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 粤教版 《唐宋散文选读》 教学内容
在浩浩荡荡、雄壮瑰丽的中华文化中，唐宋散文是其中源远流长、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记录与折光，也是作者思想历程和艺术道路的写照。正是对民生、民情、民俗、民性、民魂的具体描摹，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活的中国的“人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学习语文，不可不读唐宋散文。在高中语文新教材的选修系列中，出于带领学生领略古代散文的美丽风景，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的目的，广东省基础教育课程资源研发中心和语文教材编写组专门编写了《唐宋散文选读》一书，以下是我对教材的编写局囿及教学内容的重构的几点意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高中语文教科书编写要贯彻国家课程改革的精神，充分体现基础性、人文性、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选择性，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尤其对散文作品提出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的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和系统，在编排体例上以文体为经，以主题为纬，分别编排成游记单元、传记单元、书信单元、赋与骈文单元、论说文单元，同时每个单元也包括了单元导语、课文阅读、学习链接和表达交流活动。在内容上比苏教版更丰富、更厚重，在编排上与语文版以作者为单元相比在文体上更清晰、更明确。这是广东省在教材编排上较为成功的一点。但我们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教材改革的弊端，因此提出教学内容的二次整合和重构的观点。理由如下：
一、教材虽新，但是教材处理上的观念依旧老套，穿新鞋走老路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实际情况：一线教师并未真正参与到教材编写过程中来。这就难免使一线教师沿袭了以往语文教学中“教教材”的习惯。事实上，许多老师在新课程的教学中，还是停留在生吞教材意图、半解教学实施意见、机械处理教材内容的层面。备课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实现教参上的教学目标。其实，教材意图不能代替教学意图，这样机械重构教材、处理教学内容的过程是被动的，教师的自我话语权是缺试的，等同于用教材给自己的教学画了个圆圈。
二、教材使用过程中，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
虽说是选修系列，但教材的选择是既定和被动的，学生在上所谓的选修课时已经丧失了自和主动权，学校规定选择文学类还是实用类，我就学哪一类。同时，在升学率的压力下，教师在教授所谓的选修课时，只是拿着名为选修课的教材上必修课的内容。所以，最终“生本”让位于“考本”，这一点在所有选修系列中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通病。
三、在典范性和标新立异上，新教材有其片面性
新课标明确提出选文要具有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在选读唐宋散文时，其历史意思就是希望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其现实意义就是借古喻今，满足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因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无论哪部作品，只要被选入语文教材作为范文来供学生学习，就必然承载文化传播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这是选文的根本所在，而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在课文选择上与其他各版本显示了标新立异之处，在选文的典型性上有所欠缺，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不如《钴a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之登于山。”其语言和句式更丰富、更传神。又如：在论说文单元中，编者选择了苏洵的《心术》，而把《六国论》放在了练习中，我想倒过来可能更好，毕竟《六国论》比《心术》更经典。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改革后的新教材也并不是一把“尚方宝剑”，在新课改中，一线教师确实需要在教学中依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及学生的当下语文水平，跳出教材的局囿，有所选择和创新地重构教学内容，使自我的语文教学尽可能最优化。
（一）调整教学顺序，整合教学内容。
教材在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但是这样的既定顺序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并以此为依据作出相应的教学调整，最优化地组合教材。
（二）形成创新意识，大胆取舍文本。
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有种误区：认为教材中的课文就等于定稿，不管喜欢不喜欢，合适不合适，都按照大纲一五一十地落实知识点，细细地讲解每一段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在某次考试中，如果出到与课文有关的题目时，学生可以不失分。而这样处理教材的结果，往往是将教材弄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教材仅仅是一个引子，教学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因此对于文本要敢于取舍。在粤教版《唐宋散文选读》中，我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采取基本阅读篇目基本精讲，扩展阅读有选择性的略讲的策略，大胆舍弃了扩展阅读中曾巩《道山亭记》、张九龄《荔枝赋并序》两篇课文；选择重点讲解苏洵《六国论》而淡化《心术》；对韩愈《〈张中丞传〉后续》这一稍微简单的篇目采取学生自读、教师答疑的方式，从而达到丰富课堂教学、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
（三）挖掘教材中易忽视的内容，丰富教学内容。
一本成熟的教材所传达的信息是丰富而多元的，有很多独特的部分可以用于辅助教学。在新课程背景下，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式从学生的不同认知角度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是一个趋势。当前，文本、图片、音频材料层出不穷，而教师却忽视了教材中本身可以利用的材料，比如，在第三点中提到的单元导语、点击链接、表达交流活动，除此之外，还有几点很容易被教师忽视：①课前的鉴赏提示，它从写作内容和表现手法上对文章进行凝练的概括，是学生预习课文的好帮手；②基本阅读课后的资料信息，这也是可以被教师充分利用的有利阵地。如在《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资料信息中引用了“景气既和畅，故园殊可依。远山映清月，曲水涵沦漪。寒犬吠如豹，村舂闻自机。因思囊昔友，携手同赋诗”，这几句话无疑是对景物和感情的有力概括，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统筹全篇；③课后习题，传统课程中，教师喜欢按照讲课文在讲题的顺序进行，但笔者认为我们对教材课后习题的处理方式也应是多元的，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激活一堂课的教学。如《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第一题谈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来探讨交流；④教材中的注释，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编者对很多诗句都注明了出处，这些出处包括诗句和典故，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利用这些注解，一来可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二来可以帮助学生积累相关作文素材，一举两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王土荣.试论普通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与使用［J］.语文月刊，2009，（03）.
