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雪的古诗文范文1
[关键词]宋代；咏梅诗词；影响
宋代由于社会、审美、宗教、经济、领导因素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文人们形成了恋梅、赏梅、咏梅之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1991-1996年，第一版）约4000卷，60册，共收诗约二十五万四千首，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亭题咏等相关题材）占1.85%，计四千七百首。《全宋诗》11万余位诗人中有六百多人都作梅花诗，令人称奇。《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收词计两万零四百首，其中咏梅词1120首，占5.6%[1]。宋人文学创作中咏梅风气是一种特殊并且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物质层面的影响
（一）咏梅诗词作品数量可观
宋代所形成的这种咏梅风气，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咏梅篇章。据今人程杰调查；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代以前咏梅诗词的50倍[2]。宋代咏梅作品数量之多，十分罕见。在宋代，咏梅诗词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咏梅专题联章组诗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首开七绝联章咏梅之方式。苏轼以文坛盟主， 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十首以上的组咏，对宋咏梅之风盛行影响较大[3]。后人在咏梅时，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咏梅诗词的影子。黑格尔说：“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发展的繁荣期，前此有一个准备期，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虽然也不乏写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咏梅佳作。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宋代的咏梅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无与伦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精美的一笔，给我们的诗词宝库里留下了吟咏不断的千古绝唱。
（二）咏梅题材的繁复繁衍
除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以外，咏梅创作的繁荣更是赏梅情趣内涵的拓展及创作活动的外延。宋代是历史上赏梅、品梅的兴盛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咏梅之作，还出现了许多的栽种梅花的专门著作。南宋范成大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梅谱》，记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蜡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艺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著有《洛阳花木记》，记载“杂花八十二品”：“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5]。品梅专家南宋张俊曾孙张功甫著有《梅品》一书；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分上、下两册，收录 100幅图，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因宋时画像俗称为喜神，故名。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南宋初黄大兴，字载万， 号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选录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咏梅词410多首，编10卷《梅苑》， 为现存最早的专题咏物词选， 也是现存保存较完整的宋人选宋词的最早选本[6]。这些著作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关于梅独特的历史。
（三）咏梅诗词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
入宋后的咏梅文学首先表现出物色征逐、追求赏心悦目的主动意态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写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幽雅形姿，体现出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为人格写意的审美发展方向。至宋咏梅丰盛时期，梅花不仅是一个清新芳菲的审美对象、更逐步被赋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咏梅作品运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它们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文人们想尽妙法，从各种各样角度写梅，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写梅。宋人大量发展起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旁敲侧击、横斜取势的手法，林逋首开此例。宋著名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号清夷长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即为咏梅侧面烘托描写一例。宋人咏梅有白描、设问、比兴、象征、比较、比喻，写了千姿百态的梅花，塑造了梅花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体、追新求异、侧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铺色、以宾衬主，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用精炼的语言将梅临寒傲雪的高洁品格写了出来，同时将自己对梅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
二、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梅的审美态度不断改变、审美意趣不断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观、标格逐渐凝定了下来。中国文人向来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咏梅风气，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赞扬。梅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赞咏的植物，它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从而成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象征符号。
（一）赞扬梅花凌寒独放、传递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为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追求。梅花丰富的内涵――报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气，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体现，文人爱梅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如陆游《梅花》一诗：“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梅花凌雪吐艳，寒冬飘香，更送来春的生机和希望 。这与君子所推崇的高洁品性、兼济天下的气节相符合。
（二）讴歌梅花孤高亮节的清姿神韵，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张先，字子野，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梅苑》收录其《汉宫春. 蜡梅》中赞扬梅花“更孤标俊格， 非雪凌霜“，”应为是、中央正色， 东君别与清香”[7]。从以上咏梅词盛赞梅花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看， 就体现出中国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抱负和感时伤乱、救济时艰的社会责任感， 表达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气节操守。
