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范例6篇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1

一、开发西部的战略原则

1、重点开发与综合统筹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战略安排,目前专家学者见仁见智,但一般都主张将重点放在江河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方面。应该说,这些主张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是开发西部必须重点考虑的。但持这些观点的学者也只是站在各自的角度分析问题,缺乏统筹性。笔者认为,开发西部应进行系统规划。

首先,在时间安排上应分阶段进行。自80年代初开始,在特区理论和“梯级理论”两个重要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开发了东部。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伴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及较长时期的繁荣,东部地区的经济从开发到成熟只用了二十年时间。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严酷,因而开发所需时间可能不会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不会短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这二十年时间的安排,我们考虑至少应该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交通、通讯、生态以及环保等建设;接着再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资源开发,主要是资源本身的开发,同时做好生态与环保工作;然后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发展西部地区的加工工业,这种加工工业必须以西部的资源为依托,以提高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当然,这三个阶段开发的内容虽然各有重点,但也不能截然分开。

其次,西部开发必须走综合规划、综合开发之路。在中央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列出了诸多开发项目。但冷静观察就会发现,在热情的背后却缺乏一个开发的整体构想和综合规划。而这正是目前西部开发中最需要的。之所以如此考虑,理由在于,一是考虑到该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人们的意识中,西部地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原材料,开发西部就是将这些能源、原材料开发出来,源源不断地输向中东部地区。如果按这种认识和思路开发西部,一旦将来西部地区的资源枯竭,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将面临无法估计的困难。前苏联巴库石油城的盛衰过程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二是考虑到战略大循环因素。从战略循环讲,将来东部地区应该、也必定率先溶入国际大循环,即走两头在外的路(这一迹象已现端倪),至少部分依赖于外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则更容易走一头在外之路。这样,西部地区就不能只作为中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而开发,必须从长远着想,做好开发前的综合发展规划,走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2、区域开发与整体带动相结合。对于开发西部的主张,许多人认为不过是开发完东部后的又一区域开发战略,其最大的受益者是西部诸省区,所以,他们对西部开发不报什么热情。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纵观二十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经历了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82年,第二个周期的复苏期开始于1991年,每个周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如果纯粹从时间轮回过程分析这种周期,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大约十年左右时间为一个周期。按这种时间周期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在经过90年代末的几年衰退后,应该在2001—2003年出现一个新的复苏,开始一个新的周期。进一步讲,以往两个复苏,都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中的两次大规模开发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8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以开发深圳为龙头的特区开发计划,这是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基础;90年代初国家又实施了海南开发(后来搁浅)与上海浦东开发计划,这次开发(尤其是上海开发)成了整个90年代全国经济繁荣的基点。因此,在宏观经济增长中除了常规增长的部分外,国家实施地区开发则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推动力。

不过,前两次开发说到底还只是一种“点”式开发,形成的也不过是一种增长点。与此不同,西部开发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形成了一条面对中东部地区的弧线或称为弓型线,该线极易辐射成面,从而成为面的开发。同时西部开发在难度、辐射面、投资量、纵深度等方面都远非东部开发所能比,国家在过去20年中一直未走这步棋,其原因也正在于此。所以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均会大于以往两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部开发不但是西部地区的事,更是全国的事。退而言之,根据“短边理论”,尽管短边所占比重小,但它会影响整体达到最高水平。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广,人口虽然相对较少,但贫困人口占比高,如果现在不开发西部地区,使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迅速发展并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东部地区,那么要在21世纪实现全国宏观战略目标,不但可能性不大,而且还会因为地区差异过大而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的不稳定,以致使全国稳定的政治环境遭到破坏,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干扰,甚至完全破坏。从这层意义上说,西部开发也不仅是西部地区自身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3、政府干预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纵观国内外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史,其形式和措施各有不同。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投资者在西部每开垦一英亩土地,政府只收取1.25美元的象征性费用,然后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开发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投资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土地进行了掠夺式开发,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时期,我国主要从军事战略利益出发,也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开发。但这种开发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下进行的,在开发中,一方面是中央加大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号召各地无偿提供人财物。中央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应该说是符合投资规划要求的;而各地在西部所进行的所谓投资,却是靠行政命令进行的,甚至违背了投资者的意愿。因而,尽管这一时期的投资对我国西部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成功的运作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投资运作方式必然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在这次开发中,中央政府采取了“钳入式”投资模式,所形成的项目缺乏与当地经济的产业联系,形成了“飞地”经济,导致广大的西部地区长期难以统一的“二元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我国对海南省也进行了开发,虽然当时我们已有了开发深圳的经验,但还是采取了一种近乎自由化的开发模式,一哄而上,没有体现出海南特色,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类似美国西部开发时的混乱。

今天重开开发西部之战,我们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也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市场的经验,因此,不能再采取前面几种模式,而应该体现新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现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下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机制,既不完全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行政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西部开发中所谓体现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既要运用市场进行社会资源的配置,又不能放弃政府对开发的规划和干预。具体来讲,首先,如前文所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必须对整个开发进行总体规划,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抛开可持续发展谈开发西部;其次,除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外,其他投资基本上都应实行有偿投资,要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再次,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投资应结合西部地区产业特征,并加强新投资与原有基础之间的产业联系,对民间投资进行产业规划指导,甚至在必要时对部分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投资坚决采取拒入的强硬态度。

二、开发西部应有的金融支持

现代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功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其二是具体从事商业性金融活动从而支持微观经济。在开发西部过程中,金融业必须在遵循开发西部战略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功用,支持西部开发。

1、策划扩张战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近来有三件事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即国企改革、“入世”及西部开发。由于这三件事的提出有先有后,专家学者也分别对其发表了各自看法,但这些观点和看法基本上都是将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进行了研究。事实上,在未来的几年中,这三个问题将同时影响我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我们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

前文指出,西部开发必须坚持市场化开发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那么,除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之一外,其他各种投资者如企业也应是开发西部的主体。显然,从企业这个主体讲,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企业开发西部,实践已经证明是不现实的;东部地区的大企业在西部进行投资,尽管资金实力强于西部地区的企业,但也可能仍然是零星的。开发西部,需要众多的企业集团和大型企业配合以各种中小规模的企业进行,这就要求有大型的企业集团。但在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将“雪球”滚大,实现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因此,不论是在进入开发西部行列之前还是在开发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面临着既要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张,又面临着完成传统企业体制改造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银行这个重要的企业购并策划者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金融机构。为此,投资银行应为企业提供扩张资本的各种可选预案,并为企业购并牵线搭桥,不论这些企业是同一地区的还是跨地区的。2、参与融资设计。投资银行不仅可为企业购并提供预案,还能根据不同企业在不同条件下的融资要求设计相应的融资方案。对于同商业银行有较好关系,资产负债率较低的企业,可以设计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对于资产负债率较高,不宜于再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企业,可以设计直接融资,其中只想在中短期内解决资金困难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债券融资;对于既想融资,又想进行机制改造的企业,可以设计运用股票筹资;对于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既可以设计项目融资,走多样化融资道路,也可以设计项目投资基金,走较单纯的融资道路。目前西部地区企业在融资中,重间接融资轻直接融资,重股票融资轻债券融资。有的企业甚至不分析不同融资形式对企业的不同影响,只要能得到资金就挖空心思地搞所谓融资,结果不但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程度。投资银行应根据西部企业的实际,主动向企业宣传不同融资方式的特点,使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融资形式,以便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

