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范文1
一、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基本情况
全区有中小学四所，其中小学三所，完全中学1所。早在2007年，市五中、马路小学和白浪小学被市教育局指定为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学校。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到目前，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总数为6019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为4230人，占总人数比例为70.3%；留守儿童127人。
二、外来务工人员医疗服务工作情况
1、流动人口同常住人口一样纳入免费公共卫生管理，提供0-6岁儿童免费体检，孕产妇免费体检，慢性病管理和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等公共卫生管理。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通了对流动人口的新农合门诊统筹，在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医可以直接报销。
3、正在积极申请开通对流动人口住院补助及时结报系统，实现后流动人口在开发区人民医院住院能够按标准进行补偿。
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相关工作
开发区以其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迎来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投身到开发区经济建设。为了让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安心工作，在开发区党委、管委会关心和正确领导下，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1、不断完善保障机制，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开发区党委、管委会高度重视教育，将教育的优先发展摆在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教育发展的“四个优先”，即优先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优先安排教育资金、优先解决教育及教师的难题、优先落实教育政策和教师待遇。对于外来务工指定就读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上，开发区党委一视同仁，投入3500万元，拆除七栋7000平方米D级危房，新建校舍19600平方米，基本实现基础设施标准化；投入6000万元，新建占地46亩、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班级48个、办学规模2000人的一所完全小学，从根本上解决小学“大班额”、“入学难”问题；投入1500万元，为每所学校建起了功能教室，配足配全了标准的实验仪器、体音美劳器材和图书，实现了“班班通”，全面实现教育装备现代化，确保了让每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2、实行“三无”措施，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得了、读得起、学得好”。
（1）报名无障碍
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零障碍”、“零拒绝”、“零门槛”、“零负担”，全员接收。
（2）待遇无差别
在指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就读，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在费用、师资、补助等各方面都一视同仁。在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以来，无论是本辖区户口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都享受同等的免费义务教育。学生只要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就可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
（3）融入无距离
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经常搬家，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差距，容易造成其子女封闭、冷漠、不自信、不会合作，甚至胆小、拘谨、自卑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各学校针对这种情况，通过设立心理咨询室、建立学习互助小组、班主任及科任教师辅导等方式，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心理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早疏导、及早治疗，并经常开展以“关爱”为主题的教育活动，用集体的关爱来消除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自卑心理，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3、提高教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管理的认识。
各学校党支部重视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教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管理的认识。广大教职工充分认识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多生活在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生活拮据，环境艰苦，缺乏关爱，普遍存在感情敏感、脆弱的情况。进入陌生的新环境后，他们渴望能得到老师的关爱，能与同学们平等交流。学校全体教师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把关爱传递给每一位学生。教师与学生们坦诚相待，交知心朋友，满足他们的求助心理，对他们在生活行为上存在的不健康、不规范、坏习惯等问题，坚持“五不”的教育方式：不厌恶、歧视；不当众揭丑；不粗暴训斥；不冷嘲热讽；不变相体罚，给予及时的关怀和帮助，满足他们的表现心理，提供他们表现的机会，努力消除他们的自卑感、被歧视感与对立感，培养他们的平衡健康心态。
4、开展“关爱”行动，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管理。
各学校每学期以班为单位召开一至两次家长会和家长学校培训会，会上除了向家长汇报学校的工作情况，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向家长了解学生的监护情况。有的学习无人管理，出现疑难问题缺乏指导；有的对学习没有兴趣，成绩普遍不理想；有的心理不太健康，情绪波动大；有的行为习惯差，常有违纪现象。为切实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学校大家庭，成立了关爱外来务工子女之家，开展关爱外来务工子女工程。在校园里做到对“外来务工子女”三个优先：“学习上优先辅导，生活上优先照顾，活动上优先参加。”为外来务工子女创设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针对贫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在每年的开学、“六一儿童节”，开展对贫困学生的慰问、结对关爱帮扶、心理辅导、励志讲座、赠送学习用品等活动，使在开发区就读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5、多渠道开展活动对外来务工子女进行德育教育。
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群体中，由于家长的不定期流动务工造成学生不断“漂移”，给学生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文明意识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造成外来务工子女文化基础知识薄弱，不讲文明、不讲卫生、不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现象较为普遍。针对不讲文明、不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现象，学校以活动为载体，开展符合时代要求、儿童心理特征，学生喜爱的活动。在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中，以班团队会为主渠道，进行全校性的班团队主题活动，促进了他们的行为习惯、个人品质、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
各校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如观看法制教育图片展、安全教育日活动等。同时建立家校联系制度，定期举行家长学校和家长会，与家长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在家长学校中，学校向家长宣传科学教育子女的方法，努力培养家长的现代教育意识，使他们重视孩子良好品质和习惯的养成。学校还重视孩子对家长的影响，要求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家讲给父母听，如环保知识、法律知识等，通过学生的行为使家长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外来务工人员范文2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区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系，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20*〕212号）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镇区委〔20*〕26号）精神，经区政府同意，现就切实加强我区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标任务
