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范文1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2
唐代文学风气之盛,成就之高,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诗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创作也有很大的收获,其中古文创作传统的形成,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学界在讨论古文乃至于古文运动的时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取一面,对于这种文体兴起的背景和具体内涵,揭示并不多。笔者以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出现,是文坛对于当时疑经学风的一种回应,而古文则是在传统经学体系动摇之后,延续早期经解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风尚中被湮没了。本文拟从唐代的疑经之风、古文运动的讨论出发,来探讨《左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及《左传》自身文学之转机。 一、疑经之风与《左传》文学关注的兴起 《左传》的文学性,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①但是历代对于该书都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处理,即便涉及文学讨论大都也是只言片语。 直到唐代,对于该书文学性的论述,才频繁出现在古文派的言论中。中国文学的独立成熟是在经学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经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前提。文学与经学是彼消此长的,经学的衰微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当然这是就初期文学尚未独立时而言的。经学是干政求实的,关乎社会民生;而文学是艺术的,更多是近于娱乐了。虽然儒家也讲礼乐教化,但这种文艺仍然是经学思维的,如汉代对《诗经》、《楚辞》等的政治化理解,虽然也存在着自生民以来的娱乐的传统,如汉代的文学,许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娱乐性,但这并非主体。文学在这时并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远没有独立于经学的范围。从这个层面来看,前人以为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只有在这时期为文学而文学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时代普遍认可的潮流。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文学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经学之外。但是在文学之内,又由于经学干预程度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左传》而言,文学与经学的矛盾就表现在经学身份的松动。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左传》文学的自觉。 学术界一般以为疑经运动与唐代啖助学派所倡导新《春秋》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研究者也多有论述,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传统,夸大了该派的开创之功。笔者以为啖助学派的兴起,是长期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并不是孤峰独立的。区别即在于,他们较之前代更为激烈,影响也更大。 啖助学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个学派,形成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赵匡和陆淳。该学派的主要成绩在于,打破了自汉代而下治《春秋》“弃经信传”的传统,倡导“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义以时立,学术为政治服务”①。并质疑三传,大开怀疑之风,如其论《左传》云:“《左传》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而多,辞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② 啖助学派因其主张经世致用,而为当时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学派学术者,几无庸碌懵懂之辈。尤其是顺宗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无不是陆质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来被称为‘八司马’的,几乎家有其书,试读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可以说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纲领了。继承啖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吕温。”③“啖助学派,不但影响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学术,而且也影响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学术在宋代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刘氏描述啖助学派对于唐宋学术乃至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基本上是合乎史实的,但就唐朝的这种疑经之风的渊源来看,似乎还可以往前追溯。笔者以为对于经典的质疑是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啖助学派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经学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时人从文学角度来关注经学。晁说之说:“自啖、赵谓公谷守经,左氏通史之后,学者待左氏如古史记,美文章纷华而玩之,不复语经于斯矣!”(《赵赡春秋经解义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传》的文学性才开始被大量关注。 唐人在具体讨论《左传》文学性的时候,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的。传统上经学是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而存在的,采经学以补文艺是很传统的作法,但这毕竟是的,意义并不大。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左传》的经学身份,视之为史书,在史书叙事体例的讨论中介入对其文学的看法。在韩柳等人在倡导古文之前,刘知几的《左传》态度很值得关注。 刘知几对于《左传》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以之为史学典范,备加称赞。《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种史书体例,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通史)、《汉书》家(断代史),将五经中的《尚书》、《春秋》和解经的《左传》、不解经的《国语》、《史记》、《汉书》并列,沈玉成先生以为这本身就是把“经”降而为“史”。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学者具有这样的胆识。⑤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史学论述时,又将之经学的地位提出以示区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鉴识》云:“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形于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他虽然也在尊经,但并没有从经学的角度来对待,讨论的还是作为史书的《左传》。在这里经学与史学发生了有趣的分离。 然而在讨论史书的书写,他又将《左传》变为文学典范了。《左传》从经学转变到文学,刘氏借助了史学这样一个过渡,其中“叙事”是关键。“盖左氏为书,叙事为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摹,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摹拟》)刘氏虽然从史书书写的角度来谈论《左传》,但是距离文学分明是很近了。#p#分页标题#e# 二、古文运动与“古文”身份的置疑 历来考察唐代古文运动都语焉不详,大体上或者是强调古文与时文的差别,或者是将之联系时政,作为复兴儒学的手段来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为古文,乃至于联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杂乱,越发不可解。笔者以为唐宋古文运动与啖助学派的兴起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啖助学派的疑经之风,使得经典尤其是《左传》成为文学典范。这种风气也大大改变了世人的经学观念。 韩愈等人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地以古文来界定。毕竟古文在韩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远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体,也不只是与骈文对应的概念。它应该是关乎经学的,也就是儒学的,是一种新的儒学解经方式的尝试。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即是散体文压倒了骈体文,成为文坛的主流。但这只是表象,就其本质而言,唐代古文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这种古文的解经方式的成功,又与唐代传统经学的衰微,有密切的关系。而整个的机缘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学的兴起,是他们冲击了传统的经学体系,使得新的经学体系得以产生。这正是唐代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刘师培也说:“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论文杂记》)都注意到了古文与经学的密切联系。 《新唐书•韩愈传》云:“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黄甫湜从而效之,遽然不及远甚。”