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诗全编范文1
摘要： 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代表，顾城的诗歌呈现出黑白两极性――白色的童话和黑色的深渊。自然、童心、女性等关于爱和美的要素构成了一个唯美梦幻的童话世界，而恐惧情绪、悲剧意识、毁灭倾向同样潜藏在黑色的深渊中，黑白两极的对立造成了诗人精神的裂痕，但也成就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诗歌。
关键词：《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童话；深渊
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顾城一直被冠以“童话诗人”的美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也成为顾城最广为人知的诗句。但纵观顾城一生所作的诗歌，在单纯美好的画面之中，却掺杂了大量消极的死亡意象，他用诗歌所构筑的，不只是一个唯美梦幻的童话世界，也暗含了黑暗可怕的毁灭深渊。这正是顾城诗歌的两极性特质，童话是白色的一极，深渊是黑色的一极，黑白两极的对立造成了诗人难以愈合的精神裂痕，却成就了具有“精神现象学”意义的诗歌。本文以顾城写于1981年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为例，阐释顾城诗歌创作中的黑白两极。
一、白色的童话
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题注中，顾城写道：“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1]（p135）这一刻的顾城是向往光明的，他的诗的确具有给人光明的一面，这种“白色的光明”[2]（p9）交织出白色的童话世界，表达了顾城对美的极致追求。在他用诗歌描绘的童话世界中，“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1]（p215）（《门前》），人的生命和自然万物相融合，而诗人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幻想是他的“妈妈”，美是唯一的真实。正如1980年舒婷写给顾城的诗：“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童话诗人――给G・C》）[3]（p173）笔者认为，在顾城白色的童话世界中，自然、童心、女性是其关键构成要素。
舒婷提到的“星星、紫云英、蝈蝈”是顾城诗歌中的常见意象，这些自然界的事物与诗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诗人的幻想中构成梦幻的童话。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顾城写下：“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画下丘陵――长满淡淡的茸毛/我让它们挨得很近/让它们相爱/让每一个默许/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1]（p136）。可见，诗人敏感且善于幻想的心为他笔下的万物赋予了人类的情感，在拟人和通感手法的运用中，每一个美好的刹那都被细心捕捉。
顾城与自然的亲近融合和他童年时期随父亲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有关，物质的贫乏与田园的诗意赋予了顾城写作的冲动，“随着春天的来临，他发现那里富有给自己带来灵感的大自然”[4]（p83）。后来，他又读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昆虫的世界使他远离了现实的烦恼，也为他的诗歌写作提供了重要意象。正是在对自然的幻想中，他捕捉到了每一个“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并期待着像“燃烧的烛火和枫叶”一样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自然，顾城始终在以一颗童心书写，“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他拒绝长大的心声。时期看到的暴行和混乱使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到不安，此后他彻底躲进了作为一个儿童所看到童话世界，正如他在《给我的尊师安徒生》中所说：“我愿在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1]（p48）。拒绝长大使他始终无法走出童年那个关于“彩色蜡笔”的幻想，因此25岁的他仍是“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做着关于“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梦。但也正是因为童年情结，顾城才能以一颗童心写出童话般纯粹的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诗就是一颗赤子之心。”[2[（p45）
童心使顾城以纯真的眼光构筑自己的世界，也使顾城如一个缺爱的孩子般迷恋与崇拜女性，在顾城的童话世界中，女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顾城把人类世界分为两类：男性的和女性的，在他看恚骸澳行允抢肟了生命本源的绝望体，惶惑弱小，所以终于伪造出强大的社会生活来。女性是上天光辉的显示，却不会看见它。男性能够看见，但他们是黑夜，所以不能接近这个光明。”[2]（p41）他认为，女性是“美”的化身，因此他在诗中写下：“我的爱人/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1]（p136）。
