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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1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2
一、三种解释模式
长期经济波动(长波)也称“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熊彼特最早对其命名并概括为三种周期体系,即在一个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内还存在着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中周期),以及平均大约40个月的“基钦周期”(短周期)[1]297。对于中周期和短周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研究不足。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呈现出来的,例如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划分,与长波的统计实证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文献史的角度来看,长波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重要阶段:二战前的早期研究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范·格尔德伦、康德拉基耶夫和熊彼特等;二是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研究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长波理论的三大流派: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戴维·戈登等提出的以“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决定论”,以及曼德尔提出的长波理论。
1.技术决定论。该模式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主要观点为:(1)“执行新的组合”、创造新的生产函数是打破静态循环流转、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这些创新(新事象)的出现“不是像人们依据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的出现”(蜂聚),从而周期性地打破循环流转的平衡,形成大小不等的经济周期[1]69,72~74,237~253;(2)长波与基础创新相联系,间断性的基础创新(产品创新)是解释长波的主要变量,其它经济变量如利润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是围绕这个变量而变化的;(3)经济活动的长波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机制,“每一次长波包含一次产业革命和对它后果的吸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2]146,147。
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滞胀”危机,长波理论开始得到复兴。1975年出版的《技术的僵局》是复兴长波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门斯继承了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思想、使之现代化,并试图对熊彼特理论的薄弱环节进行补充和发展。门斯关注的是基本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如何推动扩张性长波的产生,并以实证方法研究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另一名荷兰学者范·杜因则综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思想,形成“创新生命周期”概念,即认为任何一个基础创新都要经历引进阶段、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下降阶段,基础创新产品的性质不同,生命周期的阶段也就不同。在此基础上,杜因提出以创新生命周期为基础的长波理论,认为创新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于长波的复苏、繁荣、衰退、危机四个阶段,并认为不同行业(新行业、现有行业、基本部门)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倾向,因而以半个世纪为一个循环的长波主要是由创新生命周期以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决定[3]118~125。另外,在长波理论的当展中,以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弗朗西斯科·卢桑(Francisco Lou)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的分析范式。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一书中,佩蕾丝发展出一个技术、经济、制度三者协同演化的模型,探讨了技术变迁及其被吸收的过程如何在经济和制度领域引起变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并掀起发展的“巨潮”[4]2,167~169。在弗里曼和卢桑合着的《光阴似箭》着作中,他们提出了五个准自主社会子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共同演化观,“探讨了在一定制度背景和调节方式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在内的经济史的方法,并根据一个连续发生的技术革命向经济系统扩散的模型,对过去两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描述。”[5]3,127
2.制度决定论。该理论形成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称为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鲍尔斯、韦斯科普弗、科茨、麦克唐纳等。SSA学派的长波理论的主要理论观点为:
(1)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该概念最初是由戈登提出,被定义为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外部环境的具体机制和一般制度。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源自马克思的论断:“利润决定着积累的进程,而积累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6]因此,同曼德尔一样,SSA学派也同样认为利润率决定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它们不再局限于经典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的分析方法和概念,而是扩展为决定利润率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机制,形成“积累受社会机制制约”这一核心思想。
(2)分析社会力量关系。利润率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阶级与国外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家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家的力量太大,收入分配偏向资本,就会形成消费不足的危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资本家的力量太弱,剥削率降低、利润停止增长,形成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戈登等认为这一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传统的理论:一是强调力量关系对于利润率的影响要比对利润份额的影响重要得多;二是强调力量关系在决定获利能力基本条件上的中心作用;三是认为对恢复资本力量所做的努力,比如,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因对设备能力利用的消极影响而可能会使劳动后备军扩大,但并不能恢复利润率[6]。
