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范文1
“范畴”一词可以指“类型”、“范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是各个知识领域的基本概念”[1]573。在认知语言学中,“范畴”“是个用途很广且含义模糊的术语。一种事物及其类似的成员(如椅子)可以构成一个范畴,一类事物(如家具)及其包含事物可以构成一个范畴”[2]55。因此,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是指“事物在认知中的归类”[2]55。“同一范畴的成员总是具有相近或相似的本质属性,在认知语言学上称之为家族相似性”[3]90。同一范畴内不同的成员共同特性的多寡是不同的,因此,同一范畴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一个范畴中具有更多共同特性的成员是该范畴的典型成员或中心成员,即原型,其他成员则是该范畴的非典型成员或边缘成员。范畴内部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渐近的、模糊的。范畴中的边缘成员还往往带有相邻范畴的某些特性,因此,范畴与范畴之间的界限或边界往往也是不清晰的或模糊的。汉语外来词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这就是汉语外来词范畴某些成员的外来词资格有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视角,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和模糊理论,对汉语外来词范畴加以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研究现状 从语言文化二重性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学者主要有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史有为教授在其专著《汉语外来词》(2000)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根据量化结果讨论了外来词范围问题。李彦洁博士在其博士论文(2006)中,对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进行了研究,文中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其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模糊量化分析,并对各类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进行了研究。 (一)语言文化二重性模糊量化分析 史有为教授在《汉语外来词》第三章“外来词的性质”中提出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概念。外来词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接触的产物。汉语外来词承载着外民族和汉民族两种语言文化信息。“两种语言文化在外来词上的融合自然就造成了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4]114。 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史有为教授从模糊理论的视角采用量化手段,分析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多寡,以确定汉语外来词的范畴。该研究将外来词构成因素分为三类:内容,形式,文字。三类构成因素又细分为五项: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书中将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各自的分值定为0—10分。各项的分值分别为:词义(2分),词音(5分),构成(1分),词形(1分),字形(1分)。 史有为教授对包括意译词在内的22种外来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果连上汉语固有词和外族词这两个极端,则整个系列就有24种,形成一个由固有词到外族词的完整的连续系统”[4]117。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汉语外来词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几类外来词进行探讨。按照史有为教授的表中所列,其顺序分别是:纯意译,仿译,日语音读,日语训读,音译+意译,谐意音译,纯音译,拼音借形词。在史有为教授的列表中,表中各类外来词依其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的消长排列,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根据不同种类的外来词的得分情况,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多寡,判断它们在外来词系统中的位置及其外来词资格问题。 (二)运用原型范畴理论与模糊理论的分析 李彦洁在其博士论文《现代汉语外来词发展研究》第二章“汉语外来词的范畴”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在肯定史有为教授研究的价值的同时,指出了该研究在分类方面、评分方面和结论方面的一些不足。李彦洁认为其在分类方面虽然已经比较详细,但仍有某些种类不能包括进去,而在打分方面由于一人打分,不能有效地避免主观性。他还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李彦洁博士的论文根据汉语吸收外来词的“音译、意译、形译三种基本形式”[5]37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派生出的各种处理方式,确定出22种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文中根据原型理论确定汉语外来词中纯音译词是“外来词范畴的核心部分,典型的外来词,是外来词的原型”[5]35,然后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这些词进行量化评分。为了使量化结果更为直观,李彦洁博士还以音译词为原型,进行了各种外来词对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的研究,最后采用截集的方法确定外来词的范畴,得出结论:意译词和仿译词不属于外来词[5]55。 并对外来词作出了相应的定义。 二、上述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一)上述研究的价值 史有为教授提出的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这一概念,明确揭示了外来词所具有的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语言文化因素,他进一步从模糊角度对各种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揭示了两种语言文化在汉语外来词中的融合及各种外来词所具有的“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程度。对外来词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和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李彦洁博士在探讨汉语外来词的范畴时,运用语言学原理探讨了汉语外来词的类型,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外来词的“语言文化二重性”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外来词集合进行了隶属度研究,使得汉语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更为深入、更为具体,拓宽了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研究视野,对汉语外来词范畴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 史有为教授和李彦洁博士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在语言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中词义赋分太低。量化分析中对“词义”一项只赋2分,而“词音”一项是5分,两项分值差别太大,显然失之偏颇。第二,对外来词的文化因素考虑不足。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包括词义、词音、构成、词形、字形等五个方面,可以认为这些方面都属于语言方面。因此,上述研究中的“语言文化二重性”也可称为“语言二重性”。#p#分页标题#e# 三、汉语外来词范畴的重新审视 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文化因素和本民族语言文化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不相同。上述两位专家关于外来词语言文化二重性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两位专家在研究语言文化二重性时都是将语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虽然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文化,但是语言与文化又各有其独立的内涵,它们对外来词的影响途径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将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和文化二重性区分开来,分别探讨。 (一)汉语外来词范畴的模糊性 世间万物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类属分界与性态有其不确定性。同时“人类自身的认知机制本身就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因而对范畴的划分常常也是不明确的,带有一定的模糊度”[3]89。因此,范畴往往是模糊的,相邻的范畴之间常常有交叉或重叠部分,处于这些部分的事物,它们的类别归属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 动物分类中有“鲸鱼不是鱼”的说法,因为虽然鲸生活在海洋里,但它却具有“用肺呼吸”和“胎生”的特性,属于哺乳动物。伍铁平教授的《模糊语言学综论》一文中谈到亦果亦蔬的西红柿。“一对概念之间常常存在一些介乎两者之间的现象。例如在水果与蔬菜之间,苹果和梨等可称为典型的水果,无花果就不那么典型,西红柿则介乎于水果和蔬菜之间”[6]89。在食物与药物之间也有许多“亦此亦彼”者。就像山药、山楂、姜、大枣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常用的食物,它们又是很常用的中药材。它们具有食物与药物双重身份,我们既不否认它们是食物,也不否认它们是药材。 汉语外来词范畴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范畴。尤其是从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语言因素和汉语固有语言因素是不同的。处于外语和汉语之间的汉语外来词范畴,一头连着外语词,如拼音借形词,一头连着汉语词,如意译词。其边界是模糊的,处于两端的边缘成员具有“亦此亦彼”的特征。但是,从文化二重性来看,则情况有所不同,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和本民族文化因素并不因其类别不同而不同。 (二)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模糊量化的依据 外来词作为异文化的使者,带有外民族和本民族两种语言文化因素,在语言方面表现为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对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主要依据外来词的构成要素来进行。高明凯、石安石认为:“词除了具有一定的语音特征之外,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7]105这一论述强调了词的语音和意义。叶蜚声、徐通锵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符号。”[8]138这一论述除了强调词的语音和意义之外,还强调它是一种“符号”。符号自然是书面符号。人类语言自从有了文字就具有了音、义、形三个方面的要素。 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它的构成要素有音、义、形三个方面。其中音和形属于形式,音是语音表现形式,形是书面表现形式,包括词形、字形、结构;义则是内容,是词所表现的意义。音和形与义之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是因为先有新的概念、新的物品在不同民族间传播,然后才在新的文化中以适当的语音和书写形式形成新词。如此看来,在外来词形成过程中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是外来词的核心。没有意义,文化传播将成为不可能,外来词将无从产生。 由此看来,外来词的意义在外来词的音、义、形三方面要素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重要性不亚于外来词的音与形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鉴于外来词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进行量化分析时应适当提高词义的分值。 2.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 模糊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模糊性。但是,人的认识对事物类别的划分又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如人们从什么角度认识该事物,人们在判断其分类时依据什么标准,采取什么方法,都会对事物类别的划分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避免量化赋分的主观性,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我们做了两种问卷,问卷一用来调查有关专家对外来词的音、义、形各方面分值范围的意见。调查对象有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等课程的相关研究者五人,外语系讲授翻译课程和语言学课程的相关研究者六人。通过问卷调查,各类外来词分值范围被确定为:词音4分,词义和词形各占3分。问卷二用来为外来词的音、义、形每一项打分。我们在上述人员中发放问卷,分别赋分,得出下表所示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纯意译词外来因素最低,固有因素最高,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汉语词的一端。拼音借形词外来因素最高,固有因素最低,处于外来词集合中连接外语词的一端。中间几类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逐渐变化,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由于分值分配有变化,各类外来词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得分与本文前表(史有为教授列表)相比略有变化。 如纯意译词的外来因素提高了0.5分。拼音借形词的固有因素降低了1.5分。但总体来说,表中反映出的各类外来词的相对位置与本文前表基本一致。 3.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从上表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量化统计中,已经可以看出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探讨各类外来词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下面根据上表中对汉语外来词语言二重性的模糊量化,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确定外来词范畴的原型,构造汉语外来词的隶属函数。 “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2]60,是“处于中间部分的”成员[6]89。因而,确定“原型”时,应在外来词范畴的“中心区域”选择。所选原型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应该分别接近它们的平均数,更重要的是两种因素分值应该相近或相同。这样才能够代表外来词范畴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作为汉语外来词范畴的“原型”。#p#分页标题#e# 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是音、义、形同时借用,外来因素最高。但它同时也是完整的外语词,在汉语外来词集合中处于连接外语词一端的位置,因而不能作“原型”。音译词是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标志性比较强的一种外来词,外来因素较多,固有因素较少,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处于接近外语词一端,也不适合作“原型”。从上表来看,“谐意音译”词最符合条件。它是汉语外来词中的理想形式之一,也是外来词研究的重点之一。它的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相同,也比较接均值。可以认为它在外来词集合中处于“中心区域”。因此,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 设外来词范畴为模糊集合A,那么,谐意音译词为原型a1,其他元素分别为a2、a3、…、a8。以谐意音译词为核心,以上表中的外来因素为x,固有因素为y。用坐标系方法计算出其他7种元素与谐意音译词的距离。然后,根据这一组数值,用倒数法求出各元素与谐意音译词之间的相似度,作为它们对外来词范畴的隶属度。然后按照该距离和隶属度顺其次是音译+意译词,然后是日语音读词和日语训读词,二者隶属度相同。隶属度较低的有仿译词、意译词和拼音借形词,拼音借形词隶属度最低。 外语中有很多同类的词,但进入汉语并成为稳定成员的拼音借形词只是少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收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一百多个[9]1831,它们在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被接受为汉语外来词。纯意译词处于连接汉语词一端。只有在引入新的概念、新的物品时,因意译而产生的新词才是外来词。而且部分纯意译词随着它代表的概念和物品一起本土化以后,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词。仿译词比意译词隶属度稍高一点,也处于接近汉语一端的位置。这一结果与前面两表的结果是一致的。整体来说,从汉语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在外来词范畴中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属于边缘外来词。 (三)汉语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的量化分析 1.汉语外来词文化因素的消长 外来词是异域文化的使者,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文化交流中,外来词带着外民族文化因素进入本民族中并获得新的文化因素,构成外来词的双重文化因素,亦可称之为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 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外来词也是一样。外来词一旦形成并进入日常使用之中,成为本民族语言的一部分,就会在使用中不断发展变化,其文化因素也在不断变化。下面我们从动态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 从外来词的文化含义来看,各种外来词的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族文化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音译词“沙发”,其英文sofa原意是“至少供两人坐的长沙发”[10]1443。而汉语中“沙发”的意义已经演变,可指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沙发”。 其含义在原英语词sofa的含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它的西方文化意义也在淡化。沙发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获得了汉民族文化因素。