自然、童心、女性，顾城用诗歌构筑的童话世界是至美的世界，是孩子的眼睛才能看到的梦幻王国，诗人关于“美”的一切构想也都建立在这张“心爱的白纸”上。由此观之，“童话诗人”的美誉是顾城当之无愧的。
二、黑色的深渊
顾城诗歌中唯美的童话世界为他博取了鲜花、掌声和“童话诗人”的美名，但为其诗歌建立起深刻性和复杂性的却是潜藏在白色童话背后的黑色深渊。恐惧情绪、悲剧意识、毁灭倾向，这些都与前文所述的白色童话世界格格不入，显现出诗人灵魂中潜在的黑色的一面。
顾城曾说：“我的所谓童话，并非完全生自自然状态，实际上源自文化革命给我造成的恐惧。”[5]（p310）这一源自童年的恐惧心理伴随了顾城的一生，也在他的诗中流露出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虽然大部分都在描写“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但不可忽视的是，他在纸角画下的自己是一只树熊。诗人对自我的刻画和本首诗前半部分的美好世界截然相反，“没有家”并“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的树熊形象表达的是一种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恐惧情绪和手足无措的不安。它害怕爱人“忽然掉过头去”，害怕“爱情的痛苦”，更害怕“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的时刻最终不会出现，因为诗人早已知道，最终“我没有领到蜡笔”。
这就是顾城的悲剧意识的体现，他一生向往和追求美，却也固执地相信：“美和希望，终究会离开我们。”[2]（p19）顾城信仰爱情，也信仰革命，他说：“这些使我感觉到的是人的那种真切、纯粹。”但是他又说：“当我说‘真美啊！’的时候，它们不会停留下来，它们就消散了。我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消散。”[2]（p14）这一关于“美的消散”的哲学观反映了顾城一生所经历的求美不得的痛苦彷徨，他向往的唯美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极大反差，而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我和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就像一只小虫子在瓶子里碰撞……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命的矛盾。”[6]（p408）
在恐惧情绪和悲剧意识的双重挤压下，顾城最终被推向毁灭的深渊。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结尾部分，“没有领到蜡笔”的“我”选择撕碎“心爱的白纸”，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选择不仅是诗中“我任性”的表现，也是潜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毁灭倾向。笔者认为，这是时期的经历在顾城心中埋下的潜意识。他在回忆时曾提起自己看到死人的经历，并表示：“从那以后，人生在我眼里就变了样子。”[7]（p222）可见，在顾城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他所看到的暴行和对生命的践踏不仅让他感到恐惧，更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他心灵的阴暗面，这一黑色的深渊在他的诗中流露出来，也在他的人生结局中付诸实践。
三、精神的裂痕
顾城的诗歌是白色的童话，描写了自然、童心、女性等一切关于爱与美的事物和情感，顾城的诗歌也是黑色的深渊，潜藏着恐惧的情绪、悲剧性意识和走向毁灭的倾向。笔者认为，这黑白两个世界都是极端化的，互为彼此的对立面。现实中不会有“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羽毛和树叶”终将归于泥土而非“天空”，“爱情”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痛苦”，从诗中绝对理想化的愿望可见，顾城笔下白色的童话世界是作为现实的反面、理想的最高境界而设置的。Y束，肆意的暴行和无休止的混乱暂告终结，但这段童年经历在顾城眼睛里留下的“黑色”的沉淀不会消除，因此他内心黑色的深渊是过去痛苦经验的延续和扩大化。这黑白两极拉扯着顾城的心灵，最终造成了诗人精神的裂痕，但也因此成就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诗歌，为他的诗增加了思想的深度和灵魂的重量。
顾城曾说：“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面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2]（p142）顾城的这座城是一个充满爱与美的田园，他的一生都在为筑城而梦想着、书写着。但是，天生的敏感固执和童年经验带来的恐惧与悲剧意识又使他最终选择了弃城，怀着对白色童话的梦想，步入了黑色的深渊。
参考文献：
[1]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们文学出版社，2012.
[2]顾城.顾城哲思录[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3]舒婷.舒婷影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顾城.最美的永远是明天――剪接的自传[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
[5]顾城.顾城文选（卷一）[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
