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范文1
北京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垃圾分类过于笼统，北京住宅小区生活垃圾根据《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3类；大厦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两类。目前的垃圾分类方法简单易懂，在操作上也更为可行，相比过去没有分类或者只按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的分类方法有了很大进步，但跟国外非常细化的分类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上海地区推广的“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为内容的黄、橙、蓝、绿四色垃圾分类标准也粗略了很多。分类的简单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却不利于初始的垃圾分类与后端的资源化处理的衔接。
缺乏垃圾分类意识，目前生活垃圾主要在居民住宅中产生，一部分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垃圾被居民自己收集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剩下的经济价值小或者没有经济价值的垃圾被居民直接投放到垃圾箱中，大部分垃圾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垃圾不分类的现象在居民家庭中普遍存在。
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北京市90年代初就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十个试点城市之一，但直到现在，垃圾分类工作也是一直走走停停，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垃圾分类需要的是全员参与，而政府的宣传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跟国外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宣传相比，北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宣传力度还欠缺很多。
缺乏完备的垃圾回收体系。生活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和回收再利用，而目前北京市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垃圾运输、处理、资源化利用的体系，大部分有价值的垃圾都是由环卫工人或拾荒者进行进一步的回收利用，垃圾回收体系的缺乏也导致了居民垃圾分类热情的降低和垃圾分类的难度。
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
生活垃圾分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也反映了市民的文明程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推行生活垃圾的分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综合来看，其主要经验有：制定法律、管理严格、政府重视、细化分类、宣传到位。
制定法律
严格的法律是保证垃圾分类实现的关键。美国各个州和城市都订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或要求每个家庭将垃圾严格分类以便回收利用，而且垃圾分类回收做得好的居民可以享受减少交纳垃圾处理费的奖励。德国1991年实施了《包装条例法》，规定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运输包装、转换包装和销售包装的回收利用义务。欧共体则在1994年制定了统一的包装条例规定，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对商品包装达到一定的回收利用率。
管理严格
垃圾分类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政府的严格而有效的管理。日本的垃圾投放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不可燃垃圾一星期可以扔两次，而可燃性垃圾只能两个星期扔一次。韩国对分类垃圾混装的家庭有着极严厉的惩罚，如把含水垃圾与不含水垃圾混在一起，会被处以相当于50美元到290美元的罚款。纽约有专门的环保警察检查垃圾分类情况，不在指定的地方分类放置垃圾，会面临25美元到100美元的罚款。
政府重视
德国极为重视生活垃圾的分类，各城市每个居民生活小区都设有大型专用垃圾分类收集箱，用于回收各类垃圾，商店里设有废旧电池回收箱，各居民家庭也都有分类垃圾桶，用于分装废纸、金属等资源垃圾和普通垃圾。日本横滨政府为了帮助市民按照规定倾倒垃圾，向市民们发放了一本27页的关于如何给垃圾分类的手册，超市售出的每一样产品的外包装上都有十分详细的分类标记，会注明此类包装属于什么样的可回收资源，以指导普通市民在家中更便利地将垃圾分类。
细化分类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生活垃圾都有非常详细的分类。日本横滨将垃圾分为10种分类类别：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物质、纺织品、资源类、纸类、瓶罐、牛奶盒、大型废旧物、公共设施不负责处理的超大型废弃物。台北地区生活垃圾分一般类垃圾和资源类垃圾，一般类又分废纸类、旧衣类、塑料类、厨余类等；资源类包括铁罐、玻璃罐、电池、灯管等。德国居民住宅门前一般都有黄蓝黑绿四只色彩鲜明的垃圾桶，桶上都贴着简明易懂的垃圾分类图案，黄桶收集废弃金属、包装盒和塑料，蓝桶和黑桶分别“吞食”废纸和普通垃圾，绿桶则收集从普通垃圾中新分类出来的茶叶和蛋皮等生物垃圾。法国的垃圾分类包括纸箱、纸片处、废木头处、废金属处、废家居处等等。分类的细化充分保证了市民投放垃圾的准确性。
宣传到位
