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改革范文1
一、改革前的农税征收方式及其弊端
一是“多头征收”：农村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分别由财政、地税和经管等不同部门分别征收；
二是“政府征税”：虽然农村税费由不同部门征收，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将农村税费征收任务分派给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征收。为此，还实行一定形式的责任制，如将完成征收任务和财政上交与乡村干部工资直接挂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取决于税费收缴完成状况。在实践中，乡村干部不得不将税费征收作为头等大事，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税费征收工作。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组织及乡村干部事实上是税费征收的主体；
三是“户交村结”：虽然有关文件要求农村税费征收要“户交户结”，征收到户、结算到户，但实际上，乡镇通常是将任务分解到村，由村组再分解到户，农民和农户向村委会上缴，征收机关则只与村一级结算，税票开到村。事实上是由村代缴，间接征收。
四是“突击征收”，每年夏秋两季，各乡镇及村组干部都展开税费征缴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对税费进行突击征收；
五是“行政强制”，一方面对抗拒不交的农民“拔钉子”，对完不成上缴任务的干部克扣工资和资金，给予一定的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政府和村组实行“硬结账”，政府完不成任务可以从下拨款中扣除，而有不少村组及干部则不得不先借款垫解上交。
二、农税征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2年，麻城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农民负担的“减轻、规范和稳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税费的归并和减免，或“费改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规范农民负担及农村税费的征收行为。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要求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税“实行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和简便易行的征收方式。采取以农业税收为主的方式，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实行符合农民意愿、能够为农民所接受的税收征收办法，便于基层操作和群众监督。”[⑤]基于此，在税费改革过程中，麻城市在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大力推进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此项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农税征收主体。根据《湖北省农业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麻城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农业税及其附加由各级财政机关负责征收，只有农税干部才能履行农业税征收职能，行使税收执法权；农税征收过程中，必须是农税干部开票和收税。
第三，重建农税征缴网络。一是在全市20个乡镇办建立了农业纳税大厅，实行微机管理，进行常年征收；二是在全市718个村都建立了农业税收纳税点，在边远山区、分散的自然湾、村、组，设立流动纳税点。实行“定点征收、定时征收、定额征收”的三定征收方式，方便农民交税。盐田河镇山大人稀，农税人员每到一个自然湾，就竖起一个“农税流动纳税点”的牌子，被人戏称为“农税大篷车”。从而形成了固定纳税点和流动纳税点相结合遍及乡村的征收网络。
其次，建立协税护税制度。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再直接征税，乡村干部也不再是征税的主体，只是协税护税；2003年全市聘请了协税护税员2000多名，每个村2-3名。协税员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税收政策宣传、掌握和提供涉税资料、送达有关税收文书、协调征纳双方关系和督促动员纳税人履行义务等项工作，但是不得直接经手票款，不能直接进入农户收税。
第四，完善委托制度。麻城有着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针对麻城蚕茧、粮食等农产品集中季节性上市的特点，与收购部门建立委托制度，并根据委托的数额在农业税征收经费中给予一定的报酬，充分调动部门的积极性。
总之，农村税费改革后，麻城初步建立了“以村组干部协税护税为基础，以农税干部直接征收为主体，以‘三定’征收为方向，以有关部门代扣代缴为补充的征管模式，初步形成了由农税干部、乡镇、村组干部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征税、协税、护税网络。”[⑥]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税任务的迅速完成无疑与全体农税干部们辛勤工作分不开。不少农税干部上山下乡、走村串巷地宣传和催征，如歧亭财政所的冯进贤经过耐心地工作，使连续14年从未交税的两个村民组一次性结清欠款。在征收中，农税人员采取灵活多样的征收办法，如对于主动一次性完成全年任务的纳税户给一定的奖励等等。这些都对动员和鼓励农民纳税起了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农税征收效率的提高本身与农村税费改革及征管体制的改革有直接的关联。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系列配套改革也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和农税的征收方式，为农村税费征缴提供了制度条件。尤其是改革大大强化了农税干部的责任，要求他们从简接的征管者向征收者转变，努力完成征管任务。从麻城农税夏征中，我们也发现，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从乡村干部征收为主向农税干部征收为主转变；二是农税干部从间接向直接催征转变；三是从向农民收税向农民主动纳税转变；四是从农税的突击征收向常年征收转变。这些均表明改革在实践中开始发生作用。在农税干部的征收行为和征收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农民的纳税行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
其实，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的转变不只是具有效率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尤其是麻城的改革旨在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农税征管系统，独立行使征税权，而乡镇政府不再直接征税，从而实现“税政分离”，这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农村基层治理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与变革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征税”和政府“收费”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资源的吸取，涉及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在我国乡村，尤其是像麻城这样的农业县市，税费的主要来源及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群众。税费关系也直接体现为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税费改革以前的国家与农民的税费关系来看，基本上可以用农民的话来概括，这就是“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农民的收获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分配。这种分配的基础是农村现存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是国家基于产权的保护即社会公共管理而获取“税收”，另一方面是乡村集体组织基于土地产权的拥有而获取的“费收”，其实质是“地租”。农民在向国家交税的同时也向村集体交“租”（费）。在税费的征纳方式上，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也常常是通过村集体代收的。当村集体收齐农民上交的税后，统一上交国家，村集体也因此成为纳税单位及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中介。如果仅从农民上交的角度看，可以说农民交给国家的税不过是交给集体的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集体从所收的租之中提出一部分上交国家。由此，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集体的税赋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农民与集体的租费关系。由此结成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
