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范文1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货币理论范文2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货币理论范文3
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取的，通过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来寻求实现持久的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则是指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离开这些环节和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据。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及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是与对货币供给特性的认识和判断紧密相连的，货币供给的特性主要是指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当代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是以外生货币供给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自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通过经验事实证实了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略显微弱，但他们的观点与论据为我们拨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认知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面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制定货币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首先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予以简要论述，以便为后面探讨内生货币供给视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外生货币供应理论的主要分歧
从货币理论史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从必要性上讲，几乎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不否认货币供给有符合货币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理想、合理状态，但内生论者不仅认为这种内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反之，外生论者却否认内生货币供给的客观必然性。现代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特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争论中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静态均衡理论。作为这种理论核心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交换经济模型。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从而也抽象掉了生产过程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货币至少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收入和产出与在长期货币数量是无关的。同时，价格的总水平是由货币数量所唯一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是货币数量变动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却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内生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决定的。这包括作为商品货币的贵金属的发掘与流通；或者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是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所创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在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如果真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成为“强大的工具”，那么它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是使货币与生产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货币内生特性的关键。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深刻而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把他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货币作为“货币”。从内容上看，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般概括”这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化，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首要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货币不应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是应该成为“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这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韵最后形式。……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建立了资本与货币的内在联系。而财富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就使得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的消费来实现，而劳动的消费就是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走到了生产领域，在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就使得货币本身“作为可能的资本……变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当然，货币资本的这种商品性及其买卖形式，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贷出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货币内涵及外延的深化和发展。而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则在银行上获得了统一，银行成了专门经营货币存款的特殊机构，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现，把借贷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与职能资本家对立。由于它们为整个实业界贷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对立。于是，银行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具有存款创造功能。马克思指出，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的存款转化的，而“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实际上，除了少量的银行准备金之外，银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而抵消，仅仅作为帐面项目起作用，要么就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它们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通过贴现、贷款流到企业、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有价证券的买卖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的，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家索取未来收入的凭证”。虽然存款可能已被银行贷出或变成了虚拟资本，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却并未消失，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帐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把它当作实际的货币来使用。因此，银行具备创造货币，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时，“存款却有2700万镑”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货币的数量最终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总之，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将货币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生创造过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上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而同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及理解过程。