只是将“数十篇”归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韩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将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等并称,不知何意。这些人并非是纯粹的经学家,或者在韩愈看来他们正是在文章之中,来传道的,较之单调的传统经解,更加的具体生动,因而为他所激赏?这也体现出韩愈与传统不同的经学观念。 韩柳等人还创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当时的观念,并不以传奇为小道,不在小说与古文之间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毛颍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两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从中可见当时人对传奇文的看法。”①这也是时代的新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于文字作品的表达方式的讨论,除了时代、文学等或外或内的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问题,就是读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决定了它在表述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其行文的安排。孔子就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先秦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运用,无非是出于读者接受的考虑。慧远总结译经经验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度论抄序》)僧佑也说:“文过则伤艳,质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①孙昌武将韩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归结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显然受到佛经譬喻的影响。”②但笔者以为还不如说是复古了先秦时期的诸子譬喻之风,至少这与整个唐代诸人努力倡导先秦之文风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诸人的经学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左传》观念,事实上他们较之其他作者对《左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古文与《左传》,在韩柳诸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三、《左传》文学转换的完成及其对唐宋文坛的影响 唐代的疑经风气,使人们对于《左传》的文学较之经学更为关注。清代姜炳璋云:“读传者莫不曰:左氏之传,史家之宗也。马得其奇,班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有其一体,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传非文也,传圣人之经也,文极其工,正以发为经义为工;传,非史也,传圣经之义也,事极其备,正以阐明经义为备。貌取而遗其神,可乎!”(《读左补义纲领下》)虽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传》研究的文学化转向,对于《左传》文学的关注已经是很普遍了。 韩、柳等人都有对《左传》文学的评论。 “萧颖士云:于谷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艺概•文概》)盖左氏尚礼,故文(同上);此谓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艺术手法而言也。唐至萧颖士、元结辈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萧颖士取文于《左传》,可见一斑矣。唐文于韩愈之前,变排偶绮靡之风,毅然自为者,自元结始。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皇甫湜题其《浯溪中兴颂》曰: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然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曰:元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可见元结为文,非所谓绝不蹈袭;其长于指叙处,正乞灵于《左传》也。”③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龙注释云:“此篇所论,前论书法,后论笔法也。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玄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貌同心异,学古合离,秘方尽此。愚于左氏,读贾辛适县,悟韩柳赠行体;读薳启疆对楚灵,识欧苏论事诀。亦所谓貌异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拟汉,貌同而已。”(卷八《模拟》)清徐世溥则径指:“韩愈文章出于《左传》特其合处,无一笔相似耳。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送齐皋下第序》、《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争臣论》、《祭鳄鱼文》、《为人求荐书》、《上于襄阳书》、《毛颍传》、《董晋行状》、《平淮西碑诸什》,其文章之语意句法,桐城诸子多以为模范于《左传》者。”(《古文词通义》卷八页六引)此外俞宁世《左选》、唐荆川《文编》、王源《左传评》、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等都对韩愈文章效法《左传》有所论述。④#p#分页标题#e# 柳宗元《报表君陈秀才书》:“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非国语》:“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韩柳受到了《左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雷士俊《答陈伯玑书》曰:“唐宋大家诸文佳者,验之两汉以至唐虞,皆无不合。如韩《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则典谟训诰;柳《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则《左传》、《国语》。”(《古文词通义》卷五页三)是柳宗元为文,亦有法于《左传》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响更大。韩、柳也以其自身的优秀表现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这种学习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后人对于唐宋诸家的学习,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韩柳诸人,因为他们是学习《左传》等秦汉典籍成功的例证,这即是所谓的唐宋派;一种是通过分析唐宋诸家的作品来体会《左传》行文中的“义法”,这里唐宋诸家只是一种经由上达《左传》的一个台阶,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汉,这就是所谓的秦汉派。 后人在讨论这两派的时候,往往将他们对立化,其实细加分析,观点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中云:“足下谓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谓欧曾苏王之上,有左氏司马氏,不当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氏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为韩欧曾深得秦汉之神气,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欧曾以求左史,此与唐顺之所谓之‘法’同义也。”②“唐顺之有文编之选,辑周至宋之文,颇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纪传之体也。其文大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秦汉。”③不管是秦汉派还是唐宋派,他们都不否认《左传》的文学成就,差别只在于终极目标的差异。宋代之后直接从《左传》中汲取营养,已经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种共识。唐宋古文的传统也在逐渐形成,到明代“八大家”谱系的完成,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们之于《左传》的关注,虽然仍然是尊其为经典,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淡化了它的经学而更重视它的文采了,至少对于古文派来说是这样的。如苏辙,朱熹云:“苏子由教入,只读《左传》。”(《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林纾云:“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目其妄。”(《左传撷华序》)其说与刘知几正同。(参《史通•自叙》、《载言》)事实上这种因爱好《左传》文采而转而习经的自汉代而下就很多,只不过是限于经学传统的约束,而不敢张扬罢了。唐宋而后,《左传》经学地位的动摇,就为后人谈《左传》分途,提供了契机。明清之后文学的讨论就变得很普遍了。 当然这些影响应该是文学层面的,即所谓的“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层面的,柳宗元所说的“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就是例证。他们是在文学的章法技巧上从《左传》中吸取养分。至于他们的那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古文”,反倒不是来自《左传》的系统,就韩愈而言,他自认为是继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经”,推崇的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经学阐述方式。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3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
