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农业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发表农业论文范文2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二元经济理论”是研究转型时期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理论基础。刘易斯（1964）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刘易斯拐点”，从初步阐释了农村劳动流转对工农关系的影响。张培刚（1949）在《农业与工业化》中通过论述传统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关系提出了机械引入农业的两个必要条件，即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劳动力稀少而昂贵，为转型时期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进程作了总体判断。希克斯（1945）、速水佑次郎（1949）、林毅夫（1983）等从土地与劳动力禀赋出发发展了农业技术诱致性变迁理论，为研究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Hans Binswanger（1986）在对农业机械化进程作历史比较分析时，提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速度与模式取决于土地与劳动的禀赋、非农产业对劳动的需求、农产品的社会需求，也受资本稀缺度、农场规模、补贴等经济因素的影响。国内学者对于农业机械化研究成果较多，陈升（1986）提出“户办、小型”的农机经营模式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着广泛的适应性。许锦英（2002）认为，农机服务产业化能够兼容不同的农业生产规模与经营体制，能够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机化发展机制。黄季锟（2002）、林万龙（2007）、李伟毅（2010）等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机制。
根据现有研究，大部分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农村劳动力流转改变了农村人地禀赋关系，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有利于诱致农机作业替代人工劳动的技术变迁。实际上，从诸多田野调查来看，尽管国家出台了不少惠农政策，但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流转使农业的生存保障功能与经济效益功能不断弱化，农业生产要素追求报酬最大化而“脱农”成为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农地非农使用、农民非农就业、农资非农投入，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既有正向的激励也有负面的影响，具体的作用方向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二、样本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按照全面性、简洁性、可获性原则，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除港、澳、台及重庆、海南、外的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5―2008年共24年间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包括2005―2009年《全国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国内外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1949―2004）》、《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年鉴》等。
（二）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
为了全面度量不同年份、省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程度，本文选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是机耕水平、机播（种）水平与机收水平的加权平均指数，加权因子分别为0.4、0.3、0.3，它是反映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指各类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单位（含兴办实体）当年的全部生产经营服务收入和个体户经营农机化服务的收入，它是反映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削弱计量分析的共线性、异方差与非平稳性等问题的影响取其对数形式。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农业劳动力流转率及其二次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非农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人均农地经营规模、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以及截面、时期固定效应项作为解释变量。本文设定农业劳动力流转率=（乡村从业人员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作为反映农村劳动力流转程度的解释变量。本文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用以考察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为了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其他未知因素的时空特殊性及其衍生的异方差问题，本文设定截面固定效应项与时期固定效应项作为控制变量来解释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与时期异质性。此外，为削弱计量分析的共线性、异方差与非平稳性等问题的影响，本文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取对数形式。
为便于分析，本章对被解释变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业机械总动力设定为Mach、Machs，对解释变量非农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业劳动力流转率、人均农地经营规模分别设定为Indus、Agri、Incom、Labor、Land。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变量设定，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如下：
Machit=α0+αi+αt+Xitβ+γMach（-1）it+εit
Machsit=α0+αi+αt+Xitβ+γMach（-1）it+εit
Xit=（Laborit，Labor2it，Indusit，Agriit，Incomit，Landit）
β=（β1，β2，β3，β4，β5，β6，β7）T
i=1，2，3，…，28；t=1，2，3，…，24
在上述模型中，αi是个体固定效应项，包括随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表示对于本文研究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存在28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Xit有关系；αt是时点固定效应项，包括随时点变化而不随个体变化的难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表示对于本文研究的24个时期有24个不同的截距项，且其变化与与Xit有关系；εit是误差项，满足一般假设E（εit|Xit，αi，αt）=0。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Mach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通过梳理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截至1995年，随着农用平价柴油供应正常的取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机械化优惠政策全部废止，而始于1996年河南省小麦跨区机收作业标志着中国农机化发展从自给性的农户自营农机模式向社会化的农机作业市场模式转变。因此本文以1996年为分界点对面板数据模型分两时段予以实证分析，利用Eviews6.0对模型予以运行，运行结果如下表1所示：
2、结果分析
首先，根据表1的模型估计结果，在1996―2008年期间，Labor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其二次项符号为正，其经济意义在于：农村劳动力流转与农机作业呈“U”型关系，当农业劳动力流转率在小于临界值增加时，它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逐渐衰减的负向激励。其中可能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转使农业生产要素“离农”程度加剧，尤其是比较收益较低的粮食作物种植。
其次，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期间，Indus（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着正向激励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机化发展路径依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Indus）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甚微，且是负向激励作用，这与国家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第三，Agri（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均产值）是反映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整个观测期内，Agri的增加对提高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与1985―1995年相比，1996―2008年时期Agri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强化。