按照“市民化服务、属地化管理”要求，建立完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一盘棋”服务管理新格局，外来育龄妇女服务管理率达到95%以上；全面落实计划生育“五免费一救助”政策，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得到保障；深入推行外来人口管理信息化建设，外来育龄妇女个案信息录入率、信息平台交换反馈率达100%。加大外来育龄妇女违法生育查处力度，有效遏制违法生育，外来育龄妇女违法生育率控制在1‰以下。
二、具体措施
（一）强化宣传教育，营造依法生育的良好氛围
1.积极推行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宣传服务“一册一卡”制度。及时将计划生育宣传册和计划生育免费服务卡送到每个外来务工人员手中，普及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知识，公开计划生育办事、办证和技术服务程序。
2.深入开展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宣传教育。把对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的教育培训纳入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教育培训计划，通过舆论媒体宣传、集中培训等形式，深化“知情联谊”、“双百佳”评选活动，教育引导外来务工人员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自觉履行计划生育责任和义务，依法规范生育行为。
3.全面畅通计划生育宣传服务渠道。按照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便民维权措施》具体要求，镇（街道）要借助村（社区）、企业服务平台，设立避孕药具、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宣传资料免费发放点，构建计生政策咨询、生殖健康答疑、婚育指导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实行协作共享，有效促进属地化管理
1.完善管理体制，统筹解决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问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配合，进一步落实镇(街道)及相关部门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职责，逐步形成管理联动、服务联同、维权联合、整治联手、信息联享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新局面。
进一步明确职责，切实强化综合服务管理。明确相关部门、镇（街道）、村（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综合服务管理机构的计划生育工作职责，做到信息采集、证件查验、数据应用、行政执法、督促考核“五统一”；实现综合决策部署、综合执法检查、综合宣传培训、综合数据信息、综合考核奖惩；推行办理暂住证、查验婚育证明和计划生育检查的“一条龙”服务。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与管理办公室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外来人口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切实把计划生育纳入各镇（街道）外来务工人员综合服务管理之中；人口计生部门要严格按照《浙江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具体要求，认真做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查验、生殖保健知识的咨询和技术服务工作，满足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殖健康需求；公安部门要把计划生育有关职责纳入出租房屋管理之中，把计划生育信息采集、婚育证明查验与暂住证办理有效结合起来，及时与计生部门互通信息，实现外来务工人员信息资源共享；卫生部门要依法加强医疗保健机构计生技术服务管理，督促各医疗单位落实育龄妇女凭证孕检、凭证分娩制度和无证孕检、无证生育通报制度。综治、财政、民政、劳动保障、建设交通、工商、城管、教育等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积极协同做好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各镇（街道）要把外来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工作作为平安镇海综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全面的服务与管理。
2.加强社会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依托村（社区）做好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强化村（社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组织，探索实践农村社区化管理计生职能延伸工作，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有效落实村（社区）外来务工人员信息登记和核对制度，及时掌握出租房屋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做到底子清、情况明。
积极探索“以房管人”长效机制。以出租屋、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和封闭住宅区管理为重点，有效落实房屋出租户、物业公司督促交验婚育证明并向计生部门提供信息和协助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责任。有条件的村（社区）要积极探索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与房屋出租户计划生育义务履行情况挂钩的奖惩机制。依法查处在房屋出租过程中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行为。
加强企业外来务工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结合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活动，深化计划生育法规宣传、优质服务、协会组织“三进企业”活动，引导企业加强制度建设，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按照“谁用工、谁负责”原则，落实凭证用工、督促补证、孕环情检查并向计生部门提供信息和协助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责任。对配合有力，成绩显著的，及时进行表彰，对拒不履行计划生育管理职责，发生违法生育案件的，实行“一票否决”。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村（社区）、企业、集贸市场等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和谐共建理事会”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主的群众团体组织，为拓宽外来务工人员维权渠道、全面参与社会管理搭建平台，切实增强主人翁意识，促进外来务工人员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建立完善外来务工人员信息共享制度。相关部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办理暂住登记、经商、务工、购房、租房、社会保障、交通营运等手续时，将有关计划生育内容核查记载完整，与人口计生部门互通信息。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信息化管理实行统一采集、部门共享、专业补充、双向互通的模式。推进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交换平台建设，做到及时采集、适时变动、异地查询、交换共享、动态分析、分级监控，为各项服务管理提供信息支撑。
4.建立现居住地与户籍地共同管理的协作机制。现居住地要将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范围，按照“市民化服务、属地化管理”要求，落实“五同、五联、五免费”制度。通过与外来务工人员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地区签订区域协作协议、建立信息通报和区域联席会议制度以及让户籍地派人常驻或定期随访等形式，建立起两地或多地相互协调、齐抓共管、合作共赢的长效协作机制，努力遏制违法生育现象。
5.加强生育、节育全过程管理。要把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生育、节育管理纳入基层计划生育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及时做好生育、节育等环节的随访，千方百计掌握计划生育情况。落实外来已婚育龄妇女一年两次的孕环情检查，并及时将检查情况通过交换平台告知户籍地政府。现居住地发现无证怀孕、违法生育的，要在督促当事人补办户籍地有关证明的同时，在规定时间内同时通过交换平台、电话告知户籍地，并协同做好怀孕补救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建立健全医院无证孕检、分娩通报、接收、核查、反馈制度。
