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1
四年级上册第5课《题西林壁》教学反思
《题西林壁》是苏轼在游庐山时题在西林寺墙壁上的一首诗。课前，我布置学生查阅相关的资料，有关于题壁诗的，有关于苏轼生平的，还有苏轼的其他著作等，相信课前预习的资料查阅，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了诗歌的背景、相关的内容，更有助于诗歌学习。
伴随着对《望庐山瀑布》的复习，我们开始了对《题西林壁》这首古诗的学习。由于这首诗的诗句意思浅显，学生看看注释就能大致读懂字面的意思。因此，教学本诗时，我把重点放在让学生对诗中所蕴含道理的感悟上。我先让学生回想我们学古诗的方法：1.解诗题，知作者；2.初读诗，正字音、清节奏；3.抓字眼，明诗意；4.多诵读，悟诗情。然后安排学生先自主学习，借助有关资料和书上的注释，自己去读，去理解诗所表达的意思。接着在全班交流，走进庐山，感受那里的高山峻峰，想象诗人当年在庐山写下这首诗时的情景。而且在理解从不同角度观察庐山的景色各不相同时，我让学生试着画一画，从而加深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在指导学生朗读古诗时，可以是齐诵、轮诵、师范读或配乐诵读，形式多样，重在读出理解，读出感受。有了这些奠定后，我们就要直奔本课的重难点，即引导学生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句诗的内在含义。经过讨论，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全面客观地把握、冷静地分析，才能不被局部现象所迷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理解含义的基础上，我设计了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你还发现了哪些站在不同的角度会看见不同的事物的例子，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讨论。学生谈到了身边的同学，比如陈樱文虽然学习不好，但是从来不撒谎；张洪耀热爱劳动等实例。再比如《画杨桃》一课，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杨桃的形状不一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教学，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体会诗中的情和理，培养学生对古诗的初步感受能力；二是开拓学生视野，让他们感受祖国风光的壮美，激发热爱祖国的情感。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正确地对待人和事。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一、对时间的把握不太精准，环节衔接得不够完美。从第二行诗到三、四行诗的过度上问题的设计还不是很合理，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在理解古诗的意思上花费的时间太多，导致在感悟道理的环节较为仓促。二、细节的瑕疵。在画古诗的环节，个别学生要完成诗配画难度较大对学生的指导还不到位。三、在处理教学难点时，有点急于求成。在前两行诗歌的学习中，学生已经基本明白“看不清庐山的本来面目，只因为自己身在庐山之中，看来看去，只能看到庐山的一部分”。但要他们谈谈学习古诗后有什么启发时，没有给学生足够思考、讨论、交流的机会。
总之，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大胆预设，充分准备，提高课堂效率，尽快地融入到语文教学中去，较成功地上好一堂语文课。
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2
的创作背景、作者及其他》 （《河北师院学报》 1981年第1期） ，永安《民族大融合的瑰宝——关于〈敕勒歌〉的产生和流传》 （《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等等，就先后倾力于《敕勒歌》到底是匈奴族还是维族的民歌、是民间传唱还是斛律金所写，以及敕勒川具体何在等问题的辨析上，至于由于“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两个四字句的出现所造成的诗律不谐和句式不齐，则很少有人关注。有论者称《敕勒歌》的文字除了“笼盖”与“笼罩”的差异，“此外不见异文” （周蒙、冯宇《雄浑质朴 率真自然——〈敕勒歌〉论析》，《蒲峪学刊》1989年第3期）， 其实是很不准确的。
启功先生在他早年所写的《池塘春草 敕勒牛羊》一文中说:“‘野’韵句式为三三四。而‘羊’韵句式则为三三七，读之似欠匀称。”他进而推测:“‘庐’字、‘笼’字有一衍文，或其一为急读之衬字”，原因是“三三七字，为民间歌谣习用之句式”。先生又引了明代胡应麟《诗薮》中引此诗即无“笼”字的例子，说明在明代已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从而比较郑重地提出了《敕勒歌》的异文问题。然而，治学谨严的启功先生，面对这条十分重要的材料，并没有轻从擅援，因为他认为:“譬之比事决狱，必其众证纷陈，情臻理至，始勘定案。” （均见《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第一版） 笔者在近两年的学习中，又陆续发现了几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敕勒歌》异文的材料。
启功先生所引胡应麟《诗薮》中的《敕勒歌》，见于该书内编卷三。不过，“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却并非胡应麟的首创和独有，在他之前和比他稍后，也有人运用了这个文本。之前的是王世贞，稍后的则是钟惺（1574—1624）和谭元春（1586—1637）。钟惺、谭元春二人合编的《古诗归》，将《敕勒歌》中“天似穹庐”与其下句连为一句，且没有一般所见的“笼”字。《古诗归》编成于明万历年间，因此，刻印于此期的本子就算比较早的文本了。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的比较早的本子，分别是万历四十五年的刻本和基本同期的闵振业、闵振声校刻的三色套印本。两个刻本所收的《敕勒歌》，都没有“笼”字，而径直作“天似穹庐盖四野”。比钟惺、谭元春早六十多年的冯惟讷（1512—1572），也辑编历代古体诗歌而为《诗纪》。它所收录的《敕勒歌》，仍作“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后来人们所接受的《敕勒歌》，就基本是以《乐府诗集》和《古诗纪》为根据，
如逯钦立辑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注明 以《古诗纪》为底本。《古诗纪》和《古诗归》中所收录的两种文字有异的《敕勒歌》，充分地证明了启功先生关于明代还有《敕勒歌》的另一个版本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百一十一《与王长公第二书》，《诗薮》刊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而汪道昆还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为该书作序，可见《诗薮》的撰成及刻印都要早于《古诗归》。《古诗归》对《敕勒歌》文本的处理可能接受了《诗薮》的影响，或者是胡应麟与钟、谭先后共同依据了《敕勒歌》的某一种本子。
那么，胡应麟又有可能受谁的影响呢?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认为他最有可能被王世贞所影响。胡应麟对王世贞的学问和创作十分佩服，曾经认为“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 （《明史·王世贞传附胡应麟传》） ，其所著《诗薮》即以王世贞之《艺苑卮言》为律令敷衍而成，还特意刻治“琅玡衣钵”印章一枚，公开表明自己是王世贞的学生。而王世贞对他这个心仪弟子也颇激赏，多次投诗相赠，为其《少室山房类稿》等作品写序，并著《末五子篇》一文，将胡应麟等“末五子”向世人予以郑重推介。他们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彼此交流学术认识和互相介绍书籍文献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假如这样的联想和推测成立，那么胡应麟对《敕勒歌》的理解，就很有可能来自于王世贞所提供的认识和文献依据。因为我们在成书于万历三年（1575）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中所看到的《敕勒歌》，就明明白白地写作“天似穹庐盖四野”。从时间上说，这应该是“天似穹庐盖四野”文本形态的最早表现。
