮。
三、教学语言要生动形象，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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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政治学术论文范文6
中国政治学的学术支撑从何而来？首先是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即超越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不将政治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从深层次上讲，是中国文化的理性结构和中国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从浅层次上讲，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所决定的。深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而浅层次的决定，使得中国的学人，缺乏把对政治的思考发展为一种学术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因此，中国历史上能产生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不能建立政治学说体系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应该肯定的是，尽管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政治学学说体系，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和所提出的思想，还是为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一套历史上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比较有效的政治治理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现实的局限性。进入近代社会，传统政治被现代政治所代替，在新的政治生活条件下，政治的发展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提出要求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系统、全面地对政治进行研究的政治学本身的要求。如果参考现代政治是从西方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背景，那我们就会认识到现代政治对政治学的要求，是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同时，就中国社会与政治来说，现代政治的确立，实际上为中国的政治研究者超越这种传统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条件。因此，在现代政治下，我们必须而且也有条件超越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文化传统，把政治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政治学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同志从“”的教训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强调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指出说：“不过我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0]这就为新中国政治学的完全确立和在这十几年有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