(3)研究了长波与积累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扩张性长波和收缩性长波的交替运动可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来解释,每一个长波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制度结构以及由这种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力量关系。戈登及其合作者将积累的社会结构与长波之间的关系概括为8个方面:①一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SSA是扩张性长波的基础和前提;②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繁荣和经济加速;③投资逐渐达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极限;④积累速度放慢、经济进入停止阶段;⑤经济停滞,使现行的SSA瓦解;⑥在危机中恢复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取决于新的SSA的建立;⑦新的SSA由危机期间阶级斗争的性质塑造,但不仅仅取决于阶级斗争的特征;⑧新的SSA与原有的SSA不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7~8]。
3.曼德尔的长波理论。曼德尔的长波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托洛茨基的早期研究①的影响。在曼德尔看来,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能够解释从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变,但是不能说明后者向前者的转变,因此,对长波上升期和下降期的原因的解释逻辑是不对称的。扩张性长波的特点是:利润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积累矛盾的加剧,具体条件的变化迟早会使平均利润率衰减、资本加速积累的力量消失,并形成下一个技术革命的巨大障碍,进入收缩性长波:利润退缩、积累逐渐减速、经济发展减速。下降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决定的,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扩大再生产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在这里发挥着长期作用。
与资本积累中利润率下降的机制不同,使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的因素发生在“危机过程中的资本贬值周期性结果之外”,主要有四个因素:(1)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降低,如资本大量涌入到一个有机构成非常低的领域(或者国家);(2)剩余价值率的突然增长,如工人阶级严重失败和原子化,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偏低,甚至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3)不变资本因素的价格,特别是原材料的暴跌,从而对有机构成突然下降或在第一部分劳动生产力的革命性进展使固定资本价格暴跌产生重大影响;(4)由于交通运输新体系的完备、分配方法的改进、股份的加速循环等原因而发生的流动资本周转期的突然缩短。
利润率突然上涨所引起的资本积累的加速很可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投资之后,可能继而产生新一轮投资不足。因此,必须还有一种机制使过剩资本的积累被拖入到更大的漩涡中去,在这里不仅发生中等的技术革命,而是要发生大规模的、普遍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几种因素能够引致平均利润率突然上涨,很可能将引发这样一种机制,从而导致广泛的、规模巨大的扩张性浪潮。根据马克思对“机器大工业”的分析,曼德尔认为这种技术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用机器生产动力机械方面:“在能源机器生产和动力机械的机器生产方面的每一次革命,都逐渐使整个经济中的全部生产技术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体系的技术在内”。正是动力机器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传送机器和工具机器的革命性变化,逐步引起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变迁,从而暗示了新积累资本扩大的长期可能性[9]121~156,[10]。
根据这些分析,曼德尔认为有事实性标志的长波主要有三个时期,如下表所示。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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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出口以加工装配为主，附加值很低，只有很小的比例同GDP增长相关。中国平安渡过这次经济危机就充分证明，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由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所带动的。有些政客想借打击中国出口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也是徒劳的。中国的出口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对其限制将会影响整个产业链，也会伤及美欧日经济。
中国经济能持续增长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能量方兴未艾，远未达到所谓的效益递减程度。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为中国的工业化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正处于起飞阶段。居民的高储蓄率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力，只要政策得当就会很快形成巨大内需。中国的城市化之路刚走了一半，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偏低，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规模，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优先发展行业，这是又一个新增长点。
具备如此多的积极因素，为何外国舆论始终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其中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这种怀疑可以警醒我们避免盲目乐观，而要决策谨慎。
外国人仍用“重商主义”观点看待中国，认为中国奖出限入，以邻为壑，因此总想用保护主义手段来限制中国出口，殊不知中国的出口产品内含着他们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来，交出了一张十分漂亮的成绩单。虽然在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也同样面临保护主义压力，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反对保护主义，外资政策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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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着眼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沉淀成本的主要因素包括： 2交易成本也是产生沉淀成本的重要原因之一。交易成本是指达成一笔交易或签订一份契约所要花费的机会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这些交易成本对于提高初始购买价格以及降低资产再出售价格有很大影响，类似于税收楔形，从而产生沉淀成本。即使资产不具有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由于Akerlof[5]的“柠檬效应”问题，常常也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买卖双方对二手资产的质量存在信息不对称，致使通用性资产价值也会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上的旧车问题，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
