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法律法规范文1
摘要：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关键词：商标侵权；注册商标；商标标识
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我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商品的原产地，许多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接受外贸定单．为境外公司定牌加工完商品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因商标侵权而被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
而商标的可转让性、商标所涉及法律之外的专业知识．给刑事司法人员准确判断商标侵权案件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增加了难度。本文拟对处理商标犯罪案件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法律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一、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主观方面的认定问题
根据《刑法》规定，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的商标侵权行为只承担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的法律后果的．不能认定为犯罪。
构成故意犯罪的前提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对商标犯罪来说，就是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是商标侵权行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故意，在认识因素上要求行为人必须对犯罪对象的性质有所认识，必须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有所认识。在意志因素上要求行为人积极追求违法所得的利益。由于我国刑法对“明知”的含义未予阐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认和断定“明知”，便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l2月2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中第9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214条规定的‘明知’：(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曾被告知所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或者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经验和知识。知道自己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也可推定行为人明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确定了认定“明知”与否的标准，为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提供了标准。但是，《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所解决的“明知”问题仅限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故意中的“明知”．并不能成为衡量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主观故意中“明知”的标准．没有完全解决实践中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难题。还有待最高司法机关作出进一步的界定。
实践中比较难判断的是接受委托定牌加工商品中发生的商标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受委托定牌加工是指：接受他人的委托。根据委托方要求加工生产某种牌号的商品．自己并没有这种牌号商品的生产销售权的行为。合法的受委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生产定牌的商品时．又时常要转委托其他企业生产配件或者印制外包装．如发生商标侵权．定牌加工中的受托人与自己擅自生产并出售标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明知自己没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所以其主观方面就是直接故意。然而．由于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可以将商标的使用权许可给他人使用．商标的合法使用权人并不一定是商标的专用权人。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行为中．只有委托方才会明知自己是否有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对受托方而言，除非有证据证明委托方明确告知受托方。定牌加工的是假冒的注册商标，才能认定受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否则．受托方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合法的商标证明的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受托人的主观心态也只能认定为过失。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但凡被许可使用商标的人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商标证、委托书，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就应认定被许可人具有侵权的故意。笔者认为该观点是不正确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仅规定了商标的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时．负有签订许可合同并将合同副本交工商机关存查．报送商标局备案的义务。但出现转委托行为时．第二受托人有何种审查义务，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以印刷企业为例，对印刷企业而言。虽然《商标印制管理办法》规定印刷企业负有审查委托人的商标证或者商标所有权人的授权证明的义务。但如果因双方有长期业务往来．轻信对方而没有审查相关证明：或者因急于拉业务而疏忽大意忘了审查时。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会发生侵权后果。在此情况下．只能推定受托人主观上具有“应当知道”没有审查有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的过失心态，而不能推定受托人具有“明知”的故意。因为此时故意的心态只是违反义务的故意．而对于侵权结果的出现则是过失的。根据我国刑法第l4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犯罪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行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还包括对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
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的情况下。除了有证据能证明受托方事先被告知所生产的是假冒注册商标，或者委托人委托制造的是驰名商标的商品。而依行业经验完全有理由推定委托人不可能有驰名商标的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外．受托人被委托人欺骗．或者受托人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产生侵权后果时，只能认定为过失。依法不构成犯罪。
二、对“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
(一)关于“同一种商品”的判断标准
除了主观心态与经营数额高低的区别．假冒注册商标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只要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的就构成行政违法：而只有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在日常生活中．“同一种商品”通常是指原料与功能基本一致的商品．比如工业生产所用的胶水与家庭所用的胶水．在原料上区别不大。在功能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称为“胶水”或者“粘合剂”，在生活中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在商标法或者刑法意义上也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就会发生错误。商标法意义上的“同一种商品”是指与商标所有人所申请的商品类别相同的商品．即商品的性能、用途和原料等都相同的商品。