3、提供融资便利。微观金融部门是具体融通资金的机构,它可以从资金上为西部开发提供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一是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国家证监委应在西部地区企业股票上市、债券发行以及投资基金尤其是产业投资基金审批中对西部给予倾斜,使西部地区的企业减轻债务负担,增加积累,蓄积能量,转换机制。二是参与项目融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西部开发不能以牺牲商业银行的利益为代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参与这种开发。商业银行可以向开发项目进行融资,从中实现商业利益。三是组织银团贷款。进入新世纪,金融业比较突出的变化中,利率自由化和风险加剧将是重要的两个变化。在这两个变化中,如果各商业银行打利率战,那么不会有任何一个赢家;同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筹码押在个别项目上的做法也只能进一步加剧风险程度。于是,银团贷款就成了比较理想的选择。

4、投入政策资本。没有一定的金融政策投入,金融业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就不是全面的。一是对西部地区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有许多人笼统地主张在我国分地区实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理由是美国就成功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如果简单地将这一政策移植到我国,可能并不会有美国那样的效果。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前,美国商业银行实行单元制制度,规定各商业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这种体制下,各商业银行通过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率而得到的实惠必然留在当地。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主要是总分行制,如果简单地实行有区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商业银行在不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从央行得到的那部分额外资金,会被其总行统筹平调到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特殊政策的作用必然得不到体现。但是,只要中央银行根据各商业银行西部地区分行整个信贷资金中投在当地的贷款所占比重,确定其享受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比例,那么,西部地区就能真正得到这种政策实惠。二是对西部大型投资项目贷款实行优惠利率。利率自由化后央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调节功能主要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率体现出来。运用利率政策支持西部开发,就要在现行条件下降低央行给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率和再贴现率,增加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或者通过财政对利率的补贴降低资金成本。三是信贷政策支持。国家应规划出开发西部的专项贷款,支持西部大型项目开发。当年在开发特区时,国家曾专门规划出一块资金,作为专项资金支持特区,现在应该将这一政策移植过来支持西部。

5、深化服务支持。除了投融资支持外,金融部门还应该为西部开发提供其它一系列服务支持。一是快速便捷的结算。随着西部开发步伐的加快,往来于西部地区的资金量将会增加,结算服务质量的高低,不但影响着金融部门的形象,而且直接关系着客户的资金周转速度和效益,所以各商业银行要加强结算服务,减少压票压汇;中央银行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结算纪律的检查,严肃查处故意压票压汇行为。二是资信调查。开发西部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参与西部开发的投资者将不只来自西部地区,还可能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要求引资方逐一调查投资方的资信和实力,既不可能也不经济。分支机构多和联系面广是金融机构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决定了金融机构可以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其分支机构和联系机构调查有关投资者的资信和实力,使委托人免受不应有的损失。三是提供各种表外业务服务,如备用信用证、贷款承诺以及外汇及投资物资的期货与期权交易指导。四是保险服务。目前开发西部还有两个因素可能还在困扰着投资者,从主观上讲,投资者对风险预期不准,怕所投资金到期无法收回;从客观上讲,开发性投资属于中长期投资,预期与实际确有不一致的可能,投资者担心一旦投资项目失败,则会血本无归。为了使投资者尽可能减少损失,保险部门应在巩固传统保险业务的基础上,开发新保险品种,尤其是要开发一些适宜于西部特色的险种。对于大型和超大型项目,可以由多家保险公司联保;由独家保险公司承保的,可以向实力雄厚的其他公司分保和再保险。五是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金融业还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有关财经信息、经济金融变化趋势预测等服务。三、实现西部开发金融支持对金融业本身的要求

以上金融支持,有些是金融部门在现有条件下就能提供的,而另一些则必须在多方面改革和努力后才能实现的。因而,金融业自身的素质提高也迫在眉睫。

1、培养发掘高素质金融人才。由于金融业本身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金融人才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显得偏少,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和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和技术的人才。为此,西部地区金融部门主要领导首先要解放思想,大胆选用现有人才,调动人才积极性,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抓紧培养和培训人才,对具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才进行新知识、新技能的培训。再次,每年从专业院校毕业生中择优选用一部分人才,充实目前的队伍。最后,必须将人才的选用以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使真正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2、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一是根据开发西部地区的实际需要,设立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应机构,使其作为中央政府开发西部的重要代表机构。二是率先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各建一个规范的投资银行,从事规范的投资银行业务。三是在西部地区建立一到两个证券交易所,逐步均衡证券市场的地域分布,允许西部各省会城市开办证券交易三级市场。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特色金融机构,如伊斯兰利润分享银行等,支持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五是放宽外资金融机构在西部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允许外资银行在西部的分支机构办理人民币业务,并允许率先开办零售业务,以鼓励外资金融机构来西部设立机构,进行开发投资。最后,引入和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允许有条件的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批准外资保险机构,尤其是财险公司在西部设立机构,加强西部地区保险业的竞争,开拓适合西部开发的险种。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2

关键词：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市场化 金融创新 新疆

一、引言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的联系日益紧密，金融业作为最重要的渠道和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理论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讨起源于Guiley（1955）和Shaw（1956）的著作，他们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作用就越强。随后的理论发展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金融结构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功能论（Goldsmith，1969；Patrick，1966；McKinnon，1973；Shaw，1973；等）。实证层面也有大量文献验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多数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深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Michael K. Fung， 2009等）。新疆自治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阵地，2010年开始的19省市对口援疆更是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进程中，高效的金融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了解新疆自治区的金融发展状况，从而有重点有目的地深化新疆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方面对新疆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其他西部省份和中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植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本文提出了新疆进行金融深化和创新的政策建议。

二、新疆金融发展水平及其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较

现有的国内外实证研究中，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比较多，基本可以概括为金融发展经济基础、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深度、金融发展效益四个方面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下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深化程度、金融发展效益、金融市场化水平四个维度对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与西部各省份以及全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研究。

（一） 金融发展规模

金融发展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本文选取人均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作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余额越高表明地区民众参与信用融资的积极性高，当地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人均存款余额方面，西部各省份自2004年起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从2004年初的人均1万元左右上升至2011年底人均4万元以上，表明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人民财富不断积累。2011年底内蒙古、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重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而甘肃、广西、贵州、云南的人均存款余额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规模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图1（左）所示，东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11年底的东部人均存款余额已达到12万元，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差异不大。其中，新疆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西部平均值。

