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环境范文1
论文摘要：环境问题的现代性将环境立法置身于复杂情境之中，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必要应对。环境法的软化具体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和行政裁量权。在环境立法的“软化”趋势中，协商合意日渐成为环境行政的主题词。
一、 从框架性环境立法说起
在国内环境法讨论中，经常可以听到关于我国环境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评之声，并将之归因为我国立法机关过于强调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这一归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环境立法领域而言，“宜粗不宜细”原则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该原则的指导，环境立法同样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灵活的特点。这既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同时也可能是立法技术处理的一种必需——事实上，已经有文献指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环境管理最显著的发展在于框架性结构环境法律的出现。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视环境管理的总体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合理的机构设置，环境政策的总体框架和规划等问题，有利于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一个概括、广泛而灵活的法律框架，同时，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质疑。
二、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与框架性环境立法
那么，作为环境问题的立法应对，框架性立法是否可以避免？这得从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说起。对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有的将之归为人口增长；有的归为生活富裕；有的抱怨人的内在进取性；神父抱怨各种赢利，历史学家抱怨教会，政治家归罪于技术，环境主义者归罪于政治家们或者资本主义，还有个别观察家归罪于每个人自身。[3]在所有这些原因的背后，我们注意到，现代化仍然难脱其咎。
在加拿大社会学学者大卫·莱昂（David Lyon）的著述中，现代化是一种与技术导向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演进方式的概括，而现代性，则是那些演进所积累的结果。正如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所看到的，现代性成功地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但同时它也生产出否定和对抗自身的条件。现代性是一柄双刃剑，一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面的阴暗中，除了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背后的暴力、压迫和剥削；杜尔凯姆指出的混乱和迷失；韦伯指出的官僚制铁笼的奴役，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社会等等以外，还有日亦凸现的环境危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公害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如影相随。不少城市居民突然发现自己笼罩在光化学烟雾中；农民对有毒的杀虫剂忧心忡忡；一些人抗议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射尘威胁；另一些人则遭受着体内高水准的铅或汞引起的痛苦。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家日本、美国等国频频发生的公害事件，一件比一件让人触目惊心。在当今经济发展已经驶入快车道的中国，水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在中国617个城市中，近300个城市面临水资源匮乏（应当附带说明的是，这种匮乏并非水资源总量的匮乏，而是水资源的可用性和安全性的匮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中国主要河流5万公里长，已经有80％的河段由于污染不适合鱼类生长。由此可见，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呈现于世，其本质是现代性的问题。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本质首先决定了其矛盾的社会属性。用社会学的语言表达，矛盾性是“将某一客体或事件归类于一种以上的范畴的可能性，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无序，是语言应该发挥的命名（分隔）功能的丧失”。在鲍曼那里，矛盾性和秩序都是现代实践的产物，现代实践的出发点是要追求秩序，消除矛盾，然而矛盾性却在现代权力的每一次胜利中不断强壮。现代性的这一性状在环境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注意到，环境问题往往当前性和滞后性并存，广域性和区域性共在，与经济开发活动相生相克，依赖技术处理的同时却又缠绕于技术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环境问题的现代性还意味着环境问题与风险性密切相关。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概念。从近年国际国内因温室气体削减、疯牛病、禽流感、致癌物质等诸多环境风险而产生的紧张和冲突来看，各国政府机关在进行环境风险管制时，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担负着效率、回应和前瞻使命的公共机构，究竟如何在浩瀚的风险海洋中甄别应当予以管制的环境风险，并选择明智合理且卓有成效的控制手段呢？不管是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还是环境法学，回答这些问题都无法绕开风险评估的环节，并且在这个问题上都极易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潭。
