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朗读范文1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离骚朗读范文2
关键词：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历史典故
文言文是学生高中阶段必须要掌握的基础知识之一，在高考中所占比重很大，学好文言文，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较好成绩，更能够让学生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掌握历史和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素养。但是，由于文言文语言比较晦涩，特殊句式多且繁杂，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频频受挫，教师在教学付出和教学收获之间没有找到应有的平衡点。转变当前文言文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效率，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配合。
一、重视朗读教学，监督背诵情况
古人非常重视朗读教学，古语有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习文言文，许多人对朗读和背诵不屑一顾，但是反观现今教育学者所提出的那些新课堂教学模式，哪一项离得开熟读、背诵？通常人们将语文能力概括为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在这些综合能力的培养过程中，培养学生“读”的能力很重要。教授文言文，必须要在朗读上下功夫。
朗读、熟读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帮助学生理解掌握文言词汇，例如，在《烛之武退秦师》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在反复朗读的过程中关注文中的单音节词“朝”“亡”“国”“厌”等，理解古汉语单音节词与现代汉语双音节词语的区别与关联；其次，教师要让学生特别注意“夫晋，何厌之有”等特殊文言句式；最后，教师要为学生梳理文章脉络：秦晋两国为什么围攻郑国，郑伯是怎么说服烛之武的，烛之武用哪些事实说服秦伯，其中哪一点最关键，晋文公为什么不愿意向秦国进兵？在透彻理解文章大体框架的基础上，学生分层分段地朗读，可以提高背诵效率，完成知识迁移的学习目标。
二、以学生为主体，授学生以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从高一阶段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独立思考的能力，重视方法和过程，去除传统文言文课堂“灌输式”教学的弊端。在文言文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教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串讲、翻译，底下学生埋头于记笔记。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灌输，缺少对教师所讲内容再加工的机会，导致这节课讲的词句下次课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课堂上推行有效教学，必须转换教师角色，将学生转变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应起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分析把握文章内容。
例如，在教学《孔雀东南飞》时，教师可课前布置学生查找汉乐府诗歌的相关知识，抄写课文注释，利用工具书、网络查阅自己不理解的字词，记录在课本上，在教师讲解时重点关注。这种课前任务的布置，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文言常识，疏通文章大意。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必再面面俱到、逐词逐句地讲解，可以选取关键词句讲解。分析人物形象时，教师先以兰芝的形象分析为示范，焦仲卿、焦母等形象可尝试让学生自主分析，教师注意做好点拨工作即可。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独立探究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便于其以后的复习。
三、从历史故事突破，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
很多教师和学生非常在意的问题是：一些文言文中运用了大量文学典故，导致理解过程中出现认知偏差，打击了学生阅读文言文的信心。这的确是当前文言文教学的一大壁垒，但是换个角度思考，教师不妨尝试从这些历史典故进行突破，利用讲故事的方式，吸引学生对课堂的关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高中教材所选择的文言篇目，大多为先秦散文和诸子百家，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基本上忠于史实，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等，在人们今天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融入历史故事，搭建学生与古典文学之间的桥梁，让学生有兴趣学习这些篇目。例如，在《离骚》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从端午节切入，先和学生一起探讨端午节的由来，吸引学生学习楚辞的兴趣，接着引出屈原所处的政治环境，让学生体会屈原创作《离骚》时的苦闷与矛盾，感受作者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高中语文教师应该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学习需求。在课堂上教学文言文时，教师要利用个人的教学魅力，采用多种手段，让学生自觉发现知识，培养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提高文学课堂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胡永霞.文言文教学方法浅议[J].金色年华（下），2012.
[2]郭晓茜.浅谈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J].学周刊，2011（8）.
