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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石人山范文1
关键词：青龙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区划；研究
中图分类号：S75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632214
1 自然地理位置概况
辽宁青龙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辽宁省西部，凌源市的西南部，青龙河的上游，保护区面积57867hm2，林地面积41912.3hm2，林业用地中有林面积24223.3 hm2。由于自然保护区面积过大，其生态功能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对凌源青龙河源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科学区划，区划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区划后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为57574hm2。
2 分区区划的研究
2.1 核心区
东山核心区，东：南药铺西山789.2 m高程点向南至龙潭沟西山1122.2m高程点。南：龙潭沟西山1122.2m高程点向西北至西沟里东山922.7m高程点。西：西沟里东山922.7m高程点向北至许杖子南山798.8m高程点。北：许杖子南山798.8m高程点向东至南药铺西山789.2m高程点。
前进核心区，东：刘家沟沟里向东南至陆家窝铺西山569.7m高程点向西至西沟478.6m高程点向南至石羊石虎西山671.8m高程点。南：石羊石虎西山671.8m高程点向西至大河北北山671.9m高程点。西：大河北北山671.9m高程点向向北至西南沟沟里南山685m高程点。北：大北沟外东山704.8m高程点向东至刘家沟沟里。
尖山子核心区，东：三道河子南大山470.2m高程点向东南至王杖子西山456.2m高程点。南：王杖子西山456.2m高程点向西南至西沟里南山580.1m高程点。西：西沟里南山580.1m高程点向北至歪脖子沟。北：歪脖子沟向东至三道河子南大山470.2m高程点。
河坎子核心区，东：场子沟东山顶806.2m高程点向南至小河西西山根向东至鹰窝沟向东南至西洼西山顶858.2 m高程点向西南到西沟向东至北杖子向西至马头山1008.3m高程点。南：马头山1008.3m高程点向西至县界及省界。西：大西沟里省界714.8m高程点向东北至西庄西山根向北至大台子向西至薛家沟沟里589m高程点向北至柴杖子。北：柴杖子向东至场子沟东山顶806.2m高程点。核心区面积19486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3.7%。
2.2 缓冲区
三道河子缓冲区，东：三道河子南大山向东南至八道沟北山跟向西南至西洼梁尖665m高程点。南：西洼梁尖665m高程点向西北至南岭503.6m高程点向北至马杖子北沟沟口向西至省界。西：省界向北大K椤洼748.7m高程点。北：大K椤洼748.7m高程点至南药铺西山根向南至龙潭沟沟里山顶918.5m高程点向东至三道河子南大山。
前进缓冲区，东：河西675m高程点向东南至坤都沟门向西至大西坡向南至石羊石虎西山根。南：石羊石虎西山根向西至大河北北山跟。西：大河北北山向北至刘杖子南山663.5m高程点。北：刘杖子南山663.5m高程点东至河西675m高程点。
河坎子缓冲区，东：九龙山883.9m高程点向南至老爷庙向东至小黑沟向南至小石门沟南沟里722.2m高程点。南：小石门沟南沟里722.2m高程点向西北至石门沟向东北至西梁834.2m高程点向西北至二道沟沟里647.2m高程点向南至县界向西至县界及部分省界。西：部分省界至冰沟省界620.7m高程点向北至沙果沟南山522.1m高程点向东北至西庄西山686.9m高程点至头道沟向西至罗圈沟北沟里山脊828.2m高程点向北至榆树沟南山顶500.6m高程点。北：榆树沟南山顶500.6m高程点至九龙山883.9m高程点。缓冲区面积15626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7%。
2.3 实验区
实验区分布在保护区的周边人为活动较频繁的区域，是保护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科普教育基地。实验区面积22462 hm2，占保护区总面积39.0%。
青龙河源实验区，东：椴树桦梁959.2m高程点向南至平顶山顶1056.8m高程点向西南至小石门沟东南沟里县界。南：小石门沟东南沟里县界向北至小黑沟537.6m高程点向西至老爷庙向北至下沟向西至大河西。西：大河西向西北至暴家庄西山顶722.8m高程点向东北至五道河子。北：五道河子向东南至椴树桦梁959.2m高程点，此实验区内，三道河子乡政府所在地面积合计179 hm2，均不包括在保护区范围内。
河坎子实验区，东：沙果沟南山522.1m高程点向南至省界。南：省界。西：省界。北：西大岭省界536.3m高程点向东至沙果沟南山522.1m高程点。
河南石人山范文2
王屋山国家地质公园
王屋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济源市西部，东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临黄河。王屋山又称天坛山，主峰海拔1715.7米，主峰之巅有石坛。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道教十大洞天之首，也是愚公的故乡。愚公挖山的故事因《列子》的记载和在《愚公移山》中的引用而家喻户晓。
焦作云台山国家地质公园
焦作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以独具特色的“北方岩溶地貌”被列入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名录。是河南省唯一一个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景区、国家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区、国家猕猴自然保护区等多个国家级于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景区面积190平方公里，含泉瀑峡、潭瀑峡、红石峡、子房湖、万善寺、百家岩、仙苑、圣顶、叠彩洞、青龙峡、峰林峡等十一大景点。
辉县市关山地质公园
关山地质公园位于太行山南麓，河南省辉县市上八里境内，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一座25亿年前山崩地裂形成的地质遗迹奇观。
景区内以一线天、柱状峰林、天生桥、大绝壁为主体，箐沟交错，崖台环抱，飞瀑流泉和清溪幽潭相互辉映，具有南太行特色的关山地质地貌公园。景区内分为花山、河、百宝洞三大景区，并由峰景苑、石景苑、迷宫苑、石柱苑、桥洞苑等十一个苑区组成。
洛宁神灵寨地质公园
洛宁神灵寨地质公园位于洛阳西南100多公里的洛宁县熊平山北坡三官庙林场境内，最高峰海拔1859.6米，景点160余个，植物2000余种，动物300余种。景点主要集中在以花岗岩为河床的十余公里的神灵峡谷内。
这里山峻、峰奇、石怪、水秀、泉清、瀑壮、林茂、竹修、峡幽，共分为神灵寨、莲花顶、金门河、原始森林四区。这里文化悠久，黄帝乐官伶伦，在此采竹做乐器。
嵖岈山国家地质公园
嵖岈山，系伏牛山东缘余脉，又名嵖峨山、玲珑山。因奇峰异石，犬牙交错而得名，享有“中州盆景”美誉。嵖岈山位于河南省遂平县城西25公里处。交通、通讯便利，107国道、 京珠高速公路、京广铁路横贯县境。
嵖岈山面积5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600米。嵖岈山山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代，吴楚在此争雄，吴王死后葬于天磨峰下，历尽沧桑，“吴王墓”仍在。
西峡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
公园位于我国秦岭山脉东段、伏牛山南麓，西北接熊耳山，南接南阳盆地，东南遥接桐柏山，是淮河与汉江分水岭。长约400公里，为淮河与汉江的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老君山海拔2192米。这里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也是河南省境内平均海拔最高、人类活动相对稀少、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的山区。
洛阳黛眉山地质公园
洛阳黛眉山位于新安县北部的峪里乡，北临黄河与山西垣曲相望，西隔金陵涧水与荆紫山为界，南群岭诸峰远眺崤山，海拔1346.6米，它四壁如削，奇崖怪石，千姿百态。
放眼四望，群山伏地、白云缭绕。黛眉诸峰在云海出没，飘忽不定，犹如仙女琼阁，海市蜃楼，每当凤凰岭浮现云头之际，像大鹏展翅，翱翔在茫茫沧海。
内乡宝天曼国家地质公园
宝天曼生态旅游区位于南阳内乡县北部，区内原始森林遮天蔽日，苍山翠岭雄奇险秀，幽谷奇峡泉壑争流，生物资源丰富多彩；是1980年河南省批准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1988年5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2月被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为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A级自然保护区。
宝天曼博物馆收藏了多种珍奇异宝，其中南阳诸葛恐龙化石就置于该馆。
信阳金刚台地质公园
金刚台，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东南，因奇石纵横、形似金刚而得名。
巍巍大别山，造就了一处处神奇的地质景观。有着“奇松怪石神斧凿，云遮雾绕天上来”之称的金刚台地质公园，就坐落在“青分楚豫天地小，气压嵩衡古今雄”的大别山脉中。
嵩山国家地质公园
河南石人山范文3
镜湖之美
沿着中葛根河，踏着蜿蜒起伏的山道一直往南走，在绿地与雪域的分界处有一处夏牧场叫赛尔台。赛尔台南部群山之中挺立着一座巍峨的大山，山的左右各有一座小山堡，在大山的山腰处环抱着一个天然湖泊，宛如一面镜子镶嵌在大山的山腰，这就是镜湖。
镜湖也叫白涝坝，是江布拉克风景区最大的一个天然湖泊。因其湖底多有白色石块铺就，又有雪峰倒映其中，所以看起来湖为白色。镜湖处在雪线地带，终年有雪峰当屏，怪石为邻，冬夏景致最为优美。
寒冬，银装素裹的镜湖静静地躺在一个冰砌雪雕的世界，大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给镜湖盖上厚厚的棉被，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如果你想领略天山的冰姿雪韵，冬季的镜湖可以说是最理想的地方。夏日是镜湖最活泼美丽的季节，湖水像一个刚刚睡醒的少女，雪峰送爽，青松拂翠，绿草如茵，潺潺泉水在低唱，鸟儿叫，羊儿跑，马儿跳，真是一处招人喜爱的避暑胜地。
镜湖不仅美，还有美丽的传说。相传三千多年以前，西王母与周穆王相约于天池。这一天，西王母在众仙女的簇拥下，出天庭，赴瑶池，至赛尔台时，西王母为了向周穆王显示仙女的窈窕，命令仙女们在此地梳妆打扮之后再到天池。王母与众仙女从天徐徐而降，至山中落地，随手向大山一指，即在山腰化出一片湖泊，晶莹剔透，清澈照人，众仙女遂在此梳妆。其中一位仙女不慎将粉盒失落于湖中，随即湖水化为白色。从此，赛尔台南山就有了一个美丽的白色湖泊，因为是仙女在此以湖为鉴梳妆打扮，故称之“镜湖”。
马鞍山的传说
在奇台县半截沟镇向南看，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山，横卧在群山之间。山顶东西两头高，中间低，远远望去酷似马鞍，所以叫马鞍山。马鞍山海拔2800米，是半截沟第二大河新户河的发源地。马鞍山的沟沟岔岔都有泉水流出，然后在山下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新户河。泉多而奇，石多而怪，湖多而美，构成了马鞍山的与众不同。顺着牧人上山的蜿蜒小道向山顶攀登，会发现山泉的水越来越小，如果溯源而上，会找到这里最小的泉，一根像筷子那么细的一线泉水从一块立起的巨石上流下来，然后像一根线似的落在像一盆水大小的泉潭里。人们把这眼泉叫一线泉。