第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Incom（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存在负向激励作用。从经济现实而言，随着改革开放推进，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非农收入的增长诱致农户资金逃离农业与农村，不利于农户采用农机作业的农业生产方式。
第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Land（人均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提高，在1985―1995年时期，Land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地适当规模经营的开展诱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二）Machs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1、模型估计
Machs（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农机化经营总收入）是反映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始于1996年的河南省跨区小麦机收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的崭新阶段。本文利用Eviews6.0对Machs面板数据模型予以运行，得到估计结果如下表2所示：
2、结果分析
首先，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85―1995年时期，Labor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2.235，在1996―2008年时期，Labor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899，其经济意义在于：在1996年前后，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机经营的影响经历了从负向激励到正向激励的反转，农村劳动力流转对自1996年以来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
其次，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Indus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997，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经济意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分工以及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估计结果显示，Agri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16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其经济意义在于：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
第三，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1996―2008年时期，Land对农机化经营总收入的影响是负向的，与规模经济的一般理论判断是相背离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个农户或者地区的农地经营规模越大，在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政策扶持下，越有利于推动自行购置农机具的自用型农机模式发展，而农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或地区更容易接受市场化的农机服务。
四、结论
回顾工业化国家的转型进程与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机械替代劳动是转型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统筹协调的转变。在此经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本文利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流转对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转对耕种收综合农机化水平的提高存在着负向影响，对以农机社会化服务为典型特征的农机经营存在着正向激励，但对农机装备投入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 Hans Binswanger Agricult-
ural Mechaniza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1986
[2]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3]蔡.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
[5]韩喜平. 中国农户经营系统分析[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 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A・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林万龙，孙翠清. 农业机械私人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7（09）：25―32
[9]许锦英.农机服务产业化是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J].中国农村经济，1998（09）
发表农业论文范文3
一、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是办好农民日报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
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一直强调的重大问题。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这一根本原则，对发挥新闻舆论的重要导向作用，对保持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对确保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志多次强调：“在坚持党性原则上，不允许有任何的含糊和动摇”。*3年9月23日，李长春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新闻媒体总编辑、台长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班第一期学员座谈时强调，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新闻宣传工作，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宣传，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定自觉地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做好团结的工作、稳定的工作、鼓劲的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努力凝聚人心，保持正确思想舆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共产党的党性在其主办和领导的新闻工作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我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新闻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新闻工作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党必须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民日报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加强和改进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报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把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活动推向深入，在新闻队伍中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广泛开展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教育，为开创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要切实加强报社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加强新闻队伍的作风建设，切实加强对新闻宣传的管理。要以提高报社中层干部综合素质为重点，进一步加强报社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干部队伍。