熊彼特在回顾西方货币理论发展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信用货币创造问题上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他们脱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只是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和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从而认为信用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银行只是使现有的流动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会增加它的总额。指出其错误根源后，熊彼特认为，银行虽然在形式上不创造法偿货币，但从放弃货币使用权这一意义上说，存款者并没有因为把钱存入银行而向贷款者借出任何东西，他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帐仍在花钱，存款从法律上说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力，但经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却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象法偿货币一样使用。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说，银行的行为几乎等于创造了法偿货币，并通过“非正常信贷”与货币资本的形成联系起来。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创造”理论，不仅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而要“经济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却很困难，“即便是现在，该学说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凯恩斯在其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之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更是一度消沉下来。
直到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该报告对以新古典综合派思想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疑问。其总的结论是，货币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所谓“拉德克利夫流动性命题”。报告认为，“同支出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因为购买商品和劳动的支出决策——决定需求水平的决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团的流动性决定的。”影响一般流动性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可转换资产和支出者的借贷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条件为人们的支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情绪和资金来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货币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上，而应放在“其行为似乎可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金融机构集团上”。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为金融中介机构职能理论的代表格利、肖与耶鲁学派的代表托宾所继承。他们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反面提出材料，力图证明货币当局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格利和肖强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因为他们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实际上，货币并非只是作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而被排他地需求着。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比商业银行发展得更快的非货币金融媒介的增长，“货币机构与非货币的中介机构……都创造金融债权，他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它们都能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间接金融过程不仅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而且也扩张了经济中流动资产的量，而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量已显著削弱。耶鲁学派资产选择理论的代表托宾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托宾指出，对于公众来说，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界限。在现代复杂多样化的金融世界中，公众可选择的资产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又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货币供给量就决非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对于货币供给是如何内生决定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被迫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这将影响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通过再贴现窗口来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数量控制。我们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拉沃伊（Lavoie）总结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在平时，商业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贷款，中央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准备或在现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额……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准备。货币供给在中央银行或银行系统给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内生的。它可以用一条给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线来表示。”因此，货币供给为需求所决定。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利率而无法控制货币量。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如从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处获得。我们对此称之为“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资金从活期存款吸引至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准备金要求与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为零。