马鞍山山腰山顶随处可以看到青黝黝、圆滚滚，张牙舞爪、千姿百态的石头，但是最吸引人的还是山顶上的石头怪圈。怪圈呈椭圆形，最短直径40米，最长直径48米。有人说怪圈是太极图，还有人说是古代的图腾，也有人说是自然形成的，众说纷纭。怪圈究竟是什么，至今还是未解之谜。马鞍山脚下有许多小湖泊，但最美的还数镜湖和墨湖，如今这些湖已经成为马鞍山的旅游亮点。
马鞍山的风景美不胜收，马鞍山的传说更加引人入胜。相传齐天大圣孙悟空在天庭当弼马温时，一日，忽然一匹带鞍的天马落下尘埃，不慎将马鞍甩落，落地后马鞍立刻化为一座大山，这座山就是“马鞍山”。
分水岭观山听潮
沿着中葛根河的山路一直向南走，在天山的脊梁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石岭，把一河大水分成两条河，一条向南，穿过红褐色的山峦，流向吐鲁番境内；另一条流进分水岭下的地下河，向北流去，汇入中葛根河，这就是当地人常说的分水岭。
分水岭地处天山深处中葛根河的源头，这里除了夏秋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冰雪世界。春天总是在仲夏才翩翩迟来，而金秋却在中秋之际就匆匆去了，流连忘返的冬天在这里一呆就是大半年。
站在分水岭的山脊上，俯首南望，红褐色的山峦绵延起伏，由高向低，自南朝北缓缓而下。在这片不毛之地，坎儿井像一串串无休止的省略号和串珠延伸到山下；远处的一片片绿洲，像一颗颗丢落在荒漠中的翡翠，给大漠增添了些许春意。举目北眺，重峦叠嶂、林海雪峰尽收眼底。中葛根河像一条白色的绸带，飘落在狭长的河谷中，穿山绕岭向北流去。山路蜿蜒北去，宛如一条银灰色的链子，萦绕在翠绿色的群山之间。山下，田园如织，阡陌纵横，你会有登天山而小天下之感，江山如画，令人心醉。这时，如果你对着一览无余的群山云海喊一声“我来啦!”好客的四面群山会以同样的声音重复出很多的“我来啦!”可谓回音四起，余音缭绕，经久不息。如果你骑着马儿来到这里，相信你会情不自禁地唱到：“马儿你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里的迷人景色看个够。”
但是，比观山更让人情迷神驰、乐而忘归的是在分水岭听潮。
站在地下河上面的石坡上，虽然看不到河水，却能听到脚下暗河奔流而下的发出的潮声，像万马奔腾，如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令人震撼。走出暗河地带，小憩在五颜六色的岩石群中，你会在轰鸣的主旋律之外听到叮叮咚咚的泉水声，如金石齐鸣，像珠落玉盘，缠缠绵绵、断断续续。这里既有大江东去般的浩歌，又有欢乐、温馨、舒缓的小夜曲。
分水岭在江布拉克风景区虽说是独一无二的观山听潮好去处，但是时下还只有在六、七、八月骑着马儿才能穿过羊肠小道，越过陡峭的达坂和急流险滩，穿过茫茫林海，到此一游。不过，随着江布拉克风景区的开发，总有一天会天堑变通途，到那时，游人可以坐车到风水岭观山听潮，与山水同乐。
在刀条岭上领略天高地阔
刀条岭位于奇台县半截沟镇小水山村与石河子村的分界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岭，因其山体窄而长，山顶形似一把横卧的古代长刀而得名。此名从清朝光绪年间流传至今。
刀条岭长8公里，山顶最宽处20米，最窄处不到5米，它以其险而美闻名。
盛夏，在巍峨雪山的映衬下，温和的清风掠过刀条岭四周碧绿的山峦，除了遮天蔽日的大森林苍翠的姿色稍深外，极目四望是绿茵茵的海洋，分不清哪是牧场，哪是麦田，都是一样茂密，一色的翠绿。
站在刀条岭上，让人真正领略天高地阔，在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仿佛比平常收缩了许多。这里的天格外的高，高远得神秘莫测。这里的地格外的大，大得望不到尽头，辨不清去向。
天山古堡疏勒城
奇台县197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座古城堡遗址。经专家考证，是著名的汉代疏勒城，当地人称之为石城子。
在半截沟镇麻沟梁一村的梁下沟底，从密林深谷流淌出一条河名叫麻沟河。疏勒城就坐落在这条河的西岸。古城堡东南 面紧靠峭壁悬崖，西面下临沟壑，北靠一面陡坡延伸至黑沟沟底，整个城池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城堡依地势北高南低，呈长方形。东西长214米，南北宽146米。城内西北方有一处30多米长、15米宽的平台，据考古学者分析这是建房宫的地址。房宫前30多米的低凹处有一个直径5米大小的圆坑。走上约高1.5米的北城墙土垛上，仍可依稀看见垛口的痕迹。南面有向外突出的大土墩，残留着马厩与角堡的遗址。整个城堡东、南两面石崖峭壁怪石嶙峋，在西南门旁还有两块巨石，这也许就是人们称之为石城子的来历吧。
望着眼前的废墟就会想到我们的祖先在海拔1770米的高山上，竟能建造起规模如此宏大的古城，真是奇迹。放眼望去，雄伟的天山直插云霄，苍翠的云杉云雾缭绕，在遗址以南构筑起一道绿色的天然屏障。城西南星星点点的农家小院散布在坡面的平缓之处，农舍四周是碧绿的庄稼和高山牧场。著名的萨尔勒克达坂就在距遗址11公里的地方，有间道直通鄯善和吐鲁番，骑马也不过两天的路程，遗址就雄踞在这条南北疆通道的险关隘口之处。
而今，昔日雄伟庄严的雄关古城虽然已经成为废墟，但历史上有名的疏勒城保卫战就发生在这里。当年耿恭率众誓死守城的壮举和抗击匈奴的场面历历在目。
东汉永平十八年三月，戊己校尉耿恭率部3000余人由金满城转移驻扎疏勒城，依据疏勒城的险要地势等待援军。同年7月北匈奴贵族派轻骑2万前来围攻，耿恭率领守军一次次抗击敌军的进攻，相持了几个月，城内囤积的粮草耗尽，将士们煮铠甲皮革充饥，硬撑着坚守在城头。匈奴一时攻城不下，堵截西南麻沟河取水之道，使城内积水断绝，守军只好饮马尿维持。耿恭命令一些士兵在城中低凹处昼夜不停地挖井，挖至十五丈时，果然出水，解决了人马饮水，守军士气大振，守城意志更坚，现留存于遗址内直径5米的圆坑，就是当年掘井之处。耿恭登上城头和士兵们和泥加固城墙，有意做给匈奴军看，匈奴骑兵见状，知道断水之策未能得逞，士气锐减。此后不久，范羌率部翻越萨尔勒克达坂前来增援，在高山与坚城前围攻了数月的匈奴骑兵死伤惨重，士气低落。在守军和援军的夹击下，四散逃命，溃不成军。疏勒城胜利解围，耿恭及其所率将士，创造了历史上抗击匈奴以少胜多的战例。
我们登上麻沟梁之巅，仿佛站在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回望疏勒城遗址，像铁铸似的屹立在山崖上，格外瑰丽雄壮。
中葛根河畔的山
登上通往萨尔勒克达坂通道的高山举目远眺，中葛根河谷仿佛一位仰面朝天酣睡的巨人，新户河、宽沟河宛如两条下垂的长臂。在中葛根河谷的两岸，有两座太山形状相同隔河遥相呼应。河东一座在黑涝坝与七道转弯相交之处，它东依新户河，南靠马鞍山，西临中葛根河，北接刀条岭，人们俗称黑涝坝大梁。河西一座，它东依中葛根河，南靠洞洞沟大山，西临宽沟河，北接孟家塘，人们称孟家塘南梁。这两座山犹如一对丰满的，不偏不倚坐落在中葛根河峡谷的两岸。生得既对称又丰腴，人们把它称作山。
山，乳峰高翘，整个山包被草甸植被覆盖，山顶坡度平缓，是牧人摔跤、赛马的“战场”。山的四周层峦叠嶂，乔木、灌木丛生，灵禽异兽不时地鸣啼呼叫，是一处休闲娱乐的绝妙之地。
远观此山，青松簇拥，层峦叠嶂，巍峨接云端；近观此山，巍峨雄壮，参天松婆娑弄影，险峻岭逼陡悬崖。陡涧深处，绿松影摇山坡翠，树藤缠绕半山腰。
河南石人山范文4
关键词：新石器时代 粟稻混作区 黄河 淮河 生态过渡带
粟和稻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南稻北粟”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传统布局。一般说来，稻作物主要种植在南方，粟作物主要种植在北方。但是，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显示，历史上稻、粟作物的种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双方重叠的混作区。这个区域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晚期基本形成。大致位于北纬32°--37°，东经107°--120°之间，东至黄河在渤海湾的入海口，南以淮河为线，西抵伏牛山与秦岭汇合处，北达豫北地区。涵盖今陕西、河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省。
张居中先生等在1994年第1期《农业考古》上发表的《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一文中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史初时期，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的栽培区，似乎始终未曾作为单纯的粟黍类栽培区而存在”的看法。在1997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提交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稻混作区论述[1] 一文的摘要，但未作详细的讨论。本文则反映了几年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
黄淮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在这里活动、繁衍。到新石器时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大主干序列。按照地域划分，有陕西省境内老官台—半坡（仰韶）—陕西龙山文化序列、河南境内的裴李岗—仰韶—河南龙山文化序列、鲁皖苏交接地带的北辛—大汶口—典型龙山文化[2] 等文化序列。随着人类活动的南北交流、东西互动，这些各具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特点。粟作和稻作生产技术的交流及粟稻混作区的形成，也正是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石器时代，较典型的文化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陕西蓝田[3] 、中期的陕西大荔[4] 、偏晚的河南南召[5] 、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南海[6] 等代表性遗址，另外还有河南陕县张家湾、三门峡水沟[7] 、灵宝营里、许昌灵井、舞阳大岗以及陕西韩城禹门口等地也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8] 。黄淮之间的广阔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
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明显呈现早、中、晚三个阶段。陕西序列早期以老官台文化为代表，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关中平原和汉水上游流域，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陕西华县老官台村遗址[9] 。同类遗址还有陕西西乡县李家村、何家村、渭南北刘、临潼白家、华县元君庙[10] 等处。该遗址与西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具有前后相继关系。早期河南序列，以裴李岗文化[11] 为代表，同类文化有数十处遗址，主要遗址有：新密莪沟、新郑裴李岗及沙窝李、长葛石固岗河、舞阳贾湖、汝州中山寨[12] 等，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黄河以南的豫中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
早期文化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北辛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湖东山前平原地带，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下层[13] 等。
