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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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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边际优势战略以及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不免想起“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本文的研究也将反映出“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同样有益于我国在发展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方面政策的制定。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主体的不同，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东道国为主体，研究东道国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除了母国和东道国之外涉及到第三国，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疏松。另一类以母国为主体，研究母国对东道国投资与两国贸易之间的关系。在此只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相对密切。本文的研究即属于后者，本文中的国际投资指对外直接投资，即fdi。
首先对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进行研究的是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1957)。mundell的研究以标准的古典国际贸易模型为基础，通过严格的假定，得出了国际投资替代国际贸易的结论。在随后的60年代，又有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投资替代贸易的结论，其中较著名的是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按照该理论，一般情况下，投资和贸易只是一种转化关系，只有在投资提早发生的情况下，才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而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条件下，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越来越明显。另一个研究来自于johnson(1967)。johnson认为，关税导致的对外投资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了发展，因此减少了对外贸易量。
70年代开始出现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研究成果。helmberger和schmitz(1970)的研究证明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可能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论著来自于。日本小岛清教授(1977)。小岛清特别强调国际分工的重要性，将对外投资和贸易统一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指出国际投资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因此，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就是本文所谈边际优势战略的理论基础。按照小岛清的理论，国际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相近水平的技术转移把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发掘出来，另一方面使母国集中资源开发新的技术并形成新的产业，因此将会扩大两国的贸易。
无论是mundell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还是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梁志成，2001)。这既有统计数据残缺不全的限制，也有计量方法与工具上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更多的研究成果证明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lipsey和weiss(1981)依据美国70年代的统计数据，对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同类产品的子公司的年产量与母公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呈正相关关系。lipsey等人(1984)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相关或至少非负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80%的产业部门中。helpman和krugman(1985)的研究表明，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就会存在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对外投资将会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ethier(1986)的研究给出了同样的结论。grossman和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了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然而，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则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fdi)的相互苯系，指出两者之间究竟表现为替代还是互补，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的问题。
90年代的研究延续了80年代的趋势。hufbauer、lakdawalla和malani(199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lipsey和weiss(1981)的结论，他们重点研究了美国80年代以来的情况，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与fdi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随后gramham(199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pattie(1994)根据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将fdi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3类，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fdi容易替代对外贸易，而后两种类型投资则增加贸易。gray(1998)的研究得出了近似的结论。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jun和singh(1992)研究了1969—1993年间11个世界上最大引资国的出口和fdi的关系，其中有4个国家显示出口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只有一个国家显示fdi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其余6国显示出口和fd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与此同时，porter(1990)、hein(1992)、lucas(1993)、crosse和trevino(1996)、crosse(1997)等都证明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beldelbos和sleuwaege。(1998)的研究支持了mundell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母国的出口贸易。
2000年以后的研究以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特征，且研究结果以fd!与贸易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为主。张如庆(2005)的研究显示我国对外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外投资对贸易总额的影响不明显，而项本武(2005)得出的“中国对外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型”的结论对此给予了解释。王洪亮和徐霞(2003)证明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的确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和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王洪庆、张浩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与对中国总进口、工业品进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与工业品出口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投资与出口以及中美的初级产品进出口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王洪庆和朱荣林(2004)的研究表明，东盟对华直接投资积极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且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贡献率较高。李保明和刘震涛(2004)的实证结果显示，两岸贸易总额、大陆进口和出口均表现出关于台商投资的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台商投资对两岸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stone和jeon(2000)研究认为贸易与海外直接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且两者之间贸易更倾向于为主导因素；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基于本文研究的侧重，在此再对边际优势战略和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边际优势战略的概念来源于小岛清的边际优势理论，但应该注意的是，边际优势战略所代表的经济行为早已存在，只是由小岛清概括出来。边际优势理论更多地是一种国际投资理论，但因为它把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同一基础上进行分析，所以对投资和贸易的关系也给予了研究。同时也正因为它侧重于国际投资的研究，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全面。按照边际优势理论，对外投资应该从国内处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而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则进行对外贸易。按照小岛清的分析，对边际产业的产品需求应通过向海外投资的企业进口来实现。所以，小岛清论述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更多地是母国投资与进口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此同时，小岛清也论述了两国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和贸易总量的增加，间接地论述了投资和出口的关系，这同样是单向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基于边际优势战略，对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况且如上所说，小岛清的理论是基于对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没有通过计量方法得到实证检验，而本文将在上述方面给予补充和进一步的研究。
二、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及两者关系的描述