文中还就选本中所体现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除尊杜以外，还体现了为韩愈诗歌平反的精神，“可以说，《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胡光波的《从〈唐宋诗醇〉看乾隆的唐诗观》中认为“作为统治者，乾隆不象一般文人只是把选评唐诗作为寄寓个人情趣的方式，他精心选评唐宋六家诗作，试图展现两代诗歌正变源流的总貌，为后学指出一条恪守风雅原则的正途。”文中认为“乾隆论诗，主张言志，强调有感而发，不苛意于字句的夸饰：‘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没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他恪守传统的‘诗教’‘：昔圣人示学诗之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岂不以诗本性情，道严伦纪？’”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乾隆认为，诗律的繁琐导致诗体的卑陋，诗体的卑陋是由于诗缺乏真情。他把真情的充溢作为评诗的依据，而把创作的退化归于诗律的苛刻与情感的伪饰。”“作为执政者，乾隆虽重言志抒情，但不欣赏吟风弄月的游戏工作，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注意把诗人坚贞的品质与其诗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坚持知人论世与诗品人品合一的原则。他对四大家讽刺当朝时事，揭露政治弊端的诗作重视，表达了当政者热望诗歌发挥社会功能的心愿。”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相对系统地论述了乾隆的诗学思想。郭康松、李彩霞的《从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看乾隆的文化心态》中则认为钦定本作品的取舍完全是以是否有利于加强清朝思想统治，是否有利于消除清朝早期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室尊严及地位为标准而进行的，反映了乾隆利用文化手段维护满族贵族君主专制政权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御选书籍中所体现的帝王的文学思想，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选集进行了解读，但研究的目光仍集中于几部固定的文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观照。
三、对乾隆年间文化政策的研究
相对前两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著作方面典型的如李明军的《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作者将风雅诗学的复兴与变异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以文统、道统与政统的双向互动，诗教和政教的微妙关系，来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学的发展。书中第四章对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给予当时文人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乾隆朝频繁兴起的文字狱一方面出于其对汉族文人的猜忌，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然正因其（乾隆帝）对汉族文化之精通，使其产生文化上的自卑，感到保存自有文化之必要”，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系列的编书、禁书行为。“虽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化政策有所变化，但以儒理治世来进行文化整合则是一以贯之。除了直接干预文学创作外，文化政策还通过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而影响文学。”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政治与文学之关系，认为乾隆所颁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是以直接导向或间接促进的形式来影响清代文坛。台湾学者叶高树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从“征服政权”与“中原政权”二重特征的角度，分别就统治意识、翻译汉籍、官修史书、思想控制、编订群书以及国语骑射等六大主题，探析了天聪到乾隆年间的文化政策，并阐释其如何凝聚出既有满洲特色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集体价值观，及这种价值观对维持帝国体系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推进了清代文艺政策的研究。王红的《明清文化体制与文学关系研究》在这一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第四章《文化政策与文学评价》，就从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钦定选本与文学发展、文学评价与文学奖励这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之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认为御选诗集与诗歌发展体现的是“博收约取，不失性情”的特点，而在钦定古文与文章发展之中，则体现了乾隆帝“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的文学思想。林存阳的《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活动的链条》中以乾隆初叶为重点考察时段，探究《三礼》学演进问题。书中涉及了大量乾隆的文化政策，将三礼馆置诸清代社会由乱而治而盛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中，紧紧围绕清中期学术思潮与政治文化取向互动所形成的影响，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过程予以把握。
其次，对于禁毁政策的研究。禁毁政策的实施是乾隆对世人思想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以及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在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典型的论述有石昌渝的《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他认为清代禁毁小说呈现出了常态化与法制化的特点，作者按时序记叙有清200多年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呈现清代小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赵维国的《论清代小说、戏曲的文化管理体制及禁毁形态》认为“清代执政者对于戏曲没有采取一律查禁的做法,而是根据戏曲表演的艺术形态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文化管理措施，大力扶持忠孝节义作品的表演，严格查禁有悖于封建政治、道德利益的曲目。“”戏曲小说的管理体制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一部分，从政策法令的制定到法令的具体实施。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以官方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王权，对于背离封建政权利益的道德文化等坚决打击,始终为封建王权服务。”王平的《清代小说的禁毁与传播》、赵维国《论乾嘉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胡海义和程国赋的《论乾隆朝小说禁毁的种族主义倾向》等，都对康雍乾时期的禁毁政策进行了研究。除了直接对诏令、上谕等文化政策研究外，大部分学者的目光关注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但这方面的著作大多属于资料汇编性质，如上海书店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此书采用纪事本末分案编纂，虽名为《清代文字狱档》，但实际大部分内容属于乾隆朝，每一案中材料的顺序都以年月为次，内容上包括了上谕、奏折、咨文等，全书共分为八辑，是研究清代文字狱、以及乾隆朝文化政策必不可少的资料。论文则有霍存福的《从文字狱看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与《弘历的意识与乾隆朝文字狱》等，但这些论文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文字狱进行解读，重点在于分析乾隆帝在权术上的思想，而在论证文字狱与清朝文学发展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展开。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当代学者对乾隆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作的解读上，而在其文化政策的阐释、御选书籍的研究上仍显不足。现存研究中的问题及可拓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乾隆诗作时比较重视其史料价值，忽视对其诗作进行文艺批评分析，且对乾隆诗作的真伪辨别还少有人涉及。如上文提及的《乾隆诗歌探析》、《“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乾隆诗简论》、《论乾隆皇帝的诗歌》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但对其诗学思想考察较少。而对于乾隆茶诗、陶瓷诗作相关解析的文章，其目的也是借以探讨诗作背后的社会文化状况。至于王伟康的《〈扬州画舫录〉中的乾隆诗述论》、乔治忠、崔岩的《韵文述史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等文章虽就乾隆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创作心态或文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缺乏对其诗学思想的整体观照。
第二，对乾隆朝御选书籍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比较集中，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如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虽都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关注，对乾隆的编纂目的亦有一定程度的解读，但显然侧重其政治目的的阐释。如《四库全书纂修考》、《〈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等皆从政治需求的角度对编纂目的进行考察。诚然，政治目的是其编书的主要动因，但从去取标准中所体现的文学取向，也是学界所忽略的。如前文所述，现有成果集中于《御选唐宋诗醇》、《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等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御选书籍，如《御选宋元明金四朝诗》、《御选唐宋文醇》等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第三，关于乾隆年间所颁布的文化政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解读上，缺乏对政策中文学思想的挖掘。如在乾隆所颁布的大量诏令中，或直接对文坛进行干涉，或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些显然还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注意，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上谕中言：“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行世垂久。若夫雕文逞辞，以炫一时之耳目，譬犹抟土揭木，涂饰丹铅，以为器物。外虽可观，不移时而剥落，曷足贵耶。”言语中表现了乾隆言必有物的文学观。在《清实录》中还存在有大量这样的上谕，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4