新石器时代中期该区域内三个文化序列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以仰韶半坡文化为代表的陕西序列，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河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
中期陕西序列以半坡遗址[14] 为代表。农业生产方式多样，既有“点耕法”，又有“刀耕法”、“耜耕法”[15] 。仰韶文化前后持续2000年之久，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支主干。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平原和陕、晋、豫交接地带。中心遗址位于黄河中游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代表性遗址有：陕西西安半坡（早期）遗址[16] 、宝鸡北首岭（中期）遗址[17] 、华县元君庙（墓地）遗址[18] 、华阴横阵村遗址[19] 、临潼姜寨（一期）遗址[20] 等。该文化在龙山文化时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发展为陕西龙山文化，另一部分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中期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鲁中南、苏北地区。同类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早、中期[21] 、江苏刘林早期[22] 、江苏新沂花厅[23] 、江苏连云港二涧村[24] 。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在中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该地区形成了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序列。
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陕西的渭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长安县斗门镇、西安米高崖、临潼姜寨、武功县赵家来[25] 等。河南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中心遗址位于河南陕县庙底沟村，代表性遗址还有王湾三期、后岗二期、王油坊[26] 等遗址。新石器时代山东—江苏—安徽淮北序列，晚期以典型龙山文化为代表，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的全境、江苏和安徽的淮河以北地区。主要遗址有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江苏徐州高皇庙、安徽蒙城尉迟寺[27] 等。
综上可知，广袤的黄淮地区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石器时代南北文化的繁荣和相互交流、相互吸纳，为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社会基础。
二、
大致位于黄淮之间的粟稻混作区地貌类型多样，以平原为主，平原中有许多山脉分布。水资源丰富，地上河流由西向东顺地势向北、东、南辐射状分布，多达1000多条，由黄、淮及其支流连接成错综复杂的庞大网络。太行山东麓有大型“地下水库”之称，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这就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在漫长的地质演变过程中受内外地质营力作用，加之河流的冲击、切割作用，本区地貌十分发育，河流阶地、山前洪积冲击扇、山间断陷盆地等多种地貌类型分布很广。山间盆地四周的高山遮挡了恶劣气候的侵袭，又靠近水源。早期人类在此生活，以狩猎为主，依赖采集谷物为食，并学会了使用火，进入了原始的火耕农业阶段。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流入三门古湖的灞河之滨，即渭水干支流流经黄土长期沉淀冲击而成的断陷盆地[28] 。南倚秦岭，北界关中北山。其中一处公主岭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0万年，地质年代处于早更新世中晚期，出土丽牛、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貘、猎豹、麋鹿、毛冠鹿、水鹿、苏门羚等动物化石，富有强烈的南方色彩，称为“公主岭动物群”。当时处在间冰期，气候温暖湿润，对植物孢粉进行分析，也反映了森林-草原的植被景象。附近辋川遗址[29] ，地质年代在中更新世早期，属洞穴遗址，推测是当时蓝田猿人的住所。
在另一处距公主岭仅24公里，稍晚的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旧石器时代遗址，土层剖面上，直接覆盖在该遗址动物群化石层上的第八层是由三条密集排列的古土壤组成，这类土壤在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才可以形成。陈家窝剖面上的“红三条”相当于深海同位素记录中太阳辐射曲线的第15阶段[30] 。由此可见，在当时确实出现过十分温暖的气候环境。“红三条”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31] 。出土大角鹿、斑鹿和啮齿类等草原性动物化石[32] ，但却不见南方色彩的动物成员，据此估计，在中更新世早期，自第三纪开始的喜玛拉雅运动，引起秦岭抬升接近现在高度。秦岭的抬升，不仅阻隔了西北寒冷气流的南下和东南温暖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的水分和热量再分配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南北地理界限基本形成。
小南海遗址在安阳西南30公里处，位于太行山东麓，卫河冲击扇平原上。周围群山环峙，峡谷以东是广阔的大平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傍近人类赖以饮用的水源洹河和小南海。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出土洞熊、最后斑鬣狗、披毛犀、野驴和安氏骆驼等动物化石，富有南方色彩。距今24100年---10000年，在末次冰期晚期，在向全新世过渡时期，距今约14000年，出现一次降温事件，达到末次冰盛期。而后气候开始转暖，气温升高。据植物孢粉分析，当时该地区是茂密草原景象，夹杂一定面积的灌木丛，有少许沙地及沼泽。[33]
进入到全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从而引起了频繁的升温、降温事件发生，引起了对气候反应敏感的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迁徙，在该地区形成了南北动物群之间的过渡地带。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走下山麓，选择平坦、宽阔的河流二级阶地上建造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了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聚落，种植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农业发生了采集阶段到种植阶段的飞跃。狩猎经济在生活中退居次位。距今7000年左右气温更加明显转暖，降水增多，进入大暖期，该区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湖沼增多，动物群和植物群落中有更多的南方成员。这为稻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气候条件，人类为适应这一变化，开始由单一的粟作农业转向以粟作为主，兼种植稻的混作农业。并开始饲养食草家畜，丰富了食物的来源。
何家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陕西西乡盆地旁的台地上，汉江支流泾洋河右岸400米二级阶地处，高出河面4---5米，四周是开阔的沃野。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气候温暖湿润，高于现在2°左右。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其中东洋界哺乳动物占84.6%，有林麝、獐（今见于长江偏南地区）、小麂、水鹿（今见于川西）、苏门羚、野牛和犀（今见于滇、藏最南端）等。植物孢粉中见稻壳。[34]
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22公里处的北舞渡乡贾湖村东侧，是淮河的二级流域区。贾湖水注入南侧的泥河，泥河在遗址东侧15公里处注入淮河的上游支流沙河。距今4200-5800年，在地质年代跨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和第四期亚北方期：在距今5800-5000年的温暖期，气温高于现在2°；在距今5000---4200年，气候干凉而多变化，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湿润，有麋、麂、獐、鱼蚌、螺、鳄、闭壳龟和水鳖等动物活动。植物硅酸体中有山毛榉、枫香、小乔冈、盐扶木等乔木花粉和水蕨、大量湿生环纹藻类、香蒲、水稻等热带植物孢粉。同时耐旱的蒿属、藜科植物也少量存在。[35]
姜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郦山北麓的临潼以北约1公里处，位于临河注入渭河的冲击三角扇裙上，西南是源自郦山的临河，南倚秦岭支脉郦山，山上有临河、潼河等几条短促河流。由于临河流经县城自东南向西北注入渭河，因此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距今6500---64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全新世第三期大西洋期中晚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植物孢粉分析显示，当时生长着环形藻、鼓藻、眼子藻和香藻等水生植物。孢粉组合中有较多的水生植物花粉。喜热、湿水生植物比例大，高于现在。淡水藻说明距河口有湖沼。喜冷湿的针叶乔木和耐旱草本植物说明当时四季分明。并种植有稻粟。出土猕猴、中华鼢鼠、中华竹鼠、豺、猪獾、刺猬、麝等动物化石，说明当时湖沼存在。而田螺、丽蚌化石、大型淡水鱼及动物鹈鹕、鹤等的发现，说明周围有大面积水域的存在。也表明河流径流高于现在，降水充沛。而湖沼存在，也说明地下水渗透小于降水供给。[36]
半坡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西安市东郊6公里，渭河支流浐河东岸二级阶地上。南倚秦岭余脉，北面北山山系，沿东西展开为渭河谷地，本身置于谷地的腹心地带。仰韶文化层中出土动物骨胳化石，除华北动物群，还有竹鼠、獐等今天在秦岭以北已经绝迹的具有南方色彩的动物化石。孢粉分析反映全新世该地区生长冷杉、松云杉、榆、柿等温带树种，还有禾科、藜科十字花科、蔽形科葎草、石松和一些水生蕨类植物。草本植物花粉数量多于木本植物四倍多。勘测四周地区，有大量泥炭层存在，是当时湖沼存在的标志。[37]