从商标法第19至21条的规定来看，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因此。商标法第21条规定的“商品分类表”才是判断两件商品是否是“同一类”或者“同一种商品”的法定标准。关于商品分类表。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8条第3款规定．“商标注册的商品分类表，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的通知》中“决定于1988年l1月1日起，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并将“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作为该文件的附件另外国家工商总局还颁布了更详细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从1988年l1月1日起任何人申请商标的注册．都应根据“商标注册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规定的商品分类进行申请。比如．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同样是胶水。工业用胶的法定商品名称是“工业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一类：而家用胶水的法定商品名称是“文具用或者家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十六类．两者连“同一类商品”都不是。就更不用说是“同一种商品”而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完全来源于商标法第59条的规定，因此。刑法上的“同一种商品”与商标法规定的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一种商品”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判断两件商品是否同一种。只能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中的商品分类为标准．而不能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标准。
(二)对“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中的“相同的商标”的理解
判断两个近似的商标是否相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人们均是以注册商标为参照物．对涉嫌侵权的商标通过目测，进行主观判断。理论上对“相同的商标”的含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同”是指两个商标的内容和形式的完全相同。如果假冒的是文字商标．则假冒商标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完全相同：假冒的图形商标和注册商标的图形完全一样；假冒组合商标的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和图形的结合体完全相同。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狭义说。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相同”除了指两个商标完全相同之外。还包括“基本相同”的情形。
《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基本上采用了广义说的观点。在“相同”的认定中。“完全相同”的情形。笔者认为并非指两个商标在客观存在上的完全相同．应该是指公众在认识上的相同因为在客观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物体．即便是商标注册人自己在同一台机器上作出的两个注册商标．要达到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区别非常小。肉眼无法区分。而且。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可能携带真正的注册商标去进行比较．他只能凭记忆或者印象选购商品。对于“基本相同”，笔者认为。合理界定“基本相同”的含义。需要从注册商标的功用，以及刑法设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作解释注册商标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有利消费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商品生产、销售者的产品声誉；刑法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在于惩治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基本相同”应理解为：两个商标在读音、外形。意义方面基本相同。因此。对于认定注册商标是否“基本相同”。只能以消费者的通常识别能力为准：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容易发生混淆、产生误导的，就可以认定为与注册商标“基本相同”
三、印刷有商标的外包装盒。能否认定为“商标标识”
《刑法》第215条规定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该罪的犯罪对象是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所谓商标标识是指“使用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成的有显著特征的识别标记．它既是商标专用权的标记．也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标志，是一种无形财产”哟。在行为人为他人印刷商品外包装而涉及商标侵权时．印刷标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外包装，能否认为是“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罪”中的“商标标识”?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是否要以“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为前提．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
犯罪法律法规范文2
关键词：严重违法；轻微犯罪；自由裁量；区分规律
根据我国刑诉法级别管辖的规定，约有80%的刑事案件都在基层司法机关处理，这其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案件属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与治安违法案件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之下，基层司法机关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巨大办案压力，一方面要确保个案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管理创新职能，加强释法说理工作，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这就对具体案件承办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应谨慎处理介于严重违法与轻微犯罪之间的案件。以下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模式及突出特点、我国历史上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区分的立法模式及背景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和思考三个方面来对二者的区分规律做一个初步探讨，最终总结出目前阶段被一般认可的区分规律，以便更加准确地理解适用法律。
一、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国家立法模式及突出特点
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对于刑事犯罪与治安违法的区分，虽然各国的历史传统、立法定性以及名称不同，但在具体情节及程度的界定及把握方面存在共同之处，这也是现代刑法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体现。
（一）德国模式及特点
德国区分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行为的标准是以“行为类型”的区分为原则。以德国经济刑法与经济秩序违法行为的区分为例，其标准大致为经济刑法关于经济犯罪行为与经济秩序违法行为的区分依据“行为类型+行为程度”的方式：行为类型体现在“违反经济、交易、食品营养与水源等的经济确保法之行为，原则上均为犯罪行为”。这里的“行为程度”仍然指情节，表现在对于“违反经济、交易、食品营养与水源等的经济确保法之行为”，虽原则上为犯罪行为，但如果在客观上“对于全国或地方性之供应，显然不构成干扰者”，或者主观上“对于经济法规之目的无显然之侵害者”，则为经济行政不法行为。“但如果行为人重复违反，仍视为经济犯罪行为”。[1]
