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1
历史辩证法的解释新辩证法学派对辩证法的解释
自然受到历史辩证法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体系学派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简单化了，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方法，还具有其阐释历史的维度。历史学派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的目标就是在迷雾重重、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辩证理性揭示历史内在的发展逻辑。①那么，什么是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英美左翼学者对此问题展开新的探索。詹姆逊对历史辩证法进行了长期思考，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变迁与时代变化的历史理论，历史辩证法就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思考历史必然性之中的偶然性、极限性、最终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以及未来的不可能性。詹姆逊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就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詹姆逊对辩证法的看法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他发展了卢卡奇“如果抛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理解了”②的观点，认为辩证法是理解历史发展变化的钥匙。历史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与对抗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辩证法是从历史偶然性中寻找历史必然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向度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马克思把一切社会现象彻底地转化为历史问题，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具体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开花结果”。批判实在论的重要成员约瑟夫也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是揭示社会构成、结构转化、发展机制和内在规律的理论。然而，约瑟夫不同意卢卡奇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他认为，历史辩证法不是主体辩证法，也不是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而是关于实在的辩证法。批判实在论明确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倾向，他们批评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哲学或世界观，而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对批判实在论来说，哲学不等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哲学，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历史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体”。批判实在论指出，实践学派的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主体（工人阶级）的理论表达，而不是客观（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知识，结果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遭到拒绝，以便迎合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③奥尔曼不赞同批判实在论学派对辩证法历史维度的解释。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社会科学，把革命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缺失了对马克思的历史双向抽象过程的解释。奥尔曼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看作是“哲学舞蹈”，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历史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内在关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哲学基础。奥尔曼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并不是按照手推磨、蒸汽机的发展顺序进行研究，而是应用“前提与结果”的双向辩证运动考察历史进程，“具体来说，前提和结果是一种双重运动，处于相互作用中的过程不断发展着，既成为结果，又成为对方结果的制造者”④。奥尔曼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括来自马克思的如下论述：“社会生存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是它的条件，同时也是它的产物。”①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指向历史变迁中的必然性方面，马克思强调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人类自己不能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英国学者莫瑞概括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是他相信，可以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图绘出来。莫瑞把历史变迁必然性区分为五个方面：（1）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换；（2）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的结合机制；（3）伴随着主导性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走向成熟，新的必然性形式的产生；（4）对某一生产方式的破坏以及推动其解体的矛盾趋势；（5）围绕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斗争，斗争的主体由拥护与反对这一生产方式的群体构成。②从总体上看，尽管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解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是历史辩证法学派的主要立场基本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是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辩证法，是研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法，这些观点也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构想。马克思一直坚持生产方式的概念是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笔者认为，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解释，阿尔都塞的观点值得重视：“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科学，我们可以更具体把其定义为生产方式的科学，生产方式的具体结构，生产方式构造，生产方式的功能，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转换方式。《资本论》就是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论。”③阿尔都塞指出，辩证法反映事物的转化规律、现实过程的发展规律（包括自然过程，社会过程和知识过程）。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历史辩证法就是研究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与转化规律的学说，是研究关于建立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有机总体性的科学。综上所述，马克思视域中的历史辩证法，就是分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深层逻辑展开的方法，其理论任务是阐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历史规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包括生产方式更迭的必然性；特定社会形态与特定生产方式联系的必然性；新的生产方式诞生的必然性；生产方式矛盾性引起的社会冲突与对抗的必然性和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必然性。总之，强调对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总体性把握是历史辩证法的根本内容。