［3］臧秉武.新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认识上的几点偏差［J］.中小学教学研究，2006，（10）.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2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①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②
--------------------
① 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②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第10页。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厂。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人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①。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②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虽然也有多种标准和划分方法，但唐宋时期处在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时代，为大多数学者及教科书所认同：唐朝和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个重要朝代，在社会性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根本变化，但放眼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从唐中叶到宋代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而显著的变化。除此外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起始上有不同的看法，即有以隋朝建立、安史之乱、两税法颁行、唐末农民战争、北宋建立等断限。③
--------
①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第22页。
② 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烟卷第1期(1936年)。
③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收入《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所以在认识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革上，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在变革的社会性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中学者唐宋变革观的主要内容
1．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宋代中世说"
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应根据"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这一点，而从贵族政治进入君主独裁政治则是任何国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顺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说"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①
--------------------
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ll-18页。
、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在把中国宋元时代认作近世社会的场合，中国近世社会被认为与西亚、南亚或者欧洲近世社会共同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即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如果从中国史的立场来定位宋元时代史的话，首先即可定义，这是从五代分裂时代经过宋朝的中国本土农耕地带的统一，以达到包括游牧狩猎地带在内的，由元朝完成的大统一的时期。如果重述一遍，这一时期是宫崎市定主张的，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伊斯兰教期的西亚平行的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成期．"②
与宋代近世说相对立的是宋代中世说。这一说以仁井田陞、石母田正、池田诚、堀敏一、柳田节子、渡边信一郎等为代表。
前田直典根据加藤繁的大土地所有论，即"唐代中期前的大土地要由奴仆耕种，均田制破坏以后，土地由佃农使用"的甚力流行的学说，在二战后首先举起批判"内藤史学"的旗帜，提出唐末是以奴隶制为特征的"古代"社会终结说。此说并不倡导"宋代中世说"，但开了"宋代中世说"的先河。其后，宋代中世说的核心观点是：(1)中唐以前的大土地所有为古罗马的奴隶制大土地所有制，中唐以后形成的庄园制是隶属性的佃户制，亦即中国的地主由于生产手段的贷给是通过债务关系，佃户置于家长制的严格统治之下，因此随着地主寄生性的加强，佃户的奴隶性质也很顽强，即是所谓古罗马的无迁居自由的耕佃制关系。(2)中国中世纪封建制为农奴制，把农奴制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确定唐宋变革为从唐代奴隶社会(奴婢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豪门大族的大土地所有)转变为宋代农奴制社会(佃户作为直接生产者的新官僚阶层的大土地所有)。(3)宋代地主制是封建制，即自给自足经济、拥有土地以外的生产工具而独立经营以及经济外强制的存在，因此，宋代仍为封建社会，唐宋变革是封建制的再组成。(4)唐中叶以后，两税法是把实现了事实上的私人土地所有通过把主客户、五等户放在政治性的臣属关系之中征收地租的体制。宋代负担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地位的农民是中户中产阶层。他们作为典型。编成的主产阶层被理解为典型的国家农奴，故唐宋变革是从国家奴隶制向国家农奴制的转变。
宋代中世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加藤繁和周藤吉之的学说，虽然论证互有差异，但在两点上是相通的：(1)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2)从宋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农奴制)。③
------------------
① 鹤见尚私；《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详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译文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从部曲到佃户》上、下．《东洋史研究》1971年第3、6集。
② 佐竹靖彦：《宋代時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总第30期）1997年第2期。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鹤见尚弘：《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封建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7期。
2．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基本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①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②
傅乐成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论述了唐朝与宋朝学术文化的不同。"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人，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它们是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在当时并没有多大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曰益加深。宋代对外交通，甚为发达，但其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的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③
以上几位前贤虽然没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划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迁，但他们从不同角度敏锐地观察到唐宋之际显著的社会变化。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学者在讨论封建社会前后期发展变化时，也不同程度地论及唐宋时期社会的巨大变迁。
侯外庐先生较早运用唯物史观探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④
----------
①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2期；参见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的初探--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载《1997年中国唐史高级班，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② 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
．
③ 傅乐成：《唐型文化与汉型文化》，载中国通史教学研讨会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50页。
④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胡如雷先生认为，从北宋开始，农民起义的纲领性口号发生了显著变化。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继之以"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明末农民战争中李白成更把传统的"均贫富"发展为"均田免粮"，为清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开了先河。这些口号说明，虽然多数农民起义仍然打击封建王朝，有些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且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果，但作为时代特点，这些纲领性口号都把打击地主经济、地主土地所有制本身明确地写在了斗争旗帜上，正是这一点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首先，公元十世纪末发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性口号，这件事集中反映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反映了农民阶级社会地位的变化。其次，唐代虽有客户，但系土、客相对，土户与宋代的主户还有区别。只有到北宋建立以后，主客户制度才正式确立，反映了土地制度、佃客地位的变化。所以，北宋的建立并非一般的革代易性，而是标志着历史时代的转折，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①
漆侠先生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是一个比较烦杂的问题，须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指出"这个时期的变革虽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值得客观注意的是，它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加以论证：(1)唐中叶以来各种形式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2)在土地私有制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同时，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也发生显著变化，从而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土地占有新格局之一就是，新兴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逐步爬上社会的极峰。(3)封建租佃制关系取代农奴制而逐步居于支配地位。(4)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而成为主要的税法。(5)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6)经济领域里的变革对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山东士族及其所代表的礼学的衰亡，数百年来社会压迫气氛一朝消散，人们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在相应程度上得到解脱，这对于一代新人及其所代表的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是完全有利的。说到底。经济领域里的变革，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带来一个较为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明的。②
王曾瑜先生认为"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驰，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③张邦炜先生在评论王著{宋朝阶级结构}时说：作者并不一定属于唐宋变革论者，可是书中依据大量史实所作出的不少结论，恰恰起到了为唐宋变革论张目的作用。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变动方面，作者论述了客户、形势户正式作为法定户名以及非官僚地主法定户名的出现这三大历史现象；在非主体阶级方面着重探讨了坊郭户的形成与某些法定贱民的消亡这两大历史过程．表明了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状况的变动及其变化的时代进步意义。④
----------