（二）日本模式及特点
日本立法采取单纯的依照行为类型划分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即：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二者之间不可转化，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种划分模式使得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不存在交叉，因而其界限显得非常明确，同时在符合犯罪行为类型的内部，仍然存在行为程度的区分，并非一律定罪量刑，但这种区分不是通过立法，而是通过司法实现的。
（三）法国模式及特点
法国现行的刑法典与旧刑法一脉相承，仍保留了重罪、轻罪和违警罪的三分法，这是法国刑法典犯罪分类的一个突出特点，其管辖分别为普通刑事法院中的重罪法院、轻罪法院和违警罪法院。法国《新刑法典》以“定性（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定量分析（定量刑罚）”的形式规定。重罪是指可处“无期徒刑或终身拘押”至“10年有期徒刑或有期拘押”的罪行，可同时处以罚金刑和附加刑。轻罪是指可处“10年至6个月监禁”、“罚金”、“不超过360日的每日300欧元以下的日罚金”、“公益劳动”、“剥夺或限制权利”以及附加刑的罪行。违警罪是指可处“罚金”和“剥夺或限制权利”的罪行，区别罪的轻重的标准是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这个标准是客观的并且可以被衡量的。
无论是德国依据行为类型为原则、行为程度为例外的区分标准，还是日本单纯依据行为类型来划分、通过司法实践的不同处理方式来对程度进行区分，抑或是法国的重罪、轻罪和违警罪三分之下对于违警罪在自由刑之外的其他处罚方式，不难看出，对于刑事犯罪和行政违法，或是违警罪，只是在名称、立法体例和区分方式上的不同，实质上立法的本意均承认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于刑法规定的判处限制人身自由刑罚的犯罪行为，处罚方式上也应该有所区别，苛以严厉的自由刑实为不妥。
二、我国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立法模式及背景
从性质上讲，治安管理处罚法规范的违法行为与刑法规范的犯罪行为截然不同，但我国在清朝之前没有独立的治安管理制度，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两位一体，治安管理秩序完全适用刑罚手段维护。到了清朝末年，清政府审慎研究各国立法，特别是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认为：违警之性质与犯罪不同，故违警律不得不由刑律而独立。1915年北洋政府重新修订后改称《违警罚法》，彻底将违警行为与犯罪行为区别开，将“律”改为“法”，这不仅是法律名称的变化，同时首次将“违警”不以“罪”称，突出与刑律调整对象的不同，明确了犯罪行为和违反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行为不同。
但是不管是在制定《违警律》时还是在后来多次修改中，制定者都意识到要与刑法相配套，若不合拍，执行中必出现障碍，甚至影响法律所应有的作用，所以非常注重将其与刑法配套衔接。特别是1928年统治时期重新颁布实施《违警罚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新修订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合拍，只将与刑法抵触的地方及违反党义的地方予以修改[2]。
虽然，我们说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彻底打破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法律制度，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无论从规范的内容、处罚的形式、程序、执行机关，还是从独立于刑事立法、不以罪称的立法模式等都可以看出其传承的历史脉络。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明确界定了行政治安违法的范围，即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我国这种以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为总原则，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具体规定落实的立法模式，与上述三个国家立法及旧法统在原则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均体现了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三、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与思考
我国虽然理论上已经将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进行了明确彻底的区分，但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快速发展，司法实践中总是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尤其基层司法机关常遇到的严重违法与轻微犯罪，由于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或是“情节严重”较为抽象笼统，且相应的司法解释中又不能穷尽各种情况，这就造成了不同司法机关或不同承办人的理解因人而异，最终可能造成同类案件在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最终处理结果不同。因此，对于基层司法机关来讲，应积极从中不同个案中及时总结找寻规律。
近期媒体关注度较高的，多地发生的抢夺公交车司机方向盘事件，各地公安机关的处理不同，多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为由对当事人进行行政拘留的处罚，也有个别地方的公安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请同级检察机关批捕。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认为，抢夺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司机方向盘，造成道路上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车内乘客受到惊吓，甚至受伤，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公共安全，虽未造成死亡、重伤等严重后果，但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对于刑法分则中若干法条，其中量刑的档次最低一级（也可以称作入罪标准）的规定，没有产生行为后果严重程度或者其他量方面的规定时，如何与之对应重叠规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条文进行区分。
四、结论
针对本文第三部分提出的问题，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对刑法中规定“情节”进行综合性的理解，要求司法者应该从法益的性质，行为的方法，行为的对象，行为的结果、行为人的故意，过失内容，动机与目的等方面对“情节”进行综合性的解释。[3]实际上，如果在立法层面能够对罪行在构成要件中进行较为细化的描述，可以改变我国刑法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比比皆是这一立法粗疏的现象[4]，使法定构成要件更加精致，也有利于行政违法构成要件与刑事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区分。
对于基层司法机关来讲，应该结合具体个案不同情况，将全案证据综合分析，并结合证据之外的其他一些因素，如社会影响、舆论关注点以及经验常识等，必要时可以请学者专家进行论证，全面把握案件，在此基础之上认定的罪与非罪，严重违法还是轻微犯罪，才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注释：
[1]关振海著：《中外行政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界分模式评述》，《刑法论丛》（2012年第4卷）376-377页。
[2]参见熊一新主编的《治安案件查处教程》第一章第一节《中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历史沿革》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3]张明楷.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30。
犯罪法律法规范文3
2006年10月19日，打开几个网站的首页，头条新闻均是《特大杀人狂邱兴华今上审判台》、《邱兴华今日过堂 仇恨缘自妻子被人调戏》、《杀人狂邱兴华心路解剖》。再看报纸，北京某报10月19日A21版头条的主标题也是《杀人狂魔邱兴华今日受审》。10月20日A17版头条的主标题还是《杀人魔邱兴华一审被判死刑》。就是某些专业报纸报道这件事情的新闻标题，也是《“杀人狂魔”邱兴华一审被判死刑》。10月24日的北京某报，又出现《杀人狂魔张友添昨受审》的新闻标题。