政府非常重视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日本政府很早就对中、小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将垃圾问题纳入课本，垃圾分类从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不是一种麻烦。韩国把垃圾分类作为小学的必修课，使之从小养成好习惯，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参与垃圾分类劳动，大量的垃圾分类培训和宣传使得垃圾分类深入人心，成为垃圾分类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
促进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措施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生活垃圾的回收既是一种行为和习惯，也是一种约束和经济体系，不但需要居民的自觉行为，更需要政府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监管。有着良好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生活垃圾的分类，北京也应循此惯例，着眼于垃圾的家庭分装、分类投放、垃圾收费和监督惩罚措施等几个层次，在逐步完善生活垃圾分体体系和居民意识的基础上，循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
细化分类标准
相比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令人炫目的垃圾分类细化程度，北京市现行的垃圾分类明显存在不够细化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市未来的垃圾处理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环保和经济的垃圾焚烧方法，那么可燃物和不可燃物的垃圾分类则应是顺应此趋势的分类方法。虽然过于细化的分类在目前的居民意识和条件下无法实现，但先进的垃圾分类方法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相关部门应制定生
活垃圾分类细化的标准和长远计划，分步骤推进，使生活垃圾的分类更为科学合理。
加大投资力度
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是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措施。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投资力度：一是加强对分类垃圾箱的布局投资。即便在现行简单的垃圾分类条件下，很多社区和街道也并未设置垃圾分类箱，直接导致居民无法分类投放垃圾：二是强化生活垃圾处理、运输等全过程的投资。生活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分类处理并资源化，生活垃圾的运输、处理、资源化等后续问题如果无法解决，源头的生活垃圾分类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三是建立多元化投资和市场运作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垃圾设施和分类宣传，比如在垃圾分类箱上设置广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等。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政府部门的资源化采购不仅可以大幅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由于政府部门的示范效应，能很大程度上促进垃圾分类在全社会的推广和普及。克林顿政府就规定，政府用纸的60％必须是再生纸，这项措施很快扶植了美国的再生纸行业。北京市也有必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措施，比如规定所有政府部门采用政府统一定制的分类垃圾箱、政府用纸全部采用再生纸等，通过政府购买行为支持并促进垃圾分类产业体系的形成。
解决城市垃圾拾宝现象。垃圾拾宝现象不解决，居民的垃圾分类就毫无意义，后续的垃圾分类处理也会更为复杂。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需要居民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和政府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建议一方面加强分类垃圾箱的管理，另一方面考虑将垃圾拾宝者纳入城市垃圾分类就业体系，统一管理和培训，既可以防止因拾宝者造成的垃圾满天飞的现象，又可以解决垃圾工人短缺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中国独有的垃圾拾宝现象。
强化垃圾分类宣传
垃圾分类的意识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既要靠政府的高效管理，也来源于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美国、日本等国家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也历经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形成，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进此项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媒介优势，在电视广播中投放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广告，传播垃圾分类回收的好处。二是在中小学校普及宣传生活垃圾分类，使生活垃圾分类从小就深入人心，并带动整个家庭的参与。三是加强大众宣传，深入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印制生活垃圾分类手册、宣传资料等，在社区、机关、校园等地区张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画。组织市民参观垃圾分拣设施、垃圾处理厂，亲身感受生活垃圾分类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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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德胜街道新风街1号院，垃圾分类竟然用上了“人脸识别”！居民扔垃圾前得先“刷脸”，系统识别后自动打开分类投放口，并根据所投垃圾为投放人进行积分。
