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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方式范文1
关键词：课程改革；教学方式；变革
作者简介：张贺清（1990-），女，安徽安庆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9-0032-02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新课改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究精神、实践能力和合作能力。要求必须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以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为主要教学方法的现状，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倡导注重学生学，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新时代、新课程要求的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变革是新课程改革的核心和命脉，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也只有通过教学方式的变革才能转化为鲜活的教育实践。
一、教学方式的内涵
学术界对于教学方式的界定往往是从它与教学方法的关系入手。有学者认为教学方式是教学方法系统的组成部分，包含于教学方法之下，是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和构成要素。相比于教学方法，教学方式更注重教师日常教学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更注重教师是如何将某一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如《教育大辞典》对“教学方式”的界定是：教学方法的活动细节，教学过程中具体的活动状态，表明教学活动实际呈现的形式，如讲授法中的讲述、讲解、讲演；练习法中的示范、摹仿等。[1]另外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教学方式是教学规律与教学方法之间的中介，是教师在教学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教学行为与活动方式、方法的结合。[2]
对既有观点进行考察，发现纵使在定义的表述上学者们存在一定的分歧，教学方式包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式这点却是公认的。本文也认为教学方式包括师生双方的行为，但本文研究的教学方式偏重教师的教学行为。教学方式是指在学校教学情景中，教师为达到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成效所采取的一系列教学行为和活动方式。这包括显性的教师行为以及内隐的教师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教学方式变革是指由旧的教学方式向新的教学方式的过渡。在新的教学方式中，教师扮演的是组织者、激发者、引导者，学生从原先的知识被动接受者成为学习的主体、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探究者、实践者。总之，新的教学方式更注重学生主体价值的发挥，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成为自我学习的组织者和监督者。
二、教学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1.现行教学方式变革的现状
（1）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依赖。一项对180名教师教学方式进行的实证调查表明：其中对传统教学方式的依恋心理“无所谓”者占11.7%；认为“依恋”者占73.8%；认为“不依恋”者占14.5%。[3]这组数据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传统教学方式在现行教学实践中仍然大行其道。一方面，传统教法轻车熟路、省心省力，而且其中不乏经典不朽的东西，如因材施教等。高考导向也使部分教师担心新教学方式影响升学率，加之新的评价机制没跟上，造成部分教师对新的教学方式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有些教师缺乏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改革意识不强，不思进取，对新的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一律采取消极的态度。长期以往，这部分教师在改革的热潮中就显得能力不足，有心而无力。传统教学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教师主宰课堂，学生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控制者，对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进程、结果和质量评定都实施严格控制，教学过程僵化。并且教师片面注重知识的传授和灌输，忽视学生其他素质的发展。这就与新课改所提倡的知情意三维教学目标背道而驰，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2）采用新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滥化。在专家广泛的宣传下，当前也有不少教师开始逐渐地接受新课程的理念，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的不足和相关机制的欠缺，在使用新的教学方式时往往呈现单一化、模式化的倾向。他们认同对话、讨论、探究、体验、自主、合作等新的教学方式的先进性，于是将其当做拿来便用的万金油，直接照搬现象十分普遍。须知在实际教学中，为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往往需要优化几种教学方式，而不是单一使用某一教学方式。而且在教学方式的具体实践中又不能忽视实际教学情境的多变性，完全根据预先设定的步骤进行教学。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综合运用几种教学方式务必要考虑课程类别、学科性质、知识结构特点以及教师自身能力和学生接受水平。
2.教育教学理论发展的需要
辩论的方式范文2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我校2008级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生83名，男7名，女76名；年龄19~22岁，平均(20.6±0.5)岁。授课教师3名，其中讲师2名、助教1名。
1．2 方法
1．2．1 教学内容及方法 《护理伦理学》是我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共27学时。教学内容以尹梅主编的《护理伦理学》为主，并参考国内其他同类教材。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内容进行教学，采取讲授法、小组讨论、应用多媒体等多种方式教学。期末成立教学考核小组，对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方法统一认识并按计划实施。
1．2．2 考核方法 课程开始时即向学生介绍考试的具体措施和评分标准。“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主要是关于《护理伦理学》知识应用的考核：考核主要包括3个部分: 一是案例情景演示（40分）：以宿舍为单位，4~6名学生组成1个小组。要求学生选择目前教材上或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伦理问题，设计方案，充分拓展思维，将案例以小品或者情景剧演示出来，然后表明此案例中的伦理问题。②辩论环节（40分）：该组同学针对案例中所呈现的伦理问题进行辩论，辩论过程中各自表明自己对此伦理问题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法，时间不超过10 min。然后回答其他组的学生对本组情景演示以及伦理问题的意见或者看法。③总结：（20分）：课程结束后，小组根据自己的表演和辩论以及回答问题情况等详细地整理记录下来，以作为书面作业。