自由辩证法的解释
对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系统研究始于如下问题：历史辩证法强调必然性是否排除了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何解决？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是怎样？对辩证法自由维度的思考始于黑格尔，黑格尔应用辩证法思考必然与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认为推崇必然性不会压制自由，必然性是自由产生的条件，必然与自由虽然相互冲突、自相矛盾，但是离开必然性自由就变得不可理解。叶秀山认为，“康德赋予‘辩证法’以‘必然’（但消极）的意义，黑格尔赋予辩证法以自由（但积极）的意义”④。这一观点非常准确，因为黑格尔确实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内在统一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必然性的真理就是自由，实体的真理就是概念。”⑤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因此，塞耶斯在其新著《马克思与异化》（2011）中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包括黑格尔，劳动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人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基本组成部分。”⑥当劳动成为人类生命的第一需要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实现自由的途径①，这就涉及马克思自由辩证法思想的当代重构。巴斯卡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自由的最高形态，实现这一自由的途径是把马克思的去异化辩证法拓展为解放的辩证法，解放辩证法的目标就是清除“主人与奴隶”的总体性关系。巴斯卡认为，解放就是摆脱受压迫状态，解放的目标是普遍的人类解放，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富足与安康（free－domaswellbeing）是自由的基础，其目的是满足人充分发展的需要，这是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取向；通过充分满足人自我实现的各种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flourishing），最终达到普遍的人类自由发展（universalhumanflourishing）。②这是自由的最高层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是一个真正实现了自由的美好社会。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解放，那么如何通过解放获得自由呢？有些批判者指出：“巴斯卡自由辩证法的基本缺陷是缺乏历史具体性”③，批评巴斯卡建构的自由辩证法非常抽象，缺乏现实性，没有实现自由的具体途径。笔者认为，这些批评其实是忽视了巴斯卡的“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critique）路径④。巴斯卡的论证可概括如下：（1）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关键之所在，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离不开科学性。科学活动的本质就是发现事物背后隐藏的本质规律和运行机制，掌握了科学性知识就可以对非科学的理论进行批判，特别是对错误的自由理论进行批判。（2）批判性是批判实在论的显著特征，哲学批判包括两个方面，不但批判这些错误理论的缺陷与不足，而且还要追溯产生这些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这样就涉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3）实践性就是要付诸实际的政治行动，这是争取自由的必由之路。在实现自由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限制，解放的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清除与取消这些限制。这既是巴斯卡解放论证的逻辑结构，也是解释性批判的基本路径。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遭到罗伯特与约瑟夫的猛烈批评。罗伯特在《抽象的解放：关于自由踪迹的两种辩证法》一文中对巴斯卡自由辩证法全盘否定，他认为，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的解放规划建立在超历史的抽象自由观念之上，这一概念不能解释自由的形式⑤，也不符合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本来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自由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劳动力商品化是自由的缺失，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与生产资料占有者购买劳动力商品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对自由的“双重扭曲”。罗伯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巴斯卡确实没有详细论述统治与剥削的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阻碍了争取自由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以商品化形态表现出来，因此，劳动者出卖自己劳动力条件下的自由，不是真实的自由，只有在劳动者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才有真正的自由。巴斯卡的不足恰恰是忽略了马克思对自由形态商品化的历史分析。批判实在论派另一个重要成员约瑟夫也激烈地批评了巴斯卡，认为巴斯卡对自由辩证法的解释不但没有发展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相反，完全是“抛弃了自由辩证法”①。因为超历史的、目的论的、抽象的自由解释，实际上是毁坏了自由辩证法，因为自由概念被彻底掏空了。约瑟夫说：“巴斯卡的新自由辩证法详细阐释了自由的普遍性特征，但是放弃了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具体性，因此，不能确定自由的特殊性，因而巴斯卡无法回答需要什么样的自由？自由为了谁？为什么要自由？”②约瑟夫的批评确实抓住了巴斯卡的主要理论缺陷，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分析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而是在具体的生产方式条件下，考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巴斯卡把追求自由看作是去废除抽象的“主人与奴隶关系”，放弃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具体性分析方法。因此，约瑟夫说，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被巴斯卡抽象的普遍伦理学所断送。但是，英国学者科瑞文对巴斯卡自由辩证法的看法却与约瑟夫截然相反。科瑞文认为，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很有价值，自由辩证法需要双重论证③，不但需要马克思的科学论证，而且也需要巴斯卡的哲学论证，哲学论证与科学论证是互补关系。科瑞文指出，马克思对自由辩证法的论证，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由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也就是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嵌入了自由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动力。但是，自由辩证法也需要道德必然性论证的补充，否则不能回答人为什么需要自由的问题。科瑞文说，巴斯卡的道德必然性的规范论证很有说服力，阐释了人类争取自由的自我认识能力、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共同社会规范，以及实现“每个人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必需的道德条件。