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1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困难;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87-02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把握这一机遇，利用机遇来规避其带来的新的挑战是国家政府社会治理部门，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大数据时代
（一）内涵
大数据，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就是信息的数量较大，种类较多，数据庞大且不具备结构化的信息，进而使得难以利用传统的方法和工具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分析。需要进一步转换传统的工作、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等，是重大的时代转型。而大数据时代则是在大数据广泛应用，信息数量的剧增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的时代，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社会各界的各种问题，促使社会变革的时代。
（二）特点
1.互联网行为是大数据时代的具体体现。虽然互联网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数据信息，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然成为大数据的基本表现形式。
2.数据量极大。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和累积的用户信息数据量规模庞大，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扩大发展，数据的增长成倍发展。
3.信息传递速度快。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当前信息的传递进一步加快，并且时效性也进一步提升，大数据时代下，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大量的数据信息。信息的传递速度快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是大数据时代最显著的特点。
（三）意义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并为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充足的数据依据，使之得以快速、扩大化发展。大数据本身蕴含的信息、技术和价值等，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利用各类机会得以在大数据时代快速发展。通过对数据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处理、分析、共享等，来辅助人们重新定义、审视这一时代下的世界和社会，并重新判定世界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而来重新对应解决的策略与措施，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与治理。
二、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机遇
（一）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存在分散和混乱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级政府在执行社会治理职责时，各自为政，缺乏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各个部门间的职能价差、重叠现象严重，信息传输渠道不流畅，缺乏共享机制等。这些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社会治理成本，且治理效率较低。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社会治理大数据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信息资源，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治理信息的共享，社会治理大数据的适应效率、效益以及效能等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各级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调、合作，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向网格化的转型。
（二）促进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型
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思维都是从少数人的社会治理需求和地区性的社会治理经验来推判多数人和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需求与社会治理策略、措施。进而忽视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间的需求差异，同时也限制了我国社会治理方法的创新发展。在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的价值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发展和社会治理过程的细化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转变原有的社会治理方法，强化对大数据意识的培养并推动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共享，进而来确保社会治理决策依据的正确性与及时性，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转变。
（三）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的社会治理目标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采用的是静态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随着我国不断地深化改革，各个阶层间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原有的静态社会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于当前的市场经济视域下的社会发展需求。大数据时代下，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及时、全面的动态信息数据，有利于各级政府在履行社会治理职责时能及时、正确地掌握社会的变动情况以及变动的趋势，并根据这一变动来及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向动态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
（四）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社会转型期，政府部门要转变我国原有的利益矛盾解决机制，重新制定上下互动和主体多元化的利益矛盾化解机制。在大数据背景下，探寻社会治理大数据中的价值数据信息，并将其组合形成一套完善的数据分析体系，以此来为社会治理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微观分析，根据社会治理大数据来制定相应的治理部门和治理岗位，进一步推动实现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科学决策发展。
三、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新挑战
（一）大数据社会治理意识的缺失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技术支持。但是由于我国大数据意识的缺失，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
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2
摘要：时代性是每一个理论体系与生俱来的特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理论的时代性又都可分为时代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亦不例外,而这一理论特质又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和发挥又分别具有促进与阻碍的不同作用。因而，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和两只手抓的基本方法，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社会效用和个体人文关怀相统一的整体理念。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二重性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新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的重大命题，而这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化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和理论基础。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二重性的分析和阐述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二重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的内涵，有人认为，“时代性，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特性，主要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①也有人认为“时代性，就是指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不断地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②。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看成是在二重性基础上的发展进步和创新这一点上，学者们却是持有共同的看法。
1“. 理论必然具有时代性，这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的，理论的时代先进性和时代局限性也是从时展的纵深角度才能进行观照的。”③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首先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一是因为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活动，其理论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凝练、总结、丰富和发展；二是因为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任何时代产生的理论，相比前一时代，都必然有其进步性，因为它有了赖以产生更进步的理论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条件。
2.从历史的角度看，具有时代进步性的理论同样也具有时代局限性
一是受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限制，即人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人，其认识水平必然受到当时的条件的制约，另外，相比后一时代相对落后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促使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内生动力，也是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二是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本身的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的、处在当时时代条件下的问题的理性思考和解答，即它所指向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其所能关注和研究到的问题以及所能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而言，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能影响的时段总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具体存在的。
