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1
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家园以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的部编本教材中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供大家参考。
爱国主义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杜甫现存诗歌1400多首，诗歌体裁广泛，其中表现其爱国情怀的诗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杜甫诗歌的选文分析，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并针对新的教学理念和杜甫诗歌的特点给出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的策略。
从古至今，爱国都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它是我们拥有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团结的凝固剂，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在我国中小学乃至大学的各个阶段。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新的教材和教学理念的出现，传统文化选文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的遭遇是曲折的，经历了仕途上的坎坷后又遇上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有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渗透着爱国情怀。本文就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杜甫的诗歌为例，探究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给出部编本爱国主义教育教学的策略。
1.部编本教材中杜甫诗歌的选文编排
部编本自2016年推广使用到2019年，七年级到九年级整个初等教育学段已全面使用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纵观部编本初中语文的六本教材，不难发现古代诗歌占重要组成部分，杜甫诗歌更是灿若繁星。在六本教材的选文中，共有五首杜甫的诗歌，其中分七年级、八年级的上下册和九年级上册课文中各选入一首。《江南逢李龟年》和《月夜忆舍弟》分别被编排在七年级上册和九年级上册中第三单元的“课外古诗词诵读”部分，这一部分主要要求学生自己诵读诗歌，通过工具书和课下注释能自己把握诗歌语言、主题和思想。而《望岳》《春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作为主体课文，分别被编排在七年级下册的第五单元、八年级上册的第六单元和八年级下册的第六单元。部编本教材中選入的这五首杜诗，从时间上看，除了《望岳》作于作者青年时期，其余四首都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多也体现在安史之乱以后所作的诗歌中。
2.爱国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中的反映
1)入仕报国的抱负。杜甫出生于官宦世家，在其早期的诗歌创作(安史之乱未爆发前)，其诗歌的创作风格，同样也较多的关注在山水田园、拜访送别以及歌舞宴乐等题材上，表达了对盛世太平的歌颂与赞美，诗风充满激情与浪漫。《望岳》就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描写了泰山的雄伟壮丽，这首诗虽用大量篇幅写景，但杜甫并诗的最后写下的豪言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勇攀高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抒发自己的伟大抱负。杜甫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他的抱负和追求。即使后来仕途不顺，也想为国分忧。
2)忧国忧民的意识。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杜甫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创作的。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选取的两篇课外古诗词诵读《江南逢李龟年》和《月夜忆舍弟》就是创作于安史之乱下。这两首诗歌都反映出安史之乱给杜甫带来的不良心境，也从侧面反映出杜甫对国家动乱深深的无奈与忧愁。在动乱发生后期，杜甫的诗风发生了巨大改变，诗歌的创作更加关注战乱，直击时弊。杜甫用诗歌记录了战乱中叛军的蛮横掠夺抢杀行为，又无奈的痛恨统治阶层的无能，他用充满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表达了对人们遭遇战乱饱受摧残的深感同情，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危急存亡的深深忧虑。部编本语文教材中的《春望》就是此时杜甫爱国主义精神作直接的反应。《春望》的开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高度概括了被叛乱摧残后长安城一片凋敝的景象，都城被占领，昔日的山河如往常般存在，但江山易主，国家破碎，春天的到来，城中本是一派生机的景象，而看到的却是满目凄怆。全篇围绕“望”字展开，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以景衬情，表达了杜甫对国家破裂的极度忧思。在《春望》中，杜甫描绘了政局动乱、国家凋敝、烽火连连、书信不达等生动的场景，从侧面衬托出了由于时事动乱，人们背井离乡，离别亲人，团聚不得的复杂情感，诗歌中无不显露着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更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显露。即便杜甫没有能力改变国家和百姓的命运，到了晚年，他依然心系国家，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多方灾难，在诗歌的最后杜甫直抒胸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美好祝愿。从这首诗中不难发现杜甫即使身处惨境，也并没有失去对国家和对人民的担忧，这也他能成为我国爱国主义诗人杰出代表的重要原因。
3.杜甫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策略
语文是一门集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的综合性学习课程，语文教材中所选作品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是影响深远的。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感情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1]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杜甫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部编本中的显现，那么如何利用部编本教材中的杜甫诗歌更好地进行初中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1)反复吟咏，把握主题。从古至今就有“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学习方法，可以看出吟咏是诗歌学习的一种有效途径。杜甫的诗歌大都韵律整齐，读来朗朗上口，在学习杜诗时，学生可以自由诵读，通过反复的吟咏，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把握杜诗中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部编本中选取的五首杜诗在文本理解上难度适中，普遍初中生在吟咏多遍后，都能读出杜甫诗歌的主旋律，感受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2)知人论世，体味情感。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大多基于所见所闻。早年，杜甫满怀抱负到长安城谋求官职，尽管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只求得了京兆府的一个八品官衔，但起码也能参与政场，述怀抱负。在长安拜官后，获皇上批假恩准，杜甫便动身返家看望妻儿，不幸的是，在省亲的路上，安史之乱爆发了。杜甫谋求官职之路本是艰辛，好不容易等拜官成功，却迎来了使唐朝走向没落的安史之乱，尽管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身心俱疲，日夜思忧，但也正因为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灾害，使杜甫的乱离诗永垂不朽，奠定了其“诗圣”的地位。[3]后来，杜甫就开始了琉璃漂泊的生活，其反映爱国精神的诗歌也大多在此期间创作。在学习杜甫诗歌时必定要结合杜甫的生平才能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他的爱国情怀的伟大。
3)课外活动，拓展阅读。初中生的在中学阶段的学习中有许多课余时间，除了可以推荐学生有关杜甫的书籍外，还可以在校园里举办以杜甫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主题班会或课外活动。让学生从课本中走出来，通过多方面的积累和拓展，对杜甫诗歌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有更为有效的认识和理解。无论是书本的阅读还是课外活动的拓展，学生从自己喜欢的方式中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这些活动中中学生不断受到熏陶和感染，爱国主义在学生心中也越发深刻。