人均贷款余额方面，西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也显著上升，由2004年初的0.7万元上升至2011年底的3万元。2011年底，宁夏、青海、陕西、重庆、内蒙古等省份的人均贷款余额高于西部地区平均值，而、贵州、甘肃、广西则显著低于均值。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贷款余额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大。如图1（右）所示，新疆的人均贷款水平略低于西部平均水平。

由上可知，新疆地区的人均存款余额显著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表明新疆人民的财富积累水平处于西部较高水平，但是人均贷款余额与西部均值有一定差距，且差距逐渐扩大。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表明新疆的金融发展规模尚可，但民众通过金融体系融资的意识不强；其二，与西部平均水平相比，新疆经济发展还是比较落后，贷款需求欠缺，并且缺乏优质的贷款项目，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较大，银行的贷款意愿与贷款积极性不高，导致新疆地区吸引资金能力较差。

（二）金融深化程度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中，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地区GDP）是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核心指标（Goldsmith，1969）。因此，本文分别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GDP的比重是地区货币资本与实际经济体量之比，该比率越大说明金融深化程度越高。

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年以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款占地区GDP的比重维持在6%左右，如图2（左）所示。西部地区的省份中，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的金融机构存款占GDP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广西、宁夏、贵州、陕西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差异远小于人均存贷款余额的差异，中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最低。其中，新疆的存款占GDP比重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但差距逐渐缩小。

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比重方面，2006―2011年，西部地区的金融贷款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维持在4%左右，有较小的上升趋势，如图2（右）所示。2011年，云南、宁夏、重庆、贵州等省份的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而、广西、陕西等省份的水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的贷款占GDP比重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平均比重水平最低。其中，新疆的金融机构贷款水平明显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仅高于，说明新疆的金融体系通过银行贷款渠道支撑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贷款不足是新疆的金融深化水平欠佳的重要表现，未来改革应注重调整贷款结构，提高新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金融发展效益

现有实证研究中，金融对就业增长的贡献率、对增加值的贡献率以及金融利税贡献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效益的指标（殷克东，孙文娟，2010）。因此，本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以及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益。

金融业增加占地区GDP的比重方面，西部地区各省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007年后又逐渐上升。西部各省份中，2010年，宁夏、贵州、、云南、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高于西部平均水平，金融业发展较好；而陕西、甘肃、广西、四川等省份则低于西部平均水平。地区对比来看，1978―1994年，东西部地区比例差异不大；而1994年后，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日益明显。其中，新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基本维持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2010年金融业对地区GDP的贡献为4.37%。

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方面，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历史高点是1989年的19.9%，历史低点位于2002年的7.4%，2010年贡献率达到12%，说明21世纪以来新疆金融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对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贡献越来越大，如图3（右）所示。地区对比来看，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新疆的金融业占第三产业比重高于西部平均水平， 2010年为12.86%。三个地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差距逐渐拉大，东部地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增长迅速， 表明东部地区金融改革和发展较快，新疆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进一步加强金融业的创新和改革是贯彻新疆跨越式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

（四）金融市场化水平

金融市场化水平也是衡量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重要维度，市场化水平越高，融资渠道越多，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就越强大。本文选取各省份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地区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市场化水平的衡量指标。

西部地区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与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相似的趋势和规律。1999―2005年基本稳定在0.5上下。2006年以来， 随着全国股市的一路上行， 地区证券交易额占GDP比重呈现井喷式增长， 各地区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资产泡沫，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2009年经过短暂回升后又持续下行。新疆的证券市场交易额在2005年之前一直领先于西部其他省份，平均在1左右， 2006年以后基本与西部平均水平持平。地区对比来看， 东中西部的证券交易市场额占GDP的比重差异较大，特别是2006年以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新疆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在西部平均水平上下， 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显著， 地区经济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有待加强， 金融市场化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三、结论及金融深化创新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 新疆的金融发展水平大致处于西部平均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人均贷款余额以及金融机构贷款占地区GDP的比重水平较低，是制约其金融发展的重要瓶颈。金融发展水平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深化新疆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对实施新疆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 扩大社会融资总量。间接融资方面，鼓励多种形式的贷款， 建立新疆的政策性开发银行， 引进优质的投资项目， 加强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优惠支持，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直接融资方面， 应加快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创新， 为促进新疆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 依托乌鲁木齐建设中亚区域性金融中心。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丰富，毗邻中亚国家， 是面向中亚市场的国际贸易中心， 具备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应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进中亚地区的商业银行，加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 探索建立与中亚国家的多边清算体系， 鼓励人民币跨境结算。在此基础上， 发展金融服务业规模，引进国内外优秀金融人才， 为构建区域性金融中心注入活力。

第三，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疆连接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在新疆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可以加强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加快资本市场交流，为西部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保障市场的流动性和活跃度。

参考文献：

①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②McKinnon， R.I.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③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④Patrick， H.T.1966.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14，No.2.，PP.174―189.

⑤ Michael K. Fung， 2009，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8 （2009） 56―67

⑥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 金融研究，2010（5）：58―68

⑦殷克东，孙文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动态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研究，2010（12）：127―133

〔本文系新疆科技厅项目“新疆自治区经济预警立方体研究”（项目编号：201212128）阶段性成果〕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3

关键词：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谐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47-05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这是研究金融发展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只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实物部门的需要与发展。但现代金融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这样简单。最先Patric(1966)建立了一个包含“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领先（supplyleading）”的分析框架，强调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此后，以Goldsmith（1969）为开创者的金融结构论和以Mckinnon（1973），Shaw（1973）为开创者的金融抑制论不仅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而且深入研究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金融抑制论强调价格（主要是利率）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推行金融自由化，使利率等金融变量不受到压制，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及结构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结构变化就是金融发展，而Greenwood和Jovanvic（1990）[2]，Greenwood和Smith（1997）[3]，Levine（1993）[4]等进一步将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引入研究中，认为金融中介系统是内生形成并发展的，这样，在一个经济体中，有可能既存在低收入水平、低金融发展水平和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又存在较高收入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等等，即存在多重均衡。

尽管上述研究取得了较多有用的成果，但存在以下三个主要缺陷：第一，上述研究主要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利的影响，没有考虑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因为金融体系功能不完全性会削弱金融体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第二，研究金融发展只拘泥于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是促进整个社会进步，而且目前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因此，研究金融发展有必要综合考虑金融、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纯粹是经济体内生的原因，但在我国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上层建筑，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建立的，不都是经济体内生形成的，在某些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定相适应，这样，金融发展研究应涉及到合理金融结构的判断及判断的标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相当突出[6]，已成为制约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应是建立有利于减弱二元结构，进而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金融体系。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三大地区中最低①，二元结构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在研究我国西部金融发展时，前述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一种新的视角，从一种新的高度来考察西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和谐金融的内涵

