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管理科学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3-06-01 18:01:43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1
关键词：林业经济；科学管理；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326.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52-01
一、林业经济的发展现状
1.当前实行的林业政策，对林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林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属性，林业的科学发展是林业经济走出困境的要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前的林业政策根本不能够适应林业经济的科学发展，会极大地制约林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
2.林业部门的管理相对比较落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有关部门的管理缺乏有效性；第二，林业部门对私人经营林业的控制力度不够，不能按国家的可持续要求进行经营。
3.林业经济的发展不能很好的符合可持续性战略，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林区又大多分布经济最贫困的山区。所以，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各地不惜对树木进行破坏性和掠夺式的采伐，仍然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林业经济的科学管理
1.要制定更为科学的林业经济管理政策。政府制定有关的林业经济发展政策时，一定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调查，在确定该政策具有可行性后才可以出台。制定政策时，还要更关注林业经营者的立场，以便实现林业政策的双赢甚至多赢，使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能够在合理的政策下进行，实现林业的经济利益和效益。
2.重视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林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要加强科技创新，全面地支持建立林业产品的示范基地及园区，以便提高林业的发展水平。同时，要实现林业经济的科学发展，就一定要从仅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向追求生态、社会以及经济效益不断转变，只有使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得到转变，才能够不断改善林区的生态状况、实现林业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如果要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重视对林业中龙头企业的培养与支持，通过这些龙头企业来提高林业的发展水平。
3.引导林业的发展由关注经济利益向重视生态效益转化。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可以对林业经营企业给予减税及补贴的优惠，以鼓励和支持各个林业企业从只重视经济逐步向关注公益转变，这对于实现林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4.提高林业产品的质量，遵守WTO相关的规则。(1)逐步建立起林业产品质量的有关监测网络，各个地区要加大对林业产品科研的推广力度，配备科研的设备、定期培训业务人员、完善林业质量监督机构，加强对林业环境的检测及对林业产品检验等；(2)要不断地完善林业产品质量的管理体系，制定林业产品质量的标准化规则，加强对产品生产整个过程的控制及管理，以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3)严格地遵守WTO的相关规则，积极建立林业产品的质量认证体系，创出名牌林业产品，提高企业的信誉，以使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5.优化林业经济的结构，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不断优化林业经济的结构，不断促进新经济林的建设和发展，加大对新型林业产品的研发，推进林业产品的精加工和深加工。同时，促进具有特色的林业经济的发展，以培育出新的林业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比如，开展有关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优化林业经济结构，实现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要能够充分地利用林业的特色产品，比如，开展林产品绿色加工。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林业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才能实现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引发新兴的产业，实现林业经济的良好发展。
6.经营者同样要为林业经济的科学管理做出贡献。各林业经营者在经营时既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要树立起正确的发展观、经营观，科学地经营好自己的林地，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要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不仅要通过经营取得收益，同时，也必须要尽力实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同、和谐发展。
三、林业经济的发展趋势
为了能够实现林业经济的科学、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一定要重视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
1.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林业经济的发展方向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林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变阶段，也就是林业经济的战略转变阶段，具体来说：从生产木材为主逐步向生态建设为主的战略性转变、从天然林为主逐步向人工林为主转变、从毁林开荒为主逐步向退耕还林为主转变、从无偿使用为主逐步向有偿使用为主转变、从部门性林业逐步向全社会性林业转变。
2.林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当前，林业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适应世界趋势，从世界林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说，当前的林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全面的、科学的管理时期。林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下列发展趋势：(1)可持续发展是林业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且重视和保护林业资源及生态环境已经取得了国际的共识，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有了相关的发展准则；(2)对林业经济的发展进行更加全面的、规范化的管理；(3)强化了对林业生态系统的科研力度，建立起了林业经济的会计核算体系；(4)林业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发生了很大改变，林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供给量的制约逐渐转向受到市场与资源的共同约束，科学地开发及利用森林资源已经成为促进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5)林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不断提高，国际和区域间的合作日益加强，这适应了国际一体化的发展，为调节林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结语
要实现林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就要加强对林业经济的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利用经济的发展符合自然及经济的规律，才能促进林业经济的科学、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时刻关注林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并适时地调整相关的发展战略也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玉明.关于发展林业经济的理性思考[J].吉林林业科技,2003(21).