龙虬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江苏省高邮市东北8公里处，西临高邮湖和京杭大运河。位于里下河平原碟型洼地的西边缘，与地势较高的湖区平原接壤，在地貌类型上属于水网玙田平原。地势平坦，遗址高于地面2.6米。燕山运动之后形成的江淮凹陷，受西侧低山和丘陵影响，露出海面形成陆地，有少部分洼地积水成湖。距今7000年左右，该遗址在洼地上形成。距今6800-5000年，处于地质年代的全新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过渡阶段，即由大西洋中晚期的气温上升转向亚北方期的气温略有下降，由湿润变为干凉，由于降水量减少，水域面积减少，陆地面积增加。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有麋鹿、獐、梅花鹿、小麂、家猪、家犬等。对土壤中的植物蛋白石进行分析，既有粳稻，又有籼稻，反映了一个完整的从采集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过程。[38]
花厅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县马陵山系的丘陵高地上，东距沭河2公里。距今2800-2500年，属于地质年代全新世第四期亚北方末期，距今2500-2300年，全新世第五期亚大西洋早期，气候凉爽湿润，之后出现一次降温事件。[39] 出土动物化石有猪、犬、獐、水牛、象等。孢粉组合分析中，裸子植物、木本被子植物花粉18属（种）、草本被子植物花粉12属，蕨类植物孢子5属以及泥炭藓孢子。其中发现有山矾属和枫香属的花粉，是常绿或落叶灌木或乔木和落叶阔叶乔木。而这两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和西南，今在该地区已经不可见。因此可以推断，花厅地区不是目前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植被，而是亚热带含常绿树种的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的景观。
尉迟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淮河以北。遗址植被进行了孢粉分析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混合分布的种属结构。同时发现有稻和粟遗存。遗存中的动物遗骸共有无脊椎动物2种、脊椎动物16种。有田螺、蚌、鱼、鳖、獾、獐、麂、梅花鹿、圣水牛等野生动物，另外还有狗、猪和黄牛等家畜化石。[40]
全新世以来，该地区气温总的来说是高于现在的，从距今7000年开始，进入第四纪大暖期，气温升高，“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的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2°左右。因此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平均气温应该在14°至18°左右。”[41] 气温相当于现在的江淮地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与现在长江流域相当；淮河流域类似现在江南地区。因此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综合以上对该地区一些遗址花粉的孢粉分析，可以判定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温度的变化，这里既有广泛分布在北方的温带落叶针叶林，还有分布在亚热带的阔叶林及热带常绿林的某些树种；植物群落中既有适应北方干冷气候的耐旱植物花粉，又有适应南方暖湿气候的湿生藻类植物花粉。它们在此地的共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植物种群的过渡地带。动物化石中既有现在在该地区常见的温带动物群，也发现一些对气候反应极其敏感的亚热带动物，如中华竹鼠、亚洲象、扬子鳄都有生存的迹象。这也表明该地区是南北两大动物群的过渡地带。
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我国东部的东南季风作用会加强。“在新石器时代，春雨伏旱与春旱夏雨的分界线仍然停留在淮河一线。但是气候比现代湿润。”[42] 降水量在同一地区高于现在，而其水文特征之一是河流径流量的增加和平原内部洼地蓄水面积的扩大，从而形成湖沼的扩张。湖沼对于调节河川径流，改善平原地区气候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也起了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钻井资料分析，历史上该地区有大量湖沼存在。在今修武、郑州、许昌一线左右的黄河古冲击扇平原，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圃田泽、荥泽、萑苻泽等，形成于更新世末期，由古黄河冲击扇的前缘地带扇前地下水的溢出在低洼的地带停滞而形成。另外在今河南濮阳、商丘、山东菏泽一线以东地区，有大野泽、菏泽、雷夏泽及孟诸泽。该地貌单元，大致在早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与中全新世黄河冲击扇前缘之间。这些湖沼地带，由于处在河流冲击扇前缘或河间洼地的地理位置，长期受河流泛滥所带来的泥沙填充，形态通常较为平浅，水草茂密，湿生动物如麋鹿之类大量生长繁殖。又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大量泥炭层存在，表明那时也有湖沼存在。平坦卑湿之地和近山沼泽，稍加整治，便成为种植水稻的良田。
《尚书·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并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鉴定了各种土壤肥力。这部书的成书年代虽有争议，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中保留了夏代的资料，十分珍贵。”[43] 因此《禹贡》也为我们了解史前生态环境，尤其是土壤状况提供了较可靠的文献依据。书中记载豫州（今河南）“伊、洛、瀍、涧既流入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这里有黄河、伊河、洛水、瀍水、涧水等纵横交错。大的湖泊有荥泽、菏泽和孟猪横亘。其间，这里的壤为黄河冲击形成的次生黄土，而“坟垆”为黄土下的底层土，宜于农耕，因此土壤品质被定为“中上”级。可见豫州的水利条件和土壤条件均较为优越，加之如上所述气候较今温暖适宜，不仅适合粟的种植，也适宜水稻的栽培。《禹贡》对雍州记载道：“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原隰厎绩，至于猪野……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古雍州为陕西大部，也包括今山西、甘肃南部等地区。位于黑水和黄河之间，北部有弱水、沮水、沣水贯穿渭水南北。这里不但有宽广的平原，也有大片湿地，并且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土壤属上佳的原生黄土，和豫州的情形大致一样。人们尽可因地制宜栽培粟稻作物。可见当时黄淮地区土壤状况虽然各异，但土质优良，因此具备了“地生五谷”的土壤条件。覆盖黄淮地区的土壤，大部分可以归为一种沉积土壤，即常说的黄土。黄土层内有毛细管状组织，渗水性强，不易蒸发、风化，并含多量的氮、磷、鉀、铁等物质，土壤剖面深厚，因此是多种农作物生长的温床。
黄淮地区处在中国南北的过渡地带，是南北方两个相邻植物群落之间的交接带，即是今天环境考古学所指称的“生态过渡带”或“生态脆弱带”。“生态过渡带生态界面活跃，对于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敏感”[44] 。不同地貌单元及生物群落的界面地带，结构往往比较复杂，不同生态环境的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大，生产力水平较高。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粟稻共存，是过渡带边缘效应作用的结果。
因此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在沿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东麓洪积冲击扇与太行山东麓洪冲击扇地带及山脉间盆地，都留下了人类居址的痕迹。再加上适宜的气候条件及土壤、地形、径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生态环境，促使原始农业及粟稻混作区开始形成和发展。
三、
南稻北粟是中国传统的农业布局。这反映了这两种农业作物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它们的差异。粟属抗旱作物，适宜在北方干旱气候中成长。根据考古材料，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粟。由于粟是一种生存能力很强的作物，在今天的海南及台湾等地区也有栽培。
据统计，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的发现。[45] 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渭河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了。在该区域中发现最早的是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的一些遗址中粟的出土，在另外一些新石器时期早期河南许昌丁庄遗址[46] 、新郑沙窝李遗址[47] 、陕西临潼白家[48] 等都有粟的发现。
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中，粟发现数量较大。粟粒散见于住房、窖穴和墓葬等[49] 处。另外在该类型文化的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灰坑内发现有粟，并出土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工具[50] ，说明粟在当地的种植已经有了一段时间。陕西柳枝镇泉护村遗址[51] ，房址炉灶草木灰内发现有粟壳。彬县下孟村圆形带状灰坑内发现有粟外壳残留。宝鸡福临堡遗址、元君庙遗址都有粟出土。在陕西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对一个灰坑内的灰土进行灰像分析，经过与现代水稻的灰像与湖北枝江关帝庙遗址的水稻灰像进行对比，可以确认为水稻。H35中，出土的一种禾本植物进行灰像分析，认定是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该地区是既种稻，又种粟的。[52] 河南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遗址有粟遗存[53] ，同类文化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54] 。
大汶口文化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有水稻壳痕迹和粟粒。尉迟寺遗址红烧土块中，有大量掺入稻壳、稻草的痕迹。并见炭化粟颗粒。与此同时，在一个探方的大汶口文化4--8层中分别进行采样分析，发现均有水稻壳和谷子壳硅化表皮碎片的存在。另外，通过对另一个探方的土样分析，显示出了大汶口文化阶段的粟，在农作物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大于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稻所占的比例又明显大于粟。这说明，在该地区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稻的种植得到了进一步推广。[55]
根据以上粟出土材料的列举，我们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淮地区就有粟种植，到了中期，种植面积扩大，收获数量增多。逐渐成为该地区人类的主要食物。但同时也发现在河南贾湖遗址仅有稻而未见粟，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安徽尉迟寺遗址出现了粟稻共存现象。