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诗歌的灵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藏。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杜甫诗歌是进行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我们要利用好课文资源，通过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学习，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学生具备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为祖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3.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2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选自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下第四单元第13课，这首诗在现代诗歌史上广泛传颂的名篇。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缅怀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写下的慷慨激昂的诗，这首诗具有意象独特，情感表达强烈等特点。
学生分析
七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诗歌欣赏能力。教师要善于引导、启发学生，给学生营造良好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和爱好，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诗歌的意象和象征。
教学理念
1、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发展；
2、注意营造良好的音乐氛围，采用诵读、析读、悟读、赏读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在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和象征，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3、以学生为主体，尝试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有机整合。
4、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向学生渗透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学习现代诗的朗诵基本技巧，学会节奏、重音、较有感情的朗诵；
2、理解诗歌中的意象和象征；
3、理解诗人以独特的、具体可感的意象抒发深沉的爱国情怀。
过程与方法
1、加强诵读，体会诗作的意象和象征。
2、自由探讨诗歌的主题以及深沉的爱国情怀。
3、合作探究，提升关于诗歌的答题能力。
4、朗读法、合作探究法为主要教学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味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重难点及突破点
重点
1、学习现代诗的朗诵基本技巧，学会节奏、重音、较有感情的朗读。
2、引导学生进入情境，把握诗歌内在的感情基调。
难点
理解本诗的形象化意象所表现的象征意义。
教学突破
学生对诗歌的创作背景的认识相对比较薄弱，在教学中应采用图片等多种形式创设情境，并且注意学生的参与度。引导启发学生自己去发现和总结诗歌的意象和象征的作用。
学法指导：深情朗读——找出意象——感悟内容——发掘主题
课时安排 1课时
课前准备
1、教师制作课件，备好课
2、学生预习课文、熟读课文
教学设计
一、观看图片，畅谈感悟
出示一组日军侵华图片，让学生谈感悟。
（设计目的：创设情境，让学生走进课文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中，由此导入课文）
二、走进作者，了解背景
他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命相克父而被寄养在奶妈家中，为贫苦农妇哺养，对农民有着儿子般的深情。他自称为“悲哀的诗人”，早期诗歌风格浑厚质朴，调子深沉忧郁。抗战时期的诗作，感情深沉，格调昂扬。代表诗集有《大堰河》、《北方》、《向太阳》、《黎明的通知》，这些诗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挚感情。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诗人，1985年获得法国颁发的文学艺术勋章，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
诗歌写作背景：1938年，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进行了不挠的斗争。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满怀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
三、品读诗歌，领悟情感
1、初读，读准节奏；
本环节主要指导学生了解诗歌的节奏，并能根据节奏朗读诗歌。
朗读教学方法主要采用教师范读、抽学生试读进行。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 / 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 / 用嘶哑的喉咙 / 歌唱：
这被暴风雨 / 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 / 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 / 吹刮着的 / 激怒的风，
和那 / 来自林间的 / 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 / 我死了，
连羽毛 / 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 / 我的眼里 / 常含泪水？
因为 / 我对这土地 / 爱得深沉……
2、研读，读出感情；
本环节主要指导学生准确把握诗歌的感情基调和重音，并能有感情地朗读诗歌。本环节通过名师范读、学生表演朗读、名家配乐诗朗诵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在读中体会诗歌的情感。
3、赏读，品味思想
在理解课文过程中品读，体会诗中渗透的深沉的爱国情感。
（设计目的：读诗是享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四、借助意象，认知象征
1、小小拦路虎——意象。让学生明白意象定义并能快速找出文中意象。
2、普通拦路虎——象征。通过举例、作诠释等方式，结合课文让学生明白象征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涵义，能找出文中意象的象征义。
（设计目的：弄清意象和象征两个概念的涵义）
五、合作探究，提升能力
合作学习，攻下四个问题——
问题：1：小鸟的歌声应该是“清脆的”或者“婉转的”，可是诗人却用 “嘶哑”一词来形容自己的歌声，这是为什么？
问题2：“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你是怎样理解这句诗的含义的？
（设计目的：为读懂诗歌打基础，提升答题能力）
六、分析诗歌，发掘主题
通过老师的引导，让学生理解在诗歌中，诗人以鸟的形象自喻，用饱含激情的诗句歌唱祖国，歌唱神圣的民族战争，这种鸟儿对土地的痴情，表达出诗人愿为祖国奉献一切的赤子衷情。通过诗人的直抒胸臆，表达出诗人对土地，对祖国的热爱。
（设计目的：此环节主要是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鉴赏诗歌的一般方法：朗读—— 找出意象——感悟内容——发掘主题，领会发掘主题之法，达到思想教育目的）
七、拓宽视野，渗透德育
运用幻灯片闪现“”事件的图片，让学生谈谈对“事件”的认识，《宪法》，让学生了解祖国的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设计目的：通过当前政治热点问题“事件”让学生谈谈对“事件”的认识，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和渗透法制教育。）
八、寄语学生，鼓励自强
课后寄语：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在《爱我中华》的歌声中结束教学）
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3
本文认为，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文章对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具体表现，总体特征，历史意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
【关键词】 近代诗歌;传统;现代;转型