（三）借咏梅寄寓词人的身世家国之感或身世飘零之悲与爱情友谊之象征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借孤单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表达其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苦闷，通过梅花自然代谢描写梅花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用人格化的梅花抒发自己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傲骨。如表达情思的词作，洪适《临江仙》：“相思凭过雁，飞送一枝梅”。
宋代咏梅文学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了梅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而且主导了梅花审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这一领域文化意识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程 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4]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 第3卷上
咏雪的古诗文范文2
明代增益《玉台新咏》实际上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行为。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的编辑旨趣。补选篇目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补原书之遗的作用。某些诗人的补入能够引发我们对梁代文坛的重新思考。增益行为也反映了中晚明士人的审美趣尚。这的确是《玉台新咏》接受史上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关键词】 《玉台新咏》 明刻本 增补 价值
《玉台新咏》是徐陵所编，成书于梁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它专收言情之作并大量收录梁代宫体诗的性质，故而正统文人以“淫艳”目之，贬斥之声不绝于耳。清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序》云:“六朝总集之存于今者，《文选》及《玉台新咏》耳。《文选》盛行，《玉台新咏》则在若隐若显间，其不亡者幸也。” ① 道出了产生于同一 时代 的两部总集的不同命运。《玉台新咏》之不亡，很大程度上幸赖明代刊刻家不遗余力的刊印。现存《玉台新咏》传世版本，除一部唐写本残卷外，最早的就是明刻本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某些明刻本对原书进行了增补。对此，谨守朴学之风的清代学者已经作了订正。
对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历来评价不高，清人谓之“窜乱臆改恶习” ② ，颇多贬义。然而，如果我们认真 分析 与思考明刻的增益行为，便会发现这种行为固然干扰了后人认识徐陵编本原貌的视线，但是增益实际上亦是对原书的一种接受。明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玉台新咏》内容体式风格的理解。本文的着眼点不在辨析版本的优劣，而是将明刻增益《玉台新咏》当作一种文学现象来认识，倚重文本分析，发现其价值，进而探讨明人在《玉台新咏》接受过程中表现出的审美眼光与情趣。
一
根据刘跃进先生《〈玉台新咏〉版本考异》一文的梳理 ③ ，《玉台新咏》的版本有两大系统，一是陈玉父刻本系统，一是郑玄抚刻本系统。陈本收诗654首，郑本收诗817首，郑本增收诗篇多达160余首。从收诗数量上来看，显然陈本更接近原貌。陈玉父刻本系统中，最着名的是崇祯六年赵均小宛堂覆宋本 （以下简称赵本） 。清吴兆宜笺注本一依赵本而将郑玄抚刻本中增补的部分悉附各卷之后，注明“以下宋刻不收”等字样，这就为我们统计、分析明刻增诗提供了方便，本文的分析即依据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本，篇目数量上与刘跃进先生的统计略有出入。
其实增补《玉台新咏》并非自明代始，宋代已露蛛丝马迹。例如赵本《玉台新咏》卷九沈约《八咏》诗题下即录有宋刻原注:“《八咏》，孝穆止收前二首。此皆后人附录，故在卷末。”只是明代增补规模之大，远非宋刻能比。
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大致情形是:从卷三开始，共增诗179首，其中卷三2首，卷四12首，卷五11首，卷六9首，卷七29首，卷八46首，卷九40首，卷十30首。再从朝代分布来看，计汉代1首，晋代2首，宋10首，齐13首，梁150首左右（含江淹、沈约等人入梁前的诗作及庾信入北、徐陵入陈的个别诗作），北齐邢劭1首。其中梁诗约占所增补诗歌的83.8%。
枯燥的数字透露着生动的信息，它表明明刻本准确地把握了原书详近略远的选录原则。徐陵《玉台新咏序》云其编辑工作即是将“分诸麟阁，散在鸿都”的“往世名篇，当今巧制”收集起来，但所收“往世名篇”与“当今巧制”比例明显失衡，《玉台新咏》原书自卷五始至卷八共四卷专门收录梁诗，特别是卷七、卷八两卷收录当时在世诗人的作品，此前并无先例。卷九所收杂言诗、卷十所收古绝句中，梁诗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正如许多学者认可的那样，《玉台新咏》编撰的表层目的是如其序言中所表白的，供后宫“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手”，消闲解闷，深层用意则是以编选选本的方式参与当前追求新变的文坛变革。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背景，自唐刘肃《大唐新语·公直》即有奉命编撰一说:“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④ 但是这段话的矛盾及其与史实的出入使后人一方面姑以小说家言听之，另一方面又承认其有合理之处，因为“事涉后宫，没有皇帝或太子的命令、指示，一位文学侍从之臣决不可能去编这样性质的书” ⑤。其时萧纲入主东宫不久，对京师文风颇为不满，其《与湘东王书》云:“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及，既殊比兴，正背风骚。” ⑥ 这种典雅、板滞文风，与萧纲、萧绎领衔的荆雍文学圈的文风迥然不同，所以萧纲一方面大声疾呼改革京师文体，一方面他的确需要一种配合新变追求的范本，因此《玉台新咏》之多选梁诗，更确切地讲，多选符合其审美情趣的梁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显然有积极配合萧纲新变主张之用意。赵本《玉台新咏》收萧纲诗多达76首，以此确立其新变领袖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反观明刻本增补的诗歌，也以萧纲诗最多，计33首，其中卷七27首，卷九2首，卷十4首，分布不可谓不广。位居其次的是萧衍，增补12首，也与在原书中所居名次相当。（赵本《玉台新咏》收萧衍诗41首，仅次于萧纲。）就增补数量而言，梁代诗人可谓占尽风流。除二萧以外，增补数量位居前排的尚有庾信（10首）、萧绎（7首）、谢朓、沈约、萧子显、庾肩吾（各6首）、汤惠休、王筠、阴铿、刘孝绰（各5首）、王融、萧统、江淹、萧纶、吴均、王台卿（各4首）等人，除汤惠休、谢朓、王融外均为梁代诗人。可见增补本充分回应了原书追溯 历史 的目的正在于关注当下的编辑旨趣。
二
从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的具体篇目来看，大多并非蛇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起到了补原书之遗漏的作用。诚如黄芸楣先生所言，“此本多于宋刻凡一百七十九章，虽非孝穆之旧，而颇具典型” ⑦ 。确定明刻本所增诗歌的经典性可以找到如下参照系统:一是为《文选》所收者;二是为古今公认的名篇;三是代表着某类诗歌特点的标志性作品。
首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存在相重现象，据吴兆宜笺注本序言所云，“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十章，其入昭明选者六十有九”，可见吴氏的统计所依据的正是明郑玄抚系统刻本。以享有崇高声誉的选本《昭明文选》作为参照，无疑能够说明《玉台新咏》入选诗歌的经典性，虽然两书体现着不同的审美理想与情趣。
对于《玉台新咏》与《文选》两书选诗相重现象，当另文阐释，这里要注意的是，增补本《玉台新咏》补选了同时为《文选》所收的诗篇共五首，即卷三陆机《拟古》二首（其一“拟行行重行行”，其二“拟明月何皎皎”），入《文选》“杂拟”类;卷四鲍照《东门行》，入《文选》“乐府”类;谢朓《铜雀台妓》入《文选》“哀伤”类;江淹《潘黄门述哀》，入《文选》“杂拟”类。这五首诗有三首是系列组诗的组成部分，如陆机《拟古》二首系《文选》“杂拟”类所载陆机对《古诗十九首》的模拟之作十二首中的两首，十二首中赵本《玉台新咏》卷三选录七首，而“拟行行重行行”、“拟明月何皎皎”二首，吴兆宜笺注本注明“宋刻不收”，因此，明刻本的增益确有补遗的意义。又如江淹《潘黄门述哀》，为其《杂体诗三十首》中的一首，三十首诗《文选》悉数收录，赵本《玉台新咏》卷五共收录四首，即《古离别》、《班婕妤咏扇》、《张司空离情》、《休上人怨别》，均属表现闺情闺怨及宫怨之作，去取一依全书但取言情之作的旨趣。而《潘黄门述哀》一首，模拟潘岳《悼亡诗》，实亦属此题材，况且赵本《玉台新咏》卷二所选录的潘岳《悼亡诗》二首，亦均入《文选》“哀伤”类，因此增补江淹此篇愈加显得合乎情理。
至于鲍照《东门行》与谢朓《铜雀台妓》，前者抒发游子伤别之情，后者借凭吊古迹渲染迁逝之痛，都不以表现男女之情为指归，入选增补本显然由于诗中有与女性相关的某些词语，如鲍诗之“居人掩闺卧，行人夜中饭”，小谢诗之“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这种情形在赵本《玉台新咏》中也不稀奇。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九在考论张衡《四愁诗》按语中对这种现象有所分析:“盖此集所录，皆裙裾脂粉之词，可备艳体之用，其非艳体而见收者亦必篇中字句有涉闺帷。”纪氏又援引书中数例加以说明:“一卷《汉时童谣》以‘广眉’、‘半额’字而录。三卷陆机《缓声歌》以‘宓妃’等字而录，陶潜《拟古》以‘美人酣饮’字而录。五卷何逊《赠鱼司马诗》，以‘歌黛’、‘舞腰’字而录。……”徐陵采取“断章取义”的 方法 选录与艳体无关的诗歌，或许也是“张大宫体”的一个编辑策略。而《文选》录入上述鲍、谢二人的两首诗则更多因情感深沉与意蕴丰厚，符合其“沉思”、“翰藻”的选录标准，两书录诗的出发点有别。