3.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就如一对孪生兄弟，相生相伴，共同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性的完整内涵
如前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确切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进步性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时代化来实现，在同一时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虽然也在其时代性之中，但相比进步性，它是落后的、消极的、不符合历史潮流的、阻碍社会和个体进步的方面，因而它不具有时代化的特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存在交叉，某一时段具有时代进步性的理论，其建立之初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不易察觉的“瑕疵”在当时也许并无大的利害和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以及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瑕疵”会以放大化的形式逐渐暴露出来，并最终成为与时展潮流不相符合的甚至是阻碍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因素。但是上一时段的理论所暴露出的这种时代局限性又成为当前时论的创新点和新颖处。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其理论的时代二重性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分别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个体领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二重性和其价值的关系的分析和澄清，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进步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价值的实现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俱来的特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思想领导、执政理念和有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其理论价值是通过在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践中体现的。在政治领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具有时代进步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一方面传递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了的理论成果，传递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声音，另一方面，指导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内生动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社会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产生了多元利益主体，人们的利益需要、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都趋向多元、多样和多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就需要时代化了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更加有效的传递社会核心价值理念，需要为人们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导向、利益引导和心里疏导；在个体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关注人、培育人和发展人的价值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要根据时代人发展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培养社会个体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阻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发挥
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④因而，任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继续向前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就逐渐暴露出来，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理论的相对滞后性。在当前政治领域，党的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一些党员在金钱、权势和美色的引诱下，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并逐渐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有的甚至堕落成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犯罪分子，成为人民的罪人。再放眼当前社会，虽然经济科技发展了，但社会公信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了，社会价值观念普遍存在扭曲，并朝年轻化蔓延，“药家鑫案”、“李刚案”、“小悦悦案”等虽然过去了，但是透过案件反映出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依然值得深思。在个体发展领域，在现代社会大工业的发展和个人生存困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的发展呈现畸形和异化的状态，逐渐失去了独立性，逐渐沦为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牺牲品。面对如此众多纷繁复杂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万能的，但也可以大有作为。
三、回应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旨归，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发展
1.大处着眼：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推进理论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党的传家宝，更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可以说在党的所有建设中，思想建设居于首要地位并起着基础作用，我们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整合社会的精神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对精神生产的导向和调节。当前，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在新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下，我党的各方面工作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也存在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生存发展要扮演好党和国家的传声筒，就必须直面现实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归根到底是要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客观上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更好的“传导主导意识形态，调节我国的社会精神生产”，更加积极的“传播主导政治意识，引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再生产我国社会的政治关系”，更加有效地“沟通社会信息，确保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和发展。”⑤
2.小处着手：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追求最高价值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靠人来实施，也以人为对象，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人文价值的彰显就是人的价值的实现。长期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使人们从过去的禁欲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同时，又给人们设定了另一个利益的牢笼；全球化作用的无孔不入一定程度上也给人的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以及现代社会中科技的异化和工具理性的高涨也导致人的价值理性的失落。⑥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指标和最终目的，也使人的生存处境和发展空间更加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必须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依靠人、关注人和发展人，同时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使思想政治教育朝着健康、合理、人性的方向发展，朝着使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实现达到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的方向发展，朝着使人的能力与素质、社会关系以及个性等全面、自由和充分发展的方向发展。
3.两只手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效用，整合实践理念
不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人文关怀的价值，都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体效用体现出来。不仅是因为社会为思想政治教育各种价值的实现提供了赖以存在的环境基础，更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方式最终要以社会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和个体性的中介，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保证，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取向和育人目标的阵地基础。因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不仅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和个体人文关怀两只手抓，而且还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人与环境关系的规律，“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⑦，共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引文注释
①石书臣.关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时代化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丛，105～111.