一般地，和谐的含义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和谐指事物内部之间和睦相处，这是指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事物或个体“平等、和睦、友好”相处，尊重彼此的地位、权利，它们之间可以竞争，但是没有恶意的伤害；其次，和谐是指不同事物彼此支持、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再次，和谐是互补、相得益彰，不同事物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后，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良性互动状态。因此，“和谐金融”的内涵主要应从“金融体系自身发展、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三个方面来考察。

1．金融结构的和谐性，是指金融体系本身发展的内部协调性，表现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合理性。金融是一个系统，和谐金融体系应表现为金融结构内部匀称，大型和小型金融机构、区域之间的金融机构各司其职、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应该良性互动，根据自身特点优化各自功能，有序发展[7]。

2．从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的内涵。一个和谐金融体系表现为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2期2007年第2期(总第146期)周鸿卫，李思维等：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的发展：和谐金融视角的分析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动态的均衡中。一方面金融发展应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金融应充分发挥“货币第一推动力”作用，使资金流有效地引导实物流，优化资源配置。

3．从金融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和谐金融。现代金融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金融不仅是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也是社会进步中的金融。一方面，金融体系在发挥其功能的同时，必须与社会各界发生联系，对金融中介来说，应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包括贷款机会相等、披露和透明性、风险管理和信托责任等[8]；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与社会的联系是靠信用来维持，良好的信用环境（可以说金融生态）对金融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和谐金融应考虑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和谐金融的最高层次。

在和谐金融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性。相对于金融体系结构自身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是否协调发展是判断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志，如果金融与经济不能协调发展，说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相对金融与整个社会的和谐性而言，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所以，从和谐金融视角研究区域金融发展，首先应考察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性。

三、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和谐性

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和谐性不足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

（一）对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

1．对西部农民增收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够。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偏低。200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 253.42元、2 366.4元、2 475.63元、2 936.4元、3 255元，而西部农民仅为1 661.03元、1 721.19元、1 820.87元、2 157．91元、2 410元，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73％、74％、73%、74%。影响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但是西部金融机构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应有的支持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一项对西部农村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3年西部地区有59%的农户觉得缺少资金，西部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9]。

2．西部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缺口巨大。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专业化等“三化”是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而农业产业化在“三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民专业化，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目前西部农业产业化的金融需求量相当大，但未获金融信贷的相应支持，资金缺口巨大。以四川双流县为例：2004年，该县申请扶持农业产业化项目10项，共需银行提供资金7790万元。其中最少的为200万元，最多的四川三龙开发公司所要建设的5000吨鲜食水果气调保鲜库，总投资3650万元，最终的银行信贷缺口为1750万元[10]。

（二）金融机构不能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外源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我国东部中小企业贷款满足率达74%，西部中小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为61.6%[11]。据世界银行的调查，2004年我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海南，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为48．5％，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小型内资私营企业可获得银行贷款比例为39．7％。

由于从银行获取贷款有限，西部中小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内部融资，2003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曾对四川省三个城市中小企业2002年的资金来源结构状况做过一项典型调查（见表1、2)。

根据对以上资料测算，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将近90%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内部筹集、家人和朋友，80%左右的流动资金来源于企业内部资金积累。内部融资的资金来源毕竟有限，这样过度依赖内部融资不利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西部金融与经济间和谐性不足的原因：金融体系内部结构不和谐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说明西部金融体系功能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构决定功能，可以判断西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存在不和谐。

（一）从金融体系总体来看，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低

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与金融体系的储蓄聚集和资源配置功能有较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分布密度越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以每万人口机构数来考察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东、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分布密度为：

东部地区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所辖区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三省全部金融机构分布密度为2.23个/每万人；西部地区以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为代表，到2003年底，辖区五省区的分布密度为1.72个/每万人。

（二）从金融体系内部构成来看，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太少

中小存款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优势在中小企业和农村，中小存款金融机构的发展对西部农村和中小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到2005年底，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性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分支数量见表3。

从表3可知，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西部11省（市、区）最少，还不到东部11省（市）的一半；城市信用社分支机构数量，西部地区也最少，差不多是中部8省的1/3；农村信用社西部11省（市、区）与中部8省差不多。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中小存款金融机构数量最少。

（三）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特征来看，大型金融机构处于高度垄断地位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在西部金融市场的金融业务上处于高度垄断地位。当然，四大商业银行主导金融格局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但比较而言，西部地区四家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更突出。以甘肃为例，截至2003年5月底，四大商业银行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的份额分别是：75.85%、69.2%。2003年底该两项比例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53.7%、57.8%[12]。

银行业高度垄断不利于经济增长，Artus（1995）对一个由21个OECD成员国组成的样本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业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13]。对我国西部地区来说，大银行高度垄断还存在以下问题：大银行强调在全行范围内对信贷资金进行优化配置，这必然会对西部地区资金起到一种“虹吸”作用，从而使西部欠发达地区更加陷入金融支持不足的困境。

五、我国西部地区和谐金融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弱化二元经济结构，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主要是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项功能来完成该项任务，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通过两种类型金融中介来完成的：一是以存款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中介体，二是金融市场（主要是证券市场）。因此，确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是选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型金融体系，还是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金融体系。由金融发展理论可知，在经济欠发达时，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较低，人们主要通过金融中介体来完成储蓄向投资转化，这时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效率较高；在经济发展的较高级阶段，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在效率上难分伯仲[14]。所以，我国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应选择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的和谐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是否达到和谐，主要体现在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是否有效率，而金融中介效率与金融体系内部的竞争性直接有关。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西部地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高度垄断金融业务，缺乏各种类型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某些特定层面与之竞争，导致金融中介效率较低，不能有效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在西部经济发展中产生严重的结构性资金缺口。因此，西部地区建立以金融中介体主导型和谐金融体系的重点是：改变金融中介体内部结构，以增加金融机构间、特别是存款金融机构间的竞争，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提高效率，增强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和谐性，从而提高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和谐性。其发展思路主要有：

（一）大力发展存款类中小金融机构

金融中介体主要有两种形式：存款金融机构和非存款金融机构。在储蓄向投资转化中存款金融机构具有重要的地位，存款金融机构是金融中介体的主体，特别在经济欠发达的我国西部地区尤其如此。彭建刚、李关政（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非国家金融机构的作用越大，地区经济差异越小，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越弱[15]。此处的非国家金融机主要就是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因此，应大力发展存款类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增加存款类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提高金融中介效率。发展措施主要包括：其一，设立新的存款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其二，改组现有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另外，允许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承认民间借贷与各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合作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