其次，除了为《文选》所录的几首外，明刻本所增诗歌中不乏可堪讽诵的佳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书的遗珠之憾。例如卷五补入的范云《思归》:“春草醉春烟，春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然。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细腻刻画了女性相思的心理。有比兴:相思如春草春烟般蔓延;有相思的状态:颜将老、心欲然;更借助梦境将相思之情推向高潮。短短六句小诗，写来洗练轻巧。钟嵘《诗品》评范云诗“清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于此诗可见一斑。另一首补入卷十的《别诗》:“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亦为后世所称诵。尤其是“雪如花”、“花似雪”两句，其巧处不让岑参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被陈祚明誉为“神到之笔，不期而得” ⑧ 。补入卷十的张融《别诗》亦值得一提:“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愁，孤台见明月。”以景色衬托别情，含蓄不尽。又如谢朓《春游》之“春草行已歇，何事久佳期”，正与其《王孙游》之“无论君不归，君归芳已歇”相映成趣。其《别江水曹》云:“远山翠百重，回流映千丈。花枝聚如雪，垂藤散似网。”以画笔点染离别的环境，清幽淡雅。再如萧纲《春日》“桃含可怜紫，柳发断肠青”，将颜色赋予感情;江淹《征怨》代思妇独白，“何日边尘静，庭前征马还”，直启李白《子夜四时歌》之“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再次，明刻《玉台新咏》增补了一些代表着某类诗歌特征的作品。它们或许最堪当黄芸楣先生之所谓“典型”。例如萧纲诗可谓宫体诗的典型，而后世论及萧纲宫体诗征引频率最高的几首诗，如《咏内人昼眠》、《美女篇》、《听夜妓》、《春夜看妓》等，都在明刻增补之列。可见明人对于宫体诗的特征的感受是颇为敏锐的。
南朝颇为流行的乐府诗题《三妇艳》，本于汉乐府相和歌辞《长安有狭邪行》，又名《相逢狭路间》，原作咏官宦人家的富贵生活，后半部分因有“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作，挟瑟上高堂”几句涉及女性，固入《玉台新咏》。清人齐次风谓这几句为“《三妇艳》之根” ⑨ ，点明了承继关系。但赵本所收以《三妇艳》为题的诗作仅有卷五沈约的《拟三妇》一首，显然不能反映出这一题材在六朝的兴盛及承变情形。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谈及《三妇艳》题材的变迁时云:“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嫡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 ⑩颇多指责之意。从《相逢狭路间》到《三妇艳》，涉及“三妇”部分最大的变化是，结尾两句由古乐府的“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变为“良人且安卧，夜长方自私” （沈约《拟三妇》） ，一下子改变了诗中的人物关系，由大家庭的三子、三妇与“丈人”的关系，变为小家庭中的一妻二妾与“良人”的关系。这种变化在赵本《玉台新咏》中通过收录沈约之作有所反映，而明刻本又增补了吴均、王筠、刘孝绰的同题诗作各一首，一方面将这一题材的盛行情形烘染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一睹它们与古乐府的承变关系。王筠诗云:“大妇留芳褥，中妇对华烛。小妇独无事，当轩理清曲。丈人且安卧，艳歌方断续。”刘孝绰诗云:“大妇缝罗裙，中妇料绣文。惟余最小妇，窈窕舞昭君。丈人慎勿去，听我驻浮云。”吴均诗云:“大妇弦初切，中妇管方吹。小妇多姿态，含笑逼清卮。佳人勿余及，殷勤妾自知。”从中可以看出，王筠诗为承，吴均诗为变，刘孝绰诗则介于承变之间。吴均诗中不仅“小妇独无事”，大妇、中妇亦加入“无事”之列切弦、吹管，构成一幅颇具 艺术 氛围的家庭享乐图。
《西洲曲》堪称南朝乐府的绝唱。今人将其与北朝乐府《木兰诗》视为双璧。它在意境的回环婉转，构思的细密连贯，谐音双关的运用，音韵节奏的美妙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南朝乐府的风格。从内容上看，它以一位江南少女的口吻抒发对江北情郎的思念之情，情调哀婉缠绵，与《玉台新咏》的编选宗旨颇为相合。但是赵本《玉台新咏》并未录入此诗，不知何故，终归是个遗憾。增补本补录入卷五，将其归入江淹的名下，或许是觉察到其为文人润色的痕迹。今人认为此诗归属江淹不妥，因为“从诗的内容到形式均和江淹现存诗作不类” 11。不管怎么说，明刻本将这样一首优秀之作补录进来，的确有查漏补缺之益。
三
与增补诗歌相联系，增补本比赵本《玉台新咏》多出了近二十位作者。某些诗人正史无传，如汤惠休、房篆、庾成师、朱超道等。因此明刻本增补《玉台新咏》兼具存诗与存人的双重功能。
增补本补入的诗人依卷次出现先后为序计有:卷四虞羲，卷五范云，卷六徐勉、杨皦，卷七萧统，卷八萧子云、萧子晖、萧子范、萧悫、庾成师、阴铿、朱超道、裴子野、房篆、陆罩，卷九汤惠休，卷十刘义恭、张融、邢劭。再依朝代分布而言，除汤惠休、邢劭外，均为齐梁诗人，阴铿跨梁、陈两代。
在这串不算短的名单里，有两个名字最使我们感到意外:一是萧统，一是裴子野。当我们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判断他们的 理论 主张与创作倾向的时候，他们的名字断断不该出现在《玉台新咏》这部以收录言情甚或艳情诗歌为旨趣的总集中。徐陵的本意恐怕也是如此，故赵本《玉台新咏》未见萧统、裴子野二人诗作。
就一般意义上讲，昭明太子提倡雅正诗风，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12 为审美理想。体现着这种理想的范本《昭明文选》，虽不刻意排斥言情之作（例如“赋”类下专设“情”之子目，“诗”类中也有多目关涉“情”的抒发），但却言情而有度，轻艳之作罕有收录。而裴子野更是对宋大明以来“摈落六艺”，“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兴浮”“志弱”文风忧心忡忡，主张以“劝善惩恶” 13 的文学功利观矫治齐梁新变之风。所以周勋初先生将梁代文坛分为趋新、折衷、守旧三派，并进而划分了梁代文人的归属:“守旧派以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依附在梁武帝萧衍的周围。趋新派以徐摛父子和庾肩吾父子为代表，依附在简文帝萧纲的周围;萧子显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新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玉台新咏》一书中。折衷派以王筠、陆倕等人为代表，依附在昭明太子萧统的周围，刘勰为这一流派的理论家，提出了‘通变’说，他们的宗旨还具体体现在《文选》一书中。” 14 周先生的三派说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后继论者不过间或以“新变”、“通变”、“保守”等近义词加以替换而已。然而三派之间真的如此壁垒森严吗?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似乎向我们透露了某种否定的信息。况且上引周先生文中提到的不属趋新派的萧衍、王筠等人都在赵本《玉台新咏》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萧衍之作入选达41首之多，王筠也有7首诗入选（明刻本又递增5首）。这是否都在说明新变思潮的强大呢?可以说正是在这股“变”的强劲潮流的冲击裹挟下，折衷派、守旧派中人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进来，尝试“新变”的创作。尽管新变派的强大以宫体诗潮的泛滥为标志，但走向新变的过程并不只是新变派与其他两派抗衡、对立的过程。
萧统的诗歌创作倾向以典正为主流，时人以“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 15 评之。然而《昭明太子集》中有艳体诗存在也是事实。除《林下作妓》、《美人晨妆》、《名士悦倾城》、《照流看落钗》等与《梁简文帝集》互见外，尚有《长相思》、《三妇艳》、《咏同心莲》、《相逢狭路间》、《饮马长城窟行》等诗格调与入选《玉台新咏》的诗歌并无二致。故增补本补录了萧统诗4首，即《长相思》、《江南曲》、《龙笛曲》、《采莲曲》等，尽管作者归属仍存在争议，但它们入选《玉台新咏》毕竟在有限的篇幅内为我们展示了昭明太子创作风格的另一面。
然而当初徐陵编撰《玉台新咏》为何不录昭明诗呢?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卷七推测曰:“盖昭明薨而简文立，新故之间，意有所避，不欲于武帝、简文之间更置一人，故屏而弗录耳。即此一端，断非后世作伪之人所能意及。”纪氏所言徐陵怀有隐衷，不无道理。朱彝尊则认为徐陵以异于《文选》的方式处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归属（指将其中八首归在枚乘名下），实际上是以此表示对昭明一派的“微意” 16 。朱氏所言，是从两派的矛盾着眼，也值得思考。《玉台新咏》既然是因萧纲授意而编，终归要与《文选》立异，所以尽管它收录了趋新派之外的萧衍、王筠、刘孝绰等诸多诗人之作，对萧统诗的入选却不能不谨慎从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刊刻《玉台新咏》却可以抛却此等顾虑，按照原书的体例与规则从容操作，因而也就拓展了我们从《玉台新咏》中认识梁代文坛状况的视野。