上述环境问题的风险性、矛盾性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环境问题注定了属于复杂性问题。复杂性意味着非线性、不确定和偶然因素的大量存在，以及人类面对复杂系统的无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康芒纳即向人们揭示，人口、富裕和技术，都在加剧环境危机。这三个因素并非各自静止存在、单独对环境发生作用，而是变动不居，交互作用，以乘积而非简单相加的方式促使污染增长。现代工业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形形色色的中心，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特征，从人口密集的城市到人口相对稀少的村庄，生活其中的人们可能都在追求不同合作或冲突的利益。工商业发展、货物流通和服务、交通联系、生活方式选择，各自以不均衡的方式作用于各种环境媒介，构成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我们很难真正了解所有这些作用元素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了解到自然和社会的这种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对于环境风险的控制无疑是必要的。至少，需要人们借此反思传统的线性思维和行为模式，对某一事件或结果事先放弃简单、唯一的因果论。克劳斯·迈因策尔指出，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实在都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因此应当注意我们的行为的严重后果。在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现实中，线性思维是危险的。我们需要一个生态学和经济学之间有着良好均衡的复杂系统。这要求我们在反思惯有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对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环境问题的管理和控制方式。
三、 环境立法“软化”的具体表现
从立法实践来看，环境法的“软化”正是立法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的应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环境法律规范不约而同地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第一，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让步于宽泛和灵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导性的规范内容增多。如日本环境法中大量存在的有关公害防止的事业法的规定、有关行政指导和公害防止协议的规定；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都明显具有“软法”的特点。
原田尚彦指出，如果公害控制只是规定严格义务，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目的，不少情况下需要参考地方的自然社会条件、产业特点，依靠行政指导、企业合作，适宜地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在日本的公害控制实践中，依靠法令和条例的权力性限制不过是极小部分，大多数都是通过行政指导、缔结公害防止协定等多种非权力性行政手段的实施才有效地得以实现。
第二，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环境管理职能。环境问题的现代性不仅仅决定了框架性环境立法在所难免，其所包含的广域性、滞后性和公共性因素还决定了环境损害的事后私法救济无力，环境问题更多地依赖于环境行政措施解决。在日本，大多数公害受害者不愿通过需要严格的程序、耗费钱力的裁判程序，而希望通过行政机关的专门知识和作为公共机关的信誉、有时依靠其政治力量，使问题简易迅速而且廉价地得到解决。学者因而总结，环境行政的必要性在于：在具有复合性、广域性的产业公害和城市公害的情形下，通常原因发生者、受害者都是不特定且多数的，基于以个人主义法理为依据的过失责任主义的私法解决办法有其限度，人们认为需要行政措施；司法救济原则上是事后救济，而且以金钱赔偿损害。因此，作为对人身生命、自然环境的侵害救济，是不充分的；通过诉讼谋求解决，需要花费时间，而且对违法性和因果关系作出立证，困难很多；此外，行政施行的各种事业，有时甚至会构成环境破坏的原因。[10]类似的情形在美国同样存在：法院职能的局限性，以及诉讼和诉讼制度的局限性（诉讼的个别、偶然性、抗辩制的对抗性、举证障碍、侵权法救济不足、以及诉讼代价高昂）都限制了通过司法途径控制环境危机的有效性。由于环境危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控制和消除环境危机成为美国联邦和各州行政部门的职能。法院在控制环境污染或环境危机方面虽然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同行政部门的规划和计划职能和日常管理职能的作用相比就是次要的了。只有全面、系统和持续的控制才能有效地控制环境危机，而这种全面、系统、日常和持续的控制只有通过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活动才能实现。[11]此外，现代环境法中实践风险预防原则（或理念）也十分需要行政机关的事前介入。典型的环境预防措施如环境政策以及环境行政计划。[12]因而，环境法律规范的内容侧重于规定环境管制体制、措施以及相关责任，主要为环境行政提供依据并进行必要的指导和制约，对环境行政手段十分倚重。
第三，行政机关被赋予广泛的裁量权。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法律规范的框架化、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凸现，环境法倚重行政措施胜过司法措施，环境行政机关的裁量自由得到彰显。这既是社会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必要处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由于现代社会变迁迅速、复杂，现代行政范围大、技术性高，造成了立法机关面临立法技术和价值选择的困难，基于灵活性、机动性、专业性和实验性的考虑，立法机关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13]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ichard B. Stewart）指出，行政裁量权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立法机关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在特定领域内享有完全自由的选择权；第二，由于制定法的含糊、概括或模棱两可而导致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客观存在；第三，由于立法机关排除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而产生事实上的裁量权。①具体到环境行政领域，由于其相对于其他的管制领域尤为复杂，其所具有的科技关联、广度利益冲突、隔代平衡以及国际关联特点，[14]同时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处理对专业行政机关和专业行政人员的高度依赖。单就环境标准一项来说，由立法机关直接制定各类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是不可想象的，只可能由专业机关利用其专门知识识别污染物，并根据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管制污染物可能对经济的影响而确定执行标准。美国有学者指出：尽管在理论上，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完全可能通过由法院实施的私人责任规则而得到解决，但是，该方案实行之中的困难和缺陷已经使得负责的观察者赞同集中化、专门化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认为其是处理环境问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因素。[15]