稻属喜湿作物，适宜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即秦淮一线以南。1993、1995年在长江中下游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距今1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以及野生稻遗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此外还有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和李家岗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等40余处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遗址。[56] 然而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除了上述几个遗址外，在山东半岛和黄淮等地区也相继有稻谷遗存发现。
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的西乡何家湾、李家村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发现有稻谷印痕，是陕西境内最早发现的，也是目前发现稻的最西线。另外在户县丈八寺、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也有稻壳的遗迹。[57] 在甘肃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完整的炭化稻粒2720粒，碎米约2000粒，炭化稻谷187粒。这是发现目前分布在最北部的古栽培稻标本。[58]
如前所述，在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既有稻、又有粟的灰像。这证明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汉中及关中地区均种植水稻。
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和稻壳印痕。”[59] 对水稻扇形硅酸体的形态研究，判定尚处于籼粳分化，以粳型特征为主，具有原始特征的原始栽培稻。该结论后经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得到肯定。例如在对人骨中碳13的研究中，发现贾湖人食物主要来源于碳3型（稻）植物，而非碳4型植物（粟黍类），证实当时该地区的人类“主要栽培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偏粳形稻”，也同时证明他们“获取植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是稻作农业。”[60]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一块陶片上发现有稻谷痕迹，193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提到，后由两位瑞典植物学家艾德曼和苏德贝格采用灰像法得出结论是栽培稻壳。这是黄淮地区发现稻的最北线。[61]
此外，在河南洛阳西高崖[62] 遗址的草拌泥的胚胎上有较多稻谷印痕；河南郑州大河村[63] 遗址一块木骨泥墙的红烧土中，发现稻叶、稻杆和稻粒的印痕。在三门峡交口遗址也发现有仰韶时期古栽培稻，与粟遗存同时被浮选出来，表明当时的人们过程以粟和稻为主要食物，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64]
从理论上讲，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文化传统。朱乃诚先生曾指出：“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65] 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处在粟稻混作区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技术交流的情况。
新石器时代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在共水选淘洗出炭化稻千余粒，对出土稻粒进行形态鉴定，第4层与现代稻相似，第6、7、8层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的过渡阶段。又经过对遗址中的水稻植物蛋白石形状分析，确认大部分是栽培粳稻。这也证明了该地的人们从无意识的采集野生稻，对其可栽培性有所认识，到有意识选择落粒性低、颗粒大的稻种进行栽培的过程。[66]
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境内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陆续有稻出土，如河南汝州李楼1，T5第4层发现[67] 粒稻米，第5层发现43粒，第6层发现53粒；河南禹州严寨[68] ，出土大量半炭化稻籽、稻壳；河南驻马店杨庄[69] ，在标本层位中采集到大量水稻植硅石，故认为此时杨庄水稻种植已成规模。此外，在山东省栖霞杨家圈、江苏省连云港二涧村、贛榆盐仓城、安徽省固安濠城镇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70] 从上可以看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再到晚期的龙山文化及大汶口等前后相承的文化中，黄淮地区经历了一个从采集野生稻、开始种植稻到大规模种植稻的过程。这也说明中国“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布局已开始形成，但似可更加精确的表述为：南方以稻为主，北方以粟为主，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粟稻作物的混作区。
四、
粟稻混作区的出现最早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考古资料显示，在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常常见到这两种作物，这说明至少距今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开始种植粟了。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的大部分遗址都有粟作物的出土，在有些遗址，不仅有粟遗存，还发现了用于谷物加工的粮食加工工具，说明粟在该地区的种植已经历了一段时间，产量也较大。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对该作物特性认识的深入，以及人口增长对食物需求量增加等原因，粟的种植已经遍布整个黄淮地区了。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作物遗存。此时我们又在淮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安徽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粟，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此时粟的种植比例大于稻的种植比例，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已经向东南扩展。在该遗址叠压于大汶口文化层之上的龙山文化层中，农业种植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稻的结构大于粟，说明稻的种植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该地区粟在史前的种植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下游的人类无意识地采集野生的粟作为食物来源，随着对其特性的认识加深，人类开始有意识的种植粟。并逐步完成了采集农业向种植农业的飞跃。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黄河中下游粟已成为人们主要食物，人们制作出谷物加工工具，对收获的大量谷物进行再加工。新石器时代晚期，粟的种植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到达淮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与广为种植的稻作物一起，共同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
根据近几年的考古资料，新石器时代北方也种稻。该地区最早见于在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稻的出土，并且呈现出栽培特征，明显有别于野生稻，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稻已在该地区种植。新石器时代早期老官台文化李家村、何家湾遗址也有少量稻出土，是此时关中平原有稻存在的证据，只是很多尚无法判断其属栽培或野生性质。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苏淮北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野生稻与栽培稻的共生现象，并且栽培稻的比例大于野生稻，反映了该地人类不仅种植稻，而且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渭河流域的一些遗址发现稻遗存，黄河流域也有较多数量的野生和栽培稻，这时稻和粟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主要食物。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北地区有较多处遗址发现稻遗存，另外在整个淮河上游的范围，稻已经广泛种植了。尤其是此时期，在关中平原的扶风案板炭化稻的出土，证明了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关中地区一直把稻作为人们的食物。因此种植稻的先后顺序大致如下：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大暖期的到来，在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人类经历了一个认识稻特性并采集食用的过程后，逐步开始种植稻。当然，也不排除由南方地区传入的可能。陕西关中平原和中原地区在稍晚也开始食用稻。淮河下游的苏北的淮北地区，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稻了。稻的传播路线在该地区呈现出逐步向东扩展的趋势。至于其中的传播路线和交流关系，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早期，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两种作物伴随着农业的产生而成为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沿各自的轨迹传播扩展，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条轨迹在黄淮地区重合，形成了独特的交汇区特点，即既有粟作、又有稻作的两种作物的混作农业。