至于裴子野诗入选与否理由恐怕要简单得多。一方面裴子野倡导诗教，理论上与趋新派无共同语言。《梁书》本传谓其“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 17 ，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其作品“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 18，所以徐陵不收其诗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裴子野现存诗三首中有两首咏雪之作，虽说意象、辞藻都比不得趋新派诗人同一题材之作的华艳 19 ，但也褪却了传统咏物诗的比兴寄托色彩，而沿袭了永明以来的咏物路数，与他本人所倡导的诗教了无牵扯。“拂草如连蝶，落树似飞花”二句状飞雪之形，倒也生动。末二句“若赠离居者，折以代瑶华”，颇能启人联想折花赠离人者抑或为女性。所以明刻本将这首《咏雪》补入《玉台新咏》也谈不上牵强。
明刻本增补萧统、裴子野诗入《玉台新咏》，至少使我们认识到梁代文坛三派原本并不是冰炭不相容的， 理论 上的旗帜鲜明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上的“互通有无”。
事实上，梁代文坛三派之间并非有的论者推想的那样泾渭分明。从史料所载来看，萧统身边的不少人都与萧纲、萧绎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诗风亦出入两派之间。位列昭明太子东宫十学士的张缵、陆倕、张率、刘孝绰、王筠等人都有在萧纲、萧绎身边任职的经历，笔墨交往也不少。张率早年为东宫十学士之一，后追随萧纲，任云麾晋安王中记室等职，《梁书》本传谓“在府十年，恩礼甚笃” 20 。他去世后，昭明太子写信给萧纲，称“其人文笔弘雅……尤当伤怀也” 21 。除“弘雅”文风外，张率尚有4首诗入选《玉台新咏》，明刻又增补了3首。张缵亦名列东宫学士，与萧绎为“布衣之交” （《梁书·元帝纪》载） ，与萧纲的来往亦颇密切。萧纲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与之讨论文学，激愤地批评视文章为雕虫小技的扬雄、曹植“罪在不赦” 22 ;《赠张缵诗》则称赞其“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转” 23 ，正所谓英雄相惜。曾参与《文选》编辑工作深得昭明信任的刘孝绰与萧纲、萧绎的密切关系，詹福瑞先生《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24 一文已作了详细梳理，可 参考 。刘孝绰诗有“雍容”的一面，也有不少轻艳之作，入赵本《玉台新咏》8首，增补本又补录5首，数量还是可观的。裴子野及其同好与其他两派也多有瓜葛。《梁书·裴子野传》载，与子野“深相赏好”的除刘显、刘之遴等人外，还包括昭明太子门下的殷芸、张缵等。据《南史》卷八《梁本纪》，萧绎所结的“布衣之交”中也包括了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等流派归属各异的才秀。而梁武帝萧衍对各派文学思想的兼容并包态度及其创作上的不拘一端，则直接促成了梁代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多元 发展 25 。总之增补萧统、裴子野入《玉台新咏》至少能够引发我们对其诗史价值的思考。
四
由于宋刻本的亡佚，明代刊刻对于《玉台新咏》的存世与传播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赵本历来被目以善本，增补本的价值却被忽略。前面通过文本 分析 初步认识了明刻增诗的价值，下面再从增补《玉台新咏》所反映的审美风尚这一角度作点探讨。
顾炎武《日知录》有“窃书”、“改书”等条目清算明代的空疏学风。在空疏的学术背景下，刊刻古籍，随意增删，使原书失去本来面目，是明代刻本的普遍缺点 26 。这也是人们对增补本《玉台新咏》一直评价不高的重要原因。钱谦益《有学集》卷四十六《跋玉台新咏》云:“今流俗本为俗子矫乱，又妄增诗二百首……凡古书一经庸人手，纰缪百出，便应付蜡覆瓿。” 27 可谓抨击甚烈。毋庸讳言，以保持原貌这一标准来衡量增补本《玉台新咏》，这的确是它不容回避的缺陷。增补本的不严谨处至少有两点:其一，补录作品有些与原书问世 时代 不符。例如补录了徐陵、阴铿入陈、庾信入北后的诗作，据考有卷九徐陵《杂曲》（倾城得意已无俦）、阴铿《侯司空宅咏妓》、庾信《怨诗》（家住金陵县前）等。而以北齐诗人邢劭诗阑入梁集，也显得不伦不类（尽管从中可窥北人对南朝诗风的模仿，不无史料价值）。其二，有些作家作品的补录未曾顾及原书编者的本意，如萧统、裴子野等人诗的入选。这些粗疏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有混淆视听之弊。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增益行为本身反映了一种文学现象，它实际上是对原作的一种接受方式。补编者是以自己的眼光和思路来把握原书的 内容 及总体格调进而补选的。基于此再来回视增补本的价值，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清人屡以“空疏”、“随意”批评有明学风，但这种“随意”也每每使论者能够“各抒心得” 28 ，不拘陈说，这尤其符合文学的接受与欣赏 规律 。
明代接受《玉台新咏》有两个鲜明的出发点，一是从尊情的理念出发肯定其内容，一是以趋新求异的眼光把握其性质。
诗缘情虽是老生常谈，但在明代，尊情却有着与 理学 相对抗的意义。情感与文学的关系是有明诗学所关注的中心议题，以情作为诗歌的命脉是论者的共识。《玉台新咏》这样一部专收言情之作的总集， 自然 进入他们的批评视野。对于《玉台新咏》言情性质的认识与肯定，集中于嘉靖以来刊刻本的序跋中，尤能见出中晚明士人对此书的青睐。明代评论《玉台新咏》不仅大胆背离了“陷于****” 29 、“雅人庄士见之废卷” 30 等传统偏见，而且在宋本陈玉父《跋》肯定《玉台新咏》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
南宋陈玉父《跋》云:“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着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陈玉父确认诗歌以抒情为本质，并且援引《诗经》证之，以攀附经典的 方法 来抬高《玉台新咏》的地位，不失为增强说服力的一件法宝。然而陈玉父所言终归未能超越《诗大序》对“情”的限定，故又谓《玉台新咏》较之《诗经》，“发乎情则同，止乎礼义盖鲜矣，然其间仅和者亦一二焉”，颇能识得《玉台新咏》对传统的突过之处。明刻本所附序跋亦多首先确定诗歌抒情的文体特征，并远溯诗骚，评判思路与陈玉父如出一辙。如嘉靖十九年郑玄抚刻本方弘静《序》云:“夫诗缘情而作也，情莫近乎妃匹之间，故三百篇首《关雎》‘寤寐’、‘窈窕’，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以知先王之泽，风化之本也。”与此相呼应，郑玄抚《跋》云:“诗本诸民情，始于风雅，大备于唐，自兹绮篇涛涌，奇迹星稠，夸古徇今，厥制琼矣。……若陵所录者，开踪汉魏，断锦梁尘，虽美韵未备夫《九歌》，清响尚遗乎《三百》。”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的序言对“情”的渲染至为浓烈:“盖闻诗本人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嗟呼!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遗此。此《三百篇》所为作也。……”沈氏评《玉台新咏》尊情的意识最为自觉，短短序文中两次征引晋王戎名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将情视为诗歌的命脉，并以此衡量诗歌的高下与选本的高下，指出“宋人以理学传之，而诗之脉遂绝”。又谓《文选》与《玉台新咏》选诗的区别即在“统之所选，大都以气格胜，窃狭其以选文之法选诗，而未竟乎诗之情也”。在沈氏看来，《玉台新咏》最可称赏的地方正在于“孝穆以情汇”，并认为情的介入是读懂《玉台新咏》的先决条件，“世有能解是集之不离乎情者，可以读是集矣”。
除了刻本序跋的竭力鼓吹，明代诗论家在对《玉台新咏》所收诗具体篇目的评点中，亦多贯彻尊情理念。如《古诗归》卷七钟惺对《玉台新咏》卷九所录曹植《妾薄命》的批语:“妮妮叙致，不尽情不已。”卷十四谭元春评《玉台新咏》卷八所录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云:“此情长留于天地之间，则人人有生趣，生趣不坠，则世界灵活。” 31 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评《古诗十九首》（其中十二首入《玉台新咏》）“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32 。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二评蔡邕《饮马长城窟行》:“此诗不出百言而兼该比兴，辗转入情。” 33 袁宏道以情语批注《玉台新咏》，圈点的名句下多见诸如“可怜”、“凄然”、“情痴” 34 等批语。要之，《玉台新咏》在中晚明受到关注，与尊情的批评氛围息息相关。
如前所述，《玉台新咏》作为文学新变理想的范本，求新自然是其所要标榜的重点所在，故名之曰“新咏”。对此明人亦能心领神会。赵本《玉台新咏》赵均《序》云:“昔昭明之撰《文选》，其所具录，采文而间一缘情。孝穆之撰《玉台新咏》，其所应令，咏新而专取精丽。”指出求新尚丽是《玉台新咏》有别于《文选》之处，堪为对《玉台新咏》性质的准确揣摩。徐陵原序即反复申明这一选本之新在于淡化文学的教化功能，而突出其娱乐消遣功能;强调读这本诗集，绝无“邓学春秋，儒者之功难习”般的沉重，只有如“娈彼诸姬，聊同弃日”的闲适。这对于论诗喜谈“性灵”的中晚明士人而言，极易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某种契合之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对《玉台新咏》激赏不已。天启二年沈逢春刻本所录其序，生动描绘了他初读《玉台新咏》的感受:“清新俊逸，妩媚艳冶，锦绮交错，色色逼真，使胜游携此，当不愧山灵矣。”竟至于“读复叫，叫复读，何能已已……肆笔批阅，遂尔达曙”。袁氏正是在一种“兴致萧疏”的心态下对此书随意展玩，或许最为契合徐陵所期待的阅读心态。故友人陶周望谓“孝穆有同调矣”。袁氏对《玉台新咏》颇多溢美之词，远未臻文学批评的至境，却率真地表达了自己的接受态度。