在复杂的环境问题面前，环境行政裁量权的产生在所难免，不同法治背景中存在的只是环境行政裁量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对环境行政裁量权的约束方式和程度的区别。不过，这一点在环境立法中有时难免被忽略，如我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显然就没有意识到保留必要裁量空间的意义，以行政法规的方式对“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予以明确确认，虽然实现了法规的明确化要求，但是这一规定实质上存在着对裁量权不适当的限缩，存在管制过度的缺陷，排除了具体执法部门对于淮河治污目标再行调节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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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硬环境”当然指班级外部环境，“软”环境当然是一种班风，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一、“硬”环境精心设计，使“家”更温馨无限
教室就是学生的家，我们的这个家一定要干净整洁，做到教室地面无纸屑，无死角，桌椅摆放要整齐，物品摆放要有序。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把学生触及的每一个小事都做细就是成功。想一想，当学生走进教室，眼前一片蓝色的海洋：蓝色的桌布，蓝色的卫生角，蓝色的读书角，清新淡雅的窗帘，心情会豁然开朗，会形成良好的心情，当然也有助于提高学习质量。每个班级总会摆放作业本，老师要亲自示范，提出干净整齐的要求，看到一排排、一摞摞像豆腐块似的作业，也是赏心悦目的一件事。班主任引导学生明白，这个家的环境需要班里每一个人的呵护。试想有一张纸没人拾起，就会有人丢第二张，地面上就会一片狼藉。如果总是保持整洁、干净、滋润，地面上有了纸学生也会主动拾起来，有不干净的地方随手去擦，坚持这样做即使班级不安排值日生，也能使卫生保持良好，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的把班级当成自己的家。
除了干净整洁，还要有班级特色，在教室里放置一些别具特色的摆设、小饰物来营造教室的情趣氛围。如在窗台上摆几盆花，春天有仙鹤来盛开，秋有，冬天有吊篮，这些花给学生带来了美感，愉悦了心情。如果还可以放置一个小鱼缸，鱼缸里养几条活泼可爱的小鱼，学生会自觉地浇花、喂鱼，有了施展爱心的舞台。窗台上摆上与学生的合影，让教室里有一份浓浓的家的气息，让室内充满生机和温馨。再有，充分利用无声墙这块阵地，营造班级的特色氛围，让学生在这里找到“我能行”的自信点，享受付出的过程。这一切的“硬”环境以直接形式传递给每一位学生，这些设计处处讲究艺术审美，让每一个桌椅都会“说话”，让每一面墙壁都能“传情”。真正体现用细小的环境陶冶、激励和感化学生。想想走进这样干净整洁、丰富多彩的“家”，学生又怎能不倍加珍惜呢？
二、“软”环境系统引导，使“家人”心灵飞翔
我们知道班级管理有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制度管理，规范学生的行为；其次是民主管理，使我们的班级充满活力；最高层次是文化管理，铸就学生的人生基石。
每个班级都会有班规、班训，也都有班干部管理制度，但我们更希望达到最高层次的管理，这就需要班主任关注班风形成，注重文化的熏陶。在班级管理中我坚持常年开展有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活动为载体，打造和谐、昂扬、自信、快乐的班集体。
实践证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召唤学生进步，有利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团结进步的班集体。班级召开了“告别陋习，相拥文明”的班会，我就告诉学生因为你们平时最讲文明、最有礼貌、纪律最好，班级才有资格在全校展示班会，这种健康意识和舆论导向转化为学生的内在动力，班内形成了良好的文明风气，学生摒弃不足，真的做起了文明学生。在每一阶段我都结合学生的思想发展需要召开各种队会，在活动中明显感到学生集体荣誉感增强了，有益、健康的东西得到肯定、弘扬，错误、不良的东西为大家所不齿。每次活动前他们用心参与、设计、组织，身心处于兴奋状态，活动中他们严谨地表现，全身心投入，学生的能力得到了锻炼，还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交往情感的需要，学习处理与同学的关系。结合学生和班级需要我组织开展了演讲比赛、合作跳绳、道德门诊、辩论会等，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使学生有一种班荣我荣，我为班级添精彩的思想。通过一次次的成功活动，使学生体会到他所在的集体是团结的、温暖的、向上的，有一种“我们班就是不一样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又会反过来刺激学生倍加珍惜本班的声誉，班级自然而然形成团结、向上、自信的班风。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有了为班级争得荣誉，运动会上带伤冲刺的学生；为了歌咏比赛，学生利用休息时间练习的情景；为了班级成绩自觉结成对子辅导的学生，为了整洁的班级自觉打扫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全班学生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软”“硬”环境育人，尽显生命教育本色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抓住教育的良机，召唤学生不断进步，让环境成为一种文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培养学生有爱心、有责任心，为升入更高年级做好充分的准备。相信我们的学生不一定个个成为高才生，但在这样的“软”“硬”环境的影响下，他们一定会有一种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会成为勇敢、正直、好学、热爱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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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主要讨论校园环境与学生培养之间的关系，既讨论教育者对教育环境的塑造，也关注校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我们不妨将环境理解为人的所见、所触、所闻、所知、所感和所思，是人置身于某个地方，对周围的认识与感知。环境有软、硬之分。软环境即人的所知、所感和所思，指的是无形的规章制度、约束规范、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综合体。硬环境即所见、所触和所闻，是有形的物质条件和可见设施。
标榜的校园环境之所以得到媒体关注，引起人们讨论，根本原因在于学校的软、硬环境建设都“过硬”，“内”（软环境）、“外”（硬环境）兼修。整体来看，我国不少职业院校存在着“硬环境过硬、软环境太软”的问题，无论是中职学校，还是专科高职院校，莫不如此。尤其是中职学校，在布局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不少学校经历了几校合并、异址新建的洗礼，职业教育资源得到有效集中，校园硬件建设普遍壮观、基础设施先进；唯独缺少文化内涵，软环境建设明显滞后。“重硬轻软”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职业院校，在大学尤甚。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学，是有大楼之谓也，非有大师之谓也。为什么会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原因在于学校领导追求政绩和工作显示度；追求政绩和工作显示度为什么会选择重视外在的硬环境，而轻视内在的软环境？原因无外乎两点：