3 显性或隐含契约、政府管制的存在等也会产生沉淀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契约完全，不会存在沉淀成本。然而，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不确定性和意外冲击，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如果存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契约，一旦失业，就会产生部分沉淀成本；再比如，政府对于某些可以流动的资产加以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
通过打破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市场模型，沉淀成本常常出现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也成为影响企业进入与退出以及市场失灵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沉淀成本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很容易造成进入威慑和先行者优势。为了证明固定成本不构成进入壁垒，需要定义进入壁垒概念，它是指不由在位企业而由潜在企业承担的生产成本。遵循这一定义，Baumol和dash;—交易成本，从而也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他发现，与市场不同的是，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如知识技能）和其他资源的所有者常常固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很容易产生变化依赖性。例如，公司在进行厂房、机器和设备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之后，就不可能轻易地将这些投资转为他用。不仅物质资本投资如此，即使所获得宝贵的专业化知识（人力资本投资专用性），这些专业化知识只要退出，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因资产专用性引发交易成本，一方面，使企业内部生产效率下降，如委托和产权结构配置；另一方面，由于根本性转换存在，也使企业准租金分配常常遭受KlEin等[7]所说的敲竹杠问题（Holdup Problem），很容易造成投资成本无法补偿或者补偿不足，因而看到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的治理结构重要性，它们间接达到补偿投资成本的目的，也就不会涉及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失灵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分析
实际上，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明确提出沉淀成本概念，但他已经认识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按照资本价值转移方式划分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前者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后者是一下子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而且他还指出，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不断受到冲击或损耗，由新变旧，外表形态虽然较长时期保持不变，而它的内在功能却在慢慢地衰退，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就逐渐地不同程度地降低，其自身价值也随之相应地减少。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称为折旧。将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转移到成本中的那部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称为折旧费。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角度来分析沉淀成本的产生，而不是从资本市场的交易过程的价格差入手，尤其是将沉淀成本与进入、退出市场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由市场交易过程回到生产过程中，突出折旧成本与产品市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为此，马克思考察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以及从价值转移方式角度探讨沉淀成本的产生，更多地关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以及产品创新给在位企业带来的沉淀成本。这种沉淀成本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必须支付的一种价格，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逐步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社会产品价值实现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那些只关心个人利润率的资本家，其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是让整个经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造成类似于一种“合成谬误”或“囚犯困境”。也就是说，身陷“囚犯困境”以后，资本家会做出让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的最差选择，因此需要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同心协力。因为在马克思之前，新古典经济学虽然是一种利润驱动性资本主义理论，但它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理论和利润理论……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乏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8]。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新古典价格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无论是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然而，在出现固定资产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灾难，此时却假定固定资产不存在，或者假定固定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这一说法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经济学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状况，对沉淀成本概念解释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市场价值损失方面，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价值的损失，他指出：“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只能的平均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为止”[10]。