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②：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③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④ 张邦炜：《著之即久，其发必厚--读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宋史研究通讯》(总第29期)1997年第l期。
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
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①
张邦炜先生从婚姻的角度"家之婚姻由于谱系"到"不问阀阅"的演变，为"唐宋变革论"提供证据。他以为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除婚姻制度的变革是明证外，还可以举出若干。诸如，科举方面的"取士不问家世"、教育方面的"广开来学之路"、社交方面的"所交不限士庶"、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釣从"雅"到"俗"、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宗教画、政治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等等。这些极富于时代感的变化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精神竟如此惊人地相似和一致。他们通通是随着"田制"经济解体之后经济结构的变化、门阀政治崩溃之后等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谐地构成了一幅丰富多采的宋代社会生活画卷。所有这些，一概表明，宋代是一个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时期。同时，他还认为这场变革的性质无疑属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变革，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标志着宋代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②
以上所述只是中国学者讨论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部分论断，但亦足窥其全貌。
转贴于 三、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特点
如果比较中日学者对唐宋变革观内容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日学者讨论唐宋变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尽管中日学者对封建社会是领主制还是地主制的内含理解不尽相同，但都从封建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社会阶层身份、土地占有制等方面的变动展开讨论则是一致的。
2．日本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即东京学派并不赞成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在50年代前半期，关于唐宋变革，可以归纳为宋代"中世农奴制成立说"、"过渡期说"(石母田)、"自由社会成立说"(宫崎)、"封建制再组成说"(池田)，几种观点并存，也出现了浜口的基本上不承认变革的说法。③而中国学者把唐宋之际出现的变革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的路标则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起始断限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在宋代属于封建社会这一点上，日本东京学派与中国学者的观点相似。
--------
① 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前言"，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绪言"亦有相类的论述．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一183页。
③ 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
3．在社会性质上，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与中国学者的宋代封建中后期说有很大差异，但对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有较高的估价却相距不大。宫崎市定先生所谓"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①，"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此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而是指近于我们现代的"②。这可看作是日本宋代近世说对唐宋变革的代表性估价。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也有很高的评价，如漆侠先生提出的著名的"两个马鞍形"：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由于基本上摆脱了奴隶制的桎梏，因而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到秦汉时期便发展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社会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便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这两个马鞍形成的依据。主要是通过从冶铁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的。③
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④
4．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是站在世界史的范围，认为中国的宋元时期与西亚、南亚、东亚及欧州的近世化过程相同步，或者说是世界近代化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中国学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者的讨论，虽然也比照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历史，但多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并显现出就中国论中国的"闭关自守"式的研究倾向。因而，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未产生多少回应和反响，但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却产生了极大反响。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1905-1963)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白乐日进一步认为，研究宋史将有助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继白乐日之后，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⑤
美国宋史学界长期倾向于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向了近世。近二十年来，美国学术界在唐宋变革的研究方向上，虽然出现新的变动，即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新解说。其主要特征是：一是不再假定唐宋变革是中国走向欧州式近代的一个转折；二是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但美国学术界受唐宋变革论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⑥
----------
① 引自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引自佐竹靖彦：《宋代时期基本问题总论》，译文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3-54页。
④ 邓广铭：《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⑤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7页。
⑥ 包伟民：《近二十年来的美国宋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
尤其是在欧美学术界盛行的"宋代经济革命"说，可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唐宋之际变革论的影响推向极至。宋代经济革命，一般是指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印刷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市场结构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
5，前揭日本学术界东京学派并不赞成唐宋之际的变革意味宋代进入近世发展阶段，而是主张古代向中世的转移，也就是说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虽然对唐宋之际变革的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在认同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则又殊途同归。中国学者则不同，不仅认为唐宋之际的变革属封建社会内部前后期转移，而且有部分学者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①。关履权先生认为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宋代近世说、钱穆先生提出的"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和巴拉兹声言要研究宋代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等都是"对宋代的历史地位估计过高"。②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③
四、赘 语
根据以上的简要叙述，提出个人两点不成熟的看法：一是20世纪中日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关注和探求唐宋之际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及论证。当然由于日本学者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探求唐宋社会变革，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反响，而中国学者多囿于就中国论中国的内部社会发展机制探求唐宋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学者不够重视或说未有研究，而事实上是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问世，因而今后在讨论唐宋变革问题时，应当充分重视和利用中国学者已取得的成果。二是如何正确评估唐宋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在现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论是赞成宋代近世说，还是批评所谓的"宋代经济革命"，可能在今后的讨论中更应把握一个"度"，以避免过高或以偏概全的评价，并在各种制度、社会现象等实际问题上做深入细致的探求，庶几可以接近唐宋变革的本来面目。
--------
① 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史学月刊》1960年第7期。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3
根据马恩经典，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才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P.122)思想只有在历史的土壤中才能开出花朵，历史也只有在思想的进程中才得以绵延。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原理启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同样不能忽视中国哲学思想。
基于历史，我们体验的是文化的厚度；基于思想，我们希冀的是文化的深度。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中国艺术批评也应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并且要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结构和思想进程中展开。凌继尧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就抓住中国历史的特有结构和文化特质，上涵先秦至魏晋，后启元明清和近代，于整体研究中突出了鲜明的特色和亮点。该书以国际命题“唐宋转型”为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关节点，把“唐宋转型”首次引入艺术学领域，率先开拓了“唐宋转型”的艺术向度。
一、历史维度中的“唐宋转型”
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第三编唐宋部分（由张爱红撰写），著者引入了“唐宋转型”的命题，从唐宋之际的关键历史事件“安史之乱”入手，阐述了这一历史变革对唐后期以后中国文人心态、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巨大影响。中国艺术批评史由此呈现出唐代的理想主义、宋代的现实主义、明代的浪漫主义和清代的保守主义为主的四大阶段特点。所以，抓住唐宋转折期，把艺术批评植根于历史的激变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本书的特色之一。这不同于一般的史论著作平铺直叙、把历史均质化的写法，而是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又注重特定历史时期对文化的特殊作用。