其一，硬环境建设容易，时间短，见效快。学校领导一般都有任期限制，要想在有限时间的任期内做出政绩，最快的体现就是盖楼、修路、装修、买设备等硬环境的打造。这种建设效果立竿见影，易于显示，且显现度高。其二，软环境建设较难，耗时长，见效慢。首先，建设软环境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和更强的耐心，学校领导无法在有限的任期内系统打造，难以见到成效或效果不明显。其次，软环境不易显现，不像硬环境那样一下子映入人们的眼帘，为人们所感知；也不易于宣传和传播，它需要身临其境，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体验，才能领会其中的奥妙。再次，环境建设不容易找到抓手，容易做空、做泛、做虚，也令一些领导者知难而退。
我们曾经就《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做过一项调查，提取出中职学校设置需要满足的14个办学条件要求，考察这些条件对于学校办学的重要程度。结果发现，得分最高的是双师型教师、生师比等与教师等软环境打造相关的条件，而不是占地面积、建筑面积以及计算机台数等硬件设施。遗憾的是，当前有些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逆向而行，颠倒了次序。可以说，学校重视硬环境建设、轻视软环境建设，是整个社会浮躁的大环境在教育领域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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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自觉地把权力转化为责任，把管理转化为服务。二是公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每个公职人员要人人成为环境，真心实意地为服务对象着想，为服务对象负责。三是社会的诚信程度。要求政府要讲诚信，企业要讲诚信，公民要讲诚信，投资者也要讲诚信。四是社会治安状况。主要是指那里的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程度、黑恶势力的存在程度要低，社会稳定和环境的净化程度要高，为投资者全力营造一个“安全、赚钱、舒心”的环境。
一是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部分政府职能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而转变过来，自觉不觉不及觉地充当市场主体，什么事都要管一管。二是作风和效能建设方面的问题。个别单位仍然存在着衙门作风，认为自己是实权单位，办事的人都有求于他，缺乏主动为民服务意识，对基层、对群众服务不热心、不尽责，敷衍应付、态度生硬。在实施管理过程中，乱检查、乱收费、乱摊派，甚至不顾企业和投资者的实际情况，随意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影响了企业和投资者的正常生产和经营，这不但伤害了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三是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问题。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能秉公办事，而是以情代法，甚至把执法权力变成为部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使社会正义受到侵害。四是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个别公共服务部门，缺少“亲商”理念，对服务对象不但态度生硬，而且办事效率低下，给人一种“出了这个门就不想再进”的感觉。
提高服务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能力，是纪检监察机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进一步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性，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把反腐倡廉与改革、发展、稳定结合起来；把履行纪检监察的职能作用与软环境建设结合起来，抓好载体，切实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组织协调作用，保证软环境建设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和推进。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坚决破除影响软环境建设的思想障碍。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坚决制止“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牢固树立“抓好软环境是天职，抓不好软环境是失职”的责任意识。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执政理念、管理理念和执法理念。
二是强化监督检查，促进执法行为的规范和工作作风的改进。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切实解决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甚至吃、拿、卡、要等问题，促进勤政高效。加强行政执法监察，保证政令畅通，完善行政执法工作标准、规范程序和相应的责任制度，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充分发挥、行政效能投诉中心、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的职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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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武汉；旅游；软环境
1武汉市旅游软环境现状分析
博鳌论坛秘书长、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就曾在“东湖论坛”上指出：东西部最大的差别不是沿海和内陆的差别，而是观念和软件的差别；只要能创造一个好的软环境，中部地区边缘化的问题就会解决。对旅游业来说，旅游软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晴雨表，是衡量武汉旅游业发展潜力的标尺，而武汉旅游软环境的现状仍不容乐观。
1.1旅游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目前旅游行政管理现状，管理工作条块分割严重，还存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沟通渠道协调不畅等体制障碍，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分割管理的状况下对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1.2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