本文以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2015年实施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考核改革项目的教学实践出发，探索如何从课堂教学方式、考核比重、考试题型内容等方面的改革来有效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总结了本次改革的成效与不足。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高校课程改革；考核模式；教学体系
近年来，各大高校的教育改革正在持续深入发展，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的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管理制度的改革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在此同时，对课程考核即考试与考核方式的改革也应当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因为，作为高等教育评价手段的课程考核，不仅具有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功能，同时，课程考核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对学生的学习重点和方向还有重要的引导功能，从而影响到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因此，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有效的改革实践，是我校近年来积极推行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
一、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的弊端和不足
《中国古代文学》是各高校中文院系的传统经典性课程，同样是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各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该课程由《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组成，教学目标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了解相关课程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能够了解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同时培养阅读写作等扎实的专业基础、最终提高综合性素质。由于师范大学的学生将来基本以中学教师为主要职业，要求从业者既必须具有更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又必须具有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因此，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注重专题研究“点”上的深入以外，还应该特别强调基础知识“面”上的掌握。为满足这种教学要求，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取以文学史为讲授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主体教学内容，以选修课为重要的补充。p736然而，在课程考核方面，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之前一直存在着考核手段单一，以期末笔试为主，考试题型以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等知识记忆性题型为主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陈旧的课程考核手段越来越呈现出各种弊端：
1.本课程以平时考查和期终考试为主，其中平时考查仅仅占20%，期终考试则占到80%的主体地位。课堂和平时作业所占比例过少，导致任课教师对学生评价的主动性和可操作性减弱，限制了教师在考核方式和教学方式上的创新和探索。另外，课堂和平时作业的形式也往往以陈旧的问答型提问为主，学生作业抄袭现象严重。
2.期终考试题型过于固化，古代文学题型年年不变，基础性知识题占据了过多的比例，特别是强调记忆能力的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题所占比重较大，而对学生综合能力考查的论述、综合能力测试题目所占比重仍比较小。
3.已有的课程考核现状，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少学生存在着平时课堂不听课甚至缺课，作业简单抄袭过关，考试前靠临时突击背诵各种渠道获得的重点来通过期末考试的现象。极大地制约了对学生的专业素质、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本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具体措施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是淮阴师范学院2014年校级教改项目，在2014-2105学年间，以文学院1202、1204班级为教学改革实践单位，进行该教改课题实践，教学内容为中国古代文学（3）（唐宋元明清部分），教学课时96节，教学生数112名。本次教改的目的为：在掌握教学大纲要求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文献素养和论文写作素养。具体措施有：
1.提升平时考核的比重：将平时成绩仅占20%、期终考试占80%的考核比例，修改为平时成绩40%，期终考试占60%。这样，使得最后的综合成绩评定不仅能够反映学生的期终考试的结果，而且更能够反映学生整个学期中学习过程的状况，强调课程学习过程性的考核。同时，通过增加平时考核的比例，也增强了任课教师在考核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加强对学生平时课堂表现、课后实践的考核力度，从而促进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对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由单一的教师授课模式改为由教师讲授+小组课后讨论，制作ppt，课上学生讲授部分内容模式。将整个教学班分成十二个小组，每组事先给定讲授主题，小组集体制作ppt后，推选一到二名同学上台讲授该主题。小组讲授穿插在整个学期的教学之中，事先由教师进行引导，结束后由教师加以点评，指出不足，表彰优点。并加以额外的教学内容的补充。小组ppt得分计入一次平时分。
3.对课程作业的改革：由原本传统的一学期三次的知识点考察式书面作业，改为一学期多次的研究性、主动性、多种形式的作业。其中，除了随教学进度而进行的小组ppt讲授计一次平时作业得分外，另外增加了论文写作、文献综述整理、口试、诗词写作等学生实际应用方式，从而促进了学生对实践创新能力、综合应用能力的锻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对期末考试题型及试卷内容的改革：在题型设置上，减少传统的背诵型题型如名词解释、简答等题型，而大量增加材料分析题、文本鉴赏题等。在考试内容上，减少对简单记忆性知识点的考察，而增加对学生分析、赏析古代文学经典作品能力和灵活运动所学文学史知识能力的考察。例如：本改革实施过程中，在古代文学唐宋段的期末考试试题中，出现了这样的题目：
三、作品赏析题（10分）
《泪》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泪》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若怨新知。谁闻陇水回肠后，更听巴猿拭袂时。汉殿微凉金屋闭，魏宫清晓玉壶欹。多情不待悲秋气，只是伤春鬓已丝。阅读上两篇诗歌回答问题：
1.这两首诗的作者是？（2分）
2.第一首诗的作者是某一诗派的领袖人物，这一诗派是：（1分）
3.在两首同题七律中，哪一首更好，为什么？（7分）在本题目中，第一二问都是对简单知识点的考察，考察文学史中西昆体及其代表性作者杨亿，及西昆体所仿效的唐代李商隐诗风等知识点。但占更高分值比例的第三问，则考察的是考生对于两个不同古典诗歌文本的赏鉴能力，要求学生既能掌握文学史中相关知识，又能将此知识实际运用。做到了有效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教学目的。
四、本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成效
（一）教学形式方面
在本次考核改革之前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卷调查中，“在教学模式方面，这次调研的345份有效问卷中，有不少同学对‘学生自学、教师点拨答疑’，和‘教师课前出议题、学生准备、课堂讨论’之类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也反映出同学们希望加强学习自主性的愿望。”因此，本次改革中所进行的课堂小组讨论及ppt讲授教学环节，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大部分小组能够充分发挥主动学习性，互相合作，分工良好。大部分ppt设计上比较精美，文学史主题类理论性ppt一般做得较好，作品分析类ppt做得较差，人云亦云，缺乏真实的阅读感受。大部分小组登台发言者表现良好，少部分小组的发言者着照ppt直念，过于紧张，甚至未能提前预习ppt内容。
（二）课程作业方面
对传统作业多为简单文学史知识问答的情况进行了彻底改革，以唐宋段学期作业为例：第一次作业：《我读唐宋》。（拟唐宋相关书目阅读书目清单，不局限于唐宋文学方面，而是涵盖了历史、社会学、宗教、民俗学、学术研究等各领域，让学生自由阅读）完成情况：大部分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自己去搜集，开掘相关著作，拓展了阅读面。第二次作业：选择唐宋时期某一个感兴趣的作家，搜集相关资料，给出其生平资料，作品存世情况，今人研究情况等资料目录。本次作业系考察学生文献检索能力，资料搜集能力，并为之后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选题做好准备。完成情况：大部分同学非常认真，甚至超出预期的完成了作业，培养了专业文献搜集检索能力。第三次作业：教师列出五首仿效唐人诗风的元明清诗作。选择其一，指出系仿效哪一位唐代诗人的诗风，并说明之。本次作业目的在于考察学生对陌生文本的理解能力。完成情况：辨别诗风基本正确，对风格的分析能力则各有千秋。第四次作业：小组ppt制作及课堂讲授成绩为第四次作业成绩。这样丰富多样的课程作业，不仅没有因为作业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学生的反感度，反而引起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真正做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学探索能力。