再如,“夹克”译自英语的jacket,但与jacket的意义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它指“一种长短只到腰部,下口束紧的短外套”[9]652。英语中的jacket是指“夹克”、“短上衣”[10]798。实际上包括汉语中的“夹克衫”和“西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它的图解是一件“西装”[10]798。由此可见,“夹克”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 有的意译词却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圣诞节”作为一个意译词,早已经进入《现代汉语词典》。近些年来,圣诞节前后在中国也有很多活动开展,“圣诞老人”、“圣诞树”等随处可见。然而,“圣诞节”代表的仍是一种西方文化,并非我们自己的节日。“总统”、“议会”等词最初被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巴力门”。后来,意译词代替了音译词,但其代表的依然是西方某种社会制度,对中国大陆来说仍然是异域文化,语言是汉语化的语言,却并没有获得本土文化因素。 来自日语的音读词“手续”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释义是“(办事的)程序”,并举例“报名手续│借款手续│办理转学手续”[9]1256。但是,手续和程序显然是不能画等号的。比如我们可以说“办手续”或“办理转学手续”,却不能说“办程序”或“办理转学程序”。显然,这里“办手续”是指“按程序办理相关事宜”。如果在网上输入“手续齐全”,可以搜索到上千条有关信息。显然这里的“手续”已经具体化为“按程序办好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 如此看来,“手续”一词的含义及用法在汉语中别的词已经无法替代。而同为日语音读词的“物语”,在汉语中却使用范围很小。《汉语外来词词典》对它的释义是“童话,故事”[11]364。 但是因为汉语中有“童话”、“故事”等这样的同义词在广泛使用,所以“物语”一般仅限于与日本的“物语”有关的表述中,对汉语的影响不大,无法获得很多汉语的本土文化因素,至今没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其他种类的外来词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多寡并不是由其译入方式决定的。音译词也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其外来文化因素,意译词也可能保留其外来文化因素。同一类词中,有的词没有广泛流行开来,有的词却得到广泛使用。这与它们代表的物品或概念的本土化状况有直接的关系。 2.汉语外来词文化二重性量化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类外来词文化因素的发展变化与本土化程度,我们将上述几类外来词引入时的文化因素与现在的文化因素对比,进行量化分析。我们再次邀请了前述接受“语言二重性”问卷调查的十一位有关研究者,经过讨论将文化因素的分值定为0—10分,然后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表。#p#分页标题#e# 由表中可见,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文化因素与本民族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其本土化程度,取决于它们进入汉语以后的发展变化及文化因素的消长,而不是取决于其引入方法。同类的外来词由于本土化程度的不同,所失去的外来文化因素及所获得本民族文化因素也可能不同。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展现了同类外来词内部词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类别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在文化层面的相似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外来词是一个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范畴。 从外来词的语言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外来因素和固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它们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汉语外来词范畴中,谐意音译词的外来因素与固有因素相同,也分别接均值,处于范畴的“中心区域”。 本文以谐意音译词为原型来构造汉语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函数,计算其他各类外来词与原型之间的距离及它们对外来词集合的隶属度。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隶属度较低的有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从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来看各类外来词所含两种文化因素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本土化状况。外来词的文化二重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各类外来词之间的差异,展现了外来词范畴中各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综合起来看,汉语外来词集合中每一类词都属于外来词范畴涵盖的对象。但是,不能否认汉语外来词范畴中各类外来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谐意音译词处于中心区域;纯音译词、音译+意译词、音读日词、训读日词都处于接近中心的区域;拼音借形词、意译词和仿译词处于边缘地带,是汉语外来词范畴中的边缘成员。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现代化;民族文化;双重关系;发展与保护
一、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双重关系
文化的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都有巨大的反作用，作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容忽视，二者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1.现代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促进。在现代化进程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里更是如此。民族文化是各少数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起着推动作用。现代化也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现代工业所取代，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居住、服饰、饮食、歌舞等转化为民族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了产业化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员往来更加密切。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机会吸收外来文化，在碰撞与交流中发展自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有了新的形式，电视、网络技术使得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快捷，计算机、摄像等技术则使民族文化的保护更为方便与安全。2.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现代化给民族地区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等诸多好处，同时也导致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与重构，甚至消亡。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极大的冲击着民族文化的经济基础——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民族经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极大地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极大的冲击着民族传统技术；现代工业的高科技产品大量涌入民族地区，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被取代；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如效率、竞争、公平等，也深深的影响着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文化中也有与现代化向冲突的成分存在。在以传统农牧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竞争、效率意识相对较弱，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敬神”、信天命等思想观念使得民族地区人们在合法权利受到侵犯时听天由命，不利于现代法制社会的推进；重经验、轻科学的态度使得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延续着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现代科学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和教育的发展；而民族地区某些风俗习惯，如近亲婚姻也与现代社会的观念相违背。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二者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深思。
二、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保护
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整体的精神纽带，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也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需要以民族自身为主体，政府大力支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1.民族自身为主体，保护民族文化。长期以来，民族文化的保护一直是以政府为主。然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并没有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快了民族文化消亡的步伐。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是关键。因而要想切实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必须以民族自身为主体。首先，民族自身要正确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不能一味的自卑或自大。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每种民族文化既有优秀的部分，也有与时代潮流相悖的部分，对此民族自身要有清晰的认识，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时有所扬弃。其次，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国家的各项有利政策，抓住机遇，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第三，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冲击，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各民族不可能完全不接受，而被动接受遭到的冲击远远大于主动接受。民族地区应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发展中保护民族文化。2.政府为民族文化保护提供有力保障。“政府拥有强大权势并掌握雄厚的公共资源，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方式、文化艺术政策历来是影响文化权利实现的最重要的力量”，由此可见，政府在文化发中与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政府应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为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发展提供有利的法律保证。我国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一直比较重视，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专门针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很少；有的法律法规因制定时间久远而与现实脱节，形同虚设；法律法规可操作性差等，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其次，政府加强引导，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政府掌握巨大的公共资源，在引导公众行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应充分发挥优势。第三，政府提供政策优惠，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全社会共同努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不仅仅是民族地区的事情，需要社会共同努力。首先要理解并尊重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各不相同，城市化进程中，地区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文化交流加强，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不可避免。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不同的文化要有包容的胸怀，理解民族文化，尊重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权利；其次，要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风情各异的民族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灿烂辉煌。民族文化的繁荣对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为其提供广阔的平台，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充足的资金，促进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艺衡.《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李丽娜.文化多样性视域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高校思政教育；意义；困境；路径
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困境和路径三个层面来探讨如何让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更好地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效果。
1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记忆与情感纽带。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根”。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可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还可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增加高校思政教育的吸引力，有助于高校老师高效开展思政教育工作。
1.1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特别重视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2017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务实与和谐等特点决定在其乡村振兴中能促进科技、社会与经济等的可持续发展。高校是传承文化的圣地，高校学生中有不少来自农村或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如果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有计划地了解传统优秀农耕文化，将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等，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1.2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费孝通看来，文化是“社会共同的经验的累积”[1]。传统农耕文化底蕴深厚、流传久远，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哲理，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指明了方向。如《齐民要术》“种谷”篇记载：“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汉代班固的《汉书·货殖列传》曰：“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些阐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观都体现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此外，传统农耕文化蕴藏和谐思想对大学生成长极具启示意义。东晋陶渊明描绘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景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孟浩然描画的宜居美景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不仅让我们感受传统农耕文化旺盛的生命气息，还启示我们要保护好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中国文化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的和无所不容的哲学[2]。这些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意蕴深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必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养。
1.3丰富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传统优秀农耕文化作为中国农村文化独有的历史记忆和思想表达，其诸多理念是中华民族亿万民众在劳作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人与自然间规律的总结与反思[3,4]。高校教师要不断挖掘探索其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并融入思政教育中，比如，日往月来艰苦单纯的农耕生活支撑起农民生命的全部，造就了农民“施恩报恩”等品行，这启迪学生要感恩戴德。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守望相助、向上向善等中国农民农家生活的道德智慧对学生学会建立人与人间互助修睦的人际关系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2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困境与挑战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农村文化逐渐被边缘化，外来文化浪潮对当代大学生传承农耕文明特色的人文传统及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冲击，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削弱了大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认同。