根据以上对粟、稻出土考古标本分析，结合各个作物出土地点的地理坐标，基本可以划定粟稻交汇区较为具体的地理范围：东起山东日照，西迄陕西扶风案板和西乡李家村，南到河南淅川黄楝树（111°28′；33°3′），北达河南渑池仰韶村（111°47′；34°50′）。如果将属于海洋气候的山东半岛除外，那么新石器时代的粟稻交汇区范围在北纬33°--35°，东经107°--120°之间。当然，对粟稻南北传播路线的分析和粟稻混作区的划定，只是我们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等所作的初步结论，由于考古发现常常带有偶然性色彩，以上结论并非定论。更为确切的结论的给出，还待于更为充分翔实的考古发现。因此，我们在本文开头，给出了较为宽泛的粟稻混作区的地理范围。
黄淮地区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它是南北文化交流互补的重要场所。“南北交流，最重要的就是粟与稻的交流，代表北方粟文化与南方稻文化的交流”[71] 。正是各地农作物互相交流，从而在文化、经济上相互影响，“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推动了较落后的地区”[72] ，促使农业得到了发展。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影响深远的南北文化和生产技术交流的重要成果。它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一地区社会文明的进步注入了活力。
混作区的出现，应是中国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一大特征。正是粟稻混作区形成独特的发达的农业文明，引起了连锁反应，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生产力快速的发展，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标志的铜器的出现、城市的兴建、文字的发明均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也正是粟稻混作区所创造的高度文明奠定的基础，取代氏族组织的国家政权才最先在这里诞生。粟稻混作区的形成，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原始农业文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转贴于 注释
[1] 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简论（摘要）》，《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 贾兰坡等：《陕西蓝田地区的旧石器》，《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4]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的考古调查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年第1期。
[5] 邱中朗：《南召发现的人类和哺乳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2年第1期。
[6]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7] 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灵宝县文管会：《河南灵宝营里旧石器地点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8] 刘士莪：《陕西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邱中朗：《陕西乾县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1期。
[9] 巩启明：《试论老官台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考古六队：《陕西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
[11] 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2期。
[12]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8年第1期； 薛文灿等：《沙窝李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石固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7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第7期。
[13]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14]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1页。
7 同6
8 同6
[17]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59年第5期。
[1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9] 黄河水库考古队陕西分队：《陕西华阴横阵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9期。
[2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21] 南京博物馆：《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2]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23] 南京博物馆考古队新沂工作组：《新沂花厅新石器时代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24]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3年第2期。
[25] 考古研究所沣西考古队：《1955-1957年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1982年陕西武功县赵家来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3年第7期。
[26]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杨锡璋：《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27]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28] 王社江：《蓝田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动物群演变机制的因素分析》，《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
计宏详：《陕西蓝田地区早更新世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3期。
周明镇：《陕西蓝田中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3期。
[29] 黄春长：《陕西辋川锡水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
[30] 徐钦奇：《华北更新世人和哺乳动物的进化与气候变迁的关系》，《史前研究》1984年第2期。
[31] 张宏彦：《渭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2] 计宏详：《从动物化石看古气候》，《化石》1984年第2期。
[33] 尹申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及其意义》，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4] 周昆叔、张广如：《关中环境考古调查报告》，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 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瑞玲：《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1期。
[35] 张居中：《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0页；《环境与裴李岗文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6] 巩启明、王社江：《姜寨早期生态环境的研究》，《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7] 周昆叔：《西安半坡遗址的古环境与古气候》，《考古》1990年第1期。
周昆叔：《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38] 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39] 唐领余、李民胃、沈才明：《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与环境》，《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0] 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1]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42] 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3页。
[43] 李民、王健主编：《尚书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44] 宋豫秦：《生态过渡带之人地关系刍议》，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学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5]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6] 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二十三、二十四》，《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 。
[47] 同4。
[48] 同4。
[49]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50] 高国仁：《粟在中国古代农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51] 同8。
[52] 张文祥：《宝鸡渭水流域是我国粟作文化发源地之一》，《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53]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54] 同2。