（三）期末试卷的调整考试题型及试卷内容的改革
期末考试成绩在总成绩比重中的下降，灵活多变的题型，不仅降低了学生期末考试前临考抱佛脚、死背书的心理压力，更强调“学在平时”，而且还使得学生能以积极正面的心态去备战迎考，并重视整个学习过程。
五、本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挑战与不足
教学改革是个在长期过程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会面临种种不足，这些不足，为今后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增加了经验。作为一种全新的尝试，本次改革对学生和教师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对学生来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增加了学习的工作量。新的考察方式注重实践，注重创新，也强调团队协作精神，对习惯了被动型个人学习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同时，对教师来说，新的考核方法在增加了工作量的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素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本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实践中，在总体上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缺陷和不足：
1.改革对于教学硬件尤其是教学师生比有着客观要求：小班制、低师生比是保证改革能够充分进行的前提。在本次改革中，因为班级人数问题（生数高达112名的两班合授），使得无法在课堂上开展活泼的深入性讨论。在ppt讲授中，每组登台讲授后，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仅能有教师点评，而未能充分开展同学点评、同学讨论等环节。课堂活跃度、学生参与度有待进一步开掘。
2.对于文学院各专业的学生而言，无论是否为中文师范专业，公开登台讲授都是一项应该得到培养的重要实用性能力。从改革实践来看，部分同学在此方面的能力是比较欠缺的。故而应该在课堂上为学生登台讲述提供更多的机会，做到在一学期的学习中每人一次登台讲述的机会。这同样关系到高师生比和教学时间不足的问题。
3.课程作业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丰富，数量也可进一步提高。
4.从小组ppt及期末考试卷面情况来看，如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阅读文本的热情，提高学生分析理解文本的能力，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深化教学改革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下教育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老树春深更著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这株根深叶茂的老树，如何在新时代的高校教学中开出灿烂的花朵，培养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有待于我们积极的改革与探讨。
作者：侯荣荣 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5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并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文人。他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学理论为散文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他的散文创作，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有过人之才，更有为人之高风亮节。他生活在社会矛盾尖锐，党争激烈，朝政反复无常的北宋中、后期，却心怀经世济民之志，耿直正派，仍然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卓然自立，表里如一，致使他既不见容于新党，又不得志于旧党，屡遭两党摧残，一生沉浮不定，历尽艰辛，其仕途坎坷波折之多，实为我国古代文人中所少有。苏轼一生的悲剧，确实是一种时代的悲剧。苏轼政治上的不幸，带来了他文学之大幸；政治上的失败，带来了他文学上的成功。苏轼不但在诗、词、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书法、绘画也是一代名家。他不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建树，而且文学实践方面也有丰富的创作实绩。
一、技道两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
苏轼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形式主义文风，坚持由欧阳修开创的北宋古文运动的正确方向。他景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也非常推崇欧阳修，誉为“今之韩愈”。认为文章要有益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不能为文而文，强调文章针砭时弊的价值。他大力肯定欧阳修所说的文章“必与道具”的话，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日喻》），强调从日积月累的学习和实践中得道，而不主张把文章的内容只局限于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上。在《总策序》中，他明确表示对汉、唐以来某些儒者只因袭圣人之言而不务实际的不满：“自汉唐以来，世儒者，忘己以徇人，务为射策决科（应科举）之学，其言虽不叛于圣人，而皆泛滥于词章，不适于用。”（《清波杂志》）由此可见，苏轼对道的理解更为灵活、通脱，也更加实用，而他自己为文，就能做到“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文道关系上，苏轼强调“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反对多空文而少实用，猛烈抨击五代余风。在诗新运动中，苏轼与欧阳修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文道关系上，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韩愈、柳宗元都强调“文以明道，文、道统一”，柳宗元特别重视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强调形式、艺术技巧要为“明道”服务。苏轼继承和发展了韩柳的这一观点，但他更重视“文”，重视文章的文学性。他把作文章看做是不朽的事业，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不止一次地说“文章如精金美玉”（《答谢民师书》）“；文章如金玉珠贝”（《答刘沔书》），认为文章既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又是表达感情的手段。这就把“文”和“道”的关系讲得更加透彻了，文要明道，但文和道并非一物，不可混同。只有理论，只有文章的充实内容并不等于有了好文章，还必须讲究创作规律和技巧，否则就会出现“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文可于画谷偃竹记》）的情况。在《答虔俞括奉议书》中，他说“：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章，能达是而已。”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又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这两段话都说明文章应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本身固有之道理，要准确地刻绘事物之形象，亦即应达物之理，求物之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高度重视文章技巧。苏轼把“能道意所欲言”（《达王庠书》）作为写文章的最高境界，足见他对“文”给予了他的前辈们未曾有过的重视。既重视文章的社会功能，更重视文章的艺术特征，突出散文的形象性、文学性，自觉追求散文的文学色彩，这是苏轼对古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重大意义。
基于他对文章艺术特征的重视，所以他对古文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苏轼一生的文学实践是始终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这是辩证地概括认识艺术规律和发挥独创性之关系。创新，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挥洒，不是信口开河，既要创新，又不唯务新奇，文理出于自然，姿态千变万化。他要求作者必须有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调言能尽意。在《答谢民师书》中，强调作家对于客观事物不但要了然于心，更要了然于口与手，他认为“是之谓辞达”。据何蘧《春渚纪闻》载，苏轼曾对刘景文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讲的都是作家驾驭语言的问题，要求作家能够意之所至，笔亦随之，把客观事物、人们的思想感情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姿态横生”主要是指文章的形象性、生动性。质木无文平浅呆滞，虽平易但无味。苏轼在要求文章“文理自然”的同时，又要求“姿态横生”，充分表明他高度重视文学作品形象性、生动性的特征的。为使文章能“姿态横生”，苏轼特别强调要“求物之妙”，要“随物赋形”，注重神形兼备。深厚的思想和生活积累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基础，而社会实践又是产生创作冲动的基础，所谓“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些都只产生好作品的必备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好的作品，要写出生动感人的作品，“求物之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求物之妙”，就是要求作者能准确地抓住描写对象的神妙之处，捕捉住描写对象最富特征性而又稍纵即逝的形象，并用真切的文字表达出来。文可与画竹，“得成竹于胸中”，然后“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写文章也如此。“得成竹于胸”是观察生活，孕育形象的过程，“追其所见”则是刻画描绘形象的过程。苏轼把“求物之妙”比作“系风捕影”，是强调不易做到的。#p#分页标题#e#