马克思还指出，“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11]。企业主要目标是扣除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以及资本折旧、利息成本和现有资本存量的所有者的正常报酬（股东份额）之后产生合理的现金剩余（利润）。资产有形和无形损耗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连续过程，而这些损耗是理解固定资产引发沉淀成本的关键。由于固定设备是由年龄或寿命（Vintage）构成的，同一设备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寿命，因而设备的残值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意义上，折旧成本必须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
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发生沉淀成本。
尽管经济进步伴随着长期固定资产的积累，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看不到长期固定资产积累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沉淀成本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为了使简单再生产正常地维持下去，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耗费多少劳动资料就要补偿多少劳动资料。否则，由于自由放任市场机制，很容易造成理性悖论——社会产品价值无法实现，会产生更多的沉淀成本而引发债务与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
三、沉淀成本的产生与价值实现失灵
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从长期看来没有沉淀成本，所以也就没有资本和利润理论了，从而看到市场与企业之间完全替代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创始人科斯明确提出：为什么有些活动通过市场交易展开，而其他经济活动则是在企业内的等级制度下进行？遵循科斯这一研究思路，威廉姆森提出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概念，细化交易成本，比新古典经济学前进了一步，为研究资本和利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方法，与奈特的不确定性、罗宾逊夫人的垄断和熊彼特的创新等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为了克服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概念的局限性，我们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和利润之间的复杂性。因此说，沉淀成本或固定资产使马克思《资本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不同，从而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也不同。
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一定的利润。此时假设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沉淀成本或很强的专用性，它们与劳动、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能够按照补偿投资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服务，固定资产、R&D和技能诀窍等耐用性和专用性投资也就不足为虑。在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折旧费，企业只需要在产品市场上获得销售收益就行。如果企业无法补偿折旧成本，那么就会出现沉淀成本，此时与企业是否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生产都没有关系。对马克思经济学来说，沉淀成本主要是一个价值实现或成本补偿问题。
因此说，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概念，广义沉淀成本可以被定义为既不能通过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得到补偿，同时也不能通过资产投资本身的再出售价值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尽管资产具有通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短，如果不能得到完全补偿，企业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反之，尽管资产是专用性或者它们的服务寿命很长，如果能够得到完全补偿，也不会产生沉淀成本。Dixit和Pindyck[12]则指出，沉淀成本是任何投资成本的一种潜在特征，比人们通常认为得要普遍得多。
由此可见，依据马克思经济学对于广义沉淀成本的理解，可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性。一是沉淀成本不仅与资本市场状况联系起来，而且还与产品和服务市场联系起来了。二是沉淀成本不再与进入和退出市场发生关系。即使企业继续运营仍会产生沉淀成本，尤其是折旧成本自身能否得到补偿非常关键。三是从事前来看，任何投资成本都可能成为沉淀成本。但是从事后看，每一类投资成本都有可能是沉淀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在投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价值实现状况，但并不意味着有些成本可能潜在地比其他成本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四是突出沉淀成本与价值实现之间的关系，把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可以看出沉淀成本的有无与宏观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沉淀成本可有可无。而在现实经济中，固定资产的损耗（折旧费）还包括货币工资、原材料成本等，不仅需要得到正确反映，而且还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如果忽视投资成本的补偿，也就忽略了沉淀成本的存在价值，不仅会影响扩大再生产，甚至还会破坏简单再生产过程，最终导致财务资源枯竭、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等，从而孕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方向。
四、对沉淀成本概念的一种新综合
一般说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沉淀成本概念的分析主要关注：一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完全知道沉淀成本的大小，从而使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看不到沉淀成本存在及其自身变化的现实意义。二是仅仅着眼于资本市场交易过程，其中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管制等影响沉淀成本。三是沉淀成本仅仅与进入、退出市场直接相关，忽略了产品市场价值实现对沉淀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仅构成潜在企业的进入壁垒，而且还构成在位企业的退出壁垒，严重阻碍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或产业。四是虽然看到准租金分配时“敲竹杠”对投资成本补偿问题，但忽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对沉淀成本的影响，特别是固定资产价值损失（折旧成本）自身的补偿问题。因此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囿于新古典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边际分析导致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本质特征及其影响。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短期与长期分析，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
