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专员范文1
参加公务员学法用法专题讲座心得
11月3日至4日，到**镇府参加由区人事局举办的20xx年第二期公务员学法用法专题讲座，听取了《法学理论知识》、《信访条例》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处理劳资纠纷和企业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三个专题的辅导，收获甚大。这次专题讲座的目的是通过理论学习和案例分析，提高公务员的法律知识和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维持社会安定。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上级组织的集中学习毕竟机会不多，时间不长，并非三几节课就可以吃透精神。法律知识作为公务员的必修课，硬性政治任务，不是要不要学的问题，而是一定要学好用好。我党每年开展的纪律教育月活动，都列举很多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反面典型案例，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工作忙，没时间参加学习，不注重思想改造，不知道自己在违法乱纪。或者说，即使知道违法，却还是抱着侥幸的心里去“赌注”、去“抢抓机遇”大捞一把，希望能够蒙混过关，结果在犯罪的泥泞中越陷越深，“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悔莫及！因此，我们每个单位都应该成为学习型的单位，每个公务员都不能忽视学习的作用，要把集中培训和平时自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不懈，“警钟长鸣”，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免疫能力，提高执政水平。
二是要正确对待群众的上访。改革开放虽然经济发展了，但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和激化，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一但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执政党的形象和地位。有很多矛盾并非用行政手段就可以解决的，群众的上访总有上访的原因。林冲原来是个安份守纪的人，硬是被高俅一步一步逼上绝境，他不上梁山去哪里？当年老百姓跟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当年秦始皇把天下的兵器都收归咸阳，但农民还是揭竿而起，这说明“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们作为国家公务员，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换位思考：“假如我是受害者，我该怎么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分寸、体察民情，提高为民办实事的效率。
三是要以身作则，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三个代表”的第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不能光喊口号不做事，更不能目无法纪、知法犯法。所谓“无私无畏”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得住群众，对得住天地良心，这样才能“身正不怕影子斜”、“心底无私天地宽”。国家培养一个公务员不容易，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更不容易，因此，我们一定要珍惜人民给我们的权力，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去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这样才能无愧于“国家公务员”这个光荣称号。
法务专员范文2
学习全面依法治国理论思想
团结一致向法治
所谓“思想”窃以为即心之所思、神之所往，起心动念之源、行为表象之根，即相由心生。正心则身正、身正则行端、行端则影不斜、即知行合一。有什么样的思想主导，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后果，一个人、一个团队思想理念就是灵魂。古有商鞅变法治国平天下、今有依法治国理论开创新篇张。作为新时代的法律人，既要有现代法学之理论创新，也要有为先贤往圣继绝学之情怀，作为党员律师既要坚定不移的跟着党走依法治国道路的决心，也要主动担当起为匹夫之责。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不但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又有中华历代法家经典之精髓，学习依法治国理论，作为法律人是心之所向，作为律所党建管理指导思想，是科学的，也是有前途的。
一、 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就是正心、就是律所思想政治党建灵魂。
律所无论大小都是一个组织、一个团队，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愿景与文化理念的团队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目标定位要可科学，要有高度远见才能有吸引力，才能聚集吸引人才，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建设，有了科学的理念团队就有了灵魂才能走得更远。如何给团队赋予灵魂，要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思想中汲取，要与党和国家基本治国理念保持一致。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又是长期稳定的制度保障。多次强调：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我们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十八大之后，也多次提到“历史周期率”、“窑洞对”，他认为这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总书记从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现代化的纵深，深刻分析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坚持和厉行法治，坚决反对人治。总书记也多次引用古典法家经典：“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凡属盛世都是法治相对健全的时期。因此、以新时代依法治国思想作为律所思想政治建设指导思想，是法律人之幸，也是历史必然选择。
二、抓好思想理论学习，严格自律，学习要下硬功夫。
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有了愿景目标，执行就是关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法律人，需要术道兼修，即学术要精、修身要强，精术是本成才之要、修身是根厚德之源，德才兼备两条腿走路才不会失去平衡。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是有作为的人，一个善于学习的团队才是人才辈出的团队。律所党建三会一课制度就是提高团队凝聚力、不断强调愿景目标的关键，一个律所是否重视党建，是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决定了这个团队的生死存亡。团队的带头人、律所的创始人是否善于学习、修身正心就是团队建设的核心，当带头模范、身先士卒。诸葛亮《戒子篇》“非志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宁静致远、俭以养德”，《大学》开篇名义“大学之要在于明德”。修身需要自律，需要淡泊明志，需要安静内心，需要丰富精神。过分的追求名利，物质财富就会陷入物欲黑洞，唐代李商隐的《咏史二首·其二》“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之鉴。当代法学奠基人江平先生有诗曰“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江平以其学术贡献和不懈努力参与宪法的修订，参与民法、行政法的起草，成为法治中国的重要建设者。为中国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石。他的法学贡献成为中国梦最基本的保证，他本人也成为中国梦的绝佳象征。只有志存高远，才能知行合一。法律人心正行端、司法个案才有可能体现公平正义，法律才有可能比信仰。
三、团结一致统一思想，主动担当做法治社会建设的践行者。
法务专员范文3
关键词：高职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管理体制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的法律专业曾经培养了大量的法律实务人才，但近年来却遭遇了发展的瓶颈：根据麦可思研究报告，法律事务专业从2011年开始连续5年都是高职高专的红牌专业，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困境[1]；而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法院需要大量具有法律素养和速录技能的辅助型法律专业人才———书记员。江苏省法院作为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13年以来，在书记员招录社会化、培训专业化、管理序列化、保障职业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肯定，试点经验正在全国逐步推广[2]。书记员岗位一直是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重要的就业岗位，作为江苏地方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要主动适应江苏司法改革关于书记员职业化的需求，创新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质量，促进法律事务专业学生对口就业，为江苏法院系统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速录专业技能的合格书记员。
一、高职法律人才培养的困境
高职法律人才培养存在才社会认可度不高、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与本科的区分度不明显、高职法律人才培养中技能培养欠缺和高职法律教师实践能力、教学针对性弱等等人才培养困境，无法实现与就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一）高职法律人才社会认可度不高
高职法律专业人才社会认可度不高体现为招生难和就业难。法律类专业是传统的人文学科类专业，对于法律专业的认知，家长和高考考生总是和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相联系，就业岗位就是法官、检察官、政府机关法律工作者和律师，入职门槛很高，存在着专业认知的误区，家长和考生更愿意选择一些入职门槛较低，对口就业岗位灵活的经济类、贸易类专业。由于高职院校法律事务专业没有遵循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法律应用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前的聘用制书记员岗位流动性大、社会保障薄弱，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没有明确对口的就业岗位，其专业对口就业率低。
（二）高职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与本科教育的区分度不明显