2.1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我们世代祖先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认识自身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汇集。近代随着科技进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变，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市场体系加速发展，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水资源等遭遇大量的侵蚀与污染，乡土建筑在快速消失，农村人口外流向城市的现象愈演愈烈，集体化时代的合作精神正在逐渐消失，农耕文明在发生基础性动摇，现代都市文化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中心，农村空心化使农村文化逐渐处于被边缘化境地，中华传统农耕文化面临着自身价值的合法性危机与承载主体后继乏人的困境。正如孟德拉斯所说，“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5]。虽然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现代化，但是中华民族在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的守望相助、克勤克俭的人文传统与价值观念逐渐势微，也对大学生传承优秀农耕文化造成冲击。
2.2外来文化浪潮的冲击。全球化经济发展促使各国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大多数大学生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外来文化见缝插针地宣传、匠心独具地包装，虽拓宽了中国大学生对地域文化差异认知的视野，但同时也侵蚀了不够成熟、盲目信从的大学生的思想，使其不重视母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正确传承农耕文明特色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外来文化通过竭力扩张其文化产品兜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价值观，以改变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助长大学生张扬个性，使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观念，弱化了其对中国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认同。
2.3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为我国思政教育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有大学生存在“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和不善学”的现象[6]，这折射出传统思政教育的弊端。在教育内容上，传统思政教育是以“政治”为主，没有更多地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中拓展高校思政理论教育的内涵，导致过多传授知识与技能而忽视价值理念等育人本质的内容。在教育方法上，传统思政教育是以班级为单位的说教式教学，教育者以不利于被教育者接受的缺乏灵活性的“独白”方式授课。这导致高校思政教育缺乏人文精神，只重服务社会，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高校教育出现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3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
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是世界上起源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之一，具有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色。然而，当前中国传统优秀农耕文化面临香火中断的危机。高校思政教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教育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利用社会实践研修的补充作用，优化教育传播设计。
3.1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在课堂讲授时教师要在分析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与网络习惯的基础上，采取符合当代大学生喜好、“接地气”的有效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创造性转化为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与现有思政课的教学体系有机连接。通过课堂教学让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发展及成就，并深刻理解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内容，从传统民间文学、手艺传承中领悟农村文化风采，从有特色的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营养，激发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外，高校还要开展听(讲座)、查(文献调查)、看(影视片)、讲(讨论、演说)、写(论文、报告)等形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挖掘传统优秀农耕文化的道德教育资源，深化民族大团结大进步的教育，不断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进行诚信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集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引导大学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节约。
3.2利用社会实践研修。社会实践是课堂理论教学的有效补充。马歇尔·萨林斯[7]曾说：“文化在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要鼓励学生积极交流与展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自成体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生活习俗，如江南圩田文化、西南梯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东北狩猎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等，通过生动有趣的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不仅理解生物之间相生相克原理，还对带有较强生态环境特点的地域农耕文化加深印象，激发其爱国热情。众所周知，重农国家的人都有敬天地、敬自然的敬畏心，高校可借助中华原始农耕文化的踪影开展感恩教育，有条件的高校可组织学生观摩当地村民祭山拜地、丰收庆典、祈年求雨、开犁开镰，参与唢呐、秧歌、戏剧、舞龙、舞狮等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明白农耕文化景观具有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这两种不同的要素和特征，要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历程中汲取教训[8]。要利用社会实践研修，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发展农业要防止重走资本主义农业破坏式发展老路，要让学生学会对大自然和他人充满感恩，正确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善待自然给我们的资源。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4
摘要：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今天，外来文化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是高校，重点人群是大学生，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大学生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主动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任。
关键词：
国家文化安全；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一、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价值理念、文明传承和精神追求的外在体现。国家文化安全根源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是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而出现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民族精神、政治价值理念、信仰追求等）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2.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指对高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文化自信与自觉、文化自立与自强的教育，使青年大学生对我国观念形态的文化生存和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对外来文化入侵有高度的警觉意识。具体包括：一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对国家文化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就是大学生应清楚认识到自己在建设文化强国中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肩负的使命，认真履行社会职责，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二对外来文化入侵的高度警觉意识。对外来文化入侵的高度警觉意识，就是在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外来文化的源源渗入时，一方面敢于和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一切国家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消费观念等；另一方面又对外来文化入侵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坚决的对以强权形式向我国输出、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否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实现文化“入侵”和“占领”的文化帝国主义说“不”。
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外来文化影响高校文化安全的表现
1.对大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中国与外国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学好外语成为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需要。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高校对外语的过分重视和崇尚潜伏着外来文化对高校学生使用语言文字的危机。俘虏女大学生芳心的韩剧、来势凶猛的日本动漫、老少皆宜的好莱坞大片通过原声放送配以中文字幕的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听觉系统，使大学生在无意识的观看影片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外来语言，并不自觉地模仿运用。高校学生中托福、雅思考试的日益升温，日语、韩语的大行其道，尤其是学生中脱口而出的“SORRY、MYGOD、YESORNO、卡哇伊、欧巴”等无不显现着外来文化对大学生语言文字影响的痕迹。
2.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航船破浪前行的动力引擎，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青年大学生不仅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人，更是全面推进改革的参与者。但全面推进改革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不可避免地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当前中国的改革确实面临教育、就业、医疗、养老、食品安全、环境等大量突出矛盾和问题。而在有图谋的错误舆论引导和西方思潮影响下，部分青年大学生出现了是非观念不清、价值观模糊，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前途悲观等错误倾向，更有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灯红酒绿的侵蚀下缴械投降的。这在不同程度上瓦解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冲击着青年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日常生活方式是思想文化的外在表现，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拓展，外来文化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日趋增强。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日韩文化在大学生中的过度渗透，使得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西化，诞生哈韩、哈日一族。圣诞节里意义非凡的苹果和挂满彩灯的圣诞树，情人节里价格暴涨的玫瑰花，随处可见人气爆棚的肯德基、麦当劳、哈根达斯、星巴克，充斥大学校园的日韩装扮、破了洞的牛仔裤……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文化全球化加剧，但是部分青年大学生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存在盲目崇拜、迷恋，进而跟风的倾向，并因此而自诩为“潮人”。中华民族不拒绝好的外来文化，但也绝不接受恶意的阴谋的文化入侵。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外来文化泥沙俱下、大量涌进，严重地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并潜伏着大学生社会认同的危机，使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挑战。文化安全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改革的深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复兴大业的兴衰成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外来文化的入侵更加隐蔽，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大学校园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灾区，大学生是外来文化入侵的重点人群。因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提升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使他们在深化改革中毫不犹豫、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全力履行义务，承担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
三、深化改革背景下需全面加强大学生国家文化安全教育
1.重视大学生汉字的学习与传承教育。现在中小学教育都已经将经典诵读和书法课作为必修内容，因此在大学除了开设大学生人文这一必修课外，可以考虑开设汉语言文字必修课，专门讲授汉字的发展历史和传承，鼓励学生开展汉字文化寻根之旅，使学生对汉字有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对于汉字的兴趣和热爱。
2.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学教育。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和形成了以诸子百家为代表、以诗词曲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学。现代大学生往往热衷于网络小说和影视剧作，但对传统文学却知之甚少。高校应该加强引导，以课堂教学、主题讲座、板报宣传等多种方式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营造学习中国传统经典的氛围，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增强青年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他们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和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任。
3.加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重视的引导。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国统一或地方和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节日。在深化改革的今天，热衷于过洋节的大学生不少，且对洋节如数家珍，而对中国节日的认识和了解却仅限于“吃”，春节吃团年饭、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传统节日在大学生面前显得苍白而尴尬。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加强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和体验势在必行。如高校以实践作业的形式要求学生春节参与准备团年饭、元宵节自己做汤圆、端午节亲手包粽子等，并要求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撰写实践报告（包括对传统节日的探究、参与的过程、活动感悟等）。
4.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深化改革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显而易见，高校应不断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于学生的心中，外化于学生的日常行为中。高校要有全员育人和“大思政”的视野，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而是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因此鼓励所有高校教师都要发掘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巧妙利用图片、视频、故事等资源，通过讨论、辩论等视听冲击加强大学生对核心价值的认同教育，开展党团组织活动，提升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大学生在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活动中主动承担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重任。
作者：吴武英 叶春林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2]魏佳.论新的历史起点下高校国家文化安全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5,(08).