清人关注《玉台新咏》不免羞羞答答，精研细考之后，又检讨自己“耗日力于绮罗脂粉之词，殊为可惜” 35 。明人却能够率真地表达他们对《玉台新咏》的痴迷。除了袁宏道的大力褒扬，冯舒忆及崇祯二年得见赵本，“欣同传璧”，六人合力抄写的情形亦十分传神:“于时也，素雪覆阶，寒凌触研。合六人之功，抄之四日夜而毕。饥无暇咽，或资酒暖，寒忘堕指，唯忧烛灭。” 36 这与清人的冷静谨重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接受心态。因之明人能够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玉台新咏》，按照自己的理解于意犹未尽处进行增补，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对原书的再度创作。这在《玉台新咏》的接受史上无疑是值得关注与阐释的现象。
注 释
①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四库全书本。
②叶启发跋崇祯六年赵均刻《王台新咏》，又见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后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9页。
③刘跃进《玉台新咏 研究 》，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2—61页。
④《大唐新语》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第42页。
⑤沈玉成《宫体诗与〈玉台新咏〉》，《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关于《玉台新咏》的成书年代，本文同意沈玉成、兴膳宏等先生提出的中大通六年说。
⑥《全梁文》卷十一，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011页。
⑦黄芸楣《玉台新咏引言》，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⑧⑨穆克宏点校本《玉台新咏笺注》，第11页。《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四，康熙刻本。
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2页。
11曹道衡、沈玉成着《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12《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全梁文》卷二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4页。
13《雕虫论》，《全梁文》卷五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262页。
14《梁代文坛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15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全梁文》卷六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第3312页。
16《书〈玉台新咏〉后》，见吴兆宜注《玉台新咏》，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
17《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校点本，第443页。
18《全梁文》卷十一。
19罗宗强先生对此有详细的比较分析，参《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0页。
20《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第478页。
21《与晋安王纲令》，《全梁文》卷十九，《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60页。
22《全梁文》卷十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第3010页。
2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3页。
24《梁代宫体诗人略考》，《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5详见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383页有关论述。
26魏隐儒《 中国 古籍印刷史》，印刷 工业 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7《跋玉台新咏》，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3页。
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29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2页。
30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6页。
31《古诗归》，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32转引自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卷四，中华书局1936年版。
33转引自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七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4页。
34见《玉台新咏》天启二年袁宏道批注本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繁钦《定情诗》圈点诗句的批语。
咏雪的古诗文范文3
【关键词】梅尧臣；咏梅诗；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235-01
梅花，自古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被誉为“国花”。随着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审美认识蔚然兴盛，自然美的兴致亦更是空前，在相关题材上不断拓展，梅花也开始成为歌咏的对象之一。随着对梅花审美认识的发展，梅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花卉审美对象和一种精神品格的代表而存在。咏梅文学展示了梅花审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意趣，揭示了梅花形象的审美意蕴，使梅花从此有了崇高的文化形象和精神品质。
一、梅尧臣咏梅诗的主要内容
梅尧臣被尊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据粗略统计，梅尧臣约有30首咏梅诗，还有许多咏物诗中亦有捉及梅。文章根据梅尧臣所写梅之内容与审美意向，将其咏梅诗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内容：
（一）描绘梅花的色与香
梅花在寒气凛冽的冬雪天开放，花色似雪，沁人清香，因而其香与色就显得尤为独特。梅之花香沁人心脾，诗人的咏梅诗中有多首对此予以了抒写。如《资政王侍郎命赋梅花用芳字》：“夭桃裱李不可比，又况无此清淡香。”在诗人眼里，清淡的梅香沁人心脾且非他物可比，诗人从梅花的整体形象感对其色香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二）赞美梅花独立寒霜的品格
梅花较之其他花卉不同之处在于其凌寒冒雪，先春而独发，使人见之而生怜爱敬佩之情，于是诗人调用各种手法，用诗的语言来抒写梅花，赞美梅花。如《梅花》一诗：
已先群木得春色，不与杏花为比红。薄薄远香来涧谷，疏疏寒影近房栊。全枝恶折憎邻女，短笛横吹怨楚童。坠萼谁将呵在鬓，蕊残金粟上眉虫。
梅花凌寒先开，诗人通过群芳、群木、杏等物正衬或反衬烘托出梅花的与众不同，进一步强化了梅花明艳冷峭的形象。
（三）借梅花寓自身境况和托兴微之叹
诗人歌咏梅花，其凌寒独开、先秋而凋零的特点常常能引发诗人对自身境况的感叹。如《依韵和吴正仲闻重梅已开见招》中：
难开密叶不因寒，谁翦鹅儿短羽攒。犹是去年惊目艳，不知从此几人观。重重好蕊重重惜，日日攀枝日日残。我为病衰方止酒，愿携茶具作清欢。
梅花尚能凌寒绽放霜姿，而自己却已短发衰颓“虽爱千枝竞繁密，还嗟短发已衰颓”，梅前的自己是感慨万千的。诗人在歌咏梅花时还常借历史人物和典故以托兴微之叹。梅花的不与时同、清香高洁的品格寄寓着诗人自己的人格，他的咏梅诗就是其人生情性与生命状态的映射，并常常包含着身世沉重之感。
二、梅尧臣咏梅诗的主要特点
在宋代之前对于梅花的描写，更多的是偶然的抒写，多着眼于色香两个基本的浅层次，且对梅花的审美认识侧重在时序物色的感性激发上。宋初林逋发现梅花的“疏影横斜”之美，林逋对梅花的审美认识抓住了梅花形象美的核心。受林逋的影响，梅诗不但注重梅花色与香，更注重梅花的品格与精神。将其归为如下三个特点：
（一）表现为对梅花的自觉歌咏
在宋初文坛，虽然林逋、晏殊等士人有爱梅之意，写了一些咏梅的作品，但当时咏梅却未蔚然成风，时人对于咏梅诗的欣赏更多的是注重写物的表现艺术，在梅的象征意义上并未达成广泛共识。梅尧臣咏梅诗的大量出现，可窥知宋代初期文人对梅之态度及咏梅诗发展之趋向轨迹。检索《梅尧臣编年校注》，除了三首直接以梅花为题外，其他的咏梅诗皆是唱和之作，如：《依韵和叔治晚春梅花》、《和梅花》、《依韵和吴正仲重台梅花》、《依韵答僧圆觉早梅》等。梅尧臣如此大量的和诗咏梅之作，已突破晋唐时人的偶然倾向，他将梅花放之于吟、赏及席上唱和，表现出了对梅花的更深入欣赏和更多主观活动的意兴感咏。他对梅开、梅香、梅枝、梅影的大量集中描写为我们展示了北宋初期文人写梅的一些基本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梅之树枝形态与梅花之色、香一起成了诗人关注描写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得到重视。