高职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一直沿用传统的法学本科学科类课程体系的建设，完全是本科法学教育的压缩版，课程设置过分考虑体系的完整性，完全照搬本科教育的16门核心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而高职法律专业由于学制、学时和学生理论素养的限制，无法达到本科教育的目标，也无法形成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特有的技能。
（三）高职法律人才培养中技能培养欠缺
高职法律专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法律辅助型人才，但是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核心技能是什么和如何实现是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专业建设中，往往错误地认为调解技能、法律文书写作等技能是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工作的核心技能，没有正确区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岗位职责。书记员的的职责是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与审判有关的其他事项。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需要书记员具有法律素养和速录技能，而速录技能培养欠缺。
（四）高职法律教师实践能力、教学针对性弱
高职法律专业教师团队都是法学学科教育体系培养的法律专门人才，学术型居多。学科型人才在实施人才培养的时候更多沿袭的是学科型的内容和思维，无法有效实现技术技能型法律辅助人才的专业教学目标。以书记员工作实务课程为例，作为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核心课程，仅仅设置了32学时，无法体现其专业核心课程的地位；同时，没有书记员的工作经历的专职老师，只能沿用教材照本宣科，教学效果堪忧。
二、江苏省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一）江苏省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背景和成效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江苏省法院正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江苏省法院坚持实际，从2013年起大力推进与法官员额制相衔接、符合审判辅助职业特点的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3]。书记员是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支撑，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主要是法律素养和速录技能（标准要求为听打120字/分钟、准确率90%）。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重点应围绕定位、定员、定责。所谓定位就是明确书记员在法院的地位。明确书记员的职业身份，聘用制书记员属于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司法雇员，对聘用制书记员完全按契约化模式进行管理；书记员采取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将书记员职务层次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每级各设三个等次，形成“三级九等”的职务（位）序列体系。其薪酬待遇和办公经费等由财政全额保障。所谓定员就是配合法官的员额制改革，现阶段按照法官和书记员1∶1的比例配比，并逐步实现1∶1.5配比的目标。省各级院需要6000-9000名左右的书记员。所谓定责就是书记员的职责就是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与审判有关的其他事项[4]。2015年，江苏省法院会同省人社厅联合下发《书记员岗位等级培训考核办法（试行）》和《书记员岗位等级标准》，为推动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供了依据；2016年，江苏省委组织部、政法委、省高级法院等等部门共同下发了《关于推进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保障2016年年底前全省三级法院书记员按司法雇员单独序列管理的各项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到位[5]。
（二）江苏省法院系统的书记员需求状况
书记员岗位需要既有法律素养又具有速录技能的专业人员，但是传统的高职法律事务专业仅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欠缺或者不重视对学生速录技能的培养，而速录技能的培养需要长期积累，短期内无法实现，也导致法院书记员需求旺盛，但是合格的应聘人员占比不高。而速录技能过关的其他专业人员，由于法律素养的欠缺，或者无法通过法律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的考试，或者勉强通过考试后，庭审时往往变成了速记员，听不懂法律专业术语，笔录制作不规范，无法胜任书记员工作。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应该立足助力江苏地方司法改革，为江苏地区法院培养合格的书记员。
三、高职法律人才培养的创新
（一）高职法律人才培养的理念创新
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指出，高职教育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坚持适应需求、面向人人，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职业教育应具有开放办学的理念，其主要包括体系开放、机制开放和模式开放三个层面的含义[6]。第一是教育要真正面向全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高职法律事务专业要服务江苏地区司法改革的需求，配合江苏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为江苏法院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速录技能的优秀的书记员人才。第二是学校和法院校政合作育人、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机制；法律专业团队与省法院根据书记员岗位的成长规律和实际需要，共同研制书记员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设计实施教学、组织考核评价、开展教学研究等。校政签订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法律专业承担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和速录技能训练；法院通过师傅带徒形式，依据培养方案进行书记员岗位技能全方位训练，真正实现校政一体化育人。第三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素质教育和能力训练是高职人才培养的两翼[7]。素质教育是高职人才培养的灵魂，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是高职教育的目标定位。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速录技能，培养学生对法律职业的忠诚度和责任意识，良好的法律文化素养、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训练并培养其法庭速录、庭审管理、卷宗管理、统计管理、信息管理、程序管理、文书送达、一般法律事务咨询、纠纷调解和简单法律文书草拟等职业能力。
（二）高职法律人才培养的制度创新
凝练书记员专业方向，突破人才培养瓶颈的高职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创新。高职法律人才培养不同于本科教育，应具更强事务性、实践性。依据江苏省法院书记员制度改革发展要求，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凝练书记员专业方向，突破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建设瓶颈。培养具有法律素养和速录职业技能，具备法庭速录、卷宗整理、一般法律事务咨询、纠纷调解和简单法律文书草拟等职业能力，能够从事法院书记员等各类司法辅助工作，胜任司法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是高职法律事务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三）高职法律人才培养内容创新
法务专员范文4
第一条为促进中国宗教界与国外进行宗教文化学术交流，规范宗教院校聘
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提高聘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外国文教专家工作试行条例》，并参照《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经国务院、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设置的宗教院校。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外籍专业人员”，是指我国宗教院校按法定程序聘用
的、承担讲学或教学任务的外籍人员。
第四条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纳入国家聘用外国文教专家的管
理系统，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国家外国专家局是全国聘用外国专家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是本地区聘用外国专家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
国家宗教事务局是全国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本地区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工作的日常管理。
第二章聘用原则
第五条根据我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院校的任课教师主要从我
国宗教团体及有关院校、研究机构聘用。
为了开展与国外宗教文化学术交流，丰富教学内容，宗教院校可以申请聘用外籍专业人员。
第六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应遵循以我为主、适量聘用、保证质量、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七条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以短期讲学为主。
短期讲学时间限半年以内，长期任教时间限一年以内。
第八条宗教院校不得聘用外籍专业人员担任院校的行政领导职务。
第三章聘用资格的申请和审批
第九条宗教院校申请聘用资格需具备下列条件：
（一）学制三年以上并已正式开办四年以上；
（二）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或专职、兼职管理人员；
（三）有健全的规章制度；
（四）有保障外籍专业人员工作的基本条件及外事接待和安全保卫能力；
（五）有对外籍人员教学评估和鉴定制度。
第十条在京的全国性宗教院校向国家宗教事务局提出聘用资格的申请。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并进行实地核查，签署意见后送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发《资格认可证书》。