在税费征缴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村（村委会和村集体）与农民三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及权力关系，三者的互动及权利交换也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和权力结构或称“治理结构”。从集体产权的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委会代收代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行的村委会即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实际上是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的行使者。村民不过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人，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租佃关系”。在此情形下，村集体作为所有者应是纳税的主体，而村民则只需向村集体交纳“租费”。换句话说，从农民上交税费的角度看，农民完全可以不与国家发生关系，只需要上缴集体，由集体上交国家，而国家征税所面对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国家事实上无权、也没有必要向农民直接收取税费。也正因如此，国家通过村集体（村委会）征缴税费具有合理性。
然而，我们看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归并现行的税费，取消“三提五统”，仅收取“两税”、“两附加”，另一方在征收方式上由过去由村委会代收代缴转变为由财税干部直接征收。农民的“两税”和“两附加”事实上也不再由村集体来确定和分摊，而是由国家按承包的耕地面积及常年产量来计算。农民的上交也不再上交村集体，而由乡镇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收取。这一改革表明村集体和村委会已经不再能直接向村民收取“承包费”，其收入已经不再是依产权获得的收益（如原有的“三提”），而仅仅是从国家税收中返回的“两附加”。由此，村集体事实上丧失了依据集体产权向农民独立自主地收取“租费”或占有生产剩余的权力和地位。换言之，村集体变成了国家税收的分配、计量及协助征收的单位，而不再是拥有独立产权的主体。按照一些村干部的说法，“村被架空了”。这也表明，国家权力进一步下伸到乡村社会并直接面对农民，原来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正向“国家与农民”的“二元结构”转变。这无疑是税费改革及农税征收方式改革所引发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及乡村治理结构的革命性变化。
不仅如此，税费改革及税费征收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乡镇政府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的转变。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乡镇“税政不分”及由此出现的“以政代税”，乡镇政府直接从事税费征收并成为事实上的征收主体。这种做法不只是乡镇政府功能混乱和变异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其本质是政府行政机关直接从事税费收缴，集收支大权于一体。由于税收本身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与行政权合一，“既花钱、又收钱”，不仅违背了政府机关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专横，难以杜绝乱收费、乱花钱及形形色色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并引发干群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英国革命时期，1679年的《权利法案》就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从而确定了现代民主政治中“行政权、征税权及预算权”相对独立的原则，作为“花钱”的政府不得直接“收钱”（征税）。事实上，我国的《预算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对严格预算管理及依法独立征税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就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税法还特别指出，“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从而明确税收执法主体及征税权的独立性。麻城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切实贯彻了这项原则，开始实现从传统的由政府直接征收向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使乡镇政府从繁重的税费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职地从事为农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此项改革促成了农村基层政权内部的职能分工及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改革削弱了行政部门的直接征税权，为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显然，从麻城的改革和实践来看，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不仅引起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促成了政府职能的分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乡村征税权的独立、征税系统的重建以及乡镇政府的职责转换表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变革。
四、有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在任何时代，改革和创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一位改革者都会深深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应该说，迄今麻城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但是，他们自身也意识到其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农税征管立法滞后，农业税征管条例一直未出台，而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税征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难以为农税征收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目前一些乡镇债务比较严重，农民要求以债抵税、以欠抵税，造成农税征管的矛盾和困难。不过，农税征收体制改革与实践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的矛盾和困难。
解决征管任务和征管能力矛盾的另一种对策选择是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和干部的协税作用，甚至采取一定形式的委托。也正因如此，麻城市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协税护税制度，每个村聘用2-3名协税员，协助农税的征收。在2003年的夏征过程中，对乡镇和村组实行“两挂钩”办法，对乡镇将任务完成情况与资金调度和专款拨付挂钩，对村组与转移支付挂钩，“即对完成情况好的乡镇在资金调度、专款拨付上优先考虑，对村、组把两附加和转移支付与村完成任务情况挂钩。”显然，这也是旨在通过调用现有乡镇和村组织的力量来弥补专职农税征管能力的不足。这无疑是为了缓解征管力量不足的一种现实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协税在目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的办法，与改革前对乡村的委托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一旦与直接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强制结合起来，虽然的确可以强化征管能力，但委托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危险依然存在。