1．2．3 评价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创新式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等。全部考核完毕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答卷, 共发放问卷83份, 收回83份, 有效率为100%。
2 结果
调查结果：对创新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满意74.7%，一般14.5%，不满意10.8%；是否赞成考试改革：赞成66.3%，一般24.1%，不赞成9.6%；对强化护理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的帮助：有帮助72.3%，一般16.9%，没帮助10.8%；对分析和解决护理工作中的伦理问题的帮助：有帮助68.7%，一般18.1%，没帮助13.2%；对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9.9%，一般21.7%，没帮助8.4%；对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7.5%，一般20.5%，没帮助12.0%。
3 讨论
3.1 《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改革是时展的必然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整体护理模式的深入开展，护士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与患者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护士的角色不再简单的是“打针、发药” ［1］。 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容易造成诸多弊端：考试题型中客观性试题比例大，而综合性思考题、分析论述题少，其鼓励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因此传统的闭卷考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另外，课程结束时进行闭卷考试仅仅是一次性考试，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导，使其认为平时可以不认真参与学习，只要临考前“抱抱佛脚”，考试60分过关就行。这些弊端若不克服，势必影响护理人才的培养［2］。从改革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改革确实可以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核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培养适应护理学发展的人才。
3.2 “教学互为一体”可促进《护理伦理学》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传统是采用在课程讲授完成后，通过一次性的理论考核给护生记本门课程成绩，根本无法考虑其教学的实际效果［3］。在新的考核方式中,教师从多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能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从考核过程中发现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达到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相互提升的效果。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始终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改变了以往教师期末“一卷定分”的考核方法,全面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3.3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 新的医学模式将护患交流提到了重要日程［4］，而以往的闭卷考核都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掌握，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使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在新的考核方法中不论是情景演示还是辩论的环节过程中需要与同学进行沟通交流,这种模式正好提供给学生展示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提高其沟通交流能力，为将来更容易地面对临床复杂的护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4 能较全面的评价学生掌握护理伦理知识 《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贯穿了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护患关系、护护关系的沟通及处理原则等，提高了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首先选择案例环节，需要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分析案例,并思考如何才能将案例更好地展示出来；在情景演示过程中学生运用相关学科( 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 知识的能力；在辩论环节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案例的综合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3.5 有助于学生将护理伦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 《护理伦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 通过情景演示和辩论把枯燥的理论考核变成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同时在考核前帮助学生选用或制作教材上以及现实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让学生分析、判断、解决护理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在此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巧, 加深学生对《护理伦理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护士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3］。
4 小结
经过实践发现，“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护理伦理学》知识，它的目的不单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将来的护理工作中能很好地面对并解决护理伦理学问题。《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的改革，探索顺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让学生从应试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 孙艳华.浅谈护患之间的沟通技巧［J］.中外健康文摘，2009,6(4): 213-214.
［2］ 周瑾，陈君英.护理管理学考核评价方法改革的尝试［J］.护士进修杂志，2008,23（17）：1554-1555.