苏轼还要求文章求物之妙，自然就要求文章要写真，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使笔下的景物或事物惟妙惟肖。但写真并不等于照相，不等于刻板描摹其形，所谓“真”“、妙”，既包括形，也包括神，并且重在神似。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即是说只求形似，乃儿童之见，而要真正做到传神写照，就不能囿于形似，必须用含有言外之意的语言去写难言之景和难达之情，苏轼所谓“妙在笔墨之外”，就是要求文章描绘事物，既要肖其形，又要传其神，做到神形兼备。苏轼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他对前代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博观约取，扬其长而避其短，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他高举韩愈和欧阳修这两面大旗，在文道结合，自然平易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他更自觉地把文艺当作独立的事业，更重视文章的文艺特性和艺术技巧的巨大作用，更自觉地追求文章的自然美，多方面地探讨了文章的特点、规律和技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文运动理论。
二、丰富的散文创作实践“技道两进”之主张
苏轼的散文创作十分丰富，都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他对社会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他丰富而复杂的感情，都一寓诸文。他虽为文字所累，在政治上吃尽了苦头，也曾有过搁笔之念，但他至死也未停笔。他的散文数量大、体裁多，千姿百态，真正实行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出妙理于法度之外”的理论。豪迈奔放，雄浑恣肆。苏轼的文章多是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下产生的，有感于事，必尽吐而后快。其议论文大多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像他的《教战守策》《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等，无不激情奔腾，纵横驰说，雄辩有力，气盛神旺，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贾谊、陆贽以及韩愈的特点。议论文如此，记叙文亦然。其他像《石钟山记》《赤壁赋》等作品中的议论部分，也都写得雄浑恣肆，奇崛奔放。姚鼐在《复鲁非书》中谈到文章的阳刚之美时说：“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若以此来衡量苏文，苏文确有一种惊心骇目，志变神动的力量，即有一种阳刚之美。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6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
“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7
一、音乐对文学的“显性”“影响关系”
1.纵向动态影响———音乐与文学相伴而行。传统文学中诗歌同音乐的关系最密切,两类艺术有很深层次的相通之处。几乎每一次音乐新声的出现,都会有新的诗歌节奏产生,体现出音乐与诗歌的相通、互补性:“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时代;三代礼乐的“诗三百”时代;秦汉时期的音乐与汉乐府民歌;隋唐时期的音乐与唐代诗歌;宋元时期的音乐与词及散曲。另外,一般属叙事文学的元杂剧、明清戏曲的曲文是诗体的,与所对应的音乐也体现音乐与诗歌的上述关系,并又独具一些原则;同时,不同剧种的伴奏乐器也有所不同,与其演奏的音乐相协调,以突出音乐的风格并影响和体现剧种的风格。如北杂剧以弦索为主,音乐风格刚健豪放;南戏以鼓、笛、板为主,音乐风格轻柔、婉转。可见音乐的繁荣发展又带动了杂剧、传奇戏曲的发展和繁荣。当然,诗歌和音乐在历史上呈现出戏剧性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关系,二者又同时辉煌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但音乐并不是引起诗歌等文体发展的唯一原因,还有其自身的、语言的、思维的、审美思潮等等其他方面的原因。还应看到音乐的衰落对文学的反向促进作用,如词的衰落与曲的兴起。总之,音乐对传统文学的纵向“动态”影响(以诗歌为主)是较为复杂的,表现出诗歌等文体既依赖于音乐,从中保持自身的抒情性,又正因为这种依赖而走向传统语言艺术的独立。
2.横向“静态”影响———音乐对文学的多方面关涉。这是指在审美初级的感觉上,给人以音乐文学的印象。主要表现在:(1)以音乐名词称谓文学,如“弦诗三百”、“九歌”、“乐府”、“声诗”、“曲子词”、“散曲”等。(2)以音乐分类文学,如《诗经》中的“风、雅、颂”,郭茂倩《乐府诗集》对乐府诗的十二分类,词中的小令、中调、慢曲,散曲中的叶儿、带过曲、散套等。(3)音乐对诗、词、曲形式的影响,如《诗经》的分章咏叹,楚辞中的“乱、”“倡”、“少歌”,汉乐府的题目“歌”、“引”、“行”、“谣”、“曲”、“吟”,词的分片、句式,散曲中短小单只的“叶儿”、把两三个宫调相同而音律恰能衔接的只曲联接起来的带过曲、由若干支曲联缀而成的散套等,戏曲中音乐形式甚至直接成为戏曲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4)音乐对文学题材选择的作用:如唐代边塞诗题材的选择,艳情诗词的选择;还有直接描写音乐、乐器的文学作品,如诗歌中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散文中如稽康的《琴赋》、王褒的《洞箫赋》等,由此带来对文学风格的影响,如激昂慷慨的边塞诗风格,刚健的词风等。在一些作品中尤其是诗歌,还常有与音乐有关的意象,如王维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清照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辛弃疾的“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对创作主体的音乐修养的要求。(5)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传唱”中实现,诗、词、曲都有对“传唱”的依赖,同时“传唱”又推动了文学创作。
二、音乐对文学的“隐性”“借比关系”
这是面对汉语言文学去体悟其音乐质素。这种体悟表现在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一是文学语言的音乐美;二是以语言为媒介所创造的意象、意境所具有的诗性、音乐化的情绪。
1.诗歌语言的音乐美是典型、突出的。首先在其节奏,它带着最深刻的音乐记忆,依汉语的特点,先是进行着音节与音节的组合,形成有规律的“顿”、“逗”(即“平逗律”),再装饰以平仄对仗。继之是押韵,犹如音乐旋律中反复出现的主音,整首曲子由它贯穿起来。其次在其音调,诗的字词声音之间构成的有机整体关系即为诗的音调,犹如乐音组构的乐调,受审美观律支配,诗句的谐或拗,在于平仄的搭配,齐梁间的“四声八病”正对此而言,并标志着诗歌的音乐美取得重大进展;而唐近体诗又将之充分体现出来,甚至唐时音律和诗律的称谓不分。此外,诗中双声、叠韵词和象声词的运用也有助于音调的和谐,在增加了音乐美的同时也加强了抒情效果。而词和散曲虽然其句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仍保持着诗的音乐美特点。从四言诗到散曲,其各种声音形式都是有意味的,犹如作曲时要依表达感情的需要选择和变换节奏、调式一样,写诗也要依情安排组织字词的声音,以求得声情并茂,从而使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发挥最好的效果。
2.散文、小说语言的音乐美。这两种文体的语言是述说性质的,与诗的“三位一体”性不同,其句式在一般意义上都是散在状态,但方块汉字的四声就带着“天籁“的音乐美。赋和骈文的语言形式介于诗和散文之间,也以其特有的规律显示其语言的音乐美。二者都有诗的整饬和声韵之美,前者有诗的灵活和陈叙之便,后者突出句式的对偶、句型的四六为主以及词语的藻饰和用典。赋有不同的体式,其语言的音乐美各具特点:骚赋和诗赋分别以楚辞、四五七言诗为主体范式,加之微调性变化以自具特色。文赋的“极声貌以穷文”的主体部分是由韵语完成,不论古体(指先秦两汉的古体斌)新体(指唐宋新体文赋),都表现出舒缓、自在的语言音乐美。骈赋的声韵,追求“同声相应”和“异音相从”的协调与和谐,加之其句式、语词、用意等方面的对偶可谓“五色相宣,八音迭奏”。成熟的骈文,其声韵美结合以骈偶、用典和藻饰,加之注重利用虚字呈示轻重音和节拍快慢长短之别,从而体现抑扬顿挫、缓急低昂、上亢下坠、起伏应和的音乐感。骈文家为了追求音律美,既可突破五七言诗的窠臼,也可不受骈文的以四六句为主的束缚。
三、音乐对文学文体的建构
审美活动是最自由的精神活动,审美主体对对象的把握角度应是自在自为的。对传统文学音乐质素的审美观照也正是如此,并遵循“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的审美原则。下面就传统文学中的主要文体加以简要说明:
1.诗的音乐情蕴。通过诗歌的组构形式(外在的和内在的)审美经验到其音乐内蕴。语言是诗的情韵港湾,音乐情绪的造设,离不开字词组合的音节、节奏;句子的格调、旋律,依赖于平仄造成的字、句间的轻重疾徐和抑扬顿挫,再通过这些巧妙的文字符号结合以形、义,表现一种情绪氛围,于深层的意识领域体现心灵的奥秘。#p#分页标题#e#
2.走进散文的音乐。古人早有这样的认识:不知乐不足以言文。曹丕《典论•论文》假音乐为喻,说明文气即文人心中自然之律吕,与音乐节奏相类:“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陆机《文赋》讨论为文的最高法则,也全借乐理以发挥文理,提出行文应具备“应”、“和”、“悲”、“雅”、“艳”五要素。传统散文的审美恰恰正好遵循、体现着上述音乐与文学之同气相求的规律,在其发展过程中,散文始终是以气与音乐质的统一为审美内核的。先秦诸子散文,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自信力为内涵,以大气浑厚的理性精神、宇宙精神显性,表现出充分的文学审美的活力。《史记》、汉大赋都是以心纳万物的思维模式,蕴含着一种开放性的音乐情绪,正如宏通率真的汉乐风情,体现出尚“悲“的审美倾向,大胆抒发个性情感;无论是外部规模气势还是大型乐舞表演的写作内容,都有汉乐的意境美,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形成审美气势,其展现的艺术风格正像汉乐对宏丽声音与文彩的追求。唐宋各家散文色泽不同,但都气脉充沛,体现着不同节奏旋律的心态化乐意美感,如同唐宋琴乐,远离喧闹的歌舞场合,在静的环境中,以流线形的旋律、沉稳的节奏、温润的声色,追求心灵感受的现实人生和空灵的审美境界。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8