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通过美国的帮助和自身的经济改革，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并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正是在60年代以后，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纷纷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长期快速发展，使东亚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以至于使人将这种发展状态称为“东亚奇迹”。很久以来，对“东亚奇迹”的研究存在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们不难发现两个最受人关注的词汇：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论述，可以发现，先期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亚模式揭示了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和模仿，因而东亚模式被认为源于“日本模式”(孔凡静，1999)，同时东亚模式更多地强调了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重要性。雁行模式揭示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关系，强调了日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尤指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所以，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研究都说明了日本与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在“东亚奇迹”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也可以理解，本文研究的日本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东亚模式和雁行模式的本质联系。
如上所述，本文采用的作为日本投资和贸易对象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亚洲“四小”、东盟四国和中国，这是基于“东亚奇迹”研究的惯例，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与日本有更强的经济联系，因此也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在此不再对日本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双边关系下的数据进行描述，而是对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体之间的数据及其表示的关系进行研究。这是因为，东亚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日本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济联系往往会延伸到第三方，在此意义下，单独描述日本与一方的经济联系并不比描述日本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总体的经济联系有更好的解释力。而且，后者让我们保持了与后面研究的连贯性。
图1显示了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自1965—2003年的变化趋势。不难看出，无论投资、出口和进口都保持了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图1也显示了投资和贸易(出口和进口)之间很好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延续到1997年。1997年对3种数据来说都是一个波峰，相对于1997年，这3种数据在1998年都大幅下降。而且之后，出口和进口状况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投资始终(截至2003年)没有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我们知道，1997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东亚金融危机，因此不难理解，日本的投资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使相关数据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在后面的检验中也得到了证明。
三、数据分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说明
本文日本对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均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的统计资料，这些数据是以日本与单一国家或地区的统计值列出的，基于前面谈到的理由，本文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加总。对于出口和进口，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为百万日元，之后的数据单位为十亿日元。为了统一单位，本文将1985年(含)以前的数据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作了四舍五入处理。对于投资，原始数据的单位为百万美元，本文将之乘以汇率并将单位转化为十亿日元，并同样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其中，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汇率为年终值。
(二)断点检验
在上面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1997年，投资和贸易的金额开始了大幅度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出口和进口得到了恢复，而投资却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这似乎显示，相对于1997年(含)以前，日本对东亚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下面对此给以检验，即断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既然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检验依据投资为因变量、出口和进口为自变量的单方程模型来进行。根据断点检验的原理，考察在1997年前后投资与出口和进口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即考察出口和进口的系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检验结果如下(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通过f检验法还是似然比法，都可在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无断点”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在1997年的前后，投资相对于出口和进口发生了趋势变化，或者说，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本文对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采用1997年(含)以前的数据。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经济数据一般具有长相关性，上述3种数据可能存在单位根，也就是说它们的时间序列可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带来的伪回归，下面对3种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根据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单位根检验的要求，最优滞后结构的选择主要依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ic(schwarz information criterion)两个准则，如果两者一致则选择一个最优滞后阶，不一致则选择两个。本文首先是对水平(1evel)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后对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但基于文章篇幅的考虑，检验结果合并于一表中(见表2)。
通过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都存在单位根。为了确定变量的单整阶数，本文对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从表2可以看出，投资、出口和进口的一阶差分数据不存在单位根。由此也说明，上述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水平数据为一阶单整或（1）过程。
（四）模型设定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其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的关系，即要验证投资与出口之间和投资与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作为主要研究手段。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可以认为有关投资(fdi)、出口(ex)和进口(1m)的预测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是判断某些变量的信息是否能改进对其他变量的预测，具体到本文，即为检验过去的投资、出口或进口是否会对未来的出口、进口或投资有影响。可以通过估计var模型来实现这一目的。对于本文的研究，有两种var模型可供选用：一种是直接表示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的两变量的var模型；另一种是在考虑到另一变量影响的条件下综合反映两变量(投资与出口或投资与进口)关系的三变量的var模型。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来考察两个变量的关系更加符合本文研究的实际。因此，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fdi、ex、im分别代表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α、β、γ为不同变量的系数，u1t、u2t、u3t为随机扰动项，t表示时间。检验投资对出口是否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检验β1i和β2i是否全不显著；检验投资对进口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是检验γ1i和αi3是否全不显著。该模型还可以检验日本对东亚出口和进口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只做附带性的考察。
四、经验结果及相关分析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原理，我们应该首先进行上述var模型的参数估计，而在此之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进行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然而限于文章的篇幅，在此只能省略最优滞后结构的确定过程而仅显示其结果，即：
由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出口和进口组成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为6。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var模型的参数估计。同样基于篇幅的考虑，估计结果不再列出。下面，我们对var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f检验，即得到如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通过表3可以看到：(1)可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出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出口的原因，但不能拒绝“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出口不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对出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2)可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投资不是进口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投资是进口的原因，同时，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进口不是投资的原因”的原假设，所以进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因此，投资与进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3)从程度的比较来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此外，通过表3还可以发现，出口是进口的原因，但进口不是出口的原因，出口对进口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这并非是本文关注的问题，但与此相关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和解释：出口是进口的原因，进口是投资的原因，那么是否能推论出出口也是投资的原因，如果能如此推论，则和前面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如何对此给以解释呢？当然，答案是不能做此推论。这是因为，与日本对东亚出口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相对优势产业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的进口，这部分进口构成日本出口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与日本对东亚投资相关联的进口是对一些在日本居于边际优势(即相对劣势)产业的产品进口，这些产业尽管在日本有需求但由于生产成本或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而无法生产，因而构成了对外投资。所以，出口推动的进口和推动投资的进口不具有相同的内容，因此上述推论不成立。但是，这个不成立的推论更深刻地说明了本文研究的边际优势战略下日本对东亚投资与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相关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证明，在边际优势战略下，对外投资与本国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如下关系：(1)对外投资推动本国出口的增加，本国出口对本国对外投资没有作用或作用不明显；(2)对外投资推动本国进口的增加，本国进口同样推动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投资与进口的关系相对于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更加密切。