（三）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市民化服务水平
1.全面落实计划生育“五免费”服务。要畅通发放渠道，方便外来务工人员免费领取避孕药具。采取凭卡就医、凭卡结算的方法，为实行计划生育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放环、人流、引产、结扎等计划生育基本技术免费服务。免费提供一年两次孕环情检测服务，出具孕环检情况报告单。对符合规定条件未领证人员，帮助核实婚姻、生育信息，及时办理婚育（生育）证件。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要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优质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技术服务。
2.积极创建外来育龄妇女服务之家。通过开设生育文化宣传咨询吧、避孕药具免费领取角等服务项目，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的宣传需求服务。
3.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奖励制度。积极引导外来已婚育龄夫妇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努力减少非意愿性妊娠。对符合生育政策的外来已婚育龄妇女生育后主动落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的给予政策鼓励。
4.完善外来孕产妇分娩救助制度。各医疗机构要严格按规定执行收费标准，让更多符合生育政策的外来常住人口孕产妇知情获益，提高外来务工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保障外来务工孕产妇、新生儿的生命安全。同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生育五关怀”之中，切实帮助她们解决生产、生育、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5.建立计划生育家庭优先享受政府和社会资源制度。对外来务工人员中的计划生育家庭，在落户、就业、就医、子女入托入学、先进评比、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优先、优惠服务，通过保护性和激励性兼备的社会机制，引导外来务工人员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对违法生育对象在先进评比、享受政府和社会资源时实行“一票否决”。
三、工作要求
（一）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机制。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把对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难点，坚持不懈地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要完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协调小组工作制度和协调机制，定期分析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将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财政预算、督查考核之中。
（二）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保证服务管理经费落实。加大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把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支出范围，将外来务工人员数计入人均事业经费计算的基数，外来务工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经费投入列入计划生育目标管理党政线责任考核。
外来务工人员范文3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宁波市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5-0120-02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来务工人员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员。由于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之间存在相互磨合过程,不仅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适应问题,而且更表现为心理上的渐渐融合,因此本文采用城市归属感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和心理状态,并以地域适应、身份归属、心理归属3个方面为指导,参考罗忆源(2003)和李芳(2009)的研究设计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以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在各个劳动力市场发放问卷,对此问题展开实证研究。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从性别看,男性占56.8%,女性占43.2%；从受教育程度来说,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12.5%,初中占47.7%,高中或中专占34.1%,大专占4.5%,本科占1.1%；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占62.5%,未婚占37.5%,有子女的占54.5%；从年龄看,集中于16~35岁,在宁波的打工时间集中于1~5年,在宁波打工时间在10年以上的仅占7.95%；被调查对象的平均工作时间集中于8~12小时,占68.18%；年收入水平集中于1万~3万元,占69.32%,处于宁波市平均收入中低水平。
2 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
2.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总体状况
(1)地域归属感现状。主要是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城市状况、消费水平、户籍等方面调查地域归属感,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愿意遵守宁波市的各项政策与规章制度的意愿最高,平均值达到4.125分,处于较高的水平。而对于获得宁波市户口的意愿最低,平均值仅为2.92分。综合来看,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市的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48分,处于中上水平。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气候、地理位置等地域因素具有较高的期待,表现出较高的归属感,但是受到全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房价过高的经济环境影响,在宁波买房这一行为意愿上,外来务工人员又表现出稍低的归属感倾向。
(2)群体归属感现状。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的统计项共6项,其中,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生活习惯的适应性平均分达到了3.72分,为群体归属感6项统计项中最高,表明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的生活习惯适应良好,能够遵从城市的作息习惯、生活方式。除了对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与自身身份的归属2项,其他几项均在中值3分以上。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参与程度平均分为2.54分,对自身身份归属的认识平均分为2.76分,两者表明了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对城市的归属感,而是采取了被动的方式；而从社会活动组织者来说,各类社会活动往往忽视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群体,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举办的社会活动极少。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上,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界定。综合来说,宁波市鄞州区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平均得分为3.13分,相较于城市地域归属感低,处于中等水平。
