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1
《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了。曹植《洛神赋》：“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东汉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脍炙人口：“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人从织女的角度写相思的苦衷，情味深长，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描绘得更加人间化。
南北朝梁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这样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因此，人们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农历七月初七之夜，称为“七夕”。古往今来，人们爱在这晚仰望天空，观其相会，并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天上当然没有牛郎、织女，它们只是两颗恒星。至于天河，也不过是无数恒星发出的一片芒芒白光而已。唐代诗人杜甫在诗中提出疑问：“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诗人的怀疑是对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神话。但人们却喜欢这个神话传说，因为它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渴望团圆、向往未来的美好之情。
历代歌咏七夕的诗很多，每每写的是天上的牛郎织女，寄托的却是人间的悲欢离合之情。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七夕》诗云：“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弦月笼烟，长空澹澹，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亘古以来，年年如此，而多少欢情离恨，都会集在这一夜之中啊。
唐朝诗人杜牧《秋夕》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夜已深了，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可以说，宫女的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了。诗中虽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那种哀怨与期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那种孤独的生活和凄凉的心境见于言外。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马嵬》中有这样一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前句指的就是当时御林军进行兵谏，请求唐玄宗诛杀杨国忠、赐死杨贵妃。而后句指玄宗与杨贵妃回想起当初七夕佳节在长生殿上两人曾欢笑密约，并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短暂。“当时”曾“笑”他人，而今却不如牵牛织女之长久相恋，相比之下，真是令人可悯而又可笑。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在七月初七的夜晚穿着新衣的少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
说到乞巧，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秋日田园杂兴》却别具一格：“朱门乞巧沸欢声，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徼福渡河星。”富贵人家乞巧之声欢腾，农户人家入夜却是静悄悄的。他们本来就有耕田、织布的本领，何需再向天上的牛郎织女乞巧呢！这首新奇的小诗，热情地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宋代诗人杨朴的《七夕》也饶有趣味：“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诗句以埋怨织女的口气说，年年向你乞巧，你都把巧给予人间，难道你不知道人间的奸巧虚伪已经多得很吗？
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2
关键词：节序词 七夕 乞巧 七夕词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的创作在宋代大兴，成为“一代之文学”，被宋代文士们认为是任情山水，流连光景，传情达意，怀古咏物的一种主要途径。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样式，宋词很适合表达岁时欢庆的场景。在宋词中，抒发节日的喜怒哀乐成为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岁时节令为题材的重要类别——节序词。所谓节序词就是以时令节日、民俗风景为表现对象的一类词作，或抒情、或感怀、或睹物思人、或寄托遥深。
《全宋词》中的节序词数量众多，可见节日在宋人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其中，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词更为引人注目。其感情的丰沛真挚都使我们感受到了“爱（狭义的男女之爱而非普遍的爱）”作为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具有的璀璨夺目的光辉。
一、 七夕由来
在我国，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七夕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如女儿节、兰夜、乞巧、巧夕等。每逢七月初七，夏日的芳美还未褪尽，秋日的簌簌又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清爽，空气中飘浮着果实成熟的芬香，到处都是爱情的味道，正适合爱情故事的上演。
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牛郎和织女。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牛郎织女的故事有无数版本，而流传最广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勤劳纯朴的牛郎，父母双亡，被兄嫂赶出了家门，只得到了家中的一头老黄牛。在这头老黄牛的帮助下，牛郎娶了下凡的织女为妻。夫妻俩你耕田来我织布，生活过得宁静而幸福，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织女下凡的事情被王母娘娘知道了，派了天兵天将将织女抓回了天庭。老黄牛就让牛郎披着它的皮，带着两个孩子飞到了天庭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的时候，王母娘娘从头上拔下了一个簪子，在天空中一划，就形成了一条天河，阻隔了牛郎和织女。两个有情人被无法跨越的天河所阻断，再也无法在一起，于是情人的眼泪就随着天河的水流淌起来。两个小儿女看见父母不能相见，也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被玉帝听见，玉帝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于是命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了一座鹊桥，并允许他们每年七月初七都可以沿着鹊桥，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团聚。于是每年的七月初七都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这个故事充满了重农的气息，老黄牛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和爱情观——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充满了劳动气息和生活气息。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里无数人的婚姻爱情模式。