把现代法庭审判说成是“过堂”，是近些年传媒较为普遍的情形。例如2002年上海某报关于张二江受审的报道标题《过堂竟像做报告》，2005年北京某报关于庭审冠丰华案的报道标题《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现在又出现《邱兴华今日过堂》的标题。“过堂”是指中国古代社会行政官员审案，这些官员的多数并无法律知识，也没有一套严格的法律审判规则，“过堂”与现代法庭的庭审的性质完全不同。将古代的这个概念无条件地指代现代法庭，是不严肃的，舆论导向存在明显的错误。我们的传媒曾经热衷于把人民共和国的县长称为“父母官”，这在观念上颠倒了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现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需要接着解决“过堂”这个概念的乱用了。
对于庭审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传媒的报道应该严格采用正规的法律用语，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透过这种称谓形式体现法治。狂、魔、狂魔的说法是没有确定性的情绪化用词，不宜用于报道庄严的庭审。杀人多了叫狂、魔、狂魔，少了就好些吗？即使杀了一个人，其法律上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罪行。我们的报道用词要科学、严谨。特别在涉及法律问题时，不能感情用事，使用不恰当的形容词和副词。记者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客观报道事实，让公众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和抒发自己的情感。传媒代表社会的声音，要有理智和法治意识，不能只要有公众说，我们就有闻必录，特别是那些暴力词句，是不能直接引用的，最多概括地报道，例如“某些公众对此发表了言词激烈的批判性意见”，明显的暴力用语是不宜直接报道的。
关于庭审报道，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要以法庭的判决为依据报道案情，不能随意把当事人的交代作为案件发生的单一原因，这样对事实的描述是不客观、不全面的。例如这次邱兴华的报道中，很多传媒都把邱说的他妻子受到调戏作为杀人的原因，这种单一取证的报道同样不客观，审判前的报道含有媒介审判的意味，对于审判中情形的报道，采用这样的小标题也是不准确的。
犯罪法律法规范文4
论文关键词 民进借贷 犯罪性异化 非刑法法律规范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限度
（一）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现有正规金融的贷款主要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及民营的大型企业等有明显国家计划扶持的企业，然而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却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借贷支持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全国企业总量的99%（到2008年已经超过8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gdp的55.6%、税收的46.2%，75%的就业岗位。而我国作为目前融资重心的商业银行，近70%的贷款输出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互补效应，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民间借贷满足了农村资金不足的发展缺陷，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巨大的矛盾一直存在于过强的资金需求与明显弱势的资金需求之间。我们知道当时正规商业银行曾经进驻农村，但是却无法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供给低于借贷需求的矛盾从来不曾得到有效缓解。正规金融系统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 ，民间借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资金缺口。民间借贷的发展，给农村经济带来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契机，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促进了从村经济发展。
第三，民间借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 。同正规金融相比，民间借贷具有即时、便捷、灵活等特点，与正规金融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格局。相对来讲，民间借贷的条件较低，较低的门槛似的他更加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另外，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众所周知，银行的贷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民间借贷则可以即借即还，适合中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民间借贷以其上述优势对正规金融造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这样也促使正规金融改善经营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了正规金融的发展。
正规金融在农村乡镇以及针对中小企业时，服务效率极低而且正规金融有效益至上的原则，对于放贷的风险评估极为严格，对象一般为国有企业，服务对象有限。而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都可以由双方商议协定，而且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从个人到中小企业，从乡镇到城市。总之，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捷、快速等特点，形成了与正规金融既有竞争也有互补的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补足了农村资金不足发展缺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健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负面影响及规范异化的必要性
2011年11月7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对浙江银泰非法集资案做出一审判决，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
首先，我们要看看银泰为何顷刻崩塌。首先是外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是银泰房产资金断链的主要原因之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冻结了银泰房产的资金。当然还有内在原因，那就是季氏父子奢靡之极的生活。在这些集资中仅用于他们个人挥霍的就达到近8000万元，其他还有数十辆豪华轿车、跑车，多处房产。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列举了8种情形，其中两种是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导致集资款不能返还。很明显的，季氏父子以房地产开发为掩护，许以月息2分的高息进行非法集资，而且集资户众多达1.5万余户，人员构成则是从政要到农民极其复杂，资金来源广泛，去向复杂。
民间借贷的消极效应有许多方面，表现在削弱了正规金融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风险的危害性较大等。辽宁省营口市东华“养殖蚂蚁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达30亿元，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达10亿元等等，以江苏省为例，2007年、2008年二年间，江苏省公安经侦部门分别立集资诈骗案件37起、91起，分别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53起、99起，这两个罪种的立案数每年平均分别递增194%和145% ，还有今年一月份吴英非法集资一案中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被判死刑，这让民间借贷的犯罪性倾向问题更加现实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防范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十分必要。
二、正常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