（二）积极发展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要建立和谐金融体系，银行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相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货款具有比较优势[16]。因此，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小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性，增加了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因此，必须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分散风险。包括：第一，在政府的参与下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第二，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系统，推进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第三，建立金融咨询类的金融机构，等等。

（三）加大西部中小金融机构的创新力度

重点应是推进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和创新，允许农村信用社业务适度“综合化”。基于西部地区农村地域广阔，金融机构网点分散，其体系不可能像城市金融体系那样多样、健全，分工明晰。因此，西部农村信用社的业务不宜片面强调“分业经营”与“分业管理”，可考虑允许其“经营”、“综合经营”。

（四）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西部地区金融中介体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金融发展不仅包括金融结构论认为的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应包括金融抑制论中的金融深化，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金融改革――金融深化，就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措到所需的发展资金。其实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在一个以金融中介体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中，主要是通过存款类金融机构来实现的。这样，通过金融深化（即金融改革）能为金融中介体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这种改革主要为：（1）适度放松市场准入的限制。包括：一方面积极引导诸如中信、民生、光大、深发展、招商、华夏等全国性和跨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到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另一方面，对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和改组采取积极的态度，并给予相应的支持。（2）进一步深化利率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可考虑让西部地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某些方面先行一步。使中小存款金融机构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以充分挖掘西部地区潜在的储蓄资源，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

注释：

①本文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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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An Analysis from Harmonious Financial Angle ZHOU Hongwei，LISiwei， FENGXiangyong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金融深化；西咸新区

在陕西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西咸新区发展的若干政策》中，金融服务十分重要而突出。例如，明确鼓励西咸新区金融创新，支持西咸新区建立发展基金和发行城市建设债券；鼓励各金融机构在西咸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营业场所；积极开展科技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股权转让系统以及能源、矿产资源、碳排放、土地等交易试点工作，使西咸新区成为陕西省资源要素交易配置中心等，目的就是促进金融服务产品创新、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西咸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为此，本文探讨了西咸新区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一、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金融支持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纵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即金融中介理论与金融约束理论。

（一）金融中介理论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他们针对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和政府对金融机构过度干预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状况，分别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后来被统称为“金融中介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影响的作用，一方面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够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调动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投资上去，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使国民收入提高，从而提高投资和储蓄水平，刺激金融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政府进行金融抑制，过分地干预金融市场，将利率、汇率人为地压低，结果造成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形成恶性循环。肖与麦金农认为，要打破金融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必须进行金融深化。

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创新就是利用新思维、新的组织方式和新技术等在金融领域中建立各种金融要素中的一种新组合，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通常包括在金融体系中与金融市场上形成的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以及新的管理方法等。

（二）金融约束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共同著作《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金融约束”政策主张。

金融约束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初期，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将有助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原因之一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前，极度的政府干预已经使市场完全扭曲。原因之二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等。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促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发展战略看，政府干预或供给主导型的政策更易获得成功。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主导型的金融能更积极地促进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三）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不论是金融中介论或是金融约束论，都表明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资金短缺是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要吸引资金流入需要良好的区域投资回报为前提，也必须要有发达的金融为手段。因此，在提高区域经济自身发展质量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在为区域经济发展筹集资金过程中的作用。二是金融调节资金的运动，引导着其他要素的空间运动和配置，进而达到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目的。在大力发展各种要素市场时，要特别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而金融的发展通过提高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比例增加投资，投资的增加则使生产扩大产出增长，并通过金融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提高，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在货币化金融化发展较早的地区，区域经济增长能够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从而发展更快。

二、西咸新区金融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

2010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要求“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和西咸新区建设”，标志着西咸新区建设已提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新一轮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枢，承担着“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重大历史使命。现阶段西咸新区要实现更大发展，离不开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不论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还是人文、生态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都对资金提出了更大需求。

当前西安、咸阳两地总体金融资源总量不大，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提高。现有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各类产业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数量不多，规模有限，金融业务处理量及市场覆盖面有限。具有特色的创新品种不多，金融支持能力与市场配置需求间存在较大差距。

（一）金融资源不均衡

区域金融的发展和服务能力与所在行政区域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大关系。西安作为省会城市，金融机构网点相对较多，拥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30家，分支机构近1000家，从业人员25000人。而咸阳作为三线城市，全市共有12家市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网点706家，从业人员7358人，金融机构现代化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2010年末，西安新增存款1411.15亿元，约为咸阳7倍，新增贷款1999.65亿元，约为咸阳23倍，新增贷款对地方经济贡献率为41.97%，约为咸阳4倍，这种不平衡的区域金融资源现状不利于西咸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二）金融体系不健全

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与上海、武汉、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相比，无论金融交易功能、金融服务功能，还是金融辐射功能都有一定的差距，现有的金融组织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而相对于西咸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咸阳市的金融组织体系还不十分健全，金融机构资金实力单薄，银行业务相对单调，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仍占绝对比重，中间业务发展相对缓慢，新兴业务少。另外，西咸两地也还]有形成跨地区放贷和贷款信息资源共享的高效运行机制，难以承载西咸一体化大量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三）金融服务受区域分工限制

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机构是接照省级行政区划划分，每个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行政区划之内，金融服务方式和支持力度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除个别银行以外，客户在金融机构办理西咸区域之间支付结算业务仍需要交纳跨区手续费。由于金融机构存在区域分工限制，使金融服务业务标准不统一、服务品种不一致，这无疑大大削弱了金融机构跨区域服务能力。

（四）行政合作力度不够

西咸两地政府现在虽然建立了较高层次的沟通协调机制，但由于区域差别，使区域地方利益较难与区域整体利益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地经济在更高层次、再深领域和更大范围的合作。目前，西安与咸阳两市区域合作进度大多还处于一种规划中，实质性进展不够快，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够，这种状态影响了金融资源自由流动，使区域金融资源难以实现合理配置或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高成本。

金融发展滞后致使新区金融三个功能性的矛盾难以解决。首先，资金供求总量缺口矛盾。新区开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巨大，受银行信用的固有局限和我国现行银行体制、机制及业务模式的约束，银行资金供给的总量、范围有限，主要依靠银行信用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区经济建设的资金总量需求。其次，资金供给结构失衡矛盾。一方面，新区开发建设需要大量资本性投入，如土地开发、基础建设、企业初始创业的启动资本和发展的后续资本，仅靠企业自身积累和政府投入显然不足，存在着巨大的资本缺口。另一方面，新区现存金融体系中缺少有效的资本供给机制，如银行资本不能用于股权投资、大量分散的社会资金如基金、民间资本等形不成资本聚集。资金供给缺口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制约新区经济发展，而且会扩大经济金融运行中潜在的风险。再次，存量资本重组矛盾。目前新区企业重组并购缺乏相应的资本交易机制以及专业化的资本运作中介机构和金融资本的介入，金融对促进资源要素流动重组的功能微弱。