②卢丹凤.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2008（8）：40.
③李正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现过程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人民出版社，2009：494.
⑤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6.
⑥万光俠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M].人民出版社，2006：428.
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维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标是改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第一次在其文献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将治理与现代化相结合，让人们对现代化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环境背景与内在需要，这个治理理念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具有多重解读维度，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维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容与时代背景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两方面内容，这个概念的基础与核心是“现代化”概念与常识，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指导与概括意义与价值。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现代化运动发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欧，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件：东罗马帝国灭亡、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等，这些事件也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及一定历史过程中的事物，现代化表明了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它本身具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价值维度。三个维度分别表明了现代化的三层含义：从中世纪结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现代化，经历着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代化发展的范畴与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经济、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领域的内容，关系着社会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①。现代化社会对传统性与现代性做了一个基本的分野，经济上表现为：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由专治向民主转变；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由原来的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社会结构转变；文化上表现为：从原来的迷信愚昧向科学理性转化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治理”这个词汇本身就具有现代化特征，这是因为其产生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与“统治”、“管理”等词汇在含义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统治”含义描述为“像君主那样控制、管理国家”这个词语的解释暗含着权力主体的单一性，人民对其发号施令只有服从与执行的义务，“管理”重点强调政府管控的强制性；而“治理”这个词汇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化特征：权力主体的多方化、治理主体间权力平等，治理过程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人民间的利益博弈；治理这个过程不是由某个人单独说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建构起符合多方利益，多数人认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来，“国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扩充与延伸，“国家治理”的内涵也就相对丰富与开放。
从全球历史发展背景来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演变进程。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思考与探寻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出现与解决，历史事件与变化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思想与知识资源，人们已经将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为现代性国家的必要属性与存在的理由。体系与能力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与组成内容，两者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国家治理近代以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图景，其内涵也变得丰富多彩。从根本上来说，国家的贫穷与富裕、先进与落后程度等，与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全球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从而引发了一些治理危机，其中与人们日常生活、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及风险化，全球出现了许多新型治理问题，单一治理主体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出现了多种新问题，如金融动荡、粮食短缺、环境生态破坏、气候变暖及产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及不确定性，传统的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无法独立应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危机更多依赖于各国之间的合作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手段。各国因为国情遭遇不同的危机种类，危机的“蝴蝶效应”也逐渐明显，全球多个国家都会遭受危机影响，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被认为是制度完善的美国首先爆发，之后蔓延到欧洲，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国也没有幸免。这些事实从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体系，解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问题。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背景。现代化与现代化治理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其更为确切地可以表述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是落后国家向以西方为代表的更先进的工业社会或者发达国家转变”。现代化的“自我扩张”本能非常强烈，它刚刚在欧洲推进时，欧洲国家依次接受了现代化，当现代化向欧洲之外的地区推进时，表现出来更为明显的扩张性与强制性，即使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具有重大障碍，现代化仍旧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面貌。中国面临现代化历史浪潮时，也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积极变革与保守的矛盾与冲突。
早在1792年，英国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为名进行了访华，但是其真正目的是：获取商务礼仪以及外交权利。乾隆拒绝了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但是此时的工业革命急切地想要开拓海外市场、开展海外贸易，文明正常手段行不通时，便采用了武力手段，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就是这样被动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洗礼，此时的清王朝的经济、制度等也开始解体，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发展历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真正开始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在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很好结合，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大特点是非均衡性，过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这反映了当时物质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局面，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中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现代化在其最初表现上又有了新变化与新内容，包含的面也更加广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全方面多角度发展格局，党的十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又增添了新内容，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社会发展布局，中国共产党随着实践发展对现代化认识更为深刻，现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认识与升华②。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重视国家建设的价值层面，从全球化视野下对我国现代化以来的建设经验进行了一个总结。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背景。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多种力量影响合成的结果，这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没有终点，一直需要完善与改进。