从古典诗坛最黑暗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新青年》的1917年2月，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的文言，有着严格格律形式规范和传统美学规则要求的古典诗歌，逐步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追求的现代新诗。在这场转变中，像体育运动的接力赛跑一样，中国诗歌通过具有革新精神的爱国诗派、维新诗派、革命诗派和前“五四”白话诗人一棒接一棒的不懈努力，终于胜利地把“棒”交到了“五四”新诗人手中，艰难地完成了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历程。与此同时，以“实用”为本质的太平人国诗人和以“宗古”为特征的宋诗派一一同光体，也曾为中国诗歌的重现生机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们由于受内外因素的影响，采用了不正确的革新方法，最终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只是和其间活动着的以汉魏六朝诗派、中晚唐诗派为代表的“守旧”诗派一样，从反而为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提供了经验教训。
一、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历史动因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襤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 " 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强暴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 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4
关键词： 舒曼 《诗人之恋》 艺术特色
德国作曲家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robert alexandaer schumann，1810—1856）是19世纪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评论家。其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风格的作品，有交响乐、清唱剧、协奏曲、钢琴小品、钢琴套曲、声乐套曲等。舒曼的主要作品有《狂欢节》、《童年情景》、《桃金娘》、《诗人之恋》、《妇女的爱情和生活》等。他的艺术歌曲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抒情风采，为后来作曲家艺术创作奠定了艺术歌曲的基础。其中艺术歌曲《诗人之恋》是由16首短小精悍的歌曲组成，内容取自海涅的诗作，改编而成，主要描绘了一位诗人经历相恋和失恋后的悲伤心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情，《诗人之恋》就像一部抒情的叙述诗，音乐与诗歌结合、形象生动、旋律优美，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简洁含蓄、意境深邃，给人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意幻想。
一、诗歌与音乐的完美结合
舒曼受家庭环境及诗人文学家的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并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被称为“诗人音乐家”，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意的色彩。在舒曼的五百多首艺术歌曲中，爱情为主要题材，还兼有一些抒情的以风景描写为题材的歌曲和叙事曲，艺术性非常高。其艺术歌曲创作方面大多选用如海涅、歌德、拜伦、席勒、莎士比亚等诗人的作品，常常在文学中汲取主题和形象，把音乐和文学相互融合，以诗人的眼光把握诗歌的意境，体会诗歌的丰富内涵，通过音乐与诗歌的完美结合及他对诗歌的敏捷而直觉的洞察力从中发掘诗歌更深的意境。
1828年，18岁的舒曼在慕尼黑结识了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海涅的形象给舒曼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诗歌给予了舒曼很大的启示，于是舒曼共将海涅的42首诗歌曲化，《诗人之恋》就是其中一首作品。在选曲方面舒曼颇具匠心，他依照海涅的《悲剧——抒情插曲》《歌之卷》中的一卷，从中选出16首，依照“钟情—表白—幸福—背弃—忧伤”的逻辑发展顺序编订而成。就像海涅诗歌的一贯基调，这是一部悲剧性的套曲，舒曼在音乐上注重歌词的连续性，精妙地把一首首小曲编织在一起，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诗人之恋》这部作品中，舒曼的文学修养在音乐中很好地显现出来，其音乐与文学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音乐重视情感表达。如第一首《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描写春天来到了，万物复苏、百花盛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心中萌发了对爱情的渴望，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之情；“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所有的花朵开放，在我温暖的心里，爱情的意念升起，灿烂鲜艳的五月里，所有的鸟儿歌唱，我向她诚恳表白，我思恋爱慕的情意”［1］。这首歌曲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真诚，以及对未来爱情生活的向往。第二首《从我的眼泪里面》中诗人选定了理想的情人，刻画了一个渴望爱情青年的形象。第八首《如果花朵知晓》中有大量的颤音伴奏，暗示着诗人的烦躁情绪，但看着地上的花朵、歌唱的夜莺、天上的星星，但愿能获得安慰，然而结果并非所想。最后一句“我心底的裂痕”情感强烈，多愁善感的诗人爆发了内心的情绪。第十六首《旧日邪恶的歌谣》中诗人决心彻底地摆脱痛苦，把爱情和痛苦统统装进棺材，用十二个巨人抬着，抛入海底。这首歌曲庄严、有气势，旋律起伏比较大，整个节奏给歌曲增加了严峻的色彩。最后一大段钢琴的尾奏描写大海淹没了棺材，仿佛爱情也随之沉到海底。
二、汲取民族艺术特色
艺术歌曲的创作以德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为基础，鲜明地表现出德国音乐的民族性，反映了德国民族的风格特点。舒曼创作灵感的来源一方面是从民歌和民间舞曲，另一方面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找寻灵感。如歌曲《莱茵河，圣洁的河流》就吸收了民谣、乡村歌曲、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显示了他对德国艺术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艺术歌曲《诗人之恋》中的第十四首是allnaechtlich im traume，在这首歌曲中，舒曼直接采用了民歌素材，与第十三首相比，前首的梦境仍然受困于破碎的感情，在这首乐曲中却慢慢出现复合的迹象。诗人在梦中见到姑娘：“你向我轻轻地说了句话，并且送我一束柏书花球。当我醒来时花球早已消失。”［2］此曲都由短乐句组成，梦境中爱人亲切地对待诗人，梦中的一切令诗人悲伤，醒来后却不再流泪，也忘了梦中的一切，仿佛意味诗人在找寻文学诗词的精美篇章，渴望音乐与诗的完美结合。总之，舒曼深厚的文学底蕴滋养了艺术歌曲创作与发展，在创作中他善于从诗中捕获音乐灵感，并把诗歌的神韵通过音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诗“歌”化的同时也使乐成为“诗”化的乐，从而增强了艺术歌曲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2］刘新丛，刘正夫.欧洲声乐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5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实然加速,特别是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引起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危机,暴露出了它那令人吃惊的空虚、衰疲和落后的木质,而且还从根本上冲击、动摇了长期以来国人心目中赫赫天朝上国的“中国”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从“大气候”还是从“小气候”来看,对于中国人都是压抑的、窒息的和异常痛苦的。然而,没有哪一次压人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随着欧风美雨的袭来,也促使了不少志士仁人的觉配,使他们纷纷走上了自强、拼搏之路。而当时的志士仁人大多还兼具诗人的身份,是在生活与诗间生存着的人,且“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2),因此,在时代促使不少志士仁人在政治、思想、实践等领域荜路褴缕,身体力行,开拓前进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诗歌带来了新的变化。中国近代生活的骤变,为诗人的自我成长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和动力,使诗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了一种深层的依存关系,促成诗人们去创造性地将外在生活与内心生活结合起来,从而将其提升为艺术生活。其具体表现为:其一,改变了当时诗人们对诗歌功能的看法,使他们开始用诗歌表达真情实感和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其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表现内容,使其出现了富有近代意义的爱国反帝性质和个性解放的意识以及介绍新知新学的内容;其三,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或质朴自然的新诗风。