当然，基于农税本身的不合理性及其高成本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有限性，国家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正如现在一些地方取消农业特产税那样。这无疑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有效地解决，即使低税或无税均不可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历史上有不少时期实行“什一税”甚至“三十税一”，但农民负担依然沉重，究其原因也在于，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和官吏不得不巧立名目、上下其手、自行加派，进而成为“小民的无尽的负担”。对于当前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农业县市来说，如何保障其合理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显然是取消农税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同样可能反弹。当然，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并不是取消农村所有的税种，更不是不需要独立而高效的农村税务征管机构。因此，对于农村税费征管体制的改革仍然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麻城的改革也因此具有其历史的地位和现实的意义。至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麻城独有，它也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普遍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阔的乡村和分散的农民，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永存的，而如何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则始终是一个民族的难题。其实，这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困难之所在。
[①]本文是2003年6月份笔者与汪志强、袁方成等对麻城市调查基础撰写的，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也是乡村公共财政和农村税费改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麻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我们的调查工作的信任、支持和大力协助！
[②]据《麻城市2001年财政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表》测算，参见麻城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zfzc.htm
[③]戴福生：《山区农村村级债务成因及对策》，麻城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mczfb/web/37.html
[④]戴福生：《浅谈村级债务》，麻城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edland.net/Myweb3/mczfb/web/36.html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2000年3月2日，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手册》，2003年1月版，第6页。
税费征管改革范文2
一、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制度变迁成本分析
（一）税制变迁对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成本
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更深层次的表现为在制度变迁中因解决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而付出的代价，也可表述为摩擦成本。
1.潜在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为：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前提下，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实行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其一，这种增税和减税相结合的结构性税制改革，使一部分纳税人因税负降低而取得利益，另一部分纳税人则利益受损。比如目前我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这会使相应的纳税人得到利益；未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将会增加一部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内资企业因所得税税率降低而整体税负下降，外资企业却因部分税收优惠被取消而获利减少，产生心理失衡，因而可能减少在我国的投资。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新一轮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表现为：其一，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使税收收入在一定期间相对下降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化解，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将会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其二，由于新一轮税制改革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税种的重新划分，致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博弈局面。
3.多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除了涉及上述利益集团的利益外，还会出现多种利益集团共同博弈的问题。以我国开征燃油税为例，作为“费改税”的改革措施，政府早就提出了改革设想，并制定了改革的方案。但时至今日燃油税仍未开征，除了近年来油价上涨的原因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与该项改革有关的原有利益主体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利益均衡没有打破的状况下，博弈的结果只能表现为路径依赖。
（二）完善税收征管环境及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成本
1.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税务部门征管的社会环境，即税制变迁的外部环境决定着税收征收成本和税制变迁成本。主要包括：其一，公民纳税意识。良好的公民纳税意识，是新税制运行正常的条件。其二，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是指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这将决定纳税人有关经济业务反映信息的真实程度，决定纳税申报的真实程度，决定新税制运行的效果和成本。其三，社会信息管理水平。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主要取决于社会化信息共享程度。只有在国家统一立法之下，达到社会化信息共享，税务部门对纳税人与纳税相关的经济业务信息分析和控制才能有可靠来源，保证税源监管到位。其四，社会金融管理水平。在没有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之下，大量的现金交易，使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资金流无法控制，一方面会形成地下经济，另一方面会产生税收流失，使税制变迁的随机成本上升。
2.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实际上是税制及税制变迁的征管内部环境，新一轮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路径依赖。税收征管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其一，税收征管模式。它是税务部门为了实现税收管理目标，由税收征管中的征管组织机构、征管人员、征管形式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形式。科学规范的税收征管模式，表现为税务部门较高的征管能力，将降低新税制的运行成本。其二，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对纳税人偷逃税问题的控制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质量，以及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手段和水平。其三，税务人员工作努力程度。税收制度能否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人员的执法能力、政策水平以及工作自觉性。