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与依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较完善与优越，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却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经验，因此选择了模仿苏联发展模式，治理体系是政治与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而国家则管理着整个社会。这个治理体系在那个特定时期内，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能够较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且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搞不好，政治建设现代化推进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此我国后来实施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也是多系统、多结构与多层次的，各个结构与层次负责相应的责任与功能，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与主体③。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做了深刻解释，并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阐述，党和政府部门形成一种历史与价值逻辑的合理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建设，首先必须立足于现实，将其作为中国发展的立足点与落脚点，用现实将历史与未来连接起来，充当好桥梁的角色。立足于现实实践，就必须从人民的需要与意志出发，对我国现状做一个正确分析，找出我国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原因，针对问题，采用问题倒逼形式来适应新形势，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与存在的问题，适应改革新任务与新要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深化现代化建设，这也是在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任职以来，依照党的十部署，先后到各地进行了调研，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分析我国新形势下面临的现状、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在2013年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决定》，这份文件对我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与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对我国未来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决定》的中心主题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以及怎样全面深化改革”，这一议题反映了我国广大社会民众的呼声与诉求，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目标④。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前进的活力与源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步伐，它解决了我国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促进了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因此我国在未来更要积极解决发展难题、化解风险挑战、积极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做好各项事务，在实践上积极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提出更多策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发展维度。现实与历史都是为未来发展做准备的，未来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及消极与积极、正面与负面的事物。我国的执政党的领导层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及需求，遵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对我国未来发展做一个谋划与准备，扶持其中积极正面的趋势，消除打击其中消极负面的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发展维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中国梦”，从关于“中国梦”的讲话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维度。中国梦是与党的十奋斗目标紧密相连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任务，中国梦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号召鼓励着人们团结奋斗。中国梦的提出与我国的屈辱奋斗史密切相关，它反映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夙愿，也将我国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命运又清晰地展示了出来，能够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意识，形成共识与共鸣⑤。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梦的提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是非常相符的，人们都希望追求并过上美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国领导人集体提出的这种发展目标与策略是顺应时展潮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这有利于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与沟通交流，展示了新一届领导人非凡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政治胸怀。对于“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的问题，在《讲话》中深刻而含义丰富地表达了出来，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心声说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度。国家发展离不开历史，历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也是最好的教科书与清醒剂，善于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并从历史中借鉴吸取经验教训，才能够为现实及以后发展提供经验教训，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动力与根基。从历史中反思并作出新的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维度。只有善于反思历史，才能在现实建设与治理中提出新的观点与论断。我国的道路问题一直以来就关系着党事业的兴衰成败，道路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由道路、理论及制度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党与我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得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道路不是单纯西化或者是外来的，是我国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文明与传统，结合人民需要而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具有科学社会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2015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及委员联组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两岸同胞从来都是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智慧与力量”，又一次强调了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我国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困苦、遭受了西方国家企图分裂中国支持，但是仍旧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践行邓小平理论中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促进了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发展。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视野下，文章提出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感与时代感的词汇，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丰富种类，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中都有所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维度主要从三方面：实践、历史以及发展三维度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将其与现代化理念与发展策略相结合，共同促进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现代化建设。
（作者单位：中共鞍山市委党校）
【注释】
①荣开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维度―学习系列重要讲话”，《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3期，第24～30页。
②王永贵：“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地位的三个维度”，《理论学刊》，2012年第10期，第68～71页。
③房广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维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5～22页。
④王玖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三维解读”，《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106～109页。