国家仍未有旅游业的专门法律，很多法规都是暂行条例，在基本法空白的现实条件下，旅游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并不完善，依法治旅工作开展困难。对于武汉市来说，一方面是政策制定跟不上旅游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存在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一方面是对现有旅游法规、政策的研究不够、利用不够、执行力不够的问题。
1.3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武汉市旅游企业中也不断涌现出一些高素质、具有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家。但由于历史原因，早期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也由于游客激增和旅游服务人员地位下降、旅游业薪酬制度不合理等原因，使得旅游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服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普遍偏低。
1.4社会人文环境不佳
武汉人虽热情好客，善款待四海宾朋，但武汉人“火炉”似的的辣脾性使得旅游服务缺少了一份宽容、理解和细腻。作为社会人文环境的载体，武汉人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对武汉和旅游服务质量的评价，降低了武汉旅游吸引力。
1.5市场环境不理想
旅游市场缺乏自由公平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和守法意识。“宁做鸡头，不当凤尾”的小农思想以及“小富即安”观念，使得旅游企业间缺少分工与合作，很难走重组和兼并壮大之路，也难以建立强有力的旅游企业集群，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来推动武汉旅游业的发展。
2武汉旅游发展软环境的对武汉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2.1促进武汉旅游形象的提升
尽管武汉旅游业不断发展，但始终未能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中树立鲜明的旅游形象，除了黄鹤楼这个特殊的标志性景点外，武汉也始终未能打出响亮的旅游品牌，树立鲜明的旅游形象，创造可人的经济效益。是自然资源匮乏嘛？并不是！但武汉的旅游资源并不具备排他性和独特性，知名度和美誉度暂且不高，所以武汉市旅游发展也不同于桂林、杭州、张家界等资源驱动型城市，其吸引力并不能单纯依靠资源，武汉旅游业的发展应该是旅游资源、设施等硬环境因素和城市社会人文环境、政府管理、执行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创新力、行业服务水平和亲和力等软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展武汉旅游软环境能有效的促进武汉旅游形象的提升，突破武汉旅游发展的瓶颈。
2.2促进武汉旅游产业集群品牌的发展
良好的行业管理环境、制度环境、融资环境、政策环境、信用环境和人才环境是打造武汉旅游产业集群品牌的重要保障。武汉旅游软环境的提高能促使旅游产业价值链相关的信息服务、文化、教育、会展、中介服务业、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旅游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结合、交流和合作，以搭建强大、高效的旅游产业集群品牌。
2.3提升武汉资源的品味和文化内涵
旅游活动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的活动，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旅游者更加注重的是心理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是建立在物质需求基础上的高层次和深层次的东西，而文化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与软环境息息相关，旅游软环境的建设能够提升旅游资源的品味和文化内涵。
3武汉市旅游环境建设的策略
3.1行政环境
旅游产品大多为公共产品，因此旅游软环境的建设首先必须依赖政府、旅游管理等公共管理部门的运作，加快行政环境建设是当务之急。
第一，政府需要有个全局观来发展旅游。可以试图设立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旅游发展委员会，由政府主要领导人牵头，对武汉旅游发展工作进行协调和统筹管理，改善解决旅游管理和资源管理一体化的问题，加快旅游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步伐，改善整体经营管理环境。第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调控和引导作用，赋予行业协会和企业力量，
发挥市场主渠道作用，促使形成一个开放的、跨部门的，具有广泛深系的旅游行政管理模式。
第三，加强旅游业方针、政策、法规的建设和落实，制定适应武汉市旅游发展现状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监督实施，提高依法治旅能力。在法规政策制定的基础上，要加大力度培育政府的执行力。同时发挥行业、协会、技术委员会的作用，全面启动并落实城市旅游功能、旅游服务规范、旅游信息系统、旅游资源开发，包括旅游产品的评价的一系列标准。
3.2市场环境
第一，对于政府来说，要积极的研究制定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开发战略，组织全市旅游企业参与武汉市旅游形象的对外宣传和促销活动。要加强对旅游相关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引导和支持，培育大型旅游集团，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加快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要设立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对旅游企业进行扶持。要鼓励外商进驻旅游业，大力扶持国营资本参与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以提高武汉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大对于企业的信用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强旅游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建设，综合治理旅游业信用缺失行为。
第二、对于企业来说，要把握旅游者需求的变化趋势，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市场营销和品牌创建能力，磨砺对旅游者需求的满足能力，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不断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
第三、对于消费者来说，需要培育理性旅游消费观念，不断扭转低价导向的产品选择观念，通过宣传和监督，从道德和法律角度约束消费者的不良行为，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3.3人才环境
一是要充分发挥武汉科教优势，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支撑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为旅游业发展培养和输送不同层次旅游人才。二是要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强对旅游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旅游企业管理者的素质。另外，要注重对一线员工素质的培养，让他们真正发挥“城市文明使者”的作用。