[3]汪振军.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
第二篇：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初探
摘要：
本文基于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个案的研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来了解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现状，对问卷中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探索其课程体系。
关键词：
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近三年来，全国高校女大学生失联，电信诈骗，校园盗窃和校园暴力等事件频发，究其原因，还是学生的安全知识有所匮乏并且认识上对安全知识不像专业知识那般重视，并且随着校园内外环境的变化，学生逐渐暴露出治安意识薄弱、防范意识欠缺、自救与他救能力不够。因此，我认为在高职院校开设大学生安全课程非常必要，但是如何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并完善好其体系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概念的界定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概念
所谓大学生安全教育．是指高职院校安全教育和管理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政策，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以安全责任、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通过入学教育、课程教育和日常教育等多种途径，使在校大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全面系统地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技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和今后走向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教育。
（二）大学课程体系的概念
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按照“平台+模块”复合人才培养的课程架构方式，课程体系由文化素质课、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能力课、专业实践课、选修课五大模块构成。课程又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其中必修课包含文化素质课、专业群平台课、专业核心能力课、专业实践课；选修课含专业拓展选修课、素质能力选修课。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有些学校将其放在必修课的文化素质课中，有些学校将其归属在选修课的素质能力选修课。
二、大学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一）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是高校治安趋势的需要
高职院校管理模式多样，办学理念日新月异，学生都为九五后，比较喜欢彰显个性，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校园开放化，与社会人员互为往来，由于人员的复杂，治安管理的成本和难度越来越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
1.分校区办学，存在交通隐患
现在的高职院校多采用多校区合作办学，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专部分校区有两个，中专部有六个分校区，分布在云南省各地州市，其中有大理、西双版纳、普洱、昆明有三个教学点。学生一般都会在校区之间往来开展活动，大二的学生一般也多会去新校区与新生进行互动交流，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就会存在出行安全和交通安全隐患。
2.大量的外来人员给校区的治安管理增加了难度
高职院校后勤集团对社会进行食堂、小卖部、超市等门店的招标，就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员来学校进行经营。并且学校做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有建筑公司入驻学校进行施工，外来施工车辆和人员流动性较大，不方便管理。盗窃事件较为突出，外来人员违法犯罪事件也会发生。
3.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日趋复杂
近三年，学校附近酒吧的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已有5家，而且每家酒吧每年都至少发生1起学生在酒吧打架的案件。网吧有3家，KTV有2家，相对而言，KTV偶尔会有打架的案件,网吧相对而言要好一点，没有学生打架事件。校园周边有这些娱乐场所，会导致学生晚归，酒后打架，不仅给学生带来伤害，也严重的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学校环境的不稳定。
三、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的现状
2016年5月我们对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国土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冶金专科学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云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云南艺术职业技术学院、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云南城市建设学院10所高校进行了有关安全教育课程的问卷调查，共发放30份问卷，收回27份，有效问卷为27份，占总问卷的90%。通过调查分析问卷，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安全教育课程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纳入课程体系有难度、学生未能全覆盖接受安全教育
从问卷来看，在同类院校，开设大学生安全教育素质能力选修课的比率为81%，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列入到必修课的学校比率为26%，大学生安全教育教学一般是放在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实习、就业期间进行集中教育，并且都没有学分。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目前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开设了素质能力选修课，一般上学期开设一个班，人数为60人；下学期开设两个班，人数为120.全校的学生有7843人，选修课主要是针对大一和大二的学生，大一、大二的学生总人数为5858，就一年来讲，学生接受系统的安全教育的比率为3.072%。
（二）学生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在同类院校中，大学生安全教育开设的选修课，一般60人的授课班，学生的选报率为100%，但是学生上课过程中，对课程的关注率不高，很多同学只是为了学分而来。当你在授课的过程中，强调本节实践课程占期末成绩的40%时，学生才会很关注和投入，对于课程内容的教学，一般的授课过程中可能就关注20分钟。
（三）学校对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一所学校里面，安全保卫部门是属于边缘部门，不被重视，学生的突发事件也是偶然事件，与学校的主要教学部门、人事部门、规划发展部门等涉及到学校的教学、人才、经济发展问题相比，安全问题就有些苍白，而且是小概率事件，故一般安全教育只是放在了新生入学教育和毕业生离校期间进行集中培训。要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到课程体系，还需要学校的领导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系统的开展。
四、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设计的初探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的定位
就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性质，可进行三层定位：一是纳入到大学生德育体系，作为三生教育或职业素养的一部分进行全院性的授课；二是在选修课体系内，如果继续开设素质能力选修课，则需对学生有要求，就是每个学生必须选，要求在校期间至少要上过一个学期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如果将其放到专业拓展选修课，则要求各二级学院或系部要重新制定专业拓展选修课的课程标准；三是纳入必修课的课程体系，将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作为文化素质课中的一门课程，共开设两个学期，共64个学时，4个学分。在大一上学期和大二下学期分别开设，一个学期开32学时的课程，2个学分。
（二）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1.课程教研室建设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可建立其教研室，课程的教师可引入学生处人员，各二级学院的党团总支书记，辅导员来作为课程的教师，课程内容可考虑采用微课进行教学，上课可以将视频教学、案例教学、操作演示等方式运用到课程中，并且将微课嵌入手机公众平台，学生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来进行学习。教师主要负责监管、抽查和实训演练。
2.教学内容及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的内容是按照学期来划分，主要包括：国家公共安全、反恐安全教育、人际交往安全、急救知识、外出及旅游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运动安全、防范诈骗、身体健康、恋爱心理、消防安全、回家及返校安全、网络安全、防范艾滋病、自然灾害、应对突发事件、传染病防治、实习及社会实践安全、求职安全等。课程体系是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选择性授课，如大一的学生主要以人际交往安全、学生生活安全、应急突发事件的讲授为主。
（三）适时开展安全宣传活动和应急演练
校园的安全宣传活动主要是围绕学生开展的活动而展开。如三月份学校举行排球赛，我们主要宣传的是运动安全。安全演练一般是安排在七月份，学生集中军训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全体新生的应急疏散演练。在云南大一新生的军训一般都安排在暑假，由于是高原地区，会给学生一年的身体适应期。每半年会开展一次安全宣传月活动，六月份以禁毒防艾为主题开展，十一月份以消防和交通安全为主题开展宣传月活动。
总而言之，安全意识的培养、安全行为及做事风格的形成，学校的安全、文明、和谐与稳定都离不开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又离不开课程体系的建设，而高职院校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又需要做到，“领导重视、学生配合、教师专业、课件合理、覆盖率高”。
作者：张意 姚廷超 张峰 单位：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校
参考文献：
[1]周亮.基于完整课程体系的大学生安全教育研究[J].大学教育,2015,(09).