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现有刑法《刑法》第176条是一条简单罪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该条对于罪行的客观方面的内涵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在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略显模糊，定罪弹性较大。正因为现有法律规范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十分模糊。同时，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拥有相同的特定行为，即向他人吸收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且要到其支付本息 ，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难以界定。
简单的来说，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间资本的流转，这种现象这种行为本身是无罪的。那么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一个直观标准就是资金的使用去向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挥霍、炒钱、等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巧立名目实施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放贷借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前者异化为后者的事屡见不鲜，其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机构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批，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较为广泛的群体）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机构或个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在这里，“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对象是区分合法和非法的一个重要界限 。而且“特定”与“不特定”的区分：首先，“不特定”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非法集资者针对广大民众的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者往往发出虚假信息或过分夸大投资回报，吸引持有资金的广大群众投资，而且将对广大群众产生何种伤害都是非法集资者自己都未知的；第二个方面是广大群众对集资者，广大民众对集资者的信息不了解，对其资产、还贷能力不清楚，甚至是谁都不知道，对可能面对的风险也缺乏承受能力。笔者认为也就是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借贷对象的“不确定”。而“特定”对象则是投资者和投资对象拥有较为清晰、相对牢固的关系，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过了一定的审查，对投资对象的企业经营状况等有一个较为清晰地了解，而且有相应措施对债务资金进行追讨，即对风险有较强的防范承受能力。
三、加强民间借贷非刑法规范
（一）刑法规范的矫枉过正
从上述民间借贷现状分析来看，我国刑法层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刑事打击上对民间借贷也采取“一刀切”严打政策。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内，这种严格监管的政策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政府监管的天平仍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发生时代性偏移，导致国家机关对民间借贷产生政策性压制，使得正规金融始终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于严格的监管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性，阻碍了司法监管的进步和创新，也导致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迟缓和监管制度滞后，比如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法律性文件的冲突：《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 。
刑法的过严厉规制也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化”问题的加重。再当前状况下只能注意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排查，对疑似以民间借贷为名掩盖非法目的的，法院应加大职权调查力度，对非法集资等案件进行严格甄别，及时将涉及非法集资或者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英案与季文华案两者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没有相关专门法律进行规范，所以同样是集资诈骗罪罪名，在笔者看来，两者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吴英有为数不多的特定放贷对象，只是这些放贷对象拥有较多下线。相比吴英，季文华一案更加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非法集资。很多集资户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在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获得本息资金的情况下，才会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因是就是，国家不加判别的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而且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后，集资户的资金不仅不能讨还，反而要被没收，自行承担后果。过强的刑事规范使得国家对集资盲目打击，对社会安定无法做出有力维护 。所以，在使用刑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可能会矫枉过正，要慎用刑法。
（二）鼓励并加强非刑法规范
日前，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已经了《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对泛滥的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性的规范。这是政府旗帜鲜明的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也为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提供了行为依据、法律依据，虽然没有太多内容创新，但更多的是《暂行办法》是第一个对现有法律全面系统的梳理，这也是其最大意义所在。
犯罪法律法规范文5
(一)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尽管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犯罪构成”这一术语，但刑法确实规定了构成各种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刑法理论也正是将刑法的这种规定概括为犯罪构成，所以，刑法实际上规定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作为有机整体规定了犯罪构成，表现在总则规定了一切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分则只规定具体犯罪所特别需要具备的要件。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目的在于禁止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其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二)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形成，其中的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通说，这里的“客观”包括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主观”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件的有机统一；各个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没有内在联系，也不能形成为犯罪构成。例如，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与放火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告诉人们：如果某种行为只是符合某个或者某几个要件，而不符合全部要件，则该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成立犯罪。例如，不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害他人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