顾城诗全编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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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顾城诗全编范文3
【关键词】顾城；创伤；无我思想；双重人格；死亡意识
1993年10月10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路透社发自威灵顿消息称：当代中国诗人顾城，在奥克兰市激流岛[1]自家门口杀死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杀妻自缢事件之后，国内文坛一片哗然，哀悼者有之，愤然怒骂者有之，更有甚者，还要除他“诗”与“人”之名，说“人都不会做，做坏做恶了，还谈什么诗人？‘天才’与‘童话’更让人反胃”[2]。当然我们不应认为他是诗人就可以杀人，也不应因为杀人就否定一切，我们应该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判断，找出悲剧之后的真实原因，毕竟他首先是诗人，最后才是杀人犯，不能因为杀人而抹煞他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做出的贡献。
曾有研究者对顾城的诗歌按不同的时间段分为三个时期，名曰“前童话时期”、“中童话时期”和“后童话时期”。在我看来，仅凭舒婷的一首《童话诗人》就作这样的划分实有牵强附会之嫌。从顾城早期诗歌来看，如舒婷诗中所描写的，“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童话诗人之名的确名副其实，舒婷写于1980年的《童话诗人》也正是对诗人早期作品的总结概括。从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中期以后，也就是按顾城自己划分的“反文化的我”与“无我”状态时期，因为在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挫折和无奈，诗中一些灰色的意象，如“墓地”、“死亡”、“黑夜”、“杀人”等开始频频出现，并在后期诗歌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此时的诗人已不再是那个“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的童话诗人了。
我们先看一下顾城是如何看待死亡的。1980年写的《简历》，“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片淡漠的烟中/继续讲绿色的故事/我相信我的听众/——天空，还有/海上迸溅的水滴/它们将覆盖我的一切/覆盖那无法寻找的/坟墓，我知道/那时，所有的草和小花/都会围拢，在/灯光暗淡的一瞬/轻轻地亲吻我的悲哀”。1981年写的《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没有谁告诉他们/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都不能远去/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把生命比作麦子，把死亡比作收获者，很有创意又十分妥帖，看似洒脱之后却隐藏着世人不能逃脱死亡的无奈，而诗人又以“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为题，以此作为生与死的背景，更是匠心独具。《遗念》“我将死去/变成浮动的迷/未来学者的目光/将充满猜疑//留下飞旋的指纹/留下错动的足迹/把语言打碎/把乐曲扭曲//这不是孩子的梦呓/不是老年的游戏/是为了让一段历史/永远停息”。《不要在这里踱步》中，“梦太深了/你没有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死亡是短暂的生命的终结，把生命引向另一个世界，生命当然量不出死亡的深度。1986写的《墓床》，“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诗人此时已到了“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的境界，对永逝（也就是死亡）的降临并不悲伤，这是一种麻木还是超脱？“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诗人已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人时虽尽人世却很长，而人时只是漫长的“生”的一个段落，把死亡当作我在中间的“休息”。在顾城的《古意200首》旧体诗中，也有两首（《生者不测》《绝字》）直接谈到了关于生死，“生者不测，死者不为”，“生也平常，死也平常”，诗人此时看待生死早已超然物外了。所以，总的看来，诗人是不惧怕死亡的，甚至还给人一种“视死如归”的感觉。
1985年创作的《丧歌》，“敲着小锣迎接坟墓/吹着口笛迎接坟墓/坟墓来了/坟墓的小队伍/戴花的/一小队坟墓”，敲着小锣，还要吹着口笛，连走向坟墓时都不忘记一份浪漫，一个“迎”字似乎表现出诗人对走向坟墓的迫不急待，悲凉的场景却用看似热闹欢庆的手法来写，使这丧歌让人感觉有一种透心的悲凉。《春天死了》（1986年），“还有什么要说/还有什么能说/春天死了/她没有悔过/沉没的大地上/漂满花朵”，花朵本应在春天开放，现在却沉没在大地上，成了春天的尸体，“还有什么要说/还有什么能说”，是什么事又让诗人如此无奈？心境如此暗淡？诗人写这首诗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不能妄加推测，只能看到沉没的大地上，春天死了，只能看到漂满花朵的大地上，有作者的无奈和暗淡的心。
在1986年创作的《火葬》中，在诗人眼里，死亡变成了“神圣的婚礼”，“淡色的嘴唇”“垂落的眼睫”都是死亡的表征，而死了以后，“再不用勉强微笑，也不用阻挡泪滴”，不像活着的时候，“我有血泪哭不得，自怀穷图守天涯”，“被整个世界欺骗之后，死亡总还是忠心的伴侣”，在世间所受的束缚，可以用死亡来解脱，既然对抗不过这世俗的世界，诗人也只有用死亡来解脱。顾城的死究竟是为了诗还是为了情？《我把刀给你们》也许是最好的回答，“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因为/我爱过……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