[2]郑琳,蹇瑞桥.安全意识视野下的高职生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4,(14).
[3]阴法楠.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工教育,2013,(04).
[4]杨勇,秦燕.大学生安全教育视域下的体验式生命教育浅议[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03).
[5]罗华丽.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探索[J].黑河学刊,2011,(03).
（本文为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校院级科研项目：“平安校园”网站建设研究，编号为：KY201508。）
第三篇：新自由主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摘要］
新文章剖析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冲击，倡导大力开展和平年代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坚定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和利益，在我国建构起多维立体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需要高校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积极协调与配合。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根植于古典自由主义，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继承了亚当•斯密“理性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认为只有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效率。其主张在遭遇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院修炼时期”，并逐渐得到雕琢，成为后来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长达十年之久的“滞涨”期，面对新的危机，凯恩斯理论失去了以往的效率，新自由主义作为与凯恩斯学说相对立的经济学思潮不失时机的兴起和发展。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恰好满足了资本主义打开各民族国家资本市场的强烈欲望，适应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需要。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向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上升，并于1990年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而成为美英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工具。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新自由主义更是蠢蠢欲动，再次活跃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新自由主义无孔不入，它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多重影响和冲击。我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轨迹各方面都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攻击的前沿对象。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主张从“自由至上”原则出发，把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将之粉饰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理想价值目标。［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并借此方式控制发展中国家，巩固其国际经济霸权，争夺国际话语权，进而孤立中国;另一方面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派遣经济学“传教士”宣传布道推销其“普世价值”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主导地位，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挑战。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冲击是多方面且综合性的:
1．在意识形态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经济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为出发点，将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认为人人生而不平等，任何人都具有先天或后天的优势使社会获益，认可资本积累导致的贫富分化。认为精英人士的社会贡献大，主张优待高收入者，以此作为激励使其为社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2］新自由主义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更人性化、更有兼顾性的分配方式，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对人权的限制和否定，将会导致经济生产效率下降，阻碍经济充分发展，是“谦逊”的个人主义的对立，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是毁灭理性的悲剧。新自由主义把个人与群体和社会孤立甚至对立起来，否定集体主义价值观。［3］
2．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以极端私有化作为体制核心，认为国家有责任为私有化体制提供政治环境。弗里德曼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私有化一定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高级经济。受新自由主义的“洗脑”和某些别有用心人士的挑唆，国内一些人在政治体制上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分权制衡思想，无视中国国情，抨击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3．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认为公有制是对个人人权的侵犯，是对群体大众生产资料的独裁控制，主张“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废除公有制为主体。［4］新自由主义否定国家对经济适度的宏观调控，崇拜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通过没有干预的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实现“世界各国福利”。其实质是肢解发展中国家主权，孤立中国，巧取豪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4．在文化层面，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主要理论载体，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语言的应用和传播，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领域的侵蚀，形成其特有的“文化霸权”和一整套文化入侵体系，并千方百计地将其植入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竭力去影响发展中国家老百姓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二、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生群体的冲击
大学时代是青年身心健康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较为活跃和敏感，是社会中主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体现。作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前沿阵地，高等院校很自然会遭受新自由主义侵蚀与冲击。
(一)传统价值观遭致扭曲，马克思主义被无端怀疑
1．对新自由主义盲目崇拜，对劳动价值论和公有制制度无端怀疑
新自由主义诋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国家对社会市场的必要干预，宣扬公有制早已过时，认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改革能提高国家经济增长的效率，迅速跻身于“高富帅”的国家之林。随着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大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这类信息呈几何级数增加;更有甚者不惜运用“翻墙”软件，为自己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潮提供便利;少部分大学生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出现迷惘与混乱，在思想行为上存在偏差或失误，甚至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社团集会中公开质疑社会主义公有制，怀疑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对《资本论》竭尽嘲笑，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理念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崇拜。少数大学生中的那些荒诞的认知和行为，说明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真实面目知之甚少。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并非救世良药，也不是某些青年大学生无根据想象的理想王国，而是如洛杉矶大学安德森教授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马克思在其理论著作中深入剖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明确阐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而新自由主义却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美轮美奂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推广和传播利用货币游戏和金融工具所承载的虚拟资本即可“快速提振经济”“一夜暴富”;利用货币霸权的巧妙运作，造成参与国际金融大市场就能创造财富得到高额回报的伪逻辑;鼓吹投机合法化，等等。这些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相悖的虚假论调，在大学生群体中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对此缺乏正确的认知，对财富的追逐抱有侥幸心理，存在过度投机、不切实际的想法。这对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创业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对收入分配不公和健康合理的消费存在认识误区
和平年代主流现象的背后暗藏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资源消费巨大的不平等，那些强势国家和集团恣意窃取弱国和弱势地区的资源与财富，全球南北形成两极分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多数大学生对国家间贫富分化的理解仍然非常肤浅。“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抽象的名词而已。他们对国家间触目惊心的经济和物质悬殊，并没有符合客观事实的清醒的认识。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精英主义”“生而不平等”的个人中心价值观、社会富裕群体和其他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群体的奢侈文化、享乐主义、超前消费观等，对我国大学生的消费观、财富观、人生观造成的冲击和危害程度令人惊骇。大学生中对收入与消费不公的认识出现盲区，消费价值的选择与判断严重错位。一部分青年大学生的消费出现畸形，倾向于虚荣心、身份感、地位感的满足，非正常高档奢侈性消费炫耀性特征凸显，给人以悬空消费之感觉。不少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滋生“炫富”心理，自觉高人一等，有的甚至模仿西方电影、电视连续剧中的情节，出现有暴力帮派、学生霸权特征，打骂、虐待其他同学。也有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为了掩饰贫困，甚至置道德、法律或健康、声誉而不顾，卖肾、卖血、贩毒或出卖肉体，寻求非法收入。这样做，有的只是为拥有一只国际化的手机产品，或者名牌手提包、名牌衣物等;有的由于长期处于自卑和自抑心态，“仇富”心理极端，以致最终酿成流血惨剧。所有这些，从本质上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引发的消费观念扭曲的产物和异化，是大学生群体不能及时辨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并对之疏于防范而导致发生。
(二)削弱民主认同，淡漠社会正义，不利国家宪法的维护
新自由主义抨击我国现行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是“独裁、混淆个人责任、扼杀个人自由”，美化西方多党制制衡思想，认为公民的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即“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将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扭曲民主政治意义，异化社会正义的观点，对我国大学生民主观念的冲击不可小觑。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香港“占中”事件。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在西方殖民主义影响下轻易地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他们采用激烈对抗的方式非法表达政治诉求，一些西方国家通过背后策划，提供财政支持，指导教会人员参与等发动“占中”事件，并以此挑战我国民主政治权威，干预我国政治发展方向与进程。“占中”事件本身及此后香港政改方案未通过，充分说明了少数香港大学生已经表现出在政治立场上被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侵蚀渗透的严重程度。我国香港大学生的民主政治教育与大陆脱钩，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出现断层，而内地大学生对“占中”事件的态度有的漠不关心，有的甚至认可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大学生对民主意识的实质缺乏正确认知和理解。
(三)对民族优秀传统和本位文化缺乏自信