启功先生针对《诗薮》中《敕勒歌》无“笼”字的情况，曾经提出了两种推测:一是“明人所见果有无‘笼’字之本”，二是“此字为胡氏所删”。第一种推测在上举《古诗归》中即已得到了回答，而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的出现，则使这种认识有了更加有力的根据。至于启功先生所说胡应麟删去“笼”字的情况，应该说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精于考订和慎对文献的胡应麟来说，他敢于这样做必然是有所依据的。而且王世贞在胡应麟之先已认同了“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文本，假如他当时没有看到已经删去“笼”字的本子，那么删削的行为就当是他在胡应麟之先了。
王世贞、胡应麟所引举的“天似穹庐盖四野”，到清代依然有人坚持。王夫之（1619—1692）《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所选《敕勒歌》，就作“天似穹庐盖四野”。如果不是王夫之主观臆改，那么他所见的本子可能也是无“笼”字的一种。与王夫之差不多同时的王士祯（1634—1711），所著杂说著作《香祖笔记》卷十一评述古代武人写诗的情形时，所引述的《敕勒歌》亦作“天似穹庐盖四野”。
如果说以上材料都是来自于文人的著作，都有文人出于某种考虑删削的可能，那么下面这两条材料则可能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其实就是民间曾经传唱的文本。这两条材料分别来源于清雍正十一年编就印行的《朔平府志》和雍正十三年刻印的《朔州志》。朔平府为清雍正三年所置，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县，辖境相当今山西朔县、平鲁、左云、右玉及内蒙古凉城等地，正在当年北齐所辖范围之内。《朔平府志》卷十二“艺文诗”辑录的《敕勒歌》，全诗写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不仅没了“笼盖”之“笼”，“草低”也成了“草地”。这两处变动，于诗歌之意义与韵律，均有较大影响。有“笼”无“笼”，属于启功先生所说的符不符合民歌的习惯句式，而“草低”还是“草地”，则是先生在读此诗时所感觉到的“低”字处该仄而平（按:“低”为平声而“地”为仄声）。假如原本果真就是“草地”，或者曾有“草地”之说，那先生的疑虑大概就可以被消除了。我们不知辑录者当时所据别有他本，还是手下的一时之误，抑或是根据当地民间的流传重新辑录。但似乎至少可以说明“天似穹庐盖四野”和“风吹草地见牛羊”更易为人所接受。《朔州志》所引《敕勒歌》的最后一句恢复为“风吹草低见牛羊”，但第二句同样作“天似穹庐盖四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山西的方志中，还曾看到万历年间的《平阳府志》于“艺文门”里也辑录了这首《敕勒歌》，但文字却与现今一般所
见的相同，依然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 又表明，《敕勒歌》在地区流传中，也并不只是以一种形式进行。那种试图用一种文本来掩蔽或代替其他文本的做法，有时并不一定很科学。所以，这两则来自于最具有地域特点和民间性质的方志材料，对于我们解决本文中的问题未必很有用，但对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献的校勘和整理工作则十分重要。日人小川环树《敕勒之歌——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 （《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通过对古突厥语民歌形式的分析，认为“六、八、六、七”的句式，正符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敕勒歌》既然是翻译的作品，那么不论它是先由敕勒语翻译成鲜卑语再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其在转译和传唱中就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当然其中一种最受欢迎因而最为流行也是十分正常的。
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3
关键词：庐山；旅游文学；变迁；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102-05
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在近年的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其中文化地理学中的相关研究方法，对探析人地互动关系中的文学事象及其发展规律具有良好的参考意义。旅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述旅途见闻，描写旅游地各种自然与人文景物，记叙、评介旅游地的现实状况、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名胜古迹等，表达作者由旅游活动而产生的思想、感情和见解的文学。庐山是中华传统名山，这不仅源于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更有赖于历代传承的旅游文学作品。基于此，本文以吴宗慈《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辑录的历代诗文为统计依据，并参考胡迎建校补的《庐山诗文金石广存》以及《全唐诗》和《全宋诗》等古典文献，对1911年以前的庐山诗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共收录有135篇文章，1573首诗歌，涉及660位作者。按照朝代划分，将作者及其诗文分别统计，从中可了解庐山旅游文学的发展变化过程、地理分布状况及其价值构成，由此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独特山岳文学的沉积特点和机制。
一、庐山旅游文学变迁过程
以公元220年三国魏建立为起始，一直到1911年清朝结束，在总长1691年的时间内，按照朝代更迭的历史时段，将庐山旅游文学变迁过程划分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和清代五大时段，前三时段的朝代时长大致相当，明清时长也基本相似。以此为依据，在统计庐山诗文作者和篇数的基础上，分别计算各时段的平均数值，具体结果见表1。
从朝代分布来看，年代越为久远，作者人数也越少，清代以206位作者最多，年均作者人数达0.77人；明代以200人的作者群体和年均0.72人紧随其后；宋元时段作者群体虽较隋唐五代多了5人，但按年均作者计算则唐代还略多一些；魏晋南北朝作者群体最少，仅有25位，而年均作者则更是仅有0.07人。这一趋势与作者群体的诗文篇数变化一致，魏晋南北朝的年均诗文数量最低；清代的创作效率最高，年均达2.12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虽与时代久远而相关作者及其诗文湮没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受整个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趋势的影响。两汉及其以前的庐山旅游文学，最早可追溯至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禹于庐山紫霄峰筑石室并刻石载功，《一统志》说有好事者下至石室并识得其中“洪荒漾予乃撵”六字，《舆地志》则云“摹得七十余字”。无论如何，后来的司马迁受此事感召，千里迢迢赶赴庐山，并在《史记・河渠书第七》中记下了“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十字，这成为庐山名称由来的正式文献记载，也同时开创了庐山旅游文学的文献发端。自此而后的数百年间，庐山字眼逐渐出现在了各史家笔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以上著述并非旅游文学作品，但是相关的传说故事和点滴文献记载却为庐山旅游文学作品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淮以南在时人心中仍是蛮荒之所，许多历史典籍在提及庐山时带有的神仙境域描述，充分说明了南方的“未开化”状态。庐山君女是庐山旅游文学的开山鼻祖，汉顺帝时有小吏曹著被庐山君迎至庐山，庐山君女为其抚琴而歌，遂有《琴歌》一首流传于世。实际上，这则神话传说是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一个缩影，庐山的遥远神秘成为中国旅游文学创作的一个创作灵感来源。晋武帝太元四年(381年)，慧远由长安南至庐山，由此开辟了庐山旅游文学的正式发端。慧远善为诗文，原有集十二卷，但至今仅存《庐山记略》、《游庐山》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等若干篇，成为现存有关庐山的诗篇中最早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诗篇。稍后的陶渊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虽然大部分诗篇中未有时著庐山者，但所居游地处庐山南麓一带，著名的《桃花源记》的原型地也被许多学者认定在星子县境内的庐山垅。文化名士在庐山的活动，既是庐山自然地域的吸引所致，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庐山区域文化的形成发展，慧远、陶渊明以及道教南天师道创始人陆修静三人，虽然并不生活在同一时期，但“虎溪三笑”典故却在后世得到广泛宣扬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庐山旅游文学发展的创始期，伴随着中国文化重心的渐次南移，庐山区域文化的集聚效应逐渐得到了体现和扩张。