辩论的方式范文3
一、陶瓷包装材料的演变
1、陶瓷包装萌芽期
包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仅靠双手和简单的工具采集野生植物，捕鱼狩猎以维持生存。人类从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中受到启迪，学会使用植物茎条进行捆扎，学会使用植物叶、果壳、兽皮、动物膀胱、贝壳、龟壳等物品来盛装转移食物和饮水。这种几乎没有技术加工的自然方法，已是萌芽状态的包装。
2、陶瓷包装发展期
在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中，积淀千年的中华文明开始逐渐发生质的变化。汉代以后，瓷器渐渐取代了陶器，率先飞进寻常百姓家。自唐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瓷器作為中国的独有商品远销国外。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贸易蓬勃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精美的瓷器进行适当的包装以满足远距离运输交易的便利，先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运输瓷器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书写出中国陶瓷包装史上的华彩乐章。处于发展时期的景德镇，其陶瓷包装主要方式可以概括為“细者装桶，粗者茭草”。
2.1、桶装包装
桶装包装作為主要方式广泛应用于陶瓷领域，这是顺应海上运输方式的蓬勃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海运的发展也是由主客观因素决定的。客观上，首先是受内陆“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丝绸之路要经过戈壁滩的沙漠和高热地区，由于干燥的原因，装瓷器的木桶会干裂，捆绑的束草也会干碎，加上陆运的颠簸松动，会使瓷器从骆驼背上甩落下来而造成损失。
宋末元初，经济的迅速恢复，版图的日益扩张，都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景德镇当之无愧地成為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瓷业中心，这一时期无论是远销海外的出口瓷，还是进贡朝廷的御瓷、供奉官府的细瓷，都是装进特制的木桶内。此外，工匠们还用精心筛选过的豆麦或谷稻壳填满其中，然后用船和车运往海外目的地。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衰落，景德镇瓷器的生产包装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己大不如前，海外贸易是一落千丈，桶装瓷器的方法由于成本较高，渐渐的被稻草包装所取代。
2.2、稻草包装
稻草包装顺应了广大平民為用户的背景条件，渐渐地取代了桶装瓷器包装方式的地位，成為景德镇“八业三十六行”中必不可少的行类，在清代后期的100余年期间兴盛不衰。稻草的使用称得上是陶瓷包装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以价格低廉、取材简单，便于包扎的特点，满足了时下以经济使用為主体的昌南人，乃至国人的需求，成為近代景德镇陶瓷包装的主要方法。直至现在在景德镇的大件厂及一些砖瓦厂以生产廉价产品為主的工厂里仍以这种方法进行陶瓷器物包装。
2.3、其他包装方法
除了桶装、稻草包装方法外，先民们还使用过其他的包装方法来保护瓷器，用以应对不同环境下瓷器运输。
3、陶瓷包装改革期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饱受战乱、贫穷、苦难的国家，从到二次世界大战，一次次的战争将中国彻底拖垮，国民经济跌入谷底。景德镇作為一个江南古镇地处僻壤，尽管受到的创伤稍小，瓷业生产却也不复当年之盛，多数从事瓷业生产的匠人另寻它路，只有少数人依旧苦苦支撑，这时的景德镇己不再是世界的瓷业中心，品质与数量早己被欧美国家所超越，就在欧美国家广泛使用瓦楞纸等新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技术对瓷器进行包装时，就在其从审美和心理角度诠释陶瓷包装艺术时，景德镇在坚持使用传统包装方法的基础上，也在探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包装之路。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陶瓷市场的不断扩大，城市环境卫生的改观，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和提高，稻草包装已明显落后于时展的要求，一批以赵水涛為代表的敢于创新青年人，秉承着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彻底改变严重影响陶瓷销售和景瓷声誉的陈旧包装方式，投入到现代陶瓷包装设计的浪潮中，开始探索符合景德镇地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全新包装理念。在他们的积极推动和引导下，人们对陶瓷包装改进的认识不断提高，景德镇陶瓷包装改进被市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陶瓷彩印包装设计得到推广，為景德镇包装的改进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陶瓷包装从安全性需求到审美文化需求的演变
1、清末以前的陶瓷包装阶段
清末以前的陶瓷包装方式无论是桶装还是茭草体现的都是单纯的安全性需求，在生产技术和设计意识都较低的古代社会里，人们缺乏审美层次对包装的认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关注的仅仅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乏从审美层次对产品外部包装设计加以认识，这说明在封建的时代，人们对于设计的理解过于单一。
2、清末以后的陶瓷包装阶段
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人类先后进入了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快，人类的意识在这种快速生产节奏之下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终于再也无法容忍充斥着粗俗和呆板的东西出现在眼前，因此提出并从更高层次审视设计的概念，不断、突破已有样板的束缚以满足大众不断增进的精神需求。今天，除了在不断更新包装材料以保证产品安全性方面做文章以外，人们己将重心放到从精神层次去考察陶瓷包装如何满足人们日益增进的审美需求，这样的变革使得陶瓷包装日趋专业化、标准化、生态化。
辩论的方式范文4
最令学者瞩目的是近来的大城市管治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许多城市已经或正在提出将大城市周边的县（市）直接与中心城区合并方案及与其有关的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为“撤县并区”。
尽管大城市已把“撤县并区”作为促进城市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的管治框架，但对“撤县并区”这种管治方式的内涵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官员甚至以为，只要“撤县并区”，城市竞争力就得到提高。如何准确把握“撤县并区”，它能否对全球化、城市化产生促进作用，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本文拟从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来探讨这些问题。
1大城市管治转变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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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lingrob,spencerolin,markposter.1991.postsuburbancaliforn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3ostrome.1986.anagendaforthestudyofinstitutions.publicchoice48,3-25.