古人以劳动为乐，享受着平凡而又怡然自得的生活。他们对于劳动一直持着歌颂的态度。像故事中的织女一样织得美丽的云锦，能够拥有这样的手艺是对女人“妇工”的具体要求。古代的妇女没有读书做官的权利，对她们才能的判定并不是以读书识字为标准。女红成为她们需要拥有的技能，并且成为一种美德被发扬光大。女红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出嫁前是闺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出嫁之后，女红的手艺优劣甚至决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汉乐府诗中就有这样的展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去。新人工织嫌，故人工织素。织嫌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是一首弃妇诗，弃妇问前夫新娶的女子怎么样呢，前夫将新妇和弃妇做了一番比较，比较主要集中地女红上面。可知“妇工”对于女性而言的重要性。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对于儿媳妇刘兰芝的不满，刘兰芝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以看出，焦母对于“织作迟”也曾经抱怨过。
正因为女红的手艺对于古代的妇女如此的重要，所以七夕节乞巧的风俗逐渐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的活动。每年的七月初七是织女与她心爱的男子相见的日子，尘世间的女子在这一天可以向好心情的织女讨教织补的工艺，好提高自己的水平。七夕乞巧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穿针引线”。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所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气孔针于开襟楼”，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乞巧的风俗。宋代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七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可见，乞巧作为七夕节中的重要活动，已经形成规模，独具特色。另外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乞巧》中亦有：“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的记载。
二、宋代以前的七夕作品
七夕见诸于文学作品，最早是在《诗经•大雅•大东》中，其中载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的诗句。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梁时刘孝威作《七夕穿针诗》：“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唐时王湾亦有《闰月七日织女》：“耿耿曙河微，神仙此夜稀。今年七月闰，应得两回归”。唐代崔颢有首《七夕》更是将七夕乞巧的风俗融入诗句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型。连诗人都在为牛郎织女可以相见而感到高兴。
唐诗中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数不胜数，内容大多围绕着牛郎织女的爱情作着诗人式的感慨。诗歌或感于二人的相爱而不相见，或借此抒发自己对于爱情的见解，或借七夕之际赞颂爱情的纯真和美好。“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天外凤凰何寂寞，世间乌鹊漫辛勤”；“通宵道意终无尽，向晓离愁已复多”；“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尤胜人间去不回”唐人的爱情就在这欲语不得，欲罢不能中道破了心事。
七夕的风俗由来已久，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一天同时沉浸在爱情甜蜜而又略带伤感的爱情气氛当中。到了宋代，岁时节令体系日臻完备，节庆民俗活动愈加丰富。宋人对岁时节令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尤甚。于是，作为节序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七夕词开始在词人的笔下展现了它含情脉脉的一面。
三、宋代七夕词
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有太多沉重的文化因素，像是清明节和端午节，然而也会有像七夕这样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节日。可以想象，每年到了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会在月下饮秋水，吃赤豆，交流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女孩子们则躲在一边穿针引线地乞巧，以求获得可以和织女媲美的女红手艺。宋代的文人在如此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生发出爱情的感慨。借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在词中表达自己对待情感的愿望以及理想的感情世界。因此，七夕词从来都不乏浪漫和感伤的情调，这在文人骚客笔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望断碧云空日暮。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鸟散余花纷似雨。汀洲?老香风度。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
苏轼的“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就是对“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化用。伟大的词人坡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浪漫日子里，也不禁想起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提笔写下了这样魂牵梦萦的词句。又如：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西南低片月。应恐云梳?。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这首词以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宋时百姓欢度七夕的场景。“家家尽道”说明七夕节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尽管这个节日的女性味道更浓烈些，正因为这样，其七夕的风气流传下来，中国文人渐渐养成了某种柔弱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使得词的表达更加的婉约含蓄，藏而不露，心性细致而温柔，深情一片，充满了浓情蜜意。
温情气质成为宋代词人笔下扣人心弦的力量，造就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爱情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天人合一的词成为了千古以来吟咏爱情的绝唱。其抒情，悲哀中有欢乐，欢乐中有悲哀，悲欢离合，跌宕起伏。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情韵兼到，风骨俱高，于黯然销魂之际笔锋陡转，流泻出欢快之意，以明朗的调子曲终人散，升华了无数情感，成为千古佳句。