如果简单地认为前述文献回顾中的研究是基于一般条件，上述结论相对于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特点：(1)在边际优势战略下，投资与贸易(出口和进口)不存在替代效应，只存在互补效应，或者说替代效应可以忽略，而在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同时存在；(2)一般条件下对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投资与出口的关系，而在边际优势战略条件下，投资与进口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应受到更多的关注；(3)一般条件下的研究中完全忽略了进口对投资的推动作用，而在以边际优势战略为条件的研究中，进口对投资的作用是所有因果关系中最强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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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秦亚青 关系治理 过程建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团体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52-65
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成果是秦亚青（下简称“秦”）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而他提出及论述该理论的主要著作，就是《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在该著作中，秦由创建理论的原因开始讨论，先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再创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填补空白，并将其具体应用到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最后以东亚实际情况为事实根据，以相关理论作解释，完整地结束讨论。全书条理清晰，一气呵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尽管秦最近尝试将其更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但要全面理解该理论，还得认真阅读《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
一、主要内容及观点
秦在《前言》中指出，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目前的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且多为理性主义的产物，带有学术话语霸权色彩。然而，东亚历史上各国与中国合作而非结盟并制衡的情形，使当今各主流学派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更为适合的理论。
在第一章中，秦解释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他比较了西方对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看法，如一元论及二元论等，指出应坚持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不支持话语霸权。秦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从理性本位出发，忽略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事实上，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表现。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则必然涉及文化、世界观等。例如，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问题意识”（形而下部份）不同，便是因为前者的发展建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特殊集体记忆，重视国际社会及社会规范。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在国际关系上往往表现为：没有个体的无政府状态逻辑，天下观念重视远近亲疏而非二元对立。因此，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以及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
在第二章中，秦提出并解释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这是全书的重点。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关系性”而不是“理性”，强调整体社会而非独立个人。秦认为，国际关系三大范式均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及社会性关系。然而，该两者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过程包含关系，关系构建过程，前者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后者，后者的运动形成了前者，双方密切相关。
秦逐一分析了三大范式在这方面的缺失，指出：一、结构现实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体系，国家是其构成单位，是理体，因此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结构选择”。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制度，也接受理体的理论假定，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制度选择”。三、结构建构主义同样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行为者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因果的状态，并发展了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核心元素并影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及行为方式，核心是“文化选择”。秦认为，三大范式都强调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将结构、制度及文化物化为确定性要素，使之成为已知变量。然而，过程是动态的，难以用静态理论加以研究，这就产生了问题。
秦进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他以两对标量――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过程――对现有体系理论进行分类，发现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较具动态性质的区域存在理论空白，从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分析重点是过程，理论硬核是关系性。其取向为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机制则是以关系性为标示的过程。该理论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社会性；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因此，体系层次理论、社会本体论及社会进化原则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
秦认为，过程系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是运动中的关系，其基础是社会实践，即行为者的实践活动。关系在过程中发展、发生并体现。过程建构主义有几个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第二，过程构建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和关系过程，产生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第三，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而非西方“非此则彼”的分离式思维。其三个基本命题是：过程具有自在性，独立于结果；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过程的重要意义是孕育规范，培养集体情感并催生集体认同。
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关系，观察对象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其观点是关系主义而非实质主义，并有四个基本假定：关系本位，即关系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关系界定理性；关系确定身份；关系孕化及成为权力。
秦在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该理论的认识论支点一元关系和中庸辩证法，并以中国融人国际社会为例作出解说，强调过程视角不同于实体视角，可同时具有正题和反题的基因而不以消灭其中的一方为代价，其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产生新合体。
秦在第四章讨论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是该理论的具体化、实际化的应用。秦认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重视规则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具有高度的实质主义内涵，将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对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包含了一种“非信任”假定。秦由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强调治理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过程为基本取向，将“信任”视为关键要素。秦认为两者各有优劣，应构建一种综合治理模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提高治理效率。他提出了三个命题：两种模式是共在的，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施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
最后，秦在第五及第六章中，以东亚的合作为背景，反思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并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完整地完成了理论的解说。
二、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相关发展