3.4服务环境
对于政府来说，改善服务环境需要健全旅游企业服务质量监督机制，进一步提高武汉市旅游诚信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旅游监管和规范市场的作用，建立并完善武汉市旅游质量监督、公示制度。建立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旅游质量投诉，以保障游客利益。另外，可以在全市旅游行业开展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培育以游客利益为第一追求、以游客满意为第一标准，“游客至上”、“服务为王”、“管理就是服务”的服务理念。
3.5社会人文环境
社会人文环境的改善首先要注重提高市民素质。市民素质是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而市民的素质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也决非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人的素质可以通过接受教育逐步加强；可以通过科学知识的应用、现代化的管理、制定和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来加以保障。其次，要让市民牢固树立“城市旅游”的理念，确认武汉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旅游产品”的理念，确立每一位武汉市民都是旅游从业人员的理念，增强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另外，要充分发扬湖北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如以荆楚先人为代表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进取精神；以近代工业化先驱张之洞和武汉现代制造业为代表的艰苦创业精神；以辛亥首义革命党人为代表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敢革命精神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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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 软环境 解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10-03
一、引言
有位领导说过，我国入世后最担心的不是企业受到冲击，而是我们的管理者不懂世贸规则和不按规则办事，因此而受到制裁。在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中，尤其是人文状况较落后的地区，一些人即使是懂得规则，由于受利益驱动，在各种经济交往活动中，仍然存在着“雁过拔毛”“关门打狗”“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形形的现象，被约定俗成的统称为软环境问题。软环境好，犹如梧桐树，可以引来金凤凰；软环境不好，即使是入世了，良禽仍然会择枝而栖。
对外开放是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技术全球化趋势，应加快构建和完善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我国沿海经济相对进入成熟期的时候，适时将多元经济、区域经济、开放经济引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更纵深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应在改善对外开放硬环境的同时，注重一个地方的软环境建设，尤其应该把改善我国中西部、内陆城市、内陆地区等人文发展较闭塞、较落后地方的软环境建设摆到一个突出的位置。软环境究竟是什么，它包含那些外函内延，本文试图从它的形成、发展等方面进行探索、剖析、论述、研究。
二、软环境概念与内容
软环境一词不知缘起何时，但在近些年，各种报刊杂志已司空见惯，利用频率较高，已成为各级领导讲话、演说中的“辞眼”。曾几何时，当计算机甫刚兴起时，人们常说的“软件”一词，系指指挥计算机进行计算、判断、处理信息程序的系统或设备。而后又借指人们在从事生产、科研、经营等过程中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服务质量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将软件一词的含意，扩展、引伸到生存条件、发展情况这一更广阔的领域中，产生了“软环境”一词，这可能就是该词嬗生的过程吧。
自从软环境这个词诞生以来，它便成了一个“聚宝盆”，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建设，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育程度，只要“拍”得响它，便会人流、物流、财流源源不断；同时，它又是一个“筐”，凡是一个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建设滞后，引不来凤凰、招不进财神，“筐”里就会满满荡荡。软环境一词的诞生确实给人们带来新型的、科学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方式，但它又很抽象。它不仅包括一个地方人的生存条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而且还几乎涵盖了一个地域人文世界的整体发展情况和水平，以至于人们在谈论起一个地方时，如果说硬环境（也即硬件）不好，可以投资改善，而若提及软环境不好，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也会摇头咋舌、避而远之。
可以想象，在一个烽烟四起的国度里，人们生存都受到威胁，更何谈建设、发展？在一个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环境中，做一个正直的人都困难，如何能有高雅之士迁居生息？近而言之，在一个狭隘鄙吝、愚莽贪婪的人群中，再精明的巨商大贾也会被吞噬得尽光。于是，从古到今，人们对环境好坏，对人的影响极为重视。“昔孟母，择邻处”。为了给孩子学习、成长选择一个好的邻居，孟子母亲不惜多次搬家；后汉三国枭雄刘、关、张结义之初，先投董卓，后事袁绍，辗转反复无栖身之地，难怪关云长几次规劝兄长刘备“良禽择枝而栖、贤巨择主而事”“荆棘之丛非鸾凤所栖”。
近代因环境、条件恶劣，人文素质低下而招致事业失败、甚至种族退化，也不乏其例：茅盾笔下《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作为旧上海民族资产阶段的代表，一度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曾是人财两旺、家大业大，但终因风刀霜剑、环境险恶、人心叵测、尔愚我诈，最后饮弹自戗。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门敞开，禁锢消除，全世界都在睁大眼睛注视着，各国财团银主早已捷足先登，在中国的大都市里正做着一个个淘金美梦。虽然在外资、外商涌入之初也曾有过欺生排外的现象和事件发生，有识之士和管理层都曾呼吁过改善软环境问题，但毕竟很快能形成气候，因为这时的开放大都集中在中国投资环境、投资政策较宽松、人文素质较好的城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扩大和深入，各类市场竞争越来越趋激烈，外商的眼光不再仅仅停留在几个集中的大城市，开始向中国各省市纵深挺进。而在中国大地上，从省会到地市、从地市到区县乃至一个个乡镇村庄，也都涌动着一股股招商引资的躁动热潮，沿海沿江、侨乡边陲自不必说，甚至连没有任何地缘优势的几不沾的城镇，也在外引资金、内引客商，绞尽脑汁地竭力包装、推销着自己。