（三）政府对新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
因为制度变迁是用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设计，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规划，并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实施.使制度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行，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发生的一切费用，都构成制度变迁的成本。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成本中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主要包括：新税制的设计费用，即为制度设计进行论证和调查研究的费用；新税制提案设计费用等。
（四）纳税人在新一轮税制变迁中的遵从成本
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纳税人对新税制必须重新学习、认识和理解，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纳税人必须更新财务核算软件等等。这一切都将构成实施新税制改革的遵从成本。
二、把握时机，全面推进改革，降低税制变迁成本和路径依赖
（一）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少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摩擦成本
新一轮税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整，为了平衡由于税制改革产生的利益不均.需要配套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转移支付制度等相关改革，以保证税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与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推进的分税带财政体制改革，应根据社会和经济事务管里责权的划分，在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在同－税政的前提下，明确界定税权，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把握税制改革时机，降低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变迁的随机成本
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避免年度之间财政收入的大起大落，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应在收入的增减方向和时间的进度安排上统筹协调。这种协调既体现在一个税种内部，也体现在不同税种之间。对单个税种，在全方位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税种要素进行局部调整，逐步予以推进。对于不同税种，在综合考虑改革的迫切性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搭配，选择恰当时机予以实施。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财政上耗用的只是机会成本，而税制改革的力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能较好地统一起来，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三）提高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保证新税制的正常运行
税费征管改革范文3
（一）税制变迁对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成本
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在一般意义上表现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成本，更深层次的表现为在制度变迁中因解决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而付出的代价，也可表述为摩擦成本。
1.潜在纳税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特征为：在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的前提下，在年度和税种之间统筹安排增税和减税的改革措施，实行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其一，这种增税和减税相结合的结构性税制改革，使一部分纳税人因税负降低而取得利益，另一部分纳税人则利益受损。比如目前我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这会使相应的纳税人得到利益；未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将会增加一部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内资企业因所得税税率降低而整体税负下降，外资企业却因部分税收优惠被取消而获利减少，产生心理失衡，因而可能减少在我国的投资。
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新一轮税制改革带来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表现为：其一，结构性调整的税制改革使税收收入在一定期间相对下降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如何化解，比如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将会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其二，由于新一轮税制改革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税种的重新划分，致使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博弈局面。
3.多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税制改革过程中，除了涉及上述利益集团的利益外，还会出现多种利益集团共同博弈的问题。以我国开征燃油税为例，作为“费改税”的改革措施，政府早就提出了改革设想，并制定了改革的方案。但时至今日燃油税仍未开征，除了近年来油价上涨的原因外，重要的原因在于与该项改革有关的原有利益主体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在利益均衡没有打破的状况下，博弈的结果只能表现为路径依赖（二）完善税收征管环境及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成本
1.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的社会环境。税制变迁及税制运行过程中税务部门征管的社会环境，即税制变迁的外部环境决定着税收征收成本和税制变迁成本。主要包括：其一，公民纳税意识。良好的公民纳税意识，是新税制运行正常的条件。其二，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程度是指财务会计核算体系的完善程度，这将决定纳税人有关经济业务反映信息的真实程度，决定纳税申报的真实程度，决定新税制运行的效果和成本。其三，社会信息管理水平。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和质量主要取决于社会化信息共享程度。只有在国家统一立法之下，达到社会化信息共享，税务部门对纳税人与纳税相关的经济业务信息分析和控制才能有可靠来源，保证税源监管到位。其四，社会金融管理水平。在没有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之下，大量的现金交易，使税务部门对纳税人的资金流无法控制，一方面会形成地下经济，另一方面会产生税收流失，使税制变迁的随机成本上升。