科瑞文概括了巴斯卡道德规范论证的当代意义：全球化使当代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环境生态问题和每个人有关，这样，对自由新的哲学反思得以出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必须尊重人类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其中市场力量应该服从民主的需要。这是一个人性化的全球化，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把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基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对自己的认识与理解，而不是基于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和物化的市场力量。“可以肯定，这是塑造了新的合理的全球意识的当代社会条件，但这并不改变的这个事实，即这种前景与人是什么这个更深层次的真理密切相联”④，这个真理就是自由。科瑞文尝试把巴斯卡和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结合起来，用批判实在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推动批判实在论的发展，这些尝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科瑞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逻辑的观察也很深刻，他认为，资本主义弊端的普遍化和各种危机的加深，催生了新的批判意识和新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各种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因素在汇集，必然会支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性改造。他乐观断言：“这些潜在因素可能会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发展的条件’的理想得以实现。”⑤柯瑞文用马克思的方法补充巴斯卡的自由辩证法，把巴斯卡的辩证法放回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用巴斯卡的方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使其时代化，以新的角度确认自由辩证法的解放潜力。尽管这些努力存在新乌托邦倾向，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值得积极肯定。巴斯卡对自由辩证法社会实践性的解释、约瑟夫和罗伯特对自由辩证法客观性基础的强调、科瑞文对自由辩证法历史具体性的分析，都具有启发性。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更清楚地辨认出马克思自由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自由辩证法的历史具体性。自由既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根据历史发展状况将人类自由分为三个阶段：“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形态。第一阶段自由表现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第二阶段自由表现为“物的依赖性”特征，第三阶段自由特征表现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具体性强调没有抽象的自由，自由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二是自由辩证法的实践性。自由的程度由实践的程度所决定，生产力的水平代表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水平，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着自由的深度与广度。三是自由辩证法的客观性。追求自由的活动受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社会结构是自由发展的客观性基础。自由表现为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过程，这是一个受客观规律支配的过程。
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辩证法争论的启示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2
披着辩论的外衣，扛着奇葩的大旗，声称要颠覆既有观念的枷锁，强装新人类，于我而言却多是老面孔。
我是看着他们的视频长大的。
虽是玩笑话，但也不乏真实。节目中有几位人物，是昔日国际大专辩论赛上的辩手，对我的影响胜似大学老师。
例如，我年少时曾经生出一种模糊的判断：好像绝对真理，都是废话啊。后来，这种想法在辩手黄执中的博客文章里被说破――“凡是有意义的话，都有可能错；不可能错的话，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句不出错的话，其中往往没有“主张”，而只有“重复界定”。正方形一定有四个角，一加一一定等于二，废话，我们就是这么定义的！
因此，不必急于求得绝对正确的结果，先试着深化思考，这也是辩论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常常有人指责辩论太偏激：人性本善太偏激，人性本恶也太偏激，人性当然是既善又恶的啦。
废话。
人性既善又恶，这句话没有错，但不能用来认识世界，也不能用来指导人生。一旦思考走向这条偷懒的路，也就失去了思考本身的价值。
然而，拜辩证法所赐，如此偷懒的国人着实不少。“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嘛”，这句话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马克思的辩证法，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在后者的思想中，辩证有正题、反题、合题三个过程。但事情传到中国，“辩证地看问题”成了开篇第一句话，这不是辩证法，倒有几分和稀泥传统的影子，特别适合领导总结发言。
所以我喜爱《奇葩说》，在于它向被教坏了的大众展现：深刻的片面，常常优于肤浅的全面。几番交战之后，两方的支持率或许和开场时差别不大，但是观众的思考，已经被深挖了几层。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话说，这叫“螺旋式的上升”。
工作之后，没有机会再真刀真枪地打辩论，有时候我担心自己思维懈怠，就一人分饰正反双方，各自论证，还附庸风雅地给辩词集起名“顽童集”――取老顽童左右互搏之义。
这事也是跟老辩手们学的。所以说啊，爱辩论的人反而不容易偏激或片面，他们总要思考对手的思考。
但一人之智，显然不足，更何况看到辩题时心中难免有倾向，扮演反方就尤为困难。比如，我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于是觉得无政府主义都是些什么鬼，至今无法自己跟自己争论相关话题。
只好到处翻到处查，寻找那些思维严谨的反方。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反方，根本就是错的？”一次聊天时，朋友问我。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3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 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 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 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 哲学 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 文献 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 规律 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 历史 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 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 中国 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 治疗 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 理学 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 科学 、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 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 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 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 企业 管理由于在 自然 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 