不在京的全国性宗教院校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委托其所在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受理其聘用资格的申请，并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程序报批。
第十一条地方宗教院校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聘用资格的申请。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其申请进行初审，提出意见后送同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省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宗教事务部门和公安机关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实地核查，签署意见后，由外事办公室报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外国专家局与国家宗教事务局对资格认可申请实行联合审批。对符合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资格条件的宗教院校，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签发《资格认可证书》。
第十二条宗教院校在取得《资格认可证书》后方可开展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
对取得《资格认可证书》的宗教院校，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宗教事务局根据《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办法》实行年检。年检通过后获国家外国专家局当年注册的《资格认可证书》的宗教院校可继续开展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工作。
第四章受聘人员的条件
第十三条受聘的外聘专业人员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和各宗教、各教派互相尊重的原则。
第十四条受聘的外籍专业人员一般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者具有相当的学历并在某一宗教学术领域有较高造诣。
受聘从事一般语言教学的外籍专业人员，应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经验。
第五章聘用人员的申报和审批
第十五条宗教院校拟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人选须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第十六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讲学应纳入年度计划报批。个别因特殊需要未纳入年度计划的，须提前两个月专项报批。
第十七条全国性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按以下程序申请和报批：
全国性宗教院校须提前三个月提出下一学年度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年度计划，报全国性宗教团体。聘用计划应包括聘用人数、教授课程、课时安排和在华工作期限等内容，并说明拟聘人员的个人情况及所属机构情况。
全国性宗教团体对全国性宗教院校的聘用计划提出意见，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审批。
第十八条地方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按以下程序申请和报批：
地方宗教院校须提前六个月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提出下一学年度的聘用计划，包括聘用人数、教授课程、课时安排和在华工作期限等内容，并说明拟聘人员的个人情况及所属机构情况。省、自治区、直辖市宗教团体对宗教院校的聘用计划提出意见后，报院校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同时将聘用计划抄送全国性宗教团体。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对宗教院校的聘用计划进行审核，在一个月内提出意见报国家宗教事务局。
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三个月内批复。批复期间，全国性宗教团体可就地方宗教院校的聘用计划提出意见。
第十九条经批准受聘长期任教的外籍专业人员须凭国家宗教事务局签发的《聘请外国专家确认件》、聘用单位的邀请函及其他有效证件向我驻外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和外交部授权的其他机关申请办理职业（Z）签证；经批准短期讲学的可凭国家宗教事务局签发的《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短期讲学任务通知书》、聘用单位的邀请函及其他有效证件申请办理访问（F）签证。
未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持职业（Z）或访问（F）签证以外签证的外籍人员，不得在我国宗教院校讲学。
第二十条宗教院校或者宗教团体邀请外籍人员到宗教院校开办讲座，时间在两天以内且课时总量不超过六课时的，可由邀请单位按外事活动的规定报批。
第六章外籍专业人员教学工作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讲学须签订讲学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宗教院校应配备中方教师协助外籍专业人员开展讲学工作。
第二十三条宗教院校应对外籍专业人员的讲学内容及使用的教材进行审定。外籍专业人员的授课内容必须符合我国宗教院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并按教学计划进行。
第二十四条宗教院校应建立对外籍专业人员的听课制度，对其讲学效果定期检查，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估。
第二十五条外籍专业人员必须遵守宗教院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要求。对不履行合同要求的外籍人员，宗教院校应及时劝阻，坚持不改的应按合同规定予以解聘。
地方宗教院校解聘外籍专业人员，由宗教院校经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意见，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并报国家外国专家局备案；全国性宗教院校解聘外籍专业人员经全国性宗教团体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并报国家外国专家局备案。
被解聘的外籍专业人员由国家宗教事务局通报各有关单位予以停聘，同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由公安机关取消其居留资格，并令其出境。
第二十六条外籍专业人员不得从事与其聘用身份不相符的活动。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持旅游、探亲或留学等签证在我国宗教院校讲学的外籍人员，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八条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外籍专业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可对其提出警告或予以停聘。情节严重的，由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地方宗教院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可给予警告处罚，并将处罚决定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备案；情节严重的，省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及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可提出建议，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给予吊销《资格认可证书》的处罚。全国性宗教院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规定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给予警告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宗教事务局给予吊销《资格认可证书》的处罚。
（一）无《资格认可证书》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的；
（二）持未获得当年年检注册的《资格认可证书》骋用外籍专业人员的；
（三）聘用持旅游、探亲或留学等签证的外籍人员讲学的。
宗教院校聘用持旅游、探亲或留学等签证的外籍人员讲学的，公安机关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宗教院校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外籍专业人员管理不善造成聘用工作混乱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可给予暂停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工作的处罚。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不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范围的宗教院校，如需聘用外籍专业人员，须按有关规定补办院校设置的审批手续。获批准后，再按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具有聘用资格并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宗教学专业的普通高等院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聘用外籍专业人员讲授宗教专业课程，仍按原有管理系统申请、报批。主管部门除执行原有的管理法规外，可参照本办法的有关条款进行管理。
第三十三条聘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台湾地区专业人员讲学，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短期讲学任务通知书》，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另行制定。