2.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实际上是税制及税制变迁的征管内部环境，新一轮税制改革必须考虑对这种能力的路径依赖。税收征管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其一，税收征管模式。它是税务部门为了实现税收管理目标，由税收征管中的征管组织机构、征管人员、征管形式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形式。科学规范的税收征管模式，表现为税务部门较高的征管能力，将降低新税制的运行成本。其二，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对纳税人偷逃税问题的控制主要取决于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质量，以及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手段和水平。其三，税务人员工作努力程度。税收制度能否有效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人员的执法能力、政策水平以及工作自觉性。（三）政府对新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因为制度变迁是用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新的制度进行设计，对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规划，并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实施.使制度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行，在这个过程中直接和间接发生的一切费用，都构成制度变迁的成本。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成本中制度规划设计的费用主要包括：新税制的设计费用，即为制度设计进行论证和调查研究的费用；新税制提案设计费用等。
（四）纳税人在新一轮税制变迁中的遵从成本
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纳税人对新税制必须重新学习、认识和理解，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纳税人必须更新财务核算软件等等。这一切都将构成实施新税制改革的遵从成本。
二、把握时机，全面推进改革，降低税制变迁成本和路径依赖
（一）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减少新一轮税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摩擦成本
新一轮税制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调整，为了平衡由于税制改革产生的利益不均.需要配套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转移支付制度等相关改革，以保证税制改革的进程和成效。与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推进的分税带财政体制改革，应根据社会和经济事务管里责权的划分，在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工和职责的基础上，在同－税政的前提下，明确界定税权，统筹兼顾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二）把握税制改革时机，降低新一轮税制改革制度变迁的随机成本
为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避免年度之间财政收入的大起大落，税制改革措施的推出应在收入的增减方向和时间的进度安排上统筹协调。这种协调既体现在一个税种内部，也体现在不同税种之间。对单个税种，在全方位改革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税种要素进行局部调整，逐步予以推进。对于不同税种，在综合考虑改革的迫切性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的基础上，合理进行搭配，选择恰当时机予以实施。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财政上耗用的只是机会成本，而税制改革的力度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能较好地统一起来，确保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三）提高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能力保证新税制的正常运行
税费征管改革范文4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一年多来，我国正酝酿财税、金融等宏观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其中税制改革是重要一环。因为当时的税制重复设置、纳税人负担不合理、税收调节作用差，更为严重的是，对税收实行“包税制”，使税制名存实亡，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税制已经刻不容缓。1994年我国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对税制进行了全面而重大的改革，在不增加企业和个人总体税负的前提下，实施了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流转税制，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改革了个人所得税，撤并和开征了一些地方税，税种由原来的37个简并为23个，结构趋于合理，初步实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的改革目标。
1994年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1）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税制改革之前在国有企业盛行的“包税制”，通过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使分配关系极不稳固，效益好的企业，把上缴利润的一头包死了，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企业效益提高而增加，效益差的企业则“包盈不包亏”，严重扭曲了税制，特别是一些地方和企业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还包了流转税，动摇了财政收入的根基。税制改革则以法制为基础，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税收分配关系，促进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2）为实行分税制创造了体制条件，进一步增强了中央财政实力。税制是分税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不建立健全税制，就不可能进行分税，因而不可能建立分税制。通过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联动推进，进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为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3）使税制更加公平、合理、有效，适应了经济发展对组织税源的需要。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是我国最重要的税源基础，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培植税源，对容易导致企业重复征收、重复建设的不合理的产品税、工商统一税实行重大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消费税、营业税的新流转税体系。同时，针对我国个人收入不断增加、前景看好的情形，及时将个人收入调节税、适用于外籍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建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为充分挖掘个人收入税源潜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4年税制改革的最大成效，就是初步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税制改革后，税收已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此后，我们又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税制，特别是针对税收征管体制滞后于税制的状况，加快了税收征管改革步伐。一个健康有效的税制，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征管制度来保证实施。1998年以来，进一步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以“金税工程”为主要手段的税收征管信息网络的建设运用，建立海关缉私警察制度，这对于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各种偷逃骗税、走私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批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税收征管力度加强，保证了税收持续大幅度增长。