离骚朗读范文3
关键词： 文言文教学 朗读层次 朗读法
文言文是语文的渊源，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源泉。《新课标》在“阅读和鉴赏”的教学建议中指出：“要求学生精读一定数量的优秀古代散文和诗词曲作品。”教师应如何引领学生学习文言文呢？古语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些都说明“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朗读是教好文言文最重要的教学形式，是增强语感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想象能力等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渐渐进入诗文所创造的意境，可以受到审美教育，陶冶情操，发掘知识瑰宝，提高鉴赏与成文能力。因此，教师在课堂上不能把朗读仅仅作为一个教学步骤浅尝辄止甚至蜻蜓点水地体现出来，而应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朗读，即不仅要求学生反复诵读，而且注重教给学生诵读的方法，由易到难地诵读课文。为了达到这一诵读的目的，我认为文言文朗读要讲究层次，整篇文言文教学大致可分四个朗读层次。
1.试读
主要目标是读准字音，初步感知课文内容。我在教授《离骚》时，课前要求每个学生在上课时要读通课文，这时的诵读要求可以放低，以不读错读音、不读错停顿为标准。看上去这个任务不难完成，却需要做很多细致工作，为了不读错音，学生课前进行了积极的预习，一碰到一些不会读的生字就主动去查，把读音认真地写在课本上。因为这一课生字较多，我提示他们可多写几遍，以便记在脑海中，比写在课本上更轻松。想知道句中怎么停顿，就必须清楚这一句说什么，课下注释就可以被充分利用起来，翻译书工具书也可以派上用场。正式上课时分段抽几个学生来读，读音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停顿的把握也比我预期得要好。
通过这一遍诵读，字音字形解决了，句子大意也基本明了，对于文章学生有了初步的感知。
2.范读
教师范读能使学生更直接更真切地感受到文本的思想内涵，能激发学生的思想情感，引起学生对文本的兴趣和注意，读出文章节奏感。好的范读往往会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前面试读的基础上，老师再范读课文。读课文时应对学生提出要求，注意文中句读停顿、逻辑重音、节奏韵律、语气声调等。教师的范读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学生一个模仿的样本。有位著名作家回忆自己中学语文老师讲林觉民的《与妻书》时说：“她在简要地介绍了作者和解释了‘绝命书’一词后，对课文内容未做分析讲解，就开始用很沉静的语调动情地朗读课文，同学们深深地受到感染，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寂无人声的教室响起了唏嘘声，竟至‘放声哭泣’。”可见，教师声情并茂的朗读，往往能感染学生，而在美感的作用下，学生怎会没有学习课文的兴趣呢？教师朗读课文后，即使对学生不做任何要求，学生也会自觉地读注解、读课文，弄清字句等，这样的教学就会收到事半功倍速的效果。
3.精读
这一步是对文章的总体理解，是学生的认识在前面阅读基础上的升华。读出文章的感情，就是要求读出文章的语气和语势，表现出文章中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节奏感，是“激昂处还它个激昂，是哀伤处还它个哀伤”，还原文章的“本来面目”。同时，要了解虚词所表达的感慨、哀叹、喜悦等语气，就要读出那些结构齐整、运用对比、对称等修辞手法的句子所表达的感情，从而领会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所以我们要抓住文本中的字、词、句进行揣摩、分析，以读代悟，让这些难懂的静止的文言文活动起来，达到可闻、可见、可感的意境。在《离骚》的教学中，经过范读这一环节后，我先设定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哪字比较有特色？有意引导学生仔细揣摩“兮”的作用，因为本文每句中都有一“兮”字，“兮”字使文章通顺，增强了文章的抒彩，使诗歌回环往复，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充分流露作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对现实的无奈却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感情。让学生带着对“兮”字的理解再读课文，也不妨去掉“兮”字试试，再讨论归纳。学生情绪高昂，大声诵读，沉浸在审美境界里。整个课堂学生自始至终读得兴味盎然，读出了“兮”字的语气、语调，也就读懂了文章。可以说学生从诵读中得到的更为直接和深刻。
4.背读
通过朗读领悟了作者的感情、文章的寓意之后，就戛然而止地结束教学，其实也不是最理想的课堂。如果教师能够在全体同学深刻领悟了文本之后，再次回到朗读上来进一步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带着感情再读文本，则既能与初读首尾相呼应，又能进一步巩固朗读指导的成果，真正达到“以读促思、以思促读”的目的。
采用朗读法教文言文，不费时、不费力，而且自然、亲切，无疑是文言文教学的独特优势。清代名臣曾国藩就说过，名诗美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气概，非密咏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其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下笔时必有句读凑赴腕下，自觉琅琅可诵矣”（《家训・字谕纪泽》）。因此，在文言文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反复诵读，并且要层次分明地去读，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在吟诵中琢磨、感知、体察，最终心领神会。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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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学军主编.中学语文教学[J].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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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朗读范文4