在《后海》《新街口》中，杀人已经成为一种体验，一种潜意识之中的真实。顾城自己也说过：“人可以在与鬼不保持距离的状态下来写鬼诗。这就是说，完全进入鬼的状态，排除人的生气，作为鬼来写诗。这种写诗的状态，使人接近死亡。……我作为鬼，创作了《后海》《紫竹院》等诗。我作为人创作了《鬼进城》这组诗。”[3]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潜意识对人的具体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人的本能总是受着超我的良知和社会道德规范的抑制，便只有采取迂回的途径，求得变相的满足。”[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城的部分诗歌正是潜意识中的真实以文本形式的反映，而且，因为它没有受到道德良知等社会原则的支配，没有经过“超我”的修饰润色，所以比现实还要真实，能更真实地反映诗人的心理和思维状态。
我们从这些诗作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死亡意识很早就已潜入诗人心中，隐蔽在某一个角落，而一旦受到某种重大刺激，它就再也不隐蔽自己了……
【参考文献】
[1] 激流岛，Waiheke Island，在奥克兰，又译怀希基岛，威赫克岛，本文用激流岛。
[2] 胡菊人，除他的“诗”与“人”之名.香港.明报[N].1993-10-15。
顾城诗全编范文4
关键词：物欲世界 顾城诗歌 灰色美学
一、灰色唯美的诗歌情调
顾城的诗充满了童趣，他喜欢以一个孩童的口吻写自己的诗。他的心灵是纯洁的，仿若清晨晶莹的露珠。他的诗常常带着疑问，他忘不了给自己带来的心灵之痛。他回忆着时期的痛苦，用诗句表达着馈赠给他的创伤。顾城的诗又是抒情的，像海子一样，他很少写长诗，他的诗都很短，有着绝对抒情的力量。他的文笔已入化境，诗句空灵，却又不失大气。他的人和诗与自然已溶为了一体，难以分割。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我们可以约略体验出这位童话诗人的童真及童真背后的痛苦失落与挣扎，诗人原本想在自己的世界里追求纯净、和谐和无忧无虑，他还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未来”和“没有痛苦的爱情”，但孩童时的遭遇，使顾城理想的梦破灭了，当一切都悄然逝去，留给诗人的是痛苦的挣扎和无尽的伤痛，幻想的破灭深刻地敲击着诗人的纯净理想和童真，诗人开始从童真中挣脱，重新打量这个给自己带来失落与伤痛的世界。无奈中，诗人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和感受世界，希望用彩色蜡笔在幻想的世界里勾画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童话世界的图画，显然，诗人几经挣扎也没能挣脱现实的残酷，因此，诗人只有再次躲进自己构筑的童话世界里，暂且忘却现实中的种种忧伤和烦恼。以世界为家，以自由为生活，以理想为现实，以梦为诗。这个任性的孩子与他所画下的那么多美好的事物一样美丽，并且可爱。但世界很大很大，他却太小太小，他无法采取其他的报复行为，他只有撕裂自己，他只能以自己梦的逃亡作为对现实微弱的反抗。类似童谣的天真里透露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色彩，既是唯美的，又洋溢着灰色的忧伤和无奈。顾城的《感觉》一诗更具有时空感和穿透力，成年的诗人已经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厚重和无奈，形成了诗人独特的感觉，穿透时空的阻隔，如画家一样用画笔、用色彩画出了生活的颜色：灰色。诗人要向世人倾诉本代表忧伤、悲凄、郁闷等情愫的灰色，诗人就是“用黑色的眼睛”去看这个让他觉着伤感的成人世界，阳光下的暗流，抑或是美丽背后的轻狂与浮躁，使他感受到了成长的迷惘与不安、压抑苦痛，灰色的感觉使诗人生活沉重不堪，于是诗人在沉闷的氛围中开始了本能的挣扎，童话诗人又开始了童话之旅，任想象插上翅膀自由地飞翔，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般躲开了生活的枷锁，躲进了色彩明丽的童真世界，这是顾城历经了一份沉痛的生命思考后浪漫的精神回归，是童真背后的命运挣扎，正是这种挣扎，构勒出了顾城诗歌立独行的灰色唯美情调。
二、纯静甜美的诗歌意象
顾城少年时代较为封闭的生活经历使诗人形成了孤独忧郁、天真纯净的个性，诗歌里有许多纯静而甜美的意象：“百花的甘露”、“金亮的太阳”、“美丽的舞蹈”、“甜美的梦想”、“澄澈的黎明”、“纯白的云朵”、“美好的春景”、“艳丽的花”。诗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地用诗歌解读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理想，他心中的世界是彩色的，真空的，纯净到一尘不染，他生活在自己编织的童话般的梦中不愿醒来，他就像一个忠诚而痴情的蜘蛛不停地结着自己彩色的网，他缔结着、幸福着、快乐着、甚至忘乎所以希望着。在顾城的短诗《起步》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位五彩少年，在布满阳光的旷野里尽情地追逐着幸福与自由。诗人的《野蜂》，更呈现了一个“醇香”宜人而又“无限甜美”的花一般美好的理想世界。诗中到处渗透着诗人纯情与执着的追求。
三、悲情迷惘的美学表征
现实是残酷的，诗人在不断地长大并融入更加复杂的生活，这是诗人的世界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恋爱、结婚、生子；妻子、情人、朋友；物质与情感的双重重压终于把这个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诗人击垮了。诗人开始迷惘、不解、无所适从。从他的小诗里，我们已深深悟出了顾城的理想在触碰到现实世界后的彷徨、徘徊、无奈、迷失的心理表征。那么，从他的诗歌《泡影》中我们更能审视出诗人美好的理想在现实中幻灭的心理经历。