谈到七夕词，柳永的《二郎神》也是不得不提的：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这首《二郎神》是柳永对于北宋七夕市民生活的白描，将北宋七夕的风俗尽现笔端，人物描写惟妙惟肖，至今仍然使我们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七夕节热闹的气氛。一位可爱的少女在月色中穿针引线，期望自己可以成功乞巧。好不容易穿上线了，她松了口气，没想到就在回廊的尽头，听见了金钗丝语之声，原来有人在月下定情呢！金钗成为七夕节男女恋人交换定情的信物。宋代词人曹勋也有“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霭飞浮。别有回廊影里，应钿合、钗股空留”的词句，其中亦提到金钗定情，可见七夕定情，也是乞巧之外七夕的另一个风俗。
词人与百姓不同，词人的爱情观与平民百姓的爱情观也不同。词人的温柔气质，使他们的爱情即使是无望的追求与反抗，都没有那么激烈，有的只是无可奈何，有的只是心有不甘。他们在尘世的罗网中编织着自己美好爱情的梦想，又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们尽全力捍卫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守候，在词作中投入了全部的执着。于是才有了欧阳修“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的感慨；毛滂“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的誓言；王之道“蛛丝有恨，鹊桥何处，回首又成惆怅。长江滚滚向东流，写不尽、别离情状”的叹恨；谢逸“桥横乌鹊，不负年年云外约。残漏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的脉脉深情。
七 夕词是宋词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痴绝的情韵和美。它不仅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宋时的时序节令，民风民俗，更成为了无数词人抒发爱与情的途径。词人借着七夕的美丽传说，将心中那“不管天上人间，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呐喊出来。于是，今天的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多优美的爱的词篇，字字句句，哀感动人。
参考文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黎亮、张琳琳.节令.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宋）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3
文/朱玲
曾以《哲学与人生》风靡内地的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日前关于《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的“解读系列”正式推出内地版。近日，他在台湾家中接受了记者连线专访。
记者：在您看来，世人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学，误区在哪儿？
傅佩荣：现在许多人读古代经典，还在文字上打转。很多人记背《论语》、《孟子》等，仅仅因为接受它是一种权威，但对古人何出此言，则不清楚。单单《论语》，被当下忽略的、不求甚解的、比较普遍的误会，大约就有十几处。尤其是自宋朝朱熹注解之后，有很多明显的错误。
譬如，《论语》有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时习”二字通常被解读为“经常复习”，正确解读应为“适时实践”。
再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寡”、“贫”二字互调，更符合逻辑。
对孟子，也有一个重要的误解。宋朝以来，一直讲“人性本善”。其实，孟子从未说过“人性本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我现在的理解，是把那个“本”改成“向”，人性“向善”。“向”，代表人内在的力量，代表了人可以通过自省达到自我的平衡。
奉承为何又叫“溜须拍马”？
文/文选
溜须拍马是由两个词合成而来的，其中“溜须”说的是宋朝时候的事：宋朝宰相寇准有一门生叫丁谓。一次二人共同进餐，寇准的胡须上不小心沾上一个饭粒，丁谓瞧见忙上前将其从寇准的胡须上小心顺下并将老师的胡须梳理整洁，极尽奴媚之相，旁人看了大打喷嚏，后来称丁谓这种行为是“溜须”。
而“拍马”则和蒙古人有关：蒙古族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的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夸他的马好，不论说什么，总之是要把上司的马夸成是宝马良驹。
由于两个词都有阿谀奉承的意思，所以人们就把两个词合而为一，成了奉承的代名词。
古人的“晒书”雅趣
文/韩永清
古人为防止书籍善本受潮或遭虫蛀，会“晒书”。晒书，又称曝书。看似琐碎小事，但由此生发的风雅趣事，常常令人回味无穷。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载有“袒腹晒书”的段子：“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从中看出郝隆生性狂傲，自诩才高八斗，满腹诗书。晒肚皮等于晒书，看古人行事何其洒脱幽默。
这故事后来衍化为“仰卧曝日”之典。《漳州四时竹枝词》就有“晒衣六月蠹能除，酷热金乌燎太虚。此日天门开好晒，郝隆惟晒腹中书”的诗句。
曝书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穆天子传》中就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实《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魏晋时期有了七夕曝书的习俗。
到汉唐时，曝书逐渐形成制度。至北宋，更形成独特的馆阁翰院文人的曝书集会。曝书至此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化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博雅文人品鉴学习诗书的绝佳机会。
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4
20xx七夕情人节送女朋友的礼物专属的自制杂志
一个本子，只为记录两个人之间的浪漫点滴，可是一些调皮的话语，也可以是一句温馨感人的甜蜜告白，还可以是关于两个人未来的幸福期望。本子里面，还可以贴上两个人的照片，或者是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剪切下来的喜欢图片。如此个性十足的杂志，当两个人一步步走下去，不断更新，描绘出两个人最五彩斑斓的甜蜜时光。
手表
手表代表这的是分分秒秒都在想你，也是恋人之间表达爱意的一个七夕情人节礼物。而且手表的实用性也是比较高，可谓又实用又很浪漫的礼物哦!不过如何挑选手表呢，记得不用太卡通的，简单大方的手表反而显得更有范儿。
香水
一滴芬芳的香水，就足以瞬间提升浪漫的气息。香水具有品味的象征，送一瓶香水给她，那就记得一定要挑选适合她气质品味的香水。即使在人群走失，也凭借着特殊的香气追寻在她身边。最好选择清淡类型的香水就好哦。
七夕习俗介绍：晒书晒衣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乖乖的遵命回朝。另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七夕节简介关于“七夕节”的最早记载来源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面写道：“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说明，七夕“穿针乞巧”的风俗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至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涌现出许多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其中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七夕穿针诗》)
“乞巧”活动在古代皇宫中非常盛行。这天晚上，宫内众嫔妃宫女都会以各种方式来乞求美妙的手艺。据说，唐玄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宫中夜宴，宫女们每个人都将小蜘蛛放在盒中，等到第二天，看看是否结网，如果网形圆满、美观，那就说明得“巧”了呢!