法务专员范文5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存在争议与疑难的是，有权出售增值税发票的单位和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1.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发售发票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不合格的纳税人或其他人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否是本罪主体，能否成立本罪关于这一主体构罪问题，理论上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论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法定标准均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同一观点者认为，本罪的主体，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非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者以及负责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三种。又有人认为本条所说的“非法出售”行为人，既包括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出售的行为，也包括其他任何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又有人把本罪主体具体分类为四类人或单位：一是有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二是合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三是非法取得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四是以其他方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而持歧义见解的学者认为，在实践中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主要是指无权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笔者以为，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原则上包括有权出售的单位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无权出售主体的单位或自然人，即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包括在其中。但是，在具体构罪中，这种犯罪主体未必均在非法发售增值税发票活动中均成立本罪。因为在我国刑法规范的税收犯罪中，除了一般规定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外，还特别对税务机关人员另行设置了税收职务犯罪，即刑法第405条规定的罪。这一规定属于税收职务犯罪的特别法，因此，在刑法第207条与405条竞合的情况下，必然优先于普通法，故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未必均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要注意刑法是否对某种特殊身份主体作了单独定罪的规定。上述第一种观点把本罪的主体所应构成的犯罪绝对化是错误的。上述第一种观点把税务机关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拘任何动机和目的，均一律认为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看法，是把税收犯罪职务主体的履行发售发票行为的构罪绝对化，是不顾立法的实际规范的一种错误认识倾向。而第二至第四种观点虽然不像第一种观点那样把税收职务犯罪主体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绝对地定为本罪，但是，其把税务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也认定为成立本罪，即把税务工作人员亦视为本罪的犯罪主体，这是欠妥的。而上述第五种观点把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排除在本罪的主体之外也是不妥的。首先，即第五种观点看，其把税务机关摒弃于本罪主体之外，则税务机关为自身利益或地方利益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完全不受到刑法的管制，是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从近几年来发生的上百亿元的重大税案看，无一不是由税务机关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的。如果不是税务机关的行为，上百亿、数百亿的国家税收损失就不可能如此频频出现。因为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发售是有严格规定的，作为职能机关应依照该类发票的管理规定，合法发售发票，以有效地发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功能。有的税务机关由于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恶习作怪，随意降低发票领购资格，任意滥售发票，造成极大危害。如“金华税案”中的金华县国税局，为了引税，获取地方非法利益，对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的一般纳税人，不经审查，实行“先上车，后买票”的作法，放宽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使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泛滥成灾。“南宫税案”和2001年发生的更大的“潮阳税案”更是一个个滥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这些行为均出自有权出售发票的国家税务机关，如果不对这些的机关追究非法出售发票的责任，则不能有效地制止这类犯罪的发生，故税务机关在此种情况下应成为本罪的主体。
也许有人会以为，将国家税务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笔者以为，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国家机关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只要有法律规定其实施的行为为单位犯罪，则任意国家机关成为单位犯罪主体是不为怪。既然刑法分则已规定单位犯罪刑法第207条之罪的，就以罪治之，那么，税务机关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可以无条件地承担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任意一个税务局的犯罪行为代表的只是税务机关的一小部分，代表不了国家税务机关整体形象，因此，不存在不可追究的问题。实践中国家检察机关可以成为单位的主体，为什么税务机关不可以成为税收犯罪的主体呢?因此，所谓税务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的担心是多余的。
然而，税务机关能否适用特别法定罪处罚呢?即适用刑法第405条之“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按照第五种观点持有者的主张是应加以适用的。该论者认为，刑法第405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显然包括而且可以说主要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向不符合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单位或个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有部分是错误的。因为该法条所指的办理发售发票工作是由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来修饰的，而不是由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修饰的，因此，本条规定的只是税收职务自然人主体的非法出售发票行为，不包括单位主体。故如果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由有权出售的税务机关所为的，则只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不能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以出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再考察税收渎职罪的本质就可以得到印证。渎职罪是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专有职务犯罪，其管制的是公务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忠实性，是对严重不负责任，亵渎国家机关尊严和威信的行为的惩治，国家机关本身不能成为渎职罪的主体，故单位犯罪行为，即税务机关实施徇私舞发售发票的行为只能由个别种类犯罪来加以规范，刑法第405条是无法管制的。同理，税务机关作为税收罪的主体也是不能成立的。故税务机关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国家税收造成重大损失的，也只能以本罪定罪科刑。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工作中随意向不合格增值税发票领购主体发售发票就必然以发售发票罪定罪处罚呢?笔者以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既然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办理发售发票中，可以成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体，也可以成为发售发票罪的主体，那么，我们在适用刑法惩治这一发售发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时，就要注意考虑其行为符合哪一个犯罪的主观特征，如果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的行为是基于的主观动机的，则行为人的发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成立发售发票罪；如果行为人故意发售发票的行为动机是基于对自己工作的不满意，或者对税务机关领导的不满而为的，则行为也直接适用个别法的规定，成立罪或者罪。另外，如果出售行为人是与领购非法人相串通而发售的，则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发票罪的共犯。但是，这种有特殊身份主体的共犯，尽管是实行犯，只要行为的实施是利用了职务之便的，则亦不能与不法发票领购人一起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是发票领购人随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成立发售发票罪，或者应当分别定罪，即税务机关人员成立发售发票罪，而发票领购人成立非法购买发票罪。关于这种定罪的根据，本文第2个问题将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二、共犯的构成争议问题判辨
1.行为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时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的，仍然向其出售的行为的定性。
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故意非法出售的情况，在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上可能有两种故意形式。一种是直接故意出售，另一种是间接故意出售。对于这两种故意心理状态，是否均认定其成立共同犯罪呢?这是需要认真判辨的。