这样，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准备金的绝对水平，但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既定数额的准备金就可以支撑更多数额的负债管理型储蓄，而更多的储蓄也就可以支撑银行对经济活动的更多信贷。资产负债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给定的金融结构中，它会对利息率产生向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负债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带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想继续保持它的利息（利润）水平，这种高成本就会传导给借贷者。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减少高利息成本对借贷利息率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适应性内生货币理论观点相反，利息率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产生并控制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中央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企业和公众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行为互动和理性选择而共同决定的。这样，在利率——货币供给二维空间上，货币供给曲线就是正向倾斜的，货币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反应了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实证分析证明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发达国家更具有效性。
二、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虽然货币供给内生论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货币供给量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这源于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上的一种实物交换经济，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投资者）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的风险，要素所有者在向资本家提供生产要素时，都要求资本家以货币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作为预先支付（在国民收入统计核算体系中，这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视之为货币流量）。而资本家为获得这笔预先支付，可以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以资产（可视之为货币存量）抵押的方式从银行得到这笔借款，并承诺用投资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银行则通过“信用创造”，为企业提供这笔贷款。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作为一种债务契约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和债务，和生产过程就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最扼要的解释。这一理论自然而重要的推论就是利息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利率在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在货币与利率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是以外生货币供给变动如何影响利率水平作为研究的内容，认为在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关系中，外生货币供给是自变量，而利率则是随之而变动的因变量。而如果不再将货币看成外生变量，而是视作内生变量时，利率变动就可以通过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就货币供求的态度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供求变化而使金融出现紧缩或膨胀，这样，利率变动对经济也就具有调节作用。尤其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货币供给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观点也为前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艾兰·霍尔迈斯（A1an Holmes）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准备。”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人）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来寻求其准备的。而市场利率就是其寻求准备的成本，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贷款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贷款人对贷款决策的调整而影响社会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创新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特性愈发彰显的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流动性的完全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毫无作为了。实际上，即使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业银行的预期与借款者的预期同方向变动，商业银行也不能完全适应性地满足信贷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教科书存款乘数或传统的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的观点。但是，中央银行能够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对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中央银行利率目标选择及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以及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利率等构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创新使再融资的主动权不在中央银行手中，所以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通称再融资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的是其告示效应。，即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其变动可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因此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率曾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发展，货币当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央银行通常依赖于基准利率来调控货币市场的利率。这是因为基准利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并通过资金的流动而使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趋于合理。作为中介目标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市场，由各子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等组成。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它将信号准确地传达给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各种短期金融工具为载体，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而将各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维系各子市场有序运作的纽带。当然，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合理、健全与否关系到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合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标。