（二）坚持新闻事业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人民利益最忠实的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私利，这就决定了新闻事业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新闻媒体既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又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呼声，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
（三）坚持党的新闻宣传纪律
新闻工作不仅要遵守宪法、法律，服从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遵守党的新闻宣传纪律。离开党的新闻纪律，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新闻的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就是一句空话。党的新闻宣传纪律，大的方面包括：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无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得为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遵守民主集中制，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报道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维护国家利益，不得刊登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报道；保守党和国家秘密，严禁在报道中泄密等。具体来说，包括各种报道口径、报道要求、报道注意事项等。近几年来，我报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新闻法律、法规，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导向性的错误。
二、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社新时期的新闻宣传工作，促进农村报刊文化的繁荣昌盛
作为党和政府指导全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从实际出发，积极反映“三农”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宣传抓住机遇，城乡统筹，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部署和奋斗目标，帮农民致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不断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报刊文化，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文明和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农民素质，替农民说话；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要体察民情、依靠民智、关心民生、反映民意、谋好民利、顺应民心，不断满足广大农村干群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提高农民日报社所属的4张报纸（农民日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畜牧报、中国渔业报）的品牌价值，报社党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对报纸结构进行了调整，即以《农民日报》为旗帜，增强权威性、增加可读性、突出服务性，把报纸办成中央和农业部党组放心、广大农村干群欢迎的主流媒体。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国畜牧报、中国渔业报走向市场，突出行业特色与实用服务，搞好经营，争取主副并进。当前，坚持党性原则，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局，以正确的导向、崭新的风貌、较强的实力代表农村先进报刊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发展先进的农村报刊文化，必须充分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近年来，《农民日报》及3张子报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增强了经济市场信息的服务，宣传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报纸的“三农”财经特色进一步显露。“两社”合并前后，报社党委把提高新闻宣传质量当成工作的重中之重，突出涉农财经新闻，注重创意、选题和策划，特别是一些经济建设方面的组合报道、系列评论，引起了社会关注。*2年4月19日，我们用28个版推出了《中国蔬菜特别报道》，在一版刊登了本报记者采写的《海外突围的蔬菜产业》和《绿色会展经济正在崛起》，配以大幅照片隆重推出。当天报纸成了读者抢手的权威资料。类似这些报道，既有农民声音，也有市场议论，又有专家观点，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对农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的引导意义。在注重科技知识推广和西部开发宣传的同时，报纸行业特刊稳步发展，报纸财经味越来越浓，特刊内容从农机拓展到产经资讯、农业科技、无公害食品、农资、园林等十几个门类。行业特刊凸显经济服务的专业权威性，成为我们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大特色。《农民日报》创办20多年来，始终坚持替农民说话，帮农民致富的办报宗旨。新时期，我们从市场分析、行情预测、科普知识、致富信息等方面入手，注重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二）发展先进的农村报刊文化，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农民日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定位是“发言人”，即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同时也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喉舌，角色定位是“代言人”，即表达“三农”工作者和广大农民的意志。发言人和代言人的双重角色，决定我们既要坚定地讲政治，又要立足群众之中，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诚如同志所要求的：“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要讲究宣传艺术，增强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喜闻乐见”。为提高宣传艺术，我们精心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倡导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作品文风朴实、贴近生活，报纸不迎合、不媚俗，坚决摒弃腐朽的、落后的、低级庸俗的文化，抵御境外一切文化糟粕的传播和侵害；大力营造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弘扬主旋律，刊登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统一的精品。如我们开辟的“三个代表在基层”栏目，*2年春节前分层面、图文并茂地展开了扶贫济困的报道，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具体要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报纸是精神生产力，报社事业本身的发展既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其精神内涵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发展先进的农村报刊文化，要以广大农村干群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的宗旨不能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进一步贴近读者，报社*2年在读者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成立了报纸版面形式和内容改革研究小组，出台了《*3年报纸编辑工作改进意见》，提出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发挥优势，抓住新闻亮点和转变采编作风，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等一系列新闻改革思路。新闻实践中，我们较好地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农民心声统一起来，处理好了对党负责与对农民群众负责的关系，把握好正面宣传为主与加强舆论监督的关系，把党和政府要说的与农民群众想听的结合起来。上年“两会”的报道，大家精心组织策划，选题推陈出新，使我们的报道社会效果看好。如“正确对待农民保障农民工权益”专栏发表的《直面农民增收》等文章，成为“两会”热门话题。我们刊发的舆论监督稿件《郧西县石头标语大得出奇》、《没了畜牧兽医站谁把动物防疫关》等，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一些违反中央政策、违背农民意愿的行为进行了抨击，既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尊重新闻规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社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指导我们向主流强势媒体跨跃的精神动力。