（二）表现出对梅花神韵的整体把握
梅诗承前人咏梅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写梅之香，突出其“清”、“冷”，从中我们可以略知其审美情趣及崇尚清瘦的审美心态。梅诗所写内容虽非首创，但从整体而言，却显示出了咏梅诗从宋前大量的具象细节的刻镂向韵味神理的整体体味：“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头月下杯”、“犹是去年惊目艳，不知从此几人观”，其所写之景都是围绕自身之情感而发。正是这种审美感觉的有机把握建立起了梅花整体的形象特征。但梅诗写的是“有我之境”，有着自己独特的传情方式，对于北宋后期梅之审美内容之拓展即写梅枝疏影方式的发展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表现为语言的清丽平淡
魏晋时期，陶渊明形成了质朴淳厚的诗风，梅尧臣对此非常推崇，他曾说过：“唯师独慕陶彭泽”（《答新长老诗篇》），在创作中有意地学习陶诗。在诗中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诗无古今，惟有平淡难”。他的咏梅诗将诗之内容与语言的平易结合起来，“顺物玩情”，以物象为基点自然兴感，着重情与物的适度交融，随物宛转，妙契自然。如《梅花》、《京师逢卖梅花五首》、《依韵和叔治晚春梅花》等，主要咏梅开之早、梅花之色香。语言显得清丽平易，如“曾无莺蝶恋，空被雪霜侵”、“夭桃裱李不可比，又况无此清淡香”，信手拈来，自然而不矫作。
咏雪的古诗文范文4
文学史上，那些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鸿篇巨著，无不是点缀着梅兰竹菊的意象。比如，一部《红楼梦》，梅兰竹菊四君子在大观园中频频亮相，甚至是一部书中许多儿女的精神寄托。白雪寒冬，盛开着红梅的栊翠庵，住着梅花雪水沏茶、傲视俗物的妙玉；千竿翠竹掩映的潇湘馆，黛玉风骨逸致，泪洒斑竹，以咏絮才夺魁诗。曹雪芹先生将梅兰竹菊美好的意象，赋予了大观园中一群身处世外桃源而远离俗尘的女儿们以美好的品格，寄托着文人理想的人格境界。非但文学作品，国画中梅兰竹菊四君子更是寄寓了画家许多情怀。王冕的《墨梅图》、赵孟坚的兰，郑板桥的竹、“山人”朱耷的菊……写意传神，尽显君子之风。
悠久的中华文化史，历代的文人墨客的反复吟咏勾画，共同赋予了梅兰竹菊丰富的文化意蕴，古诗、古文、古画中，四君子意象层出不穷，华夏士人的精神血液便浸染在这水墨之中，流淌在字里行间。
一、迎霜傲骨之梅
梅花不仅是花中四君子之一，还与松、竹并称“岁寒三友”，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梅花也是如此。“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王安石《咏梅》），梅花隆冬盛开，剪雪裁冰，“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 敢与雪花争一片冰清玉洁，是不畏严寒的傲骨的象征。
提起梅花，我们多会想起那个以“梅妻鹤子”而称的林逋。他远离尘俗，独具傲骨，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他的这首《山园小梅》是咏梅诗中的绝唱。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在众芳凋零的冬日，梅花凌寒独开，占尽一园风情。“疏影横斜水清浅”，梅花疏疏落落，倒影横斜在清浅的水中，传神之笔写出梅花爽朗清澈的风骨，多么像一幅水墨画。“暗香浮动月黄昏”，让我们仿佛闻到了梅花的醉人芬芳，暖了一个冬日的冷寂。世传他爱梅爱鹤成痴，终生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林逋在这首诗中，正是借着咏梅表达了自己远离尘俗的清高和淡雅。
还有一位词人，也是借着梅花表现自己的人格。如果说林欣赏的是梅花疏影横斜的摇曳和脱俗的气质，那么这位词人钦佩的就是梅花的傲骨。他便是南宋的爱国词人陆游。林逋的诗是咏梅诗中的绝唱，陆游的词在咏梅词中亦然。词曰：
卜算子 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整首词的基调有些清冷和愁苦，正与他此时的心情相映。爱国如他，却壮志难酬，如何能不愁？陆游一生铮铮铁骨，立志报国，却命途多舛，饱受挫折。这在断桥边寂寞开着，“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梅花，凌寒先开，无意争春，却受着群芳的妒忌，多么像一直承受着各种猜忌迫害的词人。然而，梅花仍旧是留着自己的高风亮节，无论风雨如何摧残，仍有香如故。陆游自己不也是这样，尽管人生坎坷，却还是不肯摧眉折腰，仍要留得一片冰清玉洁吗？
写梅爱梅的自然不只林逋和陆游二位文人，我们能够想到的还有很多。柳宗元、苏轼、王安石，曹雪芹……生命中不乏起伏波澜的诗人都曾经用咏梅的佳句，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不只有诗人，画家王冕的《墨梅图》独具一格，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更显清气，被誉为“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
经过历史的沉淀，梅花已经作为清高和傲骨的象征化入华夏士人的精神血液，成为君子傲骨的象征。
二、幽清高洁之兰
兰生幽谷，是中国文化中幽清高洁的君子品格的象征。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叫纳西瑟斯的少年，迷恋自己水中倒影的美貌，为拥抱自己的影子而溺亡，化身水仙花，孤芳自赏，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生于幽谷的兰花有些相似。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兰花的生于幽谷、孤芳自赏却是另一种韵致，毫无贬义。它的隐于深谷，是对繁华的不屑一顾，它的孤芳自赏，是远离利禄功名的淡泊。《孔子家语》云：“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兰，最具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洁身自好。
在中国文化史上，与兰关系最密切，也是文人爱兰源头的，应该是先秦时期影响了后世无数士人的两个人――孔子和屈原。
几年前一部电影《孔子》的主题曲叫做《幽兰操》，空灵悠远的音调正合了兰花生于幽谷的空灵。而这首歌的歌词，便是韩愈的《猗兰操》，韩愈序曰孔子伤不逢时作：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
今天之旋，其曷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
雪霜贸贸，荠麦之茂。子如不伤，我不尔觏。
荠麦之茂，荠麦有之。君子之伤，君子之守。
《猗兰操》相传最早为孔子所作，韩愈可能只是补轶。兰是孔子自喻，“不采而佩，于兰何伤”，表现了虽不得用，也应该坚持自己操守的人格。正是出于对君子如兰的推崇，对孔子的敬仰，历代文人多有仿《猗兰操》的诗作。
兰之为文人喜爱，还因为另一个洁身自好的诗人――屈原。“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一曲《离骚》，将兰花与屈原联系在了一起。不管屈原那时候写进诗里的兰是不是后来的兰花，兰花作为清高的文人品格象征的意蕴都是屈原赋予的。为奸邪小人所害，见疑于楚王的屈原，空有一腔忠君爱国的抱负却无人赏识，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用兰花来寄托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洁。兰花与屈原，其实是相互成就的。
渐渐地，兰花的高洁在士人中成为共同的理想追求，颂兰之诗层出不穷。唐代张九龄自伤怀才不遇，作《感遇》诗十二首，其中一首为：
兰叶春葳蕤，桂华自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这首诗的意境，既得《猗兰操》“不采而佩，于兰何伤”的情致，又有屈原美人香草的意境，表达了君子修德不为功名利禄，只为自身无愧的洁身自好。这正是兰无人而芳的品质。
非但诗歌，历代画兰者也是不绝，而且画法各异，极具神韵。有名的有宋末郑思肖，他爱画墨兰，但所画兰花从不画根土，寓宋土已被掠夺。如此，兰于幽清之外，又有了更丰富的时代寓意。
“孤兰生幽谷，众草共芜没” （李白《古风》），但它却能洁身自好，“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从来岩穴姿，不竞繁华美”（程樊《咏怀》）。兰，是幽清自持的君子。
三、谦逊坚韧之竹
竹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意蕴。它的“劲节”代表着文人坚强的骨气，它的虚空代表着君子的虚怀若谷，它的萧疏代表着文人的潇洒脱俗。所以，文人的住宅中，大都种植着竹子。
潇洒的魏晋之风，自然少不了竹。嵇康、阮籍等七人，以其洒脱的魏晋风骨留下了竹林七贤的绝响。名士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最痴，《世说新语》中有一个关于他爱竹的故事。王徽之有一次临时寄居在一个地方，让身边的人种上了一些竹子。有人问，你不过暂住几天，何必要种竹子呢？王徽之指着那几竿绿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已经成为文人追求雅致生活的象征。
唐代女诗人薛涛曾作《酬人雨后玩竹》：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薛涛此诗，尽显了竹在古典文化中丰富的意蕴。竹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在冬天观赏更能品味它那刚劲之风。若在春天欣赏，也能够看出它虚心的谦谦君子之风。竹林七贤的潇洒，舜妃泪洒斑竹的忠贞悲苦，都在这首赏竹的诗中了。
除了诗人，自古画竹者也不在少数，而最有名的，当数郑板桥。
郑板桥善画竹，用一支画笔，以竹的气节表白自己。郑板桥为人父母官，多次为百姓获罪，仕途不顺，却仍坚持着自己的高风亮节。他最有名的题画《竹石》诗便是如此：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落拓不羁的郑板桥，在这一诗一画中，使青竹在破岩之中挺拔生长，不畏磨砺的坚韧之态跃然纸上。又有《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载酒饼，春风倚醉竹西亭。