辩论的方式范文5
关键词：电影；叙事理论；西方
自1895年《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在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放映，电影正式作为艺术的子项开始了它的生命。尽管最开始电影总是以讲故事作为主，一个基本却要明确的事实是：电影不等于故事片，而故事片无疑是电影类型中最庞大又最受欢迎的一类。因此，电影叙事理论往往针对的是故事片。正如当代电影理论奠基人克里斯丁・麦茨所说：“并非由于电影是一种语言，他才讲述了如此精彩的故事；而是它讲述了如此精彩的故事，才使自己成为了一种语言。”[1]对于电影语言这种全新的语言，叙事的自觉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传统的电影抹去摄像机的痕迹，进行的是对电影语言形象表意的探索，如蒙太奇之类。这些探索修改的是电影的操作层面，用影像的变革带来叙事的变化。事实上，叙述行为发生在所有的电影里面。换句话说，所有的电影都具有“叙述性”。尽管与小说诗歌一样叙述着，但电影的语言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新的语言（帕索尼里语）。帕索尼里认为电影是“表情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先于语法存在。影像叙事被架构在四个端点之上：时间、空间、视觉、听觉。约定俗成，一般认为电影语言就是视觉与听觉语言构成的种种成规和惯例。故事片的重要语言原则便是抹去叙事行为本身。而这一原则几乎控制了电影大半个世纪。西方电影运动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电影理论始终紧随其后。电影符号学的分支――叙事学，是在传统的研究范式无法适用现代电影下诞生的。正是电影本身的巨变催化了理论的变革。
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导致传统稳定的叙事发生裂变，索绪尔的语言学为叙事打开了“自觉”的大门。麦茨1964年的论文《电影：语言还是言语？》[2]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引入电影，为电影理论开创了现代新篇章。传统意义上的影评，所依据的是一般写作者的艺术修养、电影修养与艺术趣味，并根据个人趣味与特定的电影观众群发生联系，进而被组合进电影的市场运作之中。电影符号学摒弃以作者个人的经验、印象与直感为依据的传统批评，主张精细化的科学主义批评，建立电影理论的元理论。符号学降临电影，带来了电影理论根本性的改变。而在结构主义的大背景下，电影符号学一开始便呈现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学说；另一个是现代叙事学。对于一切有着“叙事性”的作品，叙事学研究对象与其说是叙事作品，不如说是叙事的规律。电影介质的特殊性使电影叙事的规律显得难以把握：场面调度、镜头运动、场面等控制着影片叙事中的言语问题。电影叙事学吸收了结构主义叙事的结构模式及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从宏观的模式与微观闭合的文本中心出发，却鲜有进入社会文化的层面。然而，叙事学所提供的分析语言与思维范式为电影的创作表意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持。这一支持使电影工作者认识到电影创作是一个微观的叙述行为，充满了多条阐释路径，其中的内涵难以用“意图”[3]概括。
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大师之一的拉康，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提出了广为留传的“镜像理论”[4]，更是为电影呈现生活与生命做出了最好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说明电影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面镜子所产生的效果，而且从侧面说明了电影这门艺术避免的是制造的痕迹。传统电影遮蔽摄像行为本身的做法其实是对模仿说的崇拜。在这一准则下，故事的呈现便不敢迈出暴露本尊的任何一步，叙事也就始终处于“法步”之内。“叙事的自觉”彻底改变了小说的叙事状态。它让读者第一次意识到“作者”至始至终的存在。“叙事的自觉”让人们将注意力由故事本身转移到叙述行为。康德认为：前现代文明中，知识是少数人的特权，他们虽有所反思，但反思只属于缓慢而局部，而现代反思是迅速而颠覆的。语言符号学便是这场大规模知识改造最受瞩目的一个领域。在语言研究追究到语句层面时，叙事学便第一次成为了显学。后现代的文本由此获得最为重要的阐释武器之一。同样的，在电影领域，“叙事自觉”改变了传统电影营造的完整感和模仿出来的真实感，复原了生活的原生态。“叙事自觉”最大的特征之一便是以故事的“讲”为主，而不是以故事为主。
西方电影运动里，对稳定故事进行颠覆性叙事修改的典型便是新好莱坞电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好莱坞遭遇了电视普及的冲击。好莱坞的类型片在越南战争、青年造反运动、黑人运动等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适应美国的政治和思想状况了。一批受过电影艺术高等教育的超级影迷、被称作电影小子的工作狂树立起了反对传统与商业类型片的旗子。他们从各种角度去反思他们认为的不健康的社会现状，比如《毕业生》反思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背后的糜烂、《脱离》裸地展现被忽视的青少年的情绪等。这些影片反思性极强，当时处在迷惘中的美国民众获得了一个思考的契机和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都不再编造有头有尾的故事。他们摆脱了以故事为中心的电影创作方法，通过叙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反映时代特征。除了新好莱坞电影的集体革新，之前的法国新浪潮对导演的重视亦反映出“叙事”即将独立于故事的趋势。
而后兴起的西方现代派电影更是将“叙述”行为本身推向“山巅”。随着意识流电影开山之作的《野草莓》（伯格曼，1957）的诞生，一批批带着明显现代派特征的作品陆续面世。这些电影强调表现自我，主张形式至上，反对再现现实，忽视观众的接受能力。这些电影在叙事上的离经叛道比新好莱坞电影走得更远，将叙述行为拆解，不仅不再注重完整的故事，连叙事的完整性都进行了分离。这导致现代派电影晦涩难懂，观者难以把握作品意义、对导演意图的追寻更如腾云驾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故事性重新受到了重视。后现代电影恢复了电影的故事性，注重通俗性。而当代的电影就像一个大熔炉，叙事的各种状态汇于其中。（作者单位：河源市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辩论的方式范文6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商誉资产;企业本质;会计职业判断
2008年10月16日由IASB和FASB了题为《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在改进现行财务报表的内容分类上进行了显著的改革,提出了未来财务报表框架。财务报表作为经逻辑演绎而具备完备内在一致性的会计体系的核心,其变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改变原先财务报表项目列示方式,甚至意味着基于会计学视角的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因为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财务报表,是一种特定的以财务资本为自变量的函数关系的投入产出描述。商誉资产在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也由传统的完全隐性逐步向显性转变,财务报表列报变革也是理解商誉的新视角。
一、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述评