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内生货币供给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向货币市场利率转化，而货币政策工具也由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直接调控工具向公开市场操作转化。与外生货币供给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利率而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从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从实践中看，美国在整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时期，这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经济现象是与美联储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表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也就是由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转移到对利率的调节，并逐渐形成以微调为特色的利率政策。这显示了建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3.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由于“倒逼机制”和体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货币供给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
（1）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按照我国货币层次定义，广义货币M2由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构成，即M2=C+D.基础货币B=C+R+Re+NR，其中R是法定准备金，Re是超额准备金（1988年3月之前为备付金），NR是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若记c＝C／D为现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re）×D＝R+Re，nr＝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m=M2／B为货币乘数。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现金流通比率c、法定准备金率r、超额准备金率re和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而且货币乘数与这四个因素都是负相关的。但从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准备金率维持在13％不变，可视为常数。nr的值较小，而且变化平稳，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为消费支出，Y为国民收入，C／E为现金消费比率，E／Y为平均消费倾向，Y／D为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随着金融机构的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信用卡、支票帐户等）的发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E／Y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倾向的上升也在不断下降；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Y／D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效益有关，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来说，我国现金流通比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而我国的货币乘数m却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见，c值与货币乘数的负相关关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c值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这样，在我国现阶段影响m的因素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这也就产生了流动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额准备金而无法进行高效益贷款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因此，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在经济高涨时，投资需求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贷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银行会减少超额准备金，降低超额准备金率，由此提高了货币乘数。而在经济衰退期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呈典型负相关关系的，货币乘数的变动就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征。对我国货币乘数变化的考察证实丁这一点。我国的超额准备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货币乘数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础货币供给成为内生变量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首先从再贷款渠道来看，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投资饥渴症的刺激下，必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从而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导致信贷规模失控。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基本告别短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企业亏损面增大，市场投资获利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够，信贷需求萎缩，而银行也在风险约束下出现“惜贷”行为。这造成从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4088亿元下降至11520亿元，而且出现提前归还再贷款的情况。这显然与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信贷需求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伸缩，央行的再贷款具有典型的内生性。
其次，再贴现也具有内生货币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商业票据尚未普及，票据贴现市场远未发育成熟，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缓慢。2000年，央行再贴现贷款仅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3.5％。而即使再贴现业务形成规模，也难以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有力工具。因为再贴现同再贷款一样，其主动权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再次，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主动权。这主要是因为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做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灵活性受到束缚。据统计，1999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各种债券仅为118.9亿元，仅相当于其总资产的0.34％。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这些都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从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汇占款的形成在目前体制中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如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 3070.62亿元，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央行资产运用增量之比高达75.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央行试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外汇占款增速缓慢，2000年外汇占款增加753亿元，占全年央行资产运用增加额的26.1％。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货币理论范文4