(三)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犯罪构成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认定犯罪的实质标准是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如果司法机关直接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犯罪，必然陷入罪刑擅断的局面。因此，必须由立法机关规定出犯罪的法律标准。犯罪构成要说明行为在何种条件下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成立犯罪，所以，必须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实质依据。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对说明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才会被刑法规定为构成要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该行为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构成的重要性
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任何行为，凡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就成立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就不成立犯罪。就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言，除了犯罪构成之外没有别的标准，也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所以，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因而与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称为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及其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明文、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犯罪构成正是犯罪成立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使罪刑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又是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所以，犯罪构成对实现法治、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犯罪构成具有针对犯罪人的恣意而保护社会、针对社会的恣意而保障犯罪人的双重保障机能。
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对刑事司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它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法律标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否则便不成立犯罪。
2．它为区分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法律标准。不同的犯罪存在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不同的犯罪。
犯罪法律法规范文6
[关健词] 中国传统犯罪 ；中国传统犯罪特征；研究中国传统犯罪特征意义
一、 中国传统犯罪概念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是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竭力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随着阶级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作为统治手段之一的刑事法律也随之产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1]（P.9）。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什么是中国传统犯罪？中国传统社会是相对于中国近现代社会而言的。公元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用炮火和军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国社会的法律并没有随之完全改变，而是一直延续到公元20纪初的清末修律。特别是《大清新刑律》的修订，彻底地完成了中国法律向近现代的转变。所谓中国传统社会，在此，我们把它界定为中国从公元前21 世纪夏朝建立起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止的社会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还应包括清末修律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法律。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政治上实行国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各级统治阶级享有种种特权，被统治阶级处于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思想文化上前期（奴隶社会）主要受宗法思想支配，后期（封建社会）主要由儒、法二家思想支配，广大被统治者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中国传统犯罪，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刑法规定的、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中国传统犯罪的特征
现代刑法学通说认为，犯罪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中国传统犯罪同样具有这三个特征，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传统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1、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通过犯罪对各种社会关系的侵犯而表现出来的。无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把各种危害他们利益和统治秩序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残酷的镇压，严刑峻罚。刑法保护的范围极其广泛，犯罪种类特别繁多，犯罪化趋势十分明显。
“刑起于兵”，说的是古代法律起源于战争中的军法，相应地，犯罪也起源于战争中危害作战利益的行为。“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说，在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好好从左边攻杀敌人，便是你们不奉行命令；在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好好从右边攻杀敌人，便是你们不奉行命令；驾驭战车的兵士，如果不好好地掌握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您们不奉行命令。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给予惩罚。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奉行命令的人变成奴隶或杀掉[1]（P.10）。随后犯罪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奴隶社会的犯罪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反抗奴隶主统治方面的犯罪。有放弑国君罪、违抗王命罪、乱暴力正罪、乱政罪、聚众群饮罪等。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有杀人罪、杀人越货罪、侵夺财物罪、盗窃罪、失农时罪、淫声、异服、奇技、奇器罪等。破坏宗法制度方面的犯罪。有侵剥众庶罪、功有不当罪、三风十衍罪 [2]（P.51-54） .