希望的“泡影”在现实中无情地毁灭了。诗人就像一个满怀欣喜的放风筝的小小男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筝被发疯的风折断了翅膀挂在高高的大树上，不上不下而自己却无力救援，这时候，诗人已陷入痛苦悲伤而无法自拔。诗人挣扎过、逃避过，但那都于事无补，于是诗人想到了最好的也是最后的解决路途，那就是死亡。当无情的现实击破了诗人的理想，诗人的心也被撕成了碎片，诗人试图用“树胶”把碎裂的心粘合起来，但诗人悲痛地发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诗人开始清醒，他重新审视了自我，他悲切地承认，值得惋惜的是，诗人清醒的悲切，并没有把诗人引入正途，他的清醒并没有使他觉醒，从某种意义上说，清醒后的诗人再也招架不住强大的悲剧来袭，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意志完全彻底地垮塌了，从诗人的作品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希望已从诗人的世界里消失了，理想渐行渐远，绝望渐行渐近，我们似乎嗅到了死亡的味道。顾城在诗歌里解读了他的历程：追求过、美好过、欣喜过、幸福过、失望过、迷失过，最后是绝望甚至寻求解脱。“我把你的誓言/把爱/ 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 被泪水淹没/被心火烧完/ 看那最后一念/怎样灭绝/ 怎样被风吹散”（《奠》）当一切美好都宣告结束，诗人便有了面对死的决心，死亡情结，正是诗人悲情心理世界最后的折射。
四、内心深处的生命危机
顾城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注定了其悲情心理世界的构成，内心深处的生命危机感幻化在他的诗中，顾城在少年时代就写出了“生命的美，千变万化，却终为灰烬”（《美》）那时，就已经意识到了不管多美的生命到了最后也终究成为灰烬，一种无奈和失落油然而生。在明白了生命最终要消失的悲哀之后，诗人进一步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在《昨天象黑色的蛇》一诗中，从“黑色的蛇”这一意象里，我们隐约感觉到死亡的阴森恐怖及少年诗人顾城对死亡的恐惧。但慢慢的，当诗人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逆转时，便开始正视死亡，坦然面对死亡：“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一点点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墓床》）从顾城的《墓床》我们可以看到顾城的悲情心理世界，诗人把生命中的悲彩融进自己的诗歌，他似乎为诗歌而悲情地生着，又为诗歌而悲情地活着，最后又为诗歌而悲情地死去，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诗的一生，是悲情的一生。诚然，顾城的诗歌告诉我们，他已能够坦然面对死亡，但这份坦然并不是告诉我们他已经无牵无挂，他虽然大部分时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诗人也是人，他有父母妻儿朋友，所有的这些，必然加剧准备用死亡来远离现实的诗人悲情心理的形成。这种悲情心理在顾城给爸妈姐姐的遗书里有所体现，在顾城的最后一首写给儿子木耳（英文名为：Samuel muer.Gu.）的抒情诗中，更渗透了诗人无限牵挂儿子的悲情心理：“Sam你不知道我现在多想你/我们隔着大海/那海水拥抱着你的小岛/岛上有树外婆/和你的玩具/我多想抱抱你/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回家》）诗人深爱自己的儿子，木耳刚刚五岁，他怎么忍心离开？妻子走了，儿子也被妻子带走了，顾城就像一座孤独的城堡一样无助，无情的现实使孩子气天真的顾城终于无力承受，他在万分悲剧的状态中结束了自我，最后他只有用那点残留的童真对儿子木耳说：“Sam/我要对你说一句话/Sam我喜欢你/这句话是只说给你的/ 再没有人听见/爱你，Sam/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回家》）
顾城拥有孩子般的气质却又带着一股成年人的悲伤，那是在看清现实背后的真实而产生的一种忧伤，何等悲情！他像一个堕入黑暗的精灵，在光明与黑暗间踯躅，徒劳挣扎。他孤傲、偏执、不可一世，在他用双手营造的童话般的国度里做着自己的王。被卷入激流岛的悲剧之中后，简单而忧郁的童话诗人再也无力应对，剩下的只有用纯净的笔写他纯净的悲情的诗，他用一个赤子之心做他童话般的梦，又用一个赤子之心亲自将梦毁灭，但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诗歌是永恒的，他的诗情将永远感染着我们。品读顾城的诗歌，我们会参悟出其诗歌中隐含的荒凉心境和深沉的悲情心理。
综上所述，把悲情心理融进了诗歌，从而形成了他即是唯灵的又带有灰色的浪漫主义的美学风格。诗是一种感觉，飘忽而来，倏忽而去。读顾城的朦胧诗，读的就是感觉，它穿透历史所有的朦胧、模糊，点激在我们的心灵，燃起我们对生活厚重而无奈却又热情向前的感触，顾城为灵魂而歌，含蓄、温婉的诗歌中表现出童真的可爱、无奈的压抑、渴望的释放无不令人称赞和感叹。他把悲情的心理，灰色的想象都渗透到大自然不同的意象中，使其诗歌散发出一种悲剧的美，这种悲剧之美和灰色的浪漫主义风格正是诗歌的魅力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当代作家评论，1999（1）.
[3]顾城.顾城文选.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11）.
[4]曾宏.别有天地非人间――纪念顾城诞辰五十周年.新作文，2006（9）：8.
[5]姚家华.朦胧诗论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89（37）.