中国的躁动同时也引动了世界的躁动，那些手持巨额资金的中外客商，唯恐再错过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庞大市场的第二班列车，怀着急切的“高回报率”心情涌向中国的四面八方。然而，一笔笔“三资”原始本金犹如航播机播撒的一包包种子，虽然在同样的季节里播种，长势和收获却千差万别。原因很简单：一方也许是贫脊的土地，因人勤花早，“植物”即花繁叶茂；一方抑或是肥沃的良田，但人懒地荒、荆棘丛生，岂有丰硕之果？如果说自然环境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先天优势，那么人为的后天环境可以使这个优势发扬光大，亦可以使它变得可怕。软环境不软这一社会现象，虽具有其普遍性，更有其特殊性，从中央到地方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抓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抓精神文明建设虽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对软环境的治理，但在国人眼中，精神文明更侧重于解决我们本国人民内部自己的事情。抓综合治理又容易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从而借“治理”又行吃、拿、卡、要。所以治理软环境不软的问题成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而又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问题。
三、软环境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新时期软环境从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政府对软环境的建设都有了全新的发展。但除了正统的理解之外，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还存在历史情结、现实樊篱、本位主义等理解误区。
1.误区之一。历史情结。改革开放之初，当经历了漫长的闭关锁国历程的中国，刚刚开始迎来首批外国客人的时候，就在北京的大街上，围观的人群络绎不绝，以至于政府在各种涉外规定中和有关报刊宣传中，都一再重申：不准围观外宾。可是对于一个有着100多年被世界列强欺凌历史的民族，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请进来一批批历史上曾是列强国家并且欺负过中国人民的国外的外国人，那种复杂的心境，疑虑的眼神，形成一种隐隐说不出的不舒服感觉，而这种感觉恰恰是一个民族心态的折射。如果说这种心态仅仅是围观的一刹那产生的，那还可能随着一刹那又挥之而去，而恰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仅挥之不去，有的而是要长期与之在自己的家园里进行合作、交往，即使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但那种固有“心态”终会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虽不能改写，现实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变化究竟能使那种“心态”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变化，那确实是个未知数。
实践证明，在很大一部分人心里有这样一种认识：过去这些列强国家扛着枪到中国来是为了掠夺，现在虽有本质区别，是带着钱到中国来，但决不是施舍，而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这姑且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民族情绪，而另一方面则不然，在不少人眼中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或是从第三世界来的客商则又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觉。不能客观看待自己的历史，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现在，正是一部分人走入思想误区的开始。
2.误区之二。现实樊篱。长期的闭关锁国，好像经历了现实漫长的夜晚，当人们蓦然睁开惺松的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精彩，贫穷与富有，文明与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反差。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活着”与“生活”的不同。面对现实，人文不同的地区及各种文化层面的人显示了不同的发展走向。一种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实际出发，抓住机遇，靠诚实劳动迎头想赶上；一种是虚心学习、引进资金、引进人才、密切合作，尽快壮大自我；而另一种则是靠投机取巧、宰客骗人、盼暴富、想“横财”，生出一桩桩离奇古怪、情节复杂的案例。正是这种案例的频频发生，给一个地方的投资软环境投下了一个个灰色的影子，人为的设置了形态各异的樊篱。剖析一个个案例背后，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形式：
心动式：西方社会学往往把心动式犯罪做为一种现象来研究，但是犯罪毕竟是违法范畴内的事情，而心动式的“敲竹杠”、宰客、“捉大头”，则掺杂着某种服务与被服务，消费与被消费，买与卖等关系，从形式上看，非偷、非盗、非抢，一时难于说得清楚是否违法。正因如此，使外来客人有口难辩，束手无奈，往往因为不愿意费口舌耽误时间，迁就了这种行为。如出租车不按计程器收费，小商贩随意抬高货价，服务部门临时抬高服务费等。这种事件的发生，没有规律可寻，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移,所以称之为心动式。
揩油式：此种方式就好比一棵结满青果的桃树，还未等桃子成熟，便你摘一个，我摘一个，等到桃子熟了时，早已七零八落、所剩无几。例如，一个外商企业，除交了国家、省里规定的税费外，再交地市、县区、部门、街道等五花八门的规费，再加上各种摊派，企业苦不堪言，真是收费不知招商苦，不被刮干也挤走。这种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剥夺了企业养肥育大的时机，更谈不上让企业休养生息，涵养税源，只能是恶性循环，贫摊、摊贫，收穷、穷收。
双账式：此种方式早已路人皆知，然而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该形式主要发生于中外合资企业，其主要“技巧”为：投资外方委托中方管理的年度财务结算报表，一本实账，一本虚账，内外有别，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合作一方始终云山雾罩，不明就里，抑或还能均沾一些红利，感到效益不错。但这种雕虫小技，只能是纸中包火，雪里埋人，终究会祸起萧墙，引起口舌是非。
搅混式：此种方式是一种常规“高招”，一旦形成，便难寻破方。多出现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由于合作注资一方不摸原企业深浅，不知盈亏实底，一旦拍合，时间不长，便陷入泥沼，不能自拔。用对方新注入的资金还老债务，将借债时间搞乱，以解燃眉之急，还称是经营不善，造成窘状。
脱壳式：此种方式虽能“大获全胜”，但实属不义之举。在中外合资企业中，由于中方管理人员素质低下，经营不善，甚至挥霍无度，中饱私囊，造成企业严重亏损，本应由其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但往往这类人员都有一套自卫绝招，即神通广大，通天入地。外商合作方若一板一眼，追根寻源，情急之下，有关部门便会将其调离，另换新手，让你急无有对手，哭无人理睬，只好自认倒霉。