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同时也是我国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在高中阶段，语文学科的古诗词鉴赏教学部分要求学生在识记背诵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古诗词内涵，并能结合生活与自身完成赏析与情感升华。针对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进行研究，结合教学经验探讨相关的改进策略，以期为高中语文有效教学的发展提供可参考依据。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80006
古诗词鉴赏教学一直以来是高中语文课堂上的教学重点与难点，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格式、韵律均具有其特殊性。学生在浏览、阅读、理解以及欣赏古诗词时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部分有专门爱好的学生对古诗词的内涵感悟效率高，而部分学生则对古诗词学习产生倦怠情绪。可见，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策略的选择与设计环节仍有待改进。对此，笔者以教学现状为出发点，结合自身教学经验与思考，从以下几方面谈谈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的改善策略，希望与广大教师、学者共同分享、探讨。
一、以探究模式导入，破除先入为主的古诗词学习桎梏
古诗词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传统也是精髓；作为一种文学方式，古诗词有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与韵律，与当代文学表达习惯具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说，学生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往往首先学习相应的释义，而教师在释义教学环节所采用的策略以直接展示为主，稍显乏味，由此极易引起学生的无趣与倦怠情绪，随后的古诗词鉴赏与领悟便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认为，要提高高中语文古诗词鉴赏教学有效性，首先要完善课堂导入模式。探究模式常被用于开放化、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教学环节，突破传统思维，将其用于古诗词鉴赏教学中，可获得意外效果。例如，《离骚》一诗，该诗与常见的古诗不同，首先，其篇幅较长，结构分化不明显；其次，该诗灵活采用了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具有多层内涵，不易于理解；另外，诗歌的背景相对隐晦，与现代生活出入极大，对学生学习形成较大困难。而常规的“释义―阅读―翻译―情感分析”的古诗词教学模式容易进入灌输式教学误区，从而形成桎梏，不利于教学有效性的提高。因此，教师可以“探究模式”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策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分别对诗歌进行分部分学习，如小组A学习第一章“被贬”，小组B学习第二章“反思”，小组C学习“再试”，小组D学习“徘徊”等；教师在此过程中可根据各小组的需求为其提供相应的学习资料。在探究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应撤掉常规学习套路，使学生对诗歌进行自我学习与感悟，为其后期更深刻地体验诗歌情感奠定思维基础。
二、以文学背景渲染，建立交互体验的古诗词学习氛围
要真正理解古诗词所表达的意义，不仅要认清、看懂古诗词的字面含义，还应从作者的背景、情感、地位等方面出发进行想象、思考，以期通过换位模式达到理解的最高效化。笔者认为，进行古诗词文学背景的教学并非简单向学生陈列相关知识与故事的，而应以学生的视觉、听觉等体验为基础进行渲染式教学。同样以《离骚》为例，对于该诗歌的文学背景，主要包括了作者、作者的社会身份、时代背景、作诗的直接事件以及作者生平事迹等内容；如何在有限的课堂上尽可能构建最完善的文学背景体验模式，是提高学生文学背景认知水平以及情感领悟水平的关键。对此，教师可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构建一个动态化的古诗词课堂。首先，教师可从互联网等课程资源中下载《离骚》的朗读音频、背景介绍小视频以及对《离骚》一诗的各角度赏析评价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对课堂教学各环节进行流畅化设计，以音频为导入，使学生在安静的环境下聆听有感情的诗歌朗读；欣赏完朗读后，通过视频的文学背景介绍了解屈原的作诗环境，包括外在环境与心理环境。其次，让学生在小组范围内针对该诗歌进行讨论，可自由发挥自我看法，必要时教师可设置相关开放性的话题，使学生的自由讨论有方向可循。另外，在学生经过思考与体会后，组织学生开展详细的教学活动，并穿插各种鉴赏评论，使学生能从多角度认识诗歌，为其形成独立看法奠定基础。
离骚朗读范文5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的治学名联。《增广贤文》亦收有此联
品味读书妙联
韩士奇
读书人都爱书。自古以来，不少名人将自己勤奋读书的情趣写成对联，用以自勉或互勉。