2002年全国税收收入（此为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已冲减了出口退税部分）比1993年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长17.1％，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数基本同步，其中1994——1997年年均增收995亿元，1998——2002年年均增收1880亿元。税制的重大改革和不断完善，为持续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现行税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必须看到，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现行税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抑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实行增值税改革时，从当时控制投资规模膨胀的宏观环境和保持税负基本稳定的需要出发，采用了国际上很少使用的生产型增值税制。这种税制只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原材料所含进项税金，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因而存在对资本品重复征税的问题，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制约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投资自主增长的机制不断得到增强，生产型增值税制的弊端愈益显现。
2.实行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为了积极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发展，对外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有违wto关于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利于内资企业健康发展，同时也是难以为继的。
3.现行个人所得税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力度不够。随着个人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问题突出，广大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而高收入者缴纳税收与其收入相比，很不相称。特别是现行的分项按次征税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很多弊端，许多高收入者只要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就会轻易地使很多收入都达不到起征点，或是适用的税率比较低，从而达到偷逃税收的目的。此外，与个人所得税配套的遗产税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弱化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4.以费代税问题不容忽视。例如：目前交通和车辆收费管理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收费负担不合理，养路费等交通和车辆收费，基本上是按车辆吨位大小或座位个数征收，用车与不用车负担不一样，多用车与少用车负担不一样，没有体现“多用路者多负担，少用路者少负担”的原则，造成社会负担不均衡。而机动车辆消耗燃油或燃气量的多少，与道路磨损程度基本成正比，对燃油或燃气征税，能够体现“多用路、多负担”的原则，比较公平、合理，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用燃油税取代交通和车辆收费，这种状况还加大了治理“三乱”现象的难度。又如：目前社会保险费主要由劳动部门征收，由于缺乏法律制约，无法解决强制性不够、征收力度小、成本费用过高等问题，导致社会保障经费来源不稳固，这些都需要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来解决。
此外，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出口退税机制不健全，地方税制存在对同一征税对象设置两套税制、征收范围过窄、税种不尽合理等问题，消费税、营业税、农业税还不完善，等等，都需要在税制改革中进一步加以调整和完善。
三、税制改革取向分析
按照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巩固已有税制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强化税收的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从当前及长远考虑，税制改革取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逐步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是国际通行做法，就是在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可避免重复征税，鼓励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鼓励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扩大投资，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增值税的转型，从根本上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带动税收的增加；但从近期看，在保持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较大规模的减税，进而减少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这就需要把增值税的转型与财政的可承受程度，以及如何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型本身已不仅仅是完善增值税制问题，而是涉及重大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问题。如果减税政策的力度大一点，那么国债投资建设的力度就要相应进行调整，以保持适当的财政政策合力。在实施步骤上，要统筹考虑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种类和范围，适度扩大征收范围，逐步过渡到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后，要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技术改造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促使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趋于一致。参照国际惯例，规范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折旧水平。调整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原则上取消多档优惠税率，取消区域性低税率，突出投资税收优惠。可考虑这项改革与增值税转型改革联动推进，以平衡企业的综合税负。
3.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经营收益等经常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项目，适当提高费用扣除标准，简化税率和级距，提升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对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所得，实行分项征收。建立法人支付单位和个人收入的双向申报制，强化公民纳税意识。同时，按照公平税负、合理负担、鼓励引导个人投资公益事业的原则，适当提高个人捐赠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鼓励富裕阶层回报社会，促进社会捐助制度的建立。改革个人所得税可与开征遗产税结合起来。这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社会财富的分布，缓解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提倡劳动致富，限制不劳而获；有利于完善我国调节个人财产和收入的税制，符合国际惯例，贯彻国际间税收对等原则。
4.改革地方税制。健全地方税体系，对于完善分税制和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要统一内外税制，合并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建立现代房地产税制，适度扩大征税范围；合并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建立新的车船税制，调整减免税项目；将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逐步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籍个人；完善土地使用税制度。取消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筵席税、屠宰税、土地增值税等不合时宜的税种。在不影响全局利益的情况下，逐步增加地方税政的自主权。