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过程,其实也就是把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唤起民族诗歌的生命力相结合,以挣脱封建诗歌的桎楛,从而转变为现代诗歌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贯穿着一条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规律,即水平较高的先进文化总是更多地影响水平较低的落后文化。这一规律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时至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已远远地落后与世界发达的资木主义国家。在这一“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不仅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且也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先进文化的输入,给中国“示范展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使中国开始“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多少是变化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求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趋向”【3】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历史’,使‘停滞’和‘封建’的中国进入了‘现代’的变革之中”【4】具体地说,它一方面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开阔了眼界,使他们再一次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迷梦和复古主义的氛围中惊醒过来,逐渐改变了他们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人的心理,开始了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使在中国封建经济母体中滋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了可资借鉴的范型,促进了其发展,由此促生了一种与封建文化有异,与“五四”文化相通的“新”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既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也给中国古老的文化殿堂吹进了清新的气息,引起了其质变的开始。泰纳说:“有时出现一种新哲学、新文学、新艺术、新科学,而思想在既已更新之后,于是人类的一切行动也就慢慢地都起了变化。”这此变化也引起了中国诗歌的变化,它唤起了中国民族诗歌的生命力,使中国诗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即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诗歌变革的参照系和可供吸纳的养分,同时它也使中国诗歌开始带上了近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政治追求(救亡图存)紧密结合,提倡民主,崇尚科学等等。
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启动,也受到了明末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早期的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具有着人文主义因素的。汉代以后,随着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取得和逐渐强化,儒家的伦理观念遂超出了一般个人道德上的规范,而成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言行准则。宋明理学盛行之后,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5】,“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6】而且提出“夫所以害吾人者何也?欲也。……欲去,则心自有矣”【7】,公开宣称人的个性和欲望是罪恶的渊薮。这种完全抹杀个人权利、价值和人格的极端主张,使中国人完个失去了自我,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驯良的奴仆和工具。至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对于后儒戕害人性的理论,晚明一些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以人文主义为武器,对其予以了有力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幼弱,市民阶层发育的不成熟,封建统治及文化势力的反攻倒算,再加上明清之交的社会大动乱,使晚明人文主义思潮的势头没有长久保持下-去,待到李贽等人被迫害致死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便逐渐平息,但这股思潮却作为一股暗流延续了下来。
“实学”一词,最初是被两宋理学家用来批评佛老虚空出世,标榜儒家的天理人伦观念的。但理学家好谈性理,不重实用,于是明清人又用“实行”来反对理学的空疏,倡导实事实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内容颇为庞杂的“实学”思潮。它包括如下一此内容: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以杨慎、陈第、焦竑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对“实证”的重视,以徐光启、宋应星为代表的科学家对脚踏实地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看重,以丘浚、张居正为代表的政治改革家对“明体适用”、“义利双行”的强调。这一思潮到明末清初以张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清大家出现之后达到了最高峰,他们对其先辈的思想作了整理补充,使其具有了反思、批判、重实际的内涵,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康熙中期后,随着清王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实学”便蜕变为考据之学,此思潮也由此趋于沉寂。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和明清“实学”思潮都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就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就出现了以祝允明、唐寅等为代表的吴中才子,他们以疏狂拓落的文风,显示出对传统礼教与审美规范的冲击。以后又出现公安派“三袁”,他们以“主性灵”、“求新变”为宗旨,对于明初以来笼罩于文坛的拟古之风给予迎头痛击。就“实学”思潮的影响看,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的文学多了一种直面人生、关注时政的现实主义内容,而且还使其多了一种敢于揭示阶级矛盾的批判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固有社会结构的动摇,以及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谈性理的宋学和专事考据的汉学生命力的逐渐丧失,长期处于暗流状态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遭受冷落的“实学”思潮,又重新显现出来,它们以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也直接带来了诗歌的变化。其最初的表现就是在一部分诗人的诗作中,出现了个性解放意识和肯定主体能动性的内容,出现了为救国救民而探讨各种实际社会问题、揭示时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致用内容,使诗歌开始突破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与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前面三个方面的因素都还只是作为外部动力,间接地促动了中国近代诗歌发展,那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则作为一种内部原因,自接影响到了近代诗歌的转型。
库恩有一种“科学革命”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某一科学理论在形成发展中必然表现为一种“典范”的形式,它能成为该学科的常态情形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而当这种“典范”由于新问题的不断提出而难以按常规加以解决或容纳新的因素时,便出了“危机”,科学革命的时代便因此来临。其表现为旧“典范”和旧“楷模”的崩溃,以及新“典范”和新“楷模”的诞生【8】。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也与库恩所说的“理论”更新一样,经过几千年超稳定的发展和历史的积淀,到鸦片战争前夕,已发展到了一种“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极致,成为了一种“典范”与“楷模”,若想再按传统的范式继续推进已几乎不可能。因此,“求新意识便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透露出来”,一种打破原有的规范,另辟蹊径,建立新的诗歌秩序的革新要求便不可避免地从诗歌内部开始产生。于是,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也就因此获得了动力。