宋代学者刘载好学不倦，知识渊博，他的书斋配挂一副自书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鸣先”，说明学习的勤奋和刻苦。
苏东坡年轻时自以为已无书不读，便书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经一老翁指点，改成：“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诗人陆游以书为伴，将书斋取名“书巢”， 并自题一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民族英雄郑成功酷爱读书，他的自勉读书联寓意深刻，颇有韵味：“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清代一些读书对联各道志趣，清新可读。咸丰年间学者王文韶手书一联：“好山水游，其人多寿；有诗书气，生子必才”。
学者孙星衍写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曾有不少人书写此联，张贴于书房，以鞭策自己。
文学家王士祯爱好读书写作，曾自题书斋联：“书搜万卷，读书求实用；笔剩一枝，下笔尚真情”。
《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晓岚写有一副对联：“浮沉宦海为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联中把自己比喻成“蛀书虫”，热爱读书由此可见。
现代名人的读书对联独具情趣。蔡元培步入仕途仍不忘读书，曾撰写对联悬于书斋：“都无作官意；惟有读书声”。
沈钧儒的书斋也有一联：“立志俯存千载想；闲淡无过五分钟”。他立戒清淡，惜时如金。
鲁迅在北京“老虎尾巴”书房西壁挂有一副集屈原《离骚》句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鸟之先鸣”。他在《彷徨》的题词也引了《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好是这一联的注脚。
周恩来读中学时，撰写一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把如何交友，怎样读书说得明朗透彻。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曾写一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把读书要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道理说得透彻明了。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自己书斋中悬有一联，用以自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高雅美妙的读书对联不胜枚举，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出自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一个年轻编辑王芸生之手。
当代作家柯灵，从小爱好读书，他的书房也挂一副趣联：“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
离骚朗读范文6
魏晋南北朝对《楚辞》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人们不仅重视它，甚至把它当成“超逸”风神的象征；屈原作为一种人格范型，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深入人心，与他有关的地望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对于《楚辞》这一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此时期的文人比两汉更看重它的抒情性和华美的艺术形式，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九歌》而非《离骚》作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楚辞》作为一种先在的文学资源，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其句式、意象和语词被大量运用于诗赋作品中，并在与文体赋、乐府诗、骈文等各体文学的碰撞交融中，推动文学形式的发展，激活新型文体的产生。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楚辞/接受
一
产生于战国的屈、宋楚辞，在长达四百年的两汉时期，经由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张扬、阐释，同时也因为许多文人的摹仿、学习，逐渐成为了一种与《诗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文学经典。有研究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对楚辞的重视，前不如两汉，后不如唐宋明清。鉴于此时期社会的长期动乱，学者无暇研治楚辞，而文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又导致他们难以与《离骚》之类的作品形成共鸣，故这种说法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检相关文献便可发现，其实此时期不仅有陆云、郭璞、刘勰等人精研楚辞，有曹植、傅玄、江淹等一大批作家自觉地汲取楚辞的艺术营养，而且楚辞的表现手法、形式要素和精神特质，也成为激活文学新体产生和导致文学新变的重要资源，甚至因为其既成经典的身份，渗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当时人们的行为模式、审美情趣和创作倾向。据《南史·萧思话列传》的记载，思话之孙萧洽“年七岁，诵《楚辞》略上口”；《陈书·高祖皇后列传》言宣章皇后“能诵《诗》及《楚辞》”；萧绎《金楼子·聚书篇》自诩其命孔昂抄写《史记》、《三国志》、《庄子》、《老子》和《离骚》等典籍，“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因而珍藏之；傅玄曾仿《九歌》而作《九悯》；又《北史·儒林下》载，北周及隋时期，刘炫因得罪蜀王秀遭羞辱，故“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由此可见，《楚辞》已广泛流布于民间和宫廷，成为幼童习诵的教科书、妃嫔显示才情的读物和贵族争相收藏的典籍，而屈原的辞作，则依然是文人摹仿的对象。
