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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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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相互融合的。
绪论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金融与贸易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间经济关联的重要渠道。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过程更是有力的突出了这种变化。
分析
所谓金融发展，简单来讲就是指金融业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金融机构结构、金融工具结构等金融结构作出的相应调整与变化，其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更优越的金融条件。
在金融发展趋势下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变化是怎样的，随着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凸显，金融发展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各国间贸易业在对金融业发展发挥着能动作用。
国际贸易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对外贸易，它是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形成国际贸易的两个基本条件是:<1)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国家的形成。
首先，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
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 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可分为商品结构、地区结构
从商品结构上看，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较强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在对金融依赖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并大量生产与出口。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结构升级，进而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改善。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金融发展60年，60年的中国金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给新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更多合作关系，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在这6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成为世界贸易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日益崛起，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也更加开放，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国力更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产品结构也随金融业的发展不断升级。
从地区结构来看，由于金融对贸易的支持、服务及风险分散作用，地区金融越发达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就越大，容易出现 “马太效应”，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越发达的地区，贸易就越发达。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业发展之首，其贸易发达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国际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等。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成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减少风险和损失，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美国、欧盟、日本的一些大企业在国际上有着超强的竞争力，这往往得益于这些国家发达的金融业。
金融发展影响国际贸易关系
2007 年9月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至今尚未平息，并且引起了全球性的连锁反应，信贷危机从美国扩散到全球。2008年9月，有着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美林银行被贱卖、美国国际集团获政府资助、华盛顿互惠银行倒闭……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人们金融危机渐入高潮。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引发的关于经济衰退的担忧也日趋升温。美国银行倒闭频率创下新高，在这种大形势下，国际贸易结算不可能独保其身。美国的经济地位动摇，各国间贸易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此可见。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发展是成正相关的。
其次，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起到能动性的影响。
Blackburn和Hung (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 (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 (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 (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04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 (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泉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 (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贸易政策是金融调整的重要手段，适当的贸易政策能促进金融发展，反之则会引发金融业萧条。同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产品的开发，对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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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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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莫里斯•奥博斯特费尔德编著《国际经济学》
AvinashK.DixitandVictorNorman:”ProductDifferenceandIntraindustryTrade”from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
ElhananHelpmanandPaulKrugman:TradePolicyandMarketStructureM.I.TPress1989.
Imperfect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editedbyGeneMGrossman.M.I.TPress1992
BranderJ.A.andP.Krugman“AReciprocalDumping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2,pp313-321.