春秋时期，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井田制遭到了破坏，土地兼并频繁，礼崩乐坏。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争相公布成文法。魏国李悝，“撰次诸国法”，作《法经》六篇，其中规定了盗、贼、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犯罪行为。
秦汉两代是封建法制的形成与确立时期。秦法规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中央集权的犯罪。有谋反罪、以古非今罪、投书罪等。第二，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有杀人罪、伤害罪、家罪。第三，侵犯私有家庭财产的犯罪。有盗窃、共盗、群盗罪。第四，逃避赋役的犯罪。有违背农时不耕作罪、逃避赋税罪、乏遥罪。第五，妨害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非法婚姻罪，不孝父母罪、强奸罪、通奸罪。第六，诬告方面的犯罪。有告不审、告盗加脏、诬人罪等。汉律规定的犯罪主要涉及：第一，危害君主专制统治的犯罪。有谋反、矫诏、诽谤、不敬、逾制、腹非、阑入宫门、犯跸、阿党附益、非正、出界、事国人过等罪。第二，危害中央集权的经济犯罪。有私营盐铁、盗铸货币罪、擅遥役、抗税等罪。第三，破坏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犯罪。有杀伤、盗窃、首匿、通行饮食、见知故纵等罪。第四，破坏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有不孝罪、 掠人妻、奸淫等罪。第五，各级官吏的职务犯罪[2]（P.129-142，167-185）。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是封建法制的发展、成熟时期。在此时期，各朝代律典体例日趋成熟，最终形成了以唐律为蓝本的传统法典。唐律分为十二篇。“名例”篇属于总则性规定，其中规定了定罪量刑的各种原则：“捕亡”、“断狱”两篇着重是关于刑事方面的规定，其余九篇，禁卫 、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犯罪作了规定。
宋元明清是封建法制的完备阶段，虽然律典体系有所改变，律典由名例律、吏律、礼律、户律、兵律、刑律和工律共七篇构成，但犯罪种类仍沿袭前代，未有较大的变化。
2、犯罪的危害性主要是指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思想和言论也可构成犯罪。
现代刑法学，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无论是资产阶级刑法学，还是无产阶级刑法学，都一致认为，犯罪只能有行为构成，思想和单纯言论不能构成犯罪。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过程中，认识并猛烈的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危害性。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刑法方面者提出了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等一系列主张。
中国传统刑法所规定的犯罪与此不同，它是与封建专制、等级特权、罪刑擅断相异的。因此，中国传统犯罪即可有行为构成也不乏思想与言论构成犯罪的实例。
行为构成犯罪，自不待言。历朝历代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行为人实施的各种危害统治利益的行为。封建社会的律学家们依据犯罪和刑罚的关系，将犯罪抽象为“作奸犯科” [4]（P.82-83）。作，有为的意思，为就是实施。奸，恶也，罪也。犯，就是触犯。科，就是法律条文。“作奸”是犯罪的前提，“犯科”是犯罪的后果。“作奸”既有作为，又有不作为。作为是犯罪行为的普遍形式，不作为是犯罪行为的补充形式。
思想言论构成犯罪，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腹非”罪。汉武帝时，把对国家法令有不同看法，口里不说而心怀不满的行为定为腹非罪[5]（P.506）。又如，秦朝对“偶语诗书、百家语”者，进行残酷镇压。再如，宋朝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抗金英雄 岳飞投 入监狱，迫害致死。另外，明清的特务组织任意罗织罪名，清朝的文字冤狱，也涉及到许多思想犯罪。由此可见，思想言论犯罪，一方面便于统治者排除异己，争权夺利，鱼肉百姓，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唯心史观，以及古人对传统犯罪认识的不够科学，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3、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包含有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与传统社会的专制集权相适应，统治阶级在定罪量刑时，十分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说的是对于过失犯罪，可以赦免；对于故意数次触犯刑法的，坚决处罚。各个朝代无不区分故意、过失，偶犯惯犯，自首等。在我国传统刑法中，还确立了意思责任原则。周公在对康叔的告诫中，明确指出：“人有小罪，非眚惟终……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6]（P.180）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春秋决狱”中的“志善而违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论心定罪思想。
4、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势变则罪异。犯罪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又称刑事犯，是指由刑法典或单行刑事法规所规定的犯罪。这种犯罪本身的反道义性和反社会性十分明显 ，无须根据法律规范即可评断，一般人根据道德规范就可知其为犯罪而应受惩罚。法定犯又称行政犯，是指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所规定的犯罪。这种犯罪一般根据道德观念难以评断，须依据法律规范才能认定。中国传统犯罪中也有自然犯和法定犯。自然犯，各个朝代的规定变化不大；法定犯，则随着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存在较大的变化。