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 经济 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 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 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 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 发展 的 历史 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 规律 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 总结 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 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 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 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 金融 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 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 理学 原理（第二版）［M］.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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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马尔科维奇;辩证法;自然辩证法
在过去,学术界对马尔科维奇的关注较多的是其实践观,比较少的人对他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专门的研究,或者只是笼统地认为马尔科维奇对传统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建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了卢卡奇的老调。事实上,这是马尔科维奇的重大误解。马尔科维奇虽然深受卢卡奇的影响,但在理解和诠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上,与卢卡奇相比,马尔科维奇又向前走了一步。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与“正统派”之争
在上世纪 哲学 界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中——南斯拉夫“实践派”与南斯拉夫“正统派”(即辨证唯物主义派)的争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和 发展 的最一般 规律 的学说?第二,有没有自然辩证法?在这两个问题上,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从人的存在来重新理解辩证法的概念,并主张将辩证法人道主义化。
然而,在实践派内部,意见又有分歧,正如马尔科维奇所指出的,“实践派”同仁“在拒绝正统的辩证法概念”时,又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因而从根本上丧失对辩证法的兴趣,另一种人则仍然相信,“辩证法对批判哲学是恰当的方法,并一方面试图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批判考察来发展辩证法” [1]。前一种人指的是以m.坎格尔等人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否认辩证法是关于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同时也最坚决、最彻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而后一种人,显然是指以马尔科维奇本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他们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问题,而在一定范围上并不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二、人道主义化的辩证法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当前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诸多弊端,只有从人的角度来研究辩证法,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
(一)辩证法的定义
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在当时无论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其他国家,辩证法的概念都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定义及辩证法方法的著述上都是不尽人意的,尤其是当时的教科书,对辩证法的定义存在着种种弊端。他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发展、进步、对立、质、量、必然性等等)的分析、解释或定义仍是含混不清的;2、把辩证法原则无批判地、教条地理解为绝对的独立于人及其经验的现实规律,这些规律所表达的观点则被认为是神圣的、普遍的、绝对正确的和已被证明的,这样一来,辩证法也就被当成了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3、建立和应用辩证法的方式极其有限,很少作用自然 科学 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心 理学 、社会学、 经济 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发展辩证法的尝试。
针对传统的辩证法定义——“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2],马尔科维奇认为,辩证法“既不是一种绝对的、抽象的精神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结构(如恩格斯所说),而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及其本质方法的一种总体结构——批判思维” [3]。而这种批判思维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批判思维的地方在于: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 [4],这也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而后者基本上都是从某种超人的价值(如上帝、逻各斯、世界精神等)出发来研究现实。因此,只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真正从一种人本身存在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现实,也只有这种批判思维才是人道主义的,即“它还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研究和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方法,归根到底,被理解为一种决定人类行动的目标与适当手段的方法” [5],其他的都是非人道主义的。
可以说,在辩证法的定义问题上,马尔科维奇的看法基本上与卢卡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及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这一本质特征。不过,对于辩证法的特征,马尔科维奇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分析。
(二)辩证法的特点
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区别在于以下几个特点:1、总体性:现实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具体的总体,而不能被当作彼此孤立的各个部分的组合;2、具体性:划定严格的两分法,只是概念探究过程的最初摸索;只有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介;3、历史性:对共时性、结构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对历时性、历时性关系的研究为补充。一切表面上静止的对象不过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只有根据其起源和未来可能,才能全面地理解它;4、矛盾性:一切事物的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各种对立力量和倾向的冲突;思维的动力在于矛盾的发现;全部问题无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解决矛盾;5、自觉性:实践这一特殊的人类活动,同物质(以及被物化了的人类存在)世界之外部的、严格的规定性不同,是以自觉为特征的,即人自觉地、有目的地投身于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去实现人之特殊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6、否定性(革命性):使对象发生根本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其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三、人化自然的辩证法