隋唐五代是庐山旅游文学的初兴阶段。李白和白居易曾长期栖居庐山，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文，而且带动了唐代大批文人前往庐山观瞻拜访。李白在庐山秀峰创作的《望庐山瀑布》，引发了更多的文人前往访古探幽，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诗文中提及的香炉峰和黄岩瀑布的总次数分别达到了55次和41次。五老峰是另一个吟咏的主角，魏晋南北朝时，尚未发现有提及五老峰的诗句，自李白写下“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的绝句后，五老峰在后世诗文中的提及率显著提高，历代总次数达到了惊人的132次。白居易贬谪九江期间，为我们留下了59篇各种类型的诗文。其中，《琵琶行》、《大林寺桃花》、《庐山草堂记》等成为千古绝唱，虽然李白等人在庐山均自设有书堂、草堂等别业，但是白居易在庐山创建的草堂却成为后世新的名胜地，并且被园林界学者认定为中国文人园林的典范。除此之外，唐代孟浩然、刘长卿、钱起、韩愈、孟郊等著名诗文都曾为庐山留下了瑰伟奇绝的诗篇。唐代文人在传承魏晋山水诗文的同时，采用疏化和淡化意象的方法，以时空意识审视自然景物，以积极的心态去抒怀和言志却不缀理，以表达个体化的性情为主要目的，在漫游、行役、闲居等日常生活中发现自然山水的美，开创了诗歌创作的新境界。
宋元时期是庐山旅游文学的发展阶段。本期的庐山旅游文学在继承唐代风格的基础上，将儒家理学思想、民族历史忧患和庐山山水情趣结合起来，融入了时代新兴元素，突出体现宋诗理趣特征。苏轼与朱熹是北宋和南宋最为杰出的文人代表，二人在庐山的诗文分别达到了26篇和6l篇，相关诗文在谈及庐山风景时都具有深厚的理学思想。苏轼在《记游庐山》一文中对他在庐山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总括，“仆初人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虽如此，但仍不免技痒，在庐山山南十余天内作诗十余首后，最后在西林寺又作一绝，“横看
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至此，“余庐山诗尽于此矣”!苏轼由不作诗到作诗再到诗尽的过程即是一个矛盾的动态过程，与《题西林壁》诗同样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朱熹守南康军之余，力倾白鹿洞书院，使之成为中国理学思想的集散中心，《白鹿洞规》不仅是中国书院教育的章程，更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集中体现。白鹿洞虽早于朱熹，但自他申修重建后，书院自此成为最为重要的庐山名胜之一，宋元诗文中的提及次数达17次，明清时总计突破了70次。庐山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有密切联系，在他的两首庐山诗文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母、妻墓均葬于庐山支脉之株岭和太阳山。宋元期间庐山旅游文学的发展，促进了庐山旅游景点的开发，也使庐山文化在佛道文化基础上添加了浓重的儒家理学特征。
明清时期是庐山旅游文学发展的高峰阶段。在宋元理学思潮的主导下，明清沿袭了书院教育模式；而同时自魏晋以来的佛山传统和文人宦游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庐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游胜地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圣地。在明清543年的历史进程中，共有434位文化名人写作了各种有关庐山的诗文，其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旅游文学形式――游记，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代表作品有王思任《游庐山记》、徐霞客《游庐山日记》、黄宗羲《匡庐游录》、查慎行《庐山记游》等。根据文人纪游，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庐山的开发状况，如仰天坪、汉阳峰、含鄱口、天池寺、五老峰顶、三叠泉等地逐渐成了时人必往观瞻的景点，诗人吟啸不再是“望”、“看”、“想”等，而是实实在在的体验感触。根据诗文中出现的景点的统计，明清时的数量由宋元以前不足百个迅速上升为明朝的174个和清朝的269个。不过，我们也同时可以在诗文中发现庐山各景点的路暮穷途之苍凉。李渔在为简寂观题联时写道：“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黄宗羲对开先寺古松尽伐、古亭皆圮等景象表达了深深的遗憾；康有为在1889年首次游历庐山时，有《夜宿海会寺赠至善上人》诗“读书无处归来晚，桂树幽幽烟雾重”，既是庐山景象的深刻描绘，更暗含了清朝的社会景象。在庐山传统旅游景观日渐没落之际，李德立开辟了牯岭避暑地，为庐山新一轮旅游文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转型基础。
二、庐山旅游文学创作群体的地理分布
根据吴宗慈《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辑录的诗文作者，按其所属朝代进行分类统计，并以当今所属省域情况对占籍进行地理区划，结果见表2。
从总体上来看，除67位不明占籍外，庐山诗文作者群体覆盖了全国25个省份，具有较为广泛的地域来源。在各分省数量上，江西省作者群体数量最为庞大，总计达153人，占总数的23.18％，其中省内的九江因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总计有36位作者，仅低于浙江省、江苏省以及安徽省的数值；居于第二位的浙江省，作者群体数量达到98位，占总数的14.85％；江苏省以81位占总数的12.27％位列三甲。如以距离庐山远近来考察各诗文作者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衰减规律，以庐山为中心，包括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份，共有446位作者，占总数的67.58％；与此相反，、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以及港澳台地区距庐山较远，均未有人撰写过庐山诗文，即便是新疆、云南、海南、甘肃、河北、辽宁等有作者分布，但数量也非常有限。