Harry.PBowen,EdwardE.Leamer,andLeoSveikauskas:”Multicountry,MultifactorTestsoftheFactorAbundance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87pp791-809.
Kai-yueWong:InternationalTradeandinGoodsandFactorMobilityM.I.TPress1997.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4
关键词：汇率冲击；异质企业；投资区位；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11306
一、引 言
21世纪初，以Melitz的“贸易对行业内资源配置与生产率的影响”一文为标志，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开始呈现出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新动向。Baldwin把基于异质企业的一系列贸易研究成果统称为“新新贸易理论”［1］。这一领域被称为是继新贸易理论、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之后国际贸易领域新的研究焦点。
目前，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基本形成两大体系：一类是以Melitz为代表，着重将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新贸易理论，并以此分析企业商业模式选择。其中，Melitz以克鲁格曼的差异化产品、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的异质性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行为，为企业生产率差异纳入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石［2］。Helpman等拓展了Melitz模型，进一步考虑跨国企业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即企业以出口还是FDI的形式进行国际化。其研究表明企业究竟是选择出口还是FDI行为，是由企业的生产效率预先决定的。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FDI，生产率处于中等水平的企业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在国内市场销售［3］。Bernard等将异质企业与新贸易理论以及产业间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关注贸易自由化下，企业、国家和产业如何相互作用，资源如何通过企业在产业内和产业间重新配置，全面考察了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同行业内异质企业（出口与不出口企业）的效率差异、贸易自由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等诸多问题［4］。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另一条脉络是研究企业内生边界的决策。主要是以Antràs为代表，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纳入一体化和外包的商业模式选择中。这是国际贸易理论借鉴其他领域的思想并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Antràs将GrossmanHartMoore产权分析方法的企业观点和HelpmanKrugman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模型分析跨国公司的定位和控制决策，强调了资本密集度和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决策中的作用［5］。Antràs和Helpman则将 Melitz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Antràs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进行结合，进一步考虑“不完全契约的摩擦亦存在一体化企业内部”、“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品”的情形，探讨契约的不完全性对异质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选择的影响，为研究企业全球化和异质企业的组织决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6］。他们提出：低研发密集度行业中，高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外包，较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而高研发密集度行业中，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倾向对外一体化。次之，倾向做外包。再次之，则倾向国内垂直整合。最低生产率企业，倾向做内包，甚至退出市场。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的多种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模式并存的局面。Acemoglu等则更进一步拓展到“存在多种中间投入品、多边不完全契约”情形下的企业生产模式决策［7］。Antràs和Helpman将他们前期的研究模型一般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提出契约制度的变化会对企业组织形式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观点［8］。
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进行文献述评。其中，一些研究集中于Melitz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线索［9-10］。如“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陈丽丽［9］）；“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洪联英，罗能生［10］）。另一些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契约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11-12］，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孔凡保［11］）；“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张杰，刘志彪［12］）。还有一些研究则同时对新新贸易两个研究体系进行介绍［13-14-15］，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盛斌，马涛［13］）；“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唐铁球，汪斌［14］）；“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田文，刘厚俊［15］）。
以上国内外有关新新贸易理论方向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都忽视考察汇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对异质性企业在商业模式选择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借鉴新新贸易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Antràs和Helpman［6］模型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因素对异质性跨国企业投资区位和生产模式决策的效应。与该模型不同的是：首先，本文着重考察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变动（如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模式和区位选择的影响规律。其次，关注的视角不同。笔者立足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汇率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和由外包牵动的“贸易流”的相互影响，这对于目前汇率频繁波动下的中国如何保持涉外经济的平稳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为研究汇率冲击对跨国企业生产区位和模式决策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两阶段的分析过程：第一阶段，不存在汇率冲击条件下，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包括区位和模式）。第二阶段，引入汇率冲击，再次考察跨国企业的生产决策变动。从中发现跨国企业如何随着汇率冲击的幅度和方向性变化做出有规律性的反应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吸引“外资”和“外包”量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根据跨国企业的运作模式，本文构建了一个从事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多国框架：位于发达国家（国0）的研发企业；位于两个发展中国家（国1和国2）的加工企业（两国具有竞争性）；国际市场，如图1所示。位于国1的制造企业是本文研究对象。