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爱竹已经成为郑板桥的一种生活习惯，正像王徽之那样，“何可一日无此君”了。
“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刘禹锡《庭竹》）竹，是那清高自立的君子。
四、隐逸坚贞之菊
菊，花中之隐逸者也。而菊之所以具有了隐逸的意蕴，是归园田居的陶渊明赋予的。
东晋诗人陶渊明，误入尘网，违背心意为官，终于还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园田居，享受自然的躬耕生活。他在《饮酒》诗中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远离官场的纷扰，他在秋菊的一片佳色中陶醉着。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所以，他创造的许多意象也随着他的隐逸之名成为了隐逸的化身，菊就是其中之一。后代诗人笔下的菊，似乎有一大部分都是长在东篱下的那丛陶令的。李清照的“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是东篱之菊，刘克庄的“羞与春花艳冶同，殷勤培溉待西风。不须牵引渊明此，随分篱边要几丛”也是陶渊明的菊。甚至，在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用酒浇灌才更显茂盛的精，名叫“醉陶”，亦是以陶渊明为原型的。在后世文人的诗文中，菊与陶渊明是一体的，是文人隐逸情怀的象征。
除了隐逸，也有与梅花一样傲霜的骨气。元稹《》：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寒意渐侵的秋冬时分，百花纷纷枯萎，而却能够不屈于严寒，最后凋零。王安石亦有诗：“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都是赞美傲霜的精神。
不仅凌寒独艳，而且有着不屈不挠的气节。即使枯萎了，也不会离开枝头。宋末元初画兰的郑思肖也擅长画菊，并曾题画菊诗云：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趣无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枝头抱香，即使枯萎了也绝不被北风吹落的宁死不屈的气魄与宁死不降元军的诗人画家分明是一样的。“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赠刘景文》）
，不仅是隐逸的君子，也有着傲霜的不屈风骨。
梅，迎霜傲骨；兰，幽清高洁；竹，谦逊坚韧；菊，隐逸坚贞。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其独有的脱俗风骨，与华夏士人融为一体，成为了中华士人抒发感情、追求理想人格的精神载体。而这梅兰竹菊四君子也在文人墨客的反复吟咏、临摹中，被赋予了迷人的意蕴，不断丰富着其文化内涵。
五、中考链接
1.（2013四川达州卷）阅读下面短文，完成题目。
①玉，积山川之精，人文之美。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它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审美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②战国时期有名的“和氏璧”价值连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用“和氏璧”雕琢成传国玉玺，并由宰相李斯书大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刻于其上。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国粹之一的玉文化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此时的作品，集数千年玉文化之大成，玉质之美，品种之多，雕琢之精，应用之广，都是空前绝后的。
③《管子》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古代封禅用的书文，刻在玉上，称之为玉牒；外交使节用的信物，称之为玉节。由此可见，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④玉，致密坚硬，滑润光莹，古人把玉加以人格化，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故有“君子比德于玉”之说。
⑤玉和金一样，是宝贵的象征。“玉楼”“玉堂”均指华丽的宫殿或住宅。道教中的玉皇大帝、玉虚仙境、玉宇，也都离不开一个“玉”字。皎洁的月亮中有一团黑影，古人不知其奥秘，臆想出“月中何有，玉兔捣药”的故事，此后，文人便常用“玉兔”一词指代月亮，既文雅又神秘。
⑥玉，是权力的象征。除了玉玺外，“金科玉律”用来指不可变更的法律。玉，又是和平的象征，如“化干戈为玉帛”。助人成功用“玉成”一词。至于玉色纯净，质地坚密，常用来比喻节操，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此外，玉还被广泛用来描写大自然的景色。“风花雪月”中，除了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风”之外，后三者都常用“玉”来吟咏赞颂：槐树花朴素洁白，便有了“玉树”之称。一些纯白素雅的花，常在其名前冠以“玉”字，如玉兰花、玉茗（白山茶花）等。以“玉龙”来比喻漫天大雪，多么壮观！
⑦玉，是吉庆、祥和、幸福等精神美的象征，因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往往运用象征寓意或谐音取意的手法把玉制成丰富多样的器物、饰品等，借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鱼形玉器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zhǔ）文化”，到了唐代、宋代开始盛行。特别是明、清两代，鱼形玉器造型繁多，工艺精湛，最常见的是把莲花和鲤鱼雕刻在一起，代表着美好和富足；还有的玉器把佛手、寿桃和石榴雕刻在一起，称为“三多”，意指多福、多寿、多子。
⑧玉，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它只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一朵微小的浪花。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之花，只要是根植于民族的土壤，能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审美等特质的都可以名之曰文化，且大有发掘光大之必要。
（选文有删改）
【迁移拓展】被称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一。别名秋菊、九华、帝女花、笑靥。因其花开于晚秋且浓香扑鼻，故有“晚艳”“冷香”之雅称。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倍受历代诗人的青睐。
唐・元稹《》：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宋・梅尧臣《残菊》：零落黄金蕊，虽枯不改香。深丛隐孤秀，犹得奉清觞。
现代・《秋菊》：秋菊能傲霜，风霜重重恶。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
①请你结合诗歌摘录中的有关描述，说说象征了哪些精神品质？
②结合选文相关内容，推断“菊文化”形成的原因。
咏雪的古诗文范文5
古诗文是一种审美文化，一种艺术文化，是浸透着礼乐精神的文化。中国古典诗词内涵深刻，意存高远，包含许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孩子们从小就接受古诗文的熏陶，可以引领他们走进宏大、开阔、高尚的精神世界，帮助他们有力地抵抗丑恶，改造贫乏和平庸，远离虚无和轻浮，同时获得对古典美、传统美的认识与理解。小学阶段的古诗文教学，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一、不要拘泥于教材中的诗歌，要进行组诗教学，培养诗趣
课改提出的新理念，“不能教教材，而要教材教”，即要创造性地理解、使用教材，积极开展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我们更不能就诗教诗，要和学生一道开发和生成开放、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当有了一定数量积累后，完全可以跳出教材，进行组诗的教学。四古诗《江雪》的学习中，巧妙地整合了一个“垂钓系列”――《江雪》《秋江独钓图》《小儿垂钓》《渔歌子》，重点学习《江雪》，对比略读《秋江独钓图》，推荐阅读《小儿垂钓》《渔歌子》，这样的整合对比学习，既有利于在对比中深化理解，又对中国文人历来的“垂钓”文化进行了一次探索，同时，增加了学生的古诗词阅读量。还可以用复习的形式引导学生对已学的古诗进行题材分类――咏物诗、送别诗、思乡诗、爱国诗……自然过渡到本课两首诗《冬夜读书示子聿》《观书有感》的题材特点――哲理诗。然后将两首诗整合对比学习，同中求异，在比较中引导学生发现两首诗说理的不同方式――直接说理、借喻说理。这样的整合对比学习，节省了教学中无效的环节，对“哲理诗”这一古诗题材有了一个较深入的探究，事半功倍。
二、重视诵读，把古诗文教学的课堂推向高潮
为了优化古诗文的外部环境，我把古诗文的诵读积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比如“古诗文朗诵会”，学生或配乐朗诵，或浅吟低唱，教师则负责评选优秀。“古诗文游戏”，师生在拍手和跳牛皮筋的活动中把《望天门山》《如梦令》《三字经》等古诗文当口令吟唱。“演唱古诗文”，将已经有人谱曲的古诗文歌曲在校广播中反复播放，并在音乐课中由音乐老师教唱。对于其他的古诗请校音乐老师谱曲后再指导学生演唱。另外，还有“个人背诵”“合作表演”“现场作诗”等活动，把古诗文的诵读积累推向了高潮。