按之朝代占籍分布，则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各历史时期庐山诗文作者地理分布的动态变化轨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作者的地域分布集中在七个省份的两大流域，其中山东省人数最多，占当期的24％；两大流域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前者共有12人，比后者的5人高出一倍多，可见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流域一带。隋唐五代时期作者的地域分布出现了快速扩散的趋势，省份扩散到了14个；流域范围也扩散到了闽江和珠江流域，从比重上看，黄河中下游流域虽仍占34.23％，但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了36.94％。宋元时期诗文作者的地理分布保持了自唐以来的发展态势，省域分布达到了16个，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比重也相应提高到了60.34％，南方文化中心地位完全确立。此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福建、广东、海南、四川等远离中原的作者数量也有显著的提升，绝对数量达到了16人。明清时期作者的地理分布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高度的集聚特征。明代的省域范围为17个，清代达到最多的19个；集聚性除继续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基本表征外，更为明显的是集中于某些省份，江西省在明朝时的人数达57人，清朝虽有所减少，但比例仍高达25.24％；浙江省在明朝时以36人占当时代的18％，居于第二位，但在清朝时被江苏挤至第三位；福建省在明代时曾一度有17人，表明庐山的知名度已经播及全国范围，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庐山旅游文学的发展。
庐山旅游文学创作群体的总体分布以及朝代变迁规律，除以上提及的文化重心南移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一是九江的战略中心地位。九江历来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是南北交通之孔道，东西水道之要津。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以及太平天国与清军的鄱阳湖水战，均体现了九江的重要战略地位，这是庐山旅游文学得以兴起的基础条件。二是九江的政治中心地位。秦统一中国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为九江历史上最早的正式建置，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分分合合，自隋唐以后九江建置渐趋稳定，江西地方行政中心地位也得到了确立。明清两代分别将“九江道”和“广饶南九道”之治所驻在九江，使九江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政治次中心的形成，为各级官员汇集庐山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自唐以来的白居易、朱熹、毛德琦等先后任职于九江各地，他们创作的大量旅游文学是庐山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九江经济地位的渐次提升。隋唐以后，以京杭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北江―广州为主轴的“京广大水道”，成为全国货物流通的大动脉，九江是这条运输线上的关键点，明代创设的九江钞关进一步提升了九江的经济地位。庐山声名也得益于九江政治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提升，历代诗文中少有作品以“湖中望庐山”为题，而明朝李绂六过庐山而未能一览山水美景，不禁长叹“不能旬日之游，固宜见哂于山灵耳”，充分表达了庐山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已非往昔。
三、庐山旅游文学的价值分析
历经二千余年积累而成的庐山旅游文学体系，在当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价值包括文学价值、遗产价值、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等方面。
1、文学价值。历代文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庐山的自然景观、人文风情和历史胜迹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论述，时代差异形成的文风印迹，文体各异而
殊途同归的表达效果，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古代旅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卷。时代差异上，六朝文赋雅美简约，宋代文章擅长说理，明代游记情趣活泼，清代文章考辩色彩浓厚；诗文体例上，文章可分为游记、杂记、铭传、辞赋、论辩、书信、赠序、序跋、诔祭、小说等，诗歌则有古体诗、律诗、词曲，近代还有新体诗等类别，但无论何种体例，均表达了对庐山自然、人文的赞美之情，是文言志、诗言志的具体体现。数以千计的庐山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慧远的《庐山记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山水记游散文，富有特色的语言艺术和严谨的写作手法，展示了鲜明生动的庐山山水艺术形象，不仅结束了起自汉代仅为“润色鸿业”而专事夸饰却少有真情实感的赋篇描摹，也完全区别于模山范水只为枯燥乏味的玄理的阐释，引领了后世山水诗文的写作潮流。叫稍后的陶渊明被誉为汉魏800年以来最为杰出的诗人，在存世的一百多篇诗文中，田园诗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代表作有《归田园居》、《饮酒》、《桃花源记》等。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纯朴自然的语言和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的天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唐代以后，以庐山为创作素材的名篇佳作日益涌现，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皆是名垂千古的绝句佳言。庐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其他名山胜地所难以企及的，长期以来，以庐山为中心而开展的陶学研究热潮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2、遗产价值。1996年庐山以“世界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惟一的文化景观系列的遗产地，这其中的贡献离不开庐山旅游文学的遗产价值。如前所述，庐山数以千计的诗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宝贵的资料，从中可以探知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和驱动机制，这本身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年代的变迁以及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庐山历史上的寺庙、书院、铁塔等文化古迹一度损失殆尽，所幸的是，历代文人通过游记、题刻、词赋等记录了当时盛况，为后来的恢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白居易草堂被誉为中国文人园林的典范，但在唐末以后仅能在诗文中寻找它的故址，近年人们根据《庐山草堂记》的记载，对此项古迹进行了修复，再现了白居易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景观。与此类似的文章还有白玉蟾的《福海院记》、易顺鼎的《匡山草堂记》等，都是文人理想景观的现实表达，只可惜目前尚未有修复之计划。东林寺是佛教中国化的表达，简寂观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场所，白鹿洞书院是中国理学思想的代表，这些景观在庐山吟咏中均占有重要的份量。自然景观是世界遗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庐山诗文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其中五老峰、香炉峰、黄岩瀑布、三叠泉、金轮峰、汉阳峰、含鄱岭等成为诗文中的常见景观。由此看来，庐山的自然景观已经不单纯是自然存在体，文人将它们与人类的思想情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景观”概之于庐山的山山水水是再恰当不过了。