笔者以为，行为人在直接故意状态下成立片面帮助犯，应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而不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是：（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主观上只有一个故意，客观上只有一个非法出售发票的实行行为，而上述行为人除了具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外，更重要的还有故意帮助购买人，为其虚开发票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心理状态。因而，该行为人不仅存在了非法出售发票的故意，而且同时还具备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和客观上为虚开发票的行为人提供了犯罪的帮助。这符合了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条件。（2）片面帮助犯作为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共同犯罪者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协议；其次，只限于一个共犯知道另一个共犯者的故意和行为的犯罪性质而协力于该犯罪。而上述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如果此时行为人对购买人的虚开行为存在希望态度，即希望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能赚到更多的钱，而对其非法出售十分有利，于是，有意便宜出售，暗中帮助购买人，促使其多虚开而多购买，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这些心理态度却不为购买人所得悉，不知其有意从中帮助，故行为人的这一行为及其所赖于存在的心理状态，符合了片面帮助犯的构罪主观要件。（3）行为人的非法向购买人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并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只是为虚开发票的行为的提供便利、加速虚开行为完成的帮助行为，不与实行犯共同直接实施犯罪，因而，符合缺乏共同犯罪故意并协力于他人的犯罪的片面帮助犯的客观特征。
理论上有人不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并对承认片面共犯者的主张视为“客观归罪”。我们认为，否认“片面共犯”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否认片面共犯理论，则很难把片面帮助犯与犯罪联系起来，也很难得出片面帮助者构成犯罪的结论。
对于持第二种心理状态的人，即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但对此放任不管，仍然非法将增值税发票出售的，是否成立片面帮助犯?笔者以为，成立共同犯罪一般是希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发生，只有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可由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构成。因为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很少见的，它们不过是共同犯罪的特殊情况，故司法实践一般不认为放任形式的故意罪过成立片面帮助犯。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对间接故意不成立片面共犯只是一般的，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由这种故意罪过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刑法理论上对故意罪过形式不同不成立共犯的情况的认识，只是对故意和过失的不同罪过性质而言，同一罪过形式，仅是意志因素的些许差异，不是排斥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有的论者认为，从主观方面看，出售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是间接故意；购买人对犯罪结果持希望态度，是直接故意，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是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对刑法理论关于共同犯罪的误解。因为构成帮助犯，从主观上看，希望或放任实行犯所实施的犯罪结果发生，均是成立的。帮助犯与实行犯之间有无互相的意思联络，并非成立帮助犯的必要条件，只要帮助犯与实行犯有共同的故意罪过，即使是故意的内容有差别，也无碍于共同犯罪的成立。
当然，在这里，肯定间接故意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并不是说承认了行为人明知购买人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用于虚开而仍然将增值税发票非法向其出售的行为成立片面帮助犯，而只是特殊构罪情况而言的。因为司法实践中犯罪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统统把明知实行犯要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仍然向其出售增值税发票的行为认定成立片面共犯，就有可能滥用片面帮助犯的理论，随意扩大了片面帮助犯的范围，使得一些本来不符合片面帮助犯的行为，以片面帮助犯对待，这于司法实践是有害无益的。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人明知他人购买增值税发票是用于虚开，仍然向其出售，放任其危害税收发票管理的结果发生的行为，不宜以成立片面帮助犯而认定其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同犯罪，只能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定罪处罚。
2?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不法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人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的罪质判辨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外部不法分子共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不法人串通以了售牟利为目的而故意违反法律规定为不合格主体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种是为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有人认为，上述两种情况的行为人应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对此观点持有人认为其行为成立共犯关系是不反对的。但是，对这种共犯关系主张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却持异议。首先，上述两种行为不管是以出售牟利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好，还是帮助他人也好，行为人在主观心理态度上均是徇私的。因为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以牟利而非法出售发票是为私利的主观动因，而第二种情况以帮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则是为私情。根据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规定，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不应发售的发票予以发售，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可见，上述种种行为应按发售发票罪立案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均符合发售发票罪的特征。
其次，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由特殊主体构成。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发售发票是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的，因而是职务主体之犯罪。按照前面的论述，职务主体实施的利用职务的犯罪，成立的应当是职务犯罪，而非其他普通主体所成立的犯罪。因此，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勾结出售牟利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出售发票的行为只能成立职务犯罪。在判辨其罪质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正视税务人员正是利用了发售发票的职务便利这一点，而只依其行为的客观表现手法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形式的同一性，而忽视其重要差别。特别是由此而得出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的结论。
再次，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不必然在同一定罪论处。依一般原理，共同犯罪是应同罪同罚的，但是，居于法律的特别规定，某种由特定主体实施的共同犯罪，只能按身份犯的罪质定罪，而不能按非身份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这一点是有司法解释所能证实的。如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可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实施的犯罪不能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性质定罪。从上述税务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或以帮助他人为目的而非法发售发票的行为看，是利用了税务人员的发售发票之便利条件，因而，依刑法和司法解释最多只能以发售发票罪的共犯论述。
第四，如果税务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以出售牟利为目的的，而分工合作，各自实行犯罪行为的，则也不能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共犯论处。即双方共谋后，外部人员以虚假材料申报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而税务人员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发售发票，利用了税务人员的特殊身份便利，各自实行了犯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税务人员基于特殊身份而不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且外部人员的实行行为亦非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是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故两者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沾不上边的，更何谈依此罪的共犯论处呢。
法务专员范文6
二、省人民政府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三十日前，将拟提请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送交常务委员会。