三、要求学生品读体会，教师也需适度地讲解
在古诗文教学中，我们提倡以学生的自读自悟为主，但适度讲解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很多诗歌既表现了诗人对宇宙万物关怀的情感，也表现了诗人的品格、修养和怀抱。如果教师能把诗歌中感人的力量表达出来，对于提高少年儿童的资质品格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在教学《入京》时，适度讲解于谦为官廉法正直，深受百姓爱戴。这是托物言志法，作者以诗明志，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畏强权的意志和坚守高洁清廉情操的决心。然后，再引导学生的品读方式会
古诗声韵之美、情感之美，学生就能谈得声情并茂了。
咏雪的古诗文范文6
一、赏诗中之画
坡论唐朝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摩诘）的《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画外意，待诗来传，才能圆满，诗里具有画所写的形态，才能形象化、具体化，不致于太抽象。如骆宾王的《咏鹅》，就是一幅白鹅戏水而歌的图画;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那是夏日小池即景;贺知章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是一幅柔媚的垂柳图;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又是一幅色彩绚丽的暮江图。构成图画最主要的要素是线条和颜色，因此，古诗赏析的第一步就是感受诗中的色彩。“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中，“黄、翠、白、青”等四种颜色的对比，就表露出明朗、纯洁、活泼、轻盈、淡泊的色彩意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中枫林中那大片大片铺天盖地的红，不禁让人感觉到暖意融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绿蓝三种高调色彩对比，给人一种色彩强烈、刺激、冲突的视觉感受。类似的诗句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自古以来红色配绿色是中国人极为喜爱的色彩，这也是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的流露。如果说，艳阳高照下的美景是油画般的浓墨重彩，那么风风雨雨却是造成间隔化的好条件，一片烟水迷离的景象是水墨一样的山水画意。如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苏轼的“山色空蒙雨亦奇”，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即便是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也因为这“斜风细雨”染上了一层朦胧的水意。值得注意的是，窗子在园林建筑艺术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了窗子，内外就发生交流。窗外的竹子或青山，经过窗子的框框望去，就是一幅画。“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诗人从一个小房间通到千秋之雪、万里之船，也就是从一门一窗体会到无限的空间、时间。教学中，教师要启发学生想象诗中的画面，从诗中纷繁变幻的景物中摄取最生动、最鲜明的画面，再现古诗词的绘画美，让学生在情景交融中理解古诗词的寓意，学习作者的写作方法。
二、感诗中之情
古语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没有情感的诗不成诗歌。中国的诗歌中包容有各式各样的情感：壮志难筹是“拔剑倚柱心茫然”，建功立业是“不破楼兰终不还”，忧国之恨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选编的古诗词中一大部分是送别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对友情的期待与共勉;《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是对友人的恋恋不舍;《别董大》中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对友人的安慰与赞赏。在欣赏这些诗词时，教师要善于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及对亲情、友情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理解友情的醇浓与珍贵，感悟诗中之情。
另外，思乡情也是古诗词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代的诗人常借月亮的意象来涵咏思乡，如李白在《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安石在《泊船瓜洲》时忍不住吟诵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苏轼在《水调歌头》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抒情诗中最突出的是展现爱国之情的诗，如陆游的《示儿》。仓央嘉措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不是等闲事”，可见诗人陆游连死都看得破、放得下，却放不下“王师北定中原日”，通过这样的对比，就不难感受到诗人的爱国情怀。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则是通过“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放歌纵酒”来表现诗人对国家、人民的热爱。古诗词中与爱国情紧紧相连的是悯农之情，如李绅在《锄禾》中由衷地劝告那些“朱门酒肉臭”的子弟要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因此，教师在教学这类古诗词时，要引导学生品读诗句，理解诗句，背诵诗句，让学生透过诗句了解诗人的心与诗人的情，感悟作者深深的思乡之情。
三、悟诗中之理
哲理诗是一种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述、议论来寄寓或阐发某种哲理的诗歌。如苏轼的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叶绍翁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汉乐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等，这些诗句阐述了一定的人生哲理，引人思考。教师教学这类诗词时，可以参照说理性文章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品味诗中富含哲理的句子，通过反复诵读，结合相关的故事和自己的理解来验证诗中的哲理，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四、品诗中之趣
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精选了古诗词中5首儿童诗，如李白的《古朗月行》、高鼎的《村居》、白居易的《池上》、袁枚的《所见》、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等。这些儿童诗，作者或是选取儿童天真的语言，或是突出儿童率真的行为，或是展现儿童顽皮淘气的天性，要读懂这些诗词，就必须懂得童趣。《古朗月行》的童趣在于孩子给月亮大胆地起个名字叫白玉盘，给月亮一个烂漫的想象――是飞在云端的镜子;《村居》的童趣在于把儿童能把快乐伴着纸鸢趁着东风飞上天;《池上》的童趣在于偷采白莲的快乐，在于不解藏踪迹的心思单纯;《所见》中的牧童之趣在于忽而“歌声振林樾”，却能为“捕鸣蝉”而“忽然闭口立”的率真;《小儿垂钓》的童趣在于“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的貌似少年老成的一本正经。教学这类诗词，教师要在童趣的主题背景下来引导学生品读诗词，并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以学生生活中的童心童言和经历体会来品味诗词中的童趣所在，从而理解古诗词丰富、深邃的意境。
五、立诗中之志
苏教版小学语文精选了古诗词中的很多咏物诗。咏物诗的特点在于托物言志，如王安石的《梅花》、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于谦的《石灰吟》、郑燮的《竹石》等名篇。教学这类诗歌，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能够表露诗人心志的关键句子，读懂诗人的情操和抱负。如教学王安石的《梅花》时，要通过品“凌寒独自开”和“为有暗香来”来读懂诗人的不畏严寒、高尚纯洁的坚强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读郑燮的《竹石》时要引导学生通过“咬定青山”“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诗句，读懂诗人的高风亮节、不畏权贵、不怕打压的正直倔强，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低头的高傲风骨;读于谦的《石灰吟》时要引领学生抓住“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诗句，读懂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气节与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教育学生树立磊落的襟怀和建构崇高的人格。
六、现诗中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