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是秦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多年努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的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五条：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人文与科学契合”的新方法论，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本土思想理论资源，明确理论内核并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秦在2005年左右即进行相关思考，于2008年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同时大胆提出了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尽管当时模型有别，名称不同，但已能看到提出新理论的曙光。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秩序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等做出不少思考。2009年，他首次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雏形，并在次年加强了理论论述。2011年，他开始比较系统地谈及规则与关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迈出完善理论过程中重要的另一步。2012年，他终于通过该著作及其他文章正式提出较为完整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最近，他又对该理论加以深化改进，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新命名。
理论虽是由秦提出，但却乃本世纪初众多学者思想碰撞的产物，是学者们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正如王帆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起始阶段（1978-1989），大规模引进阶段（1989-1997），深度学习阶段（1998-2004）及理论自觉阶段（2004年至今），在第四阶段，学者们开始探讨及尝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秦在该书中提出“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标志着有关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富有启发性并与秦的思路相近的观点。在提倡借鉴英国学派方面，庞中英即认为其对中国同行有不少启示并指出，早在1984年，已有学者讨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问题。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就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及英国学派进行比较，提到两者都弃用流行的政治理论，建立一套专门的经典哲学准则，即分别为中国《礼记》的“大同”与英国“国际社会”文明标准。在本体论及方法论等问题上，早在2005年，李义虎就曾提出，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方能建构起中国学派；2010年前后，学术界对关系性或关系主义有一定的集中兴趣，如宣兴章和高尚涛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王军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实在论观点，赵汀阳也阐述了共在存在论的哲学理论观点。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有必要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促进理论发展，主张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天下体系与和谐世界理念。
秦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后，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如在2010年的“‘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少好观点。有些学者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或借鉴其中要点提出其他观点。例如，韩发展以该视角讨论了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柳思思对关系治理及制度治理进行了研究，董青岭提倡重视古老东方哲学的“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苏长和讨论了共生型国际体系。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张睿壮质疑通过整合不同学派、理论、传统文化等内容来建构一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方法存在不妥；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则表示中国学派要考虑例外论的危险与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尤其要考虑理论和官方政策的关联性问题。
三、学术贡献
作为学术著作，该书最重要的优点是以科学与人文并重、中西结合、理论创新的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作出了学术贡献，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取得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秦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构建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不停地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强调现有范式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的情况。他引人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在引入关系治理模式时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文化理念，强调该理论立足于中国文化，对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更有解释力。因而该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2.填补了理论空白
秦以两对标量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进行分类，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则恰好填补了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领域所存在的理论空白。
秦分析了三大范式，认为它们均重视独立的行为体，不重视过程，不重视互动及关系性，观点是实质主义。他最近总结指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理性成分，而恰恰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维度，都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性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而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不仅重视过程，更将其作为分析重点，理论硬核是关系性，观点是关系主义，故能有效填补相关的理论空白。
3.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
秦并非仅仅指出空白所在或解决方向，而是深入分析了各种范式的不足，寻找解决方案，系统地建立其理论，强调关系与过程。
因应独立的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秦深入地论述了行为体与过程的关系，不仅指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更指出了过程本身具有其动力，该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国际关系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及平衡，也在不同的方面持续变化。若非行为体的行为改变引发变化，则必须解释变化的动力来源。秦提出以独立的个体行为体为观察对象，将过程作为重点，以关系为动力来源，便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
4.提出了规则及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
目前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规则或制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重中之重。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甚谈及关系治理，秦却能成功地由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并借鉴中国文化哲学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经济管理学界的讨论，比较明确地定义了关系治理（见第143页），指出其特点为强调“参与”而非“控制”；将治理视为过程；治理的对象是关系；以及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他比较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见第154页），然后富有创意地提出结合双方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批评规则治理之不足的同时，他也中肯地指出关系治理的重要缺陷：要求行为体高度自律和自我约束；可能使行为体绕过规则或利用其漏洞，从而破坏治理；更容易牺牲个人权益，
诚然，他在提出综合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认识到其论证较为重视概念建构而可能存在实证上的不足，表示对之仍“需要进行认真的验证”（见第160页）。
5.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用三大范式作出较完满的解释。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规则与关系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其解释也有独特之处。例如，在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个有实力的国家不仅接受而且支持东盟的主导，便体现了过程主导、关系治理的重要性。
四、几点不足
尽管秦的理论有不少创新之处，带来了不少新的思考，但当我们细细品味，却又感到该理论似乎尚有几点不足，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1.“中国文化”理论性方面的不足
首先，秦对东西方文化的应用充满了矛盾。该书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文化的差异。尽管东西方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但在近现代的文化冲突及融和之下，已经很难概括地谈现代东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其不仅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化，且行为体本身――民族国家或国家――即为后者的产物，不再是传统东方文化中的文明国家。脱离西方文化而以东方文化去谈国际关系，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秦也认识到这一点，故强调其所作尝试是将中国的理念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核心理念，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试图用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理论资源充实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见“前言”第16，17页）。因此，其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理论”而非东方式的“理念”。秦进而强调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似乎想跳出其理论“解释”的不足，更多地进入东方的“理解”功能。这种在东方理念和西方理论之间的游走，正反映出秦的矛盾。
其次，书中某些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论述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秦指出：中国文化不追求确定性，强调变化与包含性，即A可以为非A，但西方文化主流是不接受A可以为非A的典型二分法逻辑，这就有偏颇之处。秦似乎没有考虑西方文化的“当时当地”前提。仅以其铁不可为非铁的表述作反证：西方文化肯定可以接受，而且已经在化学研究中证明，暴露在空气中的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逐渐生锈，即因氧化作用成为氧化铁；而且，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他条件配合下，速度既可以缓慢也可以急剧。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有关不同似乎只在表达形式上，而不能上升到本质的层次。