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即将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中国诗歌终于在时代生活、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和诗歌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动了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车轮,开始了其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诗歌这个特殊的艺术类型是由诗人的诗学观、诗歌的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所组成的,因此,所谓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实就是近代诗歌中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首先体现在诗学观的转换上。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释、道三家一直是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但在这三者中,“道家道教不如佛家佛学,佛家佛学又不如儒家儒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卜,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诗学观,它认为诗歌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虽然,在中国诗论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境论”、“格调说”."肌理说”等诗学主张,但它们要么是“载道”观的补充,要么与汉儒的腔调无异,要么就带有一层浓厚的程朱理学的光环。很明显,中国诗歌要想走向现代,就必须首先从观念上冲破“载道”观的束缚,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近代的革新诗人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并使中国诗学最终实现与现代诗学接轨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派打出了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人”和“事”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诗派进一步发展了维新诗派重视诗歌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诗歌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救国新民”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诗歌为封建礼教封建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诗派以来过分强调诗歌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主张,第一次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前“五四”时期,鲁迅在西方文化的启悟下,在个面总结了前人诗歌革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具有开放、发展特征,以人为中心,既重视诗的审美职能,又注重诗歌社会功利的诗学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基石。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其次体现在表现内容的转换上。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是贯穿中国近代诗歌始终的两大基本内容,这是由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力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政治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9】;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近代思想史的视野下,可以察知爱国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同步进境关系显然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现象”,而“在理性主义旗帜指导下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其侧重点乃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的革命”和“以唤醒人的觉悟为其核心的革命”【10】。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就成为了近代诗歌的核心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变化,这两大内容的内涵与特质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和递变过程中。就反帝爱国而论,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⑩,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诗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增浓,但同时也还带有一定的保皇观念。在革命诗派的笔下,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但反帝意识有所减弱。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反帝爱国内容被深刻内敛,表现出了在更深层次上的向“思想启蒙”的趋同。至此,具有“现性精神”的爱国反帝内容已基本形成。就启蒙新民而论,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人的意识表现的主要特征是重集团轻个人,强调个人对集团秩序的和谐的遵守与维护。“修身、齐家、治国、平人下”就是其对社会成员的标准规范。在如此牢固观念的约束和钳制中,中国人失去了作为“人”的一切特性。随着近代的到来,西方自由、民主、个性主义思潮的输入,以及晚明以来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复苏,开始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人”的观念,把人从封建传统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当时代把培养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诗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在爱国诗人的笔下,表现出一种反叛传统的精神指向,尤其是对封建专制压抑人才、压抑个性的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使顽固的封建专制堡垒裂开了一道缝隙。在维新诗派的笔卜,不仅出现了大量:对西方新知新物的介绍,而且还出现了比较自觉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对独立、自强精神的倡导,在他们的诗作中,个性在萌芽,新知在增长,民权在渐立。在革命诗派的笔下,不仅加人了对西方新知新学与民主制度、民主思想输入的力度,而且其锋芒也自接对准了封建君权与封建专制统治。在前“五四”诗人的笔下,爱国反帝的内容与启蒙新民的内容则相融相会,成了一种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新的时代内容,这一内容的出现,自接促成了“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出现。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再次体现在艺术特征的转换上。在语言上,正如艾青所说,“新的词汇,.新的语言,产生在诗人对于世界有了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的时候”【12】。近代诗人对语言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起步的,他们出于对表达具有真情实感新内容的需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到前“五四”时期,在诗人们的笔下,则出现了一种由“新语词”和“俗语”共同组成的现代“白话”。在意象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向是以袭用“原始意象”为主的,其内部结构为“以象含意”和“象意互合”,其组合方式也多为隐!喻式的。在近代诗歌中,由于诗歌语言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了“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另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这两条道路在前“五四”时期则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新诗体。在风格上,近代诗歌实际上完成了两种诗风的转换。其一是现实主义诗风。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是反帝反封建方兴未艾的历史,故由“反”而来的正视现实、暴露现实、讽刺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间,又由于西方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使其又注入了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弊端有着较大反思能力和穿透力,具有着较露性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诗风。至前“五四”时期,这股诗风则发展成为一种可与“五四”文学直接对接的写实主义诗风。其一是积极浪漫主义诗风。在近代,由于诗人开始在其诗歌中逐渐增多地打发“真情”,歌唱理想,倡导变革与革命,鼓吹个性解放,这就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种“新”浪漫主义诗风,同样,又由于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近代色彩的浪漫主义诗风。