顾城诗全编范文5
［关键词］艺文类聚 鲍照 选录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1－0093－01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类书，由欧阳询主编，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它与《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合称“唐代四大类书”，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就是“事居其前，文列于后”，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全书约百余万言。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谙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而其中对于诗的收录，应该或多或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文学趣味以及其文学主张，也就具备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可以把此选录当作一种古代文学批评的方式。而此书作为一种官修类书对诗歌选录就一定会在客观上影响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及文学审美观，同样，对某作者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在唐代的这本官修类书中，对文学作品中诗歌成就最高的鲍参军诗的选录是否有其特色呢？
《艺文类聚》选录宋代作者26人，诗197首，其中以鲍照居多（42首），从此统计当中即可看出《艺文类聚》编纂者对鲍照诗之青睐。而这42首在《艺文类聚》中的选录如下：
卷一•天部 月城西门廨中诗（节选）1首
卷三•岁时 学刘公干体（节选） 喜雨诗（节选） 秋日示休上人诗（全选） 冬至诗（节选） 登庐山诗（节选） 登庐山望石门（节选）6首
卷二十七•人部 诗拟古诗之二上浔阳还都道中作诗（节选） 行药至城东桥诗（节选） 赠傅都曹别（全选）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节选） 拟行路难之四（全选） 拟行路难之五（全选）6首
卷三十一•人部 赠顾墨曹（节选） 诗拟古诗之八（节选）2首
卷三十九•礼部 侍宴覆舟山诗（节选）1首
卷四十一•乐部 代结客少年场行（全选） 代出自蓟北门行（全选） 苦热行(全选)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全选) 代东武吟(全选) 代东门行(全选) 6首
卷四十二•乐部二 代陈思王京洛篇（节选） 代升天行（节选） 代陈思王白马篇（全选） 代放歌行（全选） 代淮南二首（全选） 5首
卷四十三•乐部三 代白曲二首（全选） 中兴歌 其二，其三，其五（全选）5首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咏史诗（全选）1首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谜字诗（全选） 数名诗（全选） 建除诗（全选）3首
卷六十•军器部 赠故人马子乔诗其六（全选）1首
卷八十一•药香草部上 过铜山掘黄精诗（节选）1首
卷八十八•木部上 山行见孤桐（全选）1首
卷九十•鸟部上 代雉朝飞（节选）1首
卷九十二•鸟部下 咏双燕诗二首其一（全选） 代空城雀（全选）2 首
鲍照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诗、赋、骈文都不乏名篇，而成就最高的则是诗歌，对唐代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杜甫说李白的诗“俊逸鲍参军”便是如此。《艺文类聚》中对鲍照的诗、赋、骈文都有选录，从上面所列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被收入《艺文类聚》有以下几种情况：一为全篇录入，如《代结客少年场行》《代出自蓟北门行》，其次就是节选，有些选录一两节，有些选录大部分，如《月城西门廨中诗》就只选了其中四句，而《代升天行》选了大部分。
《艺文类聚》由于其独创的体例整合了传统类书与选本的双重性质，因而具备了文学批评意义。对不同作家作品的选录，基本反映了选录者的文学趣味与文学主张。通过《艺文类聚》中对鲍照诗的选录情况的考察，这些被收入《艺文类聚》的作品中，可以分为山水诗、行旅诗、边塞诗、赠别诗、闺怨诗以及咏物诗六大类。其中，行旅诗、边塞诗、闺怨诗的数目占多数，而这些题材也代表着鲍照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不难看出《艺文类聚》的编撰者在选录时很注重诗人的创作技巧。所选录的诗中都最能体现鲍照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而“选录”本来就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整合了选本性质的《艺文类聚》，自然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批评的意义，同时对鲍照具体作品的摘录，也应该具有同样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俊.鲍照乐府诗研究[D].河南大学,2009.
[2]胡文文.鲍照咏物诗说[J].沧桑,2008(01).
[3]钱仲联.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陈古成.孔芳:论鲍照的诗歌艺术[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7).
顾城诗全编范文6
关键词： 黔诗纪略 版本目录 校雠典藏 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 113-115
《黔诗纪略》又称《贵州诗纪传证》，是莫友芝有感黔中文献散佚，欲以一书纪之，又“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设科，文献留诒，乃稍可述。故是编甄录，断自胜朝”［1］P1。故本书取材，自明为始，本欲唐树义、黎兆勋、莫友芝共谋成书，卷之二十一杨文骢传证曰：