再次，书中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也不太准确。秦指自己主要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哲学，然而，“儒家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仅以使用中庸辩证法便声称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并不恰当；若改称“东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则过于宽泛，二则也不能实现构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若改称“儒家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则因有关阴阳的论述明显带有道家文化色彩，也有不妥。因此，对所谓“中国文化”，也有待作出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
相形之下，秦在稍后另一些文章中提出不同特质在特定时间点的主次之分，以及中国文化的“和”、“势”、“变”等概念，则更为清晰、详细，也更有说服力。
2.关系与过程的不确定性
关系与过程都不是物质的，都处于恒常的变化当中，难以捉摸，难以观察。秦提出以独立的行为体作观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观察的问题。但是，当他提出以关系为本位的时候，又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关系如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能被确定的，则难以成为有效的单元。
结构现实主义中的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结构建构主义中的文化，都是可以观察及分类的，而且也都可随时间而改变，处于恒常变化之中。但关系呢？过程呢？秦既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观察方法（即使是他所说的通过考察行为体互动来加以观察的方法），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分类方法，使关系与过程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甚至可以说能任人主观随意地演绎。如此一来，建基于该两者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便有点玄乎难测了。
从另一角度看，因为该理论中的关系与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见第78页），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可能存在本质上无法证伪的问题。或者这也是所有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见缺失。
以当前的中日关系为例，到底它是什么关系、处于什么过程中呢？抑或说因应不同的场合，如参拜靖国神社、纠纷、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中日韩“10+3”等等，中日处于不同的关系与过程中？如若关系与过程果真会因场合与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便似乎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价值了。当然，这也能让我们思考：可能必须在特定背景或议题限制下才能讨论关系与过程。
3.规则治理包含关系治理的可触性
关系治理模式是秦在该书中的一个重点，他并因此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模式。但是，秦忽略了一点，即所谓关系治理也可能就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首先，秦的关系治理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当他将经济学的讨论引入此模式时，就已颇有新制度主义的意味了。他使用的“交易成本曲线”（见第139页的图4.1），就更是一个明显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其次，秦的讨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非正式规则”。秦认为：“规则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的规则对于秩序而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见第125页）。尽管他也指出了基欧汉对于“非正式规则”的解释指其是含有含蓄规则或谅解的惯例或制度，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但他并没有再讨论其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将它剔除于规则治理之外。当他说明“规则治理强调治理依赖规则，治理的关键在于确立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则已经肯定剔除了“非正式规则”，并在之后以此为基础讨论规则治理。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假如能够在更为广义的基础上考虑规则治理，其可以包括“正式规则治理”及“非正式规则治理”，则秦所提出的关系治理便极可能只是“非正式规则治理”，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可能更加合理。在论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规则治理的看法时，秦指出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认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治理定义为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机制和制度”。基欧汉曾就国际机制的辨别进行讨论，说明“国际机制的概念是复合的，因为它是在四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定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进一步解释仅以其中之一为一组作限定性特征的不妥之处。因此，“正式规则治理”似乎只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治理方式的一种，其主要着眼点是“规则和决策程序”，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如果主要着眼点为其他机制，如“原则和规范”时，可能就是秦的“关系治理”了。
自然，以上的不足，尤其是关系与过程的模糊，可能只是秦尚未能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所致。且由于过程建构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相对重视过程（见第44页图2.1），两者有相通之处似乎也可以理解。这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可跳出文化框架的限制，再引入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某些学说，进一步论述及充实该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关系与过程的部份。
五、进一步思考
尽管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然而过程建构主义毕竟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且颇具创新意义，值得我们在其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过程建构主义是一个重要成果，但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从探究知识的方法看，理论可分为经验的、解释的理论和诠释的、理解的理论两种，前者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后者是所谓理解的方法。秦主张该理论是理解性的理论，本身便可能不被坚持走科学分析之路的人所认同，需要或多或少地在经验的、解释的方面再予以加强。而且该理论的普适性也尚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亦有待提高。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验的、解释的方面，会认为理论应该可以结合实际，应该对实践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针对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关注，结合过程建构主义中有关关系治理的论述，如若要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则可能需要在对关系治理的论述上再取得突破。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完整的是柳思思所从事的研究。柳思思提出，相对于规则治理而言，关系治理存在自执行性、长期导向性、动态性、多元性及关系导向性的特征；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选择，受文化与价值观，实力大小与成长阶段，交易成本与制度困境，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的路径为：赋予信任与意会，社会交往，相互依赖的期望，以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关系治理的评估则主要有对关系的满意度和依赖度两个基本维度。然而，相关论述主要还是理解性和观点性的，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性论据的支持，缺乏科学解释力。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过程建构主义框架为基础，着眼于关系治理，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科学分析和论述，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借鉴业已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检视柳思思的研究。由关系治理的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包括团体动力学理论；由关系治理的路径出发，论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我们可以思考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包括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诚然，我们同时也应当重视华人学者在相关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观点，如心理文化学和圈序认同文化等。
1.团体动力学
当我们思考如何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论述时，我们想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毕竟，国际社会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团体。如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视为类似于个人的行为体，即理性的经济人，相关理论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对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与过程作出更为科学的理解。
团体动力学是关于团体中个人行为的科学研究，其范围包括团体的性质，团体的发展，团体与个人、其他团体、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在它看来，成员间发生的事情不是固定（static）的，而是变化（dynamic）的，其互动的特征一直受制于诸如沟通、领导等经常变化的力量作用。对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问题，都有一些相关理论。例如，团体的成效表现即被认为会受结构、角色和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团体发展是个中的重要课题。常用的顺序阶段（sequential-stage）理论包括了塔克曼五阶段说：在成立阶段（forming stage），成员互相认识；在冲突阶段（stonuing stage），成员表达不同的观点及控制冲突；在规范阶段（norming stage），成员建立起一系列规范并加强团结；在表现阶段（performing stage），成员合作追求共同目标；而在解体阶段（adjourning stage），团体解散。团体会由于追求新目标等原因重回冲突阶段，或因新成员加入而短暂重回成立阶段。以其对关系与过程进行分析，完全能够符合秦的三个基本命题及柳思思的关系治理特性。
如以团体发展探讨东盟和中日韩“10+3”的情况，在过程方面可认为：因为东方文化不希望也不主张存在太多的冲突，在冲突阶段难以像西方人一样十分彻底地表达、讨论及掌控分歧，故难以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则并以之作为规范阶段的基础，反而会倾向于以非正式规则等为基础，并因此影响团体在表现阶段的行为。而在关系方面则可认为：东盟和中日韩通过在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互动，产生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外，东盟一方和中日韩另一方的关系互动，也完全可以应用所谓内团体（in-group）和外团体（out-group）的现有理论进一步分析研究。