税费征管改革范文5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公益金、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的收入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等，不包括社会保障金、住房公积金。
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内容
（一）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将非税收入纳入公共财政整体管理，从规范、改革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入手，加强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加大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源（资产）实用、出租、出让、经营等收入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力度，确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同时，通过建立全过程监控非税收入的收缴和使用机制，努力提高部门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质量。进一步完善以税收收入为主，非税收入为辅的政府收入体系和管理制度。
（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
1.改革传统的票据管理方式，以计算机管理替代人工管理；改革“单位开票、单位收费”办法，实行非税收入“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实时入库（或专户）征缴方式。将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
2.依法清理和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基础上，对一些增收潜力较大的项目加强管理，特别加强部分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的征管工作。
3.将非税收入收缴制度改革和部门预算制度改革等结合起来，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行非税收入全额上解，支出统筹安排。部门预算编制中，统筹安排税收和非税收入，统一政策，统一标准，避免分配不公，贫富不均，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保证非税收入专款专用的同时，对一些没有特殊规定用途的非税收入结余，适当进行调剂。
4.严格减免审批，建立奖罚机制。分级管理，属于哪一级的收入就由哪一级管理；严格减免审批权，减免收入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对具体征收部门和单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的给予适当奖励，并纳入部门预算支出范围，对征收不力未完成征收任务的部门和单位，按程序相应追减当年支出预算。
5.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和报告制度。完善日常检查工作的基础上，组织开展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工作；结合审计监督、收费许可证年审，将非税收入纳入监督、检查范围；推进政务公开，每年定期公布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接受社会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严肃财经纪律；财政部门定期向政府和人大、政协专门汇报非税收入管理情况，接受指导、监督和检查。
三、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的步骤和措施
（一）建立组织机构，切实加强领导。
为切实加强全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顺利进行，成立“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财政局、监察局、人民银行、审计局、物价局、法制办等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改革的具体组织实施。
（二）全面开展清理工作，掌握情况。
1.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资金、附加）罚没收入、公益金等政府非税收入项目，会同物价部门对全市的收费项目进行全面的清理、分类，每年向社会公布项目目录。
2.建立非税收入项目库。按照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内容和范围，对收费项目清理的基础上按照收费部门、收费单位和收费项目名称统一编码，建立非税收入项目数据库。
3.全面清理财政票据，归并票据种类，除保留少数专用票据外，主要使用《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三）制定和实施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办法。
制定《市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改革办法》按照改革的总体目标，界定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的基础上，明确非税收入管理范围、征收管理办法、票据管理制度、资金管理规定、政府调控资金方案、监督检查职责及违法违规责任，建立健全依法征管机制。
税费征管改革范文6
关键词：税费改革政府行为制度环境
农村税费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重大改革。改革的措施被高度概括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取消乡镇统筹款，取消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3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全部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规定新农业税税率上限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方法，以农业税额的20%为上限征收农村附加税，以替代原来的村提留。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现行农业和农村领域的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规范农村分配制度，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村生产力。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税费改革也不例外。解决税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因为政府是公共权力机构，公共权力的直接对象就是公共问题。
一、政府应认识到税费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实施配套改革
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涵盖社会、经济和政治，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农村税费问题乃至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并非一两项改革措施就能解决，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涉及政府组织结构、财政收支体制、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以及行业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关系，每一个环节配合不当均可能使改革前功尽弃。因此，政府对农民的税收负担如何减轻、税收的累退特性如何扭转等问题必须结合当前农村经济的整体情况和结构性特点来分析，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将改革的目光单纯地局限在税收体制之内。
1.政府要加快基层机构改革
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权力腐败是导致农村税费改革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减轻农民的财税负担，使政府的运行机制从强制性管理向提供服务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机构改革中，我们应主要围绕精兵简政、转变职能、加强服务、开展竞争等方面下工夫。通过机构改革，基层政府各部门及留用人员完全能够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决策、管理、服务的任务，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2.政府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