图3 发达国家研发企业随汇率冲击预期幅度
调整生产决策（ωσ>1+σlnω）
图3中，横坐标表示汇率预期波动幅度，左侧表示汇率升值，右侧表示汇率贬值，越远离原点，表示汇率波动幅度越大。其中，Δq*1表示π1o与π2o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Δq*2表示π1v与π2v利润曲线重合时的汇率预期波动幅度临界值。纵坐标表示不同效率的研发企业，效率越高则纵坐标越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纵轴放大，其含义表示确定性下（汇率冲击为零）研发企业的生产方式最优决策排序。目的就是方便与不同程度和方向汇率冲击下的决策排序结果做以对比。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对发达国家研发企业的生产模式和区位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影响。总体上看，汇率冲击（不论方向如何），在本质上不改变Antràs和Helpman［6］提出的基本决策排序结构：低效率研发企业选择留在国内发展，中等效率研发企业选择外包合作，而高效率研发企业则选择一体化合作。不过，如果站在汇率冲击国的角度看，汇率预期升值的情况下，国际合作业务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更高的竞争性国家。并且，具体路径是“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这种选择的结果在确定性情形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研发企业的决策排序在汇率冲击下还是出现了明显变化。
另外，汇率冲击还影响到决策转换阀值点的位置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调整。具体地，随着汇率预期渐进贬值，决策转换阀值点θ1和θ2均前置，且贬值幅度越大，前置越多。关于决策阀值点位置的判定比较复杂，取决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工资差异的大小。具体地，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1+σlnω时，决策阀值点的调整路径为：均后置前置（外包），后置（一体化）不变（外包），前置（一体化）；当相对工资水平满足ωσ
四、主要结论
首先，随着汇率冲击幅度和方向的不同，发达国家研发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当预期汇率趋向贬值时，国际外包的业务量将不断萎缩，而直接投资相应扩张，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研发企业增多；当预期汇率趋向升值时，国际合作业务将陆续转移到其它工资成本较高、汇率相对稳定的竞争性国家，此时，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效率门槛因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对工资差异度而出现一定程度的降低或提升。
其次，根据冲击幅度和方向的差异，汇率波动对研发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一是从受到汇率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看，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当汇率升值幅度较为显著时，升值导致的利润损失将抵消该国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空间，汇率冲击会引发跨国企业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区位决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升值幅度越大，则原有决策及转换排序改变的程度越大。二是当汇率冲击处于相对微幅的升值和整个贬值区域，汇率对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与该国工资成本的比较优势相互叠加，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决策转换排序，此时的汇率冲击只是起到调整决策转换阀值位置的作用（如超前或滞后）。
总体上看，一国货币升值会导致该国参与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减少，国际业务量相应地转移到其“竞争伙伴国”，具体路径为“先外包转移，后直接投资转移”。随着升值幅度加剧，该国承接的外包和直接投资都将陆续被“挤压”。相反，汇率贬值可能会导致该国国际合作的机会趋向增多，并且承接的直接投资对外包业务（及其产生的贸易）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通道，尽管拥有劳动力成本廉价的比较优势，在升值的幅度问题上还是需要审慎对待，这对于维护我国“贸易流”和“外资流”的可持续性以及劳工的稳定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E.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 ［R］.NBER Working Paper，2005.
［2］ Melitz，M.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3］ Helpman，E.，Melitz，M.，Yeaple，S.Export Vesus FDI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94）：300-316.
［4］ Bernard， A.B.，Redding，S.J.，Schott，P.K.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7，（74）：31-66.
［5］ Antràs，P.Firms，Contract and Trade Structure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1375-1417.
［6］ Antràs，P.，Helpman，E.Global Sourcing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3）：552-580.
［7］ Acemoglu， D.，Antràs，P.，Helpman，E.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7，97（3）：916-944.
［8］ Antràs，P.，Helpman，E.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 ［M］.Americ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9］ 陈丽丽.国际贸易理论新动向――基于异质企业的研究 ［J］.国际贸易问题，2008，（3）.
［10］ 洪联英，罗能生.出口、投资与企业生产率：西方贸易理论的微观新进展 ［J］.国际贸易问题，2008，（7）.
［11］ 孔凡保.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10）.
［12］ 张杰，刘志彪.契约实施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评述 ［J］.经济学动态，2008，（10）.
［13］ 盛斌，马涛.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方式：文献综述 ［J］.国际经济评论，2007，（1）.
［14］ 唐铁球，汪斌.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J］.社会科学战线，2008，（4）.