(3)整体城市归属感。问卷通过直接询问外来务工人员未来的打算以及离开宁波后的去向选择调查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整体城市归属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的调查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针对宁波市地区,调查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这一特定城市的归属感；二是相对于农村针对城市的归属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50%的人表示会留在宁波,仅有2.27%的人表示想尽快离开宁波,说明在宁波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宁波的城市归属感比较高。在假设不得不离开宁波的情况下,34.09%的外来务工人员仍然选择在城市打工,说明被调查者具有较强的城市归属感,39.77%的外来务工人员选择不知道,仅有19.32%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回老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在宁波打工比较满意,暂时未考虑其他选择。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与其针对宁波市的城市归属感的得分分别为3.46分和3.51分,均处于中上水平,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宁波市具有较强城市归属感,但相较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对于宁波这一城市的归属感略低,因此还需进一步提高。
2.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经济因素、城市因素、自身因素、群体因素、家乡因素共5个因子。其中,经济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最大,平均达到了3.37分,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影响程度均在3分以上。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程度得分均值为3.08分,影响程度较大。影响最小的是家乡因素,责任田、老家经济和城市户籍平均得分均在3分以下,家乡因素平均得分只有2.53分。该统计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己将要去打工的城市关注度比自己老家高,家乡的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外来务工人员更多的是关心宁波这个城市的消费、收入水平,自己能否在宁波挣到钱,能否负担起在宁波的生活消费。
2.3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分析
不同的人群对于城市归属感具有不同的感知,针对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等人群进行了显著性差异分析。
城市地域归属感方面,不同婚姻状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发现,未婚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平均水平为3.61分,而已婚者均值为3.26分,可见未婚的被调查者的城市归属感高于已婚的被调查者。
城市群体归属感方面,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年均收入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的被调查者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均值分别为2.90分、3.08分、3.19分、4.16分,呈逐渐增长趋势,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认知上具有更高水平,同时也说明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更加容易被当地群体所接受。年收入水平在2万元以下的外来务工人员均表现出较低的群体归属感,群体归属感均值都小于3分,年收入水平在3万~5万元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现出最高的群体归属感,均值为3.69分,而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均值为3.33分。
2.4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与城市归属感显著性分析
城市归属感可以区分为城市地域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调查中所归纳的5种因子分别对城市归属感、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
经济因素对城市地域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以及城市整体归属感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城市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群体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身因素对城市群体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群体归属感的感知上具有不同的差异。而家乡因素因其显著性指数为0.377、0.904和0.774,均大于0.05,因此,在影响因子和各城市归属感水平显著性检验中,家乡因素的显著度指数没有达到要求,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3 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问卷调查结论与讨论
3.1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特点
第一,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地域归属感特点。调查样本集中于宁波打工1~5年的年轻群体,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宁波交通、硬件设施、气候地理等客观因素较高的期待,这些期待使他们产生对宁波较高的城市地域归属感。
第二,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群体归属感特点。城市群体归属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份归属感较低,外来务工人员被动融入当地群体,城市群体归属感提高缓慢。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归属感其中一个较大的特点就是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不清。对自身身份的认识是评价城市群体归属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这个指标上,调查者表现出较低的水平。
第三,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整体城市归属感在调查期内处于中上水平,变动性比较大。从整体上来说,被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归属感。但是,有一大部分人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在这一段时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还处于中等水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变动。
第四,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个体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整体归属感和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上具有差异。文化程度高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城市归属感的含义,也比较容易被宁波当地群体接纳。收入水平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宁波的消费水平,享受宁波提供的更多资源。因此,在不同文化程度与不同收入水平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间出现了城市归属感、城市群体归属感水平的差异。
3.2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子中,经济因素包括宁波市的租/住房成本、生活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最关注的仍然是在宁波工作能够挣多少收入,是否能够承担在宁波生活消费的水平,是否能够在宁波获得比老家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经济因素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的社会地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群体的关系。
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相比,该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对于城市因素中的社会保障福利、就业机会和群体因素中的当地居民态度同，并不如其他学者认为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经济因素仍然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最主要因素。
外来务工人员范文4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现状研究――以宿迁市为例