三、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不列入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五、主任会议认为地方性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六、地方性法规案提出后，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前，主任会议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审议意见。
专门委员会应当对地方性法规案的立法必要性、主要内容的可行性和是否列入会议议程进行审议，提出意见，并向主任会议报告。
主任会议决定列入会议议程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专门委员会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七、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除特殊情况外，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在会议举行五日前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及有关材料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八、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一般应当经过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地方性法规案涉及本省重大事项或者各方面存在较大意见分歧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经过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经过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九、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应当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结合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
实行三次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实行一次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和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进行审议。提案人为法制委员会的，在全体会议上不再听取法制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十、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需要，可以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辩论。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应当安排必要的时间，保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十一、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根据小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十二、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邀请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列席、组织公民旁听。
十三、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地方性法规草案及时印发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学者征求意见。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地方性法规草案或者草案修改稿在全省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公布，征求意见。
十四、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法制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就地方性法规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听取意见和调查研究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
十五、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对地方性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
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后，提出审议结果或者修改情况的报告和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稿，由主任会议决定交付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重要审议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法制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之间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重要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
十六、常务委员会会议对草案修改稿提出修改意见的，由法制委员会再进行研究、修改，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表决前，由法制委员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进行说明。
十七、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地方性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十八、地方性法规案表决前，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对交付本次会议表决的地方性法规案表示异议的，可以向主任会议书面提出，由主任会议按照前款的规定处理。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审议满两年，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十九、地方性法规草案表决稿，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二十、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公告予以公布。
二十一、提出地方性法规案，应当同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材料。
地方性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制定法规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有关依据；
（二）法规草案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三）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二十二、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地方性法规案，在列入会议议程前，提案人有权撤回。
二十三、交付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地方性法规，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重新提出，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二十四、地方性法规应当明确规定施行日期。
二十五、地方性法规公布后，应当及时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浙江日报》上全文刊登。
在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二十六、地方性法规的修改或者废止程序，适用上述有关规定。
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地方性法规文本。
二十七、地方性法规自公布后的三十日内，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二十八、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发现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或者与相关地方性法规不协调，或者不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修改和废止的意见、建议。
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
监督工作有哪些程序
一、提出监督工作议题
（一）每年9月上中旬，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提出关于制定下年度监督工作计划方案，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印发机关有关处室，明确提出监督建议议题有关工作的具体要求。
（二）每年10月中旬，办公厅印发通知，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委和“一府两院”等征集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监督议题，对有关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三）各专工委和“一府两院”办事机构按照要求，紧紧围绕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专项审议、执法检查等监督建议议题及具体说明，并于10月底前报送研究室汇总。
（四）提出建议议题的途径和分工
1.省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以及有关方面提出的建议意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2.省人大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由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3.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由研究室主要根据常委会会议简报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4.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由有关委员会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5.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由办公厅办公室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6.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由研究室汇总整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7.“一府两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的监督议题建议，由其办事机构汇总整理，并提出具体的议题建议。