3、旅游价值。旅游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诗文所具有的旅游宣传功能，如李白评价庐山时说：“予行天下，所游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白居易则更发出了“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赞叹，这不仅吸引了后世文人游客前往庐山观瞻，在当今旅游大潮中同样具有强烈的宣传功效。二是人们了解庐山的重要信息途径。无论古今，收录于各种教材的庐山诗文，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给孩童最先提供了庐山的最初步的信息。在古代社会尚无旅游指南之类书籍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借助于前人的诗文，逐个探访故人诗文抒发之所，再进而写下属于自身感受的文字，代代相传而沿至于今。三是旅游景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前述三诗的创作流传，故而黄岩瀑布、香炉峰、大林寺、花径、西林寺也随之成为庐山最为重要的旅游景点。通过对历代诗文中出现的景点频次的初步统计，历代诗文中出现最多的五老峰、东林寺、白鹿洞、黄岩瀑布、三叠泉等都是人们必游的景区景点。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实际上也就是历代的文化沉积，具体可表现为景点被多少文化名人所描述，有多少相关的文化传奇故事，叠加于自然景观基础上的文化是庐山旅游的最大魅力源泉。四是可以产生直接的旅游经济效益，通过组织庐山诗歌旅游线路，按诗索骥，据文择点，可以为庐山的旅游业发展开辟新的市场。
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4
[关键词]庐山；诗人；山水情结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3-0089-07
魏晋之际，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们为了保全性命、逃避杀戮，纷纷走向山水林泉，庐山也便成了他们的“精神乐园”。此后，历朝历代登山者，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一是官运亨通者登高咏怀，感恩谢德；二是仕途遭贬者隐居待命，慰藉心灵；三是政治遇险者遁迹尘世，栖息山中；四是信奉佛道者深居寺观，修仙慕道；五是愤世嫉俗者义愤填膺，心事浩茫；……当然，也还有其他许多闲适人物。这些人在和庐山的山水亲和中，丰富了体验，提高了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心灵得到了汲养与补偿，他们以情带景、托物寄意咏吟自然生态，创作了许多具有山水情结的优秀作品。
一、寄托理想的仰山情结
庐山，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有“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之美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青水秀，宜人居住；这里，春山如滴，夏山如翠，秋山如醉，冬山如玉。如此自然生态优美、山色风光如画之地，怎不令人神往、爱慕与景仰呢？因此，许多诗人特别是陶渊明、鲍照、李白、来鹄等都把庐山当做寄托理想的一座名山。
（一）陶渊明归田躬耕的爱山情结
陶渊明是我国中古时期首位将庐山自然生态融入田园诗创作的著名诗人。他的家乡位于自然生态良好的庐山西南的农村，他生于斯、长于斯，故有“性本爱丘山”的秉性。他29岁踏入仕途，因不满门阀士族集团的统治，42岁便毅然辞去彭泽县令，归田躬耕。
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6年），即归田居家第二年，他写了《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①“南山”，即庐山。他在山下的旱地里种上豆子，由于不谙农作技术，结果豆苗长得稀疏，而杂草却很茂盛。他只好每天刚亮就下地锄草，直到月亮出来才扛着锄头回家。山间小道旁长满了杂乱的草木，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裳，他不感到惋惜，因为躬耕是他自发的选择，田园是他生存的家园，也是他“返自然”的精神栖息地。这符合他的心愿，所以他才会发出“但使愿无违”的感慨。在这里，自然生态中的“豆苗”、“夕露”、“月亮”、“锄头”等，构成了具有生态效应的乡土情结，成为诗人生命依托的物质源泉。他在种豆的劳动过程中，又提高了与自然生态的内在沟通，达到物境与心境高度统一。这种交往，不仅使“带月荷锄归”具有诗情画意，而且使自然生态也诗意蛊然，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这些自然生态景物与诗人的生活需求已达到了浑然物我的境界，构成了人与物相亲和、相吸引的生态关系。诗人的这种爱山情结，使他的田园生活及生命依存具有了巨大的诱惑力。
陶渊明的“爱丘山”情结，还表现在他吟咏庐山生态时，寄托了自已的理想情怀。他在《饮酒》其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②这首诗的宗旨是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的一体性。他告诉人们，自己虽然住在人来人往的环境里，但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这“车马喧”不仅是实实在在的生态之物，而且也是象征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他没有感到“车马喧”，是因为“心远”使致。只有思想远离了尘世，才会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隔离与冷寞的态度。而今，环境虽然寂寞，但生活却能自由自在。那庭院边东篱下盛开的金菊，可以随意采摘，偶尔抬头，不经意地看到南山，心中自然感到欣喜。这“悠然”二字，形象地描绘出诗人与自然生态相融洽的一幅图景。此时，诗人的主观世界与自然生态环境，已达到了“意与境会”、物我相融的艺术化境。而“山气”二句亦有妙谛：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回山林。这一切，虽无关人意，纯是自然生态之景，但山气宜人、飞鸟归林，则应是诗人闲适心境的写照。最后二句，诗人领悟到生命真谛：凡是生命的活泼泼的感受，逻辑的语言则不足以体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也就是说，诗人的整个精神已融入到金菊、夕阳、山气、飞鸟等自然生态之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陶渊明爱庐山自然生态的情结，也就是他归田躬耕的情结。面对庐山飞峙挺拨之姿，他立志躬耕，坚守生活自由的家园，构建精神自由的乐园，保持自己纯洁而高尚的人格，实现人生理想的幻想境界——“桃花源世界”。
（二）鲍照仕途难卜的忧虑情结
南朝宋元嘉十六年至十七年（公元439一440年）期间，著名诗人鲍照任江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之佐吏（国侍郎）时曾登临庐山游览。其时，正是他仕途难卜、心力疲惫之际，他希望通过登临庐山，亲近自然，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脱。因此，他写了这首著名诗篇《登庐山》。其诗云：“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巃嵸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思，叫啸夜猿清。深岩伏化迹，穹岫閟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霞并。”①
在我们分析、理解鲍照诗与庐山自然生态情结之前，须先大致了解一些他的人品和行为：他是一个性格和人生欲望极强之人，从不讳言追求荣华富贵、及时行乐和建功立业。他出身贫寒，在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南朝，很难取得社会成功。但他毫不退却，一味只想凭借自己的才华，去实现个人的价值。然而，当他的努力遇到社会的压制、世俗的偏见阻碍时，内心就会激起冲腾不息的波澜。因而，他的诗总是紧张而富有力度，并且带有某种刺激性。他非常喜欢写飞动的、奇峭的、不平衡的事物，这也反映了他易激动的心理状态。