根据书中的介绍，“唐宋转型”又称“唐宋变革”，最初是历史学界的一个经典命题，最早由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在1910年提出，用来指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的巨大差异，最终形成了中国的中世和近世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分。［3］（P.143）继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发表《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一文，首次提出“宋代文艺复兴”之说。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论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并一度被奉为京都学派。然而，1948年，以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对京都学派的学说予以发难和批判，展开了关于何为中世、何为近世的激烈学术交锋，史称“唐宋转型”。在激烈的学术讨论中，“唐宋转型”的内容也扩展到了军事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同时，“唐宋转型”的辩论思潮也迅速由日本扩展到了欧洲学术界。在欧州，“唐宋转型”通常被称为“内藤假说”,主要对内藤湖南提出的“上古、中古、近世”这套西方历史分期方法如何适用于东方提出质疑，以及宋代文化是否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提出异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白乐日、李约瑟都对此做过相关论述［3］（P.144）。美国学界对唐宋文化的研究与日本、欧洲着重从历史分期角度研究不同，其主要从转变的内容方面着手，并认为唐代到宋代的变化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是一个质的变化，因此美国一般称为“唐宋变革”。美国最早对唐宋问题研究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汉学家柯睿格著的《中国的思想与制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郝若贝和包弼德为主。郝若贝对宋代的科举制和社会阶层流动做拓展研究，包弼德侧重唐宋社会思想的巨变。
同时，《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目前中国学界的“唐宋转型”命题的研究现状也作了综述。把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历史分期问题上讨论中古与近古的时间概念，如陈寅恪、钱穆、侯外庐、朱瑞熙等；另一种从唐宋社会变革的具体内容上来讨论，如傅乐成、胡如雷、漆侠、葛金芳、王曾瑜、柳立言、张邦炜等，且近年多从这个角度切入。此外，本书著者还介绍了近10年的研究情况：多以学术研讨会为主，内容波及更多领域，并且台湾学界对此热度也一直在提高。近10年重要的“唐宋变革”学术研讨会就已达近20场，平均一年召开两次。如2008年12月24日唐宋变革散文研讨会就在台湾明道大学召开；2010年12月17日在郑州举办的“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就在法学领域开始深入。近5年的“唐宋变革”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集中以期刊为阵地，开辟了许多专题性质的论文组谈。如2005年《文史哲》第1期以“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变迁”为题，从经济和土地制度方面刊登了4篇论文；同年，《史学月刊》第5期侧重社会文化领域，组织了以“中古社会变迁”为题的6篇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以“多元视野下的唐宋社会”涉及了政治制度、城市经济、社会结构、海洋军事等方面的6篇文章；同年《江汉论坛》以“唐宋变革”为题，刊登了涉及政治制度、阶层结构、伦理道德等5篇文章；同年《河北学刊》从历史角度刊登了6篇以“宋代历史地位的再认识”为专题的文章；2009年《光明日报》以“都市空间文化：隋唐长安研究的新视野”为题刊登4篇文章，从城市空间、文学等领域来着手。
可见，“唐宋转型”已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界的命题，在历经百余年中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国界的庞大学术命题。“唐宋转型”的历史特点也成为各个学科在进行史论类研究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忽视了唐宋转型这个典型的历史转折期，就等于把历史均质化，也因此会导致研究扁平化的危险。
二、艺术向度中的“唐宋转型”
据著者综述，目前“唐宋转型”的最新研究是2010年《社会科学》第9期刊出的《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一文。该文从文学学科的领域，结合内藤湖南关于文学艺术的部分内容，全面探讨了唐宋变革为文学艺术带来的各种变化。与此不同的是，著者开辟的是专属于艺术学领域的探讨，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专门探讨艺术学领域中的“唐宋转型”。在2011年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之后，从学科角度说，著者对该命题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意义。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4
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代变化之最著者。笔者曾就《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1982年1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等作过一些初步研究。笔者近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02AJL008)，拟从经济和体制层面，探讨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下面按土地政策、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专卖政策和外贸政策依次展开。
一、土地政策研究
唐宋之际土地政策的演变，包含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政策的出台、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土地买卖合法化等环节。
先看均田制的瓦解。一般认为均田制弛坏于中唐开元、天宝间，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的出台而正式消亡。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认为，唐均田制中放宽土地买卖限制的政策所促成的豪强兼并和户籍不整，是均田制颓废的关键。陶希圣、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则认为国有土地减少、耕地不能增加和不守田令是主导因素。1943年，李剑农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指出“私人田庄的自始存在”、“口分田亦可买卖”为导致均田废弛之“两端”。此后，论及均田制瓦解原因的还有：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1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6期)、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1期)、郭庠林《试沦“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3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5期)、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2期)，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契的一考察》(《西?定生博士还历纪念一一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山根清志《唐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中国都市和农村》，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上述诸家大都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壮大，土地不敷授田所需，以及战争冲击带来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一文，试图从五朝均田制三百余年的演进趋势中去挖掘其瓦解的内在机制，指出均田制的长期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于人口的严密控制(“农皆地著”)，二是地权流转速度的相对迟缓(“摧制兼并”)，然而时至中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安史乱后版籍漫患，丁口流离，两个条件均不复存在，均田制遂告终结。
再看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其标志就是“不抑兼并”成为其后各朝的“国策”。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社会经济史集刊》6：1，1939年)较早切人土地买卖问题的研究。此后有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2期，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兼并情况的初步探索》(《历史教学》1956年4期)、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3期)等文发表。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指出，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的事实表明，土地私有性质确实已经有了增强”，与此同时官田的民田化也日益普遍。但李春圃《宋代佃农的抗租斗争》(《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2期)则将不抑兼并定性为反动政策。稍后，杨树森、穆洪益主编的《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认为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两宋，评价亦很低。
80年代中叶前后，上述观点受到了学界质疑。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2期)指出，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及其定型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包含着合理的现实因素。不抑兼并政策在土地、赋税、阶级关系等方面引发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历史阶段。他的《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1期)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动和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晚唐以降直至两宋，土地转移率的急剧提高，促使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向瓦解；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分离；地块分散的土地占有情况导致了部曲制经营方式的日趋衰落。在《唐宋之际上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中，葛金芳揭示丁唐宋之际土地政策演进的五大趋势，一是对土地所有制结构放弃调整，此以田制模式的放弃为标志；二是大量下放官田给民间(包括地主和系官佃农)，此以官田私田化政策为标志；三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明显减弱，此以“不抑兼并”为标志；四是对小农土地所有权更加维护尊重，如“逃田”、“户绝田”所有权的保留和处置；五是畅通地权转移的渠道，此以土地买卖合法化为标志。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与葛金芳持相同观点。另有马兴东《宋代“不立田制”问题试析》(《史学月刊》1990年6期)、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等文发表。
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佳作。张星久《关于五代土地兼并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对五代土地兼并发展的一般情况、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及方式，以及对地主阶级内部地权运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武建国《论五代十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分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学术月刊》1996年2期)两文指出。当时各类国有土地已大量私有化。此外，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分见《敦煌研究》1998年3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一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文和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云旗《唐代土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对唐后期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过程有详尽的描述。