过去,在辩证法的分类上,传统的辩证法观认为,辩证法可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前者指的是与人的意识相区别的自然界、社会及人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是指以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辨证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后者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是指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法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规律。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客观辩证法又可划分为客观事物自然界的辩证法和人类社会的辩证法。
然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尤其是他的自然辩证法观提出异议。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一书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因为马克思只是把辩证法限定在历史-社会范围内,而并没有把他扩大到自然界;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 [6]。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是主体的历史的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关系。恩格斯的错误主要因之于试图在显然并不存在着自觉的主体的外部自然界中寻找所谓的“自然辩证法”,而没有主体的外部自然界是绝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功能的历史辩证法。
针对卢卡奇的这种批判,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对恩格斯的质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在抛弃自然辩证法时走得太远了。
第一,卢卡奇强调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这也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但是卢卡奇把辩证法仅仅归结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点过分狭窄地限制了辩证法的地位和作用范围,将导致他陷入困境:如果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历史之外,或者说,如果我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实践变革的认识并不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人们究竟怎样才能思考和讨论自然呢?这样一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讨论总体性,另一方面这种总体性的某些部分又处于哲学以外,便是自相矛盾的了。
第二,卢卡奇笼统地批判 自然 辩证法,却没有对“自然”和“自然辩证法”范畴的内涵作出精确的限定。他指出,如果人们要谈论自然辩证法,首先要区分清楚三种不同的概念:1、自然界本身的过程(即自在自然的过程);2、关于这一过程的理论;3、通过人改造和认识自然的过程而导致的理论形成及实践应用(即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变)。而卢卡奇的结论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就在于他在批判自然辩证法时,并没有区分开以上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范畴。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卢卡奇是在自在自然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讨论辩证法,那么,他的批判是合理的,“不言而喻,这里的确不存在什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7]。但是,否定自在的自然过程中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谈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卢卡奇的失误在于他没有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同自在自然进程区分开来,“卢卡奇不但没有批判这种自在自然的辩证法概念,反而把批判的目光转向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辨证方法在自然界中的应用” [8],从而他也否定了人对自然的改变和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问题。在马尔科维奇看来,否定自然辩证法并不意味着在“人化自然过程”中,即在人的认识与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过程中也不存在辩证法;相反,“在自然成为人的 历史 的组成部分的范围内,辩证方法不仅可以用于社会现象,也可以用于自然现象” [9]。因为,如果说,卢卡奇认为自然界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那么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过程,正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因此,辩证法同样使用于人化自然。
第三,马尔科维奇认为,卢卡奇把辩证法的特征概括为总体性、历史性、主体性及革命性本无可厚非,但他以此来作为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据则有点站不住脚。对此,马尔科维奇批判地指出:1、关于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 科学 的方法是以孤立的事实或复杂的事实为特征的。然而,事实上,迄止卢卡奇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在建构囊括了一个单一领域中各种现象之总体性的体系方面,已经充满了成功的尝试……自然科学已经 发展 了部分与整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法,这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无法相比的——至今仍然如此” [10]。2、关于历史性。卢卡奇认为自然科学忽视了其材料的历史特点,而且更主要的是,它不懂得讨论自然客体的质的发展。针对他的这个观点以及他所举的例子(一支矢和一条河),马尔科维奇指出“一支矢就是一支矢,一条河就是一条河,质变在此并不象在生产过程中那样迅速。不过,奇怪的是,卢卡奇忘记了人首先创造矢,然后才停止这样做;正是人才使得河流成为 交通 动脉、农业灌具和人造湖泊。因此,河流、生物物种和化学元素都有其历史” [11]。3、关于主体性。卢卡奇认为自然只是无主体的“纯客体”。然而,马尔科维奇认为“……在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在建构一种自然理论时,人总是在场的。而且这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存在于特定的时代、有其特殊的需要、受其研究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及其价值驱使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成员” [12],因此,人就是人化自然的主体。4、关于革命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界便失去了其革命性。对此,马尔科维奇认为,如果“革命”的含义被极其过分狭隘地设想为无产阶级的 政治 革命,那么革命的辩证法在这种意义上就只能被理解为更一般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 方法的一种特例。
第四,马尔科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方法是对动态的、具体的总体性的一种综合的、批判的考察和理解:因为这种批判的考察和理解能够确保实现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它能被理解为历史上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 现代 革命过程的一个要素而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以及发现和把握自然的一切活动,都获得了一种辨证的意义。这样一来, 马尔科维奇就比卢卡奇更精确地界定和批判了自然辩证法,集中否认自在自然进程中的辩证法,而把人认识与改变自然的过程划归人的实践活动领域。