到了宋元之际，七夕节变得更加隆重了。开封、大都等地都设有“乞巧市”，从七月初一开始，人们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更是人山人海，巍巍壮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这是对当时乞巧节盛况的真实写照，也说明了“七夕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5
林文月在其译著的《源氏物语》的洪范新版序中表达了自己未能参考丰译的遗憾，同时也庆幸通过独立完成译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于今思之，反倒庆幸蒙昧中摸索前行，至少建立了属于自我的译风。”[2]（紫式部，3）林译本与其他诸译本译风的不同从对原文中和歌的翻译上就可见一斑。
一、《源氏物语》中的和歌概况
“和歌”即日本的古典诗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源氏物语》中共有795首和歌，均为5，7，5，7，7的三十一音节组成的和歌中的短歌。795首和歌数量不可谓不庞大，因此和歌是这部巨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国文学家本居宣长曾在他的《紫文要领》中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做过这样的评价：“欲知歌道之本意，宜精读此物语，领悟其情味；且欲知歌道之风采，宜细观此物语之风采以领悟之。此物语之外则无歌道；歌道之外则无物语。歌道与此物语其趣全同。盖夫论辩此物语之事之前，即当先知歌道之论。咏歌者之情趣，当全为此物语之情趣也。”[3]本居宣长的评价说明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质量之高堪称日本和歌的典范；想要领悟《源氏物语》的内涵则必须理解其中的和歌。由此可见和歌与《源氏物语》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四帖《源氏物语》，每一帖均有数量不等的和歌。这种散文叙事夹杂和歌的形式恰如中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以及元明清古典小说中散文与韵文相结合的形式。
既然和歌在整部《源氏物语》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译者在翻译时自然是绞尽脑汁以期体现出和歌的原意和风韵。林文月在其修订版序言中说道：“我译《源氏物语》，虽然采用白话文体，但是在字句的斟酌方面，也努力避免陷于过度现代化，尤忌外来语法的羼入，依次试图把握比较典雅的效果。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全书共出现的795首和歌，避免采用白话诗的译法，而自创三行、首尾句押韵的类似楚歌体形式。如此，在白话的散文叙事之中时时出现比较古趣的诗歌，或者可以使人在听觉和视觉上，有接近原著的典丽感受。”[4]（紫式部，24）
二、楚辞体与《源氏物语》中的和歌在形式上的相似
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粘着语”日语与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汉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和歌的音数律不像中国的诗词格律规定的那么严苛，但音节的数量也仍需遵守一定的限制，如和歌中的短歌就需遵守5，7，5，7，7三十一音节的规定。林译本中将和歌译为三行楚辞体，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充。比起有严格格律要求的五言绝句或是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的七言律诗，楚辞灵活的形式更加贴近和歌，从而达到林文月所说的在视觉上产生接近和歌的效果。
如第一帖《桐壶》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如下：
限りとて別けるる道の悲しきにいかまほしきは命なりけり林译本译文为：生有涯兮离别多，誓言在耳妾心苦，
命不可恃兮将奈何！
三、楚辞体译文符合和歌具有音乐性的特点
“和歌”一词中，“和”即意为“大和民族的”，而“歌”则意味着这种文学形式本身抑扬顿挫，可以吟唱，这说明“和歌”原本是由音声语言形成的文学表现。[5]（姚继中，86）“若将日本和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仅就音律而论，和歌的发声与腔调与其说是‘吟’，毋宁说更接近‘唱’。”[6]这是由于汉语和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而造成的。汉语中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发音与含义，而日语往往多个假名才对应一个日语汉字。因此和歌在节奏方面与节奏整齐划一的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不同。和歌的律拍为双音，按照叠加原理节奏应成偶数音拍。和歌遵循“5，7，5，7，7”三十一音节的格式，五音是律拍的一次性相加，为最原始的节奏；七音是律拍的二次性相加，为后起的节奏。节奏首先必须能够独立表达一个以上的独立意群，其次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换言之，节奏内部不能有明显的停顿，节奏之间必得有一定的休止。因此比起中国的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和歌更多的接近为“歌曲”的形式。楚辞的直接渊源是以屈原的《九歌》为代表楚地民歌，因此用同样具有音乐性的楚辞体来翻译和歌是在合适不过的了。