[2]陈新云,陈建成,甄芳洁.林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分类[J].林业经济问题,2004(3).
[3]陈建成,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林业经济需研究的几个问题[J].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2
1.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
系统动力学方法(SystemDynamics，SD)以计算机模拟技术为措施，基于反馈控制理论，实现定量结合定性的科学方法，经济与管理等均是其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系统动力学方法立足于整体，从宏观行为逐渐向微观结构进行剖析，在周期性以及长期性的问题中具有高度的实际应用价值，尤其适应于处于精度要求低、数据不全面的经济管理问题，可将其视为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的旁支，以横向的形式跨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
就系统方法论而言，结构方法为系统动力学的核心方法，整合历史方法与功能方法。而从系统科重”的反馈回路，主导回路存在较大的可变性，为非线性系统。上述理论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J.D.Sherman的著作《商务动态分析方法：对复杂世界的系统思考与建模》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系统动力学模型基本等同于一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式，系统动力的内部反馈机制及内部动态结构直接决定着系统的特性及模式，系统也许会随着外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鉴于系统行为扎根于系统内部，所以是恒定不变的。系统动力学方法示意图如图1所示。
2.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分析
作为面向未来的稳健决策方法，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Agent-BasedModelingandSimula¬tion，ABMS)有助于解决经济与管理中的各项复杂性问题，起到预判趋势与审度结果的作用，降低决策失误的概率。可将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方法理解为由上而下的捕捉系统行为，宏观现象由微观个体的所产生的交互行为（非线性）衍生得出，类似于“人浪效应”，其核心概念为“1+1<2”，即整体大于部分汇总之和。基于该工具，经济与管理科学中的组织及系统经过重构成为了具有相互作用的Agent集合。
基于复杂的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构建Agent模型并加以模拟，其核心作用在于对系统行为进行复制，对可能发生的结果进行预判与审度，长期战略与短期决策均可适用。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组成部分为多个可相互作用且具备适应性行为的独立个体，各个独立个体虽然带有自身的规则与属性，但是在Agent模型中可实现整合目标一致性的目的。
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与管理研究方法，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既可适用于虚拟层面的经济与管理问题研究，也可延伸至真实世界的决策与判断，鉴于传统的研究工具与模式并不具备模拟性与动态性;因此，笔者认为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大有彻底颠覆传统研究工具与模式的趋势与潜力。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示意图如图2所示。
3系统动力学与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对比分析
3.1共同或相似之处
系统动力学与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均属于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实现计算机模拟研究的主要方法行列，其共同或相似之处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均为有助于科学决断的面向未来型的科学工具；2)均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结合;3)均具备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所不具备的长处与特征；4)均可实现对非线性（non-linear)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以及现实社会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进行预判与审度。非线性经济与管理特征图如图3所示。
3.2区别之处
3.2.1核心思想
系统动力学的核心思想即为计算机系统的主要特征与行为模式，直接受到内部反馈机制以及动态结构的影响。笔者认为，系统动力学的宏观行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其内部的微观结构，在微观结构恒定不变的前提下，系统的宏观行为也不会产生本质的改变。
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核心思想建立于“1+1<2”，即整体大于部分汇总之和的概念之下，系统的全部宏观现象均是由非线性交互适应性行为以及多样化交互适应性行为衍生而出的[3]。经分析，系统动力学与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核心思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核心思想不同，诸如研究思路、研究工具和评判标准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也直接导致上述2种方法相互割裂，互不交融。然而，鉴于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核心思想坚持“1+1〈2”的理念，因此，其比系统动力学更为稳定。
3.2.2分析单元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分析单元行为直接受到系统微观结构的影响，鉴于其内的部分敏感变量随时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其主导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可变性。基于同一系统结构环境中，假设时空条件相对恒定，其主导部分以及非主导部分均可实现互相转化的目标，整个系统的分析单元也呈现出动态可变的特征。
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则涵盖2种不同的分析单元规则：第1种为基础性质的行为规则，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系统视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反应基本规则；第2种规则较之第1种的级别更高，可对第1种的基础性质的行为规则进行改变与修正，即为“规则之上的规则”，体现出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在经济与管理科学领域更强的适应性与实用性。
3.2.3构建模块
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构建模块由可实现互相作用的反馈循环模块构成，系统的行为特征是通过反馈循环模块所产生的。基于该理论，笔者认为，系统动力学的构建模块即为反馈循环模块。
针对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模型而言，其核心的构建模块即是Agent，整个模型是由若干个A-gent模块及其内部运行所构成的。一般而言，各个Agent均带有明显的独立性，规则各不相同，其全部的适应性行为均是通过Agent各异性的规则以及互相作用而出现的，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宏观现象得以产生。
3.2.4建模层次与视角
系统动力学的建模层次始于宏观层次，立足于系统整体的平均水平。建模视角则是自上而下，整个分析过程由宏观行为开始，至微观结构结束，并未足够深入。