总之,马尔卡维奇所谓辩证法的人道主义化,实际上就是将辩证法从客观的和自在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法转变为人的历史活动本身的辩证法,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的辩证法,换言之,要将人置于辩证法的核心。可以说,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见解并没有突破卢卡奇的辩证法思想的框架,都是从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定义,由此强调一种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强调了人及其实践活动在辩证法中的主体作用。但在自然辩证法存在与否问题上,他并没有固守卢卡奇的看法,而是认为既不应该像m.坎加尔那样彻底地、激进地反对自然辩证法,也不应该像卢卡奇那样立场模棱两可,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讨论辩证法在不同的自然范畴内适用的情况。他认为,自然辩证法在自在自然的角度上谈是没有意义的,而在人化自然的范畴上则是存在的。马尔科维奇的这种看法虽然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与卢卡奇、坎加尔等人相比,在探讨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总的来说,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法观难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对卢卡奇的辩证法观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析与 总结 ,对辩证法的完善和丰富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建构当代哲学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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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考的重要性范文6
辩证逻辑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有关。唯物辩证法的传人促成辩证逻辑学科的构建。在唯物辩证法传人初期，辩证逻辑是辩证法的代名词，1930年代，它以哲学观念面目出现，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工具，当时一批学者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这就是1930年代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中国逻辑界有些学者开始思考辩证逻辑的学科问题，马佩先生是其中的积极参预者。马佩先生自1950年至1960年参与逻辑讨论提出辩证逻辑思想(用“辩证法”这个词)开始，至今仍笔耕不辍，近几年出版了《辩证思维研究》、《辩证逻辑》等著作，一直是辩证逻辑学科的捍卫者和构建者。马先生努力地构建辩证逻辑理论体系，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辩证逻辑观。
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我国“辩证逻辑”概念的产生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次文化冲突现象。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逻辑基本态度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诠释，从此，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了辩证逻辑。
(一)“辩证逻辑”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一是文化救国的产物。正如其他爱国学者选择西方文化一样，选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文化发展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为目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为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从苏联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便去积极地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文化模式。“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艾思奇认为自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种中国现代时期文化选择的功利性倾向影响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全面把握和系统认识，由于受不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时出现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同内容的现象，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人选择实用主义，等等。“西方文化的浪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都在痛苦中处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尚未表现出有力的创造性应战。”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无法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基本精神进行把握，以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所以，当时选择苏联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
其二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苏联哲学界批判形式逻辑，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观念，在此影响下，出现我国19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对于形式逻辑的批评最早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里，用大量篇幅评议形式逻辑，他认为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自身就陷入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意在排除矛盾，殊不知这种办法反使其隐人矛盾”。黑格尔是从思维规律角度来批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例如，就对“同一律”的批评而言，他也承认同一律是“抽象理智的规律”，即思维形式的规律。他认为“甲是甲”这种表述形式不恰当，认为这一命题没有说出“主词”与“谓词”的区别。他还认为：“现今三段论法的各种形式，除了在逻辑教科书外已不易遇见，而且对于这种推论形式的知识已被认作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践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都没有更多用处。”在这里，黑格尔仍是从具体实践中看待三段论的作用的，他认为形式逻辑对“实践生活”及“科学的研究”用处不大。