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和成就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根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生发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具有显著优越性。
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着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内和国际相关联，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刻的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首先，法治思想是马克思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法治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法治理论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重大创新和重大发展，为马克思法治理论不断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是马克思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法治篇”。
其次，法治思想是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进行提炼和升华，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明确全面依法治国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法治思想以新的高度、新的视野、新的认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的时代内涵，深刻回答了事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历史性飞跃。
再次，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法治思想科学指明了在法治轨道上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为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在法治对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5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转型危机；协作治理；社会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45-06
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而可持续的和谐稳定，不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中某个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合力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人民内部矛盾的日益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制度调整、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关键阶段。改革开放时代暴露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不仅出现在各社会阶层之间，还出现在地区、民族等其他结构因素之中。有效维护利益大分化与制度大变革时代的社会政治稳定，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与政治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长期以来，全能主义和一元化的政府治理模式盛行，国家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唯一责任主体。在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这种治理模式尚可应付自如。但在一个日趋多元的异质社会，其治理绩效必将捉襟见肘。培育现代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积极动员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也是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战略抉择。
一、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中国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主要挑战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问题，既有现代化背景下政治稳定的一般性问题，如社会动员、政治参与激增带来的政治不稳定，也有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背景下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当前，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总体上是平稳有序的，但仍然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它们成为损害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潜在基础的重要因素，如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与失业的压力，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以及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社会控制功能弱化等。整体而言，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是一种“转型危机”，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是经济一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是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本质属性和核心特征。中国目前的不稳定因素主要存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迁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尚处于基本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具有多发性与复杂性。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仅数量明显增多，涉及的人数众多且人员构成复杂，而且激烈程度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居民对群体利益冲突的感知非常明显。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2012年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呈现出诱发原因复杂化、参与群体多样化等特点。在诱发原因上，因社会纠纷、征地强拆和警民冲突所引发的数量较多，其中征地强拆已成为导致各地社会秩序不稳定，诱发舆情事件的重要因素。同时，环境维权和族群冲突作为的重要诱因，逐步成为突出的主题。在参与者的分布上，城镇居民稍高于农村居民，社会矛盾存在着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明显趋势，这意味着利益矛盾和礼会冲突问题更加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面临的考验日益严峻。同时，青年学生群体和流动人口成为参与的重要力量。青年学生往往熟练掌握网络新技术，便于在网上进行动员，并突破消息封锁，扩大事件影响力。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加剧，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冲突或不同地区来源的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激化，也容易导致的爆发。一方面是社会矛盾数量的激增，各种矛盾不只局限于公民之间、劳资之间、干群之间，而且跨城乡、跨区域、跨行业、跨单位的社会矛盾呈凸显趋势，社会利益矛盾的协调难度空前增大，当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利益诉求的表达方面，各社会群体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普遍存在利益诉求的合理性与表达方式的非法性之间的矛盾，各种非法与合法的社会矛盾相互交错、叠加，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相互纠缠，行政、治安、民事和刑事案件相互交织，极大地增加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错综复杂性。
其次，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呈现出明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在当下的中国，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往往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展现出来。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利益、政治态度、思想认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的非对抗性冲突。一方面，人民内部矛盾及其解决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会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激烈程度很高，而且激化过程极短，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大多数社会矛盾由个体层面上升到群体层面，各种逐渐增多，中国政治逐渐步入“集团博弈”的时代。规模之大、涉及人员之多、诱因之复杂、危害程度之高已远远超出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矛盾。往往更具社会冲击力，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更具杀伤力，其负面消极影响绝对不能小觑。社会矛盾的突发性与群体性相伴相生，对转型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最后。社会怨气和心态失衡成为诱发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的高风险时代。2011年江西抚州的连环爆炸案、2010年福建南平的戮童惨案以及法官、法警、公安民警、城管和干部被枪杀、被泼硫酸、被刺死等极端暴力事件频繁出现，成为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外显的表征。失意群体残酷报复社会的病态行为是社会怨气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对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长期累积又得不到发泄的社会怨气极大地增加了潜藏的政治风险，大幅增加了社会维稳成本。一方面，社会怨气是点燃的导火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如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都是由于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民众对公权力不信任，社会怨气积聚而最终引发的。一方面，社会怨气也可能诱发残酷的社会报复型犯罪，引起人们的社会恐惧与心理恐慌。如果一些弱势群体在遭受社会不公时得不到及时的权利救济和情绪疏导，随着怨气的不断积聚，非常容易产生各种消极情绪，如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一旦受特定情境、特殊事件的刺激，极可能借机宣泄，出现烧等极端破坏，形成泄愤型，危及社会和谐稳定。