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建模层次始于微观异质，先行明确Agent的规则与本质属性，对其适应性行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随后引申出宏观现象。建模视角则是自下而上，宏观层次现象很大程度上依赖微观Agent的交互性行为与适应性行为而涌现，因此整个视角显得全面而深入，较之系统动力学更为合理。
3.2.5动态起源与数学公式
系统动力学的动态起源为“累积”，状态变量等同于水平变量，信息—能量—物质的逐渐叠加累积，系统前一时刻的本期进出速率以及水平累积变化直接决定着系统的状态变量。鉴于累积形式的动态起源必定会产生惯性延迟现象，对经济与管理的决策产生不良的影响。数学公式则为非线性微分方程组，构成部分为速率方程与水平方程，计算机自行完成差分求解，计算软件多为Vensin软件与Dynamo软件。
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的动态起源为事件本身与变化起因，行为变化出现在阈值被完全突破之后，对较为复杂的经济与管理科学问题能起到更为理想的解决效果。基于Agent的建模与模拟并不存在特定的数学公式表达，只是在IF—了HEN逻辑规则的指导下，对下一步的行为实现调整与优化，其中还包含遗传算法（GeneticAlgorithm)等，常用的软件有Netloogo和Swarm等。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3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新中国成立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4
一、安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安徽区域经济发展是理论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与会代表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如何促进安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卫教授从创业环境的角度提出了安徽省城市创业环境评价及其优化政策设计：基于GEM框架的实证研究。他运用GEM研究框架将创业环境综合为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究与开发转移、商务环境、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文化与社会规范等九大因素，并运用回归方法分析了创业环境因素对创业机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安徽省城市创业环境和创造创业机会的政策建议。唐根丽老师利用GEM专家问卷调查数据，对安徽省芜湖、合肥、亳州等三个城市创业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创业环境、缩小城市间创业环境差异性，进而推动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刘冬华博士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城市创业环境的评价差异性比较分析入手，对安徽省创业环境问题进行了探讨。
万红先副教授从新型工业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出发，提出了建立一套适用于安徽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该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了安徽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现状，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安徽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战略措施。
马慧敏老师按照我国第三产业的分类标准，选取了14个有代表性的指标，对安徽省17个市分别进行了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通过对各市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分类和排序，反映了各市第三产业的现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调整的方向。
秦超副教授对安徽省1985―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的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总结了安徽省“十五”以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现状，提出了利用外资促进安徽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建议。
胡登峰博士在分析了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基础上，结合苏皖浙沪三省一市汽车产业发展态势，运用“区位熵”、“积聚经济效应”、“关联效应”比较分析了这三省一市汽车产业集群情况，最后，提出了发展对策。
二、安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安徽经济腾飞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加快安徽中小企业发展，与会代表分别从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融资以及信息化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冯德连教授认为，安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家素质、税收优惠、东道国潜在消费数量、国内政策扶持和企业资本运营能力等，促进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成长的对策主要有健全与落实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政策体系、健全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服务体系，以及鼓励企业家创业和中小企业吸引国际化人才等。
孙君老师分析了安徽省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困境及其存在的原因，并结合国外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安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对策。
程昔武副教授分析了安徽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信息化过程中中小企业面临的内部控制问题以及信息化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影响，提出了中小企业信息化进程中基于COSO内部控制的安全对策，并引入IT治理模式，致力于促使安徽中小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发挥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安徽金融市场发展问题
安徽经济的兴起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完善，构建科学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促进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
潘淑娟教授以安徽省农村信用社为例，对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绩效进行评估，结论是，农村信用社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成效是表面的，并没有达到改革预期的理想目标，而是沦为了主要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工具，也不符合农村金融的需求。因此需要把握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另辟蹊径,建立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曹强老师指出，安徽省的民间金融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融通需求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所隐藏的金融风险和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建议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进一步规范监管民间金融行为，完善安徽省金融体系，使其健康发展。