至此,中国近代诗歌已基本完成了其由传统向现代形态的个面转换。
三、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总体特征
中国诗歌虽然已基本上完成了近代转型,但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它还是体现出了相当的不成熟性(其诗歌在艺术上也显得相当稚嫩,在审美表现上也还缺乏在较高层次上的完善),因此它明显地呈现出了与以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特征。
与时并进,新质渐增,具有着艰巨性是其第一个特征。近代70年的风云变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的神经不断地被刺痛,心态也屡屡发生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状态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近代诗歌,与现实的交迭变化具有同步性。时代每向前推进一步,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变革便向前发展一步,诗歌也跟着向前跃进一步。不论是从诗学观来说,还是从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来看,莫不如此。中国诗歌具有近代意义的自身形态的完善和审美品格的确立,就是在这样一种时有所进,质有所新的量:的积累中逐步达到质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其转型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地探索与不成熟之中,其发展也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增加了其向现代转型的艰巨性。
新旧交织,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是其第一个特征。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矛盾的困扰。在这些矛盾面前,近代诗人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中,也就是说,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化的过程,中国既显示了其进步的一面(近代化、资木主义化),又显露出后退的一面(殖民化、封建化)。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使中国近代诗人一方面开始出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追求,另一方而表现出了对旧时代的某种程度的依恋。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也影响到其诗歌形态的形式,导致了中国近代诗歌演变中新旧交织现象的出现。这种交织现象首先表现在新旧诗派的对立上,即一方是为了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不断地接受异域文化成果,摄取民间诗歌的养分,探索前进的革新诗派;一方是在总体趋向上徘徊不前,退身固守,面向过去,最后发展到成为诗歌前进绊脚石的守旧诗派。这种现象其次还体现在新旧诗派内部的新旧交织上。比如革新诗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所谓的“新”也只是“近代”式的。维新诗派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就守旧诗派论,在他们的“向后看”与“宗古”中,也显示了一此新的因素,如宋诗派的“诗为心声,要立诚不欺”之论就含有一定的革新意义。由此可见,在近代诗坛上,新旧交织,新中有旧,旧中含新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正是这样,中国近代诗歌一直处在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矛盾冲突之中,一方而是“新”的为战胜“旧”的而努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而是“旧”的要延续自己的存在而拚命与“新”的争夺地盘。这种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产生了推动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巨大动力,同时也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使近代诗歌的行进历程和发展形态具有了以进为主,进中有退,退中有进的复杂特点。
中介状态,桥梁作用,具有着过渡性是其第三个特征。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和启蒙新民,如何把这种时代主题用诗歌加以艺术地表现与张扬,又如何在表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诗歌的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等外部压力,克服诗人情感结构、思维定势等内部压力,是摆在近代诗人面前的尖锐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局限,诗人们无法圆满处理这种矛盾,因而其诗歌创作始终处于艺术与非艺术之间,也就是说,它在由古典诗歌,“旧工具”功能转换为近代“新工具”功能的过程中,在取得“功利”效应的同时,也带有了一些相当粗疏、幼稚的非艺术因素,这种非艺术因素在爱国诗派、维新诗派和革命诗派的诗歌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具有“诗史”和“宣传’性质的诗作。钱钟书就曾针对“诗史”的问题发过一通评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如果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镜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13)o这段话虽然带有一定偏颇,但它也正说明了近代诗歌所具有的“亚型态”艺术这一特点。近代诗歌
这种“中介”状态的存在,决定了它承上启下的地位,使其成为连接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具有了较为明显的过渡性。近代诗歌的这种“中介”形态与过渡性特征,随着近代诗歌的退居远景,而显得越来越清晰明了了。
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即是说中国诗歌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民族文化(文学)的传统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也就是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的,因此它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它终结了在中国存在发展了几千年,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的古典诗歌。郭延礼说,在近代文学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艳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14)。由于近代诗歌转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诗人们的实践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在传统的范畴内进行,他们所创作出的许多优秀诗作也还基本上属于旧体诗,正是这些“光辉夺目的篇章”的存在,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推向了临终前的又一个高潮,为中国古典诗歌作了一个有力的总结。同时,它通过在传统诗歌旧形式内纳入大量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使诗歌的旧形式与新内容的不和谐性发展到极致,从实践上证明和宣判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死刑。