5、把最严重侵犯统治阶级统治秩序和利益的若干犯罪行为规定为“十恶”。对于“十恶”之罪从重处罚，“十恶不赦”。因此，“十恶”重罪具有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二）传统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前已述及，中国传统社会起初受奴隶制的宗法思想支配，随后受封建社会的儒、法思想来对人们进行束缚，从而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这些宗法思想、儒家思想，就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礼教，就是传统社会的礼。礼构成了传统社会法律的实质内容。礼指导着法，象西周的“亲亲”“尊尊”，唐代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各自朝代的法制指导思想。因此，各朝代所宣布的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则表现为触犯刑律的行为，违反传统礼教的行为。
传统社会犯罪首先是违反律的行为。律，是经常适用的基本法律形式，即通常所说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适用的普遍性。传统社会各朝代几乎都有自己的法典，主要的犯罪行为都规定在法典之中。传统犯罪其次表现为是触犯其它各种法律形式的行为。传统社会除律外，还有其它法律形式。这些法律形式也规定了少量的犯罪行为，对于这部分犯罪而言，则表现为违反其它法律的行为。
传统犯罪都可以被视为是违反传统礼教的行为。一方面，礼与法存在密切联系。礼和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是为其利益服务的。触犯了礼，也就违反了刑，“出礼入刑”。反之亦然。礼的特点在于教化人心，防患于未然，刑之特点在于强制，惩罚已然犯罪，“ 礼之所去，刑之所趋”。礼还是刑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对于刑中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除比况类推外，还可依据传统礼教定罪量刑，象“春秋决狱”即是。
有必要指出：传统社会刑法虽然规定了各种犯罪行为，但并不意味传统社会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反，传统社会规定了比况类推，规定有“不应得为”罪[5]（P.527-528），实际上把所有统治阶级认为侵犯其利益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中来，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人评价秦法“密于凝脂，繁于秋荼”[1]（P.60），就是对这种情形的写造。再加上皇帝、国王任意立法、言出法随，司法中行政兼理司法，罪刑擅断，刑讯逼供，司法腐败，出入人罪，所以，“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的多”[7]（P.703）。
（三）应受惩罚性
首先，传统社会坚持的是典型的报应刑思想。与此相适应，轻罪重罚，严刑峻罚，株连无辜，死刑执行方法繁多、残酷，刑罚以生命刑、生体刑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发端于原始社会，受原始社会的复仇观念影响；另方面也表明传统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统治阶级需要用残酷手段实行统治。
第二，传统社会中，刑罚是实现刑事责任的唯一手段。刑罚不仅使用于犯罪行为，也适用于其他各种违法行为。这是因为传统社会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各种违法行为，不管程度轻重，一律予以刑罚处罚。
第三，为贯彻报应刑思想，传统刑法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比较完善定型的是奴隶社会的五刑制和封建社会的五刑制，可以说，它们是传统社会的基本刑罚制度，为主刑。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其他各种刑罚，如赎刑，夺爵、籍没等附加刑。所有这些刑罚制度，均以肉刑或体刑为主，是实现惩罚犯罪、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手段。
第四，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凭借单纯的惩罚并不能很好的维护统治，于是便采用了若干定罪量刑的原则。如区分故意和过失，偶犯与惯犯，规定老幼笃疾刑责减免，秋冬行刑等所谓的“恤刑”，还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苟延残喘的统治。
第五，对各种犯罪的处罚，因人而异，同罪异罚。传统犯罪的刑事责任，往往因为犯罪主体具有一些特殊的身份而不同。良民贱民犯罪，对良民处罚从轻，对贱民从重；尊卑之间相犯伤害之类的犯罪，对尊辈从轻，卑者从重；官民相犯，官员从轻，百姓从重。此外，各级统治阶级中的成员及其一定范围内的亲属若犯了罪，则可以通过“上请”、“议”、“减”、“赎”、“官当”等途径，享有各种法律特权，逃避处罚。但对于“十恶”重罪，统治阶级若触犯时，则不能享有以上特权，相反，而是加重处罚。
三、研究中国传统犯罪特征的意义
（一）有利于了解古代的刑法知识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犯罪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刑法的知识。通过学习研究，我们可以掌握各个朝代的基本法律制度；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哪些规定比较合理，哪些规定需要修改，从而掌握法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有利于指导当今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
今天是历史的继续。我们今天犯罪的有关制度是从传统刑法的有关规定发展而来的。所以了解古代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完善现在的刑事立法、加强司法、预防犯罪和保护社会均有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促进刑法学理论的研究
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法学研究同样也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要想对法学进行有效的研究，前提之一是要了解其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社会犯罪特征的研究，必将丰富刑法学的研究内容，拓展其广度和深度，大大推动刑法学的发展。
注释：
[1]蒲坚。中国法制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
[3]周密。中国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
[5]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
[6]王晨。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