郑瑞坤老师用单积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安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进行了时序数据分析，为安徽房地产投资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预测结果，对于预测未来、分析安徽房地产投资状况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
虞文美老师在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的衡量金融生态的九个通用指标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按照数据的可得性和便于比较的原则，对安徽省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困难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加强安徽省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四、安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问题
安徽省已正式展开了“生态省”建设工作，研究安徽省经济、环境和能源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对加快建设“生态安徽”的步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重要意义。
鲁峰教授提出了适宜低洼地生态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以及借助自然力，改变沿淮低洼地生态面貌的新思考；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修复和重建低洼地生态系统；提高低洼地的自然生产力、经济生产力、景观吸引力、可持续发展力，完成土地功能的转变；低洼地景观开发应与旅游开发充分结合，二者相互促进。
李超老师提出了基于AHP的安徽省经济―环境―能源协调发展能力的测度与评价理论，他在对安徽省近十年（1997―2006）“经济、环境与能源”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安徽省经济、环境与能源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系统层次结构评价模型，根据AHP评价结果计算出各系统间的协调度，对安徽省历年的经济、环境与能源的协调发展能力进行了测度与评价。
张士杰老师对安徽省构建和谐社会与优化能源结构进行了相关分析，提出建立完善的能源评估体系、制定符合和谐社会的能源战略、降低能耗，建立节约型能源系统以及发展多元能源结构是解决和谐社会中能源问题的必由之路。
五、科学兴皖的法治保障及其他问题
为了有效实施科学兴皖战略，与会代表还就科学兴皖的法治问题、新农村建设、促进合作经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关于科学兴皖的法治保障问题，胡建老师认为，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纷争的社会，而是具有一套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能尽量减少纠纷并使社会长期处于和谐状态的社会，仲裁制度就是其中一种较为重要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较于诉讼和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仲裁因其具有突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简便快捷、分散和制衡司法权等制度价值而在化解民事纠纷，构筑与维护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有必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我国仲裁制度。
梁家贵教授指出，新时期农村宗教发展迅速，出现民众信仰呈多元化趋势、宗教种类以基督教为主、极易出现异化、不同信仰存在潜在矛盾、境外势力加大宗教渗透等五个特点，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加强管理、切实关心和保障广大农民利益，铲除腐败，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构建安徽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安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4）08―042―05
一、形相：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样貌
（一）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跨学科形相
随着1997年《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的颁发，“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正式并作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至此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诞生。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对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科概况介绍如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该学科对于研究教育领域中的经济、教育管理科学化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中也特别说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可授予管理学学位或者教育学学位，这从政策层面展现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有的样貌：跨学科。学界对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也都趋向于跨学科的定义。“教育经济与管理是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其特点是将经济学原理和管理学原理运用于教育管理过程之中”…。“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培养的跨学科人才的主要任务是探索教育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并用管理理论分析教育系统运行机制，改革教育的管理体制，提高教育的资源配置，以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教育与经济管理的运行规律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效益之间的变化”。
两个政策性文件不管是从学科设置还是从学位授予方面都给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合法身份”。
再从课程体系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形相。我们以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为例。作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开设的先驱代表，它的课程体系也体现出跨学科的形相。如表1所示，北京师范大学根据每个学院的侧重点的不同，分别在教育学部、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院等三个学院设置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力求运用多方面的资源优化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但有实力在教育、经济、管理学院均开设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校并不多，但每个学校都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考虑到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特质，通过基础课、选修课和讲座等形式丰富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