最后来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施行。葛金芳在《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3期)中指出，该政策的执行分为“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两种形式，其动因在于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该政策有利于小农地权的深化，但后来变成地主攫取官田的门径，因而具有两重性。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4期)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广置营田”与“尽鬻官田”并存，以及田主对佃户看法的改变。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5期)认为，宋代官田实行自由射佃制，既保证了官府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也满足了包佃户追求财货的欲望。宋代包佃主的承佃活动，扩大了当时的垦田面积，同时也促进了游散劳动力与土地资料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此，葛金芳连发四文提出不同看法。在《宋代官田包佃成因简析》(《中州学刊》1988年3期)中，认为宋代私人包佃官田制度日趋普遍的基本动因，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是包佃形态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荒田旷土的大量存在则是官田包佃得以繁衍滋生的外部条件。通过《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析》(《史学月刊》1988年5期)得出其本质是“品官权贵、形势豪右之家，为转佃取利、谋取差额地租而承佃大段系官田产的行为”。在《宋代?m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9期)中，认为应将形势豪右对于系官田土经营权的封建垄断，规定为包佃形态的本质特征。《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论坛》1989年7期)认为，官田包佃之弊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影响官府深入、阻滞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和妨碍土地与劳力结合。
二、赋役政策研究
先看赋税。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人丁税性质的租庸调已成无源之水，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应运而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指出，浮寄客户的大量增加致使租庸调不得不变而为两税，宇文融括户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行于时。[日]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法的实施与土户客户》(《泷川政次郎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1957年)亦持此论。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认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达；交换中钱币的大量使用，又为“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准备了条件。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1期)认为，两税改变了前期的单一农业税收结构，采取以两税为代表的农业税与以榷盐为代表的商品税并重的二元结构。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人”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认为杨炎两税法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前提。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一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讲。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指出，两税法施行后，色役与差科往往并称，亦可谓之杂徭。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唐后期的“随户杂徭”，是未被两税法改革方案包括在内的地方性徭役，而不是再生形态。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指出，唐宋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丁男承担的力役。
宋代，兵役已成残余，力役渐轻，职役突出起来。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上、下，《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l、12，1934年)较早探究了北宋时期的役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将宋代“职役”分为四类：①衙前；②里正、户长和乡书手；③耆长、弓手和壮丁；④承符、人力、手力和散从，认为北宋前期的役法经历了由差役至雇役的转变。聂崇歧《宋役法考述》(《燕京学报》33，1947年；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对各类职役作出详细考述。此后有朱瑞熙《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3日)、《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9期)、《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7期)和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1979年1期)等文。关于差役的性质，汪槐龄《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认为差役是乡亭之职向劳役与苛税演变过渡阶段的产物。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3期)认为，差役的担当在仁宗之际发生了由上户向下户转移的情况，但其性质仍是职役。漆侠《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认为，宋代的差役是前代劳役制的继续，主要由下户负担。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分见《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2期、1985年3期)两文认为，北宋的差役可分为州县役和乡役两种，差役的本质就是让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无偿提供公共服务。葛金芳(前引书)则认为差役按其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州县吏人与乡村政权头目，此其主体；二是各级官衙里的杂差公人，属力役性质；三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之类治安人员，属兵役残余，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夫役，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出现了从差夫制到雇夫制的变化。葛金芳(前引书)认为，两宋力役从总体上看呈减轻趋势，可用“一代(厢军代役)二雇(和雇夫役)三转化”来概括。所谓转化，是指各类徭役向代役税转化，这是摊丁人亩在宋代的主要表现。葛金芳《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指出，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封建国家加在民户身上的徭役和人头税逐步向田亩税转化和归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宋代有两大表现，一是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二是尚未转化的部分开始依据民户资产摊派。在《两宋摊丁人亩趋势补证》(《暨南学报》1991年3期)中，葛金芳指出，在两宋水利役中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办法日趋普遍，且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此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性水利法规，有些地方“计田出丁”渐向“履亩纳税”转化。这是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对宋代摊丁人亩趋势曰趋扩大的内在机制做出的说明。
三、工商业政策研究
先看手工业。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年)、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三部对唐宋手工业作扎实细致研究的专著，多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为探讨重点。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2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工匠职责明确；实行工匠征集制度；对工匠实行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技术负责制。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探》、《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分见《齐鲁学刊》2001年2期、《首都师大学报》2001年5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的政策，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摧残。
有关宋代手工业的研究，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指出，从宋初到神宗时期，矿冶业从劳役制向召募制演变，与此相适应，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役制。稍后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L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比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厂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t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沦，指出和籴在前期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葛金芳(前引书)认为宋代两税相当于农业税中的“公粮”部分，而和籴则类似于统购统销制下的“购粮”性质。袁一堂《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市籴体现了“国防财政”的特点；他另有《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5期)认为北宋的市籴本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却更近似于赋税。
在市场管理和行会方面。[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和《唐宋时代的市》(俱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率先指出唐末坊市制已渐趋松弛．至宋代最终走向崩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了坊市制至北宋中叶毁坏的过程，唐宋行会研究的奠基者，中国有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日本有加藤繁。戴静华《两宋的行》(《学术研究》1963年9期)亦有开拓之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指出宋代的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行会。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宋史研究沦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认为唐宋行会在商品质量、训练学徒制度等方面与欧洲一样受行规约束，所以宋代行会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其性质基本相同。[日]日野开三郎《唐宋时代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7卷，三一书房，1983年)着重分析宋代“行”的市场独立性及内部阶层分化。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和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行”亦有涉及。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指出行会是封建性的同业商人组织，并从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角度，得出行会形成于宋代的结论。行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同时承担政府的“科买”和“行役”。
对商税含义的理解，学界向有不同说法。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唐“除陌法”近于交易税。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认为，安史之乱后的“关津之税”，即是过税。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年)、[日]小西高弘《唐代的客商和杂税一一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经济学论丛·福冈大学》24—2、3．1979年)亦持鞠说。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狭义商税仅指关税利市税，两税法对行商所征之税不是商税，而是资产税。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4期)将商税分为三类，即禁榷(专卖)、关津之税(商品通过税)和市肆之税(商品交易税)，后两者亦即“关市之征”。对于宋代商税，加藤繁《宋代商税考》(《史林》19—4，1934年)认为过税、人市税出现于唐中叶，宋代确立了过税和住税制度，税率在2％—3％之间。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城市》(马德程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和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亦同此说。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过税、住税之外，还有翻税和买出翻税，“力胜钱”、“市例钱”等则属杂征横敛。李晓(前引书)指出，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以前，2％的过税和3％的住税是按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征收的，但过税每过一次税务都要征收一次，实际可达10％以上。