发表国际贸易论文范文5
[关键词]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实证研究；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8-0037-05
1 引 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中期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研究表明中国的两者不仅存在替代关系，还存在互补和促进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都迅猛发展，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进口第二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对外直接投资30多年来增长近1500倍。基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的理论发展和中国对外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水平，本文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2 文献综述
传统研究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置于不同分析框架下，使两者研究长期处于隔离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开始将二者置于同一研究框架下并寻求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传统研究如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都认为自由国际贸易排斥国际直接投资。在严格的前提假设下，贸易是一国最明智的选择，不考虑对外直接投资。蒙代尔最先提出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即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障碍会产生资本流动。约翰生进一步分析了禁止贸易引致投资时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Beldelbos（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尔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
然而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贸易和投资都是商品和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的结果，同时，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更多人开始研究投资促进贸易的理论。小岛清（1973）提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促进关系。马库森（1983）和斯文森（1984）也证明商品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将相互促进，在一定条件下互补。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项本武（2005）基于2000—2001年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出口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性和进口替代性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了从东道国的进口。党远鸿（2009）选取了联合国经贸会议和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分别研究，发现数据选取会影响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关系。卓凤莉（2012）通过建立耦合性关系模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两者关系为相互补充，而发展中国家的两者关系常表现为相互替代。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规模还是效益仍处于初级阶段，且不同数据库得到的统计数据不尽相同，对实证分析结果产生了影响。本文将从数据跨度和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期挖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3 中国外贸与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3.1 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1982—2011年都得到迅猛发展。在进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78%的增长，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在出口量方面，中国平均每年保持17.2%的增长，同样除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量明显下滑外，其余各年基本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在出口目的地区方面，本文选取了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五个地区进行分析，其中欧盟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合作伙伴。如图4所示，自2007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出口额之后，欧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合作伙伴，2011年，中国对欧盟出口额达到了3560亿美元。而中国香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也重要突出，2011年也达到了2680.25亿美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出口迅猛发展，凸显出贸易大国的地位。这既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也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另外，需要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商品结构相比偏低，出口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进口则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而且，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压力下，中国出口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我国大量以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的加工型产品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导致出口减少。
3.2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企业也不断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图5中，198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当年流量）为0.44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88.11亿美元，2011年稍有下降，为651.17亿美元，较1982年增长了将近1500倍。21世纪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增幅缓慢，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提升，外汇储备规模扩大，中国的对外投资额显著上升。
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点地区分析，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较大的几个地区分别为欧盟、东盟、澳大利亚、美国和俄罗斯，其中中国在欧盟直接投资额达到75.61亿美元，在东盟直接投资达到59.05亿美元。可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体现向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聚集的现象，而是根据中国跨国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选择适宜的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无到有，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波动性大，缺乏持续性；投资方式属于典型的国家推动式。在中国宏观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相信中国在未来数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东道国的选择面临进一步扩大和在国际直接投资各国的比较中地位进一步上升等目标。
4 实证检验
为了分析中国1982—2011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中国年度进口量、年度出口量、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进行因果检验。
4.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对外贸易数据选取1982—2011年的出口额（Export）和进口额（Import）年度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FDI）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sFDI）数据选取1982—201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公布的数据。利用STATA 12.0处理数据。
从表6可以得出，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出口额不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出口额的增加不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而在滞后1、2、3期，都接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是进口增长原因”的原假设，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不会促进进口额的增加。结果表明，进口额增加与对外投存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中国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额的增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大国。但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口贸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冲击非常大，为保证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健发展，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的构建将显得非常重要。另外，欧盟和美国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合作国家和地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受此两个国家（地区）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中美汇率战和西班牙抵制中国制造的产品等事件频繁发生的国际关系中，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将对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2）自1982年以来，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发展迅猛，2011年对外投资流量达到了651.17亿美元，存量达到了2984.11亿美元，较1982年的水平增长将近1500倍，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
（3）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而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国在进行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扩大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将外汇储备用于对外直接投资之中，促进了“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5.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且国际贸易地位不断突显的背景下，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结合中国加入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总的方向是要贸易自由化。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而进口贸易将得到正面影响，中国政府应维持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同时应让升值幅度在中国出口贸易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另外，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主要依靠价格优势进军国际市场，受市场需求影响相对较大，中国政府应致力营造良好的双边与多边贸易环境，保障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2）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不断地发展。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议和其他相关的保护协议，保障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资本安全；另一方面应该引导相关产业的“走出去”，进行鼓励和扶持政策，培育在国际范围内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3）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保护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激发中国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面促进作用，在出口赚取外汇后，可将外汇转换为信贷资金等形式促进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Lionel Fontagné.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International Trade：Complementsor Substitutes[J].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1999/03.
[2]Raymond Vermond.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5）：190-207.
[3]Seev Hirsh.A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ory of the Firm[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6，28（7）.
[4]戴志敏，王义中.国际投资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5]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2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6]顾建清.FDI与中国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
[7]党远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8]陈立敏.贸易创造还是贸易替代：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0（4）.