这套智能垃圾分类设备落户新风街1号院刚两个多月，是德胜街道垃圾分类网和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融合”的试点工程。街道出资，共在小区的16个点位安放了26组智能垃圾柜。
每组垃圾柜设有厨余垃圾、可再生垃圾、其它垃圾等投放口。分类最细的一组智能柜，设有纸类、塑料、金属、纺织品、厨余垃圾、其它垃圾、电池电子垃圾7个投放口。在智能设备投入使用前，社区和物业到各户进行人像信息采集。被录入人像采集系统的居民，只要走到垃圾柜的摄像头前，投放口就会自动开启。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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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2008奥运会的主办权时，北京曾作出庄重承诺：届时北京的垃圾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垃圾资源优化率将达到30%。为此，北京市从2002年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到2007年年底，北京市累计有2255个居民小区和社会单位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
进入2008年，北京市进一步推广垃圾分类工作，在2500家单位全面推广垃圾分类，其中包括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重点商业区写字楼、大型商场超市、地铁运营站点和4A级以上旅游景区等。除此以外，分类垃圾箱也走上了大街小巷。此次推广工作的新亮点是结合不同区域的垃圾产生量和成分构成，将办公区和公共区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将餐饮区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
硬件条件的加强只是环境因素，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为使垃圾分类工作顺利展开，北京市政府、奥组委不遗余力地对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进行宣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垃圾分类的绿色意义渐渐深入人心，上至七旬老人，下至三岁顽童，人人都能说出一些垃圾分类的好处：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每回收1吨饮料瓶塑料，可获0.7吨二级原料；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可节能10～30%，节水50%，减少空气污染20%，减少采矿废弃的矿渣80%；每回收1吨厨余垃圾，可生产0.3吨肥料……
在政府的努力和民众的配合下，截至2007年年底，北京市垃圾分类收集率已达到52％，垃圾资源化率达到35％，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更让人欣喜的是，北京奥组委为奥运场馆的垃圾准备了专项处理工具――小武基光谱分选系统。塑料瓶、易拉罐、废纸、废金属等数百种混在一处的生活垃圾，只需在高速传送带上一走一过，就能被自动分类回收，这一过程只需几秒钟！该光谱分选系统利用不同物质对光谱形成的反射不同的原理，实现不同物质之间更为精细的筛分。仅废塑料一类就能分辨出聚乙烯、聚丙烯、聚酯等八种不同材料。随即运用高压气流，分别将同类材质的垃圾“吸”到一起，几秒钟内就完成了从垃圾识别到分类的全过程，使垃圾分类处理精度和效率提高数十倍。届时，奥运中心区场馆产生的大量分类垃圾将通过此系统进行精细分选，使垃圾的转运、处理和再利用率大大提高，为北京实现“绿色奥运”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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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北京市餐厨园林果蔬垃圾处理技术与设备展示交流会上，用餐厨垃圾提炼的油脂制作成的“鱼”造型肥皂
26岁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栗阳坐在小饭馆里，望着面前的水煮鱼片。红油翻滚，绿色的花椒和艳红的辣椒在白色鱼片上方荡起涟漪。
“能做多少肥皂？锅底能打包吗？”他抬起头问服务员，被告知“油不可以”。
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兑合水、火碱、盐和糖制作“去污力强不伤手”的肥皂，确是社区厨余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尝试之一。
减量 （Reduce）、再利用 （Reuse）、资源回收再生（Recycle）是垃圾处理领域国际通用的“3R”法则。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在源头上减少垃圾产量，实行垃圾分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虽然全市餐厨垃圾处理能力到2014年底已达每日2000多吨，但北京市有超过6.2万个餐饮服务单位，2014年餐厨垃圾产生量达到每日2600多吨。
东城、西城、朝阳、昌平、通州、平谷等区县及市环卫集团开展的餐厨垃圾规范收运试点，日收运量仅500吨。
餐厨垃圾处理能力还待提高，集中处理垃圾的大型企业却“吃不饱”，现实尴尬如是。就地处理能否为打通餐厨垃圾无害化和资源化的“最后一公里”提供新契机？
“绿袖标”的企业化运作
2013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69万吨，平均每天1.84万吨。如果把运输这些垃圾的卡车首尾相连，长达47.8公里，能够在三环路上摆一圈。