收录日期：2013年9月29日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我国流动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由于城乡分割制度的特殊性，使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现今已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郑成功教授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分类及其相应医保需求的研究中指出，针对不同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层次的医疗社会保障需求，要根据其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来提供相应的医疗社会保障。探索建立适合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使他们能够“病有所医”，健康得到应有的保障，医药费能够得到及时报销变得刻不容缓。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所谓外来务工人员，一般是指从外地进入本地城镇就业，但并不具有就业所在地户口的劳动者，其中最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在城镇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大多在企业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习惯将他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并未脱离农村而又暂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或城镇）从事相关职业，通过劳动取得工资收入，他们已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独特的、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
（二）研究方法。通过整群抽样方式获得样本，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问卷式调查，询问其个人基本信息、经济状况、社会医疗保障状况、患病情况、医疗费用负担等问题。本次调查的范围是宿迁市三县两区，分别是宿城区、宿豫区、沭阳县、泗阳县以及泗洪县。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9份，其中有效问卷287份。通过SPSS专业统计软件对问卷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
二、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现状
（一）参保率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小。2009年至2012年三年间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只有22.8%，这与城镇职工90%以上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形成鲜明对比。在287分卷中，只有宿城区和宿豫区两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三县区覆盖率均没有超过50%。
（二）外来务工人员保险意识欠缺，参保意愿不足。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在287名被调查人员中，每年主动体检的人数仅占28.38%，愿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30.1%；听说过或了解医疗保险的占70.70%，没有听说过医疗保险的占29.30%；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占41.35%，不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占58.65%；有医疗支出计划的占24.29%，没有医疗支出计划的占75.71%；灵活就业人员在务工所在地参保率不到总参保人数的10%。
（三）外来务工人员支付医疗保险费用能力不高。外来务工人员经济相对不富裕，支付医疗费用能力较差。调查结果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即使有医疗需求，也会把医疗费用压缩到最低。在被调查者中，生病之后自己去药店买药的比例占到58.31%，去医院看病的占到32.52%，休息的占6.30%。在生病不去就诊的被调查人员中，因费用顾虑不去就诊的比例占44.12%。费用支付能力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方面的缺陷。理念方面的缺陷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当地有些政府主管部门认为政府承担本地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负担已经是异常沉重了，无力承担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且承担外来工社会保险必然增加企业的人工成本，进而会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削弱本地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因此，对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普遍不重视；二是企业，如果全部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费，企业每年要为此支付很多资金，企业担心成本增加会降低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逃避参保；三是外来务工人员自身，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经济所迫，首先选择的是获得工作，维持生计，为此他们会主动放弃其他权益，甚至认为社会保障是寻找工作的障碍。
（二）制度方面的缺陷。以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局面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阻碍着宿迁市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当前的许多社会权利，都是以公民的户籍为享受依据的。一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基本被排斥在宿迁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与户口所在地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标准。由此，也导致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出现了“三元结构”，城镇职工享受有财政补贴兜底的医疗保险制度，本地农民享受保障能力较弱的合作医疗制度，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完全自费医疗群体。虽然政府部门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得到改善，致使绝大部分外来工事实上仍被排斥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三）法制方面的缺陷。我国社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保险的需求，《社会保险法》直至2010年7月1日才出台，在立法滞后的同时，现有法规执行不到位，政府行政手段等社会保障刚性制约明显缺乏。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一些既有的法规也很难得到贯彻落实。在被调查的287名外来务工人员中，65.7%的人员反映他们的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医疗保险。
四、完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完善现有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的制度，应着重从思想方面入手。针对地方政府、企业对实施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及丧失竞争优势问题的忧虑，应从提高他们对医疗保障重要性的认识入手，着力转变观念，切实尊重和维护外来工的基本权益。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健康、能力、知识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显然有助于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建立合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险制度。必须依据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等客观情况，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险参保办法。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口结构和流行病特征，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应该以保障重大疾病为主。这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以中青年为主，年龄结构较轻，患病率普遍追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且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难以抵御重大疾病风险，一旦患重病，就有可能陷入倾家荡产的绝境，或者是被迫放弃治疗。因此，应当集中资金解决大病医疗保险问题。