（五）常委会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结合报告起草赴市县人大调研，听取市县人大关于监督议题的建议，重点听取对全省统一部署开展的执法检查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议题的建议，并将有关情况汇总交研究室整理。
（六）秘办分管领导召集有关方面对建议议题进行沟通协调后，提出若干项备选议题及具体说明，经秘书长办公会议原则同意后，分别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专工委和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对议题作进一步完善。
二、制定监督工作计划
（一）年度监督工作计划的编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既突出重点，又考虑可行，注重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整体性，努力增强监督实效。
（二）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包括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计划预算审查监督、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工作的具体内容、组织实施主体、时间安排等。
（三）11月中下旬，研究室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草拟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及说明。
（四）秘办分管领导召开专工委及机关有关处室负责人会议，就计划所涉及的内容、时间等安排情况进一步听取意见，进行沟通协调。
（五）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草案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通过召开全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座谈会等方式，进一步听取各市人大的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征求“一府两院”意见，对工作计划草案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六）12月上中旬，研究室将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草案提交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七）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应将主任会议通过的年度监督工作计划主要内容写入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八）代表大会会议批准常委会工作报告后，即将年度监督工作计划以办公厅文件印发“一府两院”、专工委以及市县人大常委会。
三、监督工作前期准备
省人大常委会每年开展的监督工作，除常规性议题之外，另有以全省统一部署的方式开展专项审议、执法检查和审议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三方面的监督，议题重大、涉及面广、需要投入的人力和精力比较多，准备工作也要更加充分。具体如下：
（一）常规性监督的准备工作流程
1.根据年度监督工作计划，有关委员会一般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有关报告的2个月前，提出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方案，就组织实施工作进行安排。
2.有关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方案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及时提交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并以办公厅文件印发“一府两院”和有关市人大常委会。
3.有关专门委员会或执法检查组听取省级有关部门的汇报，专门听取各有关方面、人大代表的意见，赴基层调研，采取多种形式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4.根据主任会议通过的工作方案，有关专门委员会会同代表与选举任免工作委员会为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大代表就有关监督工作进行视察或专题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并做好服务保障。
5.根据前期调研、检查情况，有关专门委员会或执法检查组起草调研报告或执法检查报告。
6.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20日前，“一府两院”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征求意见。
7.有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通过召开会议等形式，对专项工作报告、计划执行、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等报告进行研究，并及时将意见反馈“一府两院”。“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应认真研究，并在有关报告中作出回应。
8.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有关专工委向主任会议汇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计划执行、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执法检查等报告有关准备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将报告列入常委会会议建议议程，并决定将有关调研材料由办公厅印发常委会会议，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9.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10日前，“一府两院”办事机构及省有关部门应将修改后的专项工作报告签发稿和电子稿送办公厅，办公厅一般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7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印送常委会组成人员。
10.常委会执法调研一般委托有关专工委组织实施，起草执法调研报告，并向主任会议汇报有关执法调研情况。必要时，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将执法调研报告列入常委会会议建议议程。
（二）全省统一部署开展的专项审议的准备工作流程
1.一般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4个月前，有关专门委员会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工作方案，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办公厅印发市县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工作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审议重点内容、组织安排、审议要求及其它工作安排等。
2.成立以有关专门委员会为主的审议工作小组，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审议工作小组组长由分工联系的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副组长由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秘办1名成员担任，成员由有关专工委组成人员担任。审议工作小组设办公室，工作人员以有关专门委员会处室为主，也可从机关其他处室抽调。
3.审议工作小组适时召开工作会议，对审议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4.“一府两院”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专项审议工作方案，及时向省有关部门及有关方面下发通知，就配合审议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5.一般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2个月前，各市县人大常委会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实际，开展调研和审议工作。
6.审议工作小组分成若干调研小组，赴市县调研，了解情况。围绕审议重点，以适当形式直接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形成情况反映，由办公厅印送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阅。
7.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1个月前，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将调研、审议情况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8.审议工作小组及时汇总有关情况，并就有关问题与省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联系，起草好调研报告。
9.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审议工作小组向主任会议汇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有关准备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将专项工作报告列入常委会会议建议议程，并决定将有关调研报告和材料由办公厅印发常委会会议，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三）全省统一部署开展的执法检查的准备工作流程
1.一般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报告4个月前，有关专门委员会在调研基础上提出执法检查方案，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办公厅印发市县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及省级有关部门。执法检查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和目的、内容和重点、组织安排、检查要求及其它工作安排等。
2.成立以有关专门委员会为主的执法检查组，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执法检查组组长由分工联系的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副组长由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秘办1名成员担任，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成员，一般应邀请若干名省人大代表参加。