这首《登庐山》便是生动的例证：他先写轻装简行上山、住房，接着写登山时所见、所闻，生动描绘庐山那种包蕴盛大、气象万千的自然壮观：昔日山峰高耸，而今崔巍如旧；往山涧俯视，其深不可测；往峰巅仰望，绿树入云霄，似与日月星辰相接。描写庐山高耸险峻之貌，便是诗人积极进取、不畏艰险的心情体现，也是他将自己的思想情操，借助庐山自然生态景物大胆宣泄。之后，便写动、植物与人物：石径小道，曲曲折折地远上山间，然又消失在迷茫稠密的松林之中；层层云彩，纵横缭绕于山涧之下；阴岩下的冰，至夏天犹未融化；阳坡上的树，冬天还会开花；山鸟鸣唱似有情意，猿猴夜啸而感意清，仿佛山中的自然万物都情化了；而那些修仙者、慕道者、隐逸者，其事迹精神，亦深藏于此山之中。如果从“松磴上迷密”、“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思”等句来看，无疑是表现他对仕途理想的积极进取；若从“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深岩伏化迹”等句考虑，似乎又表现了诗人对自身命运的忧虑，甚至隐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恐惧，表现得胆颤心惊。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他出身寒微，政治上无依托，害怕仕途遭遇风险，故其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与自然生态之物产生难分难解的忧思情结。但在诗的结尾处，诗人又抒发了登庐山、返自然的情思：本好自然，故特来重游，表现他对庐山自然山水的向往情结。
（三）李白求仙访道的拜山情结
李白终生不得志，长期在祖国各地漫游，写下了许多歌颂山河壮丽与自然生态优美的著名诗篇。他与庐山结缘深厚，曾先后多次来此游览，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有《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节选），其诗云：“……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②这些诗句，既生动地描写了庐山自然生态的壮观景色，又形象地反映了他求仙访道的思想情感。
须知，这首诗的创作背景，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据《资治通鉴》载，安史乱军攻陷长安后不久，唐玄宗在逃奔西蜀途中，任命永王为四道节度都使。永王在国家形势处于十分危急之时受命赴镇，而李白不知内情，参加了永王幕府。他曾写过《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组诗，歌颂永王。很快，肃宗与永王之间的王位争夺战开始了，在肃宗的围剿下，永王迅速归失败，最后被杀。李白在混战之中逃离丹阳，四处躲避。当他逃到彭泽的时候，就以从璘“附逆”的罪名被捕，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经过15个月转辗踯躅的流放道路，于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春行抵巫山之阳时，朝廷因关中大旱，实行大赦，李白亦被赦免。万里流徙，一旦获自由，便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第二年，李白从江夏（今湖北武昌）往浔阳（今江西九江）游庐山，于是写下了这首名诗。
诗人喜爱长江，崇拜庐山，故以浓墨重彩描绘庐山与长江雄奇的生态风光：庐山秀丽挺拨、高耸入云；树木青翠，山花烂漫，九叠云屏像锦绣云霞般展开；湖光山影，相互映照，烘托得分外明媚绮丽。接着，诗人又从仰视的角度进行描写：金阙岩前矗立两座高峰，三石梁瀑布有如银河幔挂，飞泻而下，和香炉峰瀑布遥遥相对，那里峻崖环绕，峰峦重叠，上凌苍天。看那旭日东升，满天红霞与苍翠山色相辉映，山势高峻，连鸟也飞不到；站在峰顶，东望吴地天空，真是辽阔无际啊！诗人把庐山绝景“金阙”、“三石梁”、“香炉”等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这里出现的峰峦、怪石、明湖、瀑布，都有奇幻的色彩。写高山，则是“秀出南斗傍”那高不可及的雄姿；写瀑布，用天上的银河倒流来形容，其气魄之大，实属罕见。
紧接着，诗人站在峰顶东望吴地天空，则眼前是辽阔无际；纵目远眺，只见长江浩浩荡荡，直泻东海，一去不返；万里黄云飘浮，天色瞬间变幻；茫茫九派，白浪汹涌奔流、浪高如雪山。诗人豪情满怀，笔墨酣畅，将庐山与长江的自然生态之景，写得如此境界高远、气象万千，像仙境般华美，原来是为了“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去实现得道成仙的理想。这是诗人劫后重获自由，借咏庐山自然生态，迸发内心的真实思想情感和理想信念。李白此次登庐山，为求仙访道产生了拜山情结。
（四）来鹄“熔剑铸犁”的民本情结
庐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诗人为之折腰、为之歌吟，不仅有大诗人的名篇，亦有普通诗人的佳作，《双剑峰》诗便是其中之一。
诗人来鹄，唐僖宗时人，生卒年不详。他是“豫章人。诗思清丽。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归以诗词自娱。”①又据载：“来鹄，江州（九江市）人，没有考中进士，长期隐居山泽，自称‘乡校小臣’。他的作品遗留下来仅二十九首，大部分是七律，多是写羁旅愁怀、穷愁潦倒的生活，也有一些接触到民间疾苦。”②其《双剑峰》诗就间接反映了民间的疾苦。诗云：“倚天双剑古今闲，三尺高于四面山。若使火云烧得动，殆应农器满人间。”③
这首绝句，主要描写庐山双剑峰的雄伟气势。双剑峰是庐山著名山峰，因其双峰并峙，峰尖触天，像两把长剑，故名。据《徐霞客游记》说：“双峰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庐山有两座双剑峰，一是汉阳峰东南，叫南双剑峰；另一在小天池山东北，叫北双剑峰，而以南双剑峰为雄伟峻峭，此诗是咏南双剑峰。首二句，写双剑峰的生态形势：它高耸入云，似乎要靠着天，自古至今，总是这样悠闲自得；它像“三尺宝剑”那样锋利亮光，高过四周山峰。它象征着威武与力量，可用它去刺破那浓云密布的苍天。不仅如此，诗人还突发奇想：希望借助太阳照耀下那火焰般的红云，把这双剑烧红熔化，用它去铸造更多的农器，让天下的耕者有充足的生产工具，发展生产，过上太平盛世的好日子。这种“熔剑铸犁”的理想，寄托着他对当时社会不平的愤懑心情。他深居社会底层，了解百姓疾苦，急民所急，帮民所需。所以，他从双剑峰自然生态观出发，希望看到社会生态发生一个根本变化。这个美好夙愿，就是他的民本情结。
来鹄之所以产生这种情结，有其社会原因：他处在晚唐后期，社会生态恶劣。唐代僖宗统治集团，奢侈腐化达到极点。唐代对南诏的战争愈演愈烈，人民的赋敛和征发日益加重。加之，关东一带连年水旱，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最后以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使唐代统治集团地位而摇摇欲坠了。
面对如此动乱的社会形势，当诗人目睹双剑峰时，便会即景会心，联想到广大平民百姓，他们饱受战乱之苦，希望天下太平。诗人将自然生态与大众生命的情结关联，通过艺术形象，使之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这表明，在诗人与自然的息息交往中，自然不仅仅诗化，而且也人格化、人道化了。
二、抒发壮志的乐水情结
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记》中写道：“……其北岭两岩之间，常悬流遥霑，激势相趣，百余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有云雾焉。”①从这段描写中，可见瀑布水势之盛状、水流之湍急。庐山北面水多，而南面水急，故有许多著名的瀑布。历代乐水之人均来此观瀑、咏瀑。其中，李白、张九龄、沈彬、范仲淹等人的诗作，可谓豪情万丈、壮志凌云。
（一）李白初游庐山的壮怀情结
历代诗人游庐山，他们从不同视角观察瀑布，从不同情思吟咏瀑布，使庐山这一自然生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如李白《望庐山瀑布》诗云：“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②
这首诗，从表面看，它是一首妇孺皆知的山水诗；若从生态视角观察，它又与诗人的生态观而深深结缘。李白自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起，第一次离蜀外出漫游。他怀着对祖国秀丽雄伟山川的喜爱，探奇寻胜，开拓胸襟，增广视野；更有甚者，他出于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想通过漫游，广事结交，以树立声誉，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开辟道路。因此，他途经湖北、湖南进入江西，初上庐山。
庐山有许多瀑布，其南麓有秀峰、有香炉峰、双剑诸峰，有两道瀑布流出：一名曰马尾瀑，另一曰名庐山瀑布，高数十丈，两瀑汇合流出峡谷，成为山南奇观。