（二）学科点设置的跨学科形相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归属学科为教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而且可以授予管理学学位和教育学学位。因此，学界在专业点设置的时候，会根据大学的学科优势，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放在不同的学院或者强强联合，在不同的学院同时设置，这也体现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形相。
根据表2显示，在全国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设置中，设置在教育学院的比例最大，为40%，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的比例为35%，另有25%的硕士点是根据高校自身的资源、特点分设在不同的学院，不过鲜见设立在经济学门类中的硕士点。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点设置的跨学科形象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分散性，也有多学院设置的情况。例如，学科发展较早且成熟的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都在不同的学院或研究院设置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力求从不同的学院、研究院的特点出发，发展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某一学科优势。
（三）导师队伍的跨学科形象
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对设有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点的“985”高校进行搜索，2009年到2013年共有612篇学位论文，根据选择的612篇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排序，可以看到前十位的导师有教育学背景、哲学、管理学背景，如表3。这样多元化的教师队伍构成也体现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具备跨学科形相。
二、形相与价值的分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困境
（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价值的困境之一――不足以称为学科
在谈教育经济与管理的学科价值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学科、专业及其之间的关系。
从词源上来看，“学科”一词来自于英文中的diseipline，它最初的概念与知识和学习有着紧密的关系。伯顿?R?克拉克认为，“一门门知识则称作为‘学科’”，“学科活动的‘共同内容是知识操作’，其本身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以及应用知识’”。
而“专业”在《教育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相当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的课程计划（program）或者美国高等学校的主修（major）专业。专业指向的是职业，它是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在大学中它是指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基本组织单位。
学科和专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知识领域和组织实体两个方面。第一，在知识形态中，学科与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与门类清晰的知识体系相对应的；而专业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劳动分工，并根据分工的不同划分相应的门类。第二，在组织实体中，学科的是由学科的使命、学术信息和相关的学科物质支持资料等要素构成。学科力求的是知识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学科发展的力量带动知识的进步；而专业的构成要素则对应的是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等。
在厘清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关系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之所以不能称为学科的原因也逐渐明朗。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产生的背景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这也成为跨学科研究兴起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跨学科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跨学科的研究生教育问题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国家学位目录先后经过了1990年、1997年、2009年、2011年四次修订，通过四次修订我们可以看出，学位目录设置正在满足面向社会需求改进。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之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1997年的学位目录修改中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出现披上了浓厚的人为色彩，人为的力量大于学科内部的张力，它意在将教育作为公共事业，以教育问题为中心，整合管理、经济、教育的知识，解决教育的问题。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进行研究，而且事实上，很多学科的学者都在基于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研究教育问题，而教育的研究范式也在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精华。因此，主观上以教育问题为中心力图为适应社会需求，“造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专业），似乎本身就不必要。学位目录中即使没有这个学科，不少经济学、管理学的学者也自发地研究教育问题。
从上述内容可知，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缺乏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作为一个学科的学科知识发展内在张力。“学科的制度化指的是那些处于零散状态且缺乏独立性研究领域向独立的、组织化了的学科转变的过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是否能够转变为一门独立的、组织化的学科，我们可以从学科组织和学科文化两方面情况进行分析。
学科组织是学科制度化的物质外在条件。“其标志有：①在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以保证学科教学、研究的权威性；②在大学里建立一些相关学系并开设学科课程，以保证学科知识的传承；③大学颁发学位证书，尤其是博士学位证书，以保证学科教学和研究的质量标准；④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以保证学科的群体知识消费性；⑤编辑学术期刊，以保证学科知识生产的前沿性和成果交流；⑥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J。