[9]张晓涛.从替代、互补到交叉与融合：试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J].经济师，2004（1）.
[10]张二震，方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学研究，2004（5）.
[11]张楠.国际投资的贸易效益研究[J].北方经济，2008（11）.
[12]施宏伟.我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1.
[13]张春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学术交流，2012（7）.
[14]胡恩同.黄金的双重属性与其价格决定机制[J].黄金科学技术，2005（5）.
[15]高峻航.中国跨市场黄金投资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9.
[16]潘轶明.黄金金融属性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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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汇率
中图分类号:F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33-06 收稿日期:2010-06-2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货物贸易,使对外贸易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服务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十分迅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2年的45.3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60.3亿美元,增长了67.5倍。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在这26年间由20.24亿美元增加到1471.1亿美元,增长了近72.7倍,并且其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64%提高到3-8%,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8年的第5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5位。然而,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同时我国服务贸易自从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表现为持续逆差且呈现扩大的趋势。为了适应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有必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因此,研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十分必要。本文拟对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服务贸易的研究开始于传统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Deardorff(1985)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服务贸易的发展。后来国外学者进一步探讨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的决定,比如Jones等(1990)运用“服务链”来探讨规模经济条件下服务贸易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生产过程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服务链”,同时“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的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Porter(1990)的竞争优势理论也被引入国际服务贸易的研究领域,分析服务贸易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内在联系,指出服务贸易将给厂商甚至贸易国带来强大的竞争力。
国外学者对于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比如Bhagwatifl984)把34个国家根据人均收入分为6组,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国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越高,则劳动力回报与资本回报的比例就越高,即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服务成本高,而资本密集型服务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则相反。由此可知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有优势。Hoekman和Karsenty(1992)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法”分析了不同收入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结论表明人均收入在6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在服务贸易上拥有较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Hardin等(1997)指出FDI在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把FDI在服务贸易相关产业股票和流动市场上的价值算上,其对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将会更大。Markusen等(1999)指出由于服务的不可贸易性或者贸易的高成本,外商直接投资是在国际间进行服务交换的最好方式。Hoekman和Primo Braga(1997)阐述了技术进步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在电信业中,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提高服务的可贸易程度,使得信息集中的服务活动的生产和销售变得便利。Tori等(2001)利用美国和其27个贸易伙伴的数据分析了贸易额、信用评级和汇率三个因素对美国银行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较大的贸易额和较高的信用评级会减少美国银行服务的出口,而汇率市场的压力会增加美国银行服务的出口。Denise等(2006)在一个标准的CGE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的服务部门,指出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产生正的竞争效应、产品种类多样化的效应和服务部门效率提高的效应。综上可知,国外学者主要关注要素禀赋和某个因素对于服务贸易的影响。
(二)对我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韩军(2001)研究了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决定一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因素除了自然资源禀赋外,最根本的因素是该围的人力资本状况。李静萍(2002)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赵景峰等(2006)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贸易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增长有促进作用。李杨等(2008)得出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货物贸易发展规模这两项因素与服务贸易规模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赵明亮等(200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对服务进出口额有显著正影响:陈文婷等(2008)选取服务业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度、科学技术投入、货物贸易额、城市化水平、汇率这些变量研究它们对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影响,结果表明货物贸易、科学技术投入对服务贸易出口额有正影响且影响较大,其他因素也都有正的影响,但是汇率与服务贸易出口负相关且影响不大。殷凤等(2009)利用1990～2005年14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采用Panel Data回归分析方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商品出口额、服务开放度和国内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出口均有显著正效应。本文将尝试选取多个变量作为影响因素,利用实证检验全面考察影响服务贸易的因素,从而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二、我国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利用我国1984～2008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IMF数据库以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中心的数据库。本文拟引入多个变量以全面考察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因素,因变量为服务贸易出口额(SE)和服务贸易进口额(S1)。选取的自变量有:人均国民收入(X1)、货物贸易出口额(X2)、货物贸易进口额(X3)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X4)、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X5)、国内