在语音层面上，楚辞体中的叠词和语气助词“兮”就带来了明显的音乐效果。[7]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光源氏唱和夕颜的第一首和歌：
夕颜华兮芳馥馥，薄暮暗昏总朦胧，
如何窥得兮真面目。
首句“夕颜华兮芳馥馥”中“馥馥”这一双声叠韵词的使用就形成了一定的音乐效果。其次，“兮”古音为a-，“这一长元音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使得整个语音过程处于相对统一的音高、音节系统之中，从而完成了文本由辞向音的转化。”[8]
从诗句结构层面上来看，王次炤在《音乐美学》一书中说到：“完整对称的结构是呆板的，在音乐中完全的对称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在音乐中的再现往往是变化的再现，我们经常用A-B-A来表示。”[9]林译本中的和歌翻译首句均译为“OOO兮OOO”的“九歌”体，末句又译为“OOOO兮OOO”的形式。楚辞体中的“兮”字就相当于音乐旋律结构中的B的作用，通过连接两个对偶或近似对偶的句子成分，或是连接内在情绪与自然现象，通过并不完全对称的 结构，形成了自然灵动的音乐性。如林译本《夕颜》中最后一首和歌：逝者逝兮去者去，
生离死别两成空，
萧条暮秋兮独思虑。
首句“逝者逝兮去者去”中的“兮”字连接的“逝者逝”与“去者去”就为对偶的两个句子成份。而末句的“兮”字连接的“萧条暮秋”和“独思虑”则一为自然环境，一为心理活动。对称与不对称相结合，整体上形成了音乐中变化的再现。
由于在语音层面与诗句结构层面上的特点，楚辞体具有显著的音乐性，因此用来翻译同样具有音乐性的和歌是十分恰当的。
四、楚辞体中的“兮”与和歌中感叹词的语义相似
和歌中常有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这些表达咏叹之意的助词往往语感十分微妙，只能通过阅读原作“意会”而很难通过翻译“言传”。如上文中引用的《桐壶》帖中的第一首和歌原文中，なり是表示断定的助动词なる的连用形，けり是表示咏叹的助动词。而“中国古典诗歌除早期的骚体用‘兮’字外，很少在句中插入感叹词。”[10]若译为五言绝句或两首七言律诗就很难直接表现出感叹之意，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来揣摩出作者的情感。在这一点上，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就承担起了咏叹的作用。闻一多在《怎样读九歌》一书中总结了《九歌》中“兮”字的用法，闻一多认为“《九歌》中的“兮”字，“竟可以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11]因此九歌体中的“兮”字除了作为泛声符号充当语气词表示语音持续，增强所表达的悲伤，愤慨等情感外，“本身自然地兼有许多虚词的文法作用。”[12]楚辞体中的一个“兮”字，便可巧妙地承担起日语中含有微妙感情因素的助动词或终助词在和歌中的作用。因此林译本的楚辞体的翻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如何翻译和歌中表示咏叹之意的助词的问题。
五、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日本“物哀”文学思想的一致性
“物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传统文学的重要概念，是由本居宣长正式提出，其最初是针对和歌的本质。作为日本审美特征源头的和歌，“物哀”便是其中心思想，代表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他认为“从神话时代至今，乃至无穷之后世，所咏和歌，皆可以‘物哀’一次归纳之。”[13]（姚继中，52）所谓“物哀”，“物”指的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则表示人的主观感受。简而言之，“物哀”即是指人触景生情，心有所动而自然流露出的情感。林文月在其译本的修订版序言中说道：“当人的主观情感受到外在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反应，进入客观融合的状态，即呈现出一种调和的情趣世界。”[14]（紫式部，23）“物哀”的“哀”依附于“物”，“物”赋予“哀”一种具体的存在性。[15]“物哀”表达的是对四季风物的感受：“春有花开夏鸟鸣，秋日明月冬雪冷”。纤细典雅的自然景观往往牵动着对日本人的内心情感。
“物哀”论随后被本居宣长运用于理解整部《源氏物语》。他在《<源氏物语>玉の小栉》一书中提出了《源氏物语》的主题思想是“物哀”这一观点。[16]（姚继中52）和歌具有抒情性的特性，自然大大渲染了小说中的“物哀”情绪。“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华于词林者也。人之在世，不能无为，思虑易迁，哀乐相变，感生于志，咏形于言；是以逸者其声乐，怨者其吟悲，可以述怀，可以发愤；动天地，感鬼神，化人伦，和夫妇，莫宜于歌。