对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组织中，目前，鲜有院校开展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首席讲座职位，教学多数以班级制度展开，学科的影响力有限；成功地在大学中建立相关学系并开设课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可授予管理学学位和教育学学位，但全国范围内的博士点较少；在全国学会组织中，已经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经济学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但教育经济与管理目前没有独立的学会；和没有独立的学会一样，教育经济与管理也没有自己的学术期刊以及专门的图书收藏制度，这都导致教育经济与管理目前的学科内部张力不足。
学科文化指的是“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语言符号及成员之间特有的精神风貌以及相应行为准则的总和。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以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刚刚进入不同学术专业的人，实际上是进入了不同的文化宫，在那里，他们分享相关的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的信念”。教育经济与管理目前依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专业，在短时间内很难沉淀出学科共同的价值观念、学科文化、行为准则等。
由此可知，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不论从“形而下”来看，还是从“形而上”的学科来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目前仍不能完全称为学科。
（二）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价值的困境之二――跨学科知识整合的艰难
曼西利亚（Ver6nica Boix Mansilla）曾提出：“跨学科的三个特性：意图性、学科性和整合性。首先，跨学科是有意为之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拓展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为了去终结它，即提高我们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其次，跨学科研究需要基于学科得知识，不仅是学科研究的成果还包括该学科思维模式的特点；再次，跨学科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整合，而不是去并列各种学科视角，需要达到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
由于发展的时间短，学科本身的不成熟，研究学者群体较为单一，除了部分教育学科内人士对其的研究，无法引起更多相关背景的学者关注，这对于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专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根据曼西利亚提出的跨学科的意图性来说，跨学科需要我们提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在实际上“跨”的时候，各学科之间的融合的程度，“跨”的宽度和深度也都受制于这些所指向问题的限制。这是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跨学科的第一个难点，前面说到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创建之初，人为的力量大于学科本身的内在张力，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从建立至今对其的研究相对于其上位学科、平行学科来说可谓少之又少，更谈不上解决问题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知识整合的难点在于学科性、整合性。由于发展的时间短，学科本身的不成熟，研究学者群体较为单一，除了部分教育学科内人士对其的研究，无法引起更多相关背景的学者关注，这对于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专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目前的学科知识多数还是以教育学为基础，如何更深入地和管理学、经济学融合，吸引相关背景的专业人士共同发展学科，并借用其思维模式的特点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对于目前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来说是难点，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价值的困境之三――跨学科知识创新与研究生培养在实践上的“两张皮”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的实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之上。人才培养是否真的能够体现跨学科的特性，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位论文来看。学位论文在人才教育培养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物化形式能够综合体现研究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系统知识和学术科研能力。教育经济与管理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专业，无论是在论文的选题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无不应该体现出跨学科的特性，学位论文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反映出人才培养的优劣。
在通过上述提到的612篇学位论文，进行关键词统计，得到图1。
通过关键词频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所选的612篇学位论文中，大多是对高等教育、高校出现问题进行一些定性的分析和提出对策。在这些定性的分析中，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引用文献等方法进行研究的占多数。只有接近十分之一的论文使用了不同程度的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例如，统计测量、实证实验、因素分析和模型建构及经济学分析等研究方法。
从人才培养的成果上看，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人才，无论在论文的选题还是研究的方法上，还没有真正体现出跨学研究的特性，研究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教育领域，且单是教育领域自身即可解决的问题，无须使用经济、管理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来解决，跨学科研究的整合性较差，更谈不上所需解决问题的前沿性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这样的人才培养结果是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真正跨学科程度的体现。学者们目前的科学研究跨学科本身的难度较大，因此，人才培养知识体系也难以真正跨学科。按照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制，学生只有三年的时间进行学习，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要掌握三个学科的知识根本不可能，延长学制明显也不可行。同时，跨学科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在实践上的“两张皮”现象还受到组织阻隔的强化。没有哪个学校真正是将教育经济与管理作为独立组织单位设置，其中的导师和课程授课教师都分属于不同单位，这是几乎所有跨学科作为二级学科的尴尬。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学科发轫的内在动力不足，几乎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而知识逻辑的延伸和跨学科知识整合的艰难，直接导致无法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真正“跨”起来的知识体系，因此，纵然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具备较为完整的跨学科形相，但研究生培养的结果无法达到跨学科人才的要求。
三、价值提升：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优化途径