3.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召开全省执法检查电视电话会议，由执法检查组组长和“一府两院”分管领导分别讲话，对开展执法检查进行动员部署。会务工作由执法检查组会同办公厅落实。
4.“一府两院”根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要求，下发通知，对开展自查自纠、配合执法检查提出要求。
5.执法检查组适时召开工作会议，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研究和具体部署。
6.为配合执法检查工作，结合常委会理论中心组理论学习与法制讲座年度计划，一般在开展执法检查前安排一次与执法检查内容有关的法制专题讲座，有关专门委员会也可会同办公厅举办以市县人大同志为主的法制培训班。
7.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报告2个月前，执法检查组听取“一府两院”及省有关部门执法情况的汇报，赴有关市县调研，进行前期检查摸底，提出执法组赴各地检查方案。
8.执法检查组分成若干检查小组，赴市县开展执法检查。各小组由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带队，成员由常委会委员、有关专工委组成人员、秘办成员和省人大代表担任，工作人员由人大机关抽调的干部担任。“一府两院”有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
9.受委托的市人大常委会一般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报告1个月前将检查情况书面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并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
10.一般在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报告1个月前，主任会议听取各执法检查小组的汇报。根据主任会议研究的意见，执法检查组汇总整理有关情况和材料，起草执法检查总报告。
11.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执法检查组将检查报告提交主任会议研究，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委会会议建议议程。一般由执法检查组组长向常委会会议作执法检查报告。
（四）审议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的准备工作流程
1.在规划实施的第三年上半年，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前与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联系沟通，要求其做好有关评估准备工作。
2.一般在常委会审议报告3个月前，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工作方案，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后，以办公厅文件印发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工作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审议范围和重点、组织安排、审议要求及其它工作安排等。
3.成立审议工作小组，组长由分工联系的常委会副主任担任，成员以财政经济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为主，其他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秘办成员各1名担任，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4.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由一个主报告加若干专项规划评估报告组成。主报告由审议工作小组负责调研、初审，专项规划评估报告由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调研、初审。
5.根据工作方案安排，审议工作小组听取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于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汇报，相关专门委员会听取省级有关部门关于专项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汇报，并分别赴市县开展调研，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
6.省政府办事机构将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主报告送审议工作小组、部分省人大代表等征求意见，省有关部门将专项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送相关专门委员会征求意见。
7.审议工作小组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专家、省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对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的意见，并进行初审。
8.相关专门委员会将有关研究审查意见交审议工作小组汇总，由审议工作小组进行分析整理，并起草初审报告。
9.经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后，审议工作小组向主任会议汇报审议五年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报告有关准备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将中期评估主报告、专项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和审议工作小组初审报告列入常委会会议建议议程。
四、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
（一）有关专门委员会在会前准备过程中，应与有关方面沟通了解向常委会会议作报告的“一府两院”领导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并将沟通情况反馈给办公厅。
（二）在常委会举行会议的2日前，办公厅通知落实到会作报告的“一府两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织落实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全体会议，听取有关监督方面的报告。
（三）分组审议时，“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派人员到会，听取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专项工作报告、计划执行、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执法和检查等报告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执法检查组、审议工作小组也派人到各组听取意见。
（四）联组会议一般由分工联系的常委会副主任主持，省政府和省高院、省检察院领导列席。一般安排参与前期调研或检查的若干位常委会委员发言，必要时可安排若干名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省人大代表发言。发言的委员由各小组推荐，市人大常委会发言人选由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指定，并报主任会议同意。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负责草拟主持会议的常委会领导讲话稿和组织委员发言材料。办公厅负责会务、起草主持词等事宜。
（五）举行联组会议时，与报告有直接关系的省有关部门派人员到会听取审议发言，办公厅负责落实，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协助。
（六）会议期间，研究室根据每组联络员的记录整理，及时编辑审议有关报告的简报，由办公厅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并送“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
（七）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根据审议情况、简报，汇总整理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审议意见的交办落实
（一）常委会会议结束后，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结合前期调研情况，认真提炼并充分发映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发言内容和意见建议，起草审议意见初稿。
（二）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对审议意见初稿进行研究后，交办公厅修改完善，提交秘办会议讨论。
（三）一般在常委会会议结束后10日左右，经秘办会议讨论后，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向主任会议汇报有关报告审议意见情况，由主任会议讨论通过。
（四）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通过后7日内，以办公厅文件送“一府两院”研究处理，并附有关调研报告或执法检查报告。
（五）对上下联动的专项审议、执法检查及其它重点监督工作的审议意见，有关专工委、审议工作小组、执法检查组可以适时召开审议意见交办会，当面交办，提出整改落实要求。
（六）对上下联动的专项审议、执法检查以及其它重点监督工作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有关专工委认真研究，并向主任会议汇报有关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必要时，可以将有关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列入下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开展跟踪监督，视情组织开展审议意见研究处理落实情况的满意度测评。
（七）其它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由专工委进行研究，并向主任会议汇报有关情况，由主任会议决定将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
六、监督工作的公开公布
（一）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印发后，办公厅、研究室及时将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在省级主要媒体、浙江人大门户网站、《浙江人大》公报版等向社会公布。
（二）研究室对年度监督工作新闻报道进行研究，对重点监督工作提出新闻报道方案，经秘办会议研究同意后组织实施。
（三）对上下联动的专项审议、执法检查等重要监督工作，研究室联系落实新闻媒体对有关工作会议、调研、检查等组织实施过程进行宣传报道。
（四）对常委会审议重要报告的情况，研究室负责联系新闻媒体对报告审议情况进行深度报道；办公厅联系安排浙江人大门户网站、浙江在线网站对监督议题重要的常委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进行网络视频即时直播。
（五）常委会会议结束后，办公厅及时将专项工作报告、计划执行、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执法检查等报告以及审议意见、有关调研报告，编入《浙江人大》公报版，同时通过浙江人大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