新时期，报社号召报社同仁要真学、真懂、真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抓住新闻的党性原则这个根本，确保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报纸，我们报社的共产党员，都要和党中央、农业部党组保持一致，做到令行禁止；必须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贯穿到报社事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报纸宣传服务艺术与热点引导的水平，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一）坚持党性原则，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最近十几年，新闻界甚至我们的各级党报同社会一样，“经济政治学”讲多了，处处追求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一词听得就少了。我们天天在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守关把关，使舆论的声音不要走调，但那是被动地保持一致，还谈不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实践。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同志高度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导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它揭示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农民日报长期以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坚持政治家办报，把着眼点放在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上，把正确的导向体现到新闻宣传的各个环节，贯穿于新闻宣传的全过程。
（二）坚持党性原则，必须遵循新闻规律
坚持党性原则与遵循新闻规律的关系是一致的，紧密联系的，绝不能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一方面，要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就要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充分认识、把握新闻规律；另一方面，遵循新闻规律，就能从新闻工作的特性和实际出发，增强舆论引导的辐射力和穿透力。当前，片面理解舆论导向和新闻规律关系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在新闻宣传面貌改进不大，水平提高不快，效果显示不足等方面。因此强调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将舆论导向与新闻规律相结合，首先要求我们把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统一起来。我们的新闻工作就是要宣传党的主张，用党的主张去统一思想，引导舆论，但宣传一定要依靠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寻求宣传价值与新闻价值的最佳结合点。其次，要把正面灌输与信息传播统一起来。舆论导向要正面灌输，然而绝不能变样为空洞的说教、简单的演绎、一般的号召，而是要善于运用新闻手段，通过信息传播为载体来实现。最后，要把传者主导与受众需求统一起来。
（三）坚持党性原则，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产品也是商品，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精神文化产品作用于人们的心灵，对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兴趣爱好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就要求重视社会效益。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必须讲求经济效益。农民日报是国家差额补贴事业单位，已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就需要在创造最佳社会效益的同时，力求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
发表农业论文范文4
一、以农立国派
“以农立国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章士钊、董时进、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以农立国派”主张复兴农村，主张振兴农业从而发展 工业 ，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农立国”的原因。（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深厚的农本观念和农业生产经验，“以农立国”可以充分发挥优势。（2）基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优劣之分，所以应该“以农立国”。（3）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先行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路径。“乡村建设派”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认为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理念是中国的问题既非 政治 问题，也非经济问题，而是文化和 教育 的问题，认为中国的问题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
对于“以农立国派”可以做如下的判断：第一，梁漱溟和晏阳初他们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识字教育、乡村卫生、农业推广、经济合作、农民自卫以及整个县政建设，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二，“以农立国派”的思想所蕴涵的农业文化理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农业的意义，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 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章士钊基于政治道德和 法律 习惯的差异对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分析，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区别：后者充满着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贪婪，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界日趋严重的对立，而前者则蕴涵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当然，“以农立国派”也存在不能正确认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没有找到农村衰落凋敝的真正原因等问题。
二、以工立国派
在这次大的论战中，“以工立国派”占据了主流，原因是众多学者深为中国发展落后局面所震惊，急于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以工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恽代英、孙倬章、杨明斋、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以工立国”的优点：（1）从经济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经济扩张时期，中国不发展工业，必然受制于列强的经济控制（孙倬章，1923）。（2）从政治层面而言，恽代英认为，能够以工立国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中国想要改变殖民地的面貌，改变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局面，必须发展工业（戴英，1923）。具体到国内的民主政治，孙倬章认为，两种分歧关乎保存****政体还是实现民主政治。（3）从 科学 技术文化的发展角度而言，如果不发展工业，将成为文化科学技术的落伍者（孙倬章，1923）。
第二，关于“以农立国”的劣势。孙倬章认为“以农立国”的诸多不利因素，而吴景超则将反对“以工立国”者分为四派，即夸大派、禁欲派、因噎废食派和畏难退缩派（吴景超，1934）。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途径。“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吴知认为，发展工业在资金、人才技术以及机制方面采取如下途径：（1）工业生产的资本问题，就是要“强迫统制消费”，储蓄资本。（2）人才和技术，就是要“积极普遍推行生产的教育与训练，培植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救济失业的有用青年”。（3）要“讲求科学管理和生产统制”（吴知，1936）。很显然，吴知在这里所谈及的关于生产统制的问题在另一位“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张培刚那里得到呼应。
第四，“以工立国派”对农业问题的看法。“以工立国派”强调发展工业，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比如，孙悼章在主张发展工业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一些政策：如设立农业银行，提倡信用协作，从经济上援助农民；从法律上，在地租契约方面给予农民以法律上的保护；从教育上，设立农校，使农民接受普通的农业知识，提高农业的生产力等（孙倬章，1923）。张培刚更是在这一论战的过程中提出了广义工业化的概念，进而阐释农业的基础作用（张培刚，1938）。