未来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具有概念颠覆性,是由业务活动与财务结果的多因一果型模糊对应发展为业务活动与相应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的一因一果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原先财务报表项目是对企业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以会计要素的形式综合地反映,是将会计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作为主体来反映企业活动。而未来财务报表列报则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分类作为主体,用相应的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与之对应,并以传统的会计要素形式加以反映。这样财务报表同时明晰了业务活动与资源配置及效率的两类真实,会计信息更带来了信息含量与质量提升,尤其是透明度与相关性。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分类模式如表1所示。
以权益结合法账务处理为例,权益结合通常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这些企业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的企业(联营企业)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企业股东在合并后的企业中保持着合并前实质上相同表决权,财务会计则是以特有的账务处理方式来反映该事项的,即资产、负债、留存收益都直接按参与合并的个别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加并不确认合并商誉。显然这是一种极端处理方式。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式可看出,保证所有者权益是特定值的资产与负债会有多种组合,这其中就包括了两类报表项目都选择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情况,而一旦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必然不能忽视商誉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权益结合也会产生商誉,因为合并企业的经济资源联合或所有者权益结合,会带来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益是形成商誉的基础。
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提高了原有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含量。比如以前资产减值测试基本上是以资产的总体环境为背景并结合各类资产的财务特征,来计量资产减值总金额的。而未来模式则将业务结构作为企业资产分类标准进而评价其使用效益作为基础,无疑提高了资产减值测试的针对性,也会逐步改变原先基于资产类报表项目流动性分类的资产减值账务处理方式,进而实现不同资产类报表项目的资产减值额与其相应的市场环境及市场认同度相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允价值风险。就会计信息整体结构而言,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采用基本相同报表结构提高了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精确性,优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结构。
总体看,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改变了过去重视企业交易性而忽视企业本质是财富创造的观念,开始将企业财富创造的途径予以列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清晰地使企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的资产配置及运作效率得以披露,这无疑展示出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与企业本质的对称,会计也才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观而具有了制度性契约。因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安排,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规模、类型与利益分配方式等,由此会计便成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合约结构安排。
二、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
(一)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前因性变量
企业会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结果,因此财务报告受企业本质界定的影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不是作为传统理论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不能极端地理解这句话。一方面任何一种生产结构都体现着治理性,而企业治理结构又与产品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进而影响着企业生产结构。企业生产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联结就在于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列报的任何新分类模式都意味着治理观念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分类对应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就是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企业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将生产要素汇集、转化成实际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的签约及履约过程,所有合约的不完善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企业运作的基础,会计利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全程描述各类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财务报告的视角看,上述内容可以归纳出企业财务报告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核心是生产结构)、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治理性而与企业本质高度对称。理论与实务都已证明企业所有权安排不再是一个离散的极端分布,而是一种将企业所有权按某待定系数连续分布于共享的多种性质的资本所有权上。从资本裂变角度看,首先表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其次是财务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而逐渐加深虚拟性;最后是隐性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性化。由此可以说,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界定了企业本质。
(二)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过程性变量