“这些垃圾每年需要占用500亩土地进行卫生填埋。”栗阳告诉《t望东方周刊》，“相当于一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
4年来，北京在垃圾分类收集上下的功夫不可谓不大。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
此外，在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还招募了超过2万名“绿袖标”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对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进行指导和监督。
按照政策，各区县每月可支付每名指导员至少600元的补贴，于政府这是不小的支出，但对经常需要亲自上阵分拣垃圾的“绿袖标”而言，吸引力甚微。
大兴区按照指导模式运行一年后，开始探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监督、企业化运作”的政府购买服务新模式。
自2010年12月1日起，大兴区政府将垃圾分类指导员补助资金拨付到区市政市容委，并于2011年9月开展招投标工作。栗阳所在的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就是四个中标企业之一。
目前，该公司担负着清源街道和高米店街道辖区27个社区、46271户居民的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和二次分拣任务，每天分拣厨余垃圾10吨，获政府拨付补助资金每户每月10元。
在位于高米店街道康隆园社区，身穿黄马甲、别着“绿袖标”、戴着白色棉线手套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打开一袋厨余垃圾，用夹子仔细翻拣出核桃壳，扔进专门盛放“其他垃圾”的黑桶，而后把剩余物倒入“厨余”垃圾绿桶，最后把塑料袋丢进黑桶。
“大骨头、核桃壳和枣核都属于其他垃圾，因为他们不容易降解和生化处理。”另一位“绿袖标”孙友兰告诉本刊记者。
大兴区市政市容委则按照《大兴区垃圾分类企业化运行日常考核标准》对四家公司进行考核。
“发现非正确投放等原因造成的桶内垃圾混合不达标，每处次扣1分，累计最多扣25分;而若发现未分类收集每处次扣5分，累计最多扣15分。”栗阳解释说。
《大兴区城镇垃圾分类企业化运行暨监督管理办法》还规定，市政市容委不定期从每个公司所管辖范围内抽查均数社区并打分。分值70分以下为不合格。月不合格公司，每低1分扣除1000元资金，奖励给表现良好的公司。
如果四家公司均未达到良好及以上，扣除的资金将上缴区财政。5个月不合格，除按合同条款扣除资金外，还将于次年自行终止合同，并不得再次参与招投标。
多利洁天天洁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150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制定了14条惩罚措施，其中包括“买卖或捡拾社区内的可回收物品1次罚款200元”。 2015年1月22日，垃圾分类指导员正在北京市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康隆园社区对厨余垃圾进行二次分拣（张欣/摄）
“吃不饱”的尴尬
500毫升自油烟机回收的黑褐色废油，兑入80克氢氧化钠、210毫升水，再加盐、白醋，滴点花露水，搅拌一二十分钟后倒入模具。半小时后，废油就变成固体肥皂，一两周彻底硬化后就能用来洗手、洗衣服。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康隆园社区居民王燕言告诉本刊记者，此前5年间该社区环保小组共回收废油42斤，做了大约500块手工肥皂。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62027个餐饮服务单位年产生餐厨废弃油脂9万吨。
除少部分城乡居民消耗食用油脂产生的废弃油脂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外，其余均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加工企业等在生产经营中消耗食用油脂产生的废弃油脂。现在餐厨废弃油脂预处理设施有五六座，终端化工、生物柴油等处理设施尚为空白。
目前，中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已推出4批共83个，部分试点的国家资金资助项目已落地。第一批推出的33个试点城市投资金额已达6.3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前三批试点共67个城市约77个项目，总规模每日17770吨，平均规模约为每日230吨。
但餐厨垃圾集中处理企业却常陷“吃不饱”的尴尬。据报道，大同市餐厨垃圾处理厂的日处理餐厨垃圾设计能力为100吨，但每日平均收集垃圾还不到2吨。
“机器开了比不开亏得还多。”深圳第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厂负责人曾披露，“处理1吨餐厨垃圾平均要亏100多元。”
600元买8桶垃圾做研发实验
其实早在2012年，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明确要“全面推进餐厨垃圾就地处理，加大经济鼓励政策支持力度”。
该文件写道：按照集中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大力推进餐厨垃圾源头就地资源化处理设施的建设，推动具备‘两个1000’的单位建设和安装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施设备，市级财政将给予定额资金补助。
具体补助标准为：每日处理200公斤的补助32万元，300公斤补助42.8万元，500公斤补助64.4万，1000公斤补助102.2万元，2000公斤补助134.6万元。
自2011年开始，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合作，为北京市40多所中小学配备了天然有机垃圾处理系统。
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车间里飘着淡淡的发酵气味。戴着口罩、帽子、胶皮手套的工作人员正在分拣台上对厨余垃圾进行二次分拣，之后将厨余垃圾推入粉碎脱水机将其切割成小于20毫米的碎料。