三、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新区金融发展经验

西咸新区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做法，制定并出台若干创新政策。

（一）金融支持浦东新区发展

从90年代的浦东的经济高速发展看，一个很重要的拉动因素是金融发展先行的带动作用，金融的高度聚集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经济的迅速崛起则进一步吸引更优质的金融资源进入。浦东新区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做了许多开创性地尝试，有效促进了浦东新区的经济发展。以争取金融创新先行先试为重要平台，探索设立国内首家信托登记机构、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和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丰富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在外资PE机构方面率先探索，为境内外PE机构规范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并为产业资本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劲动力；实施外汇九条、积极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为境内金融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基础性平台；主动承接期货保税交割、信贷转让市场、航运金融、离岸金融、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板等重大金融创新项目，为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提供发展平台。这些措施有力的推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管理型总部向资金总部、投资总部升级，有力支持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取得先发效应和带动效应，极大的提高了浦东的商务环境，打造出浦东新区金融品牌效应。

（二）天津滨海新区金融发展

天津滨海的发展的思路与上海浦东的发展思路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在金融创新模式与实现路径选择上有所不同，天津市金融部门积极把金融改革创新作为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重要任务，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坚持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坚持外部环境建设与金融业发展并重。一是以产业聚集带动金融聚集，以大项目带动金融发展，成为特殊发展模式下能够有效实现金融突破的路径。大力吸引世界五百强企业和大型央企落户；我国首家全国性排放权交易市场、首个股权交易所在滨海新区设立，铁合金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等要素交易所也落户滨海新区；我国第一只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在滨海新区成立，我国第一只华侨投资基金、第一只合伙制船舶产业投资基金也相继落户滨海新区。大项目陆续进入滨海，不仅带来大量的项目资金流入，也带动了金融机构对滨海新区的关注。截至2010年，有10家中外资金融机构相继落户滨海新区，101只股权投资基金在滨海新区注册，其中85家私募股权基金认缴出资额282.6亿元，占全市的92.2%；另有美国花旗银行、民生金融租赁、滨海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红杉资本投资基金和中船基金等金融机构落户保税区。二是重点突破推动金融创新，以发展私募股权基金为重点，以打造国际产业基金聚集中心为目标，围绕产业投资基金的创新进行创新的系列工程从2007年开始每年一度的以世界私募股权基金对接中小企业为主题的年度金融洽谈会及主题论坛；2008年开始承接世界达沃斯夏季论坛；作为创新项目2006和2008年分别推出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运行目标的两支产业投资基金；作为创新承载运行平台，2008年建立了针对私募股权基金交易转让的交易所；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相互链接持续创新不断放大的创新效应，落户滨海的私募股权基金机构有了规模性的数量增长，而且也有了像美国硅谷最著名的红杉创投基金公司进入滨海。以发展场外交易市场（OTC）为重点，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目标，围绕股权交易市场的创新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场外交易市场（OTC）为中小企业低成本融资提供了平台，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退出通道，为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在不同市场的转换提供平台，有效分散非市场运行风险。这两个重点突破带动系列创新推进，而且通过项目创新推动了制度创新。三是充分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推动新区新兴产业发展。为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文化产业振兴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改进和提升滨海新区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天津滨海新区联合有关部门下发了《滨海新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与发展繁荣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措施，加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力度。2011年2月，天津市滨海新区日前出台《关于鼓励绿色经济、低碳技术发展的财政金融支持办法》。新区鼓励辖区单位和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财政金融政策发展绿色经济、低碳技术。

（三）重庆两江新区金融发展

为加大金融支持新区发展力度，重庆成立了重庆两江金融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业务模式按照“一级综合管理，二级分业经营”的业务运营模式，建设三大金融平台：一是引导产业发展的资金融通平台，发挥投资引导资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政府“母基金”作用，吸引境外、民营资本，争取财政部、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的资金支持；参股各类商业性基金，在企业的孵化期、成长期、壮大期等提供资金支持，打造新区企业股权融资的产业链。二是打造金融产业链的资本运作平台，一方面开展担保、租赁、小贷、货币经纪等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机遇参股、控股或设立银证保金融机构；从事要素市场相关投资，采取多种股权融资方式积极将要素市场引进两江新区；参与两江新区各类企业的资产整合，支持企业通过发债、发票、境内外上市、租赁、信托等方式实现融资。三是建立金融创新研发设计的服务平台，通过成立专业的金融创新研发机构，形成集策划、宣传、研发、设计等一体的金融创意产业基地。同时，为企业提供股权投资、银行信贷、产品保险、贷款担保、债券融资、金融产品推介、企业上市等一站式综合性融资服务。力争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将两江新区建成面向全国的首个内陆离岸仅金融结算中心。截至2010年，在两江新区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有20家，占全市比重57%，其中包括全球领先的私募基金--以色列英飞尼迪投资集团投资20亿美元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美国德州太平洋集团与两江投资集团共同成立规模约50亿元的德太中国西部成长基金，重庆版“陆家嘴”的江北嘴金融区也同时启航。

四、推动西咸新区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建议成立推进西咸新区金融发展的专门机构

由政府牵头，成立推进西咸新区金融一体化的部门，具体负责西咸新区金融业务整体规划、整合、管理和发展等各项工作，逐步使西安、咸阳两地金融业实现优化整合，推动西安、咸阳金融业实现统筹发展。争取在“三库一中心”周围区域，建立“陕西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吸引省内各金融机构在此建设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如，电子银行中心、银行信息中心、信用卡中心和培训中心等，逐步使西咸新区成为带动西咸金融乃至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中心区域。

（二）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中国的金融创新一直以来都呈现是自上而下的创新体制，国家作为创新需求主体集多重身份，既是创新的发动者和方案设计者，同时也是创新政策的供给者，还是创新风险的监管人。而地方和企业仅是创新的执行者，在缺乏创新激励机制下，创新的设计效应与执行效应常常不对应。西咸新区要努力争取重大金融创新在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在先天不足的环境基础上推进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打造西咸新区金融创新的自主创新、开放系统创新、制度化创新的特有模式。当然，金融创新过程也是风险形成累积与释放的过程，在推进金融创新过程中，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处于高发期及活跃期时，更要注意将金融创新和防范风险有机结合。

（三）以推进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为契机，以产业发展带动金融聚集

西咸新区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在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西咸新区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的机会，积极发展适合本地的新兴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金融聚集。新兴产业的发展，仅依附于老的融资模式是不够的，而是特别需要各种各样的股权投资基金来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新兴产业中一些创业型企业，需要创业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支持。从政府的角度讲，通过安排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可以充分利用杠杆效应带动社会投资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去，极大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率、除了通过引导基金支持以外，政府在其他政策方面也可以为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高风险领域提供税收优惠。比如对于股权投资基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高风险行业领域股权投资的收益可以减免所得税，或者对该领域的投资可以豁免国有股转持，设立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着重用于支持自主知识产权重大科技成果转化。