传统会计信息基本遵循了“先感知再反映”的工作模式,并由固化的会计要素作为输入会计系统的标准,其主要体现为显性资产投入与财务报表产出的效率分析,而对于诸如能够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等方面却没有涉及。显然,这种资产效率建立在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基础上,受限于会计要素,是一种极其简化的单一资产要素投入与单一利润要素产出的对比。这不仅对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的效率反映不足,而且对财务会计本身也是不足。比如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既包括了有形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又包括了无形的商誉资产等。显然它们体现着多种投入形式,而产出也不仅仅是净利润,还有市场占有率、管理水平、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会计要素来评判企业具体业务活动的反映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会计数据视为完全事实,并成为人们安排未来活动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出企业资源和资本的配置与效率及其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符合程度的方式。因此,财务报告的过程性变量就是要转变会计信息结构以实现会计信息形成、分析和业务优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显然是要求会计流程全面与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匹配,是管理层视角的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业务活动是由企业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可以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动因的联结体,而具体业务活动则是价值动因的具体载体,会计系统应该反映出企业业务活动及其流程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企业绩效的“取之有道”描述清晰,这样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构成内容。
(三)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输入性变量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的前因性变量与过程性变量决定了财务报告体系的会计信息的内涵,应体现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综合与解构的双向过程。将企业数据加工成会计信息应该是一个纳入管理体系的数据治理过程,以使之成为优化运营必须的依据。这样,也就使得企业数据的管理责任界定为企业的业务部门。这样,所有业务单元的数据就可能具有更高的质量,会计信息的责任流便得以建立,数据治理与利用进而成为相应业务部门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会计信息是与企业组织架构的组织层级对应的一种管理责任制。一旦企业组织架构发生变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导向都应实现同步变化以适应其信息环境,否则就会存在较大的会计信息差距或缺乏对会计信息的信任。防范该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充分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体化,使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财务会计信息构建在内部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比如海尔集团的会计信息结构与其采用的管理会计工具紧密相关。其损益表就有特定涵义,“益”指的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为用户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收入;而“损”指的不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而获得的收入,不一定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不可持续的。这样,构建于自主经营体基础的会计信息便具有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特征。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揭示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本质的高度对称,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商誉概念界定、列报方式演进与主动式风险管理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归纳了商誉性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其二是超额利润的现值;其三是一个总计价账户。显然,第一种观点没有明确是特指企业某类或某些类别利益相关者的好感价值,还是指企业全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感觉的价值净额。第二种观点仅仅是从现值角度揭示商誉的计量方法而并未指出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第三种观点是从账户角度进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但由于账户设置在制度上的统一性与高度货币综合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体价值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背离,会计账户越来越沦落为由业务活动数据加工至会计信息的中介性载体,并且该观点假设商誉价值隐藏于总账账户之中。除这三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从多个角度对商誉进行界定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归纳形成商誉的可能的有利因素。但总的来看,现有商誉的研究都是将其指向于传统财务会计的账簿体系,借此探究商誉的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商誉概念的范畴又有被泛化的倾向,就是将其界定为企业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而超额盈利的产生则又被视为有多样化的来源,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创商誉不被确认,而外购商誉则在企业并购成本为并购等价交易所付出代价的假设下,成为超出并购所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正是这部分的溢价创造了超额盈利。显然,形成溢价的因素仍是未知,就是其来源范畴也没有得到界定。
(一)外购商誉的形成依赖于自创商誉