不过，由于团体动力学学说甚多，范围甚广，加之国际关系行为体毕竟不是个人，若要成功地将其引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相信复杂性也不小。
2.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网络化国际政治（Networked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NIP）理论的一种路径，可以应用在三大范式的基础上。它全面地关注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认为这是人、团体、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系统的一个结构体现。网络包括不同的单元及定义任两个单元之间是否连接、如何连接和连接程度的规则。网络可分为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和联系网络（affiliation network），前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两个单元之间连接的存在、方向和强度，如邻居或朋友网络，连接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后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各个单元与一个事物、组织或团体之间的连接，如国际组织网络。网络可以用图像或矩阵的方式呈现，故可进行量化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结合了对个性、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相当的研究潜力，但也存在网络模型动态化、概念和量度不全面、复杂性高等局限。
社会网络分析应该也可以应用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关系与过程的关注使它成为一个颇为适合的研究途径。结合社会资本的分析，将可以量化的方式对行为体的关系强度，行为体运用关系治理的路径、方法等展开研究，增加科学实证的成分，更好地发展和改进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再度探究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境况。就联系网络而言，东盟是一个业已成立的国际组织，中日韩则并非东盟内部成员，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图像，显示东盟是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中日韩在圈外与东盟进行联系。这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中日韩在与东盟建立连接时缺少社会资本，必须放下身段接受东盟主导。就关系网络而言，倘若我们将中国定为中心，接受中国文化的圈序概念，以中国与各国的不同伙伴关系作量化指标，我们又可以得到另一幅图像：一环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二环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环是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韩国，四环是建有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加坡，东盟内的文莱、菲律宾与东盟外的日本在环外。中国和各国关系如何，用何种方法予以解释和预测其中的互动，东盟在中日之间能起什么作用，韩、日、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其社会资本、关系强度、国家实力等有何影响，可谓一目了然。
结语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际共生论 国际政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4-0035-42
一
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是自然的产物，谁能离开自然而生存？人一出生，必须与他人共生。从儿童，经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他人。社会由人构成，没有人哪来社会？社会问题（包括国内问题、国际问题、生存问题等）皆是人的问题，因此，必须从社会共生关系出发观察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凡社会问题，无不生发于社会共生关系之中。化解社会问题之道，也必须从社会共生关系之中求之。
社会共生关系有三个基本要素：主体、资源、约束条件。主体指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社会共生关系就是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组织是广义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常设的、临时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等等。任何社会组织，皆是社会关系的主体。社会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以资源为纽带。资源指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人之需要者，包括物质系列、精神系列、劳务系列、关系系列等内容。任何共生关系，都存在约束条件，一旦失去这些约束，这组共生关系就无法存在。社会共生的约束条件包括法律、道德、风格习惯、宗教、意识形态、约定等各方面，社会主体各方所受约束常常是多重交织的。
二
何谓国家？美国政治学家J·加纳在《政治科学与政府》一书中说：“国家是由很多人民组成的社会；永远占一块一定的土地；不受外来统治；有一个为人民在习惯上所服从的有组织的政府。”一些国家有影响的百科全书，都用国家的、领土、人口三个要素来界定国家概念，如《大日本百科全书》认为，国家是居住在一定的领土上的许多人组成的，设有统治组织的团体。从形式上描述各种国家的共同点，这个三要素定义法还是较为实用的。至于国家如何产生，国家具有何种社会功能，恩格斯作了精辟论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从社会共生论视之，国家无疑是由成千上万千姿百态的各种社会共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说。在这个社会共生系统之中，有一定的土地，有众多的人口，有管理社会的机构——国家机器。如何认识国家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分析，留下重要启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其实就是社会共生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共生关系的综合。通过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本质，这种推演，类似于后来的现象学方法。从学理上看，马克思观察社会的方法，无疑是现象学方法的渊源之一。国家由人构成，因此国家的本质不是单个国家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首先是国内一切社会共生关系的总和。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浩荡潮流，早已将人类社会建构成了地球村——庞大的全球社会共生系统。因此，作为地球村一员的国家，其在国际上的属性也不是抽象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与其相关联的国际共生关系的综合。判断一个国家的国际属性，不是听它自我标榜如何，而要看它与别的国家如何共生。
国家是个社会共生系统，其内在性质由国内社会共生关系决定；国家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其外在（即在国际上）性质由与其相关联的国际共生关系决定。国际组织是个社会共生系统，其内在性质由其内部的社会共生关系决定。判断一个组织的性质，不是看它的宣言，而是要分析它内部的社会共生关系。
国际组织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中，其外在（即在国际上）性质由与其相关联的国际共生关系决定。由此推演出两个重要结论：（1）所有国际问题，无论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或是文化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皆发生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2）化解国际问题之道，必须在国际共生关系之中求之。这里的国际组织是广义的，凡是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的组织，皆属其中，包括由若干国家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条约或协议建立的国家组织、宗教组织、民间团体或个人组成的非政府的国际机构、恐怖组织、黑社会集团等。《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国际组织分为四类：一是全球综合性组织。如联合国，成员具有普遍性、兼有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科技文化合作，以及人权保护等多种功能。二是全球专门性组织。具有某些特定功能，故又称功能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三是区域综合性组织。具有政治、安全和社会经济功能的地区性组织。如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四是区域性专门组织。可分为经济贸易、军事同盟、科技文化等类别。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三的人信教，有些国家或民族，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跨国的宗教组织有多少？很难统计。世界性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都有许多跨国的宗教派别和组织。一些地区性宗教，民族性宗教如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神道教，也有跨国宗教活动，并由此形成某些跨国的教会和组织。
由民间团体或个人组成的非政府的国际机构，在上世纪下半叶数量猛增，比政府组织更多、门类更为繁杂。有人说20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标志着国际化社团革命到来。这种提法是否太夸张还值得推敲。然而国际非政府社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环保社团影响力的剧增，便是生动一例。
研究国际共生关系的主体问题，不仅要分析各种体制的国家，还要分析国际政府组织、宗教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恐怖组织、黑社会帮会、贩毒集团、海盗以及其他犯罪团伙。
三
生物共生没有价值判断。狼吃羊，谁对谁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无是非可言。社会共生有价值判断，其出发点是人权。判断社会共生关系之优劣，要看共生各方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护。国际共生关系中，同样要坚持这个基本原则。人类社会历经苦难，辩论反思，达到一些重要共识，成为国际共生的价值标准和主要的约束条件。
《联合国》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且促进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目的。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有权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际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人人有权享受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免于沦为奴隶和不受奴役；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法；在法律上拥有的权利；关于家庭、私生活、婚姻、通信、住宅、迁移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思想、良心和宗教、意见和表达意见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参与治理和平等机会担任公职的权利等。人人有权享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包括：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工作和休息的权利；享维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的权利；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人人有权要求一种能使上述权利和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同时个人对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