其次,它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中国近代诗歌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生,在它那不断进行着的裂变中出现了新的“诗素”,孕育了跨向新世纪的“新诗”。诚然,“五四”新诗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对外国诗歌的移植,但仅凭单向的移植是难以养活一种新艺术的。如果没有近代诗人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他们对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转化,没有他们为“五四”新诗人提供新的文化环境、生存空间、思想意识和美学心理,“五四”新诗就不会很好地吸收和消化外国诗歌的因素,特别是如果没有它直接完成的在诗学观,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方面由古典向现代的众多转换,就不会产生现代新诗。新晨
其三,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乃至世界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诗歌的转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的完成,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的完成。另一方面,又由于世界文学是“由许多民族和地域的文学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张大网中的一页”,而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学、中国近代诗歌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诗歌近代转型的完成也就标示了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代化的完成。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诗歌“经由中国近代化而走向现代化,同也是走向世界的伟人而艰难的”[15]转型历程的完成,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见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总记》,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④龙泉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⑤程颐:《遗书》。
⑤朱熹:《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⑦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
⑧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交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⑩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⑩艾青:《艾青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
【11】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2]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鸟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⑩李继凯:《中国近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内容提要】
爱国主义的诗歌范文6
早年作为“九叶”诗人之一的穆旦，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延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风格，这种清新朴素的诗风与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大量翻译不无关系。作为诗人，他赞同艾青所提出的“诗的散文美”的主张，提倡缀取富有诗意的口头语言入诗，提炼诗歌语言的口语美，他曾经引用并赞同艾青如下意见:“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1）这种对诗歌语言日常化、普通化的追求，无疑会让人想到华兹华斯对于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形式创作革新的巨大贡献。华兹华斯在其1800年写的序言中提出：“我给这些诗定下的主要目的是：选择普通生活力的事件和情境，尽可能通篇都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叙述和描绘它们，同时又给它们以想象力的色泽，使得平常的东西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出现于心灵之前。”相比较于18世纪风行的华丽词藻而言，浪漫派诗歌是一次诗歌语言形式的改弦更张，以其简朴、直白打动读者，给人带来别样的审美享受。如果没有华兹华斯的努力，英诗的词汇将长时期被禁锢在新古典主义的华丽词藻和委婉词汇中。更重要的是，浪漫派的诗歌语言虽然好似日常语言，但其又不同于日常语言，这是因为在具体的语境中，普通语词也被赋予了不普通的内涵。
追随华兹华斯的脚步，穆旦也始终致力于用现代汉语的白话来表达诗意，被王佐良称作“中国新诗里最少用成语，套话的新颖的风格家。”（2）徐志摩在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也尝试着革新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来进行诗歌创作，写出了语言直白素朴但又意境深远的新诗，“成为黄遵宪发起的、胡适推动的‘诗界革命’后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的中国诗坛的主将。”（3）
诗歌主题。在诗歌主题表达方面，中国浪漫主义主要是受西方19 世纪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包含着强烈抗争精神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强调自我表现，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的基础上，反抗阶级压迫，充满了革命的斗志。
《哀国难》是穆旦的一首充满爱国主义、表达革命精神的诗歌，诗中表现了深重的忧患和急切的心情。诗歌洋溢这呐喊的呼声，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诗歌以“坟墓”的意象来比喻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同样的比喻又可以从雪莱的那首洋溢着革命激情的《1819年的英国》中找到：
垂死的老王又疯又瞎，国家之耻！/孽子孽孙的公侯是世人的笑料，/……/宗教无耶稣，无上帝，有经而不看。/议会维护着历史上最残暴的法案——/把这些埋葬了，将有神灵跳出坟头，一身光芒，来照耀这暴风雨的时候！
诗人把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比作了坟墓。而《哀国难》诗歌结尾处那冲出池塘飞上高空的几只水鸟，无疑是一种革命者的象征，这与《1819年的英国》结尾处那跳出坟头的神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有着相同内涵的隐喻，同样都表达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穆旦研究的创始者、他的朋友王佐良这样描述当时的穆旦：“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 （4）
中国浪漫派诗人在歌咏爱情及表达生死观的主题上，也明显是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徐志摩对死亡的歌咏可以追溯到济慈生死观。济慈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实现其爱情的理想和诗歌创作事业理想之前就离开了人世，因此在其诗歌当中总是透着一种对可望而不可及事物的患得患失的彷徨心态。济慈的诗歌也总是歌颂死亡，似乎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找到永恒，才能实现其对理想爱情的渴望。济慈的《夜莺颂》和《灿烂的星》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比生命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 （5）而徐志摩也因其曲折的爱情经历使他寻求一种死亡的解脱和永恒的平静。徐志摩追求一种单纯的浪漫的爱情，但这种爱情似乎总是可望而不可及。梁实秋在其《梁实秋散文：关于志摩》的书著中写到：“……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 （6）这样的评论不免让人想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
济慈的《希腊古瓮颂》所歌颂的希腊古瓮是一件上面刻有浮雕的艺术品。它既有瓮的圆形之美和大理石的洁白滑润，又有雕刻的图案之美和人物、情节的吸引力。（7）诗歌整个第二节都贯穿了一种新批评派所提出的一种悖论的语言结构：尽管行为者是静止的，但行动却一直在继续；歌曲不会停止；情人不能离开他的歌曲；而即将被亲吻的少女却永远不会被真正地吻到，她将保持这种不变的美。永处于追求状态的东西才是美，才是爱，这在诗歌的主题上给了徐志摩很好的启示。