依据不同的人群，采取相应的医疗保险办法。对于那些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应采取和企业一同缴纳保险金的办法，强制性参保，且以企业缴纳为主。而对于那些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且流动性较大的自由职业者，应以自愿为原则，鼓励参保。同时，政府和社会有关公益机构在资金上应当给予一定的帮助，以此减轻企业外来人员的经济压力，尽可能地提高参保率。
适应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医疗保险服务要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外来务工人员在用人单位之间的频繁迁移，对医疗保险管理和办理等提出巨大挑战。针对异地就医，要求医疗保险体系网络化管理，建立起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体系和管理办法，并允许参保资格在省内自由转移，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在省内流动时的参保资金、档案等的转移问题。
（三）加快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立法。为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应着眼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长远发展，从立法层面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问题，同时要注意到单纯要求进城务工人员提高法律意识远远不够，针对雇主不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会保险，政府要采取相关的惩治措施，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各种类型的劳动力均应平等地参加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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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小洪，任建萍，徐玮.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预防医学，2007.20.
[4]陈丽萍.CHEN Li-ping对外来务工人员医疗卫生保健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河南职工医学院学报，2009.1.
外来务工人员范文5
关键词：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当前幸福感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中外学界还是各级政府，都将幸福感问题纳入重要的研究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幸福感问题关系到全国各地社会的健康和谐，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选取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为视角，对这一现实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之所以使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而非笼统的“泉州农民工”，是因为考虑到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问题更加复杂和影响深远，且这样圈定范围会使研究更有针对性。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幸福感研究及其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地位
人们对幸福感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就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到1950年代幸福感研究在美国的兴起，幸福始终是人类关注的话题。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以华・威尔森（WannerWilson）在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为标志，该文对当时有关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深入分析了什么是幸福，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导致幸福感水平增加等问题。其后幸福感的研究经历了从基础的调查描述到幸福理论的建构，再到精确测量量表的制定等，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目前研究者大多认同Diener的概括：所谓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我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如学术界对幸福理论的热烈探讨和系统整理；杭州、西安等地纷纷开展居民幸福指数的测量；深圳把树立“幸福感”作为发展的新标尺，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我国研究幸福感的时间不长，各地的研究依据和测量方法不一致，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又使得本土化的研究理论和工具至关重要，所以各地的研究结果虽具较大参考价值，但可比性较差，说服力不强。而且，对外来务工人员这个弱势群体的幸福感进行专门研究的并不多见，因而在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尚有较大的空间和价值。
（二）提升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超过百万，占全市人口近1/5。他们从最基层支撑起泉州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是衡量泉州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晴雨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既可以保障其基本权益，同时也可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泉州这个拥有众多中小加工企业的城市来说，正常发展更是离不开广大外来务工人员，这一点在曾经发生过的“民工荒”中得到深刻验证。2003年的“民工荒”使得泉州当时的缺工量最高时曾达到了十几万人之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顺利运行。后来经多方努力，问题得到解决，但隐忧仍然存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2008年下降8.9%；在中部地区务工的为2477万人，增长33.2%；在西部地区务工的为2940万人，增长35.8%。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对促进泉州这一东南沿海城市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提高泉州的知名度、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
近年来，随着和谐社会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政府部门也意识到强调幸福感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学者研究探讨本地居民的幸福感问题，重视幸福感的评选、排名，那些幸福感较强的城市较好地提升了本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到全国瞩目。为推动经济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初步成效。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经济区的良好形象塑造起来并宣传出去。泉州作为该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阵地，本身的形象和对外宣传都具有深远影响。
在这方面，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个重要窗口，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泉州与外界沟通联系的重要渠道，尽管他们大多来自基层社会，但对应的面相当广，且近年来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一直热切关注，更容易产生广泛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越强，其宣传效果无疑会越好。反之，如果不重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导致问题迭出，其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状况
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存在一定优势，有些措施和政策还走在全国前列，但也有和其他城市通常存在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泉州本地的特殊问题。近年来，泉州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系列措施，特别是2003年的“民工荒”之后，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几年间连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农民工权益。这些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保障了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使其幸福感有显著提升。具体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以下主要指出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特殊问题。