友芝岁壬子之都匀省墓，到贵阳，伯庸挟《山水移集》偕诣子方方伯，饮待归草堂，遂有纪录黔诗之议。甲寅春夏，于遵义湘川讲舍编完明代。当龙友两卷间，而方伯湖北殉难报至。［1］P819
又据莫友芝第二子绳孙在本书《前记》云：
咸丰癸丑，遵义唐威恪公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以国朝人属之黎先生伯容，因乱，稿尽亡失。先君任辑明代。旧所征录既多，而黔西潘君（文炳）及先君门人胡君（长新）益相助采拾。迄甲寅夏，得二百十有六人，方外及杂歌谣又卅六首，都为一集，成卷三十。
由此亦可知，黎伯庸所选清诗未成而亡，唐树义也未待审例而殁，今存《黔诗纪略》仅为明代部分，基本由莫友芝寻访集，并作传证，后因唐树义子唐炯资助，本书得以出版，故卷首署题“遵义唐树义子方审例、遵义黎兆勋伯庸采诗、独山莫友芝子传证”。以示不忘前贤诸君首倡之功。实际上，莫氏对本书的集传证亦数经劫难，汇两代之心血，历二十年之役，以内容之富赡，体例之特殊，考证之精审而具较高之文献价值。史学家萧一山说：“友芝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志一书，润色边裔。辑明代诗人诗歌，因诗存人，因人考事，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2］P900
一、《黔诗纪略》在目录版本学上的价值
由唐树义子唐炯出资，《黔诗纪略》原稿三十三卷于同治十二年仲夏金陵刊刻成书，民国贵阳文通书局有铅印本，陈履垣于民国35年校辑《独山莫氏亭丛书》时，《纪略》置于卷首，1960年扬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独山莫氏亭丛书》，同样将《纪略》置于卷首，现较通行的是由关贤柱以金陵刻本为底本校点、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共收明代贵州作家241人的2406首诗作，另有方外的68首和无名氏作品及杂歌谣24首，共计2498首，莫氏生前仅将所收资料整理审定第三至第二十一卷，然所剩未整理的各卷都有相当完备的底稿，除何腾蛟部分资料因乱损失未补、由莫绳孙请汪梅岑补撰外，其余仍得以保持原貌，其盈尺手稿今存上海图书馆，弥足珍贵。
目录书之功用，是为“著录部次，条辨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3］P15。余嘉锡将目录学本身功用外概述为六，“其四曰，因目录访求阙失……五曰，以目录考亡佚之书”［4］P13。友芝博古通今，精于考证校勘，不独有《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目录学专著奠定其目录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黔诗纪略》的传证校勘对目录学研究同样深有贡献。
其一，纪录不同版本特征、流传、藏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卷一《王教授训六首》小传载：“有《文集》三十卷，见《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其集曰《寓庵文集》，旧记称其诗文雄伟，而国朝《四库全书提要》不存其目，盖逸已久矣。今可见者，惟《月潭寺》一记，《嘉瓜》一颂，律诗五篇。”［1］P6将王训《文集》的流传及各版本著录情况一一考据，实为目录学研究有益参考。又如卷二《太守易天爵先生贵》，传证载“省、郡《志》载其著述，但云有《群经直指》、《竹泉文集》。考《明史•艺文志》：‘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千顷堂书目》：‘易贵《竹泉文集》十五卷’，朱检讨彝尊《经义考》亦载‘易氏贵《诗经直指》，佚’”［1］P60。对易贵的著述明确考辨，此例颇多，不复赘述。
其二，保存了诸多亡佚诗集、史料，为研究明代贵州文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堪为目录之用。如孙文恭《学孔精舍稿》，岁甲寅（1854），“麻哈艾茶村先生据其祖侍讲公手录，录副相寄。麻哈旋不守，原稿已烬”。故莫绳孙叹曰：“其他仅赖是编以存者，不知更几何也”。［1］P1故《黔诗纪略》可与《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互为佐证，相互补充，为后人目录学的利用和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
二、《黔诗纪略》在校雠学上的价值
关于本书体例，莫绳孙《纪略》卷首题记曰：
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无诗而事实可传、文字有关暨山川可考者，相因附见，按以证之；国朝人文字足备掌故者，间附录焉。
在编撰体例上，莫氏《纪略》不属独创，清代学者顾嗣立认为“元遗山先生《中州集》之选，寓史于诗，而犁然具一代之文献。钱牧斋先生《列朝诗集》，盖仿《中州》之例而变通之者也”［5］P5。 相较于《中州集》、《列朝诗集》的“寓史于诗”，《元诗选》的“以诗系人，以人系传”，莫氏成书较晚，“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虽是其效仿前代诸家体例的见证，但其在许多方面却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就材料的收集而言，就明显要比前人困难的多：《中州集》、《 列朝诗集》均为本朝人为本朝人立传，《元诗选》系清人为元人立传，但顾嗣立出生于江南富裕的书香门第，本人又在康熙盛世为翰林院庶吉士，改中书在被召编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及《皇舆全览》等书时，得以参阅大量的皇家藏书，而清代贵州战乱频繁，“苗、回诸夷、土匪，相继倡乱，蹂躏全省十二府、一直隶州，城仅完者，唯贵阳、安顺、黎平，而遵义，贼犹攻入北城，团民巷战，旋却之。自余府、厅、州、县数十，残破千里，人民能孑身脱难者，百不一二，何问文献！［1］P2”莫友芝一介寒儒，偏居荒裔，文献的集实属不易，故莫氏又说，“是编若仅论诗，则孙、谢、杨、吴诸家以降，应录殊少，是故不能无桑梓之私。然数经大劫，犹获全者，亦岂偶然耶”［1］P2。因此，《纪略》虽是莫氏生前未竟的学术成果，却是清代古籍整理最好成绩之一，从校雠学的角度看，便有许多超越成果值得称述。