《世说新语，任诞》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书《豪爽》亦曰：“王司州在谢公坐，咏‘人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曰：‘当尔时，觉一坐无人。’”《魏书·卢玄传》记载，中山王熙见卢元明饮酒赋诗，性情洒脱，由衷赞曰：“卢郎有如此风神，唯须诵《离骚》，饮美酒，自为佳器。”魏晋品藻人物，不同于汉代的道德尺度，而侧重于人的才情气质。这种超乎功利的审美性尺度以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为重要内容，同于众生则为平庸，超乎庶类则为俊杰。因此他们特别看重与“俗”和“浊”相对立的“清拔”，也即清雅超拔、隽秀飘逸的神采特质。而《离骚》中驷玉虬、驾飞龙、朝苍梧、夕县圃、览观四极、飘摇轻举的神奇场景，《九歌》中开天门、乘玄云、沐咸池、晞阳阿、众神同游、临风浩歌的仙界奇观，无不超尘拔俗，“不似从人间来”。楚辞“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①的风格，给魏晋人一种疏放不拘、清拔超逸的文化暗示，与当时士人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正相契合。因此，“读《离骚》”与“饮美酒”一样，成为名士超逸疏放性格的象征；而一旦吟咏《九歌》中的诗句，也就自然觉得不同凡俗、“一坐无人”了。
屈原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因而魏晋南北朝对屈原的认识，首先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汉代人关于屈原的评价，除了公认他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文学作品外，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是忠直之臣（以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其二是迁谪之客（以贾谊为代表），其三是狂狷之士（以班固为代表）。与此三个层面相对应的，则是汉人的三种情感倾向：赞颂、同情、批判。相对于两汉，此时期对屈原的评价有同有异，既有沿袭也有变化。
就屈原“忠直之臣”这一层面而言，此时期大体沿袭汉人的观点。如傅玄云：“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直臣之志焉”②。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曰：“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萧统《文选序》亦云：“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无不赞扬屈子的“直”、“忠烈”和“忠洁”。不过，魏、晋二朝皆以威逼禅让的方式从旧主手中夺得天下，不便理直气壮地提倡忠直气节；南朝历代祚短，士人臣事多朝数主渐成通例，况且家族观念日重于忠君意识。由于朝野上下对“忠节”的空前淡漠，屈原作为“忠臣”的人格层面，在魏晋南北朝通常只是被一般性地提及，具有概念化和类型化的特征，并没有被深入挖掘和大力张扬。
与汉人一样，魏晋南北朝对于作为“迁谪之客”的屈原，基本的态度就是同情和叹惜。晋人华谭曰：“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噽宠而伍员戮，岂不哀哉”③！陆云《九悯序》亦曰：“惜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尽管此时期对屈原这一精神层面的接受同样具有概念化的倾向，“逐臣”屈原更多的只是一种既定的政治身份、一个遭遇坎坷的文化符号，但毕竟宦途浮沉是人们经常要面对的困惑，每当人生或政治的波折产生，他们就会联想到屈原“逐臣”的困顿，发出“悲伍员之沉悴，痛屈平之无辜”④之类的感叹，并在痛惜屈子“无辜迁谪”的同时，寄托自己的怨愤与不平。例如颜延之因遭忌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汨潭时便作《祭屈原文》，感怀屈子“身绝郢阙，迹遍湘干”的冤屈，并借以抒发心中的愁怨。类似这样的作品并不少见。因此，此时期作为“迁客”的屈原，在文人的作品中，涵蕴着更为丰富真切的生命感悟，更具有文学原型的典范意义。
以屈原为“狂狷之士”是从班固开始的。虽然班固盛赞屈原“弘博丽雅”的文采，并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将其列在“上中”，为“仁人”，可见没有全盘否定屈原，但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沉江而死”⑤的行为，不合儒家经义和中庸之道的基本原则，乃“狂狷”的表现，却为后人对屈原这方面的批评埋下了伏笔。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里的论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颜氏将屈原与许多历史上的文人都归入“轻薄”一类，认为文章之体，很容易“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告诫儿孙要“行有余力”而后为文。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⑥！从汉代开始，随着“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流行，学者大多并不认同屈原露才扬己、自沉身死的过激行为。到魏晋南北朝，人们日益追求当下的生命享受，更加看重在政治风波中“全身保命”的处世原则，故屈原在政治上、处世上的认真和偏执，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晋人谢万作《八贤论》，“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屈原虽位列“八贤”，但与嵇康一样被视为“出者”，劣于渔父、楚老等人⑦。