四、禁榷专卖政策
先看榷盐。对唐盐专卖施行的原因，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认为禁榷首要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为抑商。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4期)则认为传统赋税政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应加以考虑。陈衍德、杨权认为《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后农业税不敷政府支出，要求扩大税源，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关于榷盐机构及其作用，(日]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立地和机能》(《史学杂志》91—2，1982年)认为，专卖机构发挥了联结盐户和盐商的作用。在《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史林》65—6，1982年)中，妹尾氏又指出，河东盐区直接将盐委托给盐商销售，确保了专卖收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重叠。
五代盐政，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的沿袭，自后唐又新增表卖蚕盐制，实为变相人丁税。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指出五代盐税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具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政府插手丝蚕业的结果，以榷卖为特色。吴丽娱《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认为屋税盐源于朱梁之末，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
宋代榷盐的研究较为深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认为宋初大部分地方实行官般官卖制，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宋代榷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上的垄断与统购政策及销售上的抑配与科买。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都认为买扑法和钞引盐制都属于通商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两书指出，宋代盐的榷卖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购、强制认购、纳盐钱等。商民分销形式又分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等，以具有间接专卖性质的钞引盐最为普遍。
再看榷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税茶是榷茶的前身，茶税确立于贞元九年(793年)。此后，始税茶之年，争论不休，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总11辑，1981年)认为庸人对榷与税的使用并不严格，故易混淆。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认为，“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课税一一全部专卖一一局部专卖’这样一个过程”。关于五代茶法，凌大埏《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认为五代一些政权对内实行茶专卖，而外则行通商之策。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下)》(《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认为南方政权茶法政策不一，南唐兼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详细论述了宋初到嘉?四年(1059年)之间交引法、三税法、贴现法的兴废交替，并将茶法区分为禁榷法与通商法两类。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前期禁榷和茶法人中时期、嘉?通商时期、崇宁年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李晓分析了《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3期)。孙洪升《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期)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宋代各地茶法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由通商向政府垄断收购的转变。
最后来看榷酒。鞠清远《唐代财政史》、[日]金井之忠《唐代的榷酤》(《文化》7：6，1940年)、[日]丸龟金作《唐代的酒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和[日]西冈弘晃《唐代的酒专卖制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3，1970年)等，研究了唐后期榷酒的性质及变化等内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指出，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广德二年(764年)即已开始酒专卖，有特许专卖制、全部专卖制、榷酒钱、榷四种形式。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1998年4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宋代榷酒始于乾德二年(964年)，酒制则有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三种形式。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史研究集刊》，浙江省社联《探索》增刊、1988年)认为，宋朝酒法以官酿官卖的官酒务制和民酿民卖的买扑坊场为主体。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11期)、《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3期)等文认为宋代榷酤起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酒业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李华瑞从1988年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汇成专著《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他指出宋代榷酒的形式通行全国的有三种：官监酒务(属完全专卖，占统治地位)、买扑坊场和特许酒户经营；局部地区亦有三种，即京师榷曲、四川隔槽法和两浙、两湖等地的万户酒。
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梅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5
宋人所谓“晚唐”，其时间范围基本指从咸通元年至唐亡；所谓“晚唐体”，本指唐末(咸通以后)诗歌的时代风格，体裁形式主要为七绝和五律，至宋末元初又特指贾岛姚合及永嘉四灵的五律诗。“晚唐体”的总体取径倾向是轻快有味，具体包括：重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擅长写景咏物，高者清深闲雅，下者清浅纤微。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晚唐体诗人师法广泛，尤重学习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晚唐体”阴影笼罩有宋诗坛三百年，许多宋人对于“晚唐诗”口头上痛砭，创作上模仿。
【关键词】 晚唐体/唐末/时代风格
一 问题的提出
“晚唐”、“晚唐诗”、“晚唐体”，是宋人提出来的诗学术语，它不仅与我们对唐诗史貌、唐诗分期及风格流派的认识息息相关，也与整个宋代诗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人喜谈唐诗，提出“唐初”、“盛唐”、“中唐”、“晚唐”等术语，有趣的是，他们特别关注的是“晚唐”这一时段，最早提出的术语是“晚唐”，议论最多的也是“晚唐”而不是“盛唐”或其他，可见，有宋一代的文人们对“晚唐”确是情有独钟。厘清“晚唐体”的来龙去脉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唐宋诗史与诗学至关重要。
何谓“晚唐体”？其本真意涵所指为何种体格风貌？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可靠的结论。元代以后很少有人提及“晚唐体”，当今一些文学史著作或论文大都是在论述宋诗的时候谈到“晚唐体”，多将其归结为贾岛姚合诗风或宋代学习贾岛姚合诗风者的诗体①，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等工具书亦如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晚唐体”是指贾、姚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②，唯有赵昌平先生解释为“指唐季沿而至于宋初之轻纤诗风”③。这些概括孰是孰非，各自有多少根据？
由于贾、姚是典型的元和诗人，将贾、姚诗称为“晚唐体”，与现行的唐诗分期概念抵牾。于是，有学者就这样解释：“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④，“当时人所谓‘晚唐’是个模糊的概念，基本上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例如贾岛)”⑤。问题是，这样概括宋人的观点，符合事实吗？为什么真正生活在晚唐的温、李、杜等一大批著名诗人却不属于“晚唐体”作家？有学者以贾岛、姚合皆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为由，正式在权威性《文学史》教材里将贾岛、姚合列在晚唐诗人中叙述(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学术混乱？譬如白居易去世比贾、姚还晚几年，刘禹锡亦卒于晚唐会昌年间，也可划入晚唐吗？
为揭开“晚唐体”的神秘面纱，本文首先厘清宋人所谓“晚唐”一语的时间意涵和“晚唐体”的艺术风格意涵及其指称流变，其次，正面研究唐代“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最后讨论“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二 宋人所谓“晚唐”——“晚唐体”的时间内涵
在“晚唐”一词没有出现之前，宋初已频繁使用“唐末”和“唐季”。而最早指明“唐季”时间范围的是王禹偁。其《画纪》云：“唐季以来，为人臣者，此礼(指祭祖之礼)尽废。”又其《送孙何序》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可见王禹偁所批评的“唐季”指咸通后(860年以后)，初步规范了后来晚唐的时间内涵。到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先使用了“唐之晚年”一语：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
其所谓“唐之晚年”的时间意涵，我们可从所举诗人周朴得知，周朴是活动在唐末(咸通以后)的苦吟诗人，因骂黄巢为贼，被黄巢所杀。
欧阳修的门人刘攽(1023—1089)在其《中山诗话》中将欧阳修的“唐之晚年”缩简为“晚唐”，最早使用“晚唐”一语：
鞠，皮为之，实以毛，蹙蹋而戏。晚唐已不同矣。归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足未休。”
其“晚唐”的时间内涵与欧阳修所谓的“唐之晚年”一致，因其所举作家是皮日休，也是典型的唐末(咸通以后)诗人。其后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中有四处提到“晚唐”一词，所指均为唐末军阀混战时代，如其中较有名的一条言论先说杨大年竟不知道《比红儿诗》的作者是罗虬，紧接着来一通议论：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卷一四)
其所谓“以小诗著名”而又读书灭裂(粗糙)的，正是唐末乱世中像罗虬这样的一批诗人。
北宋蔡居厚《诗史》中有两条论晚唐诗，“晚唐诗尚切对”条曰：
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儿寒入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所举晚唐作家为郑棨，还有《梅花》诗的作者崔橹，皆典型的咸通以后诗人。又一条曰：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崔鲁……张林……
所谓“晚唐诗人”崔鲁(橹)、张林，也是唐末人。
蔡启《蔡宽夫诗话》中也有两条谈到“晚唐”。“晚唐诗格”条曰：
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
标题称“晚唐诗格”，内容称“唐末五代”，显然是将“晚唐”混同于“唐末五代”，可见在他意识中的“晚唐”是专指唐朝衰亡的一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蔡启首次将“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这条言论为南宋末期人将“晚唐体”等同于“贾姚体”埋下了伏笔。
北宋杨龟山论唐诗之“变”，首次分唐诗为盛唐、中唐、晚唐三期，合五代为四期：
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⑥ 杨龟山所谓的“盛唐”、“中唐”、“晚唐”之时段难以从文意上明确判断，但“晚唐”之不含“中唐”明矣。
南宋初年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六评“晚唐诗”曰：
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繁而调急……余故尽取晚唐之作，庶知律诗末伎，初若虚文，可以知治之盛衰。
其所谓“尽取晚唐之作”，明指“自咸通而下”的所有诗作。可见“晚唐”一语的时间范围在计有功这里再次得到了确指。
宋人对“晚唐”议论最多的要数杨万里了。他所夸赞称许过的“晚唐诸子”，写专文(诗)褒扬的共有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崔道融、于、刘驾等七人，全是咸通以后人。
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一条曰：“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高，而妄自尊大。”薛能于广明元年黄巢乱中被人杀害，也属于咸通以后诗人。《容斋四笔》有一条曰：“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所言“晚唐士人”也是举吴融、徐寅、黄滔三个典型的唐末作家为例。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二有“晚唐诗人”一条，所举作家为韩偓、司空图、罗隐三人，皆唐末名家。