（一）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有其独特性，影响其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归属感和认同感。考虑到这一因素，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在幸福感方面还是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来参考全国其他地方农民工在幸福感方面遭遇的问题：章洵在武汉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另据吴静对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大大低于浙江居民幸福平均分。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在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因素中，与本地城市居民和本地文化的融合问题才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难题，如感觉城里人瞧不起自己、社会不公平、与在农村相比更加不幸福等，其实说到底都是这个问题。本研究在对泉州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人认为与泉州本地居民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如他们也明显感觉到本地居民自我优越感很强，瞧不起自己，而且本地居民之间普遍使用闽南语方言交流，他们完全听不懂以至于交流障碍巨大，距离感更强。这些问题都属于较深层次的问题，单靠普通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二）泉州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了这一深层次问题
在泉州的企业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占主导。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小民营企业在原始创业阶段，通常无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并对员工进行充分的人文关怀，当前这些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一背景因素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同时，泉州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居民的努力积累和智慧打拼，知名企业家基本上都出自本地。这与广州、深圳等城市有很大不同，后者是依靠政策等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才聚集创业，本地居民为外地企业家打工服务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还没有外地投资客在泉投资的具体数字，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个比率非常小。这样在泉州地区就形成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并对外来务工人员容易产生一定的排斥甚至歧视态度。
另外，泉州地方语言所隶属的闽南语系也相当特殊，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原因，闽南语在发音和构造上都极为特殊，外地人很难听懂。而本地居民在交谈时基本上习惯使用闽南语，甚至排斥使用普通话，从而形成外来人口了解闽南文化的第一道也是很坚固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在全国其他城市也不多见。这种语言文化环境再加上前面所说的经济环境，合起来便形成了外来务工人员认同和融入本地文化的强烈阻力。外来务工人员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形成有效的归属感，幸福感也因此大打折扣。
三、提升泉州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一）在继续完善现有措施的基础上，积极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环境
提起基本待遇和生活环境，人们往往会想到工资的增加和企业用工环境的改善，这些无疑是最先要考虑的，泉州本身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好的成效。但除此之外，还有大的生活环境和基本待遇的改善问题，如公共设施的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分享一个城市的进步，也是促进他们在打工所在城市感觉幸福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依靠公共设施等大的环境，如便捷的公交通道、适合他们的休闲场所等。这些正是泉州城市发展的弱项，对外来务工人员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在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基本待遇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时，政策制定还应着重考虑净化环境、便利交通设施、提高治安水平等方面。
（二）充分挖掘泉州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对本地文化的认同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本地居民和本地文化的隔阂，如果他们能够了解并认同本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也就会更好地融入本地社会，甚至可以营造一定程度的归属感，并从根本上提升其幸福感。对于这一点，泉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南文化中有着丰富、优秀的底蕴和内涵，可以对外来务工人员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和积极影响。例如，闽南文化中处处展现的爱拼敢赢精神，尤其是华侨们早期创业发展的经历，与闯荡他乡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钦佩和共鸣；尊师重教、爱国爱乡、闽台一家的传统则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自豪感，并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更高的价值认知……
向外来务工人员宣传闽南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如企业、社区或政府部门都可以组织相关的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学习等。另外，提倡和鼓励本地居民使用普通话，也可以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他们的交流，减少隔阂。
（三）营造友善开放的氛围，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汗水早已和泉州融合在一起，城市同样也属于他们。因此，积极营造开放友善的环境，鼓励和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本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既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感，也是泉州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选择。为此，可以定期在社区等地方组织一些本地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对接活动，增进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各取所长、互帮互助。同时，将一些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吸收进来，参与到本地的政治生活中，从根本上融入本地生活。为此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鼓励。
幸福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的终极问题，泉州外来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更是个复杂的综合问题，对于泉州这样一个地级城市来说，有如此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既是财富又是挑战。有效促进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提升，既是泉州本地政府和居民的责任，也是其发展的内在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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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静.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J].财经论丛,2007(6).