[17]《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绝不是作者为了作和歌而作，而是小说人物抒发情感，从听觉上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林文月用楚辞体作为和歌翻译的形式，我认为除了两者在形式，感叹词的使用与音乐性方面的相似之外，楚辞体绝佳的抒情性与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与和歌的“物哀”的不谋而合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和歌的翻译，仅仅做到形式的相似，语义的准确传达是不够的，如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展现出和歌中的“物哀”的审美思想才是关键所在，因为“物哀”是日本传统文学的精髓，不能传达出“物哀”精神的话，读者也就无从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楚辞的美学特征做了简明扼要的概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其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拘矩度。”[18]“其言甚长”是说楚辞体的作品行文较长，这一点并不适用《源氏物语》中短歌的翻译。林文月为此独创了三行楚辞体来作为和歌翻译的媒介，但仍保留了楚辞体其余的美学特征。
“其思甚幻”指的是楚辞体作品具有丰富奇特的想象。楚辞与楚地的原始神话、祝祭巫术等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源氏物语》中涉及神鬼宗教的情节也并不少见。如林译本第九帖《葵》中光源氏正妻葵姬被忧思过度以致灵魂出窍的六条妃子的魂魄附体时所作和歌：
叹妾魂兮空飘荡，
云游西东无定时，
盻结裾端兮息魑魉。
此处诡谲的楚辞体的译文传神地表现出六条妃子对光源氏薄情的怨慕悲伤，恰如，《九歌·湘夫人》中湘夫人思君不至时心无所依的怅然。楚辞体译文还原了原文中凄艳神秘的氛围。
“其言甚丽”说明楚辞体作品词藻典雅优美。楚辞的意象极为高洁优雅，如《九歌·湘夫人》中就有大量的关于香花香草的描绘。1968年因此用同样大量描写优美自然风物的楚辞体来翻译表现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的和歌显然是非常适宜的。如林译本第四帖《夕颜》中夕颜写于扇面的一 首和歌：
白露濡兮夕颜丽，花因水光添幽香，疑是若人兮含情睇。
“其旨甚明”意为楚辞体作品的意旨十分明确。楚辞中的客观景物都被诗人寄托了自己的情感，运用“比”的手法，将自然景物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典型的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之中，“香草”便喻为忠贞，“美人”便喻为明君，香草美人的意象寄托了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歌之中诸如“雪月花”之类的优美的四季风物也往往被日本人用来寄托“物哀”的情绪。《源氏物语》的和歌中，“花”与“月”这两个意象大量出现，“花”多是用以比喻风华绝代的光源氏或是文本中与光源氏有情爱纠葛的女子。如上文所引用的林译和歌中，被白露濡湿，幽香脉脉的夕颜花便是用来比喻容貌秀丽的光源氏，借夕颜花来表达了夕颜对光源氏的倾慕。“月”这一意象由于其高悬于夜空，可望而不可及的特点，常被光源氏用来寄托思美人而不可得的情感。如林译本第八帖《花宴》中光源氏试探坐在帘后的胧月夜时所做和歌：
月朦胧兮途茫茫，光隐山后失清影，何时重现兮常彷徉。
这首和歌中光源氏就是以朦胧月光比喻之前夜晚偶遇而之后遍寻不着的胧月夜，以朦胧月光寄托了自己由此引发的徘徊相寻的哀苦之情。
综上可知，楚辞体的美学特征与和歌之中“物哀”思想的吻合使得楚辞体成为了和歌的最佳译文形式。
六、结束语
林文月出生于上海的日租界，幼时接受的便是日语教育，直到13岁返回台湾居住时才开始接受中文教育。双语的教育背景加上学贯古今的文化底蕴也使其成为了台湾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佼佼者。《源氏物语》的中译本是林先生五年半的心血之作，她用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清丽的笔触用中文再现了千年之前日本平安时代的风雅。尽管林先生为书中的和歌翻译而首创的三行楚辞体在格式，语义，音乐性和思想上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原诗，然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门不完美的艺术，她在其译本的注释中也时常遗憾由于中日语言文化的差异未能精准传神地翻译出原作和歌中的一些精妙之处。但正由于翻译的不完美，才给广大的学者和读者留下了继续雕琢的空间，也使得这部译著保持的长盛不衰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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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夕的诗句范文6
论文摘要: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的诗人，李商隐非常善于学习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本文从他的拟作乐府入手，着重从“对乐府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对李贺诗歌的借鉴、对南北朝乐府善于言情的学习以及对古乐府诸般艺术手法的承传、发展和对乐府古辞的融铸、化用”等五个方面着眼，分析了在形成他独特诗歌风格过程中，乐府诗所起的点点滴滴的渗入与融汇作用。
有唐一代诗坛上，李商隐并不以乐府诗的创作而著称。但作为一位能博采众长、“自辟宇宙”川的大诗人，李商隐从乐府诗中汲取了大量有益的艺术营养。