“以工立国派”所提出的关于工业化所需的资本来源、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才培养以及工作机制的思考至今仍有许多借鉴意义，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对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振耳发聩。不足之处有二：其一，他们中如袁聘之所强调的要与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合作，要求政府维护关税、货币的独立性，阻止外国商品的涌入，扶持和发展民族工业，但在当时“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其二，在论争中表现出寻求工业化“捷径”的意图，存在盲目崇拜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倾向，对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路径和复杂结构分析还略显粗糙和肤浅，对社会转型期的各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调和派
与“以农立国派”和“以工立国派”不同的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有学者试图要超越“以工立国派”和“以农立国派”，走第三条道路，但这一派人数不多。他们打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幌子，骨子里还是小农经济的思想。“调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郑林庄和杨铨等人。
郑林庄主张，要超越“以工立国”和“以农立国”，在农村发展合作社工业，这也就是郑林庄提出的试图超越“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第三条道路”。为什么不能走吴景超所主张的“都市工业”的道路而只能走他所主张的“农村工业”的道路呢？郑林庄认为，“都市大规模工业是要具备了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得到长足发展的：（1）一个能够自主的国民经济；（2）一片可做工业化必然产生的过剩生产的销售之尾闾的土地；（3）一群真实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民众”。郑林庄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国都不具备，而培植农村工业则行得通。郑林庄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一个从理想化农村工业发展到都市工业的模式（郑林庄，1935）。张培刚对郑林庄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第三条道路走得通吗？》一文中谈到：“我们承认中国经济建设，应走上工业化的路径，同时也承认由农业社会的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达到工业社会的阶段。但是农村工业是否能作为二者间的一架桥梁，在 目前 的中国，究竟能否使国民经济的基础树立起来，我们却有几点意见。”张培刚主要通过对工业生产日益标准化和合理化分析，说明发展农村工业是行不通的，工业化才是正途（张培刚，1935）。调和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铨也提出过“工与农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的思想（杨铨，1923）。客观而言，“调和派”的很多想法只能说是空想，在实践中更是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在当时的争论中，这一派的声音显得非常微弱。
四、先农后工派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先农后工派”认为应先行复兴农村、振兴农村，才能进一步发展工业。“先农后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漆琪生和翁文灏等人。“先农后工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先行发展农业对于复兴农村、振兴农村的重要性。（1）先行发展农业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要条件。（2）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必须先行发展农业，振兴农村。（3）复兴农村和振兴农村对于社会稳定的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先行发展工业缺乏现实的客观条件。漆琪生认为，如果先行发展工业，那么，现实的状况就是，“帝国主义之抑制与摧毁”，同时，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不能采取有效的关税保护政策，其结果是中国幼稚的工商业不可能存活下来（姚溥荪，1935）。
第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循着上面的思路，翁文灏则进一步提出了“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思想。“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翁文灏，1940）。
第四，“先农后工”的路径，就是要建立农村合作社，从而变革农村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在漆琪生看来，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关系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要革新农业生产关系，建设新的农村经济体制（漆琪生，1935）。
应该说，“先农后工派”在立国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置于同等重要的程度，只是由于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强调其发展次序和着重点的不同。特别是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口号，是综合了各方观点所长，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但是，“先农后工派”也是避免涉及政治问题，把讨论仅仅限于经济层面。漆琪生就不主张在农村建设中谈论政治问题，原因在于“假如一定要将政治问题牵入，则不仅问题讨论的范围益增扩大， 内容 益增复杂，而且还将因政治问题解决之艰难，容易陷溺于悲观的宿命论者之泥沼，坐听政治的裁判，放弃一切经济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农村建设故然没有成果，工业建设亦将是同一的运命”（漆琪生，1935）。由于缺乏现实的制度保障，“先农后工派”的许多思想也就仅仅限定在 理论 层面。
五、革新制度派
无论是“以农立国派”的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工立国派”的袁聘之 发展 民族 工业 的思路，还是“先农后工派”的漆琪生关于变革 农村 生产关系、建设农村新的 经济 体制的设想，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强调与现政权合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理想的幻灭以及他们思想和 理论 在实践中的破产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 中国 发展道路根本所在，中国农村发展 问题 的根本所在，关于这一方面，“革新制度派”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革新制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千家驹和许涤新等。“革新制度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革新制度”的必要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以何立国？为何必须首先要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从 政治 层面而言，取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是讨论“以何立国”的首要问题，只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局面，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才有资格谈论“以何立国”。
第二，如何“革新制度”？在“革新制度派”看来，首先要****旧的政权，建立新中国。随后为了使中国工业化，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途径，必须做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办法，扫除农村的封建关系。这才是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工业化应走的道路（许涤新，1940）。
“革新制度派”的许多思想后来得到了印证和实现，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实行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的许多举措，中国 社会 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初步建立，恰恰表明了“革新制度派”的观点，那就是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农村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中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讨论和实现立国问题。
六、若干思考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关于中国究竟是要“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争论，可以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先贤们无论处于怎样的立场，他们对于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满腔热情和理性思考。同时，也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1.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的这场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作为深受西方列强侵略之苦、之辱的中国的知识界，为了自强图存而对中国发展方向所展开的进一步的争论和深入的思考。他们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民族主义回应的同时，对西方的文明估价由最初的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进而涉及到精神领域，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历史 进步。