（一）内部求突破：找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核心价值及学科定位
“从学科系统形成的角度上看，全部学科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其一以对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学科系统；其二则是以问题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学科系统”。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系统通过经验归纳和理论演绎力求去解释世界是什么，而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系统则是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去力求去改造世界。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置是人为的事，旨在面向社会需求，设置这个专业（二级学科）的核心价值应当是整合知识和培养复合型人才，属于典型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非以对象为中心的学科。
普朗克曾在《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说道：“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割为单独的部门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而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我们知道学科之间呈现出彼此分割的独立性，而科学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社会问题和需求也是一个复杂体，单个的科学研究和复杂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和错位，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条件，而这也正是教育经济与管理的核心价值的体现。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应该走以问题中心的科学发展路线，以问题为中心产生特有的学科规训，以此建立一个有跨学科特色的知识、制度、规范及组织机构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因此，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发展应该以问题为中心产生新的知识增长点，更密切地联系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将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科研成果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的价值，让科学为实际工作服务。
（二）外部求生存：建立学科点建设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
硕士点作为专业学科实现教学的实体组织，既能体现出专业自身的发展成熟度，也能体现出教育界对于学科的重视程度以及社会经济对专业的需求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自1997年开办以来，随着研究生招生的不断扩招的大环境以及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自身的发展，教育经济与管理学专业的硕士点也在不断增加。在全国主要省份已有的94个硕士学位点中，师范类院校有27个，占比29%；非师范类综合院校有67个，占比71%（见表4）。
随着2002年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二级学科专业工作的开展，大量二级学科由学校自主设置。而目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办学水平参差不齐，要求发展首先必须规范学科点的设置，引入学科评估和动态调整的制度，对学科点优胜劣汰。
通过对教学水平、教学成果和科研水平、科研成果两个维度对学科点的建设进行评估，对于无法通过评估的学位点勒令整改，无法在整改期限内再次通过评估的学位点撤销其办学权限。
四、动态调整：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跨学科培养的推动力量
动态调整分为国家和学校两股力量，推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发展。
（一）从国家的力量来看，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设置为一级学科
通过国家学位目录先后四次修订过程可见，2011年的学科目录只设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不再出现在学科目录中。国家正在以二级学科设置为重点向一级学科设置为重点的变化，相应的管理和资源配置会越来越向一级学科倾斜。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位于公共管理的一级学科之下，与之平行的二级学科还有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以及其他新兴的二级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在这些平行的二级学科中，无法在资源再配置的过程中获得优质资源，在这样夹缝中生存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转为一级学科必然能带来更多的优质资源，通过这些优质资源来发展学科内部知识创新和外部组织建设，以此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二）从学校的力量看，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资源条件，建立多元化的师资结构
根据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发展路线，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如下：力求培养以熟练掌握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原理为基础，灵活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各级各类教育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的实践型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课程设置根据我们的培养目标而设定，而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并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跨学科人才要求，或是侧重于教育学原理，或是侧重于管理学原理。培养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跨学科人才首先要打破传统教育学院（系、研究院）课程体系，拓宽专业基础面，提高管理学和经济学专业课程比重，促进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解决日益复杂的教育问题。
经济与管理科学范文6
关键词：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发展历程；目标；对策
中国林业的发展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发展领域里的重要分支之一，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林业经济管理的发展也向着可持续、循环经济的科学化方向拓展。探究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从林业学科发展至今，它也面临着现代经济形势下林业经济运营模式，管理模式等的变革挑战。如何适应现行林业的快速发展，是林业经济管理学首要的目标。针对以上问题，下面具体阐述一下。
1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1.1世界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现状