[55] 王增林：《尉迟寺遗址中的植物硅酸体分析与史前农业经济特点》，《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王吉怀：《五千年淮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尉迟寺聚落遗址带来的信息》，《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6]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5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考古五十年》载文物出版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58] 张文绪、王辉：《甘肃庆阳遗址古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9] 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0] 任重等：《淮河流域稻作起源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61] 黄其煦：《关于仰韶遗址出土的稻谷》《史前研究》1986年第1期。
[62]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高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7期。
[63] 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文物》1981年第11期。
[64] 魏兴涛、孔昭宸、刘长江：《三门峡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5] 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66] 李民昌、张敏：《高邮龙虬庄遗址史前人类生存环境与经济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67] 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8] 同3。
[69] 同3。
[70] 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附表，《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71] 游修龄：《中国稻作起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A Discussion On the Rice-Millet Blended Zone In the Neolithic Age
Abstract
河南石人山范文5
自明建立卫所至今，靖远依河水有八条自流灌溉渠道，它们是复兴渠、靖丰渠、民生渠、恒丰渠、靖乐渠、永固渠、沣泰渠和发源渠，总长180.9公里。其中位于双龙乡的发源渠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原名永裕渠、仁义渠，后改为发源渠。双龙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代北城滩长城及沿线城障烽燧遗址、唐代北城滩古城堡遗址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泰和新石器遗址、北城滩唐墓群、清代仁和四合院。东山有明长城烽燧，西北与五佛寺对峙。
我在双龙山丘、山腰间穿行时，向西可以远眺五佛一带的黄河，平静安详，如梦幻一般；向东则可以看到哈思山脉及其西段泰和山壁立天边的雄姿。
哈思山在靖远东北石门乡黄河东岸，塬峁交错，逶迤百里，形成靖远五合、靖安两乡丘陵沟壑山地。其山南坡陡峻，北坡平缓，主要由泥盆系的陆相紫红色粗碎屑岩和局部夹玄武岩组成；北部为兴堡子川，南侧为一条西北至东南方向的活断层，将它与松山隔开。因哈思山有被称为靖远八景之一的“雪岭堆银”，故也称雪山。康熙《靖远卫志》载：
雪山，在（县）北百二十里，西距黄河，南接分水岭，峰峦层列，岩壑横峙，松柏丛茂，鸟兽蕃蔗，积雪冬夏不消，遥望晴岚素雾，亦一方之名胜也。明嘉靖三十三年、三十五年侍御苏州人宋贤、詹理阅兵靖远黄河边，曾游此山，题诗纪胜。
宋贤，字及甫，号定宇，是今上海市奉贤县头桥乡东新市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曾任浙江新昌县知县、广西道监察御史，并曾出按四川、甘肃等地。《靖远卫志》记“阅兵靖远黄河边”，即指此行。
哈思山主峰叫大峁槐山，海拔3017米，是白银市最高峰。支脉松山、泰和山、大峁槐山、雪山寺等山上履盖着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1985年，我在靖远上学时，周玉林老师组织乌兰草文学社的同学从石门的一个山沟里登上哈思山，在古树参天、灌木丛生的松林里穿梭半日。当时清风袭来，形成阵阵林涛的情景使我记忆犹新。
著名书画家、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范振绪先生祖上曾居住于双龙乡，因此晚年自称“东雪老人”、“太和山民”。“太和”当为“泰和”的别种写法。范振绪曾题联“云树接天含远秀，石泉流玉传清音”，赞美泰和山。
丝绸古道从宁夏进入靖远境内，取道哈思山，在其北麓北卜、小口子两处古渡口过黄河。北卜为汉唐时期最为繁忙的渡口，唐代北城滩城堡遗址至今仍矗立在渡口附近黄河南岸石崖上，城内曾发现汉唐时期莲花纹圆瓦当陶范及瓦当残片等。1988年，哈思山南麓北滩乡出土一只东罗马时代西方刻铭银盘，见证了古代中外商贸往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双龙乡政府处在哈思山脉西段泰和山北麓的一个川道里。绿色多了，人烟多了，地势也越来越开阔，到达永和村，看到永安堡和长城遗址。永安堡南枕松山，北接黄河，由西南绕道石门经裴家堡可通靖远；向东经腰站、论古可到兴堡川，绕道水泉也可直达靖远。明朝中期为防止北方民族侵扰，靖虏卫所由迭烈逊、打拉池迁至永安堡。1569年设堡，1571年建成，驻防将士屯垦戍边长达340年。
这里的泰和新石器文化遗址为马家窑半坡时期，当年“泰和人”的势力范围大概就是目前乡政府所在的这道川。
接下来向西走，接近石门乡政府所在地。如果继续往西，就到黄河边。著名的哈思堡就在前方。地图显示石门与黄河对面的芦阳基本在一条东西向直线上。根据甘肃日报社记者温波、李欣瑶及王复库采写的《索桥古渡，一个丝路官渡的兴衰浮沉》（《甘肃日报》2015年1月20日）所载，他们从兰州出发，到平川下高速后经水泉堡，沿着山路到石门乡――虽然离索桥渡口东岸直线距离不远，但通往渡口的道路车辆无法直达，需步行30里山路。他们所走道路之平川、靖远部分为丝绸之路北线中的一支：由固原、海原进入会州（今靖远）境内，经水泉堡、裴家堡到石门，再由索桥渡口过河进入河西走廊。高启安、刘再聪、黄兆宏等专家学者曾多次考察过这条道路上的黄河渡口――靖远哈思堡和对面的景泰索桥堡古渡口。有的资料将黄河东岸靖远渡口也称为索桥堡古渡口。为方便读者了解，在参考以上学者多次考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我将这条通往河西的道路及渡口作一简单介绍。
《秦边纪略》记载：
庄、凉、甘、肃而往河东，自镇远、索桥外更无他途也。桥非大道，盖宁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径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兰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虏以渡索桥者，路捷三日也。
其中所说“取道靖虏以渡索桥”的地方就在石门乡哈思堡村，至今仍有哈思堡（又名哈思吉堡）遗址，堡内店舍栉比，有戏台两座，曾商贾云集，有“日进斗金”之说。堡西5公里处即丝绸之路索桥古渡，南为砂河，北靠山梁。堡址破坏严重。据考，哈思堡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与当时修筑边墙有关。明初，西北边疆地区蒙古势力盘踞景泰松山，黄河冰封季节，过冰桥前往东岸掳掠。明王朝便加强沿河防务，在靖远、平川境内沿黄河设置堡寨。康熙《靖远卫志》载原有墩台13处、隘口3处。道光《靖远县志》载靖虏卫万历年间在沿河设大庙堡、迭烈逊堡、水泉堡等。大庙堡“地接塔儿湾，为北寇冲突要隘，所恃仅隔一河”；迭烈逊堡“所管墩台十二座，边墙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台八座”；陡城堡“所管墩台四座，有边墙十里”……由长城、堡寨、渡口组成的严密防线的防御效果非常显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万历二十六年，抚臣田乐克复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自靖鲁卫界、黄河索桥起，至土门山，共长四百里，而兰、靖、庄浪千四百余里之冲边始安。
因此，索桥渡口与临近的哈思吉堡才商旅不断，渡船繁忙。
明代甘肃长城由一条主线和两条支线构成，主线如史料所载，起自景泰索桥，经红水、裴家营、大靖、土门等地一路西去，直抵嘉峪关；一条支线在兰州西侧（起自镇远桥，经安宁，穿乌鞘岭，抵达古浪泗水堡），另一条在兰州东侧（沿黄河直抵靖远，称为黄河一条边）。
甘肃新边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修建的从景泰索桥到古浪泗水一带的边墙（长城），长200公里，是明王朝最后的一座大型防御工事。十年后，努尔哈赤起兵，甘肃长城沿线驻军被明朝一次次东调，或出山海关作战，或在中原镇压农民起义，败多胜少，而在清代，长城沿线却走出一批名将。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张勇都曾驻防甘肃（包括宁夏）长城沿线，《清史稿》称为“河西四将”。
景泰索桥与黄河对面哈思堡所驻守的靖远渡口相接，同样设索桥堡驻守。
索桥堡位于景泰芦阳镇东10公里索桥村偏北2公里处，始建于汉唐，其地河面较宽，水流平缓，两岸山势陡峭，东岸通向靖远哈思堡，西岸接景泰芦阳镇。史载索桥渡口最早以木船和羊皮筏子摆渡。《靖远县志》载：
索桥堡前后设建，处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无定据。今考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黄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桥地也。盖隆庆初，创主凤船桥以通往来，寻因河水泛涨，漂没无存，仍以船渡，其码头故迹犹存。万历年间创建芦塘，修筑新边，又置索桥于哈恩吉西十里。万历二十九年（1601）始建一堡于河东，名为铁锁关，门上有石偈，额曰：索桥堡。旁镌钦差靖远等处地方参将丁光宇故迹犹存。至于今之索桥堡，则万历四十二年（1614）以来所建。
当年河面上排24只大船，两岸四根铁铸“将军柱”，用草绳系船成桥，故名索桥。
又有资料说索桥古渡名称因古代在此建有索桥而得，因河水暴涨冲毁，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重修（而非初修），用24只木船连为索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寓居哈思堡的富商胡正宽曾号召过往渡口的山西、陕西两省180余家客商募捐银两，在从哈思吉堡到索桥渡口的红砂岩石上开山凿石，拓宽路面，当地人镌刻两块“山陕修路碑”分别竖于渡口和哈思吉堡，石碑至今完好无损。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黄河西岸建索桥堡，坐落在高出河面20米的小坪上。桥头堡北侧有座以黄土为核、外砌红色页岩的烽火台，可能是汉代修筑，明代加固续用。两岸堡内居民有300多户，景泰境内住户较多。索桥堡石城遗址大体分为桥头堡、居住区、长城烽火台三部分。废墟中“丰”字形居住区面积最大，极盛时有数百间房屋。现存街道、屋墙、关墙，虽大部残缺，但还能辨认出院落、店铺、门楼等。城外残存有渡口“将军柱”台基、t望哨所、庙宇、五座旗墩、烽燧等遗址。索桥堡下游300米处就是明代长城起始处。沿长城有一条断断续续的古道遗址，蜿蜒向西；索桥堡上游30米处也有条在石崖间开凿的石板小路，曲折险峻，可通过牲畜驼运和独轮小车，当地人称“茶马古道”。
这条道路和渡口是汉开河西后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据学者考证，居延里程简中提到的汉代“媪围”就在索桥堡以西不远的沟古城遗址。唐朝，渡口继续使用。到明代，其首要任务是为戍守长城沿线的将士们运送粮饷，其次才是商用。