新自由主义从文化上对我国传统本位文化的消减和弱化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西方思想的植入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手段多样而具体。而某些主流杂志不断宣传西方“精英人士”的成功之道，虽然不乏有创新、勤勉的一面，而更多传递的是“自我本位、功利主义、无条件竞争”，无情宣扬“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阶级差别”，甚至挑战优秀传统文化，不择手段地摄取财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媒体俨然成为传播某些大国正面形象的傀儡，热映影片中大力包装宣传的“钢铁侠”“蝙蝠侠”“超人”为代表的“救世主”，依然是“精英群体”拯救世界惠及大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标榜。此外，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挑战权威、质疑政府”等思想也在其影视作品中涌现，而影视明星们的奢侈生活、错综复杂的社交方式，社会中的奇谈怪论更是在影视媒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party成为生活的部分，飙车炫技为时尚，演唱会夸张的造型与令人咋舌的大尺度，层出不穷的荒诞歌词，无不传播着“自私、轻浮、傲慢”而“脱离实际与目空一切”，这些都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造成不小的震荡。从目前高校大学生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方面看，一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不足，文化认同度、参与度很低，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礼仪礼节、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等的继承日益淡漠，缺乏自信，接受的自觉性明显微弱，自信和信仰危机重重。试问有多少大学生会包饺子、汤圆、粽子、月饼，演奏民族乐曲，能准确说出二十四节气，能在言行举止中得体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与此相反，大学生群体中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崇尚却一年胜过一年。对西方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热衷，对父母直呼其名的失礼，自我意识的过分强调，轻浮性行为的存在等，已经充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渗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国家经济发展同本民族文化素质下降及道德滑坡之间的突出矛盾。
三、构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国家安全不仅需要国家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国防装备来保卫，还需要国家公民在精神意识和意志上时刻警惕和自觉抵御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侵袭。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学术理论，已经全然成为一套完整的冲击我国主体价值观、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工具。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大学生群体多方面的影响仍在继续扩大，它必将冲击我国民族发展、社会构架、乃至国家机器，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一)加快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创新
主席在“8•19”讲话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意识形态构建之根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读受新自由主义冲击的社会现实，并将之作为危机防范意识构建的创新性源泉，是我国目前的紧迫任务。在我国意识形态构建方面，尤其是在大学生群体危机防范意识的构建过程中，不能采取教条式脱离实际的教育方式，需要在内容上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探寻一套科学的有体系的方法以增强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鉴别能力和敏锐性。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高校学生对新自由主义的了解度为20．1%，高校教师对新自由主义的了解度为27．9%。新自由主义在高校学生中的影响度为17．6%，对高校教师的影响度为23．1%，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度为36．9%。从数据显示的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在我国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对马克思理论再挖掘与创新性的解读，结合马克思经典的论述，对新自由主义反人类、反自然的邪恶行为予以有力回击，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转化为教材内容，推进课堂，在高等教育教学中进行广泛推广和传播，使之真正进入大学生头脑中，解答他们关注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和感召力，也是大学生危机防范意识构建的重要举措。因为只有让大学生群体从思想上行动上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有辨识能力，才能真正给他们提供安全、有效的思想阵地。
(二)建立多维立体化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机制
1．有效利用各种新媒体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网络平台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制高点，它已经深刻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与效率。因此，我国应当适应时代变化，充分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有效利用体现新技术力量的媒体，把握传播制高点、主动权，引导和监管新媒介技术的科学使用，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传播方式和途径，培养大学生践行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意识形态危机的防范，提升大学生素质教育水平。在这方面，不仅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和把握新技术媒体的传播方式与规律，利用新技术媒体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有效传递正确价值观、世界观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使青年大学生有危机防范的辩证认识态度;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挖掘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学生中泛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对西方思潮对在大学生群体冲击的深度和广度进行调查和掌握;对高校各种新技术媒体包括网络安全进行有效建设与管理，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才，及时研判网络舆情，科学有效地分析网络环境状态，积极应对突发事件和过激思想言论的传播扩散。
2．构建家庭—社会危机防范联动预警机制
高校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需要建立应对西方思潮的社会系统危机防范预警机制，以社会系统整体力量防范危机、化解危机同样重要。面对代表邪恶势力的新自由主义的猖狂进攻，一方面，政府应针对可能出现的不同危机制定相关的应对措施和法律法规。在社会系统中也相应建立危机防范咨询和管理机构，普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回击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家庭是青少年危机防范教育的主要阵地与重要环节。国家安全与危机防范意识的培养要从儿童抓起。家长首先也要不断完善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随时洞察青少年身心成长路径，重视危机防范意识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目的与孩子沟通、与学校互动，共同帮助青少年从小树立正确的危机防范观，预防性地抵御西方不良思潮影响和冲击的联防工作也势在必行。只有构建好“家庭—社会危机防范联动预警机制”，才能更好地做好危机防范工作。
3．丰富校园文化建设，树牢可持续发展观
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仅靠抽象的理论说教，还要以客观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生动的方式激发大学生思政理论课程的学习热情，并借此培养他们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感和危机防范意识。这需要构建一整套常态化的校园思想政治文化建设机制。坚持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监管，相关部门加强协调，有效增添各类载体的专门文献资料，在校园中大力开展宣传危机防范典型、道德模范、杰出校友等活动，扩大身边人和身边事的吸引力与感染力;甄选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政理论课建设的合理主题，开设高质量影响大的诸如民主法制、社会公平、环境保护、生态维护、经济安全、民族文化传承、资源保护与利用、可持续发展等相关专题讲座，增设针对性强的公选课程，各项工作坚持讲求效果，形成长效化的落实机制。以大学生群体为生力军，动员社会群众参与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建设，发挥“同期群效应”的影响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才能更有效地防范和抵御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侵袭，也才能真正做好当代大学生群体意识形态的危机防范工作。
(三)高度重视高校教师队伍思想建设
高校教师队伍的思想建设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和大学生危机意识构建的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大学校园管理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政理论课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神文明的宣传主体，要以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引导和帮助学生，为学生释疑答惑。此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仅靠思政教师，整个高校教师队伍都应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都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理性、科学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及思潮正确辨析，自觉抵御，进而促进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之建构，真正确保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和意识危机的防范应对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要求一致。
作者：陈玲 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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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哈耶克．冯克利，等．哈耶克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3］〔美〕诺姆非•海铭．季海宏．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日本；猴文化；综述
20世纪末至今，国内对日本猴文化的研究总体呈现发展之势，虽体量不大，但研究视角多样。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人类学、文学、语言学、艺术、民俗学等角度开展研究，从多个侧面阐释日本猴文化内涵，发表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诚然，在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猴文化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尚存巨大的研究空间，并且系统性研究阙如。本文将目前国内日本猴文化研究成果综述如下，希望对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贡献。
1人类学视角
张沐阳1（2019）以著名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着重体现“物”的象征意义的四部著作为依据，梳理了大贯的历史象征主义。通过分析大贯的著作《猴子作为镜子：日本历史与神话中的象征性转变》（MonkeyasMirror:SymbolicTransformationsinJapaneseHistoryandRitual），指出大贯在这本书中更深层次地理解了猴子象征意义的变化及与社会背景之间的逻辑关系。书中写到，在古代日本，因为“比克猿”与太阳女神的神话故事以及作为山神的使者的传说，猴被认为具有神圣性。之后，受猴子是“少三部分毛发的人”这句传言的影响，猴子被认为试图打破人与动物的边界，被认为是人的“替身”而遭到歧视，代表了不受欢迎的人。在当代，猴子一方面作为日本“现代”和“进步”的代表出现在旅游纪念品上，另一方面出于满足人高于动物的心理设想，以及回应当时日本社会分层中的原则，猴戏从中世纪的祛除人身上不祥之气的仪式性表演变为小丑表演。猴形象从古到今的转变，展现出日本文化中自我和他者概念的转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思维结构的变化。张沐阳评论说，这本书中，大贯对于猴象征意义的变化的论述具有浓厚的历史人类学色彩，偏重于史料收集和叙述。大贯将结构主义分析与日本民间传说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尝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大贯强调历史过程中社会环境动态变化对猴象征意义变迁的影响。
2文学、语言学、艺术视角
2.1民间文学