有幸与傅璇琮先生结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但真正与傅先生开始有较为深入的学术交往，则开始于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来，陆续发表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系列论文，对十九首产生时间、时代背景等问题发表了颠覆性的个人见解，这一系列见解，虽然被后来很多学者评价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数年之内，却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发表了《〈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评木斋的汉魏五言诗研究》，认为：“木斋有关古诗十九首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启超发表‘东汉’说之后对古诗十九首和五言诗起源的第一次系统总结、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其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结论，已经改写了文学史。”[1]以后，当我发表有关词体起源并非在民间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评价：“欲达到这种突破性的重写文学史，则必要进行文学观念、方法论上的革新木斋的词学研究和十九首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其中体现出的一些新思路与方法更引发学界讨论提出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开辟了以词体建构，或说是重写唐宋词史新的写作范式；而木斋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出版问世，又标志了当前对古诗十九首与五言诗发生演变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对于傅先生这一系列的高度评价，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惭愧的是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缺乏研究，对于傅先生之所评价，就其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上难以寻找到源头。一直到今年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才有了一个稍稍系统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这一巨大变革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和重视创新与流变的学术方法论，以及傅先生奖掖后进、海纳百川的大家风范。
一、中国诗歌写作史之回顾与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来看，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众多文学史、诗歌史样式的尝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传统的文学史写作。百年文学史写作，在民国时代，大抵还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无连贯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历时性阐发。这种状态，如同马雍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书的《导言》中所说：“吾国之有文学史，盖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林传甲氏之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讲义。四十年来，坊间此类著作，约得七十余种。其间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夫囿于文苑传之范畴者，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这段论述，对于抉发当时文学史写作之弊端，可谓切中肯綮。“囿于文苑传之范畴”可以说是早期文学史写作的概况。但其中也有几部不错的文学史，主要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这些著作在林传甲、黄人等前辈的探索之后，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这些著作的诗歌史描述总还不脱离作家作品的罗列，缺少对文学史、诗歌史自身规律的探索。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朴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丰富为他人望尘莫及外，还尝试建立新的中国文学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中国文学史”，但就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深度探索来说，还未能臻于完美。同样，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的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会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这些说法，一方面显示了作者新的文学史观念，增添了传统学者不重视甚至不认为是文学的一些变文、弹词、宝卷之类的俗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说明作者更为重视通俗文学部分。
无独有偶，陆侃如、冯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国诗史•自序》中坦言他们写作《中国诗史》时的一些问题：“这书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间写成的。那时我们一方面受了右翼的‘整理国故’的影响，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浏览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乱的我们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与波格达诺夫的错误理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的谬论，我们不止一次地移植了过来。”这虽然是一种反思，但这种反思又何尝不受上个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这些在意识形态话语支配下的文学史写作和诗歌史写作，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通病，并且延续至今。目前流行的诸多《中国文学史》版本，以袁行霈本为代表，代表了20世纪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但21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文学史写作需要及时反映新的学术观念、视角和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主要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3]，后者“毅然抛弃历来惯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将古代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作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该书则考证其为从建安到南朝的演变产物。增订本还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对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绍和评价。第二种是通史类的文学与历史文化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以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为代表。此类型的文学史写作，如同该作《总序》所说：这部《通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为单元，依次叙述，优点是突出作家的历史贡献，缺点在于头绪较多，史和论，叙述的独立和交叉之间的关系不好处理，而且，整体性较差。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揭示不同时代的创作范式，把握整个文学史运动的轨迹。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这段论述既有对以往文学史写作利弊的具体分析，又有对这部通论编纂设想的阐发。以这部《通论》为代表的横向式文学史研究，对于旧有文学史将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割式的叙说，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文学史的起源、发生、演变，原本是生动、具体、鲜活地与各自的时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学、宗教、科举制度、学术等水乳交融地存在着的，《通论》的这种研究，无疑较为接近文学史的历史真相，比较深刻地解析了文学史现象的历史文化构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晋南北朝卷》，分别以“世族”、“佛教”、“音乐”、“绘画”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关系为题，《隋唐五代卷》则分别以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制度、艺术、交通、幕府、妇女之间的关系为题，这些章节课题本身就为文学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从而将文学史的研究和阐发引向了更为辽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文学史新著》和《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可以视为自袁本文学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两部文学史力作。但重写文学史的学术史使命并未终结，时代期待着更有特色、更有创新力度、更为贴近文学史源流发展关系的新的文学史。“任何一部文学史，都还仅仅是当代史”，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为，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文学史写作，都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写作者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学术水准、方法论等多维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略而言，胡适时代的文学史，由于当时帝制覆灭，民国初建，民众观念兴起，因此，主要为白话文学史、民众创造历史的文学史；以后，更升格为阶级斗争文学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史。同时，在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上，也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将原本是一部生动的、有内在联系的完整的文学史，机械分割为这样的板块陈列。以往文学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众化、白话文学史化、庸俗社会学化，而是深入文学史内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响到对文学史进程的总体诠释。