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话相当明确地指明了“晚唐体”的时间范围：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故体成而唐祚亦尽。
所言“体成而唐祚亦尽”就明显地将时间范围定位在“唐末”。
南宋后期，谈论“晚唐”最多的是刘克庄(1187—1269)，他首次把唐诗分成“盛唐体”、“中唐体”、“晚唐体”三体：
昔人有言，唐文三变，诗然，亦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晚唐且不可废，奈何详汴都而略江左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刘克庄的这则重要材料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他也是和杨龟山一样从诗“变”的角度来划分盛、中、晚三“体”的，他所谓的“晚唐体”主要是风格概念，但既与“中唐体”并列，可见在他这里也绝不是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唐”。
与刘克庄同时而稍后的大诗论家严羽，批评“晚唐体”的言论也有不少，其时间界定渐趋淡化，风格意涵尤为突出，他的意见对元明清人影响颇大。《沧浪诗话·诗体》依时段先后将唐诗分为五体：“依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严羽没有像杨龟山、刘克庄、俞文豹那样标出“中唐”，但比他们分得更细。严羽在前四体及本朝体的每体下附有小字说明具体时段，惟独“晚唐体”未作解说，盖因“晚唐”时段在宋人早已有约定俗成的认知。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严羽“依时而论”将“晚唐体”列于“元和体”之后，可见有的学者所谓“宋人将唐诗大略分为初盛晚三期，而将中唐并入晚唐”等概括在严羽这里也行不通；其二，有人据此认为严羽的“晚唐体”的时段应是长庆以后至唐末，未免武断，因为根据其他各体下的小字说明可知，各体在时段上也不是直接相连的。何况他的“晚唐体”同时也是风格术语。
到了宋末元初，陈著、方回等人更多地将“晚唐体”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名称来使用。他们时常将贾岛姚合、南宋四灵甚至宋初九僧等人直截说成“晚唐”或“晚唐体”，可见，“晚唐”在方回那里时间界域已经完全淡化，成为泛风格术语。到杨士弘《唐音》，干脆从时间上明确地将“元和”列为晚唐，到明高棅《唐诗品汇》则又因袭杨士弘《唐音》之说，在《总叙》、《五古叙目》、《七古叙目》中都将“元和”归入晚唐(高氏有时也将“元和”划入中唐)。直到胡应麟和徐师曾以后才又将“元和”复归中唐。
另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有一条重要材料，常为学者征引来说明北宋人将孟郊贾岛定为“晚唐”诗人，实际是讹传误引⑦。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的时间范围，由王禹偁、欧阳修和刘攽所开创确定，大体指所谓的“唐末”(咸通以后)，到南宋末期，当“晚唐”普遍作为一种风格或诗体含义使用时，又时常包括“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甚至包括宋初九僧以及南宋四灵。但在有宋绝大多数时间和场合里，“晚唐”一词的时间范围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唐朝末年的大约四五十年时间，约从懿宗咸通元年(860)直至唐亡(907)，与今天所谓的“晚唐”代表作家活动的时代(晚唐前期)有所不同。今天文学史上所说的“晚唐”的代表作家，像杜牧(卒于852)、李商隐(卒于858)、张祜(卒于854)、许浑(卒于858)、赵嘏(卒于852)、温庭筠(卒于866)、段成式(卒于863)、刘得仁(卒于860)等，基本上都不在宋人所谓“晚唐”的范围之内。宋人所谓“晚唐”为什么多指懿宗咸通以后呢？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从唐祚兴衰上看，唐王朝真正不可收拾的衰世就是从懿宗咸通开始的，这一点史有明载；再从诗歌兴衰上看，懿宗咸通以后，杜、李、许、温等诗坛大家相继辞世，唐末最后五十年诗坛上没有大家出现，总体上似呈衰落之势，不过仍然名家辈出，创新不断，而整体诗风又与温、李、杜时期明显不同，可以称为“后三大家时代”，抑或皈依贾岛的时代。至于有宋一代文人为什么对于“晚唐”这个名词、这一时期如此热衷，对这一时代的诗人诗作诗风赋予这么大的关注和这么长时间的讨论？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与“晚唐”时间内涵息息相关的是宋人对唐诗的分期问题。严格说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唐说”在宋代确未成熟。但是，宋人论诗每每提及“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术语，特别是杨龟山、刘克庄二人都明确提出过“三唐说”，可惜长期被人们忽视。如果再加上严羽的“唐初体”概念，那么“四唐说”在宋代也已粗具雏形。
三 “晚唐体”的艺术风格内涵及其指称流变
大约到北宋中期，“晚唐”一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含义便开始初步确立，并逐步成为具有相对稳定内涵的批评术语。严沧浪云：“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那么，“晚唐体”到底是一副什么“言语”呢？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宋人有关“晚唐体”艺术特色的论述。
北宋人对“晚唐诗”的认识。北宋评论“晚唐诗”最早而且影响很大的就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二则：
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为高。如周朴者，构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故时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
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其诗极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晓，人家多以教小儿，余为儿时犹诵之。
“晚唐诗”给欧阳修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务以精意为高”、“极有意思”，“精意”即精深的意旨，与“意思”相近。其次就是“极其雕琢”，即通过“月锻季炼”的苦吟以求语句之工，“意思”之深。除了这两个特点外，从所引的几联佳句中还可看出“晚唐诗”的其他特色：偏重写景，不用典故，力求通俗。欧阳修所评的“晚唐诗”即唐末诗，以周朴为代表，虽然欧阳修把杜荀鹤的“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误记为周朴的诗，但杜荀鹤也是唐末诗人。
苏轼对“晚唐诗”有褒有贬，他不满王安石诗的“晚唐气味”，但又多次称赞过司空图的“高雅”，还有吴融、韩偓等人的“造语成就”：
荆公暮年诗，始有合处。五字最胜，二韵小诗次之，七言诗终有晚唐气味。(苏轼《书荆公暮年诗》)
东坡尝谓余云：“凡造语贵成就，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如蚕作茧，不留罅隙，吴子华、韩致光所以独高于唐末也。”(《姑溪题跋·跋吴思道诗》)
苏轼所谓“晚唐气味”显然是风格批评，大抵着眼于气格卑弱。东坡所称赞的以吴融、韩偓为代表的晚唐诗“造语成就”，应指语言运用不因袭模仿，经反复锤炼而富有创新性和个人特色。北宋末的吴可继承了东坡的评论，其《藏海诗话》云：“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
与苏轼不同，黄庭坚处处极贬“晚唐诗”之卑俗，如《与赵伯充》曰：
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山谷老人刀笔》卷四)
苏黄贬低晚唐诗的言论，大抵都是从气格卑弱、俗而不雅两个方面着眼。黄庭坚更把“晚唐诸人”与老杜对立，说“晚唐诸人”本身就属于“作法于凉”，而学“晚唐”的宋人就是“作法于贪”了(典出《左传·昭公四年》)。这就为南宋江西派与晚唐派的对立定下了基调。
联系上引《梦溪笔谈》、《诗史》、《蔡宽夫诗话》，可知北宋人对“晚唐诗”艺术特色的认识是，“晚唐诗”是唐末富有“精意”的近体“小诗”，“造语成就”突出，主要不足是“气弱格卑”，“晚唐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是贾岛，所以有人称之为“贾岛格”。
南宋前期人对“晚唐诗”的两极评价。南宋初年的计有功是宋人中以治乱盛衰、风雅正变观念论“晚唐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唐诗纪事》对咸通以后诗的评语看，“晚唐诗”就是“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因而毫不足观。这种将社会治乱与文学盛衰同步的观念，对近千年的唐诗研究影响至为深远。
南宋前期，对“晚唐诗”称赞最多且最有发明的要数杨万里。杨万里的第一个发明是提出了著名的“晚唐异味说”：
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三绝》其一)
君家子华翰林老……晚唐异味今谁嗜？耳孙下笔参差是。(《跋吴箕秀才》)杨万里将陆龟蒙和吴融作为“晚唐异味”的突出代表。那么“晚唐异味”到底作何理解呢？我们看他的以下解释：
而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无他，专门以诗赋取士而已。诗又其专门者也，故夫人而能工之也。……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骎骎乎晚唐之味矣。(《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颐庵诗稿序》)
“晚唐异味”首先表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属联切而不束，词气肆而不荡，婉而庄，丽而不浮”，即偶对工切而不生硬拘束，语言流畅而不流荡，婉丽而又庄重、不肤浅，颇似唐末司空图所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其次，杨万里将“晚唐异味”比作喝茶的感觉，先苦而后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就像《小雅·何人斯》苏公刺暴公那样的含蓄讽刺特色。其议论超绝，识见高明，直追司空图，非当时论者可比。总之，杨万里的“晚唐异味”是从审美的角度对晚唐诗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安石真正学到了“晚唐异味”。
杨万里的第二个发明就是《黄御史集序》所提出的“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论。《黄御史集序》盛赞黄滔之诗代表晚唐的“锻炼之工”，对当时批评晚唐诗“锻炼之工”的人予以嘲讽，认为晚唐诗的“锻炼之工”是空前绝后的，字字如珠玑。其《唐李推官披沙集序》在列举李咸用的许多名言佳句之后认为，那些不相信晚唐有许多作诗高手的人，就如同曹丕不相信真的有火浣布(石棉)一样见识短浅；那些批评晚唐诗艺术水平不高的人，就如同桓玄所讽刺过的那些将“哀家梨”蒸着吃的人。杨万里把“晚唐体”看作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从体裁上说，杨万里所学所论的晚唐体主要是唐末七绝。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杨万里的好友陆游却对“晚唐诗”极其鄙视，他不满晚唐诗的气弱格卑：“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激。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不满晚唐诗的苦吟作风：“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记梦》)但总体鄙视中也有个别称赞，如他赞“晚唐体”诗人李咸用“唐有李推官，以诗名当代……清新警迈，极锻炼之妙”(《宣城李虞部诗序》)，又高度称赞陆龟蒙(详后文)。
南宋中后期对“晚唐体”的讨论。最先使用“晚唐体”一语的是韩元吉之子韩淲(1159—1224)，他仰慕同乡前辈诗人杨万里，尝选唐人绝句，“惟取中正温厚，闲雅平易”(《四溟诗话》)，他以《晚唐体》为题作七绝曰：“一撮新愁懒放眉，小庭疏树晚凉低。牵牛织女明河外，纵有诗成无处题。”(《涧泉集》卷一六)显然以风格闲雅、构思新巧、格律精严的七绝体为“晚唐体”。
对“晚唐体”论述最详细的要数刘克庄和俞文豹。刘克庄多次提到“晚唐体”，而集中发表自己对“晚唐体”批评的是其《韩隐君诗序》：
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这段话明确指出“晚唐体”是“效颦”张籍、王建的不用典故、趋于“切近”的诗风。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克庄小传》中说：“他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就也在晚唐体那种轻快的诗里大掉书袋，填嵌典故成语，组织为小巧的对偶。”
俞文豹对“晚唐体”描述更详，《吹剑录》(作于1243年)曰：
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尽矣，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又《吹剑三录》曰：
近世诗人攻“晚唐体”，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则谓之作家诗；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则谓之秀才诗。
俞文豹第一段话批评“晚唐体”的一些缺点：气象衰飒，气弱格卑；题材狭窄，偏重描写景物和细小事物；注重音律对偶，篇幅短小；风格清浅。第二段话指出宋人模仿“晚唐体”较成功的，其特点为“句语轻清而意趣深远”；失败的，其特点是“饾饤故事，语涩而旨近”，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刘克庄诗。
其他称赞“晚唐体”的还有陈必复(1180—？)、徐鹿卿(1189—1252)：
予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陈必复《山居存稿序》)
若夫五谷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则又在吾心自为持衡。少陵，五谷也；晚唐，多品也。学诗，调味者也；评诗，知味者也。(徐鹿卿《跋杜子野小山诗》)