列宁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唯物论角度阐释其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就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理解给出自己的解释。列宁说：“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形式’，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17页)……”“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即“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片面性的批评是指这些规律的表达公式而言的，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批评正确。“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第19页)和‘嘲笑’(第20页)。同一律，a—a，——空洞，‘不堪忍受’(第19页)。”“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没有的’(第66页)，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规定和否定的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谓语中，要么是该物，要么是它的非存在，那就是‘废话’!!”列宁实际上是阐释唯物辩证法思想，阐释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如何辩证地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就不具有这种性质，它只是思维形式的规律。所以，他说：“逻辑形式是僵死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被看成‘有机的统一’。”“在旧逻辑中，没有过渡，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第43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过渡’。”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而且应当对‘内容’进行‘思维的考察’”。
由此看来，列宁对形式逻辑并非是否定的，他承认形式逻辑还是有其价值的，他说：“逻辑像语法的地
方就在于：语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精神实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接触逻辑和各门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门科学又回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承认了形式逻辑的工具性质，因而，列宁对“逻辑”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即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另一层意思是指唯物辩证法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规律不是认识具体事物的规律，仅仅是抽象思维形式的规律，这是他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他认为“旧的形式逻辑——正像用碎片拼成图画的儿戏(遭到了轻视)”。这是批评形式逻辑中诸如“a是a”这种不完善的形式。他也承认逻辑学的价值，例如像语法那样对人们认识有用。
但是，20年代至40年代，苏联哲学界错误地理解列宁对逻辑学的看法，而对形式逻辑加以批判。如，194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如下的话：“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无内容、贫乏、拙象，因为它所定的规律与范畴都不符合客观的实际。”这也是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哲学中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清算的结果。
(二)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学人的“辩证逻辑”思想
我国当时有关辩证逻辑的思想出现在一批论文、著作和教材里。主要观点是：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逻辑学为认识论、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
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如范寿康认为：“形式论理学把一切事物看作是不动，不变，而且是各自分离，各自孤立的。”
王特夫认为：“形式论理学底概念既然一方面是固定永久的死的东西没有发展，它方面又是仅属于事物之特性之量的单纯总和，缺乏内在的内容之中的自然不包着任何矛盾。”形式逻辑把运动与静止割裂开来，“结果是什么也不能认识”。
艾思奇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它的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或思想中的一切概念等都看作固定的、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的东西。”“形式论理学错误的根源，也就在于只抓住了真理的一面，在于它的片面性，并把片面的真理夸大，而忘却了还有其他方面。”
所以，“形式逻辑的统治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完成已告崩溃……谁要想挽回形式逻辑的命运，谁就去像中古焚死布鲁罗的手段来摧残现在的一切科学。”
视逻辑学为认识论。王特夫认为，论理学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学，同时也构成为认识学的本质。
李达对形式论理学总的批判为：“形式论理学是主观主义的”、“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发展的观点”、“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联系的观点”、“形式论理学的原理，与社会实践相隔离”。因此形式论理学不是科学的方法，普列哈诺夫调停两种论理学是错误的，分离理论与实践而调停论理学也是错误的，所以，形式论理学“既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与辩证论理学分庭抗礼，更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副次的或从属的部分。它只有在它经过辩证法的改造以后，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契机”。
潘梓年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本体论，是逻辑，同时也就是认识论。”
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王特夫认为，辩证论理学的发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没有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又得到发展，康德、菲西特、黑格尔对此有伟大的贡献。黑格尔“用是一否、否一是底辩证论理学公式，来对抗和否定那是一是、否一否底形式论理学的公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上，“构成了物质论的辩证法”，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方法才是真正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就在于它是反映了自然世界之矛盾和发展底内容，反映那变动不息的世界，因而在它底思维律上，是一种运动底矛盾过程底思维矛盾律，也是一种实践的论理方法。”
潘梓年1938年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体现了他的辩证逻辑观念。这本书包括绪论、方法论(逻辑学)、技术论三部分，在绪论里讨论了“思维与思维方法、逻辑与逻辑的发展”。他把方法论称为逻辑学，包括“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思维历程(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把形式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等内容作为技术纳入辩证逻辑体系中。他认为辩证逻辑是真正认识世界的逻辑，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仅仅是形式的，只是演绎逻辑关注语言文字的形式，归纳逻辑关注的是思维活动本身的形式。
艾思奇认为辩证逻辑是高级的逻辑，也叫辩证法。“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的学问，就叫做‘论理学’。”这种论理学也叫“动的逻辑”。“我们由论理法则的研究，不但知道思想是这样运动，同时还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也是这样运动。因此我们的论理学同时又可以算做我们的世界观。”他认为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动的逻辑”的法则。“辩证法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永远会运动变化，没有一刻静止，时时刻刻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东西。”
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艾思奇认为形式论理学的用处是，“如果要把一件事物单独分离开来看，或者要把它当作静止的状态来看，或者在很小的日常家事的范围里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用形式论理学了。”因为形式论理学是在社会不进步时候产生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低级的思想，所以就要扬弃。“形式论理学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不是思想，然而只算低级的思想；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论理学。形式论理学到现在是被动的逻辑扬弃了，否定了。”