2.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大论战之一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争论的分歧实质，是中国的知识界的文化方面分歧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进一步深化和反映。在1920年代，当论战刚开始时，双方的阵线分明：所有反对中国大革命的封建顽固派，阻止新思潮反对新文化的国粹派和“甲寅派”，以梁漱溟为代表鼓吹复兴中国文化的新旧调和派等等，都属于“以农立国派”。而“以工立国派”的阵营则都鼓吹新文化运动，甚至是西化论的主张者。
3.论战在最初表现出应景化、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论战的各方对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革，对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比如，“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两派的争论表现出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二元化思维模式，认为农业化就是恢复小农经济或小生产力的农业经济，而工业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计常常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论争仅仅限于理论的层面，缺乏实践的基础。随着论战的深入，各派思想的碰撞，论战的简单化和理想化倾向才逐渐改变。
4.“以农立国派”、“以工立国派”和“调和派”的思想反映了他们没有弄清农业与工业、农村和城市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辩证关系。他们或片面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故而主张复兴农村；或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重要性，而主张发展工业、繁荣都市；或者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进行调和折衷。故而用翁文灏的话来说，这几种主张“各有其长处，分开来看，都觉得太偏，合起来说，才是正道，二者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分的”（翁文灏，1940）。因此，作为“先农后工派”的代表翁文灏提出的“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可能更切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但毋庸置疑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这一点，“革新制度派”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认识显然又超越了上述四派。
5.这场论战表明，农村的真正出路、中国发展的真正希望是****旧的政权，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奉行改良主义的路线，只是在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而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其结果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生产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衰落，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郑大华，2006）。
发表农业论文范文5
【关键词】金融深化 中国农村经济 发展 改革
约在1973年，有关学者便提出了金融深化有关理论，其中诸多问题的涉及和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中主要问题集中在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有关性之间的内容研究，研究成果显著。有关学者通过近30年的数据来分析世界80几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情况和该国家资本形成的状况，综合分析了国家内部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还有部分学者在不同的角度和方向研究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
一、相关理论分析
（1）金融压抑理论。国际著名学者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压抑理论，并指出金融压抑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压抑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德尔快速发展造成强大的阻碍，限制了国家经济资本的快速形成，加之国家信贷配给制度的影响，严重降低了当前农业资金的利用效率，主要特点表现出：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完善，诸多中小型企业遭到排斥，导致资源配置呈现扭曲发展。②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导致国家的实际利率显著降低，最终降为负值。因此诸多居民的投资积极性较低，十分不利于资本的形成、拖慢了经济的增长。③政府常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将银行发放贷款的有关企业或者组织进行限制，由于该部分贷款利用率过于低下，导致资本的浪费现象。④一旦借款人贷款的利率较低，该部分客户将会将资金用于建设资金过于密集的企业类型，由此呈现出一个弊端，便是无法为劳动力富足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2）金融深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如果就金融深化和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理论方面内容分析看来，文章可以这么假设，假如人们的储蓄可以自动转移到相应的投资项目上，其中将Q作为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将y作为农村经济的实际收入，将K作为当前农村经济中的真实资本量，当前农业的生产总数则可以用y=QK来表示。
（3）实证结合结果。就理论分析的结果看来，当前金融深化对经济的主要作用机制包含：利率影响人们储蓄，储蓄情况影响投资，投资情况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如果将g作为当前农村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将Y看成农业的总产值，s表示为农户和农业的整体储蓄，I作为农业的总投资，将H作为农户及农业储蓄之间进行投资转化的特定比率，将s看做农户和农业的整体储蓄率。由此显现出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包含s、H和农村资本―产出比三部分。计量模型由此建立，即g=f（R、M、I、Q、S、F），详情见表1。其中的g代表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即农村经济增长率；R代表农业经发展中的实际利率，M代表当前农村金融的主要发展指标，I表示当前农村投资的整体数量，Q可看作是当前农村投资的整体效益，S表示当前农户经营农业形成的农业经营储蓄，F则是当前资本主义市场整体的发展状况。
就当前回归分析的结果看来，各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一样，综合分析得出，该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受到不同特点影响，除此之外，分段回归的形式较于整体回归强度更大，主要内容体现在R2和F数值的不断增加。
（4）结果分析。根据前文分析的理论模型，采用以往的有关数据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进行农村改革的过程中约在90年代初呈现出一个重要转折，由此衍生出市场类型经济，自此短缺经济转换成过剩经济，自此之后经济体制也发生变化，计划经济体制顺利转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类型。除此之外，农村经济开始在资本市场的整体环境中进行融资，文章对整个区间进行分析，将诸多影响农村经济的变量划分，细致分析了各个变量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
二、结论
（1）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关。当前金融深化理论特别注重实际利率，基于实际利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其作用最显著的阶段出现在1978年和1989年之间。但自1990年之后，该种措施的关系不断弱化，因此政府意识到可能合适的控制利率更能够帮助我国经济的良好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和利率政策需要和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适应，保障其功能的充分发挥。