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不少地方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改革财政体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看，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把基层政府应当承担的各项公共服务开支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就离不开从实际出发调整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离不开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二、政府应加强相关的软环境建设，主要是制度环境建设
政府要依法行政，保障税费改革落到实处，就要全面清理整顿现行税费法规。对行业主管部门各自为政已出台的政策应进一步规范、统一，防止以依法征税为名而使农民总体负担失控。
1.政府要规范税制
依法治税，规范农业税收征管。严格规范农业税的征收工作，严禁收税不开税票或打白条、生产费用与农业税混征、搭车收费等行为。按照程序下达依法征税的法律文书，使征收行为规范化，以便取得司法支持。建立农业税到村户的档案管理，土地变动时档案也要及时调整。切实加强农税征管队伍建设，提高农税征管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广泛宣传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税收的法律法规，树立依法纳税模范典型，从而提高农民依法纳税的自觉性。
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已失去税收效率原则，基层农税工作难于开展，并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税收效率越高，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农业税收效率越低。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各类合法和非法的收费搭了农业税收的“便车”，经济越落后，农民收入越低、税费负担越重，税费征管成本越大。事实上，现今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普遍存在亏本经营的情况，农民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依靠来自外出打工等非农产业收入的支撑。因此，创办农村经济实体，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税收效率。
改革现行农业税收制度，取消各类农产品税收，改为对生产和经营农产品的农业产业化经济实体征收农产品销售税，该税的纳税不再是独立分散的小农户而是农业上层市场组织——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各类以农产品为对象的公司或企业。这一改革显然能改善目前农税征管困难的状况，提高农税征管效率。同时，由于农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这一税收主要由农产品的消费者承担，从而间接减轻了农民的纳税负担。2.政府应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制度改革和改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现代税制的两个重要标志就是税收的无差别性及纳税人的民主。可是，目前我国以农民身份征税的情况依然存在，农民的权利也一直是被忽视的领域。因此，在下一步的税费改革中，一定要把农民的权利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要给予农民相应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将税费改革顺利地推行下去。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我国现行的是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制度内的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指以税收作为筹集资源的主要方式，而制度外的公共品供给主要是指以非税收收入作为筹集资源的主要方式。要改变这种公共品供给机制，必须将大部分的制度外公共品供给纳入制度内，这样才能提高公共品的使用效率，满足农民的切实需求。
三、税费改革以后应防止农民负担反弹，跳出“黄宗羲定律”
政府有关部门不但要把关口，而且要着眼建章立制，加强经常性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
1.堵住“管涌”
对“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一定要明确上限，制定严格的议事规程，严禁固定收取费用。对有关规费，要公布收费依据和标准，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对有关生产经营性收费，要强调自愿，必须在一定范围统一收取的，要制定详细且可操作、可监控的约束管理办法。对规费和生产经营性收费，均应加强行政监管，明确有关违规责任和处罚办法，并切实加强监督检查。
2.清淤疏浚
要下决心“消肿”，减人减事减支出。这是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推进这项工作，既要坚定不移，加大力度，又要周密部署，谨慎操作。从此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减少阻力、“长痛不如短痛”等方面考虑，国家可一次性（当然可分为几年划拨）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有关的分流安置工作。村级干部原则上都实行交叉任职，可否参照四川省的做法，不管大村小村，一律按不超过4个人补贴。
3.加固“堤防”
尽快将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对可能出问题的“口子”筑起一道坚固的法律屏障，这是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和监管工作“溃堤”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继续建立健全有关政策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的立法工作，该制定的制定，该修改的修改，该废除的废除。
通过配套改革，认真规范村级“一事一议”等筹资筹劳制度，防止成为新的乱收费口子；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好经营服务收费，防止变相加重农民负担；要谨防部分地方截留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借机将农民不合理负担合法化。只有配套改革搞好了，相关措施落实到位了，农村税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农业、农村、农民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四、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制度
农业保护的负面影响已为国内外众多农业实践所证实。农业保护不仅扭曲了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造成资源配置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损失，而且易于引发国际贸易摩擦、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等问题。应充分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农业支持制度，首要的是把现有的农业局、农科所、农技站等所有为农业服务的部门、机构依效率原则合并构建农业支持系统。制定农业支持政策的主体应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县级政府具体实施。农业支持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研、技术推广与培训的—般性政府服务：加强政策性的农业金融体系和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区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和环境生态保护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信息网络系统；加强病虫害防治、农产品质量检验，促进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等。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