李白面对此瀑，见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在红日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那瀑布气势磅礴，气象万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挂在山峰之间，飘飘袅袅，奔泻而下；又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诗人面对此景，心中顿时生发出无限激动与，从而使他的生态本位，作出积极的感发和顺应，产生深刻的心灵共鸣和交流，那才华横溢的豪情壮志，也像这瀑布般奔泻出来。他用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的自然生态形象，表达出对祖国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他内心炽热，饱含着向往进入仕途的激情，使飞动的情思与奔腾的瀑布汇为一体。这就是诗人与庐山瀑布的壮怀情结。
（二）张九龄仕途通达的感恩情结
中唐前期，著名诗人张九龄在出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时，曾写下《湖口望庐山瀑布水》一诗。其诗云：“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③从诗题看，写远望庐山瀑布情景，而从内容分析，仿佛又感到诗人身临其境。他从不同角度，着力烘托渲染，运用写貌求神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幅雄奇绚丽的庐山瀑布远景图画：
在诗人眼中，瀑布从高耸的庐山落下，远远望去，仿佛来自半天之上。这是诗人突出赞美它的非凡气势。那青翠的庐山，杂树丛生，云气缭绕，好像瀑布就从树上奔腾流泻，潇洒豪放，十分壮观。在阳光照耀下，若彩虹当空，神采斐然；天气晴朗，又似闻其响，若风雨声远播。对此，诗人赞美庐山属仙境，其秀丽景色，瀑布最佳。它与天空连成一片，是天地和谐化成的精醇，境界何等恢宏阔大。诗人写庐山瀑布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之化功，不愧为庐山自然生态的秀中之杰。然而，仔细回味，诗中的瀑布美景，正是其政治情怀的象征，也是诗人感恩情结的体现。
那么，人们必定会问：张九龄何以与庐山瀑布有感恩情结？其原因乃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宰相，张九龄很受器重，擢任中书舍人。三年后，张说被劾罢相，张九龄也贬为太常少卿。不久，出为冀州刺史。他上疏朝廷，请求改授江南一州，以便照顾家乡年迈的母亲。唐玄宗“优制许之，改为洪州都督，俄转桂州都督，仍充岭南道按察使。”（《旧唐书·张九龄传》）他虽然骤失宰相依靠，但却获得了皇帝的恩遇，这使他对朝廷深为感戴。因此，当他远望庐山瀑布之时，难免心潮起伏，浮想蹁跹。仕途奔波、政治风云，使他深感劳顿，那“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的瀑布魅力，又令他神往，他的疲惫之心，在亲和自然生态的过程中，得到了抚慰。而“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则是表现他的困惑和挫折得到解脱，内心产生了满足感与骄傲感。这些生态形象，是他仕途经历的真实写照。而“日照红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的青天红日，是他对皇帝“优制许之”的感恩颂歌。在诗人眼里，庐山瀑布不是一个与己无关的客体，而是一个与自己心灵息息相通的主体。可以说，庐山瀑布就是张九龄人格的形象特征，也是他感恩情结的具体象征。
（三）南唐沈彬弘扬公德的正义情结
沈彬系筠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生卒年不详，约于853—957年在世。少孤，苦学，应举不第，隐居云阳山。后游历还吴中，初仕吴，授校书郎。南唐时不仕，徙居宜春（今江西宜春市）。曾游庐山，作诗数首，其中《瀑布》别有情趣，耐人寻味。诗云：“泻出岳中源化水，喷成瀑布世还希。虽有仙女偷来织，不见山公采得归。万古色嫌明月薄，千寻勇学白云飞。若言真个堪裁剪，预被豪家买作衣。”①
这首咏瀑布诗与同类诗比较，既具相同属性，但却更具思辩色彩与哲理性。一边对自然生态瀑布作形象化描写，一边又对当时社会风气提出警示。从山岳的源泉中曲折地流出来的水，汇聚起来喷成瀑布壮观，世属罕见。接着，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难道它是仙女偷偷地在这里织造而成的？但是，又没有见过哪位采药或砍樵的老者采得回家。自古以来，它就闪闪发光，那明亮的月色与它相比也显得淡薄。它在几千尺高岩上喷涌，好像是一片白云在翻腾飞转。面对这绚丽的自然美景，诗人发出深沉的感慨：如果人们能够把这种仙女偷织的“布”裁剪下来的话，那恐怕早就被富豪之家买去做衣服穿了。
很显然，诗人对庐山瀑布的美好景色充满了爱惜之情。他怕好景遭人践踏，又怕被富豪独占。这种热爱自然生态的情感，与诗人一生喜爱隐居生活密切相关。诗人的这种情感，对我们今天也很有启迪意义：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城乡，是社会公民应尽的职责与义务！
众所周知，诗人所处五代·南唐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土地兼并激烈，官府暴敛，豪绅勒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因此，诗人面对社会现实，借咏庐山瀑布，以“预被豪家买作衣”的警语告示世人。这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控告，也是对富豪的有力挞伐。他呼唤社会树立公德，爱护自然生态环境。沈彬咏瀑布的理念，充分表现出了他与庐山生态的正义情结。
（四）范仲淹锐意革新的廉政情结
北宋诗人范仲淹在庐山观瀑时，借景寓情，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观瀑布》诗云：“灵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三光直，逗遛千仞急。白虹下涧饮，寒剑倚天立。闪电不可瞬，长雷无敢蛰。万丈岩崖折，一道林峦湿。险迫飞鸟坠，冷洒山鬼泣。须当截海去，浊水不能入。”①研究此诗，需先了解诗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政治环境：
范仲淹出身贫寒，自小“依戚家，苦读不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中进士，时年26岁。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极言敢谏，“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气节，自仲淹倡之。”②因此，他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任右司谏，景祐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又被贬饶州。本诗可能写于此时期。
从本诗描写庐山自然生态风光来看，诗人心中充满着一腔激愤之情：他将庐山瀑布说成是仙水的源头，它高得可用北斗星（其形似一只汤匙）把它的水舀出来；它直迫日、月、星三光。由于山崖所阻，瀑布冲夺而出，急流直下。这是诗人“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形象写照。在诗人眼中，瀑布像天空中的彩虹伸入深涧饮水（因为虹霓多发生在水边蒸气多的地方，过去人们不理解这种自然现象，以为虹会下涧饮水，称为“饮涧虹”）。那陡峭的山峰，像寒剑直插天空。而它的声音，宛如雷霆轰响，连动物也惊得不敢动弹；其声势，仿佛万丈悬崖顿时崩裂，泉水把这一带的丛林山峦全都喷湿了。飞鸟到这里也要被迫坠落，山鬼遇水洒惊得哭哭啼啼。诗人用各种比喻和奇特的想象，描绘瀑布险绝雄奇的姿态，目的是借用这些自然生态的力量，来渲泄自己立志革故除弊的意志。诗结尾处说，瀑布最终要投入到大海去，那它就可以不受浊水污染，永远保持它的澄清秀美了。这言外之意是，坚持革故鼎新，主持社会正义，这个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也即是说，范仲淹自己决不会与吕夷简之类同流合污。
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5
一、关乎“情”，止乎“理”
语文是有温度的，是一门人文气息浓厚的学科。但是语文课堂，需要有感性的激情飞扬，也需要理性的静心默想。不要让老师的激情文采成为学生单纯的模仿，成为老师“个人才艺的表演”。如《亡羊补牢》中，一位老师对牧羊人的“以读促思”教学办法：
1.初读一二三自然段，让学生说说对牧羊人的第一印象：若无其事，不紧不慢……
2.再读四五自然段，说说对牧羊人又有了什么印象，通过朗读，抓“后悔”等关键词的理解，又发现了知错就改、悔之不及、赶紧听从建议的牧羊人……
3.细读，选择自己读得最棒的句子，个性演绎牧羊人，总结出文章寓意，通过深入研读，学生感悟到一个人要及时发现错误，如果及时改正，那就不算太晚……