《国际人权公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对《联合国》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主旨作了细化、补充和发挥：“鉴于依据联合国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而且不可割让权利的确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如同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自由的理想。”《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明确宣布下列原则为国际法基本原则：（1）不适用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武力；（2）和平解决国际争端；（3）不干涉他国内政；（4）各国平等；（5）各国依照彼此合作；（6）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7）真诚履行规定的义务。
上述重要文献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这些文献以及在其原则指引下产生的其他文件，如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章程，各领域的国际法，世界性的学术团体、体育组织、行业协会的章程等，是国际共生的主要约束条件，是维系国际大家庭的纲要。国际共生关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约束条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上述主要约束条件，还有其它各种约束条件，如地区性组织的宣言，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的协议，各类共同体的组织条例，宗教教义和规则，风俗习惯等等，不一一列举。至于这些约束条件是否合理，要看它是否能保护人的基本权利。
四
资源是国际共生点的纽带。围绕资源，国际共生关系存在六种基本模型。
两主体之间关于资源交换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离开主体的“”，表示向对方承担支付资源的义务。趋向主体的“”，表示从对方获得拥有资源的权利。双方之间以资源换资源，也是以义务换权利。怎样交换？由国际社会环境决定。
多主体之间关于资源交换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离开主体的“”，表示承担支付资源的义务。趋向主体的“”，表示获得拥有资源的权利。怎样交换？由国际社会环境决定。
两主体之间关于资源分享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离开主体的“”，表示承担义务：承担对方拥有对资源的某些权利。趋向主体的“”，表示获得对资源的某些权力。双方之间，以义务换权利。怎样交换？由国际社会环境决定。
多个主体同一资源分享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离开主体的“”，表示承担义务：承认相关者对资源的某些权利。趋向主体的“”，表示获得对资源的某些权利。各主体之间，以义务换权利。怎样交换？由国际社会的环境决定。
两个主体之间同一资源竞争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离开主体的“”，表示承认对方拥有对资源竞争的某些权利。趋向主体的“”，表示获得对资源竞争的某些权利。双方之间，以义务换权利。怎样交换？由国际社会环境决定。
多个主体之间同一资源竞争型的共生关系。图示如下：
具体的国际共生关系是复杂的，但可以分解为上述模型，加以解释。例如，中国与美国之间就包涵着上述各种类型的共生关系。
五
人之本性力图伸展，化为种种需求。需求的满足，在于有资源，而许多重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决定了人与人之间存在双重关系：互斥性和互补性。由互斥性可以判断，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因利益冲突会引发斗争。由互补性可以推断，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因利益的互补会导致妥协。
国家由人构成。国家不同于人，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国家，明显具有拟人性。正如穆勤所说：“一切社会的现象都是人性的现象。”“社会现象的规律只不过、或者可能是人的行为和情感的规律”，即“个体的人性的规律。当被集合到一起时，人并不变成另一种实体……”组织会给个人打上烙印，但不可摧毁大多数人的本性。组织不等同于个人，有其系统的质性，但其基本拟人性是不容否认的。如同人与人之间一样，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在双重关系：互斥性和互补性。每个国家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利益最大化；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会有利益冲突，又会引发斗争。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对其它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强，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利益互补会导致妥协。推而广之，其它国际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如此。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斥性和互补性，决定了国际间在一定条件下，既存在着围绕资源的斗争，也存在着围绕资源的妥协。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既存在着国绕资源的斗争，也存在着围绕资源的妥协。斗争与妥协在互动，是国际共生关系的内在机制。主体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互动，是国际共生关系的生成机制；主体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互动，是国际共生关系的维持机制；主体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互动，是国际共生关系的演化机制。
六
国际问题门类繁多，若从资源的维度观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因为资源交换不合理而引发的问题，例如，国际贸易纠纷、货币汇率之争、关税矛盾等。第二类是因为资源分享不合理而引发的问题，例如，关于公海渔业资源的争论、国际河水淡水资源的争论等。第三类是因为资源竞争不合理而引发的问题，例如，反垄断问题、国际机构职位的竞争、各大体育赛事的竞争等。欲有效化解国际问题，必须坚持三个原则：（1）坚持合理交换资源，以化解因资源交换不合理所引发的问题。（2）坚持合理分享资源，以化解因资源分享不合理所引发的问题。（3）坚持合理竞争资源，以化解因资源竞争不合理所引发的问题。
同为人的社会，国内社会之间与国际社会，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别。凡国家，勿论体制如何，总有个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国际社会则不同，“地球村”没有“村长”，此乃本质差异也。“与国内社会不同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凌驾其上的政府，也缺乏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信息化和全球化，生发出愈来愈多的全球性事务，但是没有管理全球性事务的机力机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以人权为核心的全球共识，已成为国际共生约束条件的基本原则，但是没有全球性的公共权力有效地实施这些原则。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国际货币问题。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货币。美元承担世界货币的功能。但是，由美国发行的美元，其首要功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那当美国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利益冲突时，美元如何发挥作用？美元的角色悖论，必然会不断引发金融纠纷，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世界贫富分化问题。市场话语必然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两极分化。从理论结构分析，这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从经济实践来看，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一国而言，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如税收调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有效缩减贫困，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度之内，以确保社会健康发展。对全球而言，没有世界政府，谁来调节贫富差距？
军备竞赛问题。对于全人类来说，军备是极大浪费，人无须用军备来对付其它生物。但是对于一国来说，没有军备，便没有。因此，国际之间的军备竞赛，势必恶性循环。
文化生态问题。人有文化，动物没有文化。文化发展使人超越动物，然而愚昧的文化，却使人比动物愚蠢。单一文化会导致教条主义，文化多元是人保持健全理性的前提。
环境保护问题。人类寄生于地球，为了人类的福祉必须善待自然，爱护地球。但是，有哪个国家把保护地球当做第一要务？都说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结果是忙于向自然索取；都说要减少能耗，结果是忙于教唆高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都说要减少碳排放，结果是偷偷地多排。
七
国际问题，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欲化解问题，必须优化国际共生关系。怎样优化国际共生关系？
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际和谐共生的基础。为了生存，人必须向自然索取资源，索取必然造成破坏。面对破坏，自然界有一定的修复能力。因此，必须将破坏程度控制在自然的修复能力之内，方能维护生态的平衡。不要妄图征服自然，伟大的先哲老子的教导，“人法地”，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基础。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共生，人与人到哪里去和谐共生？
其次，必须承认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国家，皆存在于国际共生关系之中，这是所有国际问题产生之基础，显然也是认识和研究国际问题之前提。存在于共生之中者，理应在共生之中感悟。在共生中感悟自己如何存在，同时在共生中感悟他人如何存在，从而认真设计和精心选择与他人的共生之道。
第三，优化国际共生约束条件的内涵，强化国际共生约束条件的约束功能。国际共生关系，由主体、资源、约束条件三大要素构成。强化国际共生约束条件之功能，无疑是超级难题。一些大思想家（如爱因斯坦、罗素等）从理论上设想过世界政府，但世界政府如何形成？无可行性。如何确保世界政府的公共性，更乏途径。建立地区性“政府”，虽不能解决全球问题，但至少可为地区内国际共生关系提供有力的约束，但从欧盟的尝试看，也是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国际共生关系走向和谐共生的逻辑通道中，有一重要环节——那就是全球性的公共权力机构，不可或缺。
第四，国家是国际共生关系的行为主体，优化国家内部社会共生关系，有利于促进国际共生关系的改善。共生关系发生在主体之间，主体素质直接影响共生关系的质性。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其政府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努力优化社会共生关系。内政决定外交。这样的国家在国际共生关系之中，行为比较开明，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共生关系。一个对内实行专制的国家，其对外行为必然会恶化国际共生关系。
第五，优化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内部共生关系，有利于改善国际共生关系。一个内部共生关系和谐的跨国组织，作为共生主体，其行为比较开明，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共生关系。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预防流行性传染病领域，对世界各国家提出某些约束。反之，那些内部共生关系恶劣，其行为邪恶的跨国组织，则会对国际共生关系造成严重破坏。
八
国际共生是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的基本存在方式，没有国际共生，也就没有现代国家的存在。就此而言，国际共生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如何存在的理论。国际共生是一种存在，凡存在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有原因的存在并不等于不演化。国际共生论不仅描述种种国际共生现象，而且还要对此分析研究，评论优劣，加以选择。也可以说，国际共生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国家（包括国际组织）如何选择的理论。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5