源都可以充分流动起来，因而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这样，在微观与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不涉及它，从而积极倡导自由放任市场，无需政府干预或者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概念的理解超越了静态均衡分析，而是指在历史时间和动态调整中，因资产有形磨损、无形磨损以及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失灵的自然结果，是市场经济天生不稳定的来源。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是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的核心本质，而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折旧费）无法通过自身再出售得到补偿这一事实，导致马克思认识到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投资成本补偿的重要性。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不再考虑进入、退出市场与沉淀成本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产品价值实现角度直接探讨沉淀成本的出现，广义沉淀成本不仅与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还与资产自身的销售价值实现有关，是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实上，从长期来看，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没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尽管从短期来看，产业组织经济学强调沉淀成本的承诺和博弈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概念等，为考察沉淀成本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考虑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状况，而且还需要考虑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沉淀成本的狭义观点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经济学对沉淀成本的拓展分析，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考虑投资成本的价值补偿问题，从而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广义沉淀成本的形成动态过程及其后果[13]，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沉淀成本的产生与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第一阶段是投资决策，主要是指购买或建造厂房设备的承诺，而且还包括在投资付诸实施之前需要支付的搜寻信息和签订契约方面的交易成本投资。第二阶段是生产过程，在生产中不仅需要考虑激励与协调机制，还需要考虑各类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程度，包括生态环境方面的自然资本，从而看到折旧成本自身对各类资产的沉淀成本影响。第三阶段是产品销售，需要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拿到市场上进行销售。如果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则不会出现沉淀成本。如果产品和服务滞销，就会亏损。此时，需要考虑第四阶段，企业是否出售固定资产。如果再出售价值能够补偿投资成本，那么也不会存在沉淀成本，进而不会出现债务和信贷问题。然而，如果再出售价值无法补偿投资成本，就会出现沉淀成本，其结果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企业的投资活动—价值实现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或时间滞后，经济中的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影响投资成本的补偿程度，影响企业的再生产条件。因此，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都需要得到补偿，否则，就会导致沉淀成本出现，以致引发再生产中断。一方面，从长期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沉淀成本，一切投资成本都可以流动起来；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即使出现沉淀成本，也不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沉淀成本的大小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以说，沉淀成本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然而，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看，沉淀成本产生意味着企业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进一步说，如果这些行业出现的危机能够很容易波及其他行业、其他地区，使国民经济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因此说，如果处于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沉淀成本，企业通过资产自身的再出售很容易解决自身财务困境，也就不会有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然而，正如马克思（也包括凯恩斯）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足，投资成本无法通过社会产品价值得到实现，企业也无法通过资产出售得到补偿而产生沉淀成本，很容易产生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从而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错误会自我消除，或者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会纠正这些错误。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金融恐慌会轻易地失去控制，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为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差距是引起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但在解释这种差距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认为，出现差距完全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马克思则在强调需求和供给都有问题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了供给（即生产能力的侧面）上。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投资支出起到了扩大总需求以及提高生产力的双重作用。因此，资本家的投资支出引起的生产率超过了总需求时，资本主义经济很难摆脱价值实现受挫的恶果[14]。