（四）探索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西咸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

一是商业银行应放宽信贷权限，有效调整信贷结构，大力支持大项目及工业园区域建设，使其形成支柱产业链，带动新区经济全面发展。二是为西咸新区配套基础设施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强大金融服务，同时满足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需求。三是中小金融机构要找准目标定位，重点支持新区内中小企业和实体组织的发展，以此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四是以“银团”贷款的方式对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信贷支撑。五是要积极拓展现有的融资体制，鼓励企业向资本市场寻求资金。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广泛吸纳资金并用足用好资金，有效支持西咸新区全力打造内陆经济隆起带，切实带动西北经济跨越式发展。

（五）不断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促进区域资金的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

在建设西咸新区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促进区域资金的合理配置与高效使用。要积极引进符合发展需要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通过股权重组，提升金融机构的发展潜能和抗风险能力。再次，通过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扩大金融规模、提高金融效率，增加服务功能。在信用卡、通存通兑、国际业务、表外业务等方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尽快实现非现金支付工具在西咸两地同城使用，大小额支付系统同城标准收费，探索反洗钱、反假货币、征信等业务合作机制。推进“一卡通、一网通、一费通”建设，为支持新区建设提供金融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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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云峰,黄炳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绩效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1):33-38。

A Discussion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Zone of Xi'an and Xianyang

LI Houcheng

(Xiangyang Sub-branch PBC,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西部金融论文范文5

（1.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FDI、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FDI、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长期的影响和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二者的交互效应却没有成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机制；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而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FDI；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74－06

收稿日期：2015-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11BJY0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理尺度、技术外部性与产业溢出：金融资源效率的范围视角”（41361102）；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YC2014-S029）

作者简介：彭继增，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运，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戴志敏，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一、 引言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更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从1978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一直波动上升，总体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伴随着这一持续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长期大量地流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显示，1979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FDI金额达12761.08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FDI流入国；2012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154746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917555亿元，贷款余额为629910亿元。可见，长期以来FDI与金融发展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研究FDI、金融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对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各区域呈现不同的态势，FDI和金融发展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文献有：钱纳里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引进和利用FDI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1]。Caves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1966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企业利润与FDI成正比，认为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促进了两国的产业结构调整[2]。杨新房等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资本的形成产生了挤入效应，FDI 总体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3]。陈继勇和盛杨怿的实证结果表明FDI所带来的资本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的发展，但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有限[4]。卢晓勇和金艳清认为FDI 独资化倾向促进了服务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而对工业内部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不明显[5]。有关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过程促进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金融是经济增长中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的强有力手段[6]。国内研究可从两方面来梳理：一是理论分析，着眼于剖析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及传导渠道。如胡自洲认为金融结构升级能为产业结构升级分散风险，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二是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金融抑制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8][9][10]。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众多学者对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当前研究集中于全国层面的分析，从区域或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文献较少；二是集中在金融发展、FDI的单独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很少探讨两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考虑金融发展与FDI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从地区（即东、中、西部地区）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金融发展、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为区域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变量、数据选取和实证模型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被解释变量方面，产值结构是目前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度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本文采用曾国平和王燕飞的做法[11]，以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GDP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

解释变量指标上，本文主要考察FDI、金融发展以及二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选取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FDI的度量指标，并对其取自然对数，以LFDI表示。采用金融结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以FIR表示。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制约，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全有利于东道国对FDI的吸收。因此，我们将二者的结合作用LFDI﹒FIR引入，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此外，我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CTRL，包括：（1）国内投资DI，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用人民币表示的FDI占GDP的比重表示，反映国内实物投资状况；（2）政府投资GOV，用各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政府干预行为；（3）贸易开放度OPE，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4）人力资本LHM，用社会三大产业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本文是基于中国各省份1991~2012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1991~2012年相关各期。同时，出于本文研究需要，按照区域经济理论和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并将相应数据进行了大量整理。全国和三大经济区域各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的软件是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二）实证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变量在截面和时间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具有纯时间序列数据和纯截面数据所不可比拟的诸多优点。该模型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控制各体的异质性，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增加自由度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等。从理论上讲，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 i＝1，2，3……N，表示N个个体；t＝1，2，3……T，表示已知T个时点。参数αi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βi是相对应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随机误差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的假设。

根据截距项αi和βi系数项的不同，可以将模型分为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判定研究的问题适合于哪种模型形式，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其两个原假设如下：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ISOit= α+αi+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2）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不变系数模型：

H2：ISOit= α+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3）

构建F统计量：

其中，S1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2为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为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是总个体数，T为总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判定规则为，首先利用F2统计量对H2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不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束。如果拒绝，则再利用F1统计量对H1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变截距模型；如果拒绝，则建立变系数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ISOit= α+αi+β1iLFDIit+ β2iFIRit +β3iLFDIit ·FIRit+β4iCTRLit+μit （6）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按照式（4）和式（5）分别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方程进行F检验，相关统计量及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全国产业结构函数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模型（6），说明全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差异较大，不能得到全国统一的回归估计方程，因此，我们只估计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由于本文样本分别包括三大经济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选择。最终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均采用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表达式见式（6）。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得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估计结果统一见表3。

表2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估计模型的协方差分析构造的F统计量检验

东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东部十一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山东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0.2538，排在其后的依次为福建（0.2290）、广东（0.1704）、河北（0.1378）、江苏（0.0774）、浙江（0.0724）、北京（0.0460）、天津（0.0403）、上海（0.0086）、海南（0.0042）。福建FIR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4.0266，其次是山东（3.4301），排在后面的依次为河北（2.652）、广东（2.2545）、浙江（0.8521）、江苏（0.6767）、北京（0.3086）、天津（0.1261）、上海（0.0762）。辽宁的FDI、FIR系数以及海南的FIR系数为负值，其原因可能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t检验，存在多重共线性。从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看，除辽宁的0.0345和海南的0.0185外，其他省市的系数值均为负，绝对值最大的是福建（-0.2916），最小的是上海（-0.0057）。东部地区范围内，北京、天津和上海的FDI和金融发展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这些地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非常微弱，这与当地产业结构发展到比较高的层次有关，FDI和金融资源的边际效用非常小。

中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区域内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均为负向影响，表明FDI的引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起到推动区域内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FDI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黑龙江和山西是正值，分别为0.0664、0.0295、0.0270；其次是湖北（-0.0465）、吉林（-0.0608）、河南（-0.0697）、安徽（-0.0738）、湖南（-0.0748）。FIR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0.3606）和黑龙江（0.2562）为正，其次是山西（-0.0081）、吉林（-0.7364）、安徽（-0.8583）、湖北（-0.9356）、河南（-1.2214）、湖南（-1.4510）。从两变量的交叉项系数看，除江西的-0.0323和黑龙江的-0.018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是正数，其中最大的是湖南（0.1194），最小的是山西（0.0017）。