随着林业经济管理学的不断规范，以及科学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应用到了林业。各个国家对林业的发展制定了相关政策，这就是产生林业经济学的起因。由于林业产业产生的利益分布不均，在林场主和森林工业资本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人们为了能够从林业产业当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开始着手对林业资源展开调查。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林业学科的重要分支，很多研究人员都开始从事研究林业经济的问题，这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在中国，由于历史的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不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对资源的滥采滥伐以及不合理利用，导致现在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生态环境破坏而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灾害与次生灾害。随后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也融入了生态系统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体系，这就是世界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现状。
1.2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情况
中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是始建于1959年，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全国10多所林业高校布点，并且30多年来为我国的林业建设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大量的林业经济管理学人才。中国在经济建设的初期，林业经济发展的速度空前加快。但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林业经济问题，在建设初期，我国并没有独立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有的只是针对性地对农业经济中的一部分林业经济问题的相关研究。当时我国缺少专业的人才来解决林业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种管理问题与经济问题，所以当时的林业迫切要求开设林业经济管理方向的科学研究。同时我国在林业发展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林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国形成了独立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在初期，我国开始对林业展开研究，我国首先向其它林业上相对发达的国家借鉴学习，在通过对苏联林业经济体系的研究后，我国形成了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林业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各高校加大了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我国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近年来，我国在林业经济管理学方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以及渐渐地形成了我国独有的林业经济管理体系。
2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与目的
林业领域的相关学科种类繁多，林业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和影响，经济科学与环境、资源、生态等学科的交叉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这其中有林业经营管理学和林业经济学等学科。森林产业的产值巨大，林场主，客户，林业衍生产品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还与另外两个体系发生了影响关系，分别是生态系统和环境协调发展系统。林业本身就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对森林资源进行开采的同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开采。有人说，开采生态资源就是破坏生态。这句话并不正确。在开采森林资源的同时做到合理开采，种植树木，协调好林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林业经济管理学在这里就起到了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林业经济管理学这一学科应运而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建设为林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科学的发展让林业经济发展得到了深化，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也是的利益最大化，资源再生最大化。林业经济管理学就是这个学科领域的重要学科，林业的生态环境建设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就是林业经济管理学这一学科成立的重要目的。
3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未来发展的对策
3.1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我国的国内经济形势的特殊情况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所面临的挑战是来自于林业的快速发展。所有经济形势的实践都需要理论的指导，和人才的供给。建立完善健全的人才体系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木材和林产品贸易是一个专题，对外贸易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把关，都需要相关人才的管理。林区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难以把控的领域，林业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宏观管理要求也较为严谨。林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这就对管理者有着多知识领域的要求。管理模式往往需要开拓创新，同时从业人员基础的理论知识要相当扎实，能够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实现再创造。林业经济管理学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
3.2科学团队的建设。理论研究产生科学的理论知识，而理论研究需要一个健全的科学团队。一个分工明确的理论团队，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将各自的研究成果分享并加以分析，往往能够产生新的理论，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林业经济管理学是林业经济的理论指导，也是联通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协调发展的桥梁。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是可持续的，高效能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科学团队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完善的林业经济管理学理论体系，建设健全学科理论研究。我国的林业科学研究在应用到实际当中有一定的困难，科学的团队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能够研究出现代化的设备，投入到生产当中，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做到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不污染环境，不造成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