李商隐早年的创作即始自乐府诗的摹拟。商隐自幼跟随一位清高淡泊、悟守儒道的叔父学习，这位叔父“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减李某志文状》)可以想象，耳濡目染之间，商隐的诗歌创作当始自古体。据其《樊南甲集序》所言:“樊南生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则义山为文亦始于古文。后人在为其诗编年时，多将其拟乐府之作列于早年，不为无见。但商隐并不曾致力于乐府诗的创作。他现存诗六百余首，《乐府诗集》选录了九首凡十二篇，其中有拟古题乐府《无愁果有愁曲》、《王昭君》、《李夫人三首》、《杨柳枝》、《江南曲》等，有新题乐府《楼上曲》、《湖中曲》、《烧香曲》、《房中曲》等。此外尚有未入选的古题乐府如《征步郎》、《效徐陵体赠更衣》、《柳枝五首》等，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等，合计也不过二十余首，仅占其总集的三十分之一。但对于摹拟、习作乐府诗起步很早的李商隐来说，乐府诗所发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他的拟作之中，更多的是对他诗歌创作点点滴滴的渗透与融汇，包括创作风格、艺术手法以及题材和语言等诸多方面。以下我们就试着分析一下商隐继承并发展了古乐府诗哪些优秀的艺术传统:
一、对汉魏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
商隐借古题《无愁果有愁曲》慨敬宗的荒酒无愁、终召祸乱;以《烧香曲》叹息守陵宫女的孤苦寂寥等，均是气味逼古之作。正因为这种有感而作的精神，义山的乐府拟作往往不蹈袭前人，有一定的变化。如《王昭君》虽用古题，但翻出新意，诗原为叹昭君远嫁而发，义山则托寓揭露了当时群奸蔽君、才人志士“有志不获骋”的黑暗现实。义山还善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房中曲》缘于《安世房中歌》，然变尽古意，倾诉了对亡妻的深厚悼念之情。在有限的拟作之中，义山亦能承老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法，创作新题乐府。如《宫中曲》写宫妃望幸的凄苦，《射鱼曲》戒为名利所诱终至身丧者，都是讽叹生活中某一现象，焕然有新意。
二、对李贺诗歌的借鉴。
商隐的拟乐府诗中，有近一半为摹拟李贺之作。毛先舒《诗辩抵》论李贺乐府云:“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橄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商隐诗学昌谷，深得其精髓。他的此类拟作亦是雕镌琢磨，色调冷艳，用语极类昌谷，钱钟书《谈艺录》早己指出:长吉好用啼夕泣夕等字。……李义山学昌谷，深染此习。如幽泪欲干残菊露、湘波如泪色、夭桃惟是笑、蜡烛啼红怨天曙、蔷薇泣幽素、幽兰泣露新香死、残花啼露莫留香、莺啼花又笑夕、莺啼如有泪夕、‘留泪啼天眼夕、‘微香冉冉泪涓涓夕、‘强笑欲风天夕、‘却拟笑春风夕皆昌谷家法也。其例证很是详尽。不惟语言迥似，格调上二者也相近，义山的《烧香曲》、《楼上曲》、《湖中曲》等。
悼谓其“杂长吉集中，几不能辨。义山学昌谷乐府，以一种刻琢精工的文人诗语替代了自然明快的古乐府语言，其诗歌既别于汉魏古乐府的质朴、工于叙事，亦不同于张王一派的浅俗平易、意旨显豁，完全成为个人抒情达意的工具。义山能入乎昌谷诗中，又能出乎其外，“宗其体而变其意，托意隐约，恍惚迷幻，尤驾昌谷而上之。他把从昌谷诗所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个性之中。
三、对南北朝乐府的倾心。
南北朝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长于言情，象《子夜歌》、《那呵滩》、《华山瓷》等，无不真率而热烈。商隐对此类乐府煞是青睐，诗中屡屡引用、化用《莫愁乐》、《西洲曲》、《子夜四时歌》等的语句、语意。又义山《樊南甲集序》道:“后两为秘省房中官，往往咽嚎于任范徐庚之间。”则义山于学习南北朝乐府之际，颇受到齐梁艳歌的影响。故商隐最擅长所作是情词艳曲，存诗的十之七八必写女子，其最为人称颂的《无题》诸诗，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何尝脱却一个“情”字?真“义山一生，善作情语”困也。虽然其《谢河东公和诗启》兑自己作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但香草美人的存在毕竟是事实，偏于香艳正是义山诗作题材的取向。其间原因自是多样，而得益于南北朝乐府亦不容置疑。如商隐有一组效南朝乐府的诗作，流畅明快，程梦星评论说:“《齐梁晴云》一首，《效徐陵休赠更衣》一首、又《效江南曲》一首，皆艳诗也。
四、对古乐府艺术手法的承传与发展
1.比兴、寓言之法
义山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中谦称:“某比兴非工，”足见他对比兴手法之重视。诗文中，义山坦言:“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均可佐证义山对比兴手法的偏嗜。比兴之法虽祖于《风》、《骚》，然古乐府尤多用之.若《子夜四时歌》(其四):“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等皆比而兴也。义山诗不仅秉承了这一手法，且将其由局部发展到了整体，像他的《蝶》、《蝉》、《柳》诸诗，皆通体比兴、深于寄托。义山有《模花》诗云:“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论此诗道:“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如《模花》诗……因模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兴而兼比者也。当然，这和义山个性、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古乐府诗中有多首寓言诗，或假托动植物之口进行自述，如鼓吹曲辞《雄子班》，相和歌辞《乌生》、《豫章行》等;或是假托植物和人对话，如宋子侯《董娇烧》诗虚拟桃李树和洛阳女子的对话，诉说枝折花落的不平、责备人为力量使青春早夭。这些诗想象奇特，手法活泼。商隐有些诗即承袭此法，如他的《百果嘲樱桃》、《樱桃答》、《嘲樱桃》等诗，寄言讽刺贵家姬妾得宠而骄者，十分生动。