服务业发展水平(X6)、人力资本(X7)、服务贸易开放度(X8)和汇率(X9),共9个解释变量。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的均利用历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价换算成人民币,然后利用定基比消费价格指数将SE、SI、X1、X2、X3、X4、X5折算为实际余额,其中定基比消费价格指数是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比价格指数换算而得,换算后k22000年为基期。
1 人均国民收入(X1):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这不仅会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引致服务进口,所以选取该变量分析它对服务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
2 货物贸易出口额(X2)和货物贸易进口额(X3):许多服务贸易是伴随着货物贸易而产生的,货物贸易的发展会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李静萍,2003),所以选取该变量来衡量国内货物贸易规模。
3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X4):基于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因此选取该变量来分析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4 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X5):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是国内关于该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的研究很少,故本文将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也选作一个影响因素,但由于这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故用该变量来代替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
5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X6):一般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反映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出于数据的可得性,用第三产业增加值来代替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提供服务的能力,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其在服务贸易竞争中就越有优势,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6 人力资本(X7):用高中及以上学历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人力资本状况。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是由传统服务贸易(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发展,所以推测人力资本是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
7 服务贸易开放度(X8):一国的服务业市场进入限制越多,壁垒越严格,开放程度越低,表明这个国家的服务业发展落后,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没有丰富的国际竞争经验。这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国内服务业的作用,但是限制壁垒使得外国的服务很难进入到本国市场,因此会对服务贸易产生抑制作用。故选取服务贸易开放度来分析制度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开放度由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
8 汇率(X8):和货物贸易一样,服务贸易中也涉及货币支付,汇率作为两种货币之间的价格比,有可能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本文拟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指标来分析汇率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的影响。
(二)主成分分析
由于本文所选的变量较多而且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在回归之前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利用Eviews5,O软件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控制异方差,先对SE、SI、X1、X2、X3、X4、X5、X9进行对数变换。
1 相关性检验:对9个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 主成分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X9与其他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对除X。外的解释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和表3。在表2中,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大于1且其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7.836%,因此,选取第一主成分来代替原来8个解释变量的信息。进一步,根据表3主成分系数矩阵,可得第一主成分表达式为:
F1=-0.34*X1-0.375X2-0.372*X3-0.344*X4-0.373*X5-0.352*X6-0.323*XT-0.347*X8
其中F1代表第一主成分,其包含了除汇率以外的8个解释变量的信息。
(三)回归分析及协整检验
先对SE、SI、F1、X9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南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SE、SI和X9在l%显著水平下是一阶平稳的,Fl在5%显著水平下是是一阶平稳的:
利用En譬le-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分析,第一步选取第一主成分F1和X9一起分别对sE和sI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1)式和(2)式;第二步对方程(1)和(2)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两个方程的残差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定,即两个方程的残差都是平稳的,表示SE和F1以及X9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SI和F1以及X9之间也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SE=-3.747-0.664・F1+0.199・X9 (1)
R2=0.993,调整后的R2=0.992,D.W.=1.981
SI=-5.376-0.777・F1+0.332・X9 (2)
(-7.033***)(-37.512***)(2.323***)
R2=0.988,调整后的R2=0.987,D.W.=1.406
注:括号里是t值、*、**、***分别代表在10%、5%,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为了定量分析每个指标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方式和程度,因此,进一步地,将第一主成分FI的表达式代入方程(1)中,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与SE的回归方程,如(3)式所示;同样将F1的表达式代人方程(2)中,可以得到各个解释变量与SI的回归方程,如(4)式所示:
SE=-3.747+0.226・X1+0.249・X2+0.247・X3+0.229・X4+0.248・X5+0.233・X6+0.214・X7+0.23・X8+0.19・X9 (3)
SI=-5.376+0.264・X1+0.291・X2+0.289・X3+0.268・X4+0.29・X5+0.273・X6+0.251・XT+0.269・X8+0.332・X9 (4)
(四)结果分析
1 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由(3)式可知,本文选取的9个解释变量与服务贸易出口额均呈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人均国民收入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会增加0.226%,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出口,这解释了在许多发达国家,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往往较大的现状;货物贸易出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会增加0.249%;货物贸易进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会增加0.247%。这表明货物贸易的发展确实会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这与其他学者得到的结论一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增加0.229%,外商直接投资不仅给我国服务业带来知识和先进技术,同样使我国服务业面对外来的竞争压力,这些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每提高1%,服务贸