（2）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微弱。当前我国处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改革过程中应当将重点集中在提升经济的整体运作效率中，避免过度注重数量的增加。除此之外，农村资本主义市场的崛起，使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我国需着重发展当前我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不断提升融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调节作用，提升直接融资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储蓄转农业投资存在障碍。储蓄转向农业投资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其阻碍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可见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将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等问题放在第一位，由此来不断拓宽储蓄转向农业投资，在此基础上，加强控制金融投资的整体效率。
三、结语
文章指出，我国当前在改革金融深化理论和相应的利率政策过程中，需要和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适应。我国在进行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将工作的重点集中在提高农村金融的运作效率内容上，尽量避免数量上的不断扩大。且改革过程中需不断完善当前国内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使其愈加完善，真正提升改革效果，完成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剑英，黄春旭.民间资本金融深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J].管理世界，2013.
[2]陈雷生.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视角[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14.
发表农业论文范文6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论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诞生。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战略论、改革动力论、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奠基性作用。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国内外和经济风险、自然灾害等种种考验，在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创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透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21世纪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随着改革开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变。即新农村建设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原因，我国新农村建设还存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方面：农业，是指以土地、水面、草场、山林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产业群的总称，是第一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据了解，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供销体制，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此外，我国部分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传统农业还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村方面：社会主义建设，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的确如此，近年来，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农村中也随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农村中社会稳定问题，农村建设问题，等。据调查，农村建设缺乏统一规范，农村中脏、乱、差现象较突出。显得“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
农民方面：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已否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成败。据调查得知，农民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科学文化知识浅薄，农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农民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农民认识不足。三是“上学贵”、“看病难”“住房难”仍然是农民面临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农村建设
第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一是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二是正确认识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抓住“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这一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三是科学判断当今国际国内形势，勇于应对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抓住各种机遇。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国之间交往日益密切，给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随着文化的相互渗透，思想相互交融，使我国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所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保障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二、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农村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物质需求。发展生产力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现阶段，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劳动生产力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走产业化发展道路等，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基石。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注重经济建设，更应注重文化发展，广泛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分利用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粮食。
最后，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同样，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要牢记这一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农村建设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第三、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新农村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首先，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即将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要依靠农民，尊重农民，发动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首创精神。不断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其次，建设新农村必须注重全面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可靠的政治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化条件等。因此，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政治、文化、社会等全面的发展。再次，新农村建设必须注重各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据调查显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轻重失衡，各方面不协调现象突出。故在新农村建设中一定正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一定按“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