目前中国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根源于中国的赶超型发展模式，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内在困境和发展悖论。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同时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却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代价，中国长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遭遇空前的考验。（2）中国虽然保证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局稳定，但日趋严峻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导致了党和政府局部的政治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大局稳定、局部不稳定和政治稳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成为当前中国稳定格局的基本特征。（3）中国现行的维稳模式保证了中国这个巨型社会相对平稳的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但压力型体制下的维稳模式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与内卷化现象，中国的维稳模式亟需现代转型和战略重构。一般而言，中国社会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只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不会成为危害政治稳定的直接因素，执政者大可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是，针对种种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同样也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而是应该防患于未然，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因为社会不稳定是政治不稳定的前奏，是催生政治不稳定的土壤，社会不稳定往往是政治不稳定的风向标和显示器。因此，一个执政党或政府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长期保持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解决好各种社会问题。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二、社会管理创新：转型中国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加强社会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目标指向是有效回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转型进程中社会的和谐稳定。而目前中国社会的维稳是一种刚性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面临着现实的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而其社会管理格局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社会治理绩效。因此，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和谐稳定的治本之策。而变革传统的政府一元化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有效动员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多元共治模式，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首先，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社会治理结构现代化是中国维稳模式现代转型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稳定应该是一种动态稳定，主要是通过一种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互动的过程。借助制度规则的及时完善和调整，及时理顺各种利益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生活整体始终处于一种具有足够弹性和调适性的秩序之内。动态稳定是一种充满机会和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要实现动态稳定，关键是确立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制度的理性化与民主化水平。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及时排解社会矛盾、化解利益冲突，而当各种危机事件爆发时，好的社会建设可以起到“安全阀”、“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管理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创新亟需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借助党委、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共同构建立体的社会工作网络，协作生产公共产品与提供社会服务，在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治、自律、互补、协同作用，积极推进社会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其次，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动态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标在于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的内生力量，构建自生自发型的社会秩序，开掘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公民社会的主体既包括独立、平等、自由的现代公民，也包括代表团体成员利益并高度自治的现代社团组织。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的实现。公民社会的成长不仅是社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力量。公民社会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内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通过国家与社会双方的互动与协调增进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模式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模式的缺陷，不仅能通过自稳定机制确保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撑，而且能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维护与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2）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地位，有利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从而平衡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使两者更好地协调共存，形成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格局。（3）从微观意义上讲，公民社会的成长是每一位公民自身公民意识成长和个体理性能力逐步发育的过程，而具有民主品格和高度理性的现代公民是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最为重要的力量源泉。（4）社会利益表达渠道的制度化和社团实施利益表达的专业化趋向，为政治系统的稳步更新和保持活力提供了支撑性条件。也能更为有效地疏解由于社会利益格局失衡导致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因而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总之，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得各个社会群体得以按照地缘、业缘等利益分界线组织起来。增强每个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从而有利于保护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减少社会边缘化现象的扩大，增强体制的包容性，从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最后，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而民生政治有利于培育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民生政治是社会管理创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点。有效解决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和他们最关心、最直接与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政治必须直面的首要问题，民生问题是最根本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民生政治从改善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出发，推行平等取向的社会政策，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的状况。民生政治主张以市场激发效率、以法治保障公正、以参与推动改革、以民生促进发展，以经济社会权利的发展引领政治权利的发展，以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国家政治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民生政治主张经济社会权利的实现，而不是着眼于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更替。