图1 沉淀成本的产生及其政策取向
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坚信完全理性，因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走得太远，以致无需考虑沉淀成本问题，如果不把沉淀成本添加到理论模型中，我们就会丧失判断力，也就无法认清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由于有限理性、真实时间以及非遍历性背景（Nonergodicity）的约束，沉淀成本的产生是由资本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政府政策等造成的，难以纳入新古典一劳永逸的优化模型中。沉淀成本的出现对微观和宏观经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容忽视。尤其是沉淀成本的出现，主要通过流动性约束和财富效应，使背负债务的企业逐渐缩小生产规模，从而波及宏观经济，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究其本质，这主要与投资成本的补偿机制有关。对于企业的生产耗费来说，包括机器、设备和厂房等固定资产的有形和无形损耗，摊入的原材料、辅助材料等，都需要通过社会再生产运动得到相应的补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价值运动的方式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补偿，在实物上如何更换，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状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相互供给，形成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关系。
五、一般性结论及其制度或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条件下，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或产品市场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不会产生沉淀成本，自由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如地协调人们之间的行为，个人仅仅致力于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结果却导致了有效率的、最佳的社会结果，无需政府干预，仅仅关注短期沉淀成本的存在及其影响并无大碍。然而，遵循马克思经济学的成本补偿或价值实现的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资本论》优越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所在，走进一个有货币、信贷、固定资产甚至真实时间的世界里，市场具有不稳定性，诸如非自愿性失业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没有沉淀成本，但是新制度经济学依据资产专用性和交易成本考虑现货市场、长期契约或垂直一体化等组织边界问题。迪克西特和平迪克研究不确定性与沉淀成本投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创建了实物期权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新古典净现值方法[15]。这些研究更多关注狭义沉淀成本，但对于完善马克思经济学对于沉淀成本的本质认识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超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总供给政策并兼顾总需求政策，区分有无沉淀成本经??模型这一简单两分法，再次确立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核心关系，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制度或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即加强风险和沉淀成本管理。
1从经济理论创新上看，沉淀成本也会引起市场失灵，又一次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产生最佳结果这个斯密神话，有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现实经济条件。自由放任并不可行，私人契约和政府干预都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创新等，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产生的沉淀成本十分显著，很容易造成创新悖论，并不是技术进步越快越好[16]，也不是创新越多越好[17]，因此，有管理的适度竞争或适度垄断是合意的，过度竞争和完全垄断都不会产生最优解，尤其对物质资本、人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更是如此。
2沉淀成本概念为研究市场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超越了静态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条件变化不大，就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某些事情。然而，在一个不稳定性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够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进行准确的预测，我们只能依靠有根据的猜测。在这个有根据的猜测中，我们往往会低估其中的猜测成分，所以很难看到沉淀成本的出现。也就是说，企业投资成本只能从产品销售收益中得到补偿，才有可能不断购入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一旦产生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难以回到均衡状态中，自由市场受到质疑，政府干预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全球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需要各国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决。
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5
关键词:经济危机;成本控制;煤炭企业
中图分类号:F2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182-02
一、煤炭企业成本特点
煤炭企业属于地下开采业,劳动对象是地下埋藏的自然形成的煤层,成本构成复杂且变化大,具有以下特点:
(一)煤炭生产中消耗的材料不构成煤炭产品实体,是对产品的形成起促进作用或创造劳动条件作用的辅助材料,如木材、支护用品、大型材料、配件、专用工具等。这一特点使得煤炭生产中消耗的主要材料可以回收复用和替代,并且材料的回收复用和替代影响煤炭成本的变化。同时,由于消耗的材料不构成产品实体,所以生产中消耗的材料品种和质量不能影响产品质量,不能按质量成本的一般原理去控制煤炭质量成本。
(二)煤炭成本水平受地质条件、生产技术条件影响大,如煤层埋藏深浅、煤层厚薄、地质构造变化、涌水量大小等都会对原煤成本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受地质条件及构造影响,不同的矿井煤层开采难度、工艺过程都有所不同,采煤方法的选择、工作面布置、设备配备、机械化程度等都影响成本水平。这就决定了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分析的多样性,以及煤炭成本水平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同一企业的不同阶段的可比性较差。