左江2（2005）对中日韩三国的龟猴题材民间故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日本学者关敬吾所著《日本昔话大成》中将这一故事类型命名为“猴的生肝”。关敬吾总结了日本数十个版本的共性，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其在日本的分布。左江认为中日韩的此类作品来源为以《生经》和《六度集经》为代表的本生故事和以《佛本行集经》为代表的佛传故事的糅合。同时提出日韩作品的来源除了汉译佛经，还有中国的民间传说。该文将龟猴题材民间故事置于东北亚文化环境中考察是其创新之处，但对故事主题的差异和变化原因没能进一步阐明。蔡春华3（2007）列出日本民间故事猴蟹大战的两个版本，认为因食物起纷争的猴子具有不爱劳动却坐享其成和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因而受到了螃蟹的惩罚。猴蟹大战故事兼具解释和教育两种功能。赵静4（2012）分析了《日本昔话大成》中的猴故事，将猴形象分为贪婪型、懒惰型、伪善型、愚钝型四种类型，分别介绍了各类型故事的梗概。指出日本对猴的态度存在矛盾心理，既否定猴的智力和行为，又拥有奉其为神灵使者的民俗信仰。崔莉、梁青5（2014）以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和日本柳田国男的《日本的昔话》中的猴故事为分析对象，认为中国猴故事几乎一边倒地贬低猴子，如性子急、不老实、愚蠢、盲目模仿、自作聪明等形象；日本的猴形象毁誉参半，负面评价表现为愚蠢、自作聪明，正面评价则体现在报恩、机智等方面。论文从中日指称猴的文字和猴的生物特征、中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外来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三方面分析了中日猴形象差异产生的原因。孙胜广6（2017）以柳田国男《日本的昔话》和稻田浩二、稻田和子编《新版日本昔话手册》为典型文本，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其中出现的猴子形象。研究认为，虽然也有聪明、知恩图报的正面形象，但更多的具有愚蠢、狡猾、贪婪、凶恶、盲信、爱出风头等负面特征。赵旭7（2019）以关敬吾《日本昔话大成》中的“猴女婿”故事为对象，认为猴与人的婚姻属于日本民间故事中的“异类婚姻”，而且这时往往猴不变身为人，而是以猴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有悖人类婚姻的正常形态。这里的猴是“异人”，而人对“异人”怀有恐惧和排斥心理，更不能接受长期在“异人”世界的生活，所以“猴女婿”故事中，人要在婚礼或省亲途中除之而后快。
2.2作家文学
研究者将芥川龙之介小说《地狱变》中的小猴良秀和画师良秀进行比较，认为芥川借助小猴展现人性的一面，而画师良秀则作为崇尚艺术至上的理性的化身而出现。8姚岚9（2009）指出，芥川喜欢在作品中借助猴表现人类丑恶的一面，如在《猴子》《罗生门》《春天》《假面丑八怪》以及改编童话《猴蟹大战》《桃太郎》里，芥川都将令人厌恶的形象比作猴子。孙鸿燕10（2015）讨论了猴子良秀和孙悟空的形象在猴性和人性上的异同，指出二者均具有顽劣、模仿等猴子的天性,猴子良秀的人性是通过偏离猴的生物性体现出来的人所具有的美德，这种人性的表现，既补充了画师缺失的人性，又突显了画师女儿的善良;由于作品篇幅和猴子角色设置的不同，猴子良秀的猴性和人性的表现均不如孙悟空丰富饱满，但二者在从顽劣的猴性转变为带有人性的善猴方面具有相似之处。陈舒11（2018）解读了村上春树的《品川猴》，认为被拟人化的品川猴是村上创造出来的披着“猴”外衣的“他人”形象，作为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存在，品川猴象征了可以直面“心底的黑洞”并与“黑洞”抗争且战胜它的契机。张婷婷12（2018）以中日儿童文学中的猴形象为研究对象，先是分析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小猴子下山》和《中国儿童文学作品选》中的《猴子磨刀》两篇故事，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的猴子多倾向于负面形象，其原因在于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体，而猴是客体，是他者，因而在评价与人相似的猴时，放大了猴的缺点。在分析日本作家椋鸠十的《岩洞里的猴子》《矮猴兄弟》以及芥川龙之介的《猴蟹大战》之后，张婷婷得出猴形象在日本毁誉参半的结论，认为日本对自然有更高的依存度，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思想使得儿童文学中猴的自然属性被刻画出来，而不是单纯从猴与人的差距上去评判它。孙胜广、林春颖13（2019）以椋鸠十小说中的猴故事为文本，从猴的生存环境、人猴关系、猴与其它动物的关系等方面对其中的生态叙事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椋鸠十认可动物的生态主体属性，展现了动物生存生态以及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以唤起人类对动物的同情、怜悯、宽容，实现人与动物的情感相通和和谐共生。以少年为阅读对象的写作，更加体现了椋鸠十对少年生态意识的培养，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和良苦用心。
2.3中外语料比较
朱银花14（2011）统计了猴在中日韩谚语中出现的频率，从文献、考古、民俗等方面略举一两例，用以说明由于自古以来猴在日本生存，日本人对猴的习性等方面观察研究已久，为日本人所熟知，因此日语中与猴相关的谚语很多。就十二支动物在日语谚语中的出现频率而言，猴在马、狗、牛之后，排在第四位。据此，朱银花认为动物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受动物与人的接触时间长短、与人的生活联系是否紧密等因素的影响。徐微洁15（2011）将汉日猴形象特征总结为“部分对等”，即中日两国都认为猴子聪明、善于模仿，并且在语言中有关猴的习语和惯用表达都含贬义；中国因猴与“侯”相近、日本因猿与“缘”读音相同，猴子形象被认为是吉利的。此外，猴在日本民间还被奉为山神、水神、马的守护神和顺产之神。刘育涛16（2014）将《史记·项羽本纪》《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庄子·齐物论》《官场现形记》《谈薮·曹咏妻》《儒林外史》《法苑珠林·愚戆篇·杂痴部》等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猴的词汇、成语、谚语和日语中的同类相比较，分析隐含在猴词汇中的文化意象，探讨了中日猴文化的异同，并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
2.4艺术
上岛亮17（1997）认为日本的猴文化大部分是外来文化，纯粹起源于日本的极少。他倾向于认为猴文化的摇篮在敦煌，并试图找出敦煌壁画上的猴与日本猴的关联。上岛亮指出，莫高窟中可见相当于日本古坟时代制作的猴子壁画，部分猴子的壁画与日本大津绘画上的猴子很相似。
3民俗学视角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6
一、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1.帮助学生抵御社会不良文化的冲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思想侵入到校园之中。高中学生的身心正处在快速发育阶段，人格、思想尚未发展健全，很容易受到这些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一旦学生的思想受到侵蚀，就会出现各种迷茫情绪，甚至还会产生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将其渗透到高中语文教学之中，不仅可以丰富语文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不再单调无趣，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有利于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历史的了解
现代中学生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愿意花很多精力去了解，反而不了解自己的本民族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对我国民族的发展史以及文化的发展史加以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优秀的道德修养和健全的人格，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有效策略
1.对语文教材中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语文教材中的每篇文章都是经过专家的比较和筛选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教育意义。语文老师要善于利用语文教材中的经典作品，将包含传统文化的各个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以此为载体渗透传统文化教育。高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经典文章，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语文老师要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和介绍，让学生能够发掘出更深的文化视点。例如，《师说》就是一篇蕴含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语文老师可以在教学本文时，给学生讲解教师解答疑惑、传授知识的作用，并结合当前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让学生明白从事求学的重要意义，以此引导学生传承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又如，苏洵的《六国论》，其中也包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政论文，在结构上首尾圆合，而且文章紧紧扣住论述的核心。语文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文字抓住古典文化的精髓。比如从表现形式上去看，这篇文章具有较强的表现力，美感也非常强，尤其是首尾相呼应，这是传统思维方式之一。老师可以利用这一点渗透传统文化，从而培养学生的写作技巧，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和美感。
2.引导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鉴赏
新课程标准对高中语文教学提出明确的要求，语文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能够健康协调发展。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途径之一，语文老师要对此加以重视。传统文化作品具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对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宝玉挨打》这篇课文中，就充分体现出了封建文化中的“三从”观念，语文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对王夫人的行为和话语进行仔细分析，从而对其心理进行揣摩，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又如，在学习《鸿门宴》这篇课文的时候，语文老师也可以见缝插针渗透传统文化。《鸿门宴》是《史记》中的名篇，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艺术特色充分体现出来。语文老师可以结合“楚汉争战”的背景，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介绍，并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讲解，引导学生了解这篇文章的内涵，并对作品中的审美情感进行体会，从中领略到我国民族文化精神的伟大。
3.充分利用课外资源渗透传统文化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7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当民族的“自我独特性”和“民族身份”处于需要强化的历史阶段，民族性话语往往会成为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国势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状况强化了中国学人自卑与自强的双重心理，面对“中西、古今、体用”等两难选择，民族性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解决资源配置及方法选择上的一种元理论话语模式。 然而，民族性话语毕竟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浓郁的时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这些自身问题往往又被带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比如，历史地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倾向:或保守的激进，过于强调传统的力量;或开放的激进，过于依赖西学资源的引入。这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显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的矫正。而诸如“民族性话语概念元素的逻辑关系”、“民族性话语的历史表现及其最终形态”等问题，则仍需要从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中西、古今的融会贯通，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创生。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 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 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 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 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 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 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 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页标题#e# 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3］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 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p#分页标题#e# 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 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 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p#分页标题#e# 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与所有者分离的，它深深根植于相关主体的心理图式中，成为主体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最终演化成深层的文化心理图式。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异。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外来文化同化了引进者的主体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者本身的主体心理图式也同化了外来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转型，即心理结构上的“格式塔转换”。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相对异质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实力，因而作为中西文化融和的产物，新文化本应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异于西学，同时却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内的文化新图式。它的必要历史前提之一，就是传统的深层结构被打破，从而为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 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存，民族性话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具有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具有消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口号或作为潜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国文学理论”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时，“民族性”的内涵实际上就一定存在于我们的逻辑和情感世界里，并影响着我们的各种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话语本身已经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学术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口号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