外来务工人员范文6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 幸福感 薪酬收入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幸福是什么？这个貌似没人解释的清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至中国内部边远的山村，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却在默默地为城市服务，他们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奠基人，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促进者，但是他们往往“被遗忘”、“被沉默”。在这样差异的环境中，他们内心也在自我定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一、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一）幸福感的定义
很难给幸福下个定义，因为个体的不同导致个人感受的不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财富，住房，社会福利，下一代的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目标，健康，婚姻家庭，人格等。针对于我国现状，引用《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报告报告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情绪倦怠感”、“社会距离”、“社会支持”四项指数进行了分析。对农民工幸福感进行解析，当前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个人生存层次的需求满足，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最低。
不一样的幸福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报告中群体的一些诉求与失望。对于幸福感仅仅依赖于社会安全和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有薪酬指数等“生存”层次，而其他“人际关系”“发展”层次的幸福感不高。从中可以看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务工人员的幸福感结构单一，对发展和自身社会地位改变的失望。但是“下一代的发展”却是这个群体的只要目标之一，也是他们去诉求的自身改变的希望，但往往是除去“生产”层次幸福感之外，相对有幸福感比率，当在下一代，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一步一步在城市扎根，这是一件非常幸福乃至骄傲的事情，但是往往这个所占比率不过。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眼里，财富（收入）92.8%，健康问题100%，文化程度94.5%，下一代的发展88.6%，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其在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感的价值之一。而政治方面的参与43.5%，社会公平49%的因素往往得不到重视。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影响幸福感提升过程中其最关心的因素有：身体健康问题，收入问题和整体生活水平问题，住房问题，下一代的发展问题。
（二）调查分析
由上表可以知道，变异系数随着年份不断的上升，这也就证实着，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正在逐年变大，且平均工资的增大不明显（为4.57-4.67之间），在两者的落差之下，很容易造成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失衡，影响其幸福感。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需要层级，往往影响着这个特殊的群体。生理层析与安全层次是这个群体渴望满足的层次，至于社会层次，尊重层次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由此可见，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对应，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经济竞争并不剧烈的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
（四）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下一代的“重生”
由于自己身处于城市，依赖着城市，却缺乏城市归属感，所以通常他们把这份情感的转移到对下一代的希望，通过对下一代的教育，希望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有着良好的发展，基本上是每一个有孩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奋斗的动力。当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得到城市里同学与老师的认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幸福，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孩子的受教育情况，发展状况受到阻碍，这也是外来务工人员中最揪心的一件事。
新生代务工人员的尴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属于“被照顾”的阶层，远离了学校，受教育程度有限，家长又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给他们留下过多的条件，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收入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迷茫”感是影响他们幸福的一大因素，忙碌的生活，微薄的收入，攀比下的压力，空虚的思想，迷茫的未来，那里才是扎根处，到底自己追寻的城市梦是什么样子？幸福？至于需要有点稳定，开心，还有尊重。
二、关注外来工人员的“回避化”趋势
回避式的选择：
这是一种矛盾的问题，主要的形成是因为新生代务工人员，与当前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经常出现的劳工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了在这个矛盾中得不到调和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用回避主动辞职来改变现有的情况。但是这种回避的方式往往给企业而后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企业找不到人员，而因为回避，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失去了工作，需要再找工作，浪费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改变乃至解决农民工回避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务工人员，对工作的不满意，得不到自己幸福感的满足，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回避，选择下一个工作，但是也造成了短工化等现象，我们该做的是：一是体制上，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赋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改革用工体制，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权利，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发展的空间。同时，通过劳资自主博弈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生存条件劳动条件，同时强化福利功能，逐渐剥离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二是企业：重视人力资源的价值，不单单把外来务工人员当作一种劳动力，而是一种财富，应该给以照顾，福利和保障，改善工作环境。三是主体外来务工人员：接受更多的教育，提高自身能力，并学习法律法规，用法律保护自己。
三、结语
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最大的人力资源群体，也是政治上沉默的一个群体，经济上的奠基人，社会财富的缔造者，在这个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存状况，幸福指数，影响着转型期的我国，值得这个社会去重视，去关注他么们。至少社会应该去尊重他们，从一个称谓开始，请不要再叫他们“农民工”一个带有歧视的词语。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2011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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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外来务工人员“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R].北京：工众网，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