国际关系专业英语，往往在国际关系专业课教学中重视程度不够，而事实上，由于国际关系专业本身的涉外性，专业英语教学对培养高素质的涉外人才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实践出发，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本着培养具体实际专业英语运用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宗旨，从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理念的调整、教学方法的设计、考核方式的转变和教学内容的完善五个方面介绍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心得体会和建议。
关键词：国际关系、素质教育、专业英语教学 互动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法学、文化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它涉及从全球化到领土争端、核危机、人权等方方面面的议题。由于国际关系的涉外性、广泛性、包容性和实践性，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对学生更好地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了解国际社会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乃至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实际能力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的现状很难与其本应发挥的作用相匹配。针对这一现状，我在教学中做出一系列大胆尝试，总结出如下心得。
一、明确教学目标
任何一门课程都是建立在明确的教学目标和完善的教学大纲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也不例外。作为本科阶段基础英语的后续课程，我对国际关系专业英语课确定了如下目标：
（一）巩固基础英语的读、写、译综合技能
本课程与公共外语相衔接，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交流、写作及翻译等综合应用能力。通过深入阅读国际关系领域的原著和文献，培养学生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掌握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词汇和常用术语，了解经典文献阐述的主要理论和基本观点。
（二）着手培养学生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
除提高基础英语的读、写、译能力外，该课程还着重培养学生熟练运用英语进行专业方面的讨论与交流能力，并在拓展专业词汇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提高学生阅读、翻译外语文献的基本方法与能力。
（三）为学生进一步人生规划奠定良好的英语基础
此外，本课程也涉及一些实务技巧，以便帮助学生克服在求职及进一步人生规划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写英文的求职简历、申请信、研究计划、研究综述等。
转变教学理念
随着当代高等教育的重心从内容定向转向能力定向，大学本科专业课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为目标设置课程、安排教学、组织活动。相应地，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的教学，也应转变应试教育背景下的讲授式（Lectures）授课方式，而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运用和实际操作技能为宗旨，转变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知识为中心”为“知识与能力并重”；变“讲授为中心”为“讲授与互动并重”；变“以知识测试为中心”为“以知识与能力测试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
本科教学的常态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为主要方式，学生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这样一来，学生今后就业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技能在课堂教学中得不到必要的训练，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也被抹杀。因此，克服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重心就是要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参与度；注重增加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提高教学活动对不同学生的适应性。因为教学是教与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是相互独立完成的过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学生也只有在自主、互动中才能很快地提高能力、体会精髓、掌握知识。因此，专业英语的教学方法应以师生互动为目的，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的指导、参与和建议下，积极地获取专业知识，形成必要的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正确的职业理念，发展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过程。基于上述理念，教师在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中应充分考虑本科生的兴趣和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动机和积极性；培养读、写、译的技能，并兼顾学生听说能力的提高；在立足于外交学专业本科生认知规律及实际需求的基础上，通过螺旋式或循环式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教学既沿用传统的讲授方法，又吸收现代教学法特别是互动交际法的突出优点，在加强基础知识传授的同时，使学生的语言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语言交际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
三、运用互动教学方法
国际关系专业英语以英语授课为主。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仅是诸多教学方法中的一个。此外，本门课程还将采用诸多灵活互动的教学方法，如小组讨论、角色模拟、辩论、竞赛、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模拟国际会议、反馈式与评价式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专业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例如，有一次我给学生授课的内容是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在3课时的授课过程中，我是按照如下步骤安排教学活动的：
第一步，给学生播放一段英文的视频资料，内容是美国国务卿介绍美国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政策与实践。
第二步，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就什么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作用如何、以及我国如何采取公共外交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分组进行头脑风暴后，会在内心有了一个初步的思考。
第三步，再由老师讲授公共外交的含义、产生条件、公共外交的实践（以美国为例）、公共外交的新发展、我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成就与不足。
第四步，结合老师讲授的具体知识，留给学生三个题目，请学生们分三组自选任一题目，小组内讨论后在全班展示。这三个题目分别是：（1）结合所学的公共外交理论，为我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设计一系列外交活动；（2）为某外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我国设计一系列外交活动；（3）对比中国政府官网和某外国政府官网，从新媒体外交视角比较两个官网的异同。
第五步，各个小组同学交叉点评，之后老师对学生的报告进行细致点评结合具体实例指出学生报告的优点与不足，最后对本节课的要点进行回顾与总结。
四、调整考核方式
基于上述教学目标与理念，专业英语的考核方式也需要相应调整。
期末考试的总评成绩由课堂考查、课堂表达和期末考试三个部分组成：课堂考查占总评成绩的10%，根据学生的出勤、课堂讨论、回答问题、课后阅读和小组协作等的表现由教师评分；课堂表达占总评成绩的10%，主要考察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与交流能力，要求学生就当代热点国际问题或国际礼仪知识做展示，在内容上力求达到知识性、互动性和兴趣性；期末考试占总评成绩的70%，考试的内容包括英汉互译、阅读理解、名词解释和英语时事论述等。
五、完善教学内容
基于上述教学理念，国际关系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也需要做出调整，不能将授课内容仅仅限制在英文文献的阅读与翻译上，而是涵盖英文专业文献、时事新闻英语、专业英语演讲等很多方面。具体说：
（一）专业英语听说部分
1. 选取最新VOA、BBC新闻报道、国际社会时事评论，特别是有关中国的热点时事问题，如、黄岩岛、南海问题、程大伟案、王立军事件、湄公河惨案等国际时事报道，请学生做听力练习，对有关的时事内容进行复述和评论，老师讲解新闻报道中涉及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法英语专有名词；
2. 选取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的演讲等内容作为听力素材，要求学生就听力内容回答问题并评论，加深学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可供选取的材料如Joseph Nye，Kegley等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在TED的演讲等；
3. 将学生的报告与课堂的互动结合起来。学生两人一组，本着互动性强、信息量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趣味性的原则，课下准备材料，课堂上每组利用20分钟时间展示自己小组的准备，这种方式既提高了同学之间的协作能力，也为同学逐步提高专业英语口语能力打下基础，锻炼了学生专业英语的表达与胆量；在学生有准备的报告基础上，向学生提出更高地互动要求，选取模拟法庭、模拟联合国、模拟国家领导人会见、新闻会、专家时事评论、辩论、模拟国际会议、模拟招聘会等主题，引导学生进行英语互动练习，提高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与现场应变能力。例如，我的课堂上曾经让学生们分别做过模拟我国和日本、美国、韩国、欧盟领导人的会见，就问题做过国际法庭的模拟法庭辩论、做过王立军事件、、黄岩岛问题做过模拟的新闻会，等等。
（二）专业英语阅读与翻译部分
1. 经典理论选读
提高专业英语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国际关系专业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课堂上节选经典的国际关系史或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又对其他国际关系主干专业课的学习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因此，我对专业英语阅读材料的选择也破费苦心，节选了国际关系史的经典著作，如罗奔尼萨伯战争史；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谋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等；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现实主义和复杂相互依赖》、迈克尔・多伊尔的《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等；英国学派的代表作，如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如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
2. 当代国际前沿和中国热点选读
除经典的国际关系著作外，课程还结合当代国际和国内社会的热点问题，如反恐、中美关系、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问题、黄岩岛问题、公共外交，选择有关的专业英语文章、评论、或视频材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六、结语
发表国际关系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江泽民、胡锦涛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主权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威胁论”。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威胁论”，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