徐鹿卿从“味”的角度为晚唐诗辩护，不仅强调“晚唐诗”有“味”，而且指出晚唐诗的“多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晚唐”诗坛风格流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著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著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16)《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唐朝 宋朝 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The School Education be Affected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LIU Chuntao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is a Period of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other social fields.For example,the evolu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land, and so on. These changes will have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educatio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Key words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school education
唐宋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期，唐宋文明承前启后，绚丽多彩。早在1910年，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就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初步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认为唐朝与宋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就是中古和近世的差别，就此认为唐代是中世，宋代是近世，即宋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①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唐宋史学界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论”的学术挑战就这一学术命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多专题的研究与探讨。从中使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唐宋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或变动。②而学校教育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必然会受到唐宋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1 唐宋时期社会变迁
1.1 唐宋时期的政治变迁
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变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皇权的加强。从隋开始，中央开始确立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机构，到唐宋时进一步完善，成为日后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的基本政治结构。三省指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其中尚书省负责国家政务的执行，门下省、中书省掌决策。三省分掌议政、决政、行政三权，实际将秦汉以来的丞相之权一分为三，分隶三省，总与皇帝，从而大大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在宋朝的发展，主要是统治者削弱和分割了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打破宰相“事无不统”的局面，使皇权继续得到加强。③
其次，科举制的演变。隋炀帝大业二年（620）始置进士科，此乃科举考试制度创立的开始。唐承隋制，但唐代科举制度尚属初创阶段，虽然比起荐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打破了士族一统任人的局面，但是很多地方难免仍保留着许多荐举制的弊端，新老士族仍凭借权利，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科举取士的情况，因此，当时科场成绩的好坏，并不能成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宋初对科举制的改革，首先以此作为突破口，扩大确实范围，使科举制逐步成为人们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1.2 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其一，私有制的发展。无论是我国学者所说的土地国有制，还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等人所说的属于政府庄园的均田地，这一制度瓦解的结果就是唐朝中期开始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唐朝中期，均田制逐步瓦解，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官田也逐步以各种方式私有化。④宋王朝的经济体制也从“抑兼并”的政策，转为“不抑兼并”宽松政策，使私有制在宋朝得到不断增强。在土地制度领域，土地日益摆脱政治力量的束缚卷入流通领域，“田制不立”取而代之中古田制，⑤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中古庄园经济下的生产关系是人身依附极强的宗主部曲关系，随着唐朝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租佃制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地主与佃农之间是租佃契约的关系，而佃农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地租的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劳役地租逐渐减少，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成为主要的地租形式。在手工业中，唐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劳役制向雇佣制过渡的趋势。到了宋代，雇佣制则更为普遍。于是农民开始从对豪强、对国家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法律规定为的奴婢阶层消失了（良贱界限亦随之泯灭），具有良人身份的奴婢凸显出来，名称依旧，性质变了。⑥以身份为良贱的身份等级制在国家法律上消失，农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1.3 唐宋时期的文化发展
首先，文化风貌的不同。唐朝时期，随着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强盛，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两宋时期，虽然创造出了中国古代先进、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却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积贫积弱”时期。而且，此时的两宋还表现出了具有浓厚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创新意识，所以宋代文化始终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透露的是一种理性般深沉的文化气质，体现的是一种经世观念极强的时代风貌。⑦
其次，儒、道、佛三者的发展。隋朝遵奉儒教，又提倡佛教，两代皇帝基本上确立了儒佛并立，兼尊道教的文教政策。到了唐朝，历代帝王都很尊崇儒学，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崇儒，贞观元年（627）下令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贞观四年，诏令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四年，诏令孔颖达会同诸儒撰写《五经正义》，颁行天下。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颁布的经学权威著述，成为官学材，每年的明经科考试也以此为标准。但唐朝不独尊儒学，也尊重佛教和道教。佛教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武则天时有“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唐朝是李姓的天下，唐朝的统治者认为道教的鼻祖李耳为始祖，格外重视道教。武则天采取崇佛抑道政策，但没有根除道教，道教在唐朝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承袭了唐代的总体精神，在突出儒学主干地位的同时，基本上能做到佛道兼容。
2 唐宋社会变迁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第一，政治制度是教育事业得以发展的政治基础，政治制度和统治政策的变化，必然要求教育与之相适应。皇权的强化使得学校教育的兴与衰更多地依赖甚至是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愿与好恶。据统计，“六学一馆”盛极一时，“广学舍千二百区”，而学生数最高增达八千人，生徒众多，盛况空前。在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下，学校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相反，武则天时期，唐朝的社会发展虽仍处于上升阶段，但学校教育的发展却陷入了低谷。武则天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一方面，提拔庶族官僚集团，压制士族集团，重视科举取士。另一方面，崇信佛教而不重视儒学，对教育制度进行频繁的变动，任命一些不懂儒学的人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只重科举取士而不重学校育士，结果造成学堂荒芜，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
第二，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紧密。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受吏部试的资格，经过吏部试及格才能授官。由于生徒可以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从而有做官的机会，同时唐代前期举人，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所以唐代前期学校的昌盛，虽然主要是经济繁荣的反映以及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科举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宋初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不少人才，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统治策略的转变以及用人的需要，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建立与巩固。但却忽视了兴建学校培育人才，学校教育的发展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到了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仅仅依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广设学校培育人才，以提高科举取士的数量和质量，全面贯彻“兴文教”的政策，巩固宋朝中央集权的统治。于是自庆历四年（1044）后，宋朝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促进了宋朝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三，唐宋时期对外关系的变化，使学校教育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唐朝对外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所以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或遣使者、或派留学生来唐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在长安、洛阳的中央官学中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广泛传播了唐朝的先进文化。而宋朝由于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国家的侵扰，所以学校教育在对外传播科学文化方面远逊于唐朝。
第四，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其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正是由于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田制才得以在北宋确立下来。唐朝乃至以前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使得学校教育缺乏必要的物质保障，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北宋，政府重视兴办学校，并开始为学校提供比较固定的办学经费。宋代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助学钱和学田。助学钱是由朝廷或地方行政部门直接拨给学校，资助形式有钱、粮两项，按人头分配。学田有皇帝恩赐的，有各级地方政府划拨的，也有开明人士捐赠的。仁宗天圣元年（1023）始“赐兖州学田”并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在这以后，宋朝地方学校一般均有学田，作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就为地方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注释
①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J].江汉论坛,2006(3):89-92.
②孙继民.唐宋兵制变化与唐宋社会变化[J].江汉论坛,2006(3):93-94.
③常智敏.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12):233.
④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J].文史哲,2005(1):43.
⑤林文勋，何伟福，张锦鹏.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主要特征[J].思想战线,2005(4):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