石门乡地处哈思山两侧，境内山大沟深，梁峁遍布，沟壑交错，黄河流经46公里，省道308线贯穿境内七个村庄，有渡口七处。我从岔路口处拐向东南，在哈思山中的谷底或河沟中前进。“哈思”二字来自蒙古语，是“美玉”之意。停车休息时，匆匆“浏览”，试图找到玉样石头。山沟里是砂石路，其古朴状态大概与汉朝、唐朝乃至明朝都没有多大差别。沟大且长，沿着山势慢慢爬坡。从石门出发经过这道沟里的菜地沟、路家庄、裴家堡三个村子，它们附近分别有菜地沟、庙苌健⑿〈墓敌率器文化遗址，都属于马家窑半坡时期，在此发现过彩陶、灰坑和陶窑。深沟在与两边山及云天逐渐汇合，先是出现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的荒草关城址（又叫分水岭堡），接着是建于万历三十年（1606）、位于三角城社东500米处山腰处的门岘城址（又叫三角城遗址）。在这两座关城内都发现过明朝青花瓷片。据亲自踏勘过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再聪教授介绍，他曾在门岘城址中发现有黑陶片，怀疑是汉朝遗物。门岘，有的资料、地图误写为“按门”。国内很多交通要道或城池都有“门”，乌鞘岭东边就有一处。“”同“暗”，《礼记・祭义》：“夏后氏祭其。”《谷梁传・文公六年》：“下则上聋。”《说文》：“，闭门也。”《梁书・乐蔼传》：“见蔼阁读书。”另外，还有“蒙蔽、遮蔽”之意，《水经注・江水》：“桑麻日。”《荀子・君道》：“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
过了门岘，又进入另一道深长的山沟――沙流水沟，直通水泉堡，与丝绸之路古道支线重合。水泉堡是明朝修筑，对面是墩墩芊榛鹛ā＜馍胶嶝ǘ西，壁立千丈。山沟口有天然通道，道路从尖山背面绕到前面就是辽阔的旱平川。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黄兆宏在《“麦田・麦田山・麦田水・麦田城”考释》中根据《晋书・秃发仗丛丶恰贰《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乞伏国仁条》、《水经注》、《魏书・秃发乌孤传》、《晋书》、《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乞伏国仁条》等文献中关于麦田、麦田山、麦田元孤山所载，对尖山及其南边的古城、水系、建制等有详细考证。他认为，“麦田山”指今白银平川境内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由水泉尖山、喀拉山、碑南山（也称青山）、北掌山、黄家苌健⑶吴山等许多山脉构成的“弧形”山系。麦田出自鲜卑麦田部。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西迁，大量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向中原发展。十六国时期，迁入陇原大地的主要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另外还有乙弗部、契翰部、意云部、思磐部、车盖部、B掘部、鹿结部、吐赖部、莫侯部、勃寒部、匹兰部、越质部、悦大坚部、仆浑部以及麦田部等许多鲜卑部落。鲜卑“麦田部”因曾生活在“弧形”山系至黄河狭长范围内，故称“麦田山”。《魏书・秃发乌孤传》记载：“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南凉东界是“麦田与牵屯”。“牵屯”即牵屯山，也作牵条山，为六盘山北段与香山之统称。“麦田”应为“麦田山”。
文献所称“麦田山”是今平川区与靖远县北八乡（石门、双龙、兴隆、永新、北滩、东升、五合和靖安）的分水岭和分界线。发源于这条山系的沙河从东南到西北方向的有七里沙河（因距靖远县城东北七里，故有此称）、杨梢沙河、东湾沙河、红柳沙河、滋泥水沙河、牙沟水沙河、水头陡城沙河及水泉沙河。文献记载的“麦田水”又名“亥剌河”，因经过陡城，又称“陡城水”。黄兆宏进一步考证 “麦田水”是经过水泉镇牙沟水村新墩社、水头社和陡城村的沙河，当地人叫“水头沙河”或“陡城沙河”。
平川、靖远黄河流域有岩画分布，这或许就是这些鲜卑部落留下的历史痕迹。
《水经注》中说麦田城在麦田水东南，即水头沙河或陡城沙河东南方向。水泉镇牙沟水村新墩社境内有两座古城：缠州城和柳州城。缠州城位于水泉镇牙沟水村东面，城内现全为耕地，暴露着大量绳纹板瓦和少量绳纹夹砂粗黑陶片、绳纹灰陶瓮等。霍去病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设r阴、祖厉二县，根据出土文物、实地调查及学者们研究，缠州城应为汉代r阴县县治所。距离缠州城西南角420米处又有座古城，当地人称柳州城，城内全为耕地，地面暴露黑釉、白釉、青釉等瓷片及陶器残片、砖瓦块、残砖、板瓦、筒瓦等。据考证，柳州城是唐代州城新城，原为隋代凉州县城县治所在，因为“凉”、“柳”音近，讹传为今名。
黄兆宏教授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认为“麦田城”就是“柳州城”。
尽管居延里程简中没有提到r阴城，但从黄湾、老庄等密集的汉墓群及平川瓷窑遗址考察发现，当时陡城、北武当渡口的繁忙程度不次于索桥渡。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黄河流经水泉、石门、双龙、大庙一带，虽然九曲百折，但也有不少适合渡河的地段。古人远行，大多遵循省时、省力、便利、安全的原则，小型商队或逃犯为了躲避管理，很可能有意选其他渡口过河。至今，黄河两岸的村民往来还使用古老的羊皮筏子，这样的渡口大概每隔5公里就有一处。
河南石人山范文6
一、汝阳奇石开发利用由来已久
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汝阳县是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伊阳县”改名而来的，它南高北低，汝河横穿东西。县域地貌奇特险峻，古文化遗址多。境内海拔200米到1600米的大小山峰共计1136座，河流沟岔1630条；既有龙山文化遗址，又有仰韶文化遗址，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先民们制作的各种石器，用于生产、生活。时至今日，汝阳县还有很多以石命名的村落地名，如王坪乡孤石村、付店镇石柱村、靳村乡石寨村、柏树乡石门村……在民间也流传着很多美丽动人的奇石故事，像《酒归石》、《仙人石》、《之锅石》的传说故事等等。更有传说汉光武帝刘秀曾用梅花玉做玉玺。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载：“紫罗(今汝阳县紫罗山)南十里有玉床，阔十丈，其玉缜密，散见梅花，曰宝玉”；《直隶汝州全志》记载：“汝玉出汝河，古色斑谰，取供赏玩”。清初县志记载：“城南关河中多奇石”明清时期即有人在上店开设玉石作坊，加工玉器；县城南衙街曾有人将花与奇石摆放于市；明清富豪庭院中的遗石至今尚存。清末城南街有个叫禹林祥(1883-1963年)的人，他“通管乐、精厨艺、好奇石”，虽一生清贫，但院中到处摆放着奇石。可见，汝阳之奇石赏玩，由来久矣。
传说，远古时期女娲取七彩石补天，就采用了顶天立地的巨型云梦石。皇帝打败蚩尤后，结束了中华民族的部落生活，在他修建的园林中就置有汝阳云梦石和西泰山的水晶石。《河南工艺美术图志》(河南民间文艺家协会编，海燕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172页载：“汝阳云梦石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兵器制作和宫廷建筑中使用。”现在，汝阳云梦山上还保存有鬼谷子王禅的弟子孙膑和庞涓在军事博弈中使用过的怪石八卦阵、鬼谷子王禅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天下第一军校”遗址：云梦洞。周代诸侯们曾将汝阳云梦石作为进贡之物。秦始皇营造能容纳万余人的阿房官，造假山、置怪石，曾派丞相李斯带兵马到汝阳云梦山采集奇石、怪石汉武帝刘彻在长安营造方圆400公里的上林苑时，亦曾派出重兵到汝阳采石张骞通西域时，汝阳云梦石(龙骨)和梅花玉、彩云玉、珍珠玉等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诸国。
历史名人也对汝阳奇石宠爱有加。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洛阳龙门修建的“平泉山庄”中，置有数块巨大的汝阳云梦石，北宋孙灏《汝石赋》(载《中华奇石赏析》下册158页)曰：“钓竿欲试珊瑚赤，玉水方流辉蕴石。石不能言渊沉底，晶盘谁谴登瑶席。如波泠泠澈骨清，汝石文章五色成。泗滨纵勿荐沉磬，彭蠡犹应鼓大声。随珠照乘不径走，尔石空叨精卫口。下口须防换饼诺，米袖何当一挥手。”宋代的张鸣珂在《云梦仙境》一诗中写道：“青溪剩有丹炉在，底事争传捭阖书。”并自注：“丹炉石在云梦山水帘洞边。”宋朝的祝福亦在《云梦仙境》一诗中写道：“城之东南云梦山，山腰有洞门无关……石床丹皂空年年……”清代高步写有《文石赋》(载《中华奇石赏析》下册150页)。除却历史上的很多文人墨客及石玩爱好者，现当代也有许多文人、专家学者等赋有诗文赞誉汝阳奇石。其中有中国人民原副总参谋长、延安时期被中央军委授衔的第一位将军――同志，当代著名作家魏巍，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陈昌远、唐嘉宏、宋景昌等专家，考察后都写有诗词或者文章。
二、个人玩石者众，各式藏馆盛行
汝阳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依托丰富的奇石资源和悠久的赏玩历史，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汝阳玩石队伍庞大，各地藏馆频出。
个人玩石者众多
通过上篇的介绍，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到了，汝阳有着非常丰富的奇石资源，在现有老资源地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觅石之处。
在汝有玩石代表性的云梦村，还没到村口，就会被十余座极具特色的微派建筑所吸引――这就是云梦村占地50余亩的奇石博览苑，这里集合了汝阳很多名石名人，“桑田藏石馆”、“升阳石府”、“萃瑛居”等都是这里响亮的个人藏馆，村党支部书记李中建说，一年上百万的收益让石头在这里成了“金子”。
而在汝阳的其他一些村镇，几乎每一户人家里都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比如位于汝河边的上店镇，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家各户都有奇石，农民都以务农为主，闲暇时到河滩、山里捡石头，但大多数人基本都是单纯的供自己赏玩，偶有少数卖给当地玩家。据说，现在汝河的大多河段，以及云梦山、伏牛山等地经常可以捡到奇石，尤其是雨后，几乎出去的石友都会有收获，其中不乏“屠龙刀”、“寿星”这样的佳品。
家庭藏馆唱主角
现在，汝阳县城乡共有家庭石馆近两百家。其中，对外公开展览销售的有近百家，汝阳县本地云梦山汝阳奇石博览苑的30多家，新大桥南奇石交流中心的近20家，以及散布在县城和各个村镇的将近百家个人藏馆。此外在上海、武汉、宁波、厦门、郑州、洛阳等大中城市也有不少汝阳人开办的汝阳奇石馆，大多以经营汝玉、北汝河石、梅花玉、彩云玉、白筋石以及各种各样的云梦石及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动植物化石如在汝阳当地的“红军石馆”、“玩石阁”、“龙门石馆”、“彩云奇石馆”等对外交流石馆；上海的“河洛石馆”、“予南石馆”、“留名石馆”，浙江义乌的“红军石馆”，洛阳航天城的“大刀石馆”等域外石馆；位于县城朝阳新村195号的“红施石馆”、伊阳新村的“晓剑藏石斋”、官后街的“雅石轩”等家庭藏馆而这中间，家庭藏馆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这也是汝阳玩石的一大特色。
三、加强赏石团体和队伍建设，推动赏石事业发展
尽管汝阳奇石开发利用非常早，也有为数不少的玩石人以及许多外地石馆，但在现代赏石风盛行，各地玩石队伍异军突起的大环境下，汝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被外界的熟知度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汝阳赏石目前仍偏向于自娱自乐，与大市场交流较少，汝阳奇石还未真正融入如今的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