可以有效地软化体制的刚性，合理提出分权的理由，民生政治可以成为民主政治的代用品、调节剂和稳定器。民生政治同样构成体制变革的动力，但民生政治的基层性、世俗性、普遍性、包容性、节制性。使得这个动力的作用不是去解构这个体制，而是革新这个体制。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实践证明，民生政治建设有效地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调适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增强了政治体制的弹性空间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通过大幅度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效舒缓了社会不满情绪。只有秉持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民生建设理念，不断优化社会利益格局，真正缓和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进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弥补社会裂缝，实现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充满着不确定性，人们体验着更多的风险焦虑和转型压力。一方面，政治稳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现代公民社会的成长，包括积极培育社会自治组织和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公民，是政治稳定的坚实支撑。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均衡，成为维护稳定和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民主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以法治规约公民与社会组织的行为，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成长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公民社会积极的政治稳定功能，预防和抑制其消极功能，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相互促进，是构建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关键要素。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变革社会治理模式，激发社会活力，提升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水平，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会管理是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机制。
三、协作治理：社会管理创新夯实中国和谐稳定的治理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虽然执政党与政府主导公共秩序构建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稳步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社会自主空间与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生和涌现，政策与治理资源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执政党和政府之外的组织实体之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家治理环境，以及多组织共生共存的局面，构建协作治理模式将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趋向，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战略抉择。协作治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的自发性协作和科层等级制的管理。在一个极端复杂与多样化的时代。权力需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社会要求更多的是自由和个性化而不是一体化。由于复杂性与日俱增，治理的有效性越来越由跨越组织的政府运作所决定，非政府的参与者成为各种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协作治理关系把非政府和政府的资源适当连接起来。政府能力才得以不断维持并扩充。构建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首先。政府权威对于维护变革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提升国家治理绩效依然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中之重。政府权威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一个有权威的政府也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处于变革时期的社会，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分歧、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不稳定甚至动乱，这就提出了扩张政府功能和加强政府权威的要求。政府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本身，对于一个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因此，转型期的多中心和协作治理模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性，执政党和政府是构建公共秩序的核心主导力量，是组合各种治理资源，型塑现代治理结构，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力量。政府权威是保证国家现代化变革正常进行和保障稳定与秩序的决定性因素，但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不是人为地强制性地树立的，而是以政治廉洁和有效治理为前提的，改善公共权力的运行品质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提升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推动执政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和现代转型，在回应社会挑战、化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实现执政党自身的理性化与现代化，在不断增强体制弹性和制度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有效实现理性而民主的国家治理，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同时，政府凭借有效的公共权力，通过充分的政治协商、政治沟通和政治妥协，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政治协调，达成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的有效调解，实现一种新的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整合，是维护转型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保证。
其次，优化社会结构与培育现代社会组织，为政治稳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政治系统能否稳定，取决于该政治系统是否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是否能够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在社会人口总数中占最大比例的中间阶层，通常构成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它往往发挥着社会政治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对社会政治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高度，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设计，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时，要以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为重点，构建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社会。社会组织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带”和“减压阀”，具有极其重要的中介和代表功能、参与功能、服务提供功能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能够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促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打破政治僵局，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危机的化解，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日益多元的社会利益关系和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全能政府”越来越不能适应多元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问题更多地要留给社会组织去治理，各种社会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充当政府有效治理和维稳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转型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切实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走出治理困境，实现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