（一）校考归属、辨别重名。与前诸家相似，莫氏用传记的形式，对每一位诗人的籍贯、世系、功名、政绩、德行等均有考证，对诗人的诗文集及其它著作也都有相关考辨和评述，但《黔诗纪略》的传记，还有一项为其它总集所没有的内容，即与诗人相关人的著作或诗集也均有详细考订，如卷一在介绍贵州卫人王训的生卒年、宦历、著作、诗文评价之后云：“正景间，思南人别有一王训……成化丁酉，永宁卫乡举者，复有一王训，字圣谟，官知县。国朝嘉庆中，瓮安傅县尹玉书撰《黔风旧闻录》，以教授六诗属圣谟，编周草亭之后。玩诗中“百战休题马上劳”、“曾于丹徼提三尺”等语，正合教授事实，圣谟安得而有之！”［1］P6明确校出它书之误、辨明彼“王训”而非此“王训”也。
另不少诗下还附有存目和解题，如卷一金溥《丰乐秋成》下有“《大定志》题作《丰乐乡》，依《通志》”［1］P29；杨彝《尾洒晴烟》下有“尾洒山，在普安州北百六十里，迥出群山。尾洒犹言水下，夷语也”注释［1］P39。此不仅保存了有明一代贵州诗歌，还为后人提供了其它文学形式研究的直接而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
（二）连类相连，按以证之。《黔诗纪略》用注释的方式，举凡作品中所涉及的山川、地名、人物、掌故等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说明，这更是前诸家诗集所没有做到的，也是莫氏在文献学上的又一贡献。如卷九金凤《送陆子余先生次留别韵》一诗，诗后附陆子余原诗《留别金生诗》，又附先犹人府君《陆给事流寓传》详细介绍陆氏的籍贯、职官、生平、诗文集及流传情况，为后人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又如邵元善《红崖》一诗，莫友芝用按语详细介绍红崖的地理位置及有关传说，又附莫友芝《红崖古刻歌（并序）》，不仅收集了有关红崖石刻的几乎全部资料，里面关于水族水书水字的记载和研究在我国还属第一例，因此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掌故可资，间附录焉。《黔诗纪略》用附录的形式，对清代人的文字，亦有引据，如卷三王木《云溪洞》后附清朝潘淳《大风洞记》；《天然洞》后附晴溪《天然洞联句诗引》，钱塘田汝成《天然洞记》；卷四陆天衢《合江》诗后附先犹人府君《独山江即汉毋敛刚水考》，用相当长的文字引证了合江即独山江即为汉代柯郡，毋敛，古刚水。将合江的源流、衍变交待得甚为清楚，这是莫友芝博古通今，古今互证，为时人与后人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史料和文献资料。
（四）征文考献，穷力访。《黔诗纪略》之前诸集，只有顾嗣立《元诗选》的《癸集》才注重对方志等文献资料的利用，而《纪略》一书，几乎每篇都有引证。莫友芝精于金石之学，不仅广泛利用这些成果来进行辑佚，并详加校勘。如卷三十三《铜仁界上碑语》、《渣城谣》、《元妙观题壁•重游桃源山》，经他考证，分别出自《绥寇纪略》、《方舆纪要》引《滇记》、石刻等。
从总的方面讲，《黔诗纪略》的文献搜集与体例安排，虽然是仿《中州集》《列朝诗集》、《元诗选》等而为，但却较前人更为周密、更为具体。其对诗人、诗文集的考证、辨伪，对诗中相关名、物的按证考察，对时人研究的引据利用，均对后人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史料线索，功用甚巨。
三、《黔诗纪略》的典藏价值
《黔诗纪略》所收诗作，上至京尹、尚书、总兵、宣慰、布政、参议、巡抚、太守等各级官员，下至秀才、助教、禅师、寺僧、处士、隐君、无名子等各色人等，内容涉及山水、酬答、讽刺、咏物、遣怀、石文、歌谣、碑语等无所不至，而后及原诗注释，本事考证，短则数语，长则上千，前有诗家传证，文字足备，更功力，周复刚先生说：“《黔诗纪略》是我省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虽然编纂者最初的构想并未完全实现，但本书所表现出来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仍值得重视［6］。”
莫友芝一生清贫自守而雅嗜典籍，潜心治学并精深宏博。于经、史、诗、词、文乃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旁及金石、书法、篆刻等靡不会通，造诣颇深，现已经刊行其著述达三百余万字十余种外，散佚人间的重要未刊手稿尚多，故《黔诗纪略》作为集书法家、学者、文学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友芝在最后18年的力作，此书与莫芷升、黎受生、陈崧山所编《黔诗纪略后编》合为明清两代黔诗选的全璧，是对乡邦文献的一大贡献，极有收藏价值。
以上立足于目录版本学、校雠与典藏的角度，对《黔诗纪略》文献学价值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析，然而，莫友芝在辑录《黔诗纪略》时，因主客观原因，《黔诗纪略》也存有不足之处，如杨龙友因与明末权臣马士英有连，世人耻之。但莫友芝则对其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并将《山水移》与《崇祯家诗选》所存杨诗原貌尽收，如其当时能采得《洵美堂诗集》，或将一并收录，其它未见诗集尚有，然总体来看，《黔诗纪略》为保存和整理有明一代贵州文献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仍为世所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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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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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复刚.《黔诗纪略刍议》［J］.贵州文史丛刊，1986（1）.
The Bibliography Value Of QianShiJiLue
Yu MingLian
(School of Language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