外来文化论文范文8
诗界革命是近代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既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又有非诗歌方面的因素，这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方面的因素。在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对比上，有学者指出：“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关于把这一点，表现在诗界革命诗人自身的身上，显得更为突出。晚清时期，中国在内有外患的双重刺激下，逐渐出现了两股比较明显的政治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激进与保守的思潮。一方面是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些固守中国传统的文人变得愈来愈保守，另一方面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受中国古代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的影响，逐渐地形成了改良主义的思潮。在文坛方面，诗人也开始受到这种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也出现了激进和保守两大派别，当然这两大派别之间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有的政治上倾向改良的在文学上倾向于保守，而有的政治上倾向保守的在文学上则表现的相对开放一些。
一方面，梁启超早期就显得较为激进，他在甲午战争以前，就率先提出“新学之诗”的创作，与当时同在北京的谭嗣同、夏曾佑三人一起讨论新学，并把这种热衷新学的热情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诗歌自身的特性，应把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些宗教、地理、政治方面的名词术语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这样的结果是，连他们本人也失去了创作的兴趣。当然，这一方面有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原因，但不可不注意到自身创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当时诗坛上占着主导地位的“同光体”诗派，他们在维新变法时期，大多也都支持维新改良，有的还参与其中，这些人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还是当时参与变法改良的领导者，有的为维新变革进行鼓与呼，如沈增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诗人在诗学观上，面对中国传统诗歌所遭遇的困境，他们也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学习西方，他们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主张诗歌创作应该保持诗歌自身的特色，但他们并不排除使用当时开始使用的新词新语，并没有排斥一切外来的新诗新物，所以并没有像到了南社诗人眼中所贬斥的遗老遗少的“无病呻吟”，同光体诗人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国诗歌的较高的成就。而诗界革命诗人的整个诗歌创作正处在一个尝试调整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诗学纲领，当然一个重要的诗人黄遵宪除外，关于黄遵宪在论文的第三章已经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黄霖先生指出：“到他（梁启超）真正对古典诗歌发生兴趣和认真研究的时候，‘诗界革命’的热情早已衰退了。不过，不论是梁启超还是黄遵宪，对于‘古风格’的追求，固然使他们注意从民族传统中吸取营养，但同时也束缚了诗体的彻底解放，完成‘新派诗’向‘白话诗’的过渡。”关于这一点，可以进行辨析。黄霖先生的观点还是站在白话诗歌的既定目标之上，通过白话新诗来反观诗界革命，这样就难免扩大诗界革命的不足之处，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诗界革命需要注意的地方。近代思想家在致力于文化批判和启蒙的近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背负着传统反传统的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或表现为目的与手段的冲突，即以学习西方、批判传统、革故鼎新为手段，以保持和发扬传统为目的；或表现为意识与潜意识的冲突，即表层意识、自觉意识里是反传统，深层意识、潜意识里却是再现传统、复归传统；或表现为出发点与归宿的矛盾，即以批判传统、抨击传统开始，以皈依传统结束。不仅如此，中国近代这一独特的文化批判方式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既爱又恨，即试图超越有无限依恋，激烈的破坏心理与强烈的关切心并存，爱得愈深切，破坏得愈彻底。这种心态颇类似弗洛伊德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特别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历史非常悠久、规模非常庞大、文化非常丰富的一个民族，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是说可有可无的，不是说你要不要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天下，亡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体现。因此文化是我们今天的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它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整合、民族认同的一个核心的要素。而且，从今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文化领域的演变和政治领域的演变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不论是对传统持什么态度的人，对传统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但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即传统到底有哪些属性，关于这个问题却几乎没有人探讨过。所以，有必要对传统的基本属性进行一番探讨。传统的第一个属性，就是传统是演化的。许多拥护或者反对传统的人，就是仅仅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一个过程，静止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你要么继承它，要么毁掉它。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传统本身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纽带，它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形成的某种价值系统。它一定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某种纽带，所以传统它本身是演化的。因而我们不能依据传统的过去来判断传统的未来。我们要看到它本身的这种自在的演化的逻辑。所以，在中国，同样也不能根据中国过去的传统发挥的功能性质来判断传统在未来一定也是这样，它本身会演化的，是变动不居的。传统的这个演化过程取决于我们更关注历史上传统中的哪些东西，更忽略历史上传统的哪些东西。这样不断强调出一些新的东西，忽略一些东西或者引入一些东西，就导致传统的一个演化。还有一个我想讲的就是：任何一个大的传统，这个传统越大，它的内在冲突就越多。
传统不是遗产，她不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也不是图书馆里的图书典籍，而是延续了几千年而来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命血脉、遗传密码、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由这许多东西结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她是一个生生不息，割而不断，舍不弃的生命之流。“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消逝，个体生命也随之老化、消失，而唯独有这个传统则随着时间的消逝在不断地生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能否真正地认识她，不管如何对待她，爱她或恨她，吹捧她或者糟践她，打她乃至骂她，她都是我们生长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灵魂归宿。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和脱离这个家园。传统是广义的文化传统，是包括器物、制度、风俗及精神各个层面的一个浑然一体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我们习惯地与经济、政治并列的那个狭义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非常厚重、博大、精深的。我们如果深入其中看，就会发现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即所谓多元的。我们如果出乎其外看她，就会发现她是一个生命整体。因此，在对待这个传统时我们切忌以篇盖全，以点代面，比如说抓住其中的某一侧面，某一内容，甚至某一两种经典，就声言已经真正把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只有把传统看成是多元的复杂丰富的结构整体，才能以广阔的视野对待其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在这同时又把传统的看成一个生命整体，才能以精微的洞察找出其生生不息、穿越时空的精神内核。所以，总的一句话说，传统是一个统一而又多元的生命体，我们要发扬光大她，就要在多元的兼容中寻求其基本精神。#p#分页标题#e#
在言说方式方面，就启蒙时代的言说方式对我们现在仍有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文化革命代替社会革命。本来要落实的社会问题，要进行社会性的动员，去做社会工作，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来主导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别强调知识论战，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战，以为这些文化论战就可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的结果，就是割了本国传统文化的命。第二，以西化语言来言说中国问题，向西方寻找真理。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借鉴文化资源，但是在借鉴的时候你是否回到了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的脉络里来，这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如果没有这两点的话，我们的言说往往就是无病呻吟，另外一个是“汉话胡说”，把中国的东西说成西方的话语，还洋洋自得，自以为是。第三，意识形态式的霸道的专制的言说方式。这个专制不只是体制里边，也在知识分子身上，是根深蒂固的。我们都习惯于“只有”、“唯有”、“必须”的言说方式，对其他人缺乏理解和宽容，我们不能采取一种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方式。知识分子提出一种主张，只是给社会提出一种建议，你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权力享有者，你是通过你的道理来说服别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较关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究其实际，复兴恰恰是一种文化创造，复兴也不是排外。在复兴过程中恰恰要吸收外来文化。我还想简单讲一下新启蒙时代的文化问题：第一个是多元文化与多元主义的文化观。第二个是反文化恐怖主义，文化恐怖主义就是话语垄断，独占和强制。第三个泛政治主义与泛意识形态，不能把所有的文化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也不能以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当然的优先性，就去干扰别人解决文化问题。第四个，无论是研究某种文化现象，还是整个文化共同体的建设，都应该更加互动，这个互动的过程是个相互解蔽的过程。
当然，文化上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是有所不同的。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联系是历史而非逻辑的，一个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换言之，文化取向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同理亦然，一个文化取向的激进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也必然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换言之，文化取向的激进主义者，在政治取向既可能是激进主义者，也可能是保守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在诗界革命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梁启超一生可以说是以激进著称，他一直走在中国改良思潮得前沿阵地，引领时代的风潮，但到了五四时期以后，他的那种稳健的改良主张已经跟不上五四时期青年们的主张革命的思想步伐，于是很快就被丢弃，自己也被放逐在思想大潮之外。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就此停止思索，他把思考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思想学术和文学上。梁启超在诗歌观念上，逐渐向同光题靠拢，开始思考中国传统诗歌的情感问题，而逐渐脱离从政治角度研究中国文学，而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学一个合理的发展路向。学者陈建华曾经在其《诗界革命盛衰史考》中指出，“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导致了诗界革命在理论上的退步”，对于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当然，今天据陈先生文章发表的时间已经很久，想他也改变当时的观点。笔者在这里认为，恰恰由于梁启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诗学观，使得他对于中国传统旧诗的看法有了一个逻辑的进程。正是因为梁启超看到仅仅只有“新名词”、“新语句”不足以改变中国诗歌沉寂不变的局面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新诗，所以他才这样说道：“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正表明，梁启超批评初期“新诗”的幼稚病，正是为了“诗界革命”更健康地前进，而不是理论上的倒退所能解释的了的。同时，也可见他并不排斥新名词和旧风格，而是要求把它统一于“新意境”，为创造“新意境”服务，这也表明梁启超对诗界革命连续的深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