1.家族式的经营方式使中小企业内部管理较混乱，容易出现贪污舞弊现象
在我国，中小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式的经营方式。这类企业在创建的初期，往往都是依靠家庭或家族成员共同经营打天下的，所以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大都控制在其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手中。另一方面，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这类企业的所有者都会选择自己人来管理一些重要部门，特别是作为直接掌握整个企业的货币资金的岗位——出纳，绝大部分的老板会启用自己的亲戚。
中小企业的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密不可分，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比较混乱，报销审批制度不严，容易出现贪污舞弊现象。
2.会计、出纳岗位职责划分不清，缺乏监督和牵制机制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业务频繁、会计核算简单、会计制度不健全，同时企业老板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往往要求财务人员“一个萝卜几个坑”，有的企业出纳除了办理涉及现金、银行存款的本职业务外，同时还兼保管银行存款全套印鉴、审核会计凭证等会计业务，而有的企业会计，偶尔也收取现金，一个人办理有关现金业务的全过程。加上财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会计、出纳岗位职责划分不清，缺乏监督和牵制机制，甚至有时一人身兼数职，混岗和职能的交叉最容易引起货币资金的挪用和侵吞。
3.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会计资料乱、漏的现象
中小企业所有者的“任人唯亲”，导致会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有的会计人员“半路出家”，业务不精通，方便那些“有心人”利用各种手法贪污现金。比如：利用工作之便，少开收据，隐瞒收入；涂改原始凭证的金额，达到多支出的目的。
4.缺乏健全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中小企业的货币资金管理出现混乱的根源，除了其本身经营特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缺乏货币资金控制制度。一个企业的财务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严格，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货币资金能否健康运转，关系到企业的财产能否安全无恙。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建立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1）建立不相容职务岗位分离制度。不相容职务是指企业里某些相互关联的职务，如果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就会增加发生差错和舞弊的可能性，或者增加了发生和舞弊以后进行掩饰的可能性。这是中小企业建立相互约束机制的基础。就会计部门来讲，出纳和会计这两个职务，不能由同一人担任，即：出纳只负责货币资金的收付、保管各种空白收据、支票、发票等，不能兼任会计审核、会计档案保管和登记债权、债务、收支、费用等分类账、总账的工作，应该根据分工原则，尽量地将涉及到现金的业务由不同的人员来完成，避免只由一个人去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全过程。如果企业的确人手有限，也应保证实行钱账分管，即管钱的不管账，管账的不管钱。此外，中小企业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种职务之间的分离：授权批准职务与执行业务职务，业务经办职务与财产保管职务；财产保管职务与会计记录职务。
(2)建立授权审批制度，各司其职，杜绝一条龙作假的现象。
货币资金支出审批手续的规范化、制度化，既可减少某些不必要的支出，也可以防止侵吞和挪用行为发生。具体可以包括：①授权权限，即审批人应当根据批准制度的规定，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审批；②授权批准程序，企业的有关部门或个人在用款时，应当向审核人（会计主管)提交支款申请书，注明款项的金额、用途、支付方式等，并应附有关的合同或送货清单、签验货证明等。审核人应对该申请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核，并核实该笔业务的手续及相关单证是否齐备，金额计算是否准确，支付方式、支付单位是否妥当等，对不符合规定的支付申请，审核人应当不予办理；接下来，审批人（企业负责人)应当对审核后的支付申请批复，最后交给出纳人员办理支付手续。
当然，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具备一个主要的前提，那就是除了要建立不相容职务岗位分离制度以外，还应当加强企业的内外部监控。
(3)建立健全的货币管理制度。
a.做好企业的资金收支预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通过货币资金的流通(流入与流出)来实现的。编制资金收支预算的目的，就是要按照企业的生产经营要求，对企业的货币资金流入流出先做一个预先的安排，尽可能使企业保持畅通的资金渠道，从而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作。
b.合法地办理现金收支业务
中小企业应该针对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会计人员的设置情况，对经济业务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方法，建立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资金收支业务流程，以保证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正确性，同时，也使货币资金业务的会计处理更为程序化和规范化。
收入货币资金的途径，一是通过银行，二是直接收取现金。由于通过银行收款的业务受到银行的直接监督，起到了外部控制的作用，客观上能够减少和堵住货币资金收入业务中的漏洞，企业只需把重点放在银行票证的管理与银行的及时核对上，就能有效地保护货币资金的安全。因此，货币资金收入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主要是现金收入业务。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现金收入主要靠销售货物取得现金和回收欠款取得现金。由销售货物取得现金，多数是那些零星销售行为，凡发生这类收现金的业务应该先由出纳开具收款凭证(收据或发票)，再传递到会计那里加盖财务专用章，出纳再根据收款凭证的顾客联收取现金。业务发生后，收取的现金应于当日存入本企业的银行账户，存单回执应由会计人员复核签字，并附上收款凭证的入账联，尽量在当天进行账务处理。回收欠款业务也可以参照这个程序来办理，总之，就是要使开票和收款工作分离，且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收取现金，在强调原始凭证作用的同时，都必须充分利用账簿的功能，按规定及时登记现金日记账和现金总分类账，并加强两者之间的核对工作。中华会计网
目前，许多企业办理财务开支大都先由企业负责人审批后，再由会计审核记账，我认为，企业开支的原始凭证不合法、不规范、白条入账、贪污挪用等违法会计行为屡禁不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票据审批程序造成的。如果将这个程序的顺序调整一下，先由会计人员对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核，再经企业负责人审查该笔开支是否与经营业务有关，是否同意开支，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这样才有利于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及时有效地打击违法行为。
(4)建立票据与印章的管理制度。
票据和印章的管理对一个企业来讲是货币资金业务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有了票据和印章，就可以支配企业的货币资金运动。所以，企业应当明确各种票据的购买、保管、领用、注销等环节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并设置专门的登记簿进行记录：购入票证时及时登记，妥善保管；详细登记用途；领用时必须按编号顺序使用；防止空白票据的遗失和被盗用。同时，还要加强对银行预留印鉴的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由出纳保管空白支票和个人私章，财务专用章由会计或其他授权人员保管。严禁只由一个人保管全套银行印鉴和空白票据。
(5)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制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