2.双关、反复之法。
双关语在古乐府中广泛使用，如《子夜歌》:“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的“丝”同“思”、“悟”通“误”，“匹”双关“布匹”、“匹配”意;又如《读曲歌》:“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苦亦是双关。义山诗颇得此一妙趣，其《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丝者思也;《追代卢家人嘲堂内》诗:“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淮者怀也;《柳枝五首》诗:“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莲者怜也。诸诗写来，饶有风味。双关其实是一种隐语，乐府中亦多瘦词，义山诗爱用隐语入诗，和乐府也有一定关系。
反复、双声、叠韵等手法常被乐府诗借来增强语言、情感等的表现力度。如《江南曲》，又如《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语句反复蝉连而下，音节和谐流畅，将女子深切的思念之情表现得宛曲动人。现统计李集中诗，一百零七首七言律用复词重言的，有二十二首，占五分之一还要多;一百九十八首七言绝，运用此法的有三十四首;其余五律五绝等亦有十余首。诸诗中如“行到巴西见谁秀，巴西惟是有寒芜”(《梓撞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谁秀》)、“欲寄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燕台诗》)、“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等，实是不胜枚举，这是义山诗作语言音韵上一大特色。此手法不仅使诗歌读来宛转流利、声情摇曳，在抒写深刻的情怀、缠绵的哀思、执着的追求时亦魅力独具。古乐府对其此一特色的形成与有力焉。
五、对乐府古辞、古谣谚的融铸与化用
据粗略统计，李集中融汇、化用乐府古辞、典故的诗近二百首凡三百余处，为其集之三分之一。其《离思》诗云:“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峡云寻不得，沟水欲如何?”乐府《前溪曲》道:“黄葛生蒙笼，生在洛溪边。花落随流去，何时逐流还?还亦不复鲜。”《唐书·乐志》言《子夜歌》:“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歌声过哀苦。”前两句借两篇古辞己塑造了一位心酸气尽、年驰色衰的悲苦女子形象。后二句用巫山神女事，后化用乐府诗《白头吟》:“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碟蹬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既写出二人今朝己劳燕西东、难再会合了，又使人猜测她定当有过如文君相如般美丽神奇的遇合，短短四句诗，因古辞的化入增添了几许的情思!义山又有《东南》诗:“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在书写对妻子的赞美、思念之情时，化用《陌上桑》语句语意，几令人浑然不觉;再如他《春日》诗:“欲入卢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融铸了《相逢行》、《河中之水歌》两篇古辞入诗，间接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美丽和富贵。可见义山对乐府古诗的融汇、化用，并非机械地直接挪用，而是根据需要改头换面，化为己有，不营出于己口。这种古辞的融铸，一方面增加了诗歌内涵的容量，同时使其部分诗有平易自然之风。
需要指出的是，商隐诗中有整篇、整段套用、袭用乐府古诗者。如他的一首《无题》诗:“八岁偷照镜，长眉己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权。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张谦宜《全见斋诗谈卷五》赞其:“乐府高手，直作起结，更无枝语，所以为妙。此诗实截自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对刘兰芝的一段描写，而托寓了作者年少才高、遇合不偶之情。义山《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后幅“纯乎汉魏乐府”，只看其结语:“君今且少安，听我苦吟诗。古诗何人作?老大犹伤悲。”则知其逼真汉魏，于古乐府心熟口溜矣。在于古乐府深有会心之后，义山创作了部分在格调韵律上颇似古乐府的短古诗，如《春风》诗:“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唯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先春己断肠。”又如《天涯》诗:“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诗作一气浑成，不假雕饰，味醇意深，于古乐府“非惟貌似，神亦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