#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论，这些文学史著作存在的问题，或由于时代原因，或由于体例限制，对于诗歌史部分的描述，则由于皆是大文学史的缘故，未能详尽周全，但都为我们专论诗歌史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其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我们努力突破的方向。第三种是文学编年史写作。编年体文学史的提出、倡导，同样出自傅璇琮先生。傅先生于1998年出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后，编年体文学史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响应，如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刘跃进主编《秦汉文学编年史》等。傅先生说：“我出于个人的研究心得，觉得编年体研究，可能是整体研究中一条较有创新且有实效之路”[5]2。确实如此，品读《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会产生刘知几《史通•杂识上》所说的“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相接”的感受。第四种是源流史类型。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学术研究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两大类别，共时性研究是历时性研究的基础，历时性研究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甚至对某一个微小问题的考辨，就是为了能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解读文学史自古至今的源流演变的历程，从而达到以历史为借鉴、认识自己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更为清晰地认知傅先生倡导的编年体的流变式研究和通论式的横向研究的深远意义，它们为源流式的这一历时性文学史研究的提出和完成，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编年体和源流体，同为历时性研究，两者之间有何不同呢？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依次陈列文学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确实能使人有文学史发生的历史长河的切身感。而源流式的文学史、诗歌史写作，则需要借助多重的研究方法，来阐发文学史和诗歌史的源流关系。如同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后经过陈寅恪、闻一多、姜亮夫、饶宗颐等先生补充为三重证据法，并随之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在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运用文化哲学、文艺学、美学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出土文献、传世文献的特质与源流等，从而达到较为接近历史真相地阐述整个诗歌史的源流历程。
辨析文章、考镜源流本是我国学术研究、诗论诗学的传统，早期如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一直到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胡应麟《诗薮》，清人叶燮《原诗》、沈德潜《古诗源》、刘熙载《艺概》，都对中国诗歌的源流问题有精辟的阐发，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源流史，其中刘熙载《艺概》，可以视为一部精要的诗词曲源流史纲要。探索源流关系是中国诗歌美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也受到现当代学者的重视，以“流变”“演进”之类名词来作为书名者，自上个世纪的文学史写作即有之，如民国时期有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谭正璧《文学源流》，近年则有谢卫平《中国文学流变史》，但三者虽然同为“流变史”，但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源流史，有流变源流之名，而无内在源流关系之实，仍然是甲乙丙丁，陈列各个时期文学之内容、形式、作家、作品而已，与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并无二异。这些“流变史”“源流史”“演进史”，为何采用“源流”之名，却与一般文学史、诗歌通史无异？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古人如刘熙载，为何能以一人之力完成《艺概》，其《诗概》《词概》《曲概》，分论诗词曲三大诗歌体裁，盖因古人以文言体式，发论而不证明，点到而无阐发，如说“宋子京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宋子京晚于张先八岁，缘何反尚在宋初之体？而张子野年长于宋子京，缘何反为后来发生瘦硬体之始创者？以及何为宋初体，何为瘦硬体，论者均无阐发，因此，古人可以轻松完成“咫尺而有万里之势”的宏观描述。而今人在现代学术发生之后，必要有严谨之论证方可公布于世。第二，与此相关，现当代学术研究日趋细密，治宋者难及于唐，何况汉魏，不知汉魏，何知六朝唐宋，因此，研究者视野难以有宏观之思考以及宏观思考下的微观考量，未有宏观思考和微观考辨，何能有源流史之阐发和写作？第三，传统文学史以及诗歌通史类型写法容易而源流史写作困难，此为最为关键之所在。传统文学史或是诗歌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作家、作品等方面的陈列，后来之作，虽然有逐渐深入的趋势，但就本质而言，仍在窠臼之内。
二、傅先生对后学创新之奖掖扶持
我在从事中国诗歌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写作一部流变史、演变史的学术理想，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分别出版了从先秦到宋诗、宋词的流变系列专著。我的“源流史”，并非简单依次陈列文学史现象，而是需要将整个诗歌史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文学史现象给予内在的生命关系的阐发，不仅要回答每个时期何以为此，而且还要回答此一时期和彼一时期之间的关系，此一时期内部不同作家、诗人、文学现象之间的源流关系，以及具体到某一个重要作家其人生不同阶段的源流关系等。因此，写作或者编纂一部传统方式的文学史或是诗歌史，数年时间即可完成，而研究及写作中国诗歌源流史，若以个人之力，即使倾毕生之力，亦难以完成，此即源流史无人问津原因所在。我确立中国诗歌源流史这一课题，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感于当时流行文学史的诸多弊端，对于中国诗歌史源流关系的求知不能从已有文学史中得到答案，因此希望写作以源流关系为宗旨、为特色的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源流史，兹以写作时间为次序征引几篇发表过的文字。
一是写作于1998年的《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写一本探讨中国诗歌内在演变规律的书，是我多年之夙愿。这个想法，大约产生在15年前，我攻读硕士学位前后。当时对各家之文学史、诗史，总觉意有不足：一部有着内在演进规律，具有内在源流关系的文学史，被分解为断代史、作家史。你只见到有一座座高峰，却见不到山峰之间的起伏延绵；你只看到一支支河流，却寻不到它的源头，也找不到它的归宿。文学史的撰写，似乎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即每个时代都横剖为时代特点、作家生平、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而时代特点又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等等，思想内容又可以划分为积极的与消极的、功利的与唯美的、反映民生疾苦的与形式主义的等等。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无疑可以看到当时时代和社会的投影，看到阶级斗争理论的投影。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种客体的存在。它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学者的思维模式，桎梏着一代学风。当某些学者想要像孙行者那样纵个筋斗，跳出这一束缚之时，却又常常发现，自己原来还在如来佛的掌心之中。笔者在撰写这本《流变》时，何尝没有这种感受呢？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有人去做“纵个筋斗”的尝试，哪怕这是一次失败的试跳。中国诗歌，上下五千年，纵横开阖，波澜壮阔，各种矛盾交错演进。要想理清、表述清楚这种种矛盾错综复杂的进程，又谈何易事！[6]1#p#分页标题#e#
二是写作于1999年的《宋诗流变》：对于迄今为止现有的中国文学史、诗歌史，坦率直言，我是不满的我认为，一部文学史，或是诗歌史，它本应该是纵向流变的历程，像是一条滔滔滚滚、千折百回的大江，也像是一个人由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虽然可以分成若干历程，若干阶段，但前后之间内在的延续和变化却是本质的内容这部《宋诗流变》，是我诗歌流变系列的第三部。前两种，《唐宋词流变》和《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已经分别在去年和前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如果这部《宋诗流变》的写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此书是我的流变诗史新模式理想的尝试，也就是说，将整部宋诗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来加以思考，并界定出每一位具有枢纽地位的诗人、诗派的坐标。传统写法中的各种内容，如生平、作品、内容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仍有涉及，但要尽量编织在全书系统工程之中，编织在纵向流变的链条里。[7]12
三是写作于2009年的自传体回忆录《历史的化石》：二十余年来，日日夜夜让我的灵魂燃烧的，几乎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一部真正具有探索意义的《中国诗歌演变史》，就像是司马迁的私人写史。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描述和解读中国诗歌史。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将这一宏大工程顺利完成。[8]5这几部拙作，记录了十余年来我对于写作一部中国诗歌流变史执着追求的历史印痕，很有趣味的事情，是此四部拙作皆为傅先生赐序，由于傅先生高度评价，反倒令我汗颜而难以在此一一引述，只引一段文字：“木斋已出版的《唐宋词流变》《、中国古代诗歌流变》，现在撰写成的《宋诗流变》，以及今后计划撰写的《金元明清诗歌流变》，确是流变诗史的整体构思，是我上面提到的文学史写作设想的新的进展，这比编年史更使人有宏观的和流动的感觉。”[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