二、以生为本，促进吸收
钱正权老师曾指出，教师备课要经历三种“角色”的转换：首先是文本的阅读者，继而恢复为一个语文教师，最后设想自己是一名学生。 《语文课程标准》也指出：“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解读文本，基于学生实际。
一位老师在执教《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中对咆哮的理解：读了词语手册中的解释后，学生对于“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冲到了何处”这句话读得依然有些无力。于是老师引导“在生活中，或在动画片中，看到过，听到过这种高声大叫，呼啸轰鸣声吗？”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说魔兽世界里的魔兽生气时，森林里威震四方的虎王被惹怒时，也会咆哮，甚至还模仿出了声音……老师又马上牵引回了课堂，问：“这样咆哮的洪水给你什么感觉？”学生说心惊胆战、魂飞魄散，最后再次读这个句子时，学生显然已经读得入情入境，而且也能轻松地说出对小村庄人重建家园后的建议，对他们能提出痛定思痛的警醒。
要把学生之前的经验联系起来，有助于学生更快接受新的知识。教师适当示弱，把问题抛给学生，依托文本猜测，让学生自己研究。教师真正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更多考虑学生如何学，更多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才是高效的。
三、化繁为简，以少胜多
有时为了激发兴趣，为了降低难点，体现语文课堂的张力，教学设计追求活动内容丰富，声音、视频都出现在课堂上，把简单的复杂化，把复杂的变得高深，使学生听得云里雾里，造成了语文课的低效。
我们可以来看看著名特级教师于永正在《庐山云雾》这篇课文中，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师：请同学们看老师写两个字（板书：庐山）。认识吗？
生：庐山。
师：你们听说过庐山没有？
生1：我没有去过，但我爸爸去过，他跟我说过。
生2：我在电视里看见过庐山。
师：同学们背诵过很多古诗，有没有人是在古诗中了解庐山的。（语文的庐山）
生背《望庐山瀑布》
师：同学们，庐山在我国江西省的北部，紧靠长江边。有一句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写的就是庐山。美丽的庐山，是世界级名山，将来有机会你们可要去看一看。现在，我在“庐山”的后面加三个字。（板书：的云雾）读这个题目，你看课文会重点写什么？
生：庐山的云雾。
师：读题目要动脑筋，好多文章的题目会告诉我们作者要写什么……现在你的小脑瓜里面会有什么想法？
生1：为什么要写庐山的云雾？
生2：庐山的云雾是什么样的？
师：这两个问题于老师都明白。你们是想让我告诉你们，还是自己到书里寻找答案？
生：到书里寻找答案。
关于庐山的诗句范文6
一、从古诗题目上落实有价值的提问
诗题往往是诗之内容的高度概括或提炼，因而从古诗题目上深究或落实有价值的提问是极为必要的做法。如学唐朝韩愈的《早春》，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提问：“你从哪些地方看出这首诗是写早春的？既然是写早春，为何又要写到‘绝胜烟柳满皇都’的晚春景色呢？”这种有针对性的提问，自然有其价值取向，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生也必然会认真地去解读诗句，认真地去琢磨作者运用对比修辞手法的用意。从而找出“小雨”、“草色”这些最能反映早春特点的词语进行细参深究，不难发现早春那份淡朴而激人好奇的美，也不难明白诗人在赞美早春的那份激动与感叹！再如学宋朝陆游的《示儿》，教师不妨设计这样的提问：“弥留之际的诗人有什么话要告诉儿子们呢？当一个人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最想说的应该是什么呢？而陆游也是这样的吗？”这一连串引发悬念的提问势必会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好奇心。有了这一好奇心，学生自然会逐字逐句去找答案了。通过找答案，自然会明白诗人渴望国家统一关心国家命运的那种高尚情怀！毋庸置疑，从古诗题目上落实有价值的提问，对学生读懂古诗不失为一条经济适用的捷径！
二、从关键词句中落实有价值的提问
古诗教学中，深究关键词句，并由此生发出有价值的提问，能帮助学生更深入更有效地解读诗人呈现心迹的目的。如何去实施这一过程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或经验可以作为借鉴。比如，有教师在教唐朝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时，他紧紧抓住“孤帆”一词，反问学生：“春天的长江应该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为何在诗人的眼里只是孤帆一片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的思维之弦被拨动了，就会不由自主地去琢磨这个问题，深究之下，答案就出自诗人看重的友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因而也就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那远去的孤帆！深究关键词句，不仅让学生了解了诗意，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经历了一番情感体验，使之与诗人产生了共鸣。再如一老师在教唐朝杜甫的《春望》一诗时，牢牢地扣住了“烽火连三月”这句诗问学生：“这样的残酷现实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这一提问促使学生去反复吟诵，去相互探讨，去发散阐释，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作者为什么会有矛盾的焦虑的悲痛的情感体验的答案了。正是源于“烽火连三月”，才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才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才致“家书抵万金”，才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啊。有限的文字包蕴着无限的情感世界，全在对有价值提问的深究中显山露水了！
三、从内容类别里落实有价值的提问
同为古诗，由于内容的涵义或类别的不同，决定着表达的方式也各有侧重。教师在设计与落实有价值的提问时必须从具体诗境出发，结合具体诗境展开有针对性的探究。比如，教唐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教师完全可以设计这样的提问：“喝酒后不利于出行，诗人再三地对元二劝酒，难道他不爱自己的朋友吗？”这显然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提问，学生听了之后，肯定会觉得王维的做法不妥，有悖常理。但事实上则不是这么一回事――“渭城朝雨”是需要以酒驱寒的；送别劝酒，不正是表达友情的一种宣扬方式吗？如此一想，我们就不难发现诗人的心声所系了，毕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多劝几杯不就更有情趣堪慰旅途寂寥嘛！一个有价值的提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诗里所彰显的内容，同时还能联想到诗以外的生活杂象！再如学苏轼的《题西林壁》一诗，教师完全可以设计这样的提问：“同学们是从哪里看出诗人‘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呢？为何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呢？”学生们通过思考，自然就明白诗人从正面看、侧面看、远看、近看、俯视、仰望这六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庐山，可是看到的景物各不相同，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外化体现啊，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奇怪的现象，就源于诗人处身庐山之中，无法看清庐山概貌全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也就水到渠成地在读者的脑海里形成了，生活中类似的东西也有可能被不知不觉地诱发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