二、马佩先生对1930年代辩证逻辑思想的超越
辩证逻辑的观念的形成与用唯物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一样，是国人接受的西方的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冲突。从文化传播讲，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西学东渐一个重大思潮，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辩证逻辑观念的影响之一，是当今出现了以研究辩证逻辑为学术追求的一批学者，代表人物有马佩、赵总宽、章沛、且大有、李廉、桂起权、罗翊重、何华灿、彭漪涟等等。为了使这一门学科成立，他们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和建构，形成直到今天中国逻辑学界还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佩先生的努力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其二，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换一种说法是按照“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逻辑学的定义去探求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一)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马佩先生认为，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判定思维形式正确性的
方法的科学。逻辑学可以分为辩证逻辑和非辩证逻辑两大类。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即是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非辩证逻辑(或叫普通逻辑)是关于普通思维的科学，是普通思维的逻辑总结，是研究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他把普通逻辑分为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并认为普通逻辑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就整个人类的发展看，只有对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逻辑，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应以辩证逻辑为重点，把逻辑科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辩证逻辑阶段。
他认为：“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前者反映事物相对稳定阶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后者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由于辩证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因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就具有能够体现出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的结构。”
马先生反对玉路先生的取代论观点。他在《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一文里认为，不应以数理逻辑内容完全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现代逻辑是辩证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因为人类思维分为形象思维、普通思维、辩证思维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有两种逻辑科学：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普通思维形式有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普通假说和普通论证，普通逻辑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逻辑学说为代表的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以古典数理逻辑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的现代形式；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辩证假说、辩证科学理论。辩证逻辑也包括非形式化辩证逻辑和形式化辩证逻辑(数理辩证逻辑)两种形态(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主要指前者)。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第二，逻辑学要现代化，不能抛弃传统逻辑，传统逻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对人类逻辑思维的培养发挥过、_并且还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不应该对它采取简单的抛弃态度的。第三，传统逻辑是数理逻辑无法取代的，因为传统逻辑中除了必然性推理的理论以外，还有许多内容是数理逻辑无法包容的，所以不能取代。第四，传统逻辑主要是用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数理逻辑则是用数学演算和人工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对于一般的学生和一般的干部最需要的是传统逻辑知识而不是数理逻辑知识；在讨论人生、伦理、政治、实践、心理、审美等问题的学科领域中，数理逻辑无法取代传统逻辑。在论述中，马先生根据自己的逻辑观，对王路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此外，他提出在逻辑界应该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要求人人都研究数理逻辑。
(二)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
马先生辩证逻辑学科构建的基础是，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辩证法。他说：“必须克服把辩证逻辑与辩证法相混淆的错误倾向，沿着辩证逻辑逻辑化的道路前进。”所谓辩证逻辑逻辑化，是按照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方法来构建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辩证逻辑基本规律、辩证逻辑方法，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辩证思维研究》一书中。此书内容包括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辩证逻辑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和辩证思维形式四个部分。马先生明确提出了辩证逻辑要逻辑化的口号，主张“辩证逻辑只应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不要研究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把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的对象，势必把辩证逻辑与哲学相混淆，或者甚至把辩证逻辑归结为哲学。”
关于什么是辩证思维形式，马先生理解为，“正是在辩证思维中抽象掉形形色色的辩证思维具体内容后所剩下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例如，在其著作《辩证逻辑》里，关于辩证命题的理论，他认为：“辩证命题就其形式结构来看，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辩证命题完全承袭了普通命题的命题形式，它只是在普通命题形式中注入新的辩证的内容；另一类辩证命题在形式结构上有异于普通命题形式。”他认为，有些辩证思维不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及其结构，决不能排除其他的辩证思维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而事实上这些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也确实存在着，而它们也正是辩证逻辑应该研究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