(三)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原煤生产包括掘进、回采、运输、维修、通风、排水等过程,为了避免水、火、片帮、断层、瓦斯、煤尘、冒顶等事故的发生,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一通三防和维修维护等安全生产投入大,致使煤炭成本中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比重大。这就要求在煤炭成本控制中,更要加强固定成本和混合成本的控制,以提高煤炭成本控制效果。
(四)活劳动消耗多,工资成本比重较大。煤炭生产是地下作业,生产环节多,工作地点分散并经常移动,形成多工种、多工序的联合作业,需要劳动力多。同时,因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劳动组织复杂,各种补贴、津贴较高,因而工资费用比重大。
(五)在矿井的整个服务年限内,煤炭成本是规律性变化的。在矿井服务年限内,煤炭成本是由高到低,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变化的,并且呈现总体上升趋势。由于煤炭生产的特殊性,生产区域范围越来越大,开采深度越来越深,这就决定了下一个生产过程的消耗和占用要大于上一个生产过程,仅仅实现对一个生产过程消耗的补偿是不能保持原煤生产在原来规模上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必须进行追加投入,增加新的生产要素,这就决定了煤炭企业的成本控制更要处理好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更加重视投资方案、技改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控制煤炭成本的合理增长。
二、有效控制成本措施
(一)提高成本控制意识,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理念
有了成本控制意识,才能有效控制成本。从大的方面说,一种正确的成本控制意识,常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小的方面说,工程技术人员如果具有一定的成本控制意识,就可以设计、建造出造价合理、质量合格的工程。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即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而制定,以企业的全局为对象,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业绩,通过对公司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寻求长久的竞争优势。
(二)成本控制重点前移,以生产技术部门为主
长期以来,煤炭企业成本控制以财务部门为主,如制定成本管理办法、建立成本控制责任制,以及每月都要计算成本和编制成本报表等工作,形成了生产技术部门只管要钱、花钱,财务部门只管卡钱、管钱的局面。这是对成本控制的误解,也是煤炭企业没能有效控制成本的根本原因。其实,煤炭企业降成本、挖潜力的大头在井下,要着眼于降低成本,应从技术设计开始抓起,把好技术设计关。生产技术部门根据矿井实际情况,制定出系统合理的开拓布局方案,要坚持效益、科学的原则,对每一采区、每一采场组织制定出几种可行方案,多方面进行论证,采取“优中选优”,从中选出在设备、人力、能耗等方面成本最低的设计方案。
(三)建立成本控制机制,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几个人、几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煤炭企业要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机制,要把广大干部职工和方方面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集思广益,凝心聚力,同舟共济,真正抓好成本控制。一是变过去部分单位、少数人员抓成本的作法为全方位的成本控制,真正做到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跟踪考核,并与个人经济利益挂钩,实施全员抓成本控制。二是对煤炭产品形成过程中的消耗和支出,逐一落实到采、掘、机、运、通各环节,落实到物资采购、煤炭销售、货款回收等生产经营运作全过程,通过经济核算、经营调度等信息沟通,进行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四)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成本控制方法
成本控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成本管理战略选择成本控制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完全要依据企业的现实基础,考虑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生产方式等而定。传统的责任成本法、标准成本法、成本预算法等成本控制方法,对成本控制曾起过重要作用,并且至今还在不同程度地应用。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些方法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迫切需要结合本单位或本部门的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推陈出新,选择作业成本管理法、成本企划法等现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当然,传统和现代的成本控制方法并不是必然相互排斥的,在一定条件下常常是可以结合使用。
经济危机的决定性阶段范文6
这样的一个命题一直困挠着历代和当代的经济学家:人类社会不断完善的经济制度应该是由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由经济主体在自由、自觉的经济活动中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结果?经济人是经济活动的生产力主体,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历史主体,而这种主体地位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经济主体中,个人主体具有原始性和初始性,自然人主体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基础。现在,结合前述问题引发的思考是:这种个人主体现实化的制度基础该通过什么手段实现?
这个命题涉及到对中国改革的深层沉思,其现实意义的含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①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改革措施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和城市经济中的民营经济。如果是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的话,它们为什么会成功?②在中国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效或低效的改革措施又究竟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还是低层经济主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包括农村经济中的和城市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一统天下。如果是高层知识精英“理性设计”的产物的话,它们为什么会失败?③在中国现实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造上,出现了典型的上热下冷的局面:一方面是高层知识精英对制度的创造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改革绩效持续低下,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和职工的大量下岗、缺乏就业机会就是明证,从而导致低层经济主体对改革措施显现极大的冷漠乃至抵触情绪。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深层发问:在中国改革未来走向的重新界定上,制度创造与选择的主角究竟该是谁?如果嬗变为低层的经济主体,那么,他们自由、自觉的创造、试验、选择与自由博奕的经济活动又该如何实现,如何获得持久的制度保障?