企业的经营活动离不开人这个主体，要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和运作畅顺，就必须保证货币资金业务岗位人员的素质。企业的会计人员必须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这是对从事会计工作人员的最起码的要求。对货币资金岗位的人员进行定期换岗，并应当鼓励会计人员多学习相关知识，定期参加后续教育，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2.检查监督制度的执行力度
建立相应的内部审计制度，是检查监督企业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企业内部经营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理、合法和有效的独立评价机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称为是对其他内部控制的再控制。中小企业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一般不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所以中小企业的内部审计控制，可以定期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的账目进行审核，看是否存在错误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在日常的工作中，应该加强以下两点的控制：
(1)对现金实行突击盘点。
据了解，许多中小型企业只在年末(每年的12月31日)进行一次现金的定期盘点，由出纳盘出现金的实存数额，会计复核，并与总账的现金数额进行比较，看二者是否一致，然后填制(现金盘点表》。中小企业的老板应该重视对现金的内部控制，采取经常性的突击盘点，并且增强会计人员的责任感，把这件事情落实到位，及时发现和处理现金收支保管中存在的问题。这样，现金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2)加强对银行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的核对，同时对未达账项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货币理论范文5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主权这一传统的国家主权要素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货币理论范文6
一、网络货币与传统货币区别
1、发行机构多元化。一国的货币是由央行或特定机构垄断发行的，央行承担起发行的成本与收益。而网络货币发行机制与其不同，发行机构既包括中央银行，也有一般的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机构，而其中以非金融机构居多。2、网络货币的风险大与传统货币。传统货币是以中央银行和国家信誉为担保的法币，而网络货币则由于是不同机构自行开发设计，其担保要依赖于各个发行者自身的信誉和资产。3、网络货币兼具存款特性，由于网络货币可以按照客户指令在不同账户上转账划拨，网络货币就能够随时成为各种存款的生息资产，这是纸币无法比拟的。4、网络货币打破了传统货币的地域限制。一般来讲，网络货币只要双方认同，可以使用多国货币交易，而传统货币一般都只能在一定地域流通。5、交易成本低廉。首先网络货币节省了国家或央行的造币成本和发行费用。其次，客户进行交易结算时成本，也远远低于现在纸币的交易结算费用。
二、网络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对货币需求函数的影响
凯恩斯把货币需求分为三个动机：交易性动机；预防性需求动机；投机性需求动机。由此构成了两类货币需求：消费性货币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其需求函数形式为： Md/P=L1(Y)+L2(i) (1)
公式(1)描述的L1为消费性货币需求（包括交易性和预防性动机）是实际收入成正向关系，L2为投机性货币需求与利率成反向关系。在网络货币流通和使用后，由于不同用途的货币的转换费用几乎为零，货币周转期将会大大缩短。一方面人们为交易和预防动机所持有的货币量L1的比例将减少；大量的资金将随时准备着从原有的状态流向资金回报率更高的部门和行业，L2的比重将增加。另一方面各种交易动机分类将变得不明显，L1将不只受收入Y的影响，也会因利率i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它的货币需求量，同时L2也会受收入的影响。
弗里德曼运用资产需求理论得出了货币需求的是持有货币机会成本和恒久收入的函数：
Md/P=f(Y，W；rm，rb，re，1/p*dp/dt；U) （2）
其中Y为实际收入，W物质财富占总财富比例；rm预期货币名义收益率，rb固定受益的债券收益率，re非固定受益的债券收益率，1/p*dp/dt为预期物价变动率；U为货币的效用以及影响此效用的因素。在引入网络货币后，rm，rb，re的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差异将会减少。
2、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 (3)
当引入网络货币后，我们可以将上式分解为：M*V* +MeVe =PT (4)
其中，M*为传统纸币数量，V*是其流通速度 ，Me为网络货币数量，Ve为其流通速度
随网络货币的普及与应用M*将会减少，V*也将会趋向减少，在网络货币发展初期，由于纸币仍占绝对比例，货币流通速度将会V*为主，呈下降趋势。同时Me，Ve会同时增大，当发展到一定阶段，M*将会快速向其他各层次货币转化，整体货币流通速度将会以Ve为主呈上升趋势。因此，货币流通速度将会随网络货币的发展呈V字形走势。
三、网络货币对货币层次组成及统计的影响
1、货币的各层次之间的界限正逐渐减弱。
客户通过电子指令，可以瞬间实现现金与储蓄，定期与活期之间的相互转化。变现的快捷意味着货币存在的方式(现金或储蓄等)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现金流动的本质已成为从一个银行的存款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或是银行间账户的转换银行间账户的转换，现金很少流出结算或清算系统。可见货币各个层次之间流动性的差别正日益缩小，界限正逐渐淡化。
2、货币层次M0、M1、M2、M3、…… Mn将逐渐沿脚码序号升高的趋势转化。
这一点可以借用鲍莫尔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平方根定律来说明。流通中所需现金量为：
(5) T是其可预见的开支总额，b是每次将生息资本转换成现金的交易费用，利息i为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网络货币的使用显然大大降低了将生息资产转变为现金的交易费用，b下降引起了整个现金需求的下降。这解释了网络货币的使用可以促使现金向更高层次生息货币的转换，其他层次货币转化的道理是一样的。
3、网络货币交易的地域模糊性，给货币计量带来了困难。客户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能够使用多国货币交易。同样来自国外的智力收入、服务收入等也可以直接存放在其网络银行账户。因此统计货币量时要考虑居民手中持有的未存在本国银行的货币。
四、网络货币对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影响
1、网络货币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引入网络货币后基础货币公式为：B=C*+E+R*（6）其中B为基础货币，C*现金通货，E为网络货币，R*准备金。由前面分析可知C，E通货将因为向高层次货币转化而减少。而由于网络货币的的存在，若央行监管严格，垄断网络货币的发行，假设法定准备率不变，各家商业银行会因为网络货币便捷性，减少它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从而R减少，基础货币B减少；若央行放松管制，网络货币可以有非银行机构发行，则将会出现网络货币存款准备金漏掉的可能，R减少，从而基础货币B减少。可见基础货币总额是趋于降低的。
2、网络货币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货币乘数(m)主要受活期存款准备金率(Rd)、定期存款准备金率(Rt)、超额准备金率(Re)、现金漏损率(k)、定活期存款比率(t)等因素影响。在网络经济时代到来时，网络货币使影响货币乘数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分析的前提是准备金率为恒定不变的静态常量。
（1）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将减少。网络货币的出现使商业银行资金的给付，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虚拟的、帐面的划拨。由此可见，超额准备金将会失去了作为对外支付现金准备的意义。因此，商业银行出于经营的目的，自然会降低超额准备金率。
（2）现金漏损率k下降。在网络经济时代，人们以网络货币取代现金进行结算时，表现为各种账户间资金转移，引起数字增减，资金并不出整个银行体系，则现金漏损量将趋向减少。
（3）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率t先是逐渐减小，然后逐渐增大。网络货币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方式。大量原有的银行定期存款将投资于其他领域，如证券、期货等。而随着网络货币的发展，如前面所述货币层次向生息资产转化，t又会逐渐变大。
以上各项分析说明，网络货币的出现，将在整体上使货币乘数变大。从另一方面也能得到印证，如前面所述基础货币将会萎缩，由于央行会控制货币供给量在一定水平，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乘数的变大。
五、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