尽管现阶段商誉本质的探讨着眼于企业购并,但显然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其商誉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并购行为发生而导致商誉的产生。可以说,恰恰是因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才导致并购行为的成功。换个角度看,一旦外购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登记入企业账簿,便转化为企业有形要素资产总体效率提升的一种可能支撑。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商誉资产减值也正是从该角度进行规范的,是从企业现有有形资产的能力变化视角来进行测试的。可以这样认为,外购商誉通过会计核算进入企业后,便与企业内部资产相结合并期望提升内部资产运作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外购商誉逐渐地内部化并成为一种特定的能力。它是外部并购与内部培植的共生体,体现着外部商誉进入企业后向自创商誉的转化,这也表明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是与外购商誉互动与互证的。
从商誉资产减值测试角度看,传统财务会计只核算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但一旦将外购商誉以资产要素记入账簿,其减值计提便又以内部账面资产运作效率为减值测试标准。也就是说,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实际上为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创造了条件。另外,如果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企业可以凭溢价交易“创造”商誉并可能长期挂账,而未合并企业却没有这笔巨额资产,这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因交易观而确认外购商誉,将管理观的自创商誉排除在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二)商誉列报方式的演进
商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最初的理论研究都是将商誉视为无形资产一部分。实务中,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会计准则在1998年以前也一直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于2006年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也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然而,尽管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独立出来并以单独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但仍然没有摆脱其形成或来源的模糊确认。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将商誉资产作为单独报表项目并列示于经营资产中,这就初步明确了商誉资产的来源并为自创商誉的直接会计确认提供了基础,商誉资产报表项目就具有了实体资产价值属性,进而使基于财务报表的商誉价值分析成为可能。
之所以称为可能是因为商誉从理论上讲是被收购企业预期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价值,是并购企业通过年预计超额利润与社会平均投资报酬之间的年金现值关系来演算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显然,企业及其投资者存在着对商誉资产的高度预期,即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并购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提升企业价值。但现实是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并购后的一定时期内每期的商誉减值金额高于其当期的收益增长额。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准确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以实现商誉与企业超额收益能力的无限趋近。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尽管只有几个企业涉案,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乳制品行业的某一类或几类产品都会产生警觉甚至抵触一样,这无疑对整个行业企业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影响到了未涉案企业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商誉资产的主动式风险管理
商誉风险就是描述企业商誉可能面对的一些损失,它可能损毁企业的公众形象,迫使企业卷入代价昂贵的诉讼案件,并导致收入损失以及客户或者骨干员工的流失。商誉风险评估是企业目前全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以及当前环境下企业运营能力的估测。这样,企业内部控制便又增加了一项控制关键性商誉风险的职能。然而,综观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这一最基本目标,国内外已有权威研究报告,却并没有将之纳入,其实商誉资产项目是最具有不确定性而需要内部控制保障的。
商誉资产以单独报表项目方式列示于企业经营资产中,预示着商誉资产是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价值创造在于培植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就是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更高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尤其是新吸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等。从企业本质角度看,只有四类资本完整体现在企业中并实现了最优组合,则该企业才存在商誉资产,即商誉应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
将传统财务报表基于会计要素性质的列示转变为基于企业经营活动性质的列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会计数据的重分类与新披露方式而形成的会计信息,但会计数据的任何分类披露都对应着相应的治理性,是财务报告对企业本质的描述关系被重新认识(界定),两者间的演变意味着较高信息转换成本的存在,而且这需要更高的会计职业判断水平的支撑。这是因为作为会计系统结果的财务报表从最初的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对应演变为与部门分工的对应,以实现会计信息责任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继而要满足对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反映,并直至其背后的行为文化。只有基于这样演进逻辑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即提高企业决策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也更准确地预测到决策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
【参考文献】
[1] IASB. Discussion Paper Preliminary View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R]. iasb.0r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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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仲兵.资本保全会计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