二
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背离了原典经济学的宗旨。囿制于对制度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沧桑的根源。长期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一直是束缚了经济主体,却放开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如此的结果是下冷上热:(经济主体)脚底冷得出奇,(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嘴头热得烫人;实践在裹足不前,经济学家的理论却漫天飞,政治家的口号到处提。从而,经济学“作为一个行业,我们把事情弄坏了(哈耶克 1974)。”
认识错位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在二十世纪的最大破产。对制度的需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个人缺乏独立性的历史背景下,建国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在接受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很容易认为人这个生产要素也应该是公有的,使用上完全由国家支配,生活上也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结果就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个人在经济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又处处依赖于国家的体制。这实际上是用个人对国家的依俯关系,来理解和实践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果个人不能支配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动、支配生产资料、获得自己的利益,自由发展就无从谈起,这种联合体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劳动组合,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相去甚远。
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错位还在于:把经济制度的分析变成对经济制度的设计,认为经济制度就是经济规制、经济约束或经济管理;把自身的认知主体错位为实践主体;把市场的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看成为“恶的”,把“政治人”设想成不同于“经济人”,是“善的”。如此,不相信经济自由而相信经济管制。经济学的起源点是“人”。但在认识错位基础上,我国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微弱。可以说,当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人文关怀的使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危机也就降临了。现在,人类世界正处在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生活在这个世纪末的人,绝大多数不再能够看到下一个世纪的结束。我们不能不发问:这个世纪,我们留下了什么?世界经济史包括中国经济史都屡经证明,仅仅追求短期的繁荣可能带来长期的灾难,只顾这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很可能剥夺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对于我们这些历史的过客来说,该如何留下一些种子,而不是荆棘呢?
改革及其意识主导也是中国政府职责观的一种错位。在经济改革旗帜主导下,政府忽视与淡化了本该由自己承担与完成的基本职责,反过来承担了众多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角色,而同时又严重地囿制了经济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仅有感情救不了中国。“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弄清楚实际是什么。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摆脱过去时代的主观思维方式,摆正自己和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实际上,政府更大的责任在于实现和维护社会自由与公正,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生命力在社会影响力都是来自于它对自由与公正的要求和拥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比资本主义更大的社会自由与公正。社会主义要求的自由与公正是起点的自由与公正,即机会的平等。现实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初级阶段,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自由与公正性的本质要求,如职业限制、城乡隔离。重建社会主义,就是要重建社会自由与公正。
自由主义意识的兴起和初步实践,是20世纪中国制度变迁的最大收获。从对制度的需要转向对自由的需要,是中国社会成熟的表现。从本质上讲,经济主体需要自由而不再需要制度,并不是排斥科学的价值,反过来,恰恰是科学启蒙的结果,也是科学价值真正实现的表现!
三
经济研究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平衡发展是经济成功的共同内核,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不平衡发展是经济失败的基本原因,而政治民主相对于经济自由的滞后是亚洲前期暴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林肯在那篇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说过:“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针对美国本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与经济萧条,弗里德曼(1979:74)指出:“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没有获得同等发展经常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①经济危机本质上起源于经济发展的虚拟化,即“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差距,或曰经济实绩与经济表象的落差。在这方面,香港也不例外。过去,香港在高地价、高通胀的政策下,炒业兴盛,形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但金融风暴一夜之间刺破了这一泡沫。到1998年5月份止,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令香港的楼市及股市受到重创,共吹走港人3万亿港元。②(可能的)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与“自然人经济”与“法人经济”的落差成正比。一方面,没有经济发展的国家无所谓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越要注意防范经济危机。第三,越是经济制度成熟的国家越不容易出现经济危机。③经济危机的暴发与政府腐败及失责有关。保罗·克鲁格曼(1999)指出,正是搞的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而使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惩罚。政治民主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典型结果就是产生财团经济。这种经济形式的基础是它同国家权力的密切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帮助。财团享受非常大的特权:它们可以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并利用这些贷款不断吞并新的公司。亚洲经济危机中就是以这种特殊的韩国财团形式为基础:像现代、大宇、三星等大财团像章鱼似地把脚伸到了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同时身负巨额债务,成了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