最后，切实完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构建中国式的多中心治理与协作治理模式，奠定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坚实的治理基础。当前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也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彰显，各种突发频繁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洪峰”对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日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一元化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理环境的需要，构建执政党和政府主导的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是维护转型期政治稳定的根本出路。在综合治理组织体系中，各级党委、政府发挥着核心领导作用，是整合所有社会治理资源的主体。虽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但由于社会治理资源的弥散性分布以及各治理主体之间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影响，社会管理问题的合作治理与治安公共产品的协作生产是综合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中国，各种具有社会管控职能的政法机关、社会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物业管理公司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络系统，并通过广泛发动居民参与，构建起有效的群防群治网络，执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组织围绕共同的目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以产生整体效益，形成整体合力。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大大提高了社会治理绩效，减少了社会调控体系的空隙，有效地维护了公共秩序。在转型中国，执政党与国家主导社会秩序的建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兴的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资源，通过组织化调控的方式，构建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是保证超大规模社会相对平稳转型的主要历史经验。这种威权主义与法团主义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冲击，各种新兴的社会空间不断被体制化，与体制建立联系乃至直接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各种市场组织与社会力量在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与制度化弹性的政治空间中，不断地被收购、吸纳或同化，而各种、反国家的犯罪集刚、黑恶势力则被有效打击或镇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激烈的国际民主化浪潮中，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转型社会中，通过综合治理建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统合机制，对巨型社会的平稳转型意义至关重大。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关键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稳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真正实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基本趋向，也是维护中国政治稳定的重大举措，成为社会转型期中国构建维稳新模式的战略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范文6
【关键词】 “治国理政” 执政理念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治国理政”，是指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而“治国理政思想”，是关于一个政党治党治国治理社会治军与全面执政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制度和能力的思想体系。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如何概括、提升、表述其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就显得日趋突出了。
“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根据并围绕这段论述，经过认真深入细致的分析思考，窃以为，“新思想”是比“新理念”、“新战略”更具有概括性、涵概性、包容性、通透性的一个概念，它实际上包括“新理念”和“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战略”都是“新思想”的不同体现。因而，用“治国理政新思想”来概括和表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是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种表述会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更规范，更符合实际和实践走向，更易于国际社会对话交流，也可以把过去人们所注重且强调的“民族复兴”、“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囊括进来。
“治国理政”是一个较为规范的概念。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讲，它具有以下内涵：要注重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用制度、思想、价值观和能力治理国家权力以及国家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要用一套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进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中有效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上的国际话语权。
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表述的依据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即是为了有效解决“如何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崭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指出，“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说，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历史、时代和实践提出来且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力求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实现既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全面的整体转型升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关系。在这三种根本关系中蕴含着三种根本机制――动力机制（发展、市场）、平衡机制（稳定、社会）和治理机制（改革、国家政府）。能否使社会充满活力（动力）而又达到和谐（平衡），治理是关键。治理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使社会充满活力又达到和谐。
三是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关系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治理国家权力，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个人的关系方面积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力求为此提供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其目的在于既使国家权力在制度框架内运作并具有较强的国家能力，也能使市场规范运作，又使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并达到和谐，还使每个公民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四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为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总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主动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努力实现治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努力提高国家机关的履职能力。正如所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性、程序化。”
五是顺利实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的应有之义。在社会主体日趋多元与社会主体日趋注重平等、能力、参与、民主、协商、制度和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前面所讲的，即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法德并治、协商共治、能力现代。
六是破解建设难题、建构良性秩序、拥有中国话语权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是破解难题、建构秩序、唱响中国。这既需要一整套完备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又需要领导干部具有运用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还要凭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唱响中国，且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即话语体系对这种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阐释和传播，以拥有国际话语权。
七是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范畴表述，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总结、概括、提升和整合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成果，而且也容易被理解、接受，易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最伟大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在各种外交活动和场合中，世界许多政要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和议题，就是“治国理政新思想”。而且，“治国理政”也是国际社会通用且易于传播、对话、交流以及理解把握的一个概念。因此，讲“治国理政新思想”，甚至在必要的时间、场域、语境和条件中使用“治国理政新思想”这种具有标志性的表述，既可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有益启示，还可以使中国拥有治国理政的话语权。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