易出口额就会增加0.248%,这说明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会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增强其供给服务的能力,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每上升1%即人民币升值1%,服务贸易出口额就增加0.19%,这表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服务出口。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0.233个百分点(本段所讲的百分点是指绝对量的变化而非百分比的变化)。这表明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会增强。人力资本的半弹性反映了高中及以上学历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0.214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向资本、技术及知识密集型转型,人力资本成为影响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出口额增加0.23个百分点,说明服务市场的开放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
2 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因素的分析。从(4)式可以看出,9个解释变量对服务贸易进口额均有影响,且呈正相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人均国民收入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64%,这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对服务的需求会增加服务贸易进口;货物贸易出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91%;货物贸易进口额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89%。这表明货物贸易里蕴藏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但这也反映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依赖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提高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68%,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我国对国外服务贸易的需求,促进我国服务进口;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每增加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29%,这表明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会促进服务贸易进口;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每上升1%即人民币升值1%,服务贸易进口额就增加0.332%,人民币升值使我国进口的服务产品变得相对便宜,因此增加了进口服务需求。
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业增加值占C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进口额增加0.273个百分点(本段所讲的百分点是指绝对量的变化而非百分比的变化),这表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国际服务品的需求,促进服务进口。人力资本的半弹性反映了高中及以上学历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进口额增加0.251个百分点,这体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促进服务进口。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半弹性反映了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导致服务贸易进口额增加0.269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贸易壁垒和限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国内的服务业,促进其发展,但是这会使得外国的服务很难进入到我国市场,影响服务贸易进口,对我国服务贸易起抑制作用。因此,减少服务贸易壁垒和各种市场进入限制,会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口。
三、简短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均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
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货物贸易出口额、货物贸易进口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对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汇率均显著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口。
第三,汇率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大于其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化货物贸易结构,推动服务贸易发展。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已居世界第一位,但是货物贸易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附加值低;而现代服务贸易则主要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货物贸易结构的优化对带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也会促进货物贸易结构的改善。
第二,提高国民收入的水平,同时注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高以及收入不公平会促使服务业需求不足,从而制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必须重视提高国民收入,同时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第三,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与扶持力度。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是制约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需要利用财政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加大对服务业的扶持。同时,通过多种手段吸引外资向服务业倾斜,因为外资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外资的引入会对当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
第四,加大对人才培养与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大对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支撑因素,因此我国必须加强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端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提高服务产品的技术含量,拉近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距离。
第五,完善服务业相关制度,深化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力度远低于制造业,这主要是我国服务业制度不完善所致。因此我国应加快服务业相关产业的改制,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服务市场竞争,发展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产业,同时,有效学习国外先进服务业的经验和技术,利用知识的外溢性促进自身服务业的发展。
第六,人民币适当升值。根据本文的结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均呈正相关即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加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汇率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大于出口,所以人民币升值应在适当范围内,以避免恶化我国服务贸易持续逆差的状况。
参考文献:
陈双喜,魏巍,冯林2008,国际服务贸易[M],大连:东北财经出版,社
陈文婷,李勇,陈宁2008,基于PLS模型的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影响,因素的分析[J]运筹与管理(3)
丁平2007,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9)
韩军2001,人力资本要素与国际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发挥[J],国际经贸探索(3)
李静萍2002,影响际服务贸易的宏观因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1)
李凌,杨先赞2008,服务贸易壁垒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J],时代经贸(3)
李杨,蔡春林2008,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5)
殷风,陈宪2009,国际服务贸易影响因素与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
赵景峰,陈策,2006,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和结构分析[J],世界经济(8)
赵明亮,何婷婷2008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J]服务贸易[1)
郑吉昌,夏晴2004,服务贸易国家竞争力的相关因素探讨[J],国际贸易问题(12)