想象之力。E·伯恩鲍姆（E. Bernbaum）在《浪漫主义运动入门》（第301~302页）辑录了浪漫主义定义的精当选例：与理性和真实感相对的想象（尼尔森）；敏感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的发达（黑尔福德）；一种对于感情生活的突现，它受想象活动的激发与引导，反过来，又激发并引导想象活动（卡扎明）。如此多的概念都把浪漫主义与想象联系到了一起，可见想象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中起到了怎样非同凡响的作用。就连浪漫派诗人们，也都在创作背后的诗艺总结中强调了想象的伟大力量，他们高扬创造性想象的独特作用和魅力，突出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在浪漫主义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是在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
浪漫主义诗人赋予想象力于高于“事实”之上的特权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激昂高涨而后又被残酷压制的时期，而英国靠着18世纪奴隶贸易中和帝国主义的海上霸权所攫取的巨大利润，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新的资产阶级体制无情地压榨工人的血汗。浪漫派诗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失望情怀直接导致了他们转而寻求通过想象产生的理想世界的真与美，在想象的世界里找寻精神的慰籍。创造性想象是诗化这个世界的手段。而且，个性的自由和情感的抒发成为时代的呼声。无独有偶，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新旧体制更换的革命年代，封建专制刚刚被推翻，民主共和尚未成形。这种情况下的中国诗人们，就很容易走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道路，在想象中歌咏理想、抒发情怀，在自然中寻求慰藉，体现了西学东渐的中国新文学潮流。
华兹华斯认为诗歌应以日常生活，特别是以乡村的田园生活为题材，用人们的日常语言而不用雕琢的诗的词汇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事件或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辉。华兹华斯提出关于创作的一条理论就是想象力的作用。他认为任何作家都必须能在外界的刺激停止消失的情况下，能通过想象这“内在的眼睛”（inward-eye）在脑海中重新见到激动人心的鲜明景象。（8）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麦女》就是取材于普通的苏格兰田园生活，但是在诗人丰富想象力光辉的照耀下，平凡的题材蒙上了非凡的异彩：诗人将苏格兰少女在田间劳作时之所唱比作了夜莺与杜鹃的妙啼，这种类比不仅是赞美了少女的婉转歌喉，更将其比作了只有小鸟才会发出的自然之声，在孤独刈麦的少女俨然成为自然中和谐的一份子，给疲惫的旅人带来精神的鼓励与慰藉。而且，诗人也凭借少女的自然灵透的歌声，使其丰富的想象力驰骋到了边远的阿拉伯沙漠和赫伯利群岛，意境深远。
浪漫主义诗人们通过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大自然中、在充满奇异的梦幻之旅中找寻逃避现实的良药。也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塑造大量的意象，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诗人对于理想的美好世界的向往。在浪漫主义美学中，想象被看作是艺术过程的中心，是创造性的变革力量。
蔡其矫的诗中也是洋溢着想象力所创造出的非凡生命力，普通的题材却绽放出美妙的意境。
以我观物：追求情感，崇尚自然。华兹华斯在《第二版序言》（1800年）宣称“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论代表了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新古典主义者那里，诗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诗人所忠实的是自然对象；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真正的诗歌并不描绘外部现实，而是抒发诗人的情感，诗人只需忠于自己的心灵和情感即可，诗歌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倾诉。但这种情感并非最初的原始情感，而是一种与想象相结合的事后在平静中回忆起的情感。浪漫主义是一次美学上的改弦更张，充分释放了个人的情感。浪漫主义诗歌是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从诗歌所表现的物我关系上，也即主客体关系上，是强调主体的。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大都采用以我观物的视角来歌咏自然，体现了情寄自然的情怀。英国诗人几乎没有谁像华兹华斯、济慈那样热切地欣赏大自然，在对大自然的歌咏与赞美中，抒发了自己崇尚自然的热烈情感。
中国浪漫诗人受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自然诗风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采用的是以我观物的主客体审美关系方式，追求的是自己主观情感和主观态度的强烈外露，蔡其矫曾说：“胸中燃烧着混合血肉和灵魂的感情，才产生诗。真情是诗的最大支柱。”浪漫主义诗歌所强调的强烈情感也并非是极端的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理智的掺杂各种因素的情感，也需要有客观对应物的意象来进行感情的表达。除了关于自然和想象作用的新观念外，还有两个因素培育了浪漫主义抒情诗：崇尚情感，追求自然。浪漫的情感总能在大自然中找到适当的意象，藉此抒发自己的情怀，不仅如此，无论是蔡其矫还是华兹华斯，都是歌颂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在自然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在华兹华斯一首叫做《我独自游荡入浮云》的抒情诗里，诗人描写的是在独自漫步湖边时突然看见一片水仙，在对水仙在风中摇曳、无羁无绊的姿态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后，点明了这样一幅自然美景带给心灵的鼓舞和安慰：
我凝视，凝视，但没有料到/这景象带给我多么丰富的酬报/现在，常常当我在睡椅上半卧，/情思空虚，心情低沉，/这些水仙花就在我的心灵的眼前闪烁，/慰我孤寂的心情/到我的心感到欢欣鼓舞/加入了水仙花们的欢舞。
这时诗人突然将湖畔一片普通的水仙花上升到一个不平常的高度，用他自己的想象作为照明，将想象的异彩投射在这片水仙花上，使它们涂染上非凡的神采，成了一种精神力量的化身。每当诗人在寂寞忧郁时，美丽的水仙都能够带给诗人无比的愉悦。在浪漫主义诗歌中，自然景物常常被赋予人的生命和情感，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水仙那生机盎然的姿态，代表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能够给诗人以力量。
蔡其矫在其《看海》中，描述了波澜壮阔的大海给他带来的情感的震撼和心灵的提升：
每一次看到蓝色的大海，/我的感情都得到了更新，/好像太阳在落海浴洗后，/在更光明地向碧天上升。
代表自然的大海，能够更新并提升诗人的情感，在经过了自然的洗礼之后，诗人焕发出无比的神采。这种从自然中寻找力量、美感和智慧的要求，无疑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如出一辙。借自然环境而表达诗人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情感，以主观观察客观，以客观表达主观，这便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是带给中国诗人的一种审美视角。
浪漫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还是诗歌的创作理论，都是给世界文坛留下的宝贵的遗产。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英国浪漫主义更像是一缕春风，为革命时期的中国文人们注入了创作的激情和勇气。中国浪漫派的诗人，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到题材内容的表现，从想象世界的情感抒发到对大自然的“以我观物”，无不显露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痕迹。这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西学东渐，不仅再一次高扬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审美价值，而且也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创作。
注释：
（1）穆旦：《他死在第二次》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2）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年版。
（3）张玉红：《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诗的影响》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11期。
（4）马瑞红、彭金山：《穆旦浪漫主义情结的深层原因及影响》，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11期。
（5）徐志摩：《徐志摩作品精选：徐志摩的夜莺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梁实秋：《梁实秋散文：关于志摩》，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