“经过粉碎环节对垃圾进行预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垃圾的处理效率。”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强告诉本刊记者。
而后，垃圾自动提升装置将粉碎后的垃圾物料投入到发酵机中，经过8小时至24小时的高温发酵，使得垃圾的减量率达到90%左右，实现无害化处理，处理后的残余物为有机物、氮磷钾含量很高的有机肥。
垃圾进行就地化处理时产生的水汽经过空气净化装置将其净化，从而达到气体排放要求。
北京市海淀教委学校后勤管理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海淀区拥有垃圾处理机的学校有47所，是当时全国拥有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施最多的地区。
对其中22所中小学抽样调查显示，每天总处理能力达到5600公斤。除去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按照每年运行240天计算可以处理餐厨垃圾130万公斤左右，实现减排二氧化碳267.8万公斤。
由于餐厨垃圾中废弃油脂占到了5%，由此每年也减少了6.5万公斤废弃油脂流向社会。
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来做研发试验的厨余垃圾是从附近餐馆购买的，用120升标准绿色垃圾桶盛装，8桶花费600元。
打通最后一公里
绿色空间天然有机垃圾处理机已在7个社区推广应用。北新桥街道民安社区――东城区首个市级低碳社区试点之一。
以环保对接社区养老是“民安特色”――社区内三合老年公寓楼顶经营的“长花槽容器菜园”所施肥料就是“绿厨小屋”里的天然有机垃圾处理机所造。
有数据显示，该设备运行2年来累计处理5500公斤厨余垃圾，生产有机肥料540公斤。
在北京绿色空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里，本刊记者看到高温发酵后的餐厨垃圾，没有酸腐的味道，而是橙褐色的干燥粉末。
“1吨餐厨垃圾经过处理后，可以产出25%至30%的生化腐植酸，这是制造生物有机肥的原料，再调配以普通农家肥，就可以生成生物有机肥。”张志强说。
据他介绍，这种高价值的生化腐植酸，既可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还可涵养土地，节水保墒，为土地解毒。
按照2013年年初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年）》，2015年，北京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31万吨，垃圾焚烧、生化等资源化处理比例达到70%以上，填埋比例降低至30%以下。
相比焚烧，生物发酵处理投资成本并不高。
以总投资21.6亿元的北京鲁家山焚烧发电每日3000吨项目为例，每吨投资成本达70万元左右，而生物发酵技术吨投资成本为60万元左右。
北京垃圾分类范文5
国营垃圾回收日见萎缩。中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就拿北京为例：1965年，二环路以内，国营废品收购站有2000多个。20世纪80年代后，其规模严重萎缩；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收购站仅剩16个。
拾荒大军
拾荒大军取而代之问题多多。8.2万人的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走”9.3亿元，同时还将废弃物转化成为新的资源，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处理垃圾的负担，减少18亿元的处理费用，延长了垃圾填埋处理场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些民间自发的拾荒者，均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检验和约束，致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他们自身的传染病发病率也较高。
垃圾道
垃圾道成为百姓的苦恼。北京如今高楼林立，垃圾道成为许多地方的卫生死角，脏乱不堪的垃圾道口，蚊蝇十分张狂，加上拾荒者的胡乱翻找，使得居民们每当走过时必捂鼻而过，底层的住户可就无法逃避，在炎热的夏季也不敢打开门户。老百姓期待新型垃圾回收办法的实施。
袋装垃圾
袋装垃圾并非长久之计。北京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封闭垃圾道，用塑料袋装垃圾定时回收的办法，以减少垃圾露天堆放对环境的影响。2000年2~5月期间，北京组织了“发展绿色流通，倡导绿色消费”的一次大型绿色消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使用后的商场购物袋重复使用的占89.91%，其中，充当垃圾袋的占57.05%.
不懂垃圾分类
分类垃圾桶的困惑。北京一些街边虽然采用了分类垃圾桶，但许多人不知如何进行分类投放，不知道什么是可回收的垃圾。在一些社区，由于民间环保组织的倡导，也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尝试，但环卫局的垃圾车又把分类好的垃圾倒到一起运走了，严重挫伤了百姓的环保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见，没有完整的收购、运输、销售、加工、成品市场等组织的再利用产业体系的支持，垃圾分类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只能是劳民伤财的空忙。
埋不胜埋，烧不胜烧
北京垃圾分类范文6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了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
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电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lO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太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