西部地区的模型回归显示的结果与东部地区的情况相同，即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为正向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具有负向作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广西，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增加0.3074个百分点；其次是贵州（0.1982）、内蒙古(0.1816)、重庆(0.1592)、新疆(0.1116)、云南（0.0793）、陕西（0.0516）、四川（0.0061）、宁夏（0.0010）。FIR影响系数最大的仍是广西4.1376，其次是贵州（1.7985）、内蒙古（1.5848）、重庆（1.7036）、新疆（1.0732）、云南（0.8188）、陕西（0.5758）、四川（0.1257）。从二者的交叉项系数看，除青海0.006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为负值，其中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广西的-0.3773，最小的是宁夏的-0.0060。西部各省市中，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FDI因素尤为敏感，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其产业结构的拉动力最为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区域的省级数据，运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内投资、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起抑制作用；然而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领先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均高于中西部。大量的政策优惠促进其大规模吸引FDI，同时其自身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这些都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较大的拉动力。但是，该地区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仍停留在资本积累层面，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限制，水平还没达到促进FDI产生技术外溢的要求。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自身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定的改善，且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对于FDI和金融发展的响应程度较高。另一方面，资金来源不足，金融体制不完善又制约了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同样最终使得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即金融发展没有形成显著的促进FDI溢出效应的良性推动机制。中部地区缺乏政策倾斜，受东部繁荣和西部大开放的夹击，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引进FDI重量不重质，且投资行业单一都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抑制矛盾比较突出。然而，在中部地区FDI和金融发展会产生能动配合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交叉项系数为正。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东、中、西部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研究结论表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谋求优势互补，建立金融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同时也潜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为了实现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当前，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东、中、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市场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

第二，提高引进FDI的质量，均衡引进FDI的区域分布。继续加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FDI的引入，并强调对FDI质量的要求，重视引进高端专利、技术投入型FDI。我国引进FDI在区域分布方面存在失衡，需合理引导FDI的区域流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实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导向政策，鼓励外资到中西部投资，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准入标准。同时，继续深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产业分布和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引资政策，并加强FDI的投资导向。针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特色，制定和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引进来”政策，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技术模仿效应、技术研发效应等来推动我国各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对重工业中的基础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项目提高占比，而对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期短和投资风险较小的轻工业以及重工业中面向最终消费品的项目应减小占比。东部地区则要引导FDI 更多地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产业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平衡区域金融发展。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资本市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较充足的资本和金融资源，拥有较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刺激自身不断优化，从而促进本地金融更加健全发展。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够发达，在各方面都存在劣势，金融资源和资金难以优化配置，较为落后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如同一个恶循环制约其经济运行。打破这个怪圈就要平衡区域间金融发展，深化对落后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

第五，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制约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King &Levine (1993)强调了金融机构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指出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提供融资[12]。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溢出吸纳能力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加大金融支持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最终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应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改变长久以来的大银行垄断格局，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FDI外溢效应，为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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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融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近年来，西部中小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已成为西部 经济 中的重要力量。但融资的问题严重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分析了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西部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的构想。

机制设计理论由赫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罗杰•b•迈尔森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能区分 市场 的有效性，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和规则体系。西部中小企业较东部企业存在资产负债率高、信用贷款少、担保的信用体系不健全、投资 环境 不够开放、信息较闭塞、观念较封闭等问题，其较落后的融资机制使西部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资金短缺瓶颈。要实现西部地区长期和谐发展，在国家投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问题的情况下，研究西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约束与机制创新就显得更为重要。

西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融资途径和融资方式单一。重庆87%以上的中小企业对资本市场缺乏足够了解，对信托、租赁、私募等多种融资方式更谈不上熟悉；其次是融资政策存在规模歧视。西部新增贷款的主要流向是 上市公司 和大企业、大行业以及大型重点建设项目，私营企业得到的贷款最少。再次是融资效果有限，由于受到信息流通不畅、信息搜集 成本 较高等 地理 位置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西部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仅有很少的企业与 银行 关系良好。究其原因，从内部来看：这里既有西部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如规模较小、变化大、风险高、自我约束能力弱等，又有人才的缺乏、信息不畅、设施差、辐射功能弱、 交通 不便、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市场功能相对落后等原因；从外部来看：“规模歧视”、“信贷缺口”仍存在，加之西部中介机构缺乏、担保方式单一，风险资本有限，严重限制了西部中小企业融资。

西部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思路

（一）融资方式和渠道创新

创业板市场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2007年，《创业板发行上市 管理 办法》(草案)终获国务院批准。西部应加快培育地区特色产业，构建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规模以上成长型中小企业，推出“创业板训练营”等。同时，由于从整体上看西部中小企业规模偏小、科技创新有限等问题，因此加快西部企业并购融资、夹层融资、抱团融资、专利质押贷款融资就显得特别重要，如并购融资的传统方式包括内部留存、银行贷款、增发新股等，创新方式包括卖方融资、杠杆收购融资、过桥融资、租赁融资、 保险 公司贷款融资、信托融资等。笔者认为应结合西部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创新方式，构建西部融资方式服务平台。又如夹层融资是一种介于优先 债务 和股本之间的融资方式，其期内可预测、协议风险低的特点很适合西部的现有市场情况。

（二）风险 投资 机制创新

加快西部产业发展急需进行风险投资的 融资 、退出和保障机制创新，可以适时放开 银行 、 保险 、养老金等机构投资参与风险投资的限制，使其成为风险资本 市场 的主体。同时还应积极鼓励和引导 上市公司 、企业集团参与风险投资。西部的风险投资发展与发达地区在内部机制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要扭转这一局势应首先解决目前制约西部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种种障碍，用好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各种优惠政策，通过 “政府资金先投资-民间资本进入-民间资本成为主体-政府资金减退”的政府牵引机制，对风险资本的收入和资本收益给予减免税优惠，促进风险资本的有效循环。

（三）银企、政企服务体系机制创新

国际国内经验证明，要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市场就必须是多层次的，首先应是构建一体化的融资平台，以省级平台、产业基地平台和市县平台、乡镇平台这四类平台作为西部中小企业融资主体。强化中小企业治理结构、使其成为西部培育核心 经济 板块和区域增长极的战略平台。其次是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用、资本市场、信用担保、 金融 服务体系。针对西部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西部中小企业内部信用制度建设，营造信用 环境 ，组建西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建立相应的政府金融支持机构如政策性银行、区域性股份制中小银行、合作性 金融机构 ，加大对 农村 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力度，通过 税收 支持、扩大利率浮动幅度以及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鼓励各类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并实行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实行比例控制。最后是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的政府 管理 体系，尽快改变目前政出多门、管理分散、职责不清的情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