虚估式：无论是控股或是参股，这种方式都不会“吃亏”，即利用合资或合作评估资产的机会，妄评虚估，抬高股额。一俟结合，便始露马脚，引发争端。这种方式，虽属蓄意，但相对还算“温和”，况且对方也有轻信大意之处。
瞒报式：此种形式多起因于承包式的“大撒把”。外商也深知和中方合作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所以把经营大权合盘托出，每年只订一个回报数额。正是这种看似很聪明，实则很愚蠢的信任，助长了一些人的无信。第一年外商也许能得到仨瓜俩枣，一旦经营不善，因怕外商抽资，便开始瞒报利润。此招之所以能奏效的“诀窍”在于：经营者习惯于为双方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今年虽有盈利，双方都暂且忍一下不分红利，或是说扩大再生产，增加股额，上新项目云云。外商起初自然会轻信，因为隐约感到还有更大利润在诱惑。然而事不过三，当外商一旦了解实情，投资早已付诸东流。
架空式：由于权力的失衡，导致了利益的损失，于是投资者开始派人或找人，与之合作管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强龙岂压地头蛇？这样便演绎出三类结果：派来的人毕竟人生地疏，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占。况且经营行道，浅而无形，深而无度，即使你三头六臂，金睛火眼，亦是寡不敌众，最终亦被架空，落得个有职无权，有名无实，这是其一。就地取才，“卧底传中”以物降物，虽能坚守一阵，但必须是重金聘用，一但薪水不能日新月异,便有倒戈或“拉下水”危险，到终来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其二。加强兵力重点把守险关重隘。如把持董事长、财务科长、销售经理位子，但代价是股金必须压人一头。尽管如此，别忘了，对方还有总经理、财务副经理、销售副科长，以及全厂或全公司那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芸芸众生。从表面看，权利似乎实现了制衡，但往往出人意料的是，制衡的力点不是朝着追求企业更大利润的方向运作，而是朝着相互啮噬的结果发展，最终打得一塌糊涂，以两败俱伤告终，其是第三种结果。
嫁债式：该方式是前述“搅混式”的最高形式，但二者前同后异。前者是在将对方新注入的股金还老债务，将借债时间搞乱，但企业（或公司）仍然还坚持经营，抑或还能扭亏为盈，而后者致人更惨，已知企业或公司无救，欠债累累，资不抵债,临时找一个顶债的“冤家”。如前所述，亦是先用对方新注入股金还一部分老债务，然后搞乱借债时间后，剩下的债务，双方均摊。致使投资者没有得到利润且不说，而且把本蚀进去后，还欠一屁股债。
赖皮式：综观各招，无论什么式，到了最后都以该招作为最后一种方式。然而赖皮式还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常见的有三种：其一，借钱时苦苦哀求，别人要钱时，狡辩耍滑，无钱还债且不说，有钱也不还债。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其二，有合同不按条文，有协议视若废纸，决策武断，办事霸道，只顾自己，不想别人，只顾眼前，不想长远。其三，以许愿，吹大话，乱表态开始，一旦到了发生问题或较真的时候，便采取“抹、拖、躲”或死不认账的办法。
以上几种形式，远不能包容投资软环境中存在的形形的现象，但是，亦可窥视一斑。虽然这些事例不会在一个地方同时发生，但在当前这个信息社会中，一个地区就好比一个上市的企业，一旦发生几个不光彩的案例，立即便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整体形象，从而使可能呈“牛势”的投资指数，迅速走向“熊势”。
3.误区之三。本位主义。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迁徙史。人类不迁徙至今恐怕还站立不起来，而迁徙本身就包涵了人们从一个生存环境向另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寻觅的过程。而在这个不断寻觅的过程中，形成了人流、物流、财流的相互交融。更主要的是人们在迁徙寻觅的过程中，创造了环境，也改变了自我，这就是进化。纵观当今世界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即是一部移民史。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无不是在兼收并蓄中形成了自己新的文明。就拿我们国家新兴的深圳、珠海、海口等城市而言，正是由于人流的急剧形成，才创造了财富。而人流形成的先决条件即是生存环境的改善。如果说前者是一个民族建立在残杀、剥夺另一个民族生存自由的基础上的文明，那么后者则是人类能动地主宰了自己的行为的结果――相融、相容。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人，谁能在容人、利人、养人、化人这个关键环节上站得高、看得远，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反的是另一种狭隘、排外、封闭、自是的本位主义和本土意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典型的有以下几种心态：
一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心态。这种心态的具体体现是自己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掖着藏着不愿让别人干，似乎在等待时机，实际上恰恰是在丧失着发展的时机。据悉某个城市出租车多年管理不善，收费混乱，效益不佳且不成规模，一时又无财力购置那么多出租车，不可理解的是该市有关部门多次拒绝外地客商前来投资经营，理由是保护本地人利益，怕别人把钱挣去。结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该市依旧是那么几辆小破车挣扎在人群中吆喝。这看似保护了本地人的利益，失去的是这个城市千千万万个发展机遇；再如，外来客商不挣钱便罢，一见有点“油水”，有些人便心跳、眼红，或把别人挤出，或一哄而上，彷效雷同，或各种税费狂轰滥炸，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头”，这种穷吃、吃穷的风气，实际是一种懒惰庸碌的陋习。
二是雁过拔毛留下买路钱心态。据悉某港口城市，锚地航道早已尽人皆知，可是航道里零星海水养殖屡禁不止。岂不知这是一张张“诱网”，一旦外籍货轮稍有瓜葛，便一哄而上群起围攻，索要赔偿钱。在一次围攻索赔中，一艘外藉货轮船长被索要20万人民币，无奈之下，该货轮船长向围攻者下跪求情。又如一些海滨城市，一边是海阔天空的美景，一边是垃圾满地、设施破烂的场面，整天看不到有人在打扫清理。然而，往来旅游者车未停稳，斜刺里便冲出两三个立眉冷目大汉，冷不丁还以为是遇上了劫持者，听口气似乎要打架，原来是要停车费。再看收费额度，令人咋舌。此时旅游者已申辩无用，只好就范，休闲兴致被此一扫而光。
以上几种社会现象一方面在利用着自然资源向社会讨索财富，一方面又在破坏、污染着自然资源；一方面有着天然的良好自然条件，一方面又由于人的狭隘、自私阻碍着发展；一方面有人在努力创造着条件引导人流、物流，一方面又有人在不断地制造劣迹，昭彰于社会。如此种种，犹如一抹阳光中穿插着几个歪歪斜斜的影子，形成一串串长长的误区。
参考文献：
1.李金算，林大坚.促进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发展研究，2003（2）
2.赵亚杰.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应立足于创新和发展.行政与法，2002（8）
3.朱凤文.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探索队伍建设新思路.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