三国时李康在《运命论》中曰：“治乱，运也；贵贱，命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过，也就是过激、过头，超越了中庸平和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狂狷”。屈原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世俗环境对抗而绝不被动适应的批判精神，具有一种悲剧性的殉道意味和非实践性的宗教品格，它注定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有关屈原的传说与民俗节日逐渐在民间流行，是魏晋南北朝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所记江滨渔父的问答、《卜居》所言求太卜决疑之类，其实便已揭开了屈原传说及其民间纪念的序幕，此后经两汉的酝酿和累积，到此时期更为丰富并定型。例如关于“舟楫竞渡以悼屈原”的民俗。东晋葛洪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口渡，或谓之飞凫”⑧。宗懔《荆楚岁时记》条二十二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而《太平御览》引《续齐谐记》则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⑨
这三则文献材料，清晰地记载了端午节的由来、内容、形式及其定型化的过程，也说明在东晋南北朝，屈原的事迹和峻洁人格，已通过民俗的方式流播于千家万户，得到了最广泛而普遍的接受。而屈原化为士人的传说，则纯为民间艺术化的虚构，它作为“屈原”这一原型的文化附加形态，折射出的是创造者对原型的喜爱与认同，并为后来沈亚之《屈原外传》之类专记屈原“逸事”的作品开了先河。
此时期对与屈原、楚辞相关的地名也非常关注。汉代以来各类文献中，已有不少对此类地名的解释和考证，但从来没有像魏晋南北朝这么大量而集中地产生。郭璞《楚辞注》、《山海经注》对相关地名的考证已为人所共知，无庸赘述。据《太平御览》所引，另有《江夏记》、《鄱阳记》、《郡国志》、《永初山川记》、《荆州记》、《水经注》等著作言及南浦、夏首、汨水、秭归、沧浪水等许多故楚地名，其中尤以《水经注》的记载最为详明。此书所叙，有澧水、沅水、夏水、湘水、汨水、辰水等楚地河流，有龙门、玄圃、三危、玄趾、辰阳、鄢郢等《楚辞》地名，还记载了与屈原有关的传说和楚地的习俗，其中对秭归、屈原故宅、女媭庙、屈潭、屈原庙等的叙述和考证，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
承两汉楚辞学的余绪，魏晋南北朝整理、注解楚辞的热情并未衰退。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这一时期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晋代郭璞《楚辞注》三卷、徐邈《楚辞音》一卷、刘宋时何偃《楚辞删王逸注》（未知卷数）、诸葛民《楚辞音》一卷、梁朝刘杳《楚辞草木疏》一卷、无名氏《楚辞》十一卷、另有《隋书·经籍志》著录孟奥（生平不详，很可能是南朝人）《楚辞音》一卷，数量颇为可观。遗憾的是，这些《楚辞》注本大多已经亡佚，只有郭璞的《楚辞注》比较特殊。因为敦煌《楚辞音》残卷、洪兴祖《楚辞补注》曾对此书加以引用；又据近人考证，郭璞所撰《山海经注》、《方言注》、《穆天子注》等文献中，与《楚辞》内容有关的注文也大量存在。从这些辑出来的材料中可以看出，郭氏的《楚辞注》，无论是在方言辨析、古音审读、词义阐释、文字校刊，还是神话传说的收集保存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鉴于对此的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上列诸书中有三种《楚辞音》，显然对《楚辞》音义和方言的辨析审读，是当时《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颜之推也说：“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词》之经，此盖其较明之初也。后有扬雄著《方言》，其言大备”⑩。六朝音韵之学的兴盛，激发了学者对《楚辞》方言与音读的研究兴趣；而《楚辞》成为当时“音辞”研究的重点对象，进入正统语言音韵的学术视野，也是它作为文学经典文本为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明证。
汉人评价《楚辞》作品，非常看重它所表达的“义”：刘安《离骚传》言《离骚》“举类迩而见义远”；《汉书·艺文志》说屈辞“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赞《离骚》“其义皎而朗”。魏晋南北朝则既不忽视其“义”，却更重其“情”：陆云《九悯序》称《离骚》出现后，“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庾信《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所谓义，也即作品的内容，它包括政治、伦理、道德等理性原则，通常与劝谏、教化联系在一起，具有社会性和功利性的特征；所谓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表达，它不顾忌太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功利，以抒发个体喜怒哀乐等情绪为旨归，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魏晋南北朝文学开始摆脱政治教化的束缚，冲破个性依附于群体的局限。正如罗宗强所言，此时期的作家，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其自由表达的个性化之“情”。在楚辞接受上的由重义到重情，实在是时代风气的转变使然。
对于楚辞的艺术形式，汉人只是偶尔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虽详细论述了它的“比兴”手法，也仅概括性地赞其为“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12)。魏晋南北朝则特别强调楚辞的文学要素，而尤其关注它华美艳丽的艺术形式。曹丕、皇甫谧都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3)。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人们都一致认定，华美艳丽是楚辞的基本艺术特征，这种特征对汉代以来的诗赋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刘勰甚至认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14)。其影响已超过了《诗经》。如果说建安文坛力主“文虚质实”，大体依然延续汉代质朴文风的话，那么从两晋开始，提倡“丽美”之文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傅玄《连珠序》言“辞丽而言约”，陆机《文赋》系统地提出言贵妍、藻欲丽、诗绮靡的文学主张。东晋的葛洪，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清富赡丽”的文风，并认为“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易，理自然也”(15)。到了南朝，随着文、笔区分之类的讨论，人们有意识地将文学与政教、立身与文章分离开来。在这样一种文学意识觉醒、普遍追求华美文风的背景下，本来就具有华艳特质的楚辞，不但成为此时期文人关注的对象，而且还被尊为华美文风之宗，从文学经典的意义上构成唯美思潮合理性的一个重要理由。
传统的屈、宋楚辞，从形式风格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离骚》、《九章》和《九辩》，优游案衍而辞志深宏；其二是《天问》，四言为体而规整有序；其三是《九歌》，情思哀婉而文辞清丽。沈德潜《说诗晬语》曰：“《九歌》哀而艳。”“哀而艳”确实是《九歌》的基本风格，而情感的哀婉动人、文辞的艳丽华靡，正好是此时期尤其是南朝文人的共同追求；同时，《九歌》参差错落、富于咏叹意味的句式特点，与贵族化的题材内容正相契合。因此，《九歌》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类型。或许陆云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与兄平原书》中说：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古今来为如此种文，此为宗矣。视《九章》时有善语，大类是秽文，不难举意；视《九歌》，便自归谢绝。
他不喜《九章》《九辩》，却极为推崇《九歌》，原因就在于它哀艳疏朗、“清绝滔滔”的风格。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文人对楚辞的接受是有选择和偏向的，他们偏向的不是幽怨深广的《离骚》，而是符合这个时代审美要求的《九歌》。
三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近人郑振铎也说：“《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16)。他们都肯定了《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巨大影响。
此时期文人对楚辞的接受与汲取，首先表现在对这种体式的强烈兴趣上。据笔者比较详尽的统计，整个魏晋南北朝，纯粹楚骚体的作品（包括骚体赋），便多达160余篇，其中如蔡琰骚体《悲愤诗》、王粲《登楼赋》、曹丕《思亲赋》、曹植《离缴雁赋》、阮籍《清思赋》、向秀《思旧赋》、江淹《山中楚辞》五首等，都是情文并茂的佳作。而且，有不少作家格外钟爱楚骚的形式。如曹植的此类作品就有17篇之多，江淹也有13篇，而曹丕、傅玄、夏侯湛、潘岳等人创作的楚骚体亦不在少数。这么多此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沿用楚辞的原初体式，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对《楚辞》这一文学经典自觉而普遍的效仿与继承。
事实上，此时期文学对楚辞艺术营养的汲取，不仅仅表现在体式的运用方面。楚辞中大量的意象、语词、语句，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和文学要素，被文人直接采用或经过改造而化用。例如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这首诗的前半：
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策马步兰皋，绁控息椒丘。采蕙遵大薄，搴若履长洲。
此诗前四句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五、六句出自《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七、八句出自《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几乎全是从《楚辞》中化出。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仔细审读此时期的诗赋便会发现，利用楚辞意象语词进行创作，确是彼时作家常用的手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江淹。江淹在《灯赋》中借淮南王之口说：“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共绅。”他的《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在标题中即标明对楚骚的仿效；《山中楚辞》仿《招隐士》，《遂古篇》仿《天问》。至于他的辞赋沿用、转借、点化楚骚意象语境，更是俯拾即是，而且这种活用点化往往信手拈来，不著形迹，达到了自然圆融的境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期，也是各种文体互相碰撞交融，从而形成文体“新变”的时期。楚辞以传统经典文体的身份，在这一文学形式“新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促成了各类文体的融合，而且还激活着文学新体的产生。
此时期“赋的诗化”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所谓赋的诗化之“诗”，严格地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盛行的五、七言诗；其二是楚骚体的诗歌，主要指《九歌》体（兮）和“乱辞”体（，兮）这两种类型的诗句。其中的《九歌》句型，“兮”字在一句之中，更多地保留着楚民歌活泼浪漫的原初韵味，它以三言为基本节奏的句式特征，又可避免《离骚》句型与文体赋六言句相似相类的弱点，因而它是与赋体组合交融的最佳句类。从汉代开始，赋家就试着将这两类楚骚句型引入文体赋，寻求最好的搭配方式。经过魏晋南北朝许多赋家的自觉实践和倡导，赋作夹用楚骚句型的手法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例如谢庄的《月赋》云：
……情纡轸其何托，愬皓月而长歌。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歌响未终，余景就毕。满堂变容，回遑如失。又称歌曰：“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
祝尧说《月赋》中的两首歌“犹有诗人所赋之情，故‘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辞，极为当世人所称赏”(17)，许梿也评此篇“以二歌总结全局，与怨遥伤远相应，深情婉致，有味外味”(18)。
楚声是乐府形成的基础，楚声的《郊祀歌》、《房中歌》及大量的楚骚歌辞构成了早期汉乐府诗歌的主体。尽管从东汉开始，楚声在乐府中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它仍然是乐府的重要资源。其中以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清商曲辞、杂歌谣辞四类吸收、保留“楚声”的成分最多。就此时期乐府诗对传统楚声、楚辞资源的吸收利用而言，大略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魏晋时期故楚地区的土乐，它们的乐曲声调大体上还保留着古代楚声的风格，但歌辞已不再是纯粹的骚体了，如“相和歌辞”中的楚调曲、瑟调曲等相当多的作品；其二是六朝时期以江汉“西曲”为核心的南方新乐，它们是新时代的楚声，其乐曲在对原初楚声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如“清商曲辞”中的《襄阳乐》、《江陵乐》等；其三是魏晋以来由《楚辞》某个篇目或诗句派生出来的文人乐府诗，它们与音乐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失去了倚声歌唱的功能，实际上只是一种书面化的诗歌，如曹植《远游篇》、《飞龙篇》、傅玄《秋兰篇》、江淹《古别离》等。(19)
近人徐嘉瑞说：“六朝文人的骈文，是远接《楚辞》一派，由汉赋蜕变下来的”(20)。骈文是魏晋南北朝产生的新型文学体裁，它的形成，离不开《楚辞》骈对资源的孕育，只不过楚骚对骈体的启迪，是通过“赋”这一中介来实现罢了。楚辞之所以被称为“俪体之先声”，主要就在于《楚辞》中对偶结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是先秦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楚辞句式中的“兮”字，既是语音的中心，也是结构的枢纽，它规定了楚辞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否则就会破坏结构的平衡，因此《楚辞》存在大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偶结构。普通对偶句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当句对如“屈心而抑志兮”（《离骚》）；双声对如“忳郁邑余侘傺兮”（《离骚》），叠韵对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重言对如“风飒飒兮木萧萧”（《山鬼》）；等等。《楚辞》的对偶，以“当句对”为最多，所以洪迈说，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容斋续笔》卷三）。客观地说，楚辞不但给后起的赋体和骈文提供了骈偶化的基因和范本，而且还给它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骈对组构资源。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赋的方法作文章、最后在晋代形成骈文。楚骚“兮”字句通过赋体文学这一中间环节促成了骈体文的产生，同时，在晋代以后成熟的骈文中，楚骚句式依然是构成篇章的语句材料。
注释：
①刘安：《离骚传》。
②傅玄：《橘赋序》，见《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六。
③《晋书·华谭传》。
④曹攄：《述志赋》，见《艺文类聚》卷二十六。
⑤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叙》引。
⑥《魏书·儒林传》。
⑦见《晋书·谢安传》。
⑧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七。
⑨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又同书卷三十一所引《续齐谐记》亦有相同内容的记载，只不过文字略有不同。
⑩《颜氏家训·音辞篇》。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页。
(12)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13)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14)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5)葛洪：《抱